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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简单介绍一下王道士和藏经洞 -- 猫元帅
一、王道士简介
王道士姓王，大家都知道，但是名字叫什么，却是一个谜。根据他的弟子为他立的碑记载：王道士名圆箓，法号法真。但是圆箓这个名字怎么看怎么不像原名，仍然像个道教的名字。
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大约出生于1850年左右，死于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家里似乎很穷，没读过什么书。1856年麻城闹旱灾，王道士就离开了麻城。之后的经历没有什么记载。最后，他在九泉的巡防军中当了一名士兵。退伍以后就在酒泉出了家当了道士,师傅叫盛道。大约在1898－1899年的时候，王道士云游到了敦煌。
二、藏经洞的发现和王道士之后的活动
王道士到敦煌的时候，莫高窟前有三所寺庙，上寺和中寺住的是喇嘛，王道士只好到下寺安身。比起说藏文的喇嘛，讲汉语的王道士更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承认，所以很快就站住了脚跟。王道士到处化缘，为的是把莫高窟的佛龛改建成道教灵宫。他把一些佛像改塑成道教灵官，又把洞窟间的隔断打通，以便往来。毫无疑问，他的这些做法极大地损坏了莫高窟。
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对面是现在编号为16的大窟，是王道士改建灵宫的主要地点。为了清理洞口堆积到顶的沙土，他雇了几个伙计。根据当地百姓的传说，就在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一位姓杨的伙计发现甬道的壁画后面可能还有洞。于是王道士就在半夜和这个伙计破开了墙壁，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王道士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是洞里面的东西什么“价值”他还是十分清楚的。他挑选了一些精品送给了附近地官僚和士大夫，以换取一些功德钱。据说他最早赠送的人是当时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此人可能是他当兵时的上司。可是这个廷栋觉得这些写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得好，因此对这些东西没什么兴趣。王道士颇为沮丧。
后来，王道士还送了一些经卷和绢画给他的同乡、1902年出任敦煌县长的汪宗翰，汪宗翰又把其中的一些转送给了当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从叶昌炽的记载看，王道士在送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撒了谎，否则汪宗翰和叶昌炽不会认为藏经洞的文物“只有数百卷”“已为众人分完”。而且，如果当地的官员知道藏经洞还有上万卷这样的“宝贝”的话，也不会傻到不去莫高窟看一眼。
必须说明的是，王道士在送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有标准的。他选取的都是保存完好、书法和绘画精美的。这些东西即使比照全部的敦煌藏卷也可以算是精品。后来他把书法好的卷子留给自己，而把书法不好的和非汉文的卷子卖给了斯坦因和伯希和。
三、斯坦因和伯希和
斯坦因
1907年3月，斯坦因来到了敦煌，他得知藏经洞的事情后，一面在敦煌西北长城进行考古发掘，一面等待外出化缘的王道士回来。5月，王道士回到敦煌。斯坦因通过蒋师爷编造花言巧语，说斯坦因“是西方来的取经僧，要把唐僧带到中国的经卷取回去”诸如此类的胡话。反正最后是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被允许进入到藏经洞。
由于藏经洞里堆满了经卷，因此斯坦因就在16窟里面搭了个帐篷，晚上由蒋孝琬和王道士把经卷搬出来展示给他。等到经卷搬出来大半后，斯坦因进到洞里，把剩下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露出了最里面的壁画和石碑。最后，斯坦因用四个马蹄银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29箱卷子。藏经洞文献第一次大规模的流失了。
斯坦因搬出来的经卷
露出来的壁画和塑像
伯希和
伯希和在洞内翻检文物
1908年2月，正在新疆的伯希和在乌鲁木齐看到了两件敦煌写经，立刻赶往敦煌。由于他可以讲流利的汉语，王道士允许他进到藏经洞里面翻检。伯希和知道自己无法带走所有经卷，所以为自己订了几条拣选的标准：1、背面有非汉文的卷子。2、带有写经题记的卷子。3、估计未入佛藏的卷子。4、非佛教的典籍与文书。按照这个标准，伯希和把藏经洞里最为宝贵的一批文献挑拣了出来，给了王道士500两银子，扬长而去。
四、残卷的流失
1909年，伯希和来到北京，随身携带了一些藏经洞文献，使得中国学者第一次知道藏经洞和里面的宝藏。当罗振玉从伯希和那里知道藏经洞里还有东西时，马上提请学部收集。1910年，清学部电令何彦升将所余经卷悉数购买，运到北京。为此特拨银6000两，合敦煌市平银6918.4两。但是这笔钱大多被当地官府修了孔庙、补了城墙，只给了王道士300两做香火费，王道士对此大为不满。因此他把一些书法好的经卷偷偷藏了起来。1911－1912年，倭国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里买了200多个卷子。1914－1915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里买了300多个卷子。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花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里买了570个卷子。1923－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到了敦煌。此时藏经洞的文献已经没有了，王道士手里也没有了存货。华尔纳就以揭取壁画为目的。据他自己说，他给王道士送过礼，所以在他揭取壁画、搬走塑像的时候，王道士“毫无惋惜之情”。
五、王道士的结局
我们对于王道士的了解，仅仅限于他的墓碑和各个探险家的记载以及当地百姓的传说，就连那张王道士的照片也是来自于斯坦因的书里。其中探险家的记载相对比较翔实，但是随着藏经洞文献的瓜分殆尽，王道士的身影也渐渐的从记载中消失了。1925年，陈万里随华尔纳再次来到敦煌的时候，王道士避而不见。当地人说他因为受到百姓的谴责而得了精神病，也有人说他是装疯卖傻。从各种传闻来看，晚年的王道士生活得很痛苦，因为他受到当地百姓道义上的强烈谴责。以至于当王道士在1931年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子必须得到当地士绅们的允许，才敢为他立了一块泥制的碑。
王道士塔
后记
当我第一次知道关于王道士的事情时，我也感到痛心疾首，恨不得坐时光机回去把王道士臭揍一顿赶出莫高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的对王道士有了一些同情。我觉得把敦煌文献的流失都记在王道士一个人的身上，把他称为“卖国贼”、“罪人”，未免太过苛刻了。当面对莫高窟售票处对面的王道士塔的时候，我不禁感叹：1900年是什么时候？正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时候。大清朝割地赔款，把国家都快卖了，对于一个生活在偏远的敦煌郊外的没什么文化的穷困的道士来说，还能指责他什么呢？
蒋孝琬（？～1922），湖南人。现在我们对于他的了解，基本全来自于斯坦因的记录。字“yin－ma”，汉字不明，或称"蒋资生"，俗称“蒋师爷”。清光绪年间去新疆，在县、州行任师爷。光绪十五年（1889）后，一直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是斯坦因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斯坦因在敦煌考察收获巨大的关键人物与起主导性因素者。据斯坦因的记录，蒋氏身体状况很好，思维敏捷，能言善辨，文化素质较高，古文功底相当不错，对古物与考古有兴趣，也很见长于古物鉴赏。
光绪三十二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新疆喀什）代表马继业（George Mac artney）介绍，蒋氏以助手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同时教授斯坦因中文。他协助斯坦因处理庶务，疏通关系。帮助斯坦因诈骗到王道士保管的藏经洞经卷及佛画，记录和整理一路考古所得的资料，这些资料成为英国翟林奈及法国沙畹整理和研究斯坦因收集品中汉文材料的基础。光绪三十四年，受聘为英国政府驻疏勒总领事馆中文译员。
一路上斯坦因和蒋氏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斯坦因等人也对蒋氏尊敬有加，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讲，蒋氏几乎在他们考察过程中扮演了比斯坦因更为重要的角色。斯坦因对中文基本不通，这样一路上包括对出土物文字的释读、文物的认识与鉴别、资料整理工作都由蒋氏负责。更为重要的是斯坦因和当地政府官员的交涉，以及雇用人工，甚至于一些简单的基本生活问题，也是要由蒋氏出面，不仅仅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蒋氏本来是在官府做过事，因此深谙此道，加上他本身所特有的素养与气质，使得蒋氏在疏通关系方面出入自如，他们每到一地访当地官员，都是由蒋氏作为主要调节人，这样就为斯坦因的考察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与保障。
蒋孝琬对斯坦因的效力，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才智方面，就是在一路上的考察发掘中，蒋氏也是出力最多，有时形同于苦力。
蒋氏在斯坦因第二次探险中贡献最大的地方，就是在敦煌莫高窟和王道士的周旋，并最终成功地说服王道士，使得斯坦因满载而归。蒋孝琬是斯坦因首次在敦煌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的关键人物，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蒋孝琬就极有可能使斯坦因不会成功，也就极有可能使藏经洞文物免遭劫掠之命运。因此回顾一下蒋师爷是如何一心一意为斯坦因效劳，一味地毫无民族同情心地帮助一个外国人盗劫自己国家的宝藏，却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蒋氏对中国文化应是有很深的了解，作为一个读了一辈子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加上又在官府作过事，因此应该对祖国和本民族的文物古董的价值意义不会不知道。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全心全意帮斯坦因一路上大肆盗窃，从出苦力到文物鉴别、识读、材料整理分类，及运输一一操办。分析真正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有以下几点吧：
一是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本人对文物古董的兴趣爱好，正好借助斯坦因的活动满足了他的这一愿望，因为斯坦因也曾分给他一极少部分战利品。
其二，很有可能是他自己当时已不在官府做事，闲居在家，好不容易找了个差事，何况斯坦因也出钱给他，又是给有钱的洋人办事，多少有些崇洋媚外的感觉。或者说是蒋氏被斯坦因所持清政府颁发的护照所产生的心理的作用，以为斯坦因一定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其三是很有可能当时斯坦因给他什么重要的承诺，或者说他们二人之间有很重要的秘密，也就只有他们二人知道了。
蒋孝琬最为成功之处就是对王道士所做的工作，这也是他最终成为斯坦因笔下最为尊重人物的原因。只要仔细看一下他们在敦煌莫高窟与王道士的交涉，就可以知道蒋氏对斯坦因的忠心，也可以知道蒋氏对出卖祖国文物的不遗余力：
1900年5月，斯坦因已经开始进行丝绸之路上的三次考古搜索的第一次行程。第一次探险，斯坦因大获全胜。从20世纪第一年的圣诞节前后到次年的4月，斯坦因活动在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拉瓦克这些地方，搜罗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物。1907年，斯坦因再次踏上征途，目标是楼兰。但实际上为他成名提供机会的，却不是这次的目标楼兰，而是敦煌。斯坦因深深为自己不懂汉语苦恼着，他决定聘请一位中文秘书。在喀什，一个偶然的机会 ，斯坦因听说了一种叫"师爷"的职业，这种人深谙中国官场的内幕，并且对各种行政事务异常干练，又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斯坦因决定聘请一位这样的中国师爷。事有碰巧，喀什正好有一位蒋姓师爷旅居于此。
他们一行来到敦煌之后，起初在和王道士打交道的过程中，并不是十分顺利，因为王道士心存疑虑，加上官府也早已有令，不让王道士出卖藏经洞文物，要他看管好。斯坦因由于语言的障碍，也加上面孔的不一样，根本无法与王道士交涉。最后这一工作由蒋孝琬全权处理。等到他们最后达成协议，王道士同意他们查阅卷子，并一一为他们搬运。特别不可思议的是，24箱写本与5箱佛画的价值竟是斯坦因付给王道士少得可怜的几十个马蹄银，几乎等于白送。要知道王道士早在此前已不断拿写本与佛画送给官员和当地士绅，也出卖了不少，得到了不少的好处，他对藏经洞宝物的价值一定有所了解，否则何至于如此用心地管理，起初根本不让斯坦因他们看一眼呢！王道士之所以答应了斯坦因的要求，虽然斯坦因自己也编出了玄奘的故事，但是仔细想想不可能。作为一个文盲的王道士，在金钱面前恐怕玄奘没什么用处，其实玄奘故事的出演，也不外是蒋氏的阴谋与一手策划。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在于蒋师爷的努力，首先他一定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和王道士展开了没完没了的谈判，加上他们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完全可以说是老乡。王道士早年流浪在外，能在这里见到家乡人，何等地开心。蒋孝琬的过去与王道士相比而言辉煌，足以向王道士吹嘘半天。此外蒋氏又在当时的官府做过事，他们已经和敦煌当地包括县长在内的要员均有会面，因此完全可以借此向王道士施压，让王道士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最后王道士完全被蒋氏所控制，也完信任了蒋氏之言。
1913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蒋氏因病未能陪同，推荐一李姓师爷与斯坦因同行。
1915年，斯坦因携窃取的五百七十余卷敦煌写本带回疏勒，蒋氏为之整理，后来马伯乐的编目考释工作多得益于他的初步整理。
总之，蒋孝琬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敦煌藏经洞和中国西北文物外流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是愿意这些东西毁于战火毁在自己手上，还是愿意被外国的人抢走成为外国博物馆的收藏？
我对他说，我希望王道士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我希望这些东西在恰当的时候被恰当的人发现。
存在德国的很多壁画就毁于二战英美的轰炸,只留下几张照片.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歪曲成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