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陈寿挟怨作史说辨正 -- 曹仲德

陈寿挟怨作史，说出晋书。晋书陈寿传所说“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自清代史家朱彝尊、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群起攻难之后，现在已经少人采信。但这段记载依然有颇值留意之处，就是其中提及的诸葛瞻轻陈寿及陈寿贬低诸葛瞻。这个问题晋书在叙述时仅作为诸葛亮评价问题的附属部分带出，朱彝尊等在驳难时也不予重视，未加驳正即一并弃去。然而在较早期的传述中，却正是讲的诸葛瞻与陈寿的恩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董厥樊建传：“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和好往来”，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记曰：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晋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

当时樊建为尚书令，诸葛瞻与董厥共平尚书事辅政。按照孙盛异同记的说法，罢黜姜维改用阎宇原本是诸葛瞻跟董厥自己的意见，而陈寿归之于黄皓，在三国志中说“宦官黄皓等弄权於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又进一步据此指责执政者诸葛瞻与董厥对宦官弄权不作为，称“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这都是陈寿挟怨所造的不实之词。

陈寿以弄权归罪黄皓的说法，背景是黄皓与陈寿的素来不睦。晋书陈寿传所说“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是从陈寿的角度对当时情况所作的描述。所谓“大臣皆曲意附之”，也隐将诸葛瞻董厥指责在内。孙盛异同记则提供了和晋书立场相反的一段掌故，这则掌故为蜀地故老相传，孙盛以晋永和三年得之蜀人常璩。永和三年是桓温平成汉之年，孙盛作为桓温参佐从桓温入蜀，是他得以见到蜀人常璩并访问当地掌故的原因。孙盛制史好聚异同，裴松之称为“罔有所遗”，异同记所记陈寿挟怨作史之事，仅言及诸葛瞻而不及诸葛亮，应是孙盛未有所闻的缘故，即或有，也当是谬误过于明显而为孙盛所弃。

魏书毛修之传记载了另一个版本蜀地故老所传掌故，毛修之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毛修之少年时父为宋梁州刺史，“昔在蜀中”当是就从父居职而言，大抵为晋末宋初之事，去孙盛约三四十年。毛修之所闻说法和孙盛所闻总体情节类似，具体细节则颇不同，陈寿尝为诸葛瞻吏变成了为诸葛亮吏，相应的，陈寿挟怨作史贬斥诸葛瞻也变成了贬斥诸葛亮。按晋书陈寿传，陈寿元康七年卒，时年六十五。则当蜀汉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卒时，陈寿三岁。延熙七年诸葛瞻加军师将军，至景耀四年辅政，六年败亡之间，陈寿为十三岁至三十二岁。以年龄而论，陈寿可为诸葛瞻吏而不可为诸葛亮吏，而华阳国志也记载陈寿尝为卫将军主薄，当时为卫将军者，即是诸葛瞻。我疑毛修之所闻陈寿贬斥诸葛亮说，即由孙盛所闻陈寿贬斥诸葛瞻说流衍而来。与晋书同作于唐代刘知几史通又有：“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一句，当本毛修之说，推本而言其源也在诸葛瞻。

蜀汉的灭亡，就从长远因素而言自然是国小民寡难于持久，军事上直接的原因，则和姜维与黄皓的内耗关系不小。姜维屯田沓中不归汉中防御，黄皓则将其上言的防御部署搁置，以致自刘备时一直作为蜀地门户经营的汉中短时间内被钟会攻取。三国志一书指斥黄皓之处很多，后主传论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主”，更隐将黄皓斥为亡国的主因。而按照孙盛异同记所记蜀地传言，这些都是陈寿所造籍以攻击黄皓和诸葛瞻的。这个说法孙盛言之凿凿自称得之蜀人常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常璩其实是并不认可它的。常璩本人所作华阳国志，在黄皓专权事件上，一依陈寿旧说。“自瞻、厥用事，黄皓秉权，无能正矫者”，“皓协比阎宇，欲废维树宇”云云，显然是袭自三国志旧文。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又载：诸葛瞻兵败，瞻子尚叹曰：“父子荷恩，不早斩黄皓，以致败国殄民，用生何为”，因身赴魏军死。诸葛尚引不去黄皓为自己父子的责任，这从侧面证实了陈寿称黄皓专权诸葛瞻不能匡正的说法。

黄皓专权误国的看法，在当时也并非陈寿独有，晋书孝友李密传：“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一语，与三国志后主传论“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主”如出一辙。李密与陈寿同时入洛，而这段谈话发生在李密入洛之初，时间尚早于陈寿作三国志。可见黄皓误国之说，本是蜀人之间固有说法，并非陈寿挟怨所造，而陈寿因此说辅政者诸葛瞻不能匡正，也非言过其实。陈寿为诸葛瞻吏及为诸葛瞻所辱之事或有，但说陈寿因此挟怨贬低诸葛瞻，则是靠不住的。

关于陈寿作史不实的说法，孙盛与毛修之都是闻之于蜀人而后得以著论。陈寿其人素无乡党之誉，蜀汉末年更是见废清议，赖张华的引进方才得以出仕晋朝，这是谣传的背景所在，而陈寿入洛后与蜀人寿良等的交恶和诬攻，更可为之作一注脚。

蜀亡之后，故蜀士人入洛者最著名的，有王崇，寿良，李密，陈寿，李骧，杜烈等，蜀汉一代未有国史，这一任务很自然的落到这些故蜀士人身上，谁能勒成一书，自必为时论所重，进而入值清要也是很自然的事。王崇陈寿都为故蜀东观秘书郎，掌秘书图籍所在，陈寿又因益部耆旧传受晋武帝赏识而为著作郎，领史职，这都是他们撰史的有利条件。他们所撰史书颇有重迭及歧互之处，就现在所知，陈寿作蜀志，王崇也著有蜀书；陈寿集诸葛亮集，寿良也集有，都与陈寿所作颇不同。而后陈寿与寿良等情好不终，转相“诬攻”，其内容可能就涉及到史事的是非。陈寿平生为人所疵议者，父丧使婢丸药是其一，母死不归葬是其二，作史用心不平是其三。前两者是事实，如果寿良等引以攻击陈寿，也无所谓“诬攻”，所谓“诬攻”，很可能是就作史而言。

大抵史书褒贬的虽则是前人，但往往关系着后人的脸面甚至利益，近世史尤其如此。私人著史者撰述近世史事，被指责用心不平是常见的事情。以正史中最著名的前四史而论，史记被称为谤书既是大家熟知，汉书也有征贿鬻笔一说。前四史之中，只有范晔后汉书外得以幸免史德上的指责，这恐怕也是因为范晔以刘宋人撰后汉书，所撰述史事不在近代的缘故。

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历论诸史，称班固汉书有“征贿鬻笔之罪”，对于陈寿三国志则不见指责。大约当时人对史德的疵议，陈寿尚不如班固有名。而后“征贿鬻笔”事亡失，陈寿“索米方传”则因唐修晋书录入而流传，今日则是陈寿之名超过班固，可见传与不传，有时也只在幸于不幸之间而已

• 3，三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