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 宋元之际杭州市民的社会生活　　 -- 天地无用

公元1126年，北方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破了北宋的开封城，北宋随之灭亡。南逃的贵族赵构于1127年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南宋，延续着宋朝的历史。但是在最初日子，这个朝廷并没有自己的安身之处，为了逃避北方游牧民族的追击，被迫不断转移，时而建康（南京）、时而绍兴、时而平江（苏州），甚至逃到海上避难。但是随着绍兴和议的签订，局面也随之稳定下来，南宋终于选择杭州作为自己的都城。

宋高宗定都杭州，不是因为杭州城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杭州城过往的历史。在它周围的南京城似乎更加适合作为都城。除了离易受侵略的边境地区有一定的距离之外，杭州作为都城的唯一好处就是它那让人陶醉其中不能自拔的山水风光 。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下 •西湖好处》中对杭州有这样的描写：“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

让我们来看看杭州的地理情况。杭州地处江南古陆南部边缘、长江三角洲南沿和钱塘江流域，地貌复杂多样。西北部和西南部系浙西中低山丘陵区，主干山脉有天目山、白际山、昱岭、千里岗、龙门山，群山起伏，沟谷幽深。山地和丘陵都有喀斯特发育和带状平原分布。东北部和东南部属浙北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杭州土壤以红壤和水稻土为主，适宜于多种植物生长。杭州江河湖泊众多，水力资源丰富。钱塘江由西南向东北，流经全城大部分地区。杭州土地面积，山地丘陵约占66％，平原约占26％，江河湖泊等水体约占8％。杭州处于中北亚热带过渡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丰沛。杭州的自然环境，为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在拥有了这样优越地理环境的基本因素之后，人口的增加则成为了杭州发展的直接条件。

北方连年的战乱和南宋的建立，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继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之后的又一个新的人口南迁高潮。而新都杭州则成为了南迁的首选之地。

人是社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人口是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并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 。南宋杭州人口的激增，使得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上对宋元杭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所以杭州的人口问题成为研究杭州市民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关注点。

我们没有办法从当时官方文献的记载中准确的得知杭州人口数目，但是1275年的杭州城完全不同于上个世纪的杭州城，已经从一个江南的普通的省会城市发展成为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同时期欧洲一些大城市的人口不过数万人 。到了宋元之际，《梦梁录•卷十九•塌房条》的记载“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 “附郭甚大，民居之稠密，过于城中”， “每自一门迤逻外出，距离凡有八里”。马可•波罗 在他的《马可•波罗行纪》 中写道：“行在城甚大，周围广有百里。” 从杭州的城市规模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杭州人口规模的庞大。

面对如此庞大的城市人口，如何对其采取合理有效的管理是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中国历朝历代对于人口情况的详细登记制度同样在杭州城实行。即使在被外族蒙古人占领后，仍然有相应的人口登记措施。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尚有一事须言及者，此城市民及其他一切居民皆书其名、其妻名、其子女名、其奴婢名以及居住家内诸人之名于门上，畜牲之数亦开列焉。此家若有一人死则除其名，若有一儿生则增其名，由是城中人数，大汗皆得知之。蛮子、契丹两地皆如是也。”

西方学者认为尽管中国传统社会有这样那样的人口控制措施，但是对于人口生育并没有太多有效的控制，使得人口增长迅速。但是在宋元时期，杭州甚至整个东南地区都流行“生子不举”，这是民间自发控制人口数量。

“生子不举”又叫做“洗儿”，就是父母溺杀婴儿来控制子女数量。这个没有所谓的性别歧视，无论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当时人们的理想子女数为二个男孩一个女孩，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 “生子不举”之风的盛行，让南宋朝廷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来阻止，但是“以立禁赏，顽愚村乡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之隐。” 究其流行的原因，对于下层家庭来说，生下一个本来不想要的孩子，意味着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还有沉重的身丁钱负担。宋元普遍存在的诸子平均分产行为也让本来就不多的遗产将被分得更细。究其性质而言，可以看成完全是一种民间以人为的因素来控制家庭人口增长的行为。 不过溺婴的现象很多是发生在乡村，而杭州的人们则倾向于将新生儿遗弃在大街上。弃婴频繁的出现，南宋朝廷除了发布禁令以外，同时还采取慈善救济措施。“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马可•波罗在自己的行纪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南宋）其国诸州小民之不能养其婴儿者，产后即弃，国王尽收养之。” 负责收养婴儿的机构被称之为“慈幼局”或者是“慈幼庄”，这可谓是宋朝的独创，宋亡后，元朝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机构。

杭州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但是城市发展缓慢。从建城到南宋定都于此，城市规模都没有很大的扩展。北方诸省的移民潮使得杭州居民人数在南宋建国最初的十年中急剧猛增。这些移民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开封和北方各省的达官显贵，在当时的环境下如何安置他们，南宋政府破费了一番功夫，想尽了一切可行的办法，最后连寺院都被允许成为他们的安身之处。

于是住宅的大规模兴建开始了，为的是解决新增人口的住房问题。但是杭州处于水乡之地，成片的可用土地少之又少。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下，势必要求兴建高密度的建筑。《梦梁录•卷十•防隅巡警》中写道：“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马可•波罗行纪》也有相关的记载：“（南宋国王）经行城市时，若见某家房舍过小，、辙询其故，如答者为屋主过贫，无资使房屋高大，国王立出资，命将其屋扩大而美饰之，俾与他屋相等。设若房屋属于富人，则命其立时增高。职是之故，其蛮子都城之中，凡有房屋悉皆壮丽。”

以上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高层建筑对于杭州城的市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政府在住房问题的困扰下，也采取积极的支持态度来鼓励房主将房屋加高或者是建筑高层建筑。但是房屋仍然缺乏。很多人不得不依靠租房来安身，《梦梁录•卷十八•恩霈军民》中记载了关于房屋租金的情况，“兼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赁居，还僦金或出地钱，但屋地钱俱分大中小三等钱。”租金的具体金额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从《梦梁录•卷十八•恩霈军民》中频繁出现朝廷颁布延期缴纳房租的诏令可以得知房租对于普通的城内居民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人口稠密区高层高密度的竹木结构的房屋大量修建，让火灾的频繁发生有了前提。 “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多为风烛之患” ，“盖房屋用木建筑。火灾时起也” ，“盖若火警报告不速，全程一半将成灰烬” 从这些当时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杭州城火灾的频发和损失的严重。其实，北宋开封府就面对着严重的火灾问题。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而大兴土木，但是火灾也随之频繁发生，这就迫使杭州官府采取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消防部门。政府在各个住宅区设置专门的机构，派驻人员，建立望火楼，有士兵日夜轮流值班，发现有火灾发生立刻发出警报，白天用旗帜指明方向，晚上则用灯来代替。旗帜或者灯的数目多少则表示火灾发生的相应单位 。政府出资配备了“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 ，一旦火灾发生，消防士兵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扑灭大火，如有延误，军法处置。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部门的设立不单单是为了消防，也负责社会治安。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

蒙古人占领杭州之后，保留了这一制度。在杭州火灾仍然的频繁的情况下，消防灭火的任务依然重要，但是元朝统治者又赋予了这个部门新的任务――“防备城中居民叛乱之事” 。采取南宋杭州城所没有的灯火管制措施。宵禁以后巡逻的士兵发现有人家仍然点灯，便会在这家人的门上留下记号，第二天早上他们便会被法官传讯，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就要受到处罚。同样在宵禁后还在街上行走当场就会被拘捕送交法庭 。这样的严厉措施限制了杭州市民晚上的活动，使得杭州的夜市也被迫关闭，这对杭州市民的生活影响甚大。

除了官方的消防措施外，面对严峻的火灾问题，杭州市民也有自救方法。就是在每个街区建立石塔。发生火灾的时候，附近居民便将自己的物品藏于其中。有钱人的做法更有过之而不及，“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便利。” 尽管政府和民间都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人口的不断激增和火灾的频繁发生让杭州城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民以食为天。按道理，杭州百万人的粮食供应问题应该比住房问题让官府头疼，但事实上却要轻松很多。“苏杭熟，天下足”，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占城稻等优质稻米的广泛种植， 让江南地区粮食产量稳步上升，稻米成为了杭州市民的主食。“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 ，“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 如此可见杭州城大米日需求量之大。但是杭州周围农业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和土地的大量非农用化，让城市周围的稻米生产能力无法满足这么大的需求量，所以“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

猪肉也是杭州市民大需求量的消费品。在杭州被称为“肉市”的坝北修义坊，每天都要屠宰数百头生猪，供应城内的茶馆饭店，“自三更开行上市，至晓方罢市。”除了“肉市”以外，在各个街区都有私人开猪肉店铺。所以当时人才发出“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的感叹。

粮食原料的充足供应让杭州的饮食业迅速发展起来。饮食行业成为了杭州第一大行业，市民宴饮、品茗成风。据《都城纪胜》记载：“京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设。” 这些店铺都还保持北方饮食习惯，以适应南渡北人的口味食俗，连南宋皇帝赵构也怀念乡情，要去品尝一下宋五嫂亲手烹制的北方鱼羹美味，因此，“宋嫂鱼羹”这道名菜一直流传下来。另外“南人吃米，北人吃面”。杭州人是以米饭为主食，后因北方流寓人多，面食骤然增加。北方食品和南方食品两百多年在杭州交汇让杭州市民“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杭州高密度的人口分布和城市布局，对城市的公共卫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掏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人家有泔浆，自有日掠者讨去。杭州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 从上面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我们可以估计当时杭州已经拥有了完整统一的施政管道工程，是为城市中所有的市民服务的，并且由政府来进行相关的管理工作；第二，当时的杭州政府每年春天都会派专人负责清扫街道，疏通下水道，否则在7、8月来临的时候，瘟疫将会迅速蔓延，在这个人口过剩的城市中大肆荼毒生灵。清扫干净后，垃圾会被用船只运送到乡间的荒地进行处理；第三，杭州的富人们家中普遍有专门的厕所，但是中下层的市民却仍然使用马桶，有专门的清洁工会每天上门收取粪便，这大概是城市周围农业使用肥料的主要来源，所以居民――清洁工――农户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各自的利益相互挂钩，互不允许侵犯，要不然就要对簿公堂了。

另外，杭州市民们极其讲究个人卫生，这一点在对洗澡的热衷上得到充分体现。当然，在当时的中国洗澡的习惯表现出了极大的地区性差异。一般来讲，南方的中国人比北方的中国人勤于洗澡。不过当时的四川人是出名的怕洗澡，《癸辛杂事•续集上•蜀人不浴》中写道：“蜀人未尝浴，虽盛暑不过以布拭之耳，谚曰:‘蜀人生时一浴，死时一浴。’”可是，杭州城内无论贫贱富贵都喜爱洗浴。马可•波罗记述道：“包围市场之街道甚多，中有若干街道置有冷水浴场不少，场中有男女仆役辅助男女浴人洗浴。其人幼时不分季候即习于冷水浴，据云，此事极适卫生。浴场之中亦有热水浴，以备外国人未习冷水浴者之用。土人每日早起非浴后不进食。”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杭州的浴场数目众多，杭州市民几乎天天光顾于此，从小便习惯于冷水浴并且将此和养生之道联系起来。而习惯于土耳其热水浴的外国人也可以在杭州城内的浴场中得到相关的服务。有意思的是，有的杭州小贩“有浴堂门口卖面汤者，有浮铺早卖汤药二陈汤，及调气降气并丸剂安养元气者。”

我们对于杭州城市民生活的简单描述缺乏完整性，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没有涉及。但是我们可以不容置疑，让我们再一次引用马可•波罗的话13世纪的杭州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13世纪杭州的发展是长时期的经营形成的，是人类自公元1世纪以来征服自然的成就。同时，这个城市也证明了人类的天资以及他们统辖其所居世界的能力。它是人类智慧和毅力的具体例证。

参考书目及注释：？请自己注明 zouhj

宋高宗定都杭州，称它为“行在”，因为开封为赵宋王室历代祖先陵寝所在，不能名正言顺地放弃。而且定都于杭州在南宋朝廷看来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没有完全适应南方的生活，始终怀着收复北方失地的愿望。而杭州只是皇帝的一个临时住所，所以称之为“行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南宋朝廷并没有在杭州大兴土木，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被蒙古人占领之后的杭州在《马可•波罗行纪》中仍然延续着“行在”这一叫法。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西湖好处》，中华书局，1988年版

韩明谟主编：《社会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宋元时期杭州的人口数量因为缺乏明确可靠的文献记载，所以各种说法很多。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池田静夫估计有500万人，另一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有150万人，我国学者林正秋估计城内外76万余人。虽然有多种说法，但是结合史料记载，如《梦梁录•卷十八•户口》中记载道：“《淳佑志》主客户三十八万一千三十五，口七十六万七千七百十九。《咸淳志》九县共主客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一章《补述行在》中记道：“城中共有一百六十万家矣”。我们可以看出，宋元杭州的人口虽然没有最终的定论，但是人口接近或者超过百万这是肯定的。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统计数字均是出自民籍，而军人及其家属、皇室和宫中的宫女太监、僧尼道士、妓女都没有记入民籍。

马可•波罗（Marco Polo）至少有过7个汉译名，因为能力和条件所限，不可能查找全部原文，现在所列的只是现有资料互相比对的结果：1853年，香港英华学院《西国通商原委》译为“马歌坡罗”；1874年，映堂居士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译为“博罗玛格”；1913年，魏显、林纾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译为“马哥博罗”；1929年，张星?R翻译的《马哥孛罗游记》译为“马哥孛罗”；1936年，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译为“马可波罗”。另外还有“马可孛罗”以及现在的“马可•波罗”。其中前六个译名都是按照中国人汉族人名的习惯将姓和名合并，这样比较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是这样的译名让读者难以了解“马可波罗”那个是姓那个是名。所以我建议除本人意愿或约定俗成作为例外对待以外，还是采用“马可•波罗”的规范译法。

马可•波罗的游记多被译为《环宇记》或者是《马可波罗游记》，本文采用的是冯承钧先生翻译沙海昂的《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出版。

《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一章•蛮子国都行在城》，冯承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出版。

同上

《宋会要辑稿•卷一六五•刑法二》

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宋史•卷二十九》

《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三八章•大汗之侵略蛮子地域》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许占寺院》，中华书局，1988年版

《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三八章•大汗之侵略蛮子地域》

总结杭州城火灾频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居民稠密、厨灶连绵；第二，民宅多竹木结构，砖块特少；第三，随着佛教日益的世俗化，于是奉佛大盛，以至于家家都有佛堂，彻夜烧香点灯；第四，人为原因；第五，自然原因。这五个方面的原因互相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让杭州城的火灾呈现出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状态，使得杭州城似乎无时无刻不出在火灾的威胁之下。

《梦梁录•卷十•防隅巡警》

《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一章•蛮子国都行在城》

《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一章重•补述行在》

《梦梁录•卷十•防隅巡警》

《梦梁录•卷十•帅司节制军马》

《梦梁录•卷十•防隅巡警》。火灾频繁的发生就免不了有趁火打劫之徒，杭州城的社会治安问题就凸现出来。南宋时期许多宗室和官僚的不肖子弟，在民间横行霸道。《宋会要•刑法》记载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诏令临安加强夜间管理，如抓获上述罪犯，可直接逮捕审讯，然后上报荒地，然后处治。到了元代，由于杭州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元代统治者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进行打击犯罪活动。《元典章•卷五十七•刑法十九•禁豪霸》记载道当时杭州城内有一批落破的恶少，“变更服色，游玩街市，乘便生事，抢掠客人笠帽，强取妇人首饰，奸骗良人妻女，及于倡优勾栏酒肆之家乞取酒食钱钞，因而斗殴致伤人命。”官府将其抓获，将其枷项于门首示众，严厉治罪，最重的要被发配远郡。

《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一章重•补述行在》

《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一章重•补述行在》

《梦梁录•卷十九•塌房》

越南占城稻，北宋时传人中国，《宋史•本纪•真宗》记道：“（真宗五年）五月辛未,江、淮、两浙旱,给占城稻种,教民种之。”先在福建一带种植。1011年，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斜，分到江、淮、两浙路推广。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并且“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杨亿《谈苑》记载：汝州鲁山，也种植建安来的早稻种，说是“此稻耐旱，繁实，可久蓄，宜高原”，当地人多种此稻，年年有好收成。杨亿所说建安来的早稻种，可能也是占城稻。据此，占城稻不仅在长江流域推广，而且也传播到北方。南方农民多年来培育出很多优良的稻种。宋太宗时，福建南剑州水稻有金黍、赤鲜、白??（音途tú）、先黄、金牛、青龙、虎皮、女儿等十一种。洛阳有和尚稻。苏州有师婆粳、箭子稻等。箭子稻品种最佳，每年运送到东京。这些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和交流，提高了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北宋时，两浙路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到三石。

《梦梁录•卷十六•米铺》

《癸辛杂识•续集上•杭州食米》

《梦梁录•卷十六•米铺》

《都城纪胜•食店》

《梦梁录•卷十六•面食店》

《梦梁录•卷十四•诸色杂货》

《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一章重•补述行在》

《梦梁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