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纪念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祖父在西安事变中的一点经历 -- 爱菊轩
七十年前的十二月十一日夜，我的祖父原政庭在家中接到杨虎城将军的紧急通知，心怀忐忑跟随送信人匆匆赶往西安新城大院杨虎城公馆。这里当时也是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地点，时任绥署电务科科长的祖父平时就在这里工作。此时大院里因拉闸断电一片漆黑，而且异乎寻常地安静。祖父走到门口，卫兵在黑暗中紧张地低声喝道：“什么人！口令。”这，就是祖父亲历西安事变的开始。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绥靖公署电务科前科长李云台先生因久病不能工作，杨虎城将军将我的祖父调入电务科代职。此前，祖父顶着杨虎城秘书的头衔，实际却是在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当政治教员，向中下级军官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国内抗日形势。
电务科专司密电码编译工作，与参谋处、交通处同属杨虎城指挥部队的专门机构。根据祖父的回忆，电务科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编制密码电本。有时候使用电报局出版的明码电本，只把阿拉伯数字加以改编；有时候则是将汉字部首打乱，重新以阿拉伯数字编码而成。密电本都是一式二份，一份存电务科，一份交给所属师、旅、团备用。过一段时间密码本就更换一次。二是翻译电报。如杨虎城将军要对所属某部队下达任务，就由绥靖公署的参谋处起草电文，经参谋长划"行"后，送到电务科。此时，电务科译电员根据已经发给该部队的密码本，将电文译成密码，即完全译成阿拉伯数字组。然后将已译成的密码电报送给该署的交通处，而将原来的电报稿退还参谋处。主管发报机和收报机的是交通处，收到电务科送来的密码电报后，就用发报机发给相应的部队。反过来，例如某部队要向杨虎城将军请示或报告，交通处收到该师发来的密码电报（完全是阿拉伯数字）后，即送电务科，电务科人员即根据已发给该部队的密码电本，将密码电报译成中文，送给参谋处。所以杨虎城将军要用电报指挥他的部队，须经过三个机构，即参谋处—－起草电文；电务科—－翻译电文；交通处—－收发电报。祖父作为电务科长的职责主要是三个：一，教育管理译电人员不要失密；二，协助译电员翻译密电；三，科内一般行政管理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凌晨的“西安事变”，祖父的职责理所当然就是值守电务科，以便杨虎城将军随时通过电报调动各地部队。同时，杨虎城部参与事变的预备指挥官许权中将军也在电务科待命。但是，因为孔从周将军指挥得力，一举将蒋介石的亲信与嫡系部队消灭或控制起来，许将军当天便完全没了用武之地，他纯粹是陪着我祖父度过了一个紧张不安的夜晚。祖父自1925年参加共产党以来提着脑袋干革命也有十一年了，经历了不少大风浪，两次从监狱里死里逃生。但他后来透露，那天他真是很紧张，平时滴酒不沾的他事后居然买酒压惊。
西安事变期间，除了维持杨虎城与其下属部队的电报联系外，祖父还奉命编写了一个密码本交给周恩来，另有一份交给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以便杨虎城将军与红军保持联络以协同阻截国民党亲日派军队的进攻。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部很快被逐渐瓦解。1937年4月，祖父祖母带着我那当时年仅一岁的父亲与宋绮云先生全家前往上海，在法租界内躲避蒋系迫害。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上海也即将变成战场，两家方返回西安。
老蒋在西安的这段经历可以用“狼狈不堪”来形容，他事后为了维护面子总说张杨二人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而“误入歧途”。从某种角度上看，这话也不算错。祖父说过，张学良杨虎城周围的共产党员多如牛毛，受影响是肯定的。但至于他们是否是入了“歧途”，那可就不是老蒋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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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种密码能不能靠频率分析法破解
看1001n的密码系列入迷了
哇！
一直不得其详，此文与近世若干文献的记载其相若合，虽无刀光剑影，可补史料之缺了。
密码编译部分是从祖父在文革期间被迫写的“交代”材料看来的。那东西就是干巴巴陈列事实，没有任何有趣的成分。
祖父拒绝写任何回忆文章，除非组织上派任务。因此我手头资料有限，写不出什么东西。
多亏祖父在文革期间被打成“英国特务”时写有“交代”材料。但只是一五一十交待自己经历的流水账而已，决不多半个字。当年电报内容没有丝毫透露。
另外，参考了陕西社科院研究员张应超先生所写《原政庭先生简传》，简，这一段就只有半页纸了。
主要靠我父亲从祖父和祖父的朋友那里听来的一星半点儿，有时候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听，没有求证之前绝不敢乱说。喝压惊小酒就是这么贩过来的，好像说当时还顺带买了包花生米。
祖父在西安事变中并没有什么传奇，但他经历中比较传奇的还是有一些的，正在整理中。
可惜了杨虎城.
弄了半天负责译电的都是共军，周恩来设的网太周密了。
凡是搞敌工的人，的确都令人佩服。死，常在瞬间。生，无人理睬，甚至被误认为
敌。有嘴不能说话，有故事烂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