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北朝志：其四十四 拓跋珪之死（上） -- 南北朝大蟑螂

公元404年，拓跋珪改元为天赐。这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改元。

自天赐元年到天赐5年的公元408年也就是拓跋珪驾崩为止，魏国和相邻诸国之间小打小闹或时有之，但是涉及到政权更迭甚至是国土扩展方面的大动作却不再出现。这一情况或者可以很好理解，一是因为在经年的战争之下，中原地区已经是民生凋敝不堪再战了，二则是作为新到来的征服者和统治者，鲜卑拓跋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完成对新领地的治理，以及，作为一个文化弱势民族所不得不面对的来自中原文明的吸收和被吸收。而以上两点，都是作为统治者的拓跋珪需要殚精竭虑去处理的。

而他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这将是我们在本文将要讨论的一个大的议题。（当然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南方的局势发展对于魏国的影响也是相当的明显。而这段时间内南朝桓玄的叛乱以及随后而来的刘裕的崛起，由于已有《南朝篇》在先，这里就不加描述了。）

天赐元年，拓跋珪针对历年大战过后中原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打算另开一章专门描述，但是，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考虑到庄园制的存在以及侨州的存在，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问题下了一道看似不起眼但是却影响深远的命令，“初限县户不满百罢之”《魏书.帝记第二》。

这段文字在《魏书》之中不过九字。但如果考虑到它内在的意义以及它的实施结果，却足足可以考证出一篇长文。首先是这道命令的起因，这正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人口急剧减少的问题。前文虽然已经说了许多，但“不满百”如是文字促促读来仍然是让人胆战心惊。其次我们关心的是它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行政区上的再划分，更加主要的是，这还是对于户口的一次初步统计。而下面，往往还涉及到了税金的调整以及田地的划分上的其他问题。由是看来，拓跋族对于中原的统治和规划应该已经步入一个比较高的层次而不只是停留游牧民族通常留连的单纯的掠夺了。这一点，应该和代国时期开始的拓跋族的逐步汉化密不可分。事实上，如果认为代国时期的鲜卑拓跋仅仅是完成了和中原文明的初步接触并有了对于中原文明的部分吸入的化，那么，在天赐年号的这短短5年足可视为作为游牧民族的鲜卑拓跋和中原文明大融合的开始，而具体的表现，则将在下文加以描述。

但是，拓跋珪的意愿却没有能够得以实现。这一点，或可以《魏书.志第五》开始的三篇地理志为证。在此三篇涉及到魏国疆土的具体行政划分的重要文献中，关于天赐年间的记录唯有肆州一段而已。而就是这一点，也是州郡级别的划分，其行政意义大于财政上的作用。而考其原因，或不过以下几点而已，其一，其时拓跋魏国虽然已经建立，但是仅仅是具备了国号的部落而已，公元396年的行政官员的设置（详细请见《北朝志.其三十四：慕容垂之死》），虽然在拓跋历史上是一个盛举，但是对于治理中原这么一块辽阔的土地却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刺史，太守，令长”的设置，虽然极大的延伸了拓跋珪的直接统治权限，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仅仅是下沿到了“令长”的级别尚不足以完成王国在行政命令上的实施。考令长的职能，正如薛瑞泽先生在《北魏县令长的相关问题》所指出的，令长的职能范围为一县。也就是说，魏国在早期的行政问题上，是处于一种官少地广的情况的。仅仅以一人治理，是不足以完成一县之域的行政治理的。更何况，即便就是这么已经不足用的官职，还要面临“随而置之”这么一个问题。

而第二个原因，一则是当时的中原氏族由于天兴2年也就是公元399年起的汉族势力在拓跋行政洗牌中的大规模的动荡（关于这个动荡，目前史料中的记载大致总略如下：皇始二年（公元397年），拓跋珪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政事，隶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者”《魏书.列传第二十》。这是文献所见到的北魏最早设置尚书三十六曹的记载。次年（公元398年），拓跋珪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魏书.列传第十二》。天兴二年（公元399），拓跋珪命“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但在同年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魏书.志十九》，解散了尚书省。天兴四年（公元401年），“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魏书.志十九》。到天赐二年（公元405），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魏书.志十九》，而其中《魏书.列传第十二》中的公元398年以及《资治通鉴》的公元399年的记载应可视作同一事件“崔玄伯，清河东武城人也，名犯高祖庙讳”《魏书.列传第十二》，可见崔玄伯即为崔宏。）的不适应而浮现的对于鲜卑拓跋所建立的魏国政权的不信任从而导致了的由于对于拓跋政权本身的生命力的怀疑（有种说法是在若干次洗牌中，汉族势力受到了重创，本文对此抱怀疑态度。因为崔逞本人的案例并不足以说明“在主持三省的汉族士人被杀或黜免”―――《转型期的北魏财政体制变迁论稿》，《北魏前后期汉化政策与六镇起兵》等文―――的情况，崔宏本人就活的很好），二则是因为在前几年的魏国建都问题上所浮现出的汉化和拓跋固有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身为汉族的中原氏族们对于鲜卑拓跋战略意图的犹豫。

考拓跋建都，事为上溯到5年前的399年的定都事件。而关于魏国的此次建都平城，在上文中仅仅是以“为了南下争夺天下的便利，再次改元之后的魏国正式定都平城”《北朝志.其三十四：慕容垂之死》一句寥寥带过，而实际上，在定都问题上，即使是拓跋一族，也出现了相当大的争议。而这一问题，则涉及到了拓跋政权中鲜卑势力和汉族势力的第一次碰撞。考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的记录，《魏书.帝记第一》中有如下描述“帝至鄴，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可见拓跋珪本人，是倾向于以鄴城为都的。而在考两城的地理，鄴城坐落于今河北临漳西南，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著名的梁仓，周围的水陆交通有颇便利，兼之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拓拔珪攻占的中原城池中，应是最适合于定都的一座。而平城位于今山西大同，属古之径北地区，当时这一带人口稀少、缺乏农耕传统；自然条件也比较差，更何况交通不便，粮运困难。两者相较之下，无疑是鄴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但为什么在仅仅一年之后的399年他却选择了以平城为都。或正如曹文柱先生《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一文所论述的，由于拓拔珪所领导的拓拔部落联盟是一个以抄掠为目的的好战集团，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以抢掠交战对方的财富和人口为最主要目的，而并非土地。拓拔鲜卑贵族在南下中原之前完全没有迁都定居的心理准备，因此对于拓拔珪的计划，是决然不会接受的。何况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瘟疫，拓拔人死者甚众；兼之水土不服，故绝大多数人唯愿尽快返乡。其次，拓拔联盟贵族集团中的上层分子随时准备着叛乱，

夺取拓拔珪的统治权。如果拓拔珪执意定都中原，那么部落联盟很可能因此分裂——而胸怀一统天下之大志的拓拔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这种情况变成现实的。因此，他选择了返回径北，定都平城。

综上所述，政令不行以及中原门阀大族的抵制情绪在魏国建国之初应是存在的。而作为对此的应对，拓跋珪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拓跋珪对于行政体系进行了再一步的划分。在令长下设置了署丞等官职，将不堪重任的令长的职能加以细化，强化了政令的实施。“天赐元年八月，初置六谒官，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属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属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属官有署令长，秩八品。令长属官有署丞，秩九品。”《魏书.志十九》

其次，为了平复拓跋族内部的矛盾，他对爵位进行了细分。也就是说拓跋珪的本意是对于汉族士人赐以官而对于拓跋族的能量则封以爵，“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此为差。于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这一点在开始确实是可以缓解汉族士大夫和鲜卑势力的矛盾，但随着逐步的推进，亦出现了爵位分封过滥以及封王过多的情况“十二月，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魏书.志十九》。

而至于在安抚汉族的问题上，拓跋珪采用的方针除了上段所述更有全面移植汉族的行政体制的意图。“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咸有比氵兄。又制诸州各署都尉以领兵。”考以鸟为官名源自少昊（东夷）时代，拓跋珪此举应该和魏国当地流传的儒教某一分支有相当的关联。与此对比后来所采用的行政中央行政体系以及再后来其体系的再度变更（见上文更迭罗列），似乎可以认为，在天赐年间的行政体系的变更似乎和汉族和鲜卑拓跋之间的冲突并无关联，应视作拓跋对于汉族固有的若干行政体系的选择。

关于上点的论述，我以为有以下两点可为明证。其一可参见《魏书.列传第十二》“尚书职罢，赐玄伯爵白马侯，加周兵将军，与旧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宠过之。”，主事者崔宏未见任何惩罚，并有升职。其二可参见拓跋两次祭天的仪式过程，按拓跋祭天，一为天兴元年“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壝内，各因其方。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餟在外壝内。藉用藁秸，玉用四珪，币用束帛，牲用黝犊，器用陶匏。上帝、神元用犊各一，五方帝共用犊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毕，燎牲体左于坛南巳地，从阳之义。其瘗地坛兆，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内。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牲一，玉用两珪，币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毕，瘗牲体右于坛之北亥地，从阴也。乙丑，赦京师畿内五岁刑以下。其后，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帛之属，与二郊同。”《魏书.礼第十》。

二则为天赐二年，“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魏书.礼第十》。前者合《周礼》而后者却隐隐有东夷，楚地遗风，或可为对于汉族的行政乃至礼的取舍。―――按有关楚文化和东夷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见魏昌先生《楚国史》一书。

终于写到这里了。到这里为止，《北朝志》的第三章《拓跋珪》就到此完结了。说来惭愧，从前言到现在，我整整拖了三年。而且，从目前的进度来看，虽然这个坑不会成为永远，但是必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一点，虽然惭愧，却是惟一可以肯定的事情。嗯，从2004年开始支持本文的读者们，你们辛苦了。同时，也请你们原谅一下蟑螂的拖沓和任性―――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们再去敦促下南朝的那位，毕竟，按照计划来说，他还欠一篇有关南北朝时期南方少数民族以及海上贸易的文字（其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包括了东吴时期起的台湾经略部分，我想，这一段应该也是大家所希望见到的吧）。

• 4,两晋十六国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