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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6） -- 老拙
什么是“轶事”？就是“没弄清楚的事”。特科的很多事，甚至他们的后人都没弄清楚。这里又是一例：
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2006年12月12日，《党史博览》首次披露了了刘鼎在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后，从洛川张学良指挥部发给周恩来、李克农的四封密信：
这四封密信完全用密语写成，上文几乎破解了全部密语的含义，仅有一句话不明含义。这句话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上文仅说：“刘鼎信中所说的“月斋伯”和“老牧师”，均为中央委托刘鼎回西安后所办事宜时涉及到的当事人的化名。”语焉不详。
实际上，这句话帮助我们破解了一个事件。
这件事，还要从董霞飞、董云飞撰写的《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说起。
前面，我们说了“毛岸英三兄弟与中央特科”。
最后一段，我采用了董霞飞、董云飞撰写的《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中的说法。书中说到：
董健吾陕北之行后，于1936年3月中旬回到上海，当天就去见宋庆龄复命。宋庆龄接着就交待他一个新的任务：再赴西安，护送斯诺进入陕北。
老拙也没有细查，就按这个说法讲给大家听了。
后来一想，不对！
如果按这个说法，董健吾3月去西安，执行护送斯诺去陕北的任务，就会抹煞许多人对此事作出的贡献，甚至抹煞了董健吾本人的历史功绩。最重要的是，这与历史不符。
首先，我们摘录《冯雪峰评传》中的一段话：
斯诺从北平出发，以去内蒙古旅行为掩护，由山西经风陵渡到西安，同中共西安联络站接上关系，再由化装住在张学良、杨虎成处的红军著名将领邓发护送，突破了黑暗的重围，神秘地到达陕北革命圣地，广泛地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次年，他将采访所得写成了《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雪峰安排的斯诺陕北根据地之行，不仅使他以此行的访问结果声援了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且对斯诺本人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斯诺曾说：“我踏上了访问红区的非凡的旅程，此行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当然，斯诺并不知道为他这次陕北之行，冯雪峰曾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西行漫记》里，写到了邓发，写到了董健吾，但是没有写到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后，由党中央任命为上海办事处主任，派往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建立上海地下党与陕北中央联络的电台。他是1936年4月下旬才到达上海的，有毛泽东为此给东北军王以哲的电报为证：
冯雪峰4月17日到延安，4月下旬才到上海。如果3月份董健吾就为护送斯诺去了西安，甚至已经约好“斯诺3月底到西安”，说明就斯诺去陕北的事，在冯雪峰到上海前就已联系安排好了，怎么还能说“斯诺去延安，也是雪峰同志给挂的钩……斯诺要去延安访问，最早是向宋庆龄先生提出的，通过雪峰同志向中央请示”的呢？
《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传奇》一书中说：
正是通过这条通道，李克农巧妙地把中共中央的“客人”迎进了苏区，详细报道了红军生活和战斗的情况，彻底冲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
这位“客人”，就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
邀请斯诺访问苏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采取的重要举措。
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早已意识到冲破国民党封锁，尤其是新闻封锁的重要性。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同情和了解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有必要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
正因如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负责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克农萌生了邀请外国记者访问苏区的念头。
从瓦窑堡到西安秘密交通线的开辟，为外国记者进入苏区开启了一条安全通道。邀请外国记者进入苏区访问的时机成熟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希望她能帮助自己进入苏区。此时，宋庆龄刚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经过反复权衡，也有让斯诺赴苏区的念头。看到斯诺匆匆而来，并急迫地要求成行的样子，她笑着说：“这可要冒很大的风险啊！”
“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要去，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实现这个计划。”斯诺恳切地说。宋庆龄轻声笑了起来：“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要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到他们那里去做客，我正打算推荐你和乔治·海德姆博士一块去呢！” “哦，太棒了！”斯诺惊喜万分。“不要着急，等你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听从共产党的安排。”
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决定派斯诺和海德姆赴苏区。
这就对了。
冯雪峰于1936年4月下旬到了上海，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信。信中说到，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5月，斯诺从北平来访，提出想访问陕北苏区。
这时，上海特科正好有一部电台设在艾黎家中，此前因为没有密码，尽管一直在呼叫陕北，但是从来没有与中央沟通联络。由于冯雪峰带来了呼号和密码，电台与陕北建立了联络。于是，“通过雪峰同志向中央请示”。陕北很快回电，同意斯诺、马海德赴陕北。同时通知北方局，与在北平的斯诺联系。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
实际上，董霞飞、董云飞在书中也说到：
“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决心要去，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实现这个计划。”斯诺诚恳地说。
“这可要冒很大的风险啊！”看到斯诺那幅急迫要求成行的样子，宋庆龄轻声地笑了起来：“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要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技术较高的医生到他们那里去做客。我可以推荐你和乔治·海德姆博士一块去呢！”
“哦，太好了！”斯诺惊喜万分。
“不要着急，等苏区方面同意后，他们会设法通知你们的。”
宋庆龄接见斯诺后，立即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告党中央，推荐斯诺和马海德赴苏区。
由此可见，事件的经过是没有区别，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在于时间。
董霞飞、董云飞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董健吾是3月份去西安等待护送斯诺。而在4月底冯雪峰到达上海之前，由于没有密码，宋庆龄怎么可能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告党中央呢？
冯雪峰从陕北出发前，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冯雪峰回忆说：“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第二个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
可见第一项任务最重要。如果冯雪峰到上海前，宋庆龄就能“电告党中央”，这项任务显然不能成立。
所以说，董健吾3月去西安，任务是为了护送斯诺进入苏区，肯定不对！
那么，是不是搞错了时间？也就是说董健吾不是3月份去西安的，而是5月份去西安的？
不，董健吾确实在3月份去了西安，确实是“刚从陕北返回上海后的第五天，再次离沪北上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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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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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见到拙兄的特高完结篇之前，咱是不屑读您的大作滴，急啊。。。。。。
别怪俺，也不怪您，只怪挖坑的领路人！
有空，或许我会讲讲我的三外公，在彭大将军当年游走弃都延安与胡匪宗南周旋中的点滴趣事吧。
那老爷子可是正宗挂牌的剿总前锋电台主任哦。。。。。。
没过十五都是年，见面在西西河，迟敬拙爷！碰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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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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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董健吾确实在3月份去了西安，而这次的任务又不是护送斯诺进入陕北，那他是为什么去西安的呢？
有个线索——冯雪峰回上海。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中共中央委派冯雪峰为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到上海建立电台联络传递情报，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
冯雪峰是由谁护送回上海的？这个问题过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冯雪峰由张子华陪同回到上海。最权威的依据是我们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致王以哲的电报：“宁方代表张子华偕敝方代表李允生（冯雪峰化名）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
另一种说法是，冯雪峰由董建华护送回到上海。最权威的依据是《冯雪峰评传》：“冯雪峰在西安住在一位禁烟委员的家中，由党内事先安排好的‘交通’董健吾护送到上海”。
特科的李云在回忆上海与中央重建联系时的回忆也说：“冯雪峰到达西安进行了改装，在董健吾陪同下，于1936年４月来到上海。冯雪峰一到上海，首先来看徐强。冯穿着古铜色的长袍，头戴铜盆帽，脚穿一双布鞋，脸色很黑，看起来像是商人模样。他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徐强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冯雪峰要我们马上离开公大旅社，另找房子。他暂住在董健吾另一个家里，也由徐强帮助另找住处。冯雪峰决定停止警报工作，加强情报工作，由徐强全面负责。”
李云的回忆前后十分严谨，应该也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但是，后一种说法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当时陕北与上海中断了电台联络，怎么可能提前通知上海，“事先安排好‘交通’董健吾”在西安接应护送呢？
再有，董健吾是3月中下旬去西安，冯雪峰回上海是党中央4月初才作出的决定，冯本人是4月上旬被从山西石楼召回陕北。上海特科怎么可能提前知晓还未做出的决定？
总之，由于陕北与上海中断了无线联络，董健吾3月6日离开陕北前中央也尚未作出派遣冯雪峰前往上海的决定，因此上海特科绝不可能提前得知冯雪峰将回上海的消息。
所以，如果说冯雪峰是由董健吾护送回上海的，只有一种情况能够造成这个结果，那就是：
当冯雪峰从陕北到西安时，董健吾恰好就在西安。
尽管我们有了一种可能性，但是前面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董健吾3月份为什么去西安的？
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陪同刘鼎去西安面见张学良。
所有的史料上都说：刘鼎于1936年3月20日到达西安，3月21日会见张学良。
这就跟我们前面引述的“董健吾便在（3月中旬）刚从陕北返回上海后的第五天，再次离沪北上西安”完全对上了口。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不是两赴西安，而是三赴西安。除了执行送信去陕北、护送斯诺进苏区两件大事外，还做了陪同刘鼎去西安见张学良、护送冯雪峰回上海两件大事！
但是，也要请大家注意：同样是所有的史料上都说，刘鼎是由张学良专程派到上海的高级参议赵毅接到西安的。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说，董健吾与刘鼎一同去了西安。包括董霞飞、董云飞写的书，也没有说董健吾与刘鼎同去西安，甚至只字未提冯雪峰。
因此，以上的结论仅仅是老拙的一家之言，未必完全正确。
支持这个结论的，就是刘鼎给周恩来、李克农密信中那句无人破解的密语：“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
这句话说明，当刘鼎3月20 日到西安，4月9日陪张学良到延安与周恩来会谈时，董健吾就在西安。
首先，“老牧师”当指董健吾无疑。“月斋伯”是谁？也是董健吾。董健吾1936年2月到陕北时，化名是“周继吾”，所以，“月”很可能是“周”之误，而董健吾受特科之命，在上海长期经营“松柏斋古玩店”地下联络点，这是周恩来、李克农、刘鼎都知道的。“外边的事”则应该是4月9日周、张延安会谈之后，刘鼎随周恩来回陕北苏区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周或中央要董健吾办的事。
我们用反证法证明：假定董健吾当时没有同刘鼎到西安。
如果此事是董在上海时托刘鼎向中央报告，那么刘鼎在陕北苏区就应该报告周恩来，不必从陕北苏区回到洛川后再在信中向周汇报；
如果此事是刘鼎在陕北苏区时周恩来交待他转告董健吾办理，可是刘鼎持周恩来4月22日信于25日回到洛川，26日与张学良彻夜长谈，27日给周恩来、李克农回信，其间并未回上海，如何能说“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呢？
显然这两种可能都不成立，所以说，由此密语我们可以断定，董健吾当时就在西安。
另外，董健吾于3月20日陪刘鼎到西安，21日刘鼎会见了张学良。按道理，此时董健吾就应该回上海了吧？可是他没有走，因为最后他是在4月下旬陪冯雪峰回上海的。难道这时他已经知道冯雪峰将经西安回上海，因此在等待冯雪峰？
不对。因为冯雪峰回上海是4月10日之后中央才决定的，十几天之前董健吾怎么可能知道？
这说明，董健吾在西安是在等待其他的事。这件事，必须等刘鼎去陕北苏区汇报，得到中央领导的指示后，才能办理。
这里有必要插一句，当初宋庆龄提出让刘鼎去张学良处，安排董健吾与刘鼎见面。董健吾向刘鼎提出此事时，刘鼎感到事情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
董健吾对他说：到了西安才能去陕北。我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送到瓦窑堡的。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
这说明，董健吾知道，刘鼎去张学良处就可以去陕北，而且他也劝刘鼎：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
正因为如此，董健吾才与刘鼎一同到了西安，因为他有事要托刘鼎去陕北汇报，而且还在西安等着刘鼎从陕北带回指示。
这样推理，才是合乎逻辑的。
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呢？我们还应该想到，董健吾与刘鼎一同去西安之前，刚刚从陕北回来。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什么事当时没有说到，又需要刘鼎进入陕北苏区去汇报呢？
只有一种可能：毛岸英、毛岸青的事。
董霞飞、董云飞的书中，关于董健吾对张学良提出送毛家兄弟俩去苏联时，是这样描述的：
张学良设家宴为董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再三推辞，对少帅的情谊表示心领。但张学良还是不肯罢休，执意不允，一定要董说出有什么私事要办好让他帮助解决。……正在这时，寄养在家里的岸英、岸青[B]突然闪现在董的脑海里……。想到这里，董就呷了一小口酒，说：“承蒙副座的美意，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儿子。如果张先生能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以为国效劳。”张略有所思后，面露笑容，答应帮助解决。[/B]
我们不得不指出，这里面有个大问题：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是留在上海、送到陕北、还是送往国外，如此重大的问题，是可以“突然闪现在脑海里”，就“不揣冒昧”地决定送往国外的吗？董健吾作为一个参加特科多年的情报人员，思维应该非常严谨，遵守纪律应该非常严格，应该懂得这个问题只能是中央领导和毛泽东本人才可以做出的决定，怎么能够张口就是“送他们去苏联读书”？
显然，托张学良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不可能是“突然闪现”、灵机一动的事情，而必须是事先经过请示，得到明确指示的事情。
那么，董健吾是何时请示中央领导并得到明确指示的？
董健吾2月26日第一次到陕北时，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瓦窑堡。毛泽东在红军东征前线指挥部山西石楼，周恩来在陕北前线刘志丹部，接待他的是博古和林伯渠。显然，博古和林伯渠都不可能替毛泽东作出决定，史料中博古就董健吾来陕北给毛泽东的电文中，也无董健吾向二人汇报过此事的记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3月2日，毛泽东要博古、周恩来和董健吾等一同赶往山西石楼面谈，但董健吾提出离开上海已经两月，为不致引起国民党方面的疑虑，希望快些回上海复命。
因此，毛泽东只能用电报向董健吾指示中共对国共谈判的意见。3月4日毛泽东给博古复电：“同意周继吾（董健吾化名）先回南京。兄偕高、张〔高，指高福源。张，指张子华。〕二人来此开会。”同时，给博古转董健吾一份电报：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四号十二时
以上文电均未提到两个孩子的有关问题。
3月6日，博古通知董健吾前线复电已到，董一面去取复电，一面就向诸位首长辞行。
董健吾没有去山西面见毛泽东，甚至也没有见他的老上级周恩来和陈赓，匆匆离开了瓦窑堡。到底是为什么？
不管是为什么吧，总之这次是没有得到毛泽东或中央领导关于毛岸英、毛岸青的指示。
咱们再做个假设：董健吾从陕北回到上海，发现毛岸英和毛岸青找回来了，刘鼎又要去西安见张学良，他会怎么办？
这是不难想见的——陪刘鼎去西安，托他去陕北苏区时将两个孩子的事情汇报给中央，并等他带回明确指示。
结果，董健吾在西安等来了冯雪峰。刘鼎4月10日随周恩来到陕北苏区，23-24日离开苏区返回洛川。冯雪峰则是在20日前后就到了西安。
冯雪峰给董健吾带来了中央的指示：“我来之前，林伯渠告诉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将孩子送来陕北。几年前，苏联曾答应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由上海直接送到苏联”。
所谓“外边的事”，可能就包括这件事，以及护送冯雪峰去上海、与上海特科联系等等。
4月27日，刘鼎在信中说：“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请周恩来放心。
我们绞尽脑汁，一步一步地推论到这里，目的是什么？
不过这背后收集资料的繁琐复杂，真的很不容易。谢谢拙兄的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