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季米特洛夫，我心中的英雄 -- 抱朴仙人

但是作为被告，对我来说，帝国法院是应以极严肃的态度来看待的机构，这不仅由于它的审判员们具有很高的法定资格，而且由于它是国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是社会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机构，是一个能处人以极刑的法院。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凡我对法庭所陈述过的，因而也就是我对公众所说过的，都是真话。至于处在地下状态的我们的党，我拒绝对它做出任何供述。我是经常以严肃的态度和出自内心的信念而说话的。

庭长：我不允许你在法庭中作共产主义的宣传。你总是这样干。倘若你再这样放肆，我就要剥夺你的发言权了。

季米特洛夫：我必须绝对否认那种认为我是在追求宣传目的的说法。可能，我在法庭中的辩护已经产生某种宣传的效果。或许，我在法庭中的行为可以作为其他被控的共产党人的榜样。但是那些都不是我辩护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反驳这个诬说季米特洛夫、托尔格列尔、波波夫和汤尼夫、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纵火案有关的起诉书。

我知道在保加利亚是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是国会纵火案的捏造的同谋的。我知道在任何其他国家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们与纵火案有任何关系。但是在德国有其他情况的存在，在德国，人们可能相信这样离奇事件。

因此，我希望证明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与这一罪行丝毫无关。

谈到宣传的问题，我可以说，在这个法庭里有很多发言是具有宣传性质的。戈培尔和戈林的发言也起了对共产主义有利的间接宣传作用，但是没有人能以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宣传作用而责备他们。(法庭里一片激动声和笑声)．’

不仅我自己被报纸肆意攻击――我对这种事是完全漠然视之的――而且保加利亚人民也因我而被指为“残忍的”、“野蛮的”。我被叫做“巴尔干的可疑分子”，“一个野蛮的保加利亚人”。我对于这类事情不能默而不言。

是的，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保加利亚的工农和人民知识分子是绝不残忍，也不野蛮的。是的，巴尔干的物质幸福水平还不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高，但是要说我国人民大众在政治上或精神上也比其他民族水平低，那就错了。我们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政治愿望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同样崇高的。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五百年而没有丧失其语言及其民族性的一个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在与保加利亚法西斯作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我国工农――这样一个民族不会是残忍的、野蛮的。只有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者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我请问你，庭长先生，哪个国家的法西斯不是残忍的和野蛮的呢?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你不是在暗示德国的政治情况吗?

季米特洛夫(带着讥笑)：当然不是，庭长先生……

很久以前，德国皇帝卡尔第五说过，他只愿对他的马说德国话，德国贵族和知识界只写拉丁文，而以本国文字为耻，而那时在“野蛮”的保加利亚，圣西利和圣梅托吉就创立了并传布了保加利亚古文字。

保加利亚民族曾经坚决地全力地反抗外国的压迫。所以我要抗议对保加利亚民族的攻击。我没有耻于做保加利亚人的理由。我因为自己是保加利亚工人阶级之子而自豪。

在我开始讨论主要问题之前，我必须先作这样声明。特切尔博士曾经责备我们，说我们之成为国会纵火案被告，完全咎由自取。可是我必须回答说，从三月九日我们被捕之日起至这个审讯的开始止，已经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在那一期间内，任何可疑的情况都可以彻底调查出来。在预审阶段，我曾同所谓国会纵火案调查委员会的官员谈过话。那些官员们对我说，我们保加利亚人在国会纵火案中没有罪。我们的罪名只在于我们的假护照、假姓名及我们没有报户口之类。

庭长：你现在谈的这个问题在诉讼程序中没有提到过，所以你没有权在这里提起。

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在那个期间，每一情况都可以调查出来，以便迅速地解除我们与纵火案有关的嫌疑。起诉书上宣称，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汤尼夫硬说他们是保加利亚的流亡者，但他们是为着非法的政治活动而住在德国，却是有凭有据的！起诉书上又说：他们是“莫斯科的共产党派到德国来准备武装暴动的全权代表”。

起诉书第八十三页指出，虽然季米特洛夫声明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他不在柏林，但这并不能改变形势，因而也不能免掉对他参与国会纵火案的控诉。起诉书上继续说，不仅赫尔麦的作证，而且有其他一些事实，也都证实了……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你不必在这里宣读全部起诉书。我们对它已经非常熟悉的了。

季米特洛夫：我必须说明，检察官和辩护士在这里所说的，有四分之三是早已为人所共知的，但是那并未妨碍他们再在这里提起(庭上笑声四起)。赫尔麦说，季米特洛夫和卢贝是同在伯扬霍夫饭店的。现在允许我再来引证起诉书，那上面说：

“虽然季米特洛夫没有以现行犯当场被捕，但是他参与了国会纵火的布置。他跑到慕尼黑，为的是找个不在犯罪场所的证明罢了。在季米特洛夫那里查获的小册子，足以证明他参与德国共产党的活动。”

这就是这一草率的、早产的起诉书的根据。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你不应当用这种话来对待起诉书。

季米特洛夫：我选择另外的说法。

庭长：你不应该用这样一些不敬的字眼。

季米特洛夫：我要从另一点上再来谈谈这一控诉的方法和起诉书。

说放火烧国会是德国共产党干的事，甚至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干的事，这一理论决定了这个审讯的性质。

人们用放火烧国会这种反共的行为来诬陷共产党，宣称这是共产党武装起义的信号，是推翻德国政体的烽火。由于运用这种理论，全部诉讼程序里面就贯串了反共产党的性质。起诉书写道：

“……控诉的根据是，这种犯罪的暴行是对国家的敌人们的一种信号，他们见到信号以后，就要向德帝国进行总进攻，把它消灭，然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个唯第三国际之命是从的苏维埃国家……”

先生们，把这样的暴行归罪于共产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不能在这里列举所有例子，我要你们回想一件铁路暴行，那是某一个精神错乱的冒险家和特务不久以前在德国尤特堡于出来的有几个星期之久，德国的和国外的报纸都宣称这一暴行是德国共产党干的，是共产党采取的恐怖手段。后来才搞清楚，这是一个叫做马杜式加的精神错乱的冒险家干的。他被捕了，并被判刑了。

让我再提起另一个例子，那是戈尔古洛夫暗杀法国总统的案件。那时许多国家的报纸又叫嚣说共产党又显身手了。大家都说戈尔古洛夫是一个共产党员和苏联的密探。但是真相如何呢?这个暴行是俄国白卫军所作的事，戈尔古洛夫是意在破坏法苏友好关系的特务。

我再请你们回想关于索非亚大教堂的暴行。这一事件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所组织的，但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却因此而受到迫害。在这个借口下，两千个保加利亚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被法西斯匪帮残杀了。这个炸毁索非亚大教堂的挑衅行为，实际上是保加利亚警察局所主使的。早在一九二O年，索非亚警察局长普鲁特金就在铁路工人罢工的时候组织炸弹爆炸事件，以挑拨保加利亚工人。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那与这个审讯不相干。

季米特洛夫：警官海勒在这里说到用放火来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之类的话。我问他曾否听到过这样的事情，房产主放了火，却硬把它归罪于共产党员。《国民观察报》于十月五月写道，斯退丁警察局……

庭长：这篇文章在这诉讼程序中从未被提到过。

季米特洛夫(打算继续谈下去)。

庭长：在这审讯过程中从未提到过的事情，你不能在这里说。

季米特洛夫：一系列的纵火……

庭长(又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

季米特洛夫：这是侦察的对象，因为共产党被控在一系列的纵火案上负有责任。后来明白了那是一些房产主“为着做生意”而干出来的勾当!我还愿意提一下伪造文件的事。人们利用很多伪造的文件来反对工人阶级。这类文件为数极多。我想提一下所谓“季诺维也夫书信”。这是有意伪造的。英国保守党利用了这封假信来反对工人阶级。我还要请你们想起在德国发生过作用的层出不穷的伪造文件……

庭长：这超出这次审讯的范围了。

季米特洛夫：有人在这里断言，国会纵火案是武装起义的信号。人们企图用下列方式来证实这种说法。

戈林在法庭上宣布，希特勒一上台，德国共产党就不得不鼓动群众，从事行动。他宣称：“共产党被迫干一场，现在不干，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他说共产党许多年来都号召大众反对国社党，现在国社党掌握了政权，共产党要就是立即采取行动，要就是永远不采取行动，这中间再没有别的选择了。检察官企图更清楚地更“巧妙”地阐明这一臆断。

庭长：我不允许你侮辱检察官。

季米特洛夫：检察官在法庭上发挥了检察长戈林所作的说明。检察官维尔纳博士宣称：

“……共产党已经处在不战斗就得投降的境地(虽然他们缺乏把战斗进行到底的淮备)。这是它现在处境中仅有的选择。不是不经战斗而放弃它的目的，就是冒一次险，孤注一掷，也许可以把环境变得对它有利。这一着也许失败，但是失败后的处境不会比不发一枪的投降来得更坏！”

硬套到共产党身上的这种设想，绝不是共产党的设想。这证明共产党的敌人们并不深知德国共产党。

一个人要想正确地与他的敌人作战，就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一敌人。禁止党的活动、解散群众组织、否认党的合法地位，当然是对革命运动的严重打击。但是这远不表明，因此就一切都完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共产党面临着被镇压的威胁，党报被禁止了，取消党的合法性是随时可以预期的。德国共产党等候着这一天。在小册子及报纸上都谈到这一点。德国共产党很懂得，虽然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是非法的，但是它们继续进行活动和斗争。波兰、保加利亚、意大利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被禁止活动的。

我可以就保加利亚党的经验说一说。那里的共产党于一九二三年起义后就被禁止了，然而还继续工作着。虽然经过巨大的牺牲，但是它已比一九二三年被禁以前更加强大了。这是每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德国共产党虽然处在非法的地位，仍然能够在一定的形势下进行革命。俄国共产党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俄国共产党是非法的，它遭受到残酷迫害，但是后来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获得了政权。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会认为现在一切就都完了；不会认为他们所能选择的不是起义就是毁灭。德国共产党领袖们不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当然，德国共产党完全知道非法地位意味着巨大的损失，意味着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但是它也知道党的革命力量势将重行增强，总有一天它能够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因为这些理由，共产党就绝不可能有意在这时孤注一掷。共产党人很幸运地不象他们的敌人那样近视，他们不会在困难的环境中丧失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