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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北朝志---第四章---其四十六:《从天赐到永兴》

其四十六:《从天赐到永兴》

时间是公元409年,这个时候的北魏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机,前期的当政者拓跋珪已经死与同年10月的政变中了,而他的继任者,也就是本章的主人公拓拔嗣此时却还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刚刚结束了逃亡生活的他目前除了一个“齐王,拜相国,加车骑大将军”的空爵之外,尚无任何可圈可点的经历值得夸耀。虽然他也算是平定这场宫闺之变的功臣,然这实不足以令他登上这令无数人垂涎的宝座。

关于这个十七岁少年的平定勘乱的故事,《资治通鉴》的记载或者更有几分传奇色彩,“齐王嗣闻变,乃自外还,昼伏匿山中,夜宿王洛儿家。洛儿邻人李道潜奉给嗣,民间颇知之,喜而相告;绍闻之,收道,斩之。绍募人求访嗣,欲杀之。猎郎叔孙俊与宗室疏属拓跋磨浑自云知嗣所在,绍使帐下二人与之偕往;俊、靡浑得出,即执帐下诣嗣,斩之。俊,建之子也。王洛儿为嗣往来平城,通问大臣,夜,告安远将军安同等。众闻之,翕然响应,争出奉迎。嗣至城西,卫士执绍送之。嗣杀绍及其母贺氏,并诛绍帐下及宦官宫人为内应者十馀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脔食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但考他之所以能够登上北魏的皇位,除却史书上所记载的品行之外,他所谓的嫡长子的身份应也出力不少。尽管这一点在大多数时候,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所幸的是他似乎对自己的母亲还不错,《魏书》上关于这位承前启后的魏之王者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这样的描述:“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陷帝于不义。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惧,从之,乃游行逃于外。”《魏书.帝纪第三》,这就让他多多少少的在母族中获得了一些支持。或者铁血寡恩应该是在乱世中崛起的王者的必须,但我们也应该了解,有的时候,妇人之仁也是必要的。特别对于现在的北魏来说,帝系十姓已经由于拓跋珪晚年的倒行逆施以及接踵而至的清河王拓跋绍的弑父而闹的分崩离析杯弓蛇影,而获得了来自母系刘库仁部支持的拓拔嗣(“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刘眷女也。登国初,纳为夫人,生华阴公主,后生太宗。后专理内事,宠待有加,以铸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太祖末年,后以旧法薨。太宗即位,追尊谥号,配飨太庙。自此后宫人为帝母,皆正位配飨焉。”《魏书.列传第一》)显然要比其他的王位候选人要多出些许优势,至少,刘库仁部虽因血统关系(刘库仁为匈奴铁弗部)而不入十姓之列,但考其势力之强,却也堪称魏之柱国(刘库仁部的大人刘罗辰,其时为定州刺史,考北魏时期定州的位置,在今河北境内,正好是北魏京畿重地),而这,或者也正是拓跋珪担心“外家为乱”而杀刘皇后的原因了。(注1:关于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分析,可参照《北朝志》第十三至十五节。)少许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拓跋珪所忧心的外家却最后成为他的帝国得以延续下去的关键,这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似乎良好的品行,嫡长子的身份,来自外家的支持,这也就是刚刚即位的拓拔嗣所能拥有的全部了。而这明显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人民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完者,而是一个能够让这个国家走向正轨的维护者。基于这种想法,在流传于今的很多明君的道德面往往会被拔高,而相反的,所谓的暴君也并非都是无能或者绝对的道德面上的无力者。

拓拔嗣的施政之初并不能让我们对他的将来做出太大的预见,却可反应出当时魏国的一些细微。“追尊皇妣为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罢归第不与朝政者,悉复登用之。诏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简贤任能,彝伦攸叙。闰十月丁亥,朱提王悦谋反,赐死。诏郑兵将军、山阳侯奚斤巡行诸州,问民疾苦,抚恤穷乏。十有二月戊戌,封卫王仪子良为南阳王,阴平公元烈进爵为王,高凉王乐真改封平阳王。”《魏书.帝纪第三》。

其一,拓拔嗣即位之处并无特别善对所谓帝室之行为,却将极为重要的选贤以及刑罚两则交与了曾为拓跋南部大人的长孙嵩,而所谓的南部拓跋,追其本源,可上溯到桓帝猗X一代,也就是说,并不属于为当今帝室的思帝一系。这一点似可看出随着拓跋珪的死,魏国帝室的势力已经衰落到了极点,甚至不得不仰仗乌桓血统居多的南部(关于南部拓跋的细节,可参照《北朝志.第二章》)势力了。

其二,过于仰仗南部势力,或者也是拓拔嗣的一个无奈之举。其父拓跋珪晚年的种种确实已将帝室一系伤的无可再伤,而他所进行的行政上的改革也随着他的猝亡而陷入了困境。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在《魏书》这一段不多的文字中,拓拔嗣对于依附与帝室的近族做出了诸多安慰,而同时,或亦有可能放弃了其父所针对魏国行政体系上所做的改动的大部分,或者说将其中颇有争议的部分采取了缓行或是渐行。与前者而言,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则自然是拓跋仪的异族了,这也算是给在拓跋珪晚年颇多委屈的宗族大臣们一个合理的交代。而与后者而言,相对的,这也延缓了在汉,鲜两族之间的矛盾,虽属无奈,却无可菲薄。---对于拓拔嗣在即位前期针对拓跋珪的行政改革上的种种举措,虽是我的一个个人之见。但《魏书.志十九》亦《官氏志》中的记载或可为佐证“永兴元年十一月,置骐驎官四十人,宿直殿省,比常侍、侍郎。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属官,总理万机,故世号八公云。泰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部,地部,东、西、南、北部,皆以诸公为之。大人置三属官。”可见魏国在进入拓拔嗣之治之后,其上层政治结构颇有复古倾向。当在下文加以详细分析。

拓拔嗣的种种举措,无疑是给当时几已近国将不国的魏国的一剂良方。然则即便是再好的良方,也需要时间来吸纳和调理。对于这位十七岁的小皇帝而言,愈发糟糕的事情很快就到来了。

公元409年六月,中国南方的东晋政府正在进行一次重大的征伐,而其目的地,正是和北魏毗邻的南燕小政权,所谓唇亡齿寒,莫过于此。西边,西边也并不平定,西边接壤的后秦在这个时候,正败与赫连勃勃之手,十六国末南北朝前期一代枭雄赫连勃勃在获得了后秦欲援助南燕的军需之后亦是意气风发大有不把后秦放在眼里越土兵发北魏雪耻之势。然而这尚且不能算是迫在眉睫的,真正烧到家门口的,却是多年以来一直为魏国所打压的柔然。其年十二月,拓拔嗣其座未温,北方的告急文书已经送到了他的案前,“柔然侵魏”,多年以后的司马光在自己的传世之著《资治通鉴》中的这了了几字,淹没了当时好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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