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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佛教伦理与中国近代革命精神 -- 镭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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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一、近代儒家的衰落与“入世佛学”的诞生

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佛学思想的兴起。梁启超曾称:“晚清之所谓新学家者,无一不与佛学有关。”

这是为什么?

中国近代革命,与英国、法国乃至后来的俄国革命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即:它的发生,不是内部危机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来入侵导致危机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中国近代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在社会组织、革命指导理论等方面,都严重准备不足。在英国、法国等国,早在革命到来之前,已经有一代又一代的启蒙思想家,对革命的必然性、正义性作了充分的论证,并为革命后的政权建设提出了大量设想;而中国的近代革命先驱们却只能在大难临头之际才在几乎全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上阵。当我们探讨中国近代革命思想的时候,这是必须首先给予充分注意的历史背景。

按通常的看法,传统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干,儒、佛、道三家鼎立的格局,这个文化传统是以传统社会形态为依托的。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作为社会危机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就是儒家思想自近代以后所陷入的深刻危机和困境。由于儒家在本质上是一种在“大乱”中求“大治”的学说,强调稳定和秩序,因此它不能被用作鼓动革命,“改良”就是它所能容纳的对社会的变革的极限。由于这个原因,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但宣告了改良路线的失败,也宣告了儒家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失败——从此以后,儒家不再是一种有价值的政治意识形态(我认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是传统儒家彻底没落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儒家的这一历史性的退出,给其他思想流派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中国思想史上,佛教、佛学一直是以“非主流”的形态存在着。即使儒家的理学家们曾通过大量吸收佛教的许多思想来改造儒家,佛教、佛学的这一地位也没有改变。因此,佛教、佛学自中古以后,就成为了中国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反传统思想家的主要思想来源。于是,当清朝末年儒家思想随着传统社会形态的全面危机而陷入危机和衰落,而西方意识形态尚未真正介入中国国内思想界的情况下,佛学就成为了吸引当时先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用以批判传统思想和社会现实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谭嗣同,就是中国近代运用佛学思想全面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社会形态的第一位思想家。

在中国近代第一批试图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行者中,谭嗣同是非常特殊的一位。当代学者何新先生曾这样评价他:“他是以一个理性的佛教徒,一个入世的修行者的矛盾形式,……走上了一条(比康有为)更彻底的异端道路。”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通过对佛教进行的彻底改造,提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斗的革命思想体系。他的这一思想体系,在《仁学》一书中有着充分的表述。

通读《仁学》一书,我们可以看出,该书的内容可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为“写出数千年之祸象”。谭嗣同以佛教“众生平等”说为依据,对儒家的伦理纲常、三从四德进行了锐利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对儒家纲常的批判,就是对它所支撑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批判,也就是对当时的清政府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在这里,在中国近代思想历史上第一次喊出了“平等”的口号。他从佛教的“众生平等”论出发,否定了儒家“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关系,只保留了“朋友”关系,因为只有“朋友”是“平等”的。由此开创了中国近代平均主义思想的先河。虽然在这里,他的平等观念还保留着浓厚的佛教色彩,但它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层次为建立新的历史观。由于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主张出世的宗教,因此它没有自己的历史观。而在《仁学》中,谭嗣同通过对佛教“彼岸”观念的重新释义和阐发,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佛教历史观。在这里,他对佛教的“彼岸”观念作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改造——他把原来佛教中“此岸”与“彼岸”的空间对立,改造为现实与未来的时间对立,也就是说:“光明彼岸就在人间”。由于佛教主张“众生皆苦”,因而前面所揭露的“数千年之祸象”,对应着“苦难的此岸”;而得到解脱后的“光明的彼岸”,则是未来的“美好远景”。顾准曾说“在人间建立天国是幻想”,却不知这个“幻想”就来自谭嗣同。他创立的“彼岸”言说给后世带来的巨大影响,无须多说。

既然现实是困难的,未来是美好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到达未来呢?谭嗣同给出了他的回答:“以心挽劫”。这就是《仁学》的第三个层次——革命论。谭嗣同彻底抛弃了大乘佛教清净无为的传统信条,而断言佛学的唯一用途就是以心挽劫,普渡众生。他断言:“蠢尔躯壳,除救人外,别无他用。”身为佛教教徒,唯一的使命就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通过积极的奋斗,将众生救出苦海。这一路径具体到实践上,就是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建设一个美好的新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谭嗣同在《仁学》中所表述的,绝不仅仅是一种“不彻底”的“改良”思想,而是一种完整的革命理论体系。正是从他开始,佛教精神成为了支持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精神支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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