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随笔]史书中《射雕》《神雕》人物（之一） -- 云横居士

看来，这三本奇书很可能是这位献书人假托的。奇人，奇书，书现世的奇，人去世的奇。书的内容与历史丝丝入扣，扣得太准了，完美的象现代高仿文物一样。

新发现的三部明代书稿复原古大理绝代风华

王宁

云南日报20041112第1版

“怪人”献“奇书”，囊括了南诏、大理国和白族历史文化方方面面的《大理古佚书钞》。弥补了大理史料的缺失

在大理，李莼曾被视作“怪人”，穿着不伦不类，说话颠三倒四。但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却在1998年将家中珍藏了430多年、历经19代人而保留至今的珍贵书稿手抄本，无偿捐赠给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

回忆此事的经过，大理州文化局原局长尹明举仍然有些激动。他告诉记者，早年学过音乐作曲理论和声乐的李莼，因为被错划为“右派”而命运多舛，做过木匠、干过建筑业，退休后因酷爱洞经音乐而在下关文化馆搞文艺，也因此和尹明举成为朋友。他常从家中拿出一些家传的明代工尺谱给朋友鉴赏，所以当1998年的一天，李莼把一摞小笔记本放到尹明举的面前时，尹对这些用钢笔行楷抄录的文字并没有感到惊奇，可是等细细地翻阅了全文以后，尹明举震惊了，这些文字抄录的是3部随笔式佚书，为明代永乐至嘉靖(公元1403年一1566年)年间李浩著的《三迤随笔》、张继白著的《叶榆稗史》和玉笛山人著的《淮城夜话》，3部书中所述内容几乎囊括了南诏、大理国和白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从历史事件、南诏、大理国宫廷内幕、民族源流、宗教信仰、天文地理、自然灾害、冶炼技术、医药卫生、文化教育、音乐美术，乃至民歌民谣，无所不包，而且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新史料。熟悉大理的历史与文化并深研多年的尹明举很清楚，白族没有文字，对于大理的历史，汉文典籍中本来就记载有限，而为数不多的史料又在明洪武初年被攻克大理的明军将领付之一炬，所以明清以来记载大理古代历史文化的专著屈指可数。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大批中原的学者来到大理，才开创了对大理古代历史文化进行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的先河。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多次对大理的历史文化进行普查、研究、考古发掘和文物修缮，但是文献资料仍旧不足，《宋史》中，《大理国传》只有560几个字，而且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找不到足够的史料写出一部内容充实的《大理国史》。在这样的前提下，这3部书稿的出现，立刻就得到了大理州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拨出专款交由大理州文联负责整理出版，还把此书的校注出版工作当作大事来抓，组成了由尹明举以及多年从事大理历史文化研究的施立卓、张乃光以及李莼参加的编著小组，2002年1月，名为《大理古佚书钞》的3部书稿终于正式出版发行了。

曾经被精心放置在30几个紫檀木和红椿木大箱中的书卷，历经400多年的沧桑巨变，令人痛心地散失在历史的烟尘中

《三迤随笔》的作者李浩，就是李莼的先租，他出生于金陵文人世家，7岁就和后被封为太子的朱元璋长子朱标以及被封为沐国公的沐英结为兄弟。明洪武14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调遣沐英等讨伐云南，李浩随同前往，云南平定后，李浩受封为天威径镇抚使，镇守大理下关，沐英把从大理总管府所得的全部史料交给李浩保管，这是李家历经19代的藏书的开始。李浩在自己的住宅“碧荷馆”中建了藏书楼，一边流连于此一边著书立说，《三迤随笔》就是他读这些大理国史书的心得；《叶榆稗史》的作者张继白是李浩的姻亲，为大理当时著名的南中七隐之一(南中七隐还有感通寺无极法师、《孔雀胆》女主人公大理国总管之女段宝姬等)；自号玉笛山人的《淮城夜话》作者李以恒，是李氏到云南后的第6代，他自幼喜爱音乐词赋，曾和当时大理的名士赵汝谦和李元阳一起亲自到永昌(保山)，迎接被贬云南的新都状元杨升庵，后来3人共议成立了下关“三元社”、大理“叶榆社”两大洞经社，首开云南洞经音乐之先河。

李浩接管了大理国的藏书后，要子孙后代遵守所有藏书不许外借、不许带火种入书楼等家训，这些藏书都被精心放置在紫檀木和红椿木大箱中，当时共有30几箱，很多史料都是用千字文抄录在细薄的纸上，经过多次装裱，且有数十人阅读后的印章和卷尾的跋文，哟防书老化，每部书都被放在扁柏香木匣中。李氏一族在随后的几百年中都严守家训，精心收藏着这批珍贵的古书，成为明清以来滇西珍藏古书第一家。但是400多年的沧桑巨变，使这些书卷令人痛心地散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据李莼回忆，抗日战争时期，途经下关的国民党士兵驻在李家，从万本藏书中抽出不少书籍来当柴烧火煮饭，幸存的5000多册在文革期间，被无力保存的李莼自己烧了整整两天，剩余的被当作“四旧”拉了7手推车成为造纸原料。《三迤随笔》、《叶榆稗史》和《准城夜话》这3部书之所以能够幸存并得以面世，几乎就是一个传奇故事——因为这3部书都是李莼的先祖所作，所以他格外珍视，既使是被打成“右派”到农场劳动，也随身带着。在农场，他的老朋友杨彪对书中的资料很是着迷，但李氏祖训又不允许李莼将这些书稿外借，于是李莼只好答应了杨彪的要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一摞包装水泥的牛皮纸上抄写了40万字左右的3部书稿。1964年杨彪病逝，书稿就一直放在李莼所在建筑工地的马凳里。文革中，原书成了造纸原料后，这些牛皮纸上的文字就成了孤本了。1970年，李莼突然梦见杨彪，想念朋友的他决定把书稿烧了“送”给杨彪，李莼的妻子说，烧之前还是再抄一份吧，将来留给孩子们，于是李莼就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把3部书重新抄在一摞小笔记本上。

抱着审慎和严谨态度校注的《大理古佚书钞》，复原了明代大理的绝代风华，引起专家学者关注

尹明举、施立卓、张乃光3人在校注《大理古佚书钞》的过程中，始终是抱着审慎和严谨的态度的，他们也和有些人一样，首先对这3部书稿的真伪提出质疑，因为原书已失，仅有李莼的手抄本存在，对书的真伪只能从内容上考证。经过仔细的阅读查证，他们认为这部书不可能是后人编造的，书中系统地反映了大理以及云南的历史，对很多历史事件在不同的篇章中都有不同侧面的记述，包括庄跻开滇、白国渊源、武侯南征、天宝战争、苍山会盟、元灭大理、建文隐滇、洪武西征等，许多书中所述内容和考古研究不谋而合。例如1996年，云南省文物考古所和大理州文管所在今下关发掘了古代的砖瓦窑，初步断定是南诏至元明时期的砖瓦窑址，而《淮城夜话》中就对此有所记载；又如南诏城镇建筑，尤其是王都建筑早已毁圮，史料上只有简略的记载，而这3部古佚书中对此论述详实，是后人无法编造的。在确信了古书的真实后，他们在编注的过程中翻阅了大量的史书加以查证，常常3人为了断句和考证等问题争论不休，有时一句话不通顺，就反复研究反复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李莼因为经常抄写佛经，所以训练得抄写时很少出错，是在忠实地抄录原书。

这3部书都是随笔式的小品，不是史书，自由随意的写作方式使书中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得以复原明代前和明代洱海地区的社会生活画卷，其生动和鲜活是许多正史所不及的，而其中的很多内容，也弥补了史料的不足，比如庄跻开滇是否真有其人其事?诸葛亮南征时是否到过大理?建文皇帝隐滇的真实性如何?还有三塔的建设时间、天宝战争的地域问题等等，这些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这部书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大理古佚书钞》出版不久，李莼就去世了，而发行4000册的《大理古佚书钞》也很快销售一空，并引起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书中真正地感受到了大理各民族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神奇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