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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阿拉伯诗人传奇·近午时代》(一)那是怎样的时代 -- 江城孤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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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阿拉伯诗人传奇·近午时代》(一)那是怎样的时代

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出走到麦地那,意味着伊斯兰教的势力开始壮大起来,最终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统一了半岛上的诸部落,半岛上的阿拉伯人第一次全部团结在统一的民族国家“乌玛”下,这才有他们日后对外征服与扩张的基础。因此,622年被哈里发欧麦尔定为伊斯兰历元年,一直沿用至今,而阿拉伯人也从此脱离了蒙昧时代,进入了伊斯兰时代。在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人先后经由四大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的统治,用50多年的时间,灭亡了波斯萨珊王朝,击败了拜占庭帝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其边境东至中亚,西至马格里布,囊括了西亚与北非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随后因哈里发宝座之争,又爆发了阿里派与其他派别的内战,最后的结果是,原先只是叙利亚地方总督的穆阿维叶获胜,推翻了过去的哈里发选举制,而建立了独揽朝纲、血缘继承的倭马亚王朝。阿拉伯政权的首都也从麦加迁移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在建国的初期,倭马亚王朝国力强盛,在尽力弭平国内什叶派与哈瓦立及派此起彼伏的暴动的同时,也依然保持着对外扩张的势头,并先后攻占了信地、河外地区与伊比里亚半岛。在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倭马亚王朝已经成为与中国唐朝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然而,这只是在疆域与军事意义上的,以文化与文学而言,倭马亚王朝根本不足以与唐朝相提并论。具体到诗歌方面,唐诗的赫奕地位在世界文学史上都不容动摇,而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诗歌却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伊斯兰时代初期,以及紧随其后的倭马亚王朝,整整100年的时间,可以说阿拉伯诗歌比起蒙昧时代来,没有本质性的进步,既没有出现像蒙昧时代“七悬诗”那样的巨作,也没有诞生如蒙昧时代乌姆鲁·盖斯那样的伟大诗人,整体来说乏味平淡,以至于某些文学简史将这个时期一笔带过。

出现这样的局面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就是,诞生蒙昧时代诗歌的要素在伊斯兰时期已经被削弱乃至不复存在。诗歌的源泉是日常生活,蒙昧时代的诗歌之所以真实感人,是因为它们真切地反映出游牧民族的生存状况与风俗习惯。但到了伊斯兰时代,原先的部族主义被削弱,阿拉伯人过去所尊崇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蒙昧时代以豪侠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在伊斯兰时代,就需要以敬畏真主作为最高价值观。阿拉伯诗人们惯用的赞颂题材,如酒与女人,都在伊斯兰教的严格制约下,而很少再提及了。此时的阿拉伯诗人们还依然沿用着蒙昧时代传下来的“纳绥布”等格式与写作技巧,于是便显得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其次,在伊斯兰扩张初期,阿拉伯人根本无暇写诗。当时的阿拉伯人并不是人口众多的大民族,半岛各游牧部落的总人口也就十几万左右,要同时应付东西两条战线的激战,事实上形成了全民动员的局面,男子基本上全部出征,而妇女儿童老人等则随军放牧,承担后勤,并在战争胜利后随部队迁徙定居,因此建立了许多军营式城市,如伊拉克的库法与巴士拉,还有埃及的福斯塔特(现在开罗老城区的前身)。在战事紧张,个人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能指望此时多数还目不识丁的阿拉伯人们有闲情逸致来作诗,即使作出了诗歌,也缺乏流传的环境与媒介。因为此时各部落分头征战,再不像蒙昧时代的欧卡兹集市那样,有可以使诸多部落相互交流的机会。

同样,面对沙漠外的花花世界,诸般千奇百怪的场景,阿拉伯人也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了解各种新事物。曾经有在分配战利品时,阿拉伯人不认识麝香,将其当作食盐放在食物里的例子。还有一个阿拉伯人获得了一块硕大的宝石,最后以一千个迪尔汗卖掉,当旁人问他为什么不再多要些钱的话,他说:如果我知道有比壹千更大的数目,我一定会多要的。还有在攻占波斯王宫时,对一块珍贵的绣满了珠宝与金线的地毯,为求分配公平,而将其裁成小块均分给个人的例子。

这些都只是小事,但阿拉伯人确实在此时学习了波斯与罗马的铸币,学习了这些地区的管理制度,建立了税收制度与邮政系统等等,还需要学习文化,培养自己的文书等。种种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与机会来创作诗歌,等到内战一开,就更没有什么吟诗的余地了。

第三个要素就是伊斯兰教的直接影响。伊斯兰教不但在思想上颠覆传统,限制了传统的诗歌创作题材,而且《古兰经》在文学成就上也对诗歌提出了挑战。

《古兰经》不是纯韵文,也不是纯散文,但在朗读时,却具有一种奇特的节奏美感与影响力,这对阿拉伯人来说是极其新奇的。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除了诗歌与极少的谚语外,便不知道其他任何文学体裁,《古兰经》开拓了他们的眼界,也将许多人拉入了穆斯林阵营。比如欧麦尔曾经是麦加贵族中反穆斯林的坚定分子,但在一次听他的妹妹朗诵《古兰经》后,被这语句的魅力所吸引,故而信奉了伊斯兰教。因此,当时阿拉伯人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诗人,并不喜欢《古兰经》,他们或不认为《古兰经》有超凡的地位,或感觉《古兰经》抢了他们的饭碗,辱骂穆罕默德只是在发癔症。文人们的态度各有不同,像诗人图法罗到麦加时,原先答应古莱氏人不去听穆罕默德传道,后来又想:“我是一个聪明的诗人,我自己知道分辨善恶。我为什么不去听听那人到底在说些什么?讲的好就接受它,讲的不好就抛弃它。”而像苏威德·撒米特一次到麦加,遇见穆罕默德劝他信伊斯兰教,便说:“你知道的与我知道的或许是一样罢!”穆罕默德问:“你知道什么?”苏威德答道:“鲁格曼的谚语。”穆罕默德说:“请讲些给我听听!”苏威德遂诵读数段,穆罕默德听后道:“这的确很好,但我知道的比这还要好。我知道的是安拉的默示,是人生的正道,是黑暗中的光明。”于是念诵数节《古兰经》。苏威德听后只是说:“这的确是很好的言辞。”

以上的态度还算客气。可先知穆罕默德在传教时,曾经遭受过许多诗人的直接反对,如阿卜杜拉·本·扎巴尔里、阿慕尔·本·阿绥、艾布·苏福彦·本·哈莱斯等,他们利用诗歌天赋,直接作诗攻击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对他们也没有好脸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乌姆鲁·盖斯是领着众诗人下火狱的先锋。”而伊斯兰教崛起后,很长时间内单独推崇《古兰经》,将“真主的言语”作为一切行为的基本规范,将宣传《古兰经》作为首要任务,为了避免转移新穆斯林的注意力,连圣训都不能多加传播,故而在当时虔诚的穆斯林眼里,诗歌这种世俗的文学体裁肯定是不入法眼的。而《古兰经》也是阿拉伯第一部成文的著作,阿拉伯人通过学习《古兰经》,也慢慢掌握了散文等体裁,不再局限于只使用诗歌来表述感情了。

然而诗歌对阿拉伯人终究有着深厚的影响力,决不至于因此消亡。还在穆罕默德时期,诗人哈珊·本·萨比特就创出了一条新路,他原先是周游加萨尼与希拉宫廷的赞美诗人,在60岁上皈依伊斯兰后,却将诗歌与宗教题材结合起来,用诗歌去描述伊斯兰教,去捍卫穆斯林的信仰,因此得到了穆罕默德的好评。可惜哈珊的大多数诗歌在文学性上实在是价值不太大,整体也就和文革时我国的语录歌是一个水准。如下面这首:

封印先知,来自真主,德行绝伦,声望昭著。

安拉擢拔,使者嘉名,每天五次,祷告颂祝。

他未来时,偶像盛行,失望笼罩,民众之心。

使者天降,如灯透亮,熠熠华光,恰似剑芒。

警告火狱,昭示天堂,伊斯兰教,吾辈信仰。

赞美安拉,唯一真主,世世代代,证明不虚。

世人皈依,将主宣扬,荣耀所归,至高无上。

真主赐福,创造万物,只崇拜主,追求正路。

哈珊还写过讽刺诗,用来攻击伊斯兰教的敌人,如麦加的古莱氏贵族。穆罕默德曾问:“那你把我怎么办?”因为穆罕默德自己也是古莱氏族的一员。哈珊回答道:“我把你从他们中挑出,就像把一根毛发从面团中挑出一样。”于是穆罕默德派艾布·伯克尔作他的顾问,为哈珊讲述古莱氏内部的宗谱关系,指示哪些人可以攻击。如哈珊攻击艾布·苏福彦,便这么写:

你不属于这光荣的族群,他们不崇拜太阳,不乱拜神灵。

你父亲不曾参与过朝觐,这的确是卑劣的行径。

哈珊晚年支持穆阿维叶,攻击阿里,穆阿维叶对他也十分尊崇,最后活到了120岁。此人在各个时代都能站在得势的一方,绝对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

还有诗人卡尔布·本·祖海尔,他是前文说过的悬诗作者老祖海尔的儿子,原先是猛烈反对伊斯兰的,惹得穆罕默德下令对他格杀勿论。然后此人亲自到麦地那向穆罕默德求饶,并作诗歌颂,穆罕默德饶恕了他,还曾亲手脱下自己的斗篷赠给他,祖海尔就写了一首《衮衣颂》(《斗篷诗》),来赞美先知的伟大品行。这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直至握住先知的手,我才感到安全。

这巨手掌握我的命运,操纵生杀予夺大权。

先知是光,普照世间人寰。

先知是剑,真主出鞘的宝剑。(仲跻昆先生译)

对这类诗人,传统阿拉伯文学却很看重,介绍的篇幅也很多,这是囿于宗教观念的结果,而不是公正客观的评价。

到了倭马亚王朝中后期,内外战事稍有平息,国家内部各民族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阿拉伯诗歌才获得一个较好的发展机遇。可是此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阿拉伯人,多有凭祖先战功,吃年俸长大的家庭后代,在麦加、麦地那等远离前线的后方,这类人尤为多见。他们闲极无聊,对伊斯兰的信仰也不如前人般热衷与虔诚,所作的诗歌长于寻花问柳、调情作乐等事。帝国首都大马士革偏重于政治,而伊拉克则多教派动乱,所以在此时的麦加与麦地那等较为安宁的城市,不但咏酒诗卷土重来,而且亵情诗成为一个重要又独特的诗歌门类。当时的哈里发叶齐德曾带头写咏酒的诗句,而麦加的诗人欧默尔,则是写亵情诗的头号高手。这类诗歌反映的的确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故而词句上倒也颇为生动,有可取之处,但却格调不高,也缺乏宏大的气魄与瑰丽的想象。

与亵情诗相对的是贞情诗,即赞美坚贞爱情的诗句。这也是阿拉伯人内部沙漠游牧民纯朴习俗对新兴风气的一种反抗,从8世纪文学史家艾斯麦依的对话中可见一斑:“我曾问一个来自沙漠的阿拉伯女人:‘你们怎么看待爱情?’她说:‘眼送秋波,拥抱,接吻。’她又反问:‘你们城市人如何看待爱情?’我说:‘把她脚抬起来,再分开双腿。’她说:‘你这不是爱情,你是要孩子!’”

著名的贞情诗人有加米勒·本·穆阿迈尔,还有阿拉伯人尽人皆知的传说人物——麦杰农与莱伊拉。莱伊拉是女子名称,“麦杰农”是“疯子”的意思,这是诗人盖斯·本·穆劳瓦哈的外号,由于对莱伊拉苦恋,最后有情人还是不能成眷属,而近于痴狂,因此一般都称其为“莱伊拉的痴心人”,他也有许多诗歌传世。但所有的这些贞情诗歌,在意象上都单调狭隘,在遣词造句上也显得有些矫揉造作,缺乏蒙昧时代质朴的精神。

而在这些诗歌种类之外,这个时代还盛行赞美诗与讽刺诗,前者是赞美当权者,如哈里发、总督、将军等等,从而求得赏赐,这也是蒙昧时代流传下来的老传统了,但随着阿拉伯贵族迅速积蓄财富,而变得更为流行。倭马亚王朝是采用不那么正当的手段夺权的,而且掌权的苏福彦家族在未皈依伊斯兰教前还曾经是穆罕默德的最大敌人,所以倭马亚贵族对自己的统治基础并不放心,需要寻求各种力量的支持,便不能小觑了诗人的影响力。比如开国之主穆阿维叶是一代枭雄,非常善于收买人心,曾有名言:“能用缰绳,我不用鞭子;能用鞭子,我不用宝剑。”为了争取诗人对他的舆论支持,不惜一掷千金,时常以数以万计的迪尔汗(银币)收买。许多诗人也投桃报李,作诗吹捧倭马亚王朝的统治。

而讽刺诗更是在倭马亚王朝玩出了新花样。倭马亚王朝的民族矛盾、部族矛盾、教派矛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阿拉伯人作为征服者,对被征服民族有着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但被征服民族也大多有着自己的辉煌历史与悠久文化,也不会对来自心目中原先牧羊牧驼者的歧视抱着宽容态度,这是民族矛盾。

穆罕默德反对民族歧视,曾经有一次艾布·赞勒对埃塞俄比亚释奴比拉勒说:“哎,黑家伙!”,然后穆罕默德责备他:“难道你因为他的母亲而羞辱了他吗?你这人有些愚昧时代的习惯,除了对真主的敬畏之外,什么时候白人比黑人优越了?”。而且穆罕默德也反对部落与宗派主义,他曾让迁士与辅士结为兄弟,互相帮助,主张“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但这些矛盾依然不会就此彻底消除,而在穆罕默德去世后,很快故态重萌。

尽管四大哈里发大体遵循穆圣消灭种族歧视和阶级差异,人人平等相待的原则,主张的是在同一宗教指导下的民族融合,可当时的部落宗族主义依然存在,尤其是在部队编制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还有在规划新城市时,也是按照部落划分的,阶级差异也没有消除,就算在阿拉伯穆斯林内部,都没有实现平等。在欧麦尔时代,阿拉伯穆斯林根据信仰伊斯兰的时间先后、宣誓归顺伊斯兰和参加圣战的时间顺序,而分为不同阶层,当中包括有迁士,有辅士,有白德尔战役时入教者,有卡迪西亚战役时方入教者……总之,血统越接近穆圣出身的哈希姆家族者越尊贵,得到的年俸越多。欧麦尔的本心并不是制造矛盾,但客观上不平等的局面已经形成。而哈里发奥斯曼当政后,这一局面更加变本加厉,奥斯曼自己就任人唯亲,大力任用苏福彦家族的人物,引起其他派别与部落的不满,最终造反将奥斯曼杀死。而阿里为了维护自己支持者的利益,也不惜先与突勒哈和阿以涉打了一场骆驼战役,又与穆阿维叶长期征战。而倭马亚帝国更是挑拨部族矛盾的高手,他们在早期长期支持南方阿拉伯部落,而盖斯族为代表的北方阿拉伯部落则一直受冷遇,而到了中晚期又改以北方部落为支柱,打压南方也门阿拉伯人。

至于教派矛盾,伊斯兰教中最先分裂出的派别是哈瓦立及派,随后又有什叶派的诞生。他们与倭马亚王朝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直到最后将王朝灭亡为止。

讽刺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大行其道的,它虽然表面上是骂某个具体的人物,但其诗句引申下去,很快就会羞辱此人出身的血统,身处的部落,信奉的宗教,而且冷嘲热讽,挖苦谩骂,造谣中伤,人身攻击,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完全是地图炮型的大规模无差别杀伤性武器。而且还不能骂完就了事,一边骂对方,还要一边夸耀自己血统高贵,家出名门,信仰虔诚,品行一流,两者作对比,恨不得把敌手以及他的祖宗八代、子孙亲朋都骂翻在地,再喷一脸唾沫,好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所谓的“倭马亚王朝三诗圣”哲利尔、法拉兹达格与艾赫泰勒,他们彼此互相嘲讽,最擅长的讽刺诗都是这路货色。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是他们所代表的部族,宗派与民族。比如像艾赫泰勒讽刺哲利尔以及其所在的库莱卜部落,是这么写的:

我们这里是骑士之乡,谁人不知?

库莱卜却是耻辱的营寨,哪个不晓?

他们在卑贱之家里栖身,

打家劫舍,是伙流氓强盗。

如果客人来临,引起了狗叫,

他们就会让母亲快往火上撒尿。

可她却不肯那样轻易把尿浪费掉,

撒起来,也是尽量节约尽量地少。

一个第纳尔可以买五十斗小麦,

他们却把待客的面包看得贵似香料。(仲跻昆先生译)

关于哲利尔是如何反唇相讥的,我这里先卖个关子,留在下次有关讽刺诗的专题时再谈。

像这种明显制造矛盾与对立的文体,竟然是被倭马亚统治者允许和大力鼓励的,为的是既要转移各部落的怨气,让他们在口舌之争上多花些精力,从而少动刀枪剑戟。但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挑拨下属各民族部落和教派彼此之间的矛盾,好让这些人们互相敌对,就无法合力来对抗倭马亚政权。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倭马亚王朝最后就是在内部的动乱中被逐步削弱,最后依然被阿拔斯派与什叶派、伊拉克人与波斯人联合灭亡,自己种下的苦果,还需自己来尝,正所谓天道恢恢,报应不爽。

当然,不能因为诗歌的不振就说这个时代是漆黑一片。实际上,阿拉伯人就是在这100多年里,初步完成了与周边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学习了他们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将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在这些民族中逐渐传播开来。阿拉伯文化整体上还是上了一个台阶。就拿文学而言,抛开诗歌的不思进取不提,在此时代,阿拉伯人的演讲已经颇具文采,而散文与书信等文学体裁也已经成型。如果没有这个时代的这些基础工作,就不可能有此日后阿拔斯王朝的文化盛世。艾哈迈德·艾敏将阿拔斯王朝及此前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分成三个时代,即黎明时代、近午时代与正午时代,因此如果说阿拔斯王朝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登临了最辉煌的巅峰,其中的诗歌文学也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那么在伊斯兰初期与倭马亚王朝,阿拉伯与其他民族的诗人们就只是在蛰伏,在积蓄力量而已,待到惊雷响动,雨水连绵的时候,他们就会再次展现出自己蓬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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