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余杰，你是否忏悔？ -- 冷逸

余杰先生曾经是我很喜欢乃至推崇的一位作家，从《火与冰》到《香草山》，他的作品我几乎全部细读；从“剥钱穆的皮”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我都愿意站在余杰一方。但自从他跨越太平洋去了美国之后，读他的文字便越来越不复当年的感觉，甚至让人不相信出自他的笔下。只感觉当年所喜欢的余杰不仅人已远去，连文章都已远去。

最新读到的余杰先生的文章，是写于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日的《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文中写道：

台湾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大陆的中共政权对台湾人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的漠视和轻蔑。基于自己的独裁性质，中共政权从来不承认台湾实际存在和民主成就，并以武力威胁来恐吓台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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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的“反美秀”让我感到莫名惊诧。美国在台海对峙中倾向于保护台湾，固然有其国家利益以及维持亚太地区战略稳定的考量，但更重要的乃是出于道义和民主价值的宗旨──当年美洲十三个殖民地与母国大英帝国的关系，与今日台湾同大陆的关系十分相似。作为以推广民主制度为己任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会放任一个大的独裁政权消灭一个小的民主政权。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美国的呵护，根本不可能有台湾的安全与民主成就。当年如果不是慑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威力，毛泽东早已实现了他那“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梦想。那么，在毛泽东的帝国格局中，台湾连“特别行政区”的待遇也无法享有。那样的话，也许罗大佑先生仅仅因为歌唱几句“靡靡之音”，早就被送进了中共的集中营。今天罗先生对美国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农夫和蛇”的故事。仇恨自己的恩人，谄媚自己的敌人，这不是什么崇高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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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出兵伊拉克，罗先生说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但是对于一个用坦克和机枪镇压请愿学生的政权、一个让艾滋病病毒肆意泛滥的政权、一个听任无数奴隶劳工在矿难中丧生的政权，他却不会“看不下去”。

台湾问题的根本症结究竟何在，自然可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乃至美国，没有任何一方占有完全的道义。这是一个涉及复杂的中国历史、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问题，绝不可仅仅将责任归咎为任何一方，更不可简单诿过大陆的“独裁性质”。像余杰先生这样简单的判断，不仅有失“学者”身份而流于政治谩骂，更有失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二十余年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应有的基本价值判断。

至于说美国干涉台湾问题“更重要的乃是出于道义和民主价值的宗旨”，令我也是莫名惊诧。我从不讳言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且对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宪政抱有好感。但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必须分开，国家利益的考量在国际政治行为中的所发挥的作用远胜意识形态，我们决不可认为自由民主的美国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的美国所支持的一切都是自由民主的。

“作为以推广民主制度为己任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会放任一个大的独裁政权消灭一个小的民主政权。”事实上，历史上的美国支持过太多的独裁政权。即使仅就中国内战时期而言，无论我们今天对中共政权的民主程度做出多少批评，但当初的解放区共产党政权较之国统区政权而言更为民主却是不争的事实，但美国的作为不仅是放任，而正是要帮助“一个大的独裁政权消灭一个小的民主政权”。

罗大佑先生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看不下去，也正是民主制度下所拥有的正常的自由，美国政府也并没有对此“看不下去”。余杰先生现在虽然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但还并非美国政府雇员，更不是外交部发言人，不必如此激动。而且，罗大佑先生看不下去这些，并没有说他就看得下去余杰先生所反对的这些那些东西。一场演唱会不是新闻发布会，更不是政治集会，不可能既要撕护照还要同时表明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态度，不然就有点像干什么都先要喊上几句毛主席语录的文革了。写文章的时候，这种逻辑错误也是应当避免的。

写了这么多，关键不在于批评余杰先生本篇文章中的观点，而主要想借助于对这一个体文本的解读来表达对这一类型文字的失望。余杰先生过去的文章在大陆一纸风行、洛阳纸贵，主要得力于其敢言之品质，但同时也在于他的文字在激情之余不失讲求理性，确有说服力。但现在，出国之后的余杰似乎走向了极端，在语言的表达减少了很多阻碍之后，说任何话似乎都没有了顾忌从而无需理性的思考便可以直接喊出，他的杂文也就不再只是杂文而差不多成为了政论。谈政治不是不行，关键是要有学理、有理性，尤其是对于对舆论有较大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批评现实不是不行，但不能流于谩骂，更不能基于纯粹的敌对立场来指责自己的祖国，尤其是对于像余杰这样在国内成长而现在身在国外的知识分子。

问题跳出一步来看，余杰先生这样的文字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的，鲁迅后期的许多易朽的杂文也是这样。文学出身、对历史、经济、法律等都无深入研究，但却要大谈非文学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似乎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不能避免的一种情结。而涂抹了文学黄油的政治面包，却往往让中国人消化不良，甚至伤了肠胃。作为新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余杰先生应当对前辈有所超越，不再重蹈文人论政的覆辙。爱之深，责之切，正是基于这种期望，笔者提出这个问题：余杰，你是否也应当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