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顾颉刚的读书笔记。 -- 赵括他弟弟

民族意识与学术自觉：关于《禹贡》发刊词

（1） 鲁迅在《理水》里，大谈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能是回应顾颉刚古史层累地形成的想法：古代所传的圣贤大禹，或者只是一个图腾崇拜，并不是真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人们对历史的不断描述和增添，才走向了拟人化。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和历史地理学、边疆地理学诸方面，顾颉刚都可以说是拓荒者。这和经由鲁迅的书写，他留给我们的印象确实不太一样。即是说，顾颉刚，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是一个建设者，而非单纯意义的疑古学派的中坚力量。他对古史“层累地造成”的观念，现在看来，也算不上是历史虚无的意识，更谈不上是对中国古史的破坏。在写于1945年《当代中国史学》里，他指出，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物的两面。

（2） 特别有意思的是，顾颉刚认为历史研究需要各种科学知识。他本人对历史的研究，也是被当作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这里他所界定的历史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

（3） 对这本杂志的现实意义的认识。显而易见，这里并不单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更是于其中倾注了政治上的考虑。顾颉刚认为它的目的是反帝和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顾颉刚在这里提到的民族意识，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对他而自觉为我。“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1922） 全集十二卷先秦政治思想史3435）——概言之，是关于“我是谁？”的定义。在这里，顾颉刚将反帝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的做法，暗示了这里的民族意识，其实是一种救亡意识。这种救亡图存的观念，发端于19世纪中段。也就是后来顾颉刚在写《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时界定的“当代”的起点。那么，这种民族意识的指向是不是后来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或者如费孝通所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个定义？

（4） 而地理沿革史的研究，或者说，对于中国地理沿革通史的写作，构成了顾颉刚对于晚清以降开始流行的学术救国观念的自我理解。这种对通史写作的强调，从顾炎武开始，直到龚自珍、章太炎、梁启超，再到顾颉刚、钱穆、傅斯年，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都是一以贯之的。其中，梁启超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且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5） 在顾颉刚看来，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歪曲，得不到强有力的纠正，是中国人的耻辱。因为日本学界恰恰是利用了他们对中国古史观念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概念（比如说本部）和对中国东北与中国整体之间关系的界定。即是说，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并不属于所谓的中国本部。这种为侵略者张目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同时又折射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中国地理的认识来源的贫乏。在顾颉刚看来，仅仅依赖几本语焉不详的经书（包括禹贡在内），形成自己地理观念的做法，是中国人的耻辱，进而也给了侵略者以可乘之机。这时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在顾颉刚眼里，首先是不足论的，其次则可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存在着“欲灭一国，必先去史”（龚自珍：《古史钩沉 论二》）的险恶用心。

（6） 1938年12月，《益世报》在昆明复刊，顾颉刚受邀担任该报《边疆周刊》主编。在写于其上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本部’一词是日本侵略者‘为了中国，必先攫取满蒙’而硬造出来分化我们的名词”，“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中国的根本”，“如此，中国人觉得尚可忍受，对外国人觉得尚可原谅，而日本人的阴谋就得逞了”。因此，顾颉刚认为，要“依据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分划我们的全境，而不该颟顸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帝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里消失了。”

（7） 1939年2月9日，顾颉刚在《边疆周刊》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这篇文章，是接受傅斯年的提醒而写的。傅斯年在给他的信里写道，“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且作为学者“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顾颉刚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等等，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8） 其中，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指出，固然中华民族应该团结一体进行抗日，但从民族研究的角度出发，理应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

（9） 考虑到南海问题。顾颉刚在这里提到的一些观念和“经世致用”的工作计划，有很深的现实意义。中华民国政府曾经搞过一次规模很大的南海勘测活动。对南沙群岛、东沙群岛各个岛屿都做出了勘测。现在看来，是极有远见的做法。

（10） 在谈历史与地理间关系时，他以戏剧为隐喻：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兴的故事而已。……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此处是感叹号。

（11）在发表于出版日期为1934年7月29日的《独立评论》的《旅行的悲哀》一文中，顾颉刚做了很沉痛的自我批判：

我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人，虽然家里并不富贵，但绅士习气是十足的。

且

深知世界情形的复杂和一己智识的短浅，觉得我这一生只配研究中国古书，此外任何事情都没我的分。……我们的国家“如沸如羹”，而我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

但是

想不到三年之前，靠了一个学术机构的帮助，我竟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经过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给予我的最深的印象却是国家民族的危机。……鸦片，白面，梅毒，大铜元，农村破产……永远占据了我的心。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

而发生于同年的九一八事变

激起了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天佑中国，能改掉五四运动以来轻薄浮华的积习，在适当的领袖之下做些复兴中华民族国家的工作，……中国还是有光明的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