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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关于顾颉刚的读书笔记。 -- 赵括他弟弟
家园 关于顾颉刚的读书笔记。 民族意识与学术自觉：关于《禹贡》发刊词
（1） 鲁迅在《理水》里，大谈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能是回应顾颉刚古史层累地形成的想法：古代所传的圣贤大禹，或者只是一个图腾崇拜，并不是真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人们对历史的不断描述和增添，才走向了拟人化。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和历史地理学、边疆地理学诸方面，顾颉刚都可以说是拓荒者。这和经由鲁迅的书写，他留给我们的印象确实不太一样。即是说，顾颉刚，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是一个建设者，而非单纯意义的疑古学派的中坚力量。他对古史“层累地造成”的观念，现在看来，也算不上是历史虚无的意识，更谈不上是对中国古史的破坏。在写于1945年《当代中国史学》里，他指出，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物的两面。
（2） 特别有意思的是，顾颉刚认为历史研究需要各种科学知识。他本人对历史的研究，也是被当作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这里他所界定的历史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
（3） 对这本杂志的现实意义的认识。显而易见，这里并不单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更是于其中倾注了政治上的考虑。顾颉刚认为它的目的是反帝和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顾颉刚在这里提到的民族意识，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对他而自觉为我。“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1922） 全集十二卷先秦政治思想史3435）——概言之，是关于“我是谁？”的定义。在这里，顾颉刚将反帝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的做法，暗示了这里的民族意识，其实是一种救亡意识。这种救亡图存的观念，发端于19世纪中段。也就是后来顾颉刚在写《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时界定的“当代”的起点。那么，这种民族意识的指向是不是后来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或者如费孝通所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个定义？
（4） 而地理沿革史的研究，或者说，对于中国地理沿革通史的写作，构成了顾颉刚对于晚清以降开始流行的学术救国观念的自我理解。这种对通史写作的强调，从顾炎武开始，直到龚自珍、章太炎、梁启超，再到顾颉刚、钱穆、傅斯年，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都是一以贯之的。其中，梁启超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且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5） 在顾颉刚看来，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歪曲，得不到强有力的纠正，是中国人的耻辱。因为日本学界恰恰是利用了他们对中国古史观念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概念（比如说本部）和对中国东北与中国整体之间关系的界定。即是说，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并不属于所谓的中国本部。这种为侵略者张目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同时又折射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中国地理的认识来源的贫乏。在顾颉刚看来，仅仅依赖几本语焉不详的经书（包括禹贡在内），形成自己地理观念的做法，是中国人的耻辱，进而也给了侵略者以可乘之机。这时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在顾颉刚眼里，首先是不足论的，其次则可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存在着“欲灭一国，必先去史”（龚自珍：《古史钩沉 论二》）的险恶用心。
（6） 1938年12月，《益世报》在昆明复刊，顾颉刚受邀担任该报《边疆周刊》主编。在写于其上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本部’一词是日本侵略者‘为了中国，必先攫取满蒙’而硬造出来分化我们的名词”，“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中国的根本”，“如此，中国人觉得尚可忍受，对外国人觉得尚可原谅，而日本人的阴谋就得逞了”。因此，顾颉刚认为，要“依据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分划我们的全境，而不该颟顸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帝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里消失了。”
（7） 1939年2月9日，顾颉刚在《边疆周刊》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这篇文章，是接受傅斯年的提醒而写的。傅斯年在给他的信里写道，“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且作为学者“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顾颉刚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等等，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8） 其中，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指出，固然中华民族应该团结一体进行抗日，但从民族研究的角度出发，理应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
（9） 考虑到南海问题。顾颉刚在这里提到的一些观念和“经世致用”的工作计划，有很深的现实意义。中华民国政府曾经搞过一次规模很大的南海勘测活动。对南沙群岛、东沙群岛各个岛屿都做出了勘测。现在看来，是极有远见的做法。
（10） 在谈历史与地理间关系时，他以戏剧为隐喻：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兴的故事而已。……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此处是感叹号。
（11）在发表于出版日期为1934年7月29日的《独立评论》的《旅行的悲哀》一文中，顾颉刚做了很沉痛的自我批判：
我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人，虽然家里并不富贵，但绅士习气是十足的。
且
深知世界情形的复杂和一己智识的短浅，觉得我这一生只配研究中国古书，此外任何事情都没我的分。……我们的国家“如沸如羹”，而我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
但是
想不到三年之前，靠了一个学术机构的帮助，我竟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经过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给予我的最深的印象却是国家民族的危机。……鸦片，白面，梅毒，大铜元，农村破产……永远占据了我的心。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
而发生于同年的九一八事变
激起了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天佑中国，能改掉五四运动以来轻薄浮华的积习，在适当的领袖之下做些复兴中华民族国家的工作，……中国还是有光明的前途的。
通宝推：燕人,家园 del. 家园 真正的知识分子尾崎秀实。 西园寺公一评价尾崎秀实
西安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日本。无论日本政府也好，军部也好，……一般估计，张学良会杀死蒋介石。也就是说，多数人认为，蒋介石不可能与共产党结成同盟，共同对日作战。
然而，尾崎的观点则不同，他的意见是：蒋介石仍然受到中国民众的支持，倘若把蒋介石杀掉，中国就会四分五裂。他说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因此不会干掉蒋介石的。
历史证明尾崎的推测是正确的。周恩来飞往西安，与张学良一起说服蒋介石，嗣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大约在1936年或1937年，尾崎已经预见到未来的中国将是毛泽东的中国。这一分析的方法论基础：他反对片面的静止的用大陆政策的传统手法研究中国，而应该以中国整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现实作为出发点，把它置于世界之中，并结合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课题，观察其位置。
他经过对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的政府分析后指出，从国民党的体制看，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实现不了现代化。并坚定指出：列宁的苏联，绝不会败给法西斯德国。
总之，他的想法是：日本属于东方国家，应该靠东方来生息繁衍.对于这种条件下的日本来说，中国的市场是至关紧要的。
因此，不论是否发生世界战争，日本都必须和毛泽东的中国以及列宁的苏联紧密地携起手来，以建立东亚共同体和东亚新秩序社会为目标和国策。
——所有的这些观点，都是尾崎在30年代提出的，1944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他因佐尔格案，被送上了绞刑架。
家园 一个书呆子而已 不坏，也没有多大用。
家园 帮忙文人陶希圣。 在陶希圣的回忆录《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社，1979年6月二版）里，有一段写他和胡适在一二九前后的交往，很有意思。
当时陶希圣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
北京城里当时是什么状况呢，南来的陶希圣发现：
北平的街市和生活，与北京大学的建筑和职工一样，保持着旧日的面貌和风格。但是北平不再是政治城而是学术城。并且北平的学界也受了大革命的影响。北平一个普通教授的生活则是：
北平的住宅，一个教授住得起的房子，至少有两进。如果上房开有五间房，两厢房，一客厅，两三间下房。那就除了上课以外，谁也不愿意出门，大部分时间在宽敞的房子家里过着宽裕的日子。在一二九以前，有一天，北大的同仁在马神庙二院的一间教室里开会，胡适演讲，首先报告了宋哲元邀请北平各界人士到怀仁堂宣布冀茶自治的主张。
演讲被傅斯年打断。傅慷慨陈词，坚决反对。
胡适也表达了同一意思。他们的大意是北大不搬走一部图书，不移动一架仪器，坚决留在北平。只要在北平一天，就要做二十年打算。如北平沦陷在日本军阀之手，同人们即刻南下，无论何地，只需搭起一座茅棚，就可讲学。
当时一般教授，都赞成他们的意见。
到了一二九游行之后，宋哲元下令搜查北京大学三院、清华大学和中国大学，逮捕去三教授和三十个左右学生。
这时，陶希圣到米粮库胡同去看胡适。告诉他自己主张国立大学与二十九军调解合作，得到了胡适的赞许。但胡适表示了对与二十九军和解可能的怀疑。陶希圣说：“只要你赞成，我便去试一下。我相信二十九军的将领是与国立大学的教授们同样爱国的。两方对立图使各走极端。两方和解，足以缓和北方的危机。”胡适表示赞同。
然后陶希圣立刻就去了北平市政府，找到秦德纯市长，并提出三点建议：
一， 二十九军停止搜查大学。二，对于学生，非另有确实证据，证实其于共产党有关系者，不予拘捕。教授另有同样证明者，通知各校予以年终解聘。三，学生由各校校长保释，教授直接释放。
这三点建议经秦德纯转给宋哲元后，得到了采纳。次日，搜查停止，被捕教授和学生都被释放。同日，跨河楼清华大学同学会有一聚餐，在座者有北大清华校长以及两大学的几位院长和教授。陶希圣提出与二十九军见面之意，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后来，两方又分别在廊房头鞗英会馆和中南海会餐两次，两方的“谅解和友谊也就建立起来了”。
到了1936年春夏之交，在胡适去美参加太平洋学会，《独立评论》交由张奚若代编时，上面登出了一篇批评二十九军的文章。宋哲元这次则派警察直接入驻独立评论社，杂志也遭停刊。
陶希圣又一次找到了从上海急匆匆赶回北平的胡适，问他：“胡先生你愿意复刊吗？”胡适答道：“当然是复刊得好。”陶希圣说：“如愿复刊，我立刻办这事，明天上午回话。”胡适表示同意。
陶希圣这次找到高等法院的郑哲熙院长。到底是资深官僚，在被陶希圣晓以利害之后，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案：“这样好了。请胡先生写信给宋先生，只说他出国之后，彼此少联络，致生误会。现在他回来了，以后不致有事发生。这封信到了宋先生那里，他请胡先生吃饭，席面上不必再谈这件事。独立评论也就照常发刊，也不必说是复刊了。”
陶希圣将这一办法告诉胡适后，胡适自然喜出望外，照此办理了。此后，《独立评论》继续发刊，直到七七事变为止。
——这个帖子，当然引用的是陶希圣的一面之词。但我想，它的内容，还是可以小小地回应一下陈郢客的那篇关于沈崇的帖子的。对那个帖子我非常佩服，但总觉得对于胡适，诛心的东西略多，阴谋论的味道稍浓。虽然我并不推崇胡适，但我也不希望看到有人把他塑造成一个猥琐政客的形象。
自然，这和我自己最近在看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有关。其实，鲁迅在此时（1936）的作为，和胡适在沈崇案的反映，粗究起来，还真有点相似之处。可能从鲁迅这边来看，这种文人参与政事的行为，就可以看得清楚些：实在不能单单从立场和动机的角度去观察现代史上这些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真诚思考的巨人们。我倒是觉得，如果能从一个人的格局来看，或许更妥当些。
家园 读过 他的读史笔记.极薄的一册,文字如行云流水,曾经读了很多遍.
如果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只在做一件事情,那顾是个范本.再加上他的天资.什么样的学术成就与思想高度都是他应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