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对希腊罗马民主的看法 -- klxn

为什么研究罗马？

《罗马讲义》（2003年春 北京大学）第一部分

林国荣

如果哲学真的象柏拉图所下的定义，“学习面对死亡”，那么我实在看不出还有谁比霍

布斯更哲学化，他的《利维坦》与其说是教读者立国之术，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在千方

百计地训练读者去面对死亡。至于上帝，我只能说，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清楚，我只是

人，神不在我的认识范围之内。以前只是听说霍布斯早年翻译过修西底德，并且亲自作

了一篇很伟大的序言，刚刚看到这个序言，果然是传说中的那种序言。见识过这篇序言

，我万分感慨，从这个序言里我们看到一个近代作家是如何通过曲解一个古典作家，以

达到自己的目的。霍布斯的这种曲解手法并不独特，他只是一个漫长思想历程中的一个

称不上显著的标志。在他之前，我们能看到15、16世纪的作家们是如何改造古罗马史家

塔西佗的Germania，来完成各自的民族身份认同的；R. Hooker是如何通过曲解公元4世

纪的基督教作家Eusebius的Ecclesiatistical History 来写作自己的Politia Ecclesi

a的；我们也看到Marsilius是如何通过曲解基督教的公会议理论来写作Defensor Pacis

，Marsilius的这个曲解让后来的孟德斯鸠高兴不已，让卢梭倍感伤心，这个曲解给Con

stant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却招来Action一顿痛骂；在霍布斯的同时代，我们看到斯

宾诺莎是如何通过曲解《旧约》，完成自己的《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的这个曲解直

接促使洛克向Filmer发起攻击；我们更能看到休莫是如何通过曲解Plutarch的《道德论

丛》，为自己的《人性论》作铺垫，然后又在《英国史》一书中对自己的曲解行为作出

辩护和修正。在这项辩护中，休莫强调：我们的曲解是以真正了解古代作家为前提的，

我们之所以曲解，是因为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时代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都是

正统的古典作家。休莫的这番话向现代读者提出了一项非常苛刻的要求：我们不能仅仅

知道这些作家们说了什么，还必须在内心里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否则，结局将会非常

悲惨和荒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确实看到了悲剧的发生，我们看到Rawls是如何顺理

成章地把康德的先验理性假设运用到公共理性空间；我们也正在越来越多地看到，那么

多的人几乎是毫无头脑地从休谟推出哈耶克。

***

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将军LYSANDER攻陷雅典，古代世界最著名的三堵城墙中的一堵被拆

除（另外两堵是跟雅典同时代的耶路撒冷城墙、以及后来的罗马城墙），伯罗奔尼撒战

争草草收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文明在政治上的终结，至少希腊人自己不这么看。

早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第二代立法者、政治家梭伦造访埃及，在著名的拉美西斯神庙中

，梭伦同当时的埃及最高祭祀进行了一次三天三夜的长谈。谈话结束的时候，埃及祭祀

告诉梭伦说：“雅典人呀，你们永远是小孩子。”这个判断决定性地主宰了梭伦之后长

达2500年的西方政治命脉。这个判断在卢梭的第一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

于淳化风俗》中，达到了政治理论上的颠峰；在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著名的“哥蒂

斯堡演讲”中，这项来自古埃及的政治命题达到了其政治实践上的颠峰。当然，这项评

判也深深震撼了当时在场的梭伦。为了弄清这个命题的含义，年近8旬的梭伦进行了一次

为期10年的漫长游历，考察了包括波斯、吕底亚在内的非希腊蛮族文明。公元前6世纪快

结束的时候，老迈不勘的梭伦返回雅典，这位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向雅典人民

总结了他的心得，他说：“公民们，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常常因为我们的祖先曾

经无情地毁灭了特洛伊古城而感到羞愧，我也知道，你们中还有些人的内心还生活在荷

马的阴影之下，认为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过分地表达了人的力量，是对神的蔑视，

因而担心神的惩罚，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作为你们的领导人，我本人游历了目前正在

世界上存在着的所有文明，我也对已经消失的文明进行过仔细的考察。对于目前还活在

这个世界的各个文明，我不能确定哪个更古老，埃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以及我们希

腊人事实上都可以平等地宣布自己是神的后代；但是在所有这些文明不间断的兴起衰落

中，我发现一个不变的法则：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

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和征服欲望；而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

死亡。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文明和自由并不是自我证成

的，在人类事务中，能够自我证明的东西只有征服。我个人已经享尽天年和荣誉，死亡

离我越来越近，我也更加直接地走向诸神，我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文明和自由只有通

过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才能论证自己、认识自己，这是神为人类规定的法则；我们希腊

人是世界各民族中最热爱自由的人，我们对自己的文明的骄傲也超越了所有民族，正因

为如此，我们的祖先才遵循神的指引勇敢地拿起武器，击败了强大的HECTOR（特洛伊国

王）。一个帝国的诞生首先意味着要在混沌不清的人群中，清楚地划分出征服者和被征

服者、划分出敌人和朋友；对于被征服者来说，遭受奴役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好人

不应当反抗一个合格的征服者；对于征服者来说，建立并维系一个帝国，这个经历将更

加痛苦。帝国本身蕴藏着死亡的种子，在人世间，没有一个帝国可以永恒。我们的祖先

将特洛伊人的城墙夷为平地，在将来的某一天，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雅典头上。永恒

这个词属于神，而不属于人。所以，终究要灭亡的命运并不能妨碍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把

自己的文明推向伟大。因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他能做到两件事情，就算是伟大：1，想想

自己的祖先；2，想想自己的后代。”（美国第三任总统John Adams的就职演说就是拿这

句话开篇。）

对于当时一直生活在波斯帝国阴影下的希腊人来说，梭伦的演讲无疑是传达了一项魅力

无穷的政治信息。公元前5世纪，雅典领导人Themistocles率领由穷人组成的雅典海军，

在萨拉米斯一举击溃波斯舰队，而后在雅典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治，将希腊世界的帝国

理想推向顶峰。Themistocles 的继任者Pericles在他的葬礼演说词中系统地论证了雅典

人的帝国理想，他向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雅典公民强调：“英雄有大地作他的坟墓。

”雅典人的帝国理想在葬礼演说词中达到了成熟形态。（攻击老吴：因此我们读《伯罗

奔尼撒战争》千万不能仓促得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论：1，如果单纯关注修西底德

所记载的历史人物的SPEECH，他们确实是在争辩谁是正义的问题；但是，《伯罗奔尼撒

战争》不是《理想国》，我们不能仅仅关注SPEECH，而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DOING上。

通过研究历史人物的行动，我们不难发现，雅典跟斯巴达之间的这场战争发生在希腊文

明内部，他们争论的问题与其说是谁是正义，倒不如说是由谁来正义的问题；2，修西底

德本人的意图根本不在于论证“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样一个政治命题；这个命题本身非

常古老，他的经典论证者是诗人荷马和Hesiod（Works and Days）。我们一定不能忘记

，修西底德是史家，不是诗人，在这一点上，他和哲学家柏拉图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柏

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五卷毫不留情地把诗人逐出了理想国；而修西底德更进一步，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开篇就宣称，他所记载的这场战争要比特洛伊战争伟大得多，暗

含的意思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者、史家修西底德，要比特洛伊战争的叙述者、诗

人荷马伟大得多；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要比诗人伟大得多。而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中，我们不难注意到，修西底德从来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哲学家，而在他那个时代的雅

典大街上，随时都能见到苏格拉底、芝诺、彼达哥拉斯这样的哲学家在四处游荡；他只

提到过一次哲学家克里托丰，这个人在《理想国》中出现过一次，修西底德提到他，是

因为克里托丰当时是参加雅典对科林斯海战的浆手。修西底德的意思很明显，史家不但

比诗人伟大，比哲学家更伟大。荷马是他不得不严肃对待的敌人，哲学家在他的历史中

，甚至连出场的资格都没有。――以JANUS双面神，取代拉斐尔的壁画。）修西底德的真

正意图究竟是什么，这是个庞大的问题，西方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个北图也装不下，这

也不在咱们讲课的范围之内。下面回到正题。

梭伦的演讲实际上也暗含了对荷马的攻击，但真正对荷马的诗人话语构成致命颠覆的另

有其人。有文献记载的主要包括：Hecataeus( 流传下来的著作是《地理志》、《历史》

，他生活在梭伦之前，是目前可以考证的希腊最早的史家；Hellenicus, 根据Heraclit

us记载，这个人的著作有三十多种，但留下来的只有《阿戈斯的赫拉女祭祀》，这个人

和梭伦差不多同时代，也是Herodotus所开创的历史方法的先驱，西方史学界有句格言说

“希罗多德之前还存在希罗多德”，就是指这个人；Herodotus、修西底德、Xenophon这

个人应该是希腊文明所造就的最伟大作家、Timaeus、Diodorus、Arrianus、Appianus、

Procopius、Agathias，可以把这个脉络称为希腊文明的历史脉络，这个脉络一直延伸到

公元后四世纪的拜占廷的庞大的Greek East古典学派，当时基督教已经获得Constantin

e The Great的认可，这个学派和来自罗马的Latin West古典学派一起，和以Augustine

、Philo、Eusebius、Plotinus为代表的基督教教父进行了殊死搏斗，为捍卫古希腊、罗

马的异教古典文明抛头颅、洒热血，这场搏斗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惨烈、最深刻、

影响也最大的搏斗。这些人的斗争是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支撑、也没有任何上层建筑配

合的情况下，完全凭借个人信念进行的，搏斗的结果是：他们成功地保存了部分古典文

明，没有被基督教徒毁灭，他们取得这项成果的代价是在随后的千年时间中保持沉默，

基督教的历史写作取得胜利，圣徒传记取代了国王、将军、政治家传记，教会史取代了

文明史。最终，对神的信仰取代了来自人类自身的自由判断。公元1400年文艺复兴在意

大利崛起的时候，Petrach责怪这些人没有什么创新，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保存部分

对于古典时代的记忆，即使没有什么创新，也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可以考虑一下，如

果没有他们的殊死搏斗，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文艺复兴本身，无法想象Marsilius的Defen

sio Pacis 和Hooker的Politia Ecclesia 为什么能够在探讨神圣事物的名义下，成功地

复兴并捍卫了即将到来的近代欧洲世俗生活潮流；无法想象为什么Thomas Moore的《乌

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哈灵顿的《大洋国》在时隔千年之后仍然能够轻松地

回归古典城邦；也无法想象为什么Milton为什么能够在Aeropagitica中成功地以圣保罗

的名义，摧毁圣彼得；又以圣彼得的名义摧毁圣保罗，由此，为两百年后为霍布斯回归

修西底德、塔西佗、准备好了道路；为洛克发起对Filmer的决定性攻击，准备好了武器

；也无法想象为什么在16世纪的欧洲，当所有人都沉溺于宗教战争的时候，在旧制度下

的法国，Jean Bodin能够成功地借助Machiavelli力量，在The Method of Easy Compre

hension of History中，奉劝当时的法国国王模仿古典时代的政治家们，以政治家的方

式对待宗教战争，这种方式的特点最后由卢梭加以刻画：“面对如火如荼的宗教战争，

亨利四世召集天主教和新教双方开会，会上，亨利决定结束这场无聊但有害的宗教战争

；于是他装出一副非常虔诚的态度打听双方各自的教义。新教方面承认信仰天主教也可

以得救，而天主教方面则否认信仰新教可以得救。于是，亨利四世决定信仰天主教。”

天主教徒刚开始欢欣鼓舞，但后来才明白亨利作出决定的理由：一切正直的人都应当脱

离不宽容的宗教，一切宗教都应当把公民的义务奉为第一义务。卢梭的这个描写出现在

他的第三论文《社会契约论》最后一卷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这无疑是人类政治史上最

壮丽的一页：气息微弱的古典历史脉络，在千年后和庞大的社会契约论脉络联手，拉起

了一条跨越基督教千年的统一战线。这两条脉络由霍布斯开始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引

导并塑造了旧大陆和新大陆所有政治生活。在今天，罗尔斯、哈贝马斯凭空伪造公共理

性、交叉（往）理性，重新入侵人类文明的血脉，手法跟基督教教父伪造圣徒传说和教

会圣史的手法完全一样，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入侵者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终结，除非历

史本身象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约翰?罗尔斯或者于尔根?哈贝马斯这些人类文明

的敌人所盼望的那样彻底终结。)

希腊知识界的这条历史血脉如果一直走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指望他们最终象后世的文

艺复兴那样，造就出一个象马基雅维力这样一个头脑清楚、思考宽广的人。可惜这个系

列在公元前4世纪初的地方发生了一次令人惋惜的转折。这个时候，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

的力量在长期内部争霸战中日趋衰弱。这时候希腊世界的政治命运，事实上再也没有能

力支撑由梭伦、Themistocles、Pericles三代领导人共同塑造的帝国理想了。最早看破

天命的还是希腊史家。公元前4世纪初，Nepos写了Generi Alienias《外邦名将传》，这

是个标志，标志一直追随祖国政治命运的希腊历史学家们已经感到希腊世界的天数已经

走完，最敏锐的历史学家们开始把眼光投向异国他乡，寻找帝国命运的继承者。这个时

候，从中东一带流传过来一个预言，说：“帝国来自上帝，他想给谁就给谁。”（《旧

约?但以理书》）对于当时已经深深体验了命运无常的希腊历史学家来说，这个预言加

深了他们的末世情感。黑格尔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分才肯展

开他的双翼。这个格言再好不过地刻画了那个时代希腊历史学家们的内心状态。只是在

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梭伦的演讲并不是讲给希腊人听的，希腊世界从来没有获得一

次体验帝国命运的机会。历史学家们纷纷在绝望中出走他乡，寻找帝国命运的真正继承

者。雅典成了哲学家们的乐土。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禁止任何人赞美雅典、赞美

政治家梭伦、Pericles，但历史学家们做不到这一点。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中所暗示的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对立成了现实；从这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在中世纪古典史

学销声匿迹，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成为教会的支柱；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

洲作家几乎不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即使提一下，也是为了发起攻击，最著名的，比

如培根在《新工具》和《新亚特兰帝斯》中发动的对希腊哲学家系列的猛烈攻击；霍布

斯在《利维坦》中发动的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攻击；在洛克的《政府论》中，根本见不到

希腊哲学家的影子；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差不多是历史学家的天下，而他的《波斯

人信札》则以一个波斯野蛮人的眼光来评判欧洲，在《信札》中，希腊哲学家的地位甚

至比远古的“洞穴居民”还低，这一方面暗示了对柏拉图阐述于〈理想国〉中的“洞穴

比喻”所建立的人类智慧等级体系的彻底反转；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希腊哲学家的大敌

波斯人的最终回归。

孟德斯鸠的灵感来自希腊的另一位史家Xenophon。色诺芬和柏拉图一样，曾是苏 格拉底

的学生，写有〈回忆录〉和〈家政〉，叙述他向苏格拉底求学的经历。但最后，色诺芬

辞别苏格拉底，追随波斯王子小Cyrus，意图进行一次帝国征服战。但不幸战败，小Cyr

us战死，色诺芬率领希腊军队撤回希腊，这次战斗记载在色诺芬的Anabasis〈远征记〉

中。还写有Hellenica〈希腊记〉，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剩余的7年。最能反映色诺芬想

法的是他晚年的Vitae Persia〈波斯王列传〉，只有一篇流传下来。色诺芬以波斯王的

传记结束了自己的写作生命和生命本身。在色诺芬之前一百年，古代三大悲剧家之一的

Euripides曾经写过一部同样以波斯为主题的悲剧The Persian，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

，可以发现：Euripides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他的同代人Herodotus的看法，把波斯帝

国同波斯人分开来看，认为波斯帝国虽然强大，但波斯人却很愚昧、懦弱、基本上还是

生活在国王之下的奴隶；希腊城邦的力量虽然不够强大，但希腊人热爱自由的生活方式

却优于波斯人，最终，他和Herodotus一样，认为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与其说是

因为希腊城邦的力量强大，不如说是因为希腊人生活方式的优越；在色诺芬关于波斯的

作品中，我们看到，希腊城邦不但在政治力量上逊于波斯帝国，而且希腊人生活方式的

优越性也遭到了否定，雅典人与其说是爱自由，不如说是爱平等；斯巴达人打着爱正义

、爱德性、爱和平的幌子，其实斯巴达是希腊世界最大的骗子和流氓，他们真正爱的是

利益，明显违反正义的事情斯巴达人不干，但触犯自己利益的事情即使再符合正义要求

，斯巴达人更不会干。在《希腊记》中，色诺芬嘲笑了那种认为人与政体可以分开的看

法，这实际上是在挑战从荷马到修西底德的整个希腊传统。人与政体可以分开，这样的

观念第一次表达在荷马的英雄Odysseus身上；在Herodotus的《历史》中得到系统阐述；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达到颠峰；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记》中再次捍卫了这项

原则，他评论说，雅典海军之所以能够在Salamis击败强大的波斯舰队，这完全是由于T

hemistocles个人的聪明和机智，他成功地欺骗了雅典平民和贵族，把他们从陆地骗到海

上。在人与政体可以分离这个信念上，我们看到，诗人、史家和哲学家是站在同一条战

线上的，色诺芬是个非常孤独的例外。色诺芬指出，在希腊世界，人与政体分离的情况

的确随处可见，但是这与其说是体现了政治判断的原则，倒不如说只是一些政治现象罢

了。这些政治现象本身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希腊城邦政体本身的产物。很难说色诺芬的

这个观念是不是启发了后来黑格尔关于“在地上行进的世界精神”，但这个观念在近代

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的确构成了从意大利的Boccalini、经过Machiavelli

、Guicciardini，一直到Bodin发展成熟的“国家理由”说的古典先驱，“国家理由说”

和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法脉络构成了近代政治思想的最大的两项遗产。

他们联手终结了文艺复兴早期由Brunni、Thomas Moore、Harrington、莎士比亚所掀起

的对古罗马共和政体的不切实际的模仿，也彻底终结了基督教复兴神权政体的最后一线

希望，最终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稳步发展。只是在启蒙运动尾声的时候，卢梭

在他的小说《新哀漪洛丝》中试图向色诺芬发起挑战，但这个挑战不但欠缺说服力，反

而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后来让黑格尔抓住把柄嘲笑了一通，托克维尔写《旧制度与大

革命》时候，对同胞老前辈孟德斯鸠非常依重，从来不提卢梭，尽管大革命跟卢梭密不

可分，原因就在这。目前中文系的后现代叙事、哲学系最传统的本体论研究和最时髦的

现象学，也正热火朝天地试图造反，结果怎样，我觉得政治系的学生心里最清楚。

色诺芬的这个观念在近代欧洲表达了希望；但对色诺芬本人来说，是绝望的象征，希腊

世界的政治命运已经无可挽回地结束了，这种绝望迫使色诺芬将波斯理想化。但波斯显

然不是天命的恰当继承者。这一点色诺芬本人不是不清楚，在Anabasis中，色诺芬把自

己追随的英雄波斯王子Cyrus的死刻画得非常荒诞、非常戏剧化，这事实上是色诺芬在嘲

笑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最终率领希腊雇佣军团逃回希腊，逃跑的速度让波斯人感到无限

吃惊。在色诺芬之后，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学生离开雅典前往叙拉古，试图教育叙拉古的

小王子Dionysus，结果被Dionysus的父亲，叙拉古国王老Dionysus大家嘲笑，苏格拉底

的这个学生返回雅典，颜面扫地，闭门不出，一直到死，他就是柏拉图。

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一个夏天，柏拉图的学生，希腊逍遥学派的掌门人、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离开雅典，前往马其顿，向当时的马其顿小王子进行了一场秘密的政治教育，这个小

王子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亚里士多德的这项努力也是希腊世界帝国理想的最后一

次表达。亚里士多德究竟向亚历山大讲了什么东西，后世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能够肯定

：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是希腊文明教养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对修西底德的悲观情绪感到

不满，他对历经Themistocles和Pericles两代杰出雅典领导人，而培养出来的帝国理想

仍念念不忘，他不相信曾经如此辉煌的希腊文明就培养不出一个象样的帝国政体，他代

表希腊世界把希望寄托在希腊近邻马其顿身上。希腊世界的政治野心家们迫切地需要亚

历山大大帝这一把“利剑”，去征服世界。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出征前，给老师亚里

士多德写信说：“如果一个人总是学生的话，他就没有很好地报答他的老师；我将凭这

样的信念征服世界：对敌人的要求是无限的。”亚历山大的确征服了世界，但是这种征

服与其说是征服，倒不如说是简单地走一趟；亚历山大给被征服者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

的马其顿方阵，而不是希腊文明；与其说亚历山大是个国王，倒不如更恰当地说，他是

个将军；他的征服与其说是凭借希腊文明的力量，倒不如说是完全出于他的个人意志，

他进行这次征服的最终目的是和Achillius一比高下。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帝国立刻瓦

解；他的帝国并不比他的个体更长命，他的帝国仅仅是他个人意志的表达。马克思的评

论一针见血：“希腊内部极盛的时代是Pericles时代，外部极盛的时代是亚历山大时代

。”亚历山大的死标志了希腊世界从内到外的彻底终结。

在《亚历山大远征记》（卷7，章15）中，Arrianus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行军途

中，亚历山大偶然碰到一条民用船只，船上的人引起了亚历山大的好奇，他只身尾随这

条船，对船上的人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亚历山大注意到这些人勤勤恳恳、做事情有条有

理、禀性刚强、热爱自由、深明合作之道，当他听到船上的人在谈论他们自己国家政体

的时候，亚历山大评论说：这些人将来一定会强大起来。他派人打听这群人的来历，得

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罗马。一年后，亚历山大在巴比仑病死。

希腊世界最终没能实现梭伦的政治预言和政治理想。我们站在今天回顾历史，不妨这么

说，梭伦的政治预言是特别讲给三个民族听的，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没有

辜负梭伦，这是可以肯定的；对今天的人来说，罗马人生得太早，我们对他的记忆困难

重重；美国人生得太晚，就象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生死战》中所说，“你尽可能把美

国人想象成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他践踏你所有的感觉，做出各种惊世骇俗的坏事来

；激励人的尊严的既不是他的历史，也不是他的传统；然而，处理事务时他心中情绪饱

满，充满活力，这一点值得世界上其他古老国家羡慕。”对于这样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

人，他以后的道路会怎么走，谁都说不清楚。不管是罗马，还是美国，他们都不是《理

想国》。理想国是几个希腊哲学家无聊的时候花一天时间聊出来的，罗马跟美国是确实

存在的。理解理想国，只需要读一本书、注意区分对话者的真话和谎言就可以了；真正

认识罗马或者美国，严格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活得跟罗马一样长，或者更长。所

以，任何对罗马或者美国的谈论，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前提：人的能力永远不可能真正认

清楚这两个帝国。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谈论才有意义。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有一条捷径，也可能是唯一合理的途径。既然不能单独认识他

们，不妨在他们之间作出比较，就能力所及来拓宽我们的认识。

我们今天愿意去获得关于一个古代帝国的知识，这并不是象培根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

获得知识上的装饰或者快感，也不是为了考古上的乐趣。美国的立体战斗群陈兵巴格达

，这多少令人想起了当年的古罗马大将TITUS，他于公元70年率领由龙骑兵、轻骑兵、步

兵以及标枪手、弓箭手、攻城槌组成的著名的古罗马军团陈兵耶路撒冷，在那次战争中

，三万罗马军队，迫使156万犹太大军和前来助战的5万阿拉伯骑兵无一人生还。事实上

，在古罗马漫长的千年征战中，罗马人已经使世界上各个民族在这样的军团面前养成了

安守和平的习惯，最后，这样的习惯发展成为本能。

美国走到今天，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越来越向古罗马靠近，这就是主动在国外从事战

争。马基雅维力在他的名著《君王论》中指出，古罗马之所以取得令世界上其他民族连

想都不曾想过的伟大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马人不害怕战争。罗马人民不但

不回避战争，而且还逐渐懂得了主动到国外作战对于培养自身政体的重要意义。美国现

在正在向全世界提出帝国要求，新罗马是新的，但这个要求本身却是旧的，它甚至是人

类决定从事集体生活以来，最古老的梦想之一。这个要求最早由雅典人系统提出，但是

，从后世的眼光来看，雅典人的要求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要求。Pericles在他的

葬礼演说词中告戒雅典人民：雅典是希腊的学校。他审慎地把他的帝国理想限制在希腊

世界内部，也就是说，限制在一个文明内部。尽管当时的波斯已经是雅典的手下败将，

Pericles仍然没有让自己的眼光越出希腊世界本身。尽管如此，因为雅典的政体无法承

载这样的一个有保留的帝国要求，最终导致雅典自身在西西里的崩溃。

雅典在西西里败亡之后大概两百年，一支罗马军队再次登陆西西里，尽管这支军队因为

人数太少而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但是这支军队出色的作战能力、严格的纪律、以及异

乎寻常的自我改造能力，已经使比较聪明的敌对者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象罗马

政体的最伟大观察者Polybius所评论：这是罗马人第一次跨越本土、外出作战，这次战

争是罗马帝国的真正开端，命运注定了这支军队的统帅阿米乌斯将成为帝国的先锋官。

西西里国王希罗虽然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但希罗还是立刻派信差到罗马元老院，向

罗马人民陈述说，西西里愿为罗马人民效犬马之劳。对此，Polybius评论说：希罗是那

个时代最有智慧的国王。是罗马人第一次将帝国的要求在尘世上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

；后来继承这项罗马式帝国要求的有两个民族，大英帝国和美国。美国人，虽然象托克

维尔所强调的那样，是英国人的后裔，但这只能形容新大陆的第一代英国移民，而且还

要把波士顿地区除外。美国人是英国人的后裔，但并不是英国人的子孙。华盛顿的胜利

标志着美国人已经可以独立生存；《联邦党人文集》的诞生则标志了美国人民已经可以

自我生长和自我立法，而在托马斯?潘恩所发起的对埃得蒙?伯克的著名攻击中，美国

人已经开始享受新大陆改造旧大陆的快乐。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写作《联邦党人文集》

的美国国父们是化名Publius发表的这些旨在阐述美国未来政体的系列文章，而Publius

的原身正是古罗马政治家Publicola。这意味着新罗马与古罗马之间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

名称上或者美国国防部长的政治修辞上，这种联系有可能是深刻而隐秘的。我们大体上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不具备关于古罗马的知识，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认识新罗马。

罗马的写作与希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希腊人的作品以哲学为主，罗马人的著作以历史

为主。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终结论的呼声在理论上占据主流，在实践上更是如此。越

来越多的人由于本性的驱使，已经准备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为全人类开辟的“公共理性

”的非历史空间中，安享永恒的和平。阅读罗马，意味着阅读历史，阅读历史意味着我

们必须让眼光远远地离开这些非历史的空间，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清清楚楚地追踪

这些非历史空间的来龙去脉、看破它们背后所隐藏的深奥而巨大的历史冲动。在ORWELL

的名著《1984》中，主管真理的“真理部部长”命令把所有古罗马的历史著作封存到“

记忆的洞穴”中，等候销毁；但在实际的世界中，前苏联古拉格群岛集中营的最后一批

死难者，拒绝神甫为他们即将到来的死亡作福音祈祷，他们明确告诉神甫：“我们不要

圣经，我们要NEMESIS的国王塔西佗。（古罗马的一个史家）”这批死难者拒绝来自天国

的安慰，对他们来说，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真正而彻底地认清这个世界，才是

最大的安慰。能赐予这种安慰的不是上帝，而是塔西佗；不是BIBLE，而是塔西佗的ANN

ALES。这批死难者走得最安静、最从容。他们的这种安静和从容并不是因为殉道者的英

雄情怀、也不是因为革命者的正义激情，更不是因为无辜者的巨大义愤，而是因为他们

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苏格拉底的死，是出于苏格拉底对城邦法律的尊重，苏格拉底告

诉前来搭救他的克里同，他之所以尊重置他本人于死地的城邦的法律，是因为他认识了

城邦法律的本身，也就是说，他认识了所有城邦的法律。格拉古（古拉格）的这批死难

者在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一个无辜受难者向苏格拉底的飞跃，引导他们完成这个跨

度达2千多年的飞跃的人，是一个古罗马的史家。由于塔西佗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被超越，在钢铁一般的苏维埃帝国境内，格拉古群岛完成了理想国和罗马之间的完美结

合。有两个人关于塔西佗的评论最有概括性：一个是塔西佗的同代人Pliny the Younge

r，“我强烈地预感到你的作品是不死的。”（Letters, 33），后来霍布斯在谈到自己

的“利维坦”的时候，变相引用了这句话：“我强烈预感到我的利维坦是会死的，但是

，在它存在的时候，它是上帝”；另一个是孟德斯鸠，“这部作品不长，但它可是出自

塔西佗的手笔！塔西佗洞察了一切，所以概括了一切。”（《论法的精神》，卷6，章3

0，节2）这两个人的意图不在于仅仅评论塔西佗，它们可以用来评论所有的罗马史学作

品和作家，最终来说，这两个评论是针对古罗马本身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