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翻译原创】《走出毛泽东阴影》之富婆 -- eraser

译者的唠叨：下文是这篇报道的第三小节。作者的视角转向宏观，谈到北京城市规划的历史和现状，谈到中国其它城市房地产开发中的不合理现象。作者的某些观点，请河友们选择性接受，批判性思考。文中的一些情况，欢迎河友们的讨论和指教。

另，翻译如有不妥之处，请不吝赐教，谢谢。

北京城曾经是城市规划史上的奇迹。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在大约九百年前的金朝，首次作为首都。十三世纪，蒙古侵略者将北京城夷为平地，随后，忽必烈重建了城市并在此定都，与众不同的胡同就在那时出现。明朝时，北京城已经初具现代城市的规模，高大的城墙围起了方圆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内中有街道、湖泊、公园和寺庙。那时，北京也许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城市的中心，是皇宫，也就是紫禁城。城里的路几乎是呈网状结构对称分布的，贵族和精英们住在最靠近皇宫的地方，工匠和艺术家们住得远些，而多数老百姓被搁在城外，这一分布暗示着权力和地位都是以皇宫为中心向外辐射。雄伟的设计定义了城市的结构，而胡同定义了老北京的生活。平静的小巷，不到四米宽，两边是住宅的院墙，典型的传统社区。胡同见证了明朝、清朝和短命的民国政府的兴亡，见证了数百年的沧桑。

当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一个城市规划的新时期开始了。苏联建议中国政府彻底抛弃北京的封建过去，将城市改建成拥有宽阔大道和巨大的国有工厂的现代 化工业城市。一些知识分子反对这一建议，力劝党和政府保护城墙和城内社区，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帝王统治下的建筑奇迹并没有多大用处。上世纪五十年代城 墙被推倒，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多数城市的主要城门被毁坏。上百座寺庙被关闭，被摧毁，或被改建成办公楼和工厂。紫禁城南面的广场被扩建成天安门广场。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广场两侧庄严地耸立着雄伟的社会主义风格建筑，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毛泽东将中共中央迁进了附近的中南海，而政府办公机构 占用了很多曾经的精英阶层的住宅。随后的几十年，工厂不断新建，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总人口迅速膨胀，然而，由于毛泽东的抑制生产的经济计划并没有向房 屋建设倾斜，严重的过渡拥挤现象发生了。情况持续恶化，原先一家一户的四合院分配给了多达十二户人家。即使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胡同区仍然保留着。

直到毛泽东逝世以后，老北京的社区才被毁坏，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拥挤着混凝土、钢筋和玻璃的杂乱无序的社区。改革开放激起了拆迁和建设的狂热，然而，真正 使城市转化成为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关于剥夺房产所有者土地所有权的决定。1982年，政府第一次宣布其拥有所有的城市土地，但很快又宣布让人民保有土地使用 权。这一区别给真正的房地产市场打开了门，由于北京及其他城市长期的住房紧张，土地的价值猛增。开发商们察觉到了致富的良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政府机构以 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土地使用权，他们将一夜暴富。

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官员会选择与开发商合作。有时是因为大笔的贿赂；有时是因为开发商承诺要修建公路，或政府办公大楼，或政府公务人员的公寓；有 时，仅仅是因为出于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的需要。然而，政府机构与开发商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将驱赶和搬迁多个社区的困难工作承包下去。在北京，政府拥 有城市中心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使用权，而私有房屋所有者拥有剩下的土地。任何一项大型工程都包括两项艰巨的任务——其一，支付给被驱逐的公房居住者补偿 费用，尽管社会主义承诺为居民提供合理价格的住房；其二，私有房屋所有者的土地权收购。通过邀请开发商的加入，地方政府将难题转交给了他们。

在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早期，一位圈内人士告诉我，开发商只需要支付最终工程价值的百分之十，即可从政府手中购买北京中心区域的土地使用权。最大笔的工程支出不是建筑造价，而是居民的拆迁安置费用。自然而然地，开发商希望尽可能少的支付居民安置费用，从而获得更大利润。私有房屋所有者最令开发商头疼，因为他们可以要求以市场价格出售甚至拒绝出售。实际上，尽管当地政府经常批准项目和出售土地使用权给开发商，无需经历收购或抢夺私有房主土地使用权的麻烦，但是，官员们会与开发商密谋，对房主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开发商们通常会雇佣当地的恶棍前去恐吓居民，而警察们却视而不见；当地机构有时对钉子户们停水、停电、停气。如果必要的话，政府部门会代表开发商出面，发布缺乏法律依据的强制拆迁令。1991年至2003年期间，在北京，有超过五十万的家庭被强制搬迁。一位中国的学者估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私有房房主在土地上损失最少45亿美元，而北京的公房居住者的安置费用比政府规定的费用少支付了超过70亿美元。同时，如果市政府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土地，而不是与开发商达成私下达成交易，那政府将增加最少55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尽管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发商和北京政府诈取了公众超过170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等同于1995年整个北京市的经济产量。

房地产公司与政府官员无耻勾结进而掠夺房主私有财产的行为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数以万计的居民对北京市政府和开发商提出诉讼，针对拆迁驱逐的街头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但是，政府指示法庭撤销诉讼，使用警力限制和打压示威游行。有些时候，房产冲突导致致命后果。2006年二月，一位市民不愿自己的房子因为兴建居民小区而被强行拆除，拒绝搬迁，而开发商雇用的五名保安将其殴打致死。同一个月，北京西面的一片胡同区行将被拆，一群恶棍袭击了一座四合院的房主们，打死了一位老太太。

针对大规模拆迁的抗议活动几乎发生在中国每个主要城市。在西安，一群修女试图阻止开发商夺取一片教堂的土地，结果惨遭殴打。在南京，一名绝望的房主在开发商的小区拆迁办公室内用汽油自焚。城市风光越令人惊叹，越有可能的，是这风光建立在开发商和政府官员对于普通居民的权利的践踏上。这是隐藏在中国的巨变的大城市中簇新的办公楼群和居民小区后面的肮脏秘密。北京的驱逐和拆迁为全国定下了基调，但最为恶劣的违法行为发生在上海，在这里，政府领导和开发商们建立了新的城市空中轮廓线，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标志性图景。上海喜欢将其展现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但实际上，上海市政府官员中的专制倾向比中国其它城市更严重。新闻被更为严厉的监控，安全机构也更具威胁。为了城市重建，超过一百万的家庭被强行驱逐，当大批群众极力反抗的时候，城市官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粉碎了他们的示威运动。市民们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或者送入精神病医院。代表居民利益的律师，郑恩宠，2003年由于将斗争的信息与纽约的人权组织分享，而被判处入狱三年。同时，权力机构为了缓解公众的愤怒，逮捕了城市最知名的开发商，周正毅——他在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上排名第十一。2006年，周的保护伞，权倾一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在权力争斗中被清除。

金宝街工程是北京和其它城市房地产开发中的典型案例。1998年，陈丽华的公司低价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使用权，每平方米2000元。作为对低价的回报，陈同意修建一条新路和一栋东城区的政府大楼，并同意支付四千至五千户居民的拆迁安置费用，这些家庭中的三分之一是私有房房主。总的来说，陈为这个项目抵押贷款，投资了7.5亿美元，用以拆迁老北京城中的五十五英亩土地，并且修建办公楼群、商场、两家酒店、一座豪华居民社区、学校和一些市政设施。这是陈所从事过的最大型最雄心勃勃的工程。这也是一项几乎毫无风险的买卖。她的初始支出很少，因为，一旦她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她就可以用其作为担保，获得大笔的国有银行贷款。后来，陈说服地方政府允许她增加计划中新建的一部分楼群的高度，将工程完工后的总使用面积翻倍——她的潜在的利润也同时翻倍。

2002年末，也是陈的公司开始新建金宝街两年之后，这条崭新的大道正式开通。街两边的建筑计划在2008年奥运之前完工。陈的公司仍然在吹嘘他们是多么顺利多么迅速地将居民们驱赶出旧社区并推倒其家园。“我们花了28天就拆迁了2100户，”王寿元——前政府官员，陈聘请其担任项目总经理——告诉我，“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成了街两侧的拆迁和安置工作，在北京城引起了轰动。完全没有投诉和负面反馈。”

我问王，公司是如何说服如此多的居民迅速地搬迁。“拆迁迅速，取决于实力和力量，”他回答道，“实力意味着拥有足够的资金，力量意味着获得政府的支持。这就是关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