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翻译原创】《走出毛泽东阴影》之富婆 -- eraser

译者的唠叨：这篇报道的第五小节，也是最后一小节。作者将亲自上阵，直面富婆陈丽华，描述他对富婆的采访和与富婆的互动。谢谢河友们持续的关注！

另，翻译的不妥之处，请不吝赐教，谢谢。

陈丽华与我会面过两次。这两次，她都送给了我礼物。在我采访她之后，她让我关掉录音机，然后，挥手示意她的秘书——站在我们边上的一位年轻而干练的男士——过来。秘书急忙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走上前。第一次，陈送给我一件丝绸唐装和一件羊绒长大衣，而且，她坚持要我在离开前试试尺寸。从未撕掉的标签牌来看，大衣价格将近五百美元。第二次，陈又给了我一件丝绸唐装，并让秘书在唐装的口袋里放上一千元港币。这两次我都极力拒绝，并告诉陈，收受礼物违反了《华盛顿邮报》的规定。但是富婆丝毫不为所动。她说，世界各地的记者都采访过她，并接受了她的礼物，如果我拒绝，她将认为这是对她个人的一种冒犯。这两次，我们都为此推来阻去好一会儿。当我最终妥协并表示我会把这些礼物捐献给慈善机构时，陈富婆就会因达到了目的而看似非常满意。

我们是在她的公馆二楼的会议室见面的，很可能就是陈向高志晟律师示好的同一间房间。房间门外的过道边悬挂着陈与当时的政治局九大常委握手的照片，以及陈和过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国外名流的合影，其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我亲眼所见，比起在电视上的形象，陈可以说是走下神坛，更加贴近生活。陈是一位高大的女人，散发出一种母亲般的光彩。她明显对于访客的到来非常高兴，但同时，由于有限的学历和低微的出身，她又表现出了一些不安全感。她经常试图使用成语连成紧凑句子，来表达她的想法，显示她的学识，但问题是，她的成语用的完全不是地方，也使得的她的话支离破碎。她用了大段的时间谈论紫檀——紫檀的美丽，紫檀的历史，紫檀的稀少——有一次，她甚至要我捏捏她的胳膊，来显示紫檀的健康功效。“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你看得出来吗？”她问道。我礼貌性地回答看不出来。“我患糖尿病已经十七年了，你看得出来吗？”她继续道，“看不出来吧。所以说，紫檀对于治疗我的糖尿病作用极大。”

陈非常高兴地重复了她在文革期间抢救古董衣柜的故事，随后，她热切地谈论了在缅甸的丛山峻岭间她与一群杀人峰的遭遇。但是，当我询问她是如何致富的，陈总是顾左右而言它，或者老生常谈。“都是辛勤劳动的结果。”她告诉我，“一些记者问我钱从哪里来。他们都想问这个问题，今天你也问了。我会给出同样的答案。我钱挣得合理，花得也适当。换句话说，我的劳动所得，我想怎么花都行。我对在中国投资非常有信心，也证明我的钱也都是合法所得。有些事情是很私人的，我不想谈太多。”我试图理解陈的逻辑，但我的汉语水平却使我无法理解陈的回答。然而，陪同我采访的一位中国同事事后证实，陈是在胡言乱语。

后来，我采取了更加直接的一种方式。我问陈是否拥有某种特殊的门路，可以购买北京南边家具工厂仓库里的古董家具，而这些家具都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掠夺来的。陈大笑着说，她只从仓库里购买了少量不值钱的家具。然后，她补充道，她从未卖过任何一件自己收集或者修复的古董家具。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陈述，因为陈已经告诉我，在投身房地产业以前，她是做古董家具生意的。如果她什么家具都不卖，那她靠什么谋生呢？“我有储蓄，我也有我的商业机密,”她回答道，“我不想再谈这个了。”

陈承认在中国做生意，关系网至关重要，但是，她否认与政府领导们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关系确实非常重要，但与你想象的不同，”她说，“不像人们通常说得那样，关系可以盖过法律，可以胜过一切。就我的经历来说，并不是那样。”相反，陈说，她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建立在诚实和信任的基础上的。“你需要良好的信誉才能建立关系网，”她说，“你按照规定和政策办事。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然后，他们才会信任你。”一旦他们信任你，陈继续说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滥用这种信任。“一些关系培养了数十年的朋友，我可能从没有让他们帮过忙，”陈说，“领导人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你可以尊敬他们，但你不能向他们提要求。如果你向他们讨好处，完全依靠他们，好像靠在靠背椅上，这就会产生问题……领导们就会与你保持距离。”

当我问陈，如果没有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创业者是否也能成功时，陈坚持说这是可能的。她说，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遵循法律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去政府各职能部门。去土地局，规划局，还有当地政府……去喝杯茶，尽力了解情况。”就这么简单，陈坚持说，并且补充道，没有必要请政府官员吃大餐或送上重礼。她说，她自己只送给官员们一些艺术品，比如她的工匠们制作的一些檀木器具。（在这次采访之后，陈送我一千元港币。她的秘书说这是给我的午饭钱。）

陈为北京老城区的大规模驱逐和拆迁进行了辩护，称自己是有远见的开发商，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而老百姓并不理解她。“一些群众不想搬家，这是可以理解的。故土难离嘛。尽管他的房子小，但他长在这儿，习惯了。”陈说，“如果你让他搬，他可能开始并不理解。但是，当他离开后搬入公寓楼，改变了生活方式、习惯和品位，他自然会觉得开心。”陈说，当一些居民抵制拆迁的时候，“我们尽力与他们协商。”她声称，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她从没有驱逐任何人或拆掉任何一栋房子。陈开始和我谈起金宝街项目，吹嘘没有一位被拆迁者提出异议，但是，她一定是感觉到了我的怀疑，因为她提起了华新民，虽然华的名字她老说不对。在那时，陈的公司已经推倒了华家的房子，开始在上面修建一家私人俱乐部。

“我与政府签订了合同。我并没有和华建民签任何合同，但华建民老是给我找麻烦，”陈说，“她指控我侵占了她家房子的地。她是法国人，她以法国人的口气对我一个中国女商人说话……我不管你是法国人还是其它什么国家的。我将使用本土的合理合法的手段搬迁你的家。政府给了我这样的权力……她不应该来烦我，她应该去找政府。”

一次又一次，陈强调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她并没有抢夺私有财产；她依据法律，从政府手中购买了土地使用权。她并没有依靠在长安俱乐部建立的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来谋取特权；她去政府相关机构咨询并研究法律法规。她并没有依靠关系移民香港；她是在“探访亲友”之后合法移民香港的。她并没有恐吓记者；她只是在记者发表充满谎言的文章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每一个问题，她都有回答或者借口，只有一次，她看起来有些不安，那是我提起高志晟的时候，此时高已经被逮捕。当我说出高的名字，陈看起来非常痛苦，她的脸刷地变白。她说她从没有听过高的名字。

当我问起像她这样的创业者怎么看待专制的政治制度时，陈也显得有些慌乱。她含糊地说了一些在中国的外资的事情，直到我明确表示，希望她谈谈更喜欢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我想，对于中国来说，一党制更好。因为多少代以来都是这样，”她说，“我并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我希望仍然是我们现在的一党制。一党制有很多好处，它意味着有人会治理这个国家，指明方向……”我提醒她，在毛泽东的一党统治下，发生过一些灾难和破坏，包括陈自己在文革中也吃过苦头。“那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事。改革开放以来，一切都非常好。”陈回答道。她停顿了一下，满面笑容地说：“我是一个简单的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