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总把旧符当新桃：地平线上的信与望 (3) by 蓝极 -- 海天

地平线上的信与望 (2)

蓝极

在去年夏季某天晚上为纪念发现遗传密码DNA五十周年而放映的电影Double Helix之

后，特邀演讲人Francis S. Collins提到他前不久在国会上的一次经历。在Collins博

士做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讲座后，一个国会议员带着责备的口吻对他说，你们科学

家就是喜欢卖弄学问玩深沉，既然是设置遗传密码代号，直接用ABCD多省事也容易

记住，干嘛非要用ATGC，不是成心跟我们常人过不去吗？

如果说这还不算对牛弹琴的话，或许还真能认可生活中常常听到的说法：只要通过

列举事实和逻辑，不说让沟通的双方达成相互理解，也总能理性地认识到彼此的不

同。要是理性的争辩以及文字陈述可以轻易地改变一个成年人的言行、思维方式甚

至性格，那很可能低估了一个人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自恰性和完备性。

同样，如果一个人在生活(包括网络)中有关自我的所有宣称或定位真的绝对可靠的

话，甚至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的至上真诚，那至少有视而不见心理学上从自恋到自

欺的可能，更不必说有悖于当今认知神经科学对意识/潜意识、本能、记忆等大脑活

动的探索结果。

我甚至觉得，对牛弹琴似乎是生活中的主旋律了，否则为何人们总是叹息难以出现

象伯牙和钟子期那样的知音，为什么感叹“江山易该，本性难移”？为什么有那么

多的争吵、离婚？

对於人体认识过程中的最后城堡，脑壳中那三磅左右重的一团浆糊般的东西，我们

目前能说些什么呢？有一点似乎特别明显，也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那就

是，学习过程(比如记忆)如同在大脑的某个区域--具体什么区域取决于相应的认知

活动--搭建一个脚手架，用于处理该项任务。一旦该任务完成(比如从短程记忆过渡

到长期记忆)之后，阵地马上就转移到大脑中另外某个对应于该项任务的储存区域，

於是脚手架便被拆除，意识活动也因此进入到潜意识活动的领域。不仅如此，脚手

架一旦拆除，有时候甚至不太可能企及原先的那些意识活动。这就是为何“恶习难改

(Habit dies hard)的生理机制。

比如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你可能费老鼻子劲儿了，想想不光两只手需要专注于方

向盘的旋转(如果是手动车的话，还得换档)，脚又得在油门、煞车(再加上离合器)之

间来回折腾，手忙脚乱不说，眼睛必须前后左右四顾流盼。要是转换成数学问题的

话，你能够在开车的瞬间(比如100毫妙内)解出准确的答案吗：保持五十英哩的时速，

你的右脚需要对油门施加多少牛顿的力？如果紧接着需要降低到四十五英哩的时速，

小腿的那几块肌肉该如何伸缩配合才能实现目的？

当然，实际生活中的学习情形远没有上述数学问题那么复杂，真正复杂的是人们试

图理解学习过程中的机制。一旦学会自如地开车之后，从掏出钥匙，到上路行驶过

程的视觉反馈，到双手在方向盘上交替着转弯，到油门(速度)的控制，几乎完全不

需要大脑的有意识活动了。在这个意义上，大脑从有意识活动到潜意识的转换，如

同电脑程序的执行。早期无数有意识的思维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如同前期的小程

序模块之间的配合连通。这个过程反复尝试、compile(真该死，我居然不知道汉语

中这个词怎么说)、执行，最后作为整体真正运行，一切几乎都转入地下活动了，表

面上看到的只是执行的结果。

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说，如此不断转换使得信息储存累积，最后一个成年人只需要

运行那些宏大的指令性任务(比如恋爱、玩网、结婚、养育后代等)，而不必纠缠于

繁琐的细节。其中有些程序的运行早已纳入遗传机制而不需要重新学习，於是便有

生命中的无数本能，所以有本能是如同汪洋般潜意识活动中露出的冰山之角的说法。

否则，如果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需要我们去操心计算的话，生命将被淹没在无数有

关电生理过程--比如钠、钾、钙、氢、氯等电离子活动--以及肌肉纤维的杠杆作用

机制的微分方程的繁复计算之中无法自拔，哪有时间享受生活，更不用说思考人生的

所谓“意义”，甚至连自杀都无法完成。演化过程中这种效率的提高程度，也反映

在生命之树上不同生物之间的繁复程度：藏入潜意识越多，便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

用于有意识的活动，提高生存的能力并改善环境。

不用说，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隐患：任何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毛病，并且越是复杂的

系统隐患越多。一旦大脑某部分神经的执行偏离了“正常”的运行轨迹，人们会不

知道如何应对，所以日常生活中用“神经病”作为骂人的口头禅出现，或者将行为

的偏离归结于撒旦(基督教)或恶魔附身之后的结果，或者是神经失常(比如各种忧郁

症)的缘故。可问题是，将这些人或言行归入非“常人”的范畴，扫到日常生活的视

野或归类之外的某个角落(比如非我族类、敌人、监狱、异教徒、神经病医院等)，

眼不见心不烦，难道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

前几天在图书馆的前厅里偶然碰到一个好长时间没有交流的朋友，并随机地聊到了

遗传还是环境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更为重要的问题。让我有些奇怪的是，他坚持认

为，环境并且只有环境才是举足轻重并具有至高决定性的。他用自己的两个儿子作

为例子：大儿子在中国出生，由於他当时生活压抑很不得志，因此他认为后来大儿

子的性格就比较内向柔弱；形成对照的是小儿子在北美出生，他的生存环境和心情

变化都很大，家庭气氛也因此舒畅起来，於是在他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小儿子性格

开朗活泼好动的缘由。

在我列举了几个人群实验和研究结果并置疑他对两个儿子的性格差异的解释之后，

他用带有解嘲味道的口吻说，或许是他觉得自己出生低微，从潜意识里认为，只有

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环境，从而实现人生的梦想，所以更愿意相信环境是彻底改

变人生的根本因素。我开玩笑说，尽管你会极力否认，但至少在这一点，你是一个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其实，这样的闲聊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只不过是人类文化长河中有关本性与环

境之间关系认知的悠长回响：从“人之初，性本善”，到“原罪”说；从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白板(tabula rasa)论”和他的门徒弥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在政治上的引伸，到行为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华特生(John B. Watson, 1878-1958)

以及后来的史金纳(B.F.Skinner, 1904-1990)；从希特勒的种族清洗，到共产主义

者信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信条，以及席卷东欧、俄罗斯、中国、东南

亚等土地上宏大悲凉的人群试验，还有反映于毛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

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信念；从充斥于媒体中各种版本的一厢情愿

的观念还有小孩教育培养中的典型灌输，到与社会生物学长期论战、自称为马克思

主义信徒、前年六十岁去世的著名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在

科学文化上的坚定信念；从社会观念中的极“左”潮流、女权运动中的某些偏激现

象，到人文艺术领域中的各种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

契可夫说：“当你给他展示他真实面孔的时候，人才真正变好。”是到了清算的时

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