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合取宁夏”——中央的部署调整·西路军史话⑶ -- 双石

　　张国焘有一句话说得很对：“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

　　其实远不止“西北抗日局面”，就是后来的全国抗战，这都是极其重要的外援通道——抗战头几年还没有美援只有苏援，这大批苏援就是通过肃、甘、凉三州所在的河西走廊后源源运往中国内地的，对中国前期抗战所起到的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对当年接到共产国际“圣旨”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条交通要道的“重大意义”是被大打了折扣的：不能走向目的地的“要道”，拿过来干什么？库存备用？得了吧，他们现在是生存都面临很大挑战，这该“当务之急”的问题，要“当务之急”的问题，该有多少？

　　于是，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先实现一、四方面军两军主力会师，再共图宁夏、甘西，接通外蒙。

　　——这就是中共中央对“分攻宁青”的原方案所作出的重大调整。

　　而就在中共在筹划这个“重大调整”期间，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批复和中共中央筹措“分攻宁青”的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岷州三十里铺蹉商集议后，提出了一个旨在“牵制打击胡敌”且“相机打通一方面军”的“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

　　因为这个建议并没有改变“分攻宁、青”的计划，“打通一方面军”也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出击行动，对“甘南根据地”的营造以及年底“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的行动并无重大影响，所以张国焘并未对此表示异议。

　　这从他当天给徐向前、周纯全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出来：

　　看见没有，“大计”仍然是“快向西北进”——请参照当时红四方面军主力所在位置。

　　然而，徐向前在其回忆中却称，当时他就对朱张陈此案不以为然，且颇有“微辞”——

　　如徐向前所述，当时他对朱张陈“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的“微辞”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

　　㈠西北局朱张陈9月13日建议的“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了便宜”；

　　㈡“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住”

　　然而我们在朱张陈13日建议及同一天里张国焘致徐向前、周纯全电报的原版文字中，无论如何都读不出“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或“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的意图来：朱张陈策划的“三军协同作战”，实际上就是一次袭扰迟滞敌军的行动，动用兵力及规模都有限，而且也看不出有“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的意思……

　　如果我们能够确认徐的这些“微辞”的确就是他当时所思所想的话，那倒更象是针对中共中央领导人于9月14日18时致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内容——这个电报在通报了共产国际批复电的基本精神以及当前敌情后，也提出了已经过重要调整的“宁夏战役”部署——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下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包括向彭德怀这一层次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传达时），都略去了“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一带有强烈禁行意义的祈使句——要知道，在那个年头，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形象都是神圣伟大且至高无上的，任何有可能对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却只能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象“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与“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类信息，有“出尔反尔”之嫌而且自相矛盾，肯定会损及红军将士对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的笃定信心，也极有可能不利于激励他们对“打通国际”军事行动的高昂士气……

　　毕竟，这是在求人，主动权，它不可能完全操在自己手里！

　　于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只能转而先求已——自已重新调整部署。

　　中共中央的部署调整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一、四方面军各自独立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既然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向新疆方向前进”，那么“夺取甘肃西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也就大为降低。为此，四方面军主力须“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并且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会合。

　　二、根据共产国际批复的精神，改变了“四方面军在兰州以南渡河”的原设想，红四方面军参加宁夏战役的渡河点改在兰州以北之“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

　　三、建立甘南根据地以作为“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前进基地及战略后方的迫切性、必要性也随之降低，“一、四方面军主力在静、会地区会师”则取而代之，成为当务之急。

　　9月15日，收悉了西北局13日建议后的中革军委复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着重指出：“彼此意见大致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西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之。[5]”

　　同日，中革军委还致电西北局，建议“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迟则界石铺通渭大道有隔断之虞。”[6]

　　中央这两天前前后后3个电报，有两个字强调得最多——主力！

　　这也是中央部署与西北局朱张陈建议最大的不同之一——这才更象是要组织“决战”（其实中央并无此意——几天后中央即有专电释“决战”之疑），这才更象是“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其实也不是，当时的中央部署说得很清楚（虽然后来因形势及敌情变化作出出改变）：“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

　　而中央的这个“部署调整”，与张国焘对“西进”执着纠结的心态，肯定是对不上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9月15日19时，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提出了一个向相反方向行动的建议：

　　这个建议比较简洁扼要，基本上没有言及战略方针问题。可以认为，这是作为军事指挥员的建议者是根据自已所处环境以及能够得到的信息，所作出的他自己认为最合理的行动方向选择的建议——建议者本人一直在前线，并没有直接参与西北局朱、张、任、陈与中共中央之间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酝酿蹉商。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称，他的这个建议，是针对西北局朱张陈13日电的内容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通报共产国际指示及相应部署调整的电报都是发给西北局朱张任或朱张陈的（有的电报包括贺龙、刘伯承），所以笔者暂时还无法确认：正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在如此动议之前，是否已得悉中央部署调整的基本内容？其动议究竟是针对中央部署而提出来的？还是如其数十年后的回忆文字所言，是针对朱张陈“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而提出来的？……

　　然而，徐向前这个建议的确是出自于中央部署调整传达至西北局之后。

　　而且，马上被怀揣着小九九的张国焘利用了。

　　张国焘，他变脸了！

　　[1]《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关于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13日2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1～第11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迅向西北进之大计方针指示致徐向前、周纯全电（1936年9月1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4]《中央关于占领宁夏的部署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9月14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4～第11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滞阻胡宗南部西进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复朱德等电（1936年9月1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第362页）和《中国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695页）将该电签发时间误判作“1936年9月13日”。

　　[6]《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红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致朱德、张国寿、任弼时电（1936年9月1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8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7]《徐向前对作战部署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电（1936年9月15日19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上一节——双石:【原创】“分攻宁、青”·西路军史话⑵

　　下一节——双石:【原创】“甘南风波”·《西路军史话⑷》

• 【原创】“分攻宁、青”·西路军史话⑵
• 【原创】“甘南风波”·《西路军史话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