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合取宁夏”——中央的部署调整·西路军史话⑶ -- 双石

　　数十年后，李先念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愤怒责问”被煽情放大且广为流传——

　　必须承认，李先念的确问得有道理有底气，他也有资格这样问！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整个西路军幸存到建国后的军以上首长中，只有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有理由有底气也有资格这样发问！这是因为：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的渡河是源自中革军委的意图，也是事前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认的。

　　而红三十军，它并不等于“西路军”！

　　10月25日，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以“一五八号电令”，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三军过河”之建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建议九、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1936年11月24日）》，《关于西路军的十一份电报》注[14]，《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这个时候，他们肯定已得知了中革军委首长日前两电所表达的“先南后北”之决心和意图，而作为“三军西渡”始动议者的徐向前、陈昌浩，也肯定已得悉了中央的这个决心和意图。

　　然而，“朱张”也好，“徐陈”也好，仍然还是按自已的决心和意图去行了事。

　　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张首长并四方面军各军首长，通报“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致朱德、张国焘及各军电（1936年10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下午16时，朱德、张国焘在向中共中央报告“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时，就已经将他们日前与彭德怀取得共识且“完全同意”的部署，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具体化之方案”：“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朱张”在此电中还宣布：“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同时还提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朱德、张国寿、彭德怀关于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2～第8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这也就是说，红四方面军要过河的三个军，张国焘也无意用于“向中卫攻击”。

　　——这可是“朱张”10月16日部署电中，已经明确了的任务啊！

　　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将红军总部的这个部署电告了中央[ 《彭德怀关于三十军渡河后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署致毛泽东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然而中央在收到这两个电报之前，显然对“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的既成事实以及“朱张”当日部署还蒙在鼓里，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在当天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仍然在强调：“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仍然在部署“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仍然在期望：“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2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4～第8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直到次日凌晨时分，得知了徐陈决心和“朱张”部署的毛泽东、周恩来才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追认”了这个“既成事实”！但同时，他们也再次强调了“先南后北”的方针，以及红四方面军已渡河部队向中卫前进“准备袭取定远营”的战役意图：

　　26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告以“即遵二十五号收到总部一五八字批准二十四号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引敌于兰州迟滞会、定敌人之兵力部署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连方面军总指挥部也要过河。而这个决定显然是在已获悉了毛泽东、周恩来日前电报内容后作出的，而且并未对为何置中央意图于不顾作出任何解释，此间当事人们的组织观念应该如何评价，党性党纪应该如何衡量，难道还能是一件很难整清楚弄明白的事情么？

　　这样的建议张国焘当然是照准不误，同时也再次对“去中卫”提出疑义：“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朱德、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0月26日17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3～第8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远在保安的毛泽东瞅明白了：张国焘无意于宁夏，他仍然孜孜于“西进”。

　　当晚21时，他在致彭德怀电中提醒道：“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毛泽东关于打胡宗南与取定远营的部署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6日21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27日5时，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的张国焘不得不有所表示：

　　同日，彭德怀向中央报告：

　　彭德怀当然不可能“与徐陈面谈”了————徐、陈已经过河了！

　　那天向中央告状的还有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

　　而就在这一天，已经过河的徐向前、陈昌浩又进而提出要“四方面军全军西渡”：

　　这个电报的口气如何，语气如何，笔者不予置评。不过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而且红军总部朱、张首长已经有了“遵从中央指示”的部署后，还在“三军过河”的建议上更进了一步，不光是要“四方面军全军过河”，而且还是不管什么情况我们横竖都要“全部渡河”的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请问，这还象不象是下级在向上级提出建议和请示工作？

　　 而且，在此电发出后的次日，“徐陈”又于上午5时和下午“未时”发出两个电令。上午5时电令红五军“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下午未时（13时～15时）干脆就直接电告他们可以过河——“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未查到该两电原文。该两电中关于五军的部署可参见朱德、张国焘当日两个电报的间接引文——《朱德、张国焘关于三个方面军协歼胡敌之行动部署（1936年10月28日19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在海原以南消灭胡敌先头部队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6年10月28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至于朱、张关于“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的指示，徐、陈根本未予作答——按正常的理解，朱、张的意思应该是：另一人回来指挥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执行中央“打击南敌”的部署！

　　西路军失败陈昌浩回到延安后，曾经对此有过一段自省：

　　对文中那些自我上纲上线之句，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与看法。但文中叙述的主要事实，还是基本可靠的，也是有原始档案文献，为证的！

　　现在轮到笔者这一档晚生后辈来问一问了：

　　“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乃至总指挥部西渡黄河，究竟奉的谁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