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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合取宁夏”——中央的部署调整·西路军史话⑶ -- 双石
作者：双石
张国焘有一句话说得很对：“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
其实远不止“西北抗日局面”，就是后来的全国抗战，这都是极其重要的外援通道——抗战头几年还没有美援只有苏援，这大批苏援就是通过肃、甘、凉三州所在的河西走廊后源源运往中国内地的，对中国前期抗战所起到的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对当年接到共产国际“圣旨”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条交通要道的“重大意义”是被大打了折扣的：不能走向目的地的“要道”，拿过来干什么？库存备用？得了吧，他们现在是生存都面临很大挑战，这该“当务之急”的问题，要“当务之急”的问题，该有多少？
于是，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先实现一、四方面军两军主力会师，再共图宁夏、甘西，接通外蒙。
——这就是中共中央对“分攻宁青”的原方案所作出的重大调整。
而就在中共在筹划这个“重大调整”期间，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批复和中共中央筹措“分攻宁青”的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岷州三十里铺蹉商集议后，提出了一个旨在“牵制打击胡敌”且“相机打通一方面军”的“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
二、对策：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
……
部署：
㈠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源、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
㈡我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两、凤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活动，虚张声势，扬言：二、四方面军即直出汉中，一方面军（向南）会合，以牵制王均于天水地区和吸引胡敌不敢长驱西进为目的。二、四方面军除以九十三师主力即向静、会段以南地区活动外，以一部机动兵力集结陇西、武山，并适时以八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1]
因为这个建议并没有改变“分攻宁、青”的计划，“打通一方面军”也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出击行动，对“甘南根据地”的营造以及年底“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的行动并无重大影响，所以张国焘并未对此表示异议。
这从他当天给徐向前、周纯全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出来：
（乙）二方面军仍在照计出陕甘边，牵制迟滞敌人壮大自己，一方面军似有先头向海源，会静行动模样，恐根本仍照毛计。
（丙）朱、张、陈我们目前一面加速准备，一面大动员打胡敌。四军、三十军、九十一师仍原计行动，九军全部抽了后，可位首阳、何家沟，相机以一部去袭击通安与马家河之敌，并准备策应通渭方面九十三师。可以九团位榜罗、通渭、马营各一营，叶、柴带两团及电台，即向会宁、静宁大道、音家镇或界石铺突击，截击交通与解决资材。以陇西川、义岗川、雷阳镇、蔡家镇为主要活动地区，诱静宁敌出来，夜袭与伏击。但必多带秘密机巧，运动自如，万不可与优势及守城碉之敌硬拼。尤须加意学会巧打骑兵，力不（要）太分散。[2]
看见没有，“大计”仍然是“快向西北进”——请参照当时红四方面军主力所在位置。
然而，徐向前在其回忆中却称，当时他就对朱张陈此案不以为然，且颇有“微辞”——
如徐向前所述，当时他对朱张陈“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的“微辞”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
㈠西北局朱张陈9月13日建议的“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了便宜”；
㈡“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住”
然而我们在朱张陈13日建议及同一天里张国焘致徐向前、周纯全电报的原版文字中，无论如何都读不出“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或“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的意图来：朱张陈策划的“三军协同作战”，实际上就是一次袭扰迟滞敌军的行动，动用兵力及规模都有限，而且也看不出有“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的意思……
如果我们能够确认徐的这些“微辞”的确就是他当时所思所想的话，那倒更象是针对中共中央领导人于9月14日18时致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内容——这个电报在通报了共产国际批复电的基本精神以及当前敌情后，也提出了已经过重要调整的“宁夏战役”部署——
（甲）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胡宗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
（丙）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⑴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
⑵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⑶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⑷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便胡宗南切断并不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密切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宁夏马部之士兵运动与回民运动，此间正用大力工作，敌情、地形之详细调查不日电告。
（己）请兄等考虑电复。
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4]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下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包括向彭德怀这一层次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传达时），都略去了“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一带有强烈禁行意义的祈使句——要知道，在那个年头，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形象都是神圣伟大且至高无上的，任何有可能对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却只能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象“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与“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类信息，有“出尔反尔”之嫌而且自相矛盾，肯定会损及红军将士对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的笃定信心，也极有可能不利于激励他们对“打通国际”军事行动的高昂士气……
毕竟，这是在求人，主动权，它不可能完全操在自己手里！
于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只能转而先求已——自已重新调整部署。
中共中央的部署调整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一、四方面军各自独立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既然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向新疆方向前进”，那么“夺取甘肃西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也就大为降低。为此，四方面军主力须“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并且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会合。
二、根据共产国际批复的精神，改变了“四方面军在兰州以南渡河”的原设想，红四方面军参加宁夏战役的渡河点改在兰州以北之“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
三、建立甘南根据地以作为“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前进基地及战略后方的迫切性、必要性也随之降低，“一、四方面军主力在静、会地区会师”则取而代之，成为当务之急。
9月15日，收悉了西北局13日建议后的中革军委复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着重指出：“彼此意见大致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西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之。[5]”
同日，中革军委还致电西北局，建议“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迟则界石铺通渭大道有隔断之虞。”[6]
中央这两天前前后后3个电报，有两个字强调得最多——主力！
这也是中央部署与西北局朱张陈建议最大的不同之一——这才更象是要组织“决战”（其实中央并无此意——几天后中央即有专电释“决战”之疑），这才更象是“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其实也不是，当时的中央部署说得很清楚（虽然后来因形势及敌情变化作出出改变）：“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
而中央的这个“部署调整”，与张国焘对“西进”执着纠结的心态，肯定是对不上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9月15日19时，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提出了一个向相反方向行动的建议：
A、据二十三年度甘省建设月刊载，永靖之莲花渡有浮桥和渡船，各县人口河州二十七万、靖远六十一万、古浪十三万、民勤十三万、永昌五万五千、凉州二十万。
B、建议我军出青马敌后，宜速集兵取或围河州，抢莲花渡，便尔后行动。敌骑宜活动地区，我步兵不便游击，应速扩展骑兵活动。
C、己令宏坤大部集磅罗永辛，九团两营今日出动，令芳赶回集山丹。
D、已令先念派一个团往首阳集、汪衙，九军特（务）团不知住何处，已令王全齐集大砦子待命抵挡王均。
徐[7]
这个建议比较简洁扼要，基本上没有言及战略方针问题。可以认为，这是作为军事指挥员的建议者是根据自已所处环境以及能够得到的信息，所作出的他自己认为最合理的行动方向选择的建议——建议者本人一直在前线，并没有直接参与西北局朱、张、任、陈与中共中央之间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酝酿蹉商。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称，他的这个建议，是针对西北局朱张陈13日电的内容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通报共产国际指示及相应部署调整的电报都是发给西北局朱张任或朱张陈的（有的电报包括贺龙、刘伯承），所以笔者暂时还无法确认：正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在如此动议之前，是否已得悉中央部署调整的基本内容？其动议究竟是针对中央部署而提出来的？还是如其数十年后的回忆文字所言，是针对朱张陈“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而提出来的？……
然而，徐向前这个建议的确是出自于中央部署调整传达至西北局之后。
而且，马上被怀揣着小九九的张国焘利用了。
张国焘，他变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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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关于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13日2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1～第11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迅向西北进之大计方针指示致徐向前、周纯全电（1936年9月1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4]《中央关于占领宁夏的部署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9月14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4～第11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滞阻胡宗南部西进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复朱德等电（1936年9月1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第362页）和《中国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695页）将该电签发时间误判作“1936年9月13日”。
[6]《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红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致朱德、张国寿、任弼时电（1936年9月1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8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7]《徐向前对作战部署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电（1936年9月15日19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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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是既要有娱乐性，又能让自个儿觉得自己在做很严肃、很伟大的事情。
说老毛故意置红四于死地，还说事后老毛见死不救，等等。
粗粗看了徐的回忆录，和李主席的言论，没有像石那么细究，但也有一些疑惑的。
惑一：话说张毛龃龉，由来已久，全军皆知，老张智商应不低于甚至高于老毛，老毛既不能强令其西去，又岂能骗之入瓮？想必西行必是双方共识无疑，甚或是老张力主，老毛附和，或者顺水推舟，所以阴谋之说此节是不成立的。
当时就恶意推测，当是二军重新会师，已生嫌隙，一方心生恐惧，效对方毛儿盖故伎（当时你说走就走，我当然也可以学样），另一方见既成事实，无奈追认。故事后老毛斥之逃跑主义。
惑二：徐言，西行途中，步步都请示中央，中央电令是有矛盾之处，时有掣肘之举，令人无可适从，故失败应有中央责任，至少是一部分责任。——我有些不解，军在外，便宜从事，这是军事常识，人家远在延安，焉能详尽指点前方，你处处请示，本就有推责之嫌，况电文之中一时又见你信心满满，大有一蹴而就之意，一时又见你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想必也是不明就里，故语词颠倒，举棋不定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更当时时局瞬息万变，朱毛毕竟不是神仙，错处昏招自然会有，但阴谋私心之说则甚矣。陈徐错处还是没现场当机立断，贻误了时机。
惑三：徐有怨覆灭前期中央没接应救援之意，更有人扬言去苏联告状，这个设身处地想想，败亡已成定局，派兵救援无异于担雪填井，添油战术，明智之举就是壮士断腕，止损出局，这是老毛高于同侪之处，故也无可厚非。
读先生大作，条分缕析，依时序娓娓道来，解了不少当年的疑问，了结这桩公案，当可定谳！
题外话：
1.徐陈败后脱军，虽有卷土重来未可知之意，但相比当年项英脱军，广受诟病，老毛待之也是相当厚道的，事后也倚重得很，何来一俟老毛亡后，立马诿过于他，得无轻薄死人之讥？
2.扬言去苏联告状的李特、黄超，被邓发秘密处决，该是苏联、王明、老毛各方俱不愿纷争再起的牺牲品吧。
3.李主席倒是有坚持有担当，是个汉子，欲为西路军“翻案”，也算情理之中，毕竟自他以降的数万将士最无辜了，建国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和荣誉，不出来说话其内心也会至死不安。
数十年后，李先念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愤怒责问”被煽情放大且广为流传——
必须承认，李先念的确问得有道理有底气，他也有资格这样问！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整个西路军幸存到建国后的军以上首长中，只有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有理由有底气也有资格这样发问！这是因为：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的渡河是源自中革军委的意图，也是事前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认的。
而红三十军，它并不等于“西路军”！
10月25日，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以“一五八号电令”，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三军过河”之建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建议九、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1936年11月24日）》，《关于西路军的十一份电报》注[14]，《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这个时候，他们肯定已得知了中革军委首长日前两电所表达的“先南后北”之决心和意图，而作为“三军西渡”始动议者的徐向前、陈昌浩，也肯定已得悉了中央的这个决心和意图。
然而，“朱张”也好，“徐陈”也好，仍然还是按自已的决心和意图去行了事。
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张首长并四方面军各军首长，通报“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致朱德、张国焘及各军电（1936年10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下午16时，朱德、张国焘在向中共中央报告“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时，就已经将他们日前与彭德怀取得共识且“完全同意”的部署，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具体化之方案”：“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朱张”在此电中还宣布：“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同时还提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朱德、张国寿、彭德怀关于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2～第8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这也就是说，红四方面军要过河的三个军，张国焘也无意用于“向中卫攻击”。
——这可是“朱张”10月16日部署电中，已经明确了的任务啊！
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将红军总部的这个部署电告了中央[ 《彭德怀关于三十军渡河后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署致毛泽东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然而中央在收到这两个电报之前，显然对“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的既成事实以及“朱张”当日部署还蒙在鼓里，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在当天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仍然在强调：“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仍然在部署“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仍然在期望：“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2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4～第8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直到次日凌晨时分，得知了徐陈决心和“朱张”部署的毛泽东、周恩来才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追认”了这个“既成事实”！但同时，他们也再次强调了“先南后北”的方针，以及红四方面军已渡河部队向中卫前进“准备袭取定远营”的战役意图：
乙、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封]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三十军、九军渡河后的行动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6日1时半）》，《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26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告以“即遵二十五号收到总部一五八字批准二十四号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引敌于兰州迟滞会、定敌人之兵力部署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连方面军总指挥部也要过河。而这个决定显然是在已获悉了毛泽东、周恩来日前电报内容后作出的，而且并未对为何置中央意图于不顾作出任何解释，此间当事人们的组织观念应该如何评价，党性党纪应该如何衡量，难道还能是一件很难整清楚弄明白的事情么？
这样的建议张国焘当然是照准不误，同时也再次对“去中卫”提出疑义：“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朱德、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0月26日17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3～第8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远在保安的毛泽东瞅明白了：张国焘无意于宁夏，他仍然孜孜于“西进”。
当晚21时，他在致彭德怀电中提醒道：“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毛泽东关于打胡宗南与取定远营的部署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6日21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27日5时，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的张国焘不得不有所表示：
甲、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即遵照这一指示执行。
乙、为击破南敌，德怀已令第一师在郭城驿东北待命，必要时第一、第二、七十三，三个师都可参加战斗。
丙、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
丁、四方面军部署：
⑴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释、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⑵四、兰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
……
朱、张
十月二十七日五时
——[《朱德、张国焘关于执行击破南敌停止其追击计划致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10月27日5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同日，彭德怀向中央报告：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
——[齐得平：《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第91页。]
彭德怀当然不可能“与徐陈面谈”了————徐、陈已经过河了！
那天向中央告状的还有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
——[蒋凤波等《土地革命战争纪事（1927～1937）》第59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
而就在这一天，已经过河的徐向前、陈昌浩又进而提出要“四方面军全军西渡”：
甲、敌如先知我已渡河，估计其企图一面增兵兰州，施行拦头政策，一面从西南方向我压迫，飞机朝夕拢乱。现船只十六只，船钉用完，不易隐蔽，西岸掩护部队至少须三个团，如渡河时间延长，渡河点恐有被敌切断，船只有彼敌破坏之可能。
乙、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
丙、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
丁、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我们已至大卢子，三十军除一个团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师一部及军直明晨前可渡河。
徐、陈
——[《徐向前、陈昌浩对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部队渡河之意见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0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这个电报的口气如何，语气如何，笔者不予置评。不过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而且红军总部朱、张首长已经有了“遵从中央指示”的部署后，还在“三军过河”的建议上更进了一步，不光是要“四方面军全军过河”，而且还是不管什么情况我们横竖都要“全部渡河”的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请问，这还象不象是下级在向上级提出建议和请示工作？
而且，在此电发出后的次日，“徐陈”又于上午5时和下午“未时”发出两个电令。上午5时电令红五军“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下午未时（13时～15时）干脆就直接电告他们可以过河——“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未查到该两电原文。该两电中关于五军的部署可参见朱德、张国焘当日两个电报的间接引文——《朱德、张国焘关于三个方面军协歼胡敌之行动部署（1936年10月28日19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在海原以南消灭胡敌先头部队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6年10月28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至于朱、张关于“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的指示，徐、陈根本未予作答——按正常的理解，朱、张的意思应该是：另一人回来指挥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执行中央“打击南敌”的部署！
西路军失败陈昌浩回到延安后，曾经对此有过一段自省：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与总部军委电文中，有这样的事实，我们要求不分散四方面军，提议三十一军甚至其余两个军都过河。我们当时是以为总部命令是在军委指示之下的，以为军委总部分散了四方面军。这无疑的是我们主观掩饰了退却路线之十足的表现，自己已经执行了国焘的退却计划，反而把分散四方面军的异议，归到军委身上（在渡河后才知道军委不赞成三个军渡河），这是我们主观上军阀主义与反党倾向之事实说明，不错，当时军委同意用一个军的河西，这是因为已经过了河，事实上已无法制止之后（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军委并不知道），但这也不能说是军委分散四方面军（如果需要分散，军委自有权分散），或者说是“等于牺牲这一个军”。因为这一个军的行动是随时可调过河东去的。总之，渡河行动之一切错误，固有国焘路线为其根源，但最主要的实际执行责任，还是归我个人承负。
——[《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79～第9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对文中那些自我上纲上线之句，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与看法。但文中叙述的主要事实，还是基本可靠的，也是有原始档案文献，为证的！
现在轮到笔者这一档晚生后辈来问一问了：
“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乃至总指挥部西渡黄河，究竟奉的谁的命？”
怎么又看不见贴子的得花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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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以各种理由上报，要求追认。
中央不愿看到龃龉重生，只好将就。
再请教：以李主席当时的身份，肯定在中央、在张、在陈徐处决策权肯定是没有的，不知他当时是否有充分的建议权和知情权？
当时他只是一个军政委，知道情况有限，类似的如王宏坤、肖克这样的，知情权都很有限。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谬说重生的缘由——知情人太少了，象邓小平、陈云等都不可能很全面的知情，叶剑英也有限，刘伯承当时在二方面军和贺任关在一起，知道得很有限。象左权、聂荣臻这样的，也就知道自己那个局部所受的影响，林彪当时在红大，更不可能知道很清楚了……
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如果不详研当时往来文电，谁还记得那么清楚？
知情最多的，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就是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翻案风刮起之时，这里头的人只剩下徐向前一人了。所以他的回忆录，很具杀伤力——世人谁有功夫有条件去一一判读当年的往来文电？
徐的回忆录是朱玉等几个秘书什么的弄出来的，学养积淀不够，加上当时想乘改革开放风扬名立万的心理，在徐年事已高且有诸多未能了结的纠结心态之下，整出了这本回忆录，实际上是害了徐帅。
这部回忆录问题很多，改了几版，仍然问题很多——硬伤是不好改滴！
按在下本意，是想尽力避免伤害徐帅的——俺老岳丈就是徐帅的手下的兵，俺对他老素存敬意。但徐的回忆录言之凿凿，而且成为了“阴谋论”、翻案风的依据，俺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所以只好据实道出，但愿他老在天之灵，能谅解俺这个晚生后辈。
正确地认识自己，难啊！这是需要境界的！
历史人物很复杂，单以“黑白”论，是划不清楚的！
我说那个徐帅回忆录怎么与其他老帅的不大同呢。
多说一句：军中回忆录最有养分的应该是粟裕的，个人的事情很少，而战争的经历和来龙去脉的总结都充满了谦逊，读起来很有进益。
为史者，正应耐心细致，不掺杂个人偏心于其中，老兄这个态度值得一花！
从公开的信息看黑锅又被他推给了陈昌浩
让人也可能是推给了老毛，但公开的信息上没写
他这样做，对于徐帅，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