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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敌强我弱古今同,世世长策何其多——读《后出师表》后 -- 飞鸣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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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蜀国中人口100万,是魏国的四分之一,人才也不多。在相等的军事装备的条件下,以漫长薄弱的后勤运输线支援下,去攻击关中以逸待劳的精锐魏军,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头破血流而告终。

当时,蜀汉在魏、蜀、吴三国中国土最小,人口最少,其经济实力也最弱。特别是刘备夺取益州之战中,由于刘备与原益州的统治者刘璋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战争,致使益州百姓“饥膏草野”。刘备攻占成都后又纵兵抢掠且“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土”,使原本充裕的府库为之一空,以至日常军费开支都成了问题。为此刘备不得不采纳刘巴的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以充实府库。刘备采用发行大面额货币的办法是一种转嫁经济危机的手段,虽然可以聚敛财富解决暂时的困难,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且必然要对益州社会经济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且,随后魏、蜀、吴三国间的争战又一直不断,这些战争,大量地耗费了蜀汉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地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对蜀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诸葛亮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所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经济凋敝、民心不安、社会动荡的局面。以至于诸葛亮在南征时,命令兵士种蔓青于山中,“以济军食”,这是当时蜀汉经济困难,军粮难以供给,不得不靠种植蔓青来接济军粮的真实情况的写照。 为解决蜀汉建国后尤其是刘备讨伐东吴之战失败后面临的经济困难,诸葛亮在恢复经济方面下了很大力气。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始终是农业社会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国古代支撑战争的重要物资资料。所以诸葛亮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中特别注重刘备军控制地区的农业生产,以保障百姓温饱和军粮供应。他为此专门设置了督农官,主管农业生产。

而蜀汉的收入有田租,但暂未有实例;盐铁对蜀汉有不错的利润;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蜀锦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为诸葛亮北伐提供物资;另有其他收入没有记录。另一方面,支出包官俸、军粮、赏赐等,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

蜀国人物

偏居西南一隅的蜀汉版图最小,主要地区仅巴蜀汉中等地,直到蜀亡时,只有户28万,人口94万,军队约10万, 可见国力之弱。诸葛亮也承认,他是在“益州疲弊”的情况下率师北伐的。而当时魏国,有人口440万,军队约60万,力量对比差距明显。

蜀汉地方,易守难攻,若能真正联合吴国,协调一致地对付强魏,则蜀汉偏安西南还是有可能的。而四川地区优越的经济环境也可以为蜀国稳固防守提供条件。如果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资源能够真正被开发,蜀汉的经济实力必将大增,逐鹿中原的机会自然大了不少。

过早的北伐让蜀汉耗尽了财力,影响了蜀汉的经济发展,使其相对弱小的军事经济实力更加弱小。由于蜀汉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连年战争,浩大的军事开支,加上币材紧缺,使蜀汉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所铸行的多是大面值钱币。没有相应的社会物质基础作为后盾而铸行大面值减重钱币,必然会引起物价飞涨。同时蜀汉国民对长期的战争也极为厌恶,千方百计逃避兵役。有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的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做为地方长官的吕乂,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至蜀汉后期姜维北伐期间,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

政治上,蜀国已经无法以复汉为旗号作为师出有名;经济上靠印钱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农业生产不能提供足够粮草;军事上以10万对魏国60万,不可能有胜算。

孙子兵法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蜀国以六分之一的魏国的军事实力,要攻击魏国是挑战不可能。

那是为什么诸葛亮连续不停地北伐呢?

诸葛亮的蜀国代表了一种来自中原的败落势力,类似于现代败退于台湾的蒋氏集团-----不能击败更为薄弱的吴国,何来成功地击败更为强大的魏国?

诸葛亮为首的中原士族在蜀国只有穷兵赎武才能有继续摄政执政的合理性,不然将面对被益州当地士族取而代之的危险。

这才是诸葛亮不顾蜀国的虚弱条件,连续不停实施“北伐”的背景---其实根本没有军事意义,而是维护其利益集团继续存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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