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两次淞沪抗战失利之悲剧 -- 雨夫

◎ 蔡伟 吴刚

当1937年底122天的淞沪会战结束时，战争伊始从各地陆续赶来参战的70余万中国军队，仅剩下40万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经过多年准备，投入前所未有的决心

和兵力发动的一次进攻，却经过一场近乎无休止的悲壮流血，终以溃败而结束。

回首5年前同一地点的那次规模小得多的战争，“一二八”之役中中国军队的行动虽然看似表现更为优异，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从仓促应战到多年备战，两次淞沪抗战失利导致的共同悲剧，颇值得体会其中的不同。

“一二八”之役:未被允许的应战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一二八”日本入侵上海实在是一次仓促的应战。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入侵，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抵抗政策”和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1年，陈铭枢由于促进宁粤合流，被蒋介石调任京沪卫戍司令官，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十九路军才被允许调戍来沪，维系京沪警备安全。当日本为转移建立满洲国的国际视线而于1932年1月中旬在上海寻衅时，已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幕后曾授意何应钦、朱培德电令十九路军于1月27日退出上海市区，却遭到已经宣布拒绝内战的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拒绝。

蔡廷锴在对“一二八”的回忆中，说到自己当年在围剿红军回师赣州整补时，就从 “九一八”中认识到由于连年内战而导致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为此他特在赣州体育场率全军宣誓，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1933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编《“一二八”的一些纪念品》中，刊载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对于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十九路军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

这种近乎自发的抵抗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士气高昂，但十九路军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装备落后且后援不足。面对“上海地面辽阔，大家（在日本铁甲军、飞机、大炮优势火力面前）只能各自为战的困境”，蔡廷锴甚至提出可以“学我们在江西时，赤匪攻击我们的战术”。当时正在病中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更是在1月23日十九路军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中，以红军坚韧的战斗精神启发十九路军军官，以激励士兵的抗战精神。

然而战争打响后，十九路军在战时最为需要的“平射炮和高射炮，经两军政务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炮一弹”。而对于“自1931年10月起，从未领到应得军饷分文”的十九路军来说，到1932年5月底“一二八”之战结束时，国民政府的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欠发的军饷已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以致国民党内在上海的一些人士说，中央是想看着十九路军被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