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漫谈星船伞兵，严厉的月亮，异乡异客 -- 逝者不死

之后的故事就是虫族开始入侵，乔尼参加野猫部队，结果在一次失败的空降中，几乎全灭，随后被分到了拉萨克的硬汉子。乔尼的母亲在虫族攻击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被杀。拉萨克的一位中士推荐他转为职业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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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成“职业军人”？除了可以成为军官的诱惑外，我真的想成为职业军人吗？为了取得公民权，我经历了这么多，不是吗？——如果转成职业军人，那么投票的特权就会变得遥不可及，跟我当初没参军时一样……因为只要穿着军装，你就没有投票的权利。当然，本来就该这样。如果他们允许硬汉子们投票，这些傻瓜可能会投票否决空降的。军人不能有投票权。

　　我当初参军就是为了获取投票权。

　　真是这样吗？我在意过投票权吗？没有，我在意的是一种特权，一种骄傲，一种作为公民的姿态。

　　真是这样吗？回忆自己为什么参军没多大意义。

　　总之，投票过程并不能造就一名公民。比如中尉，尽管他没能活到行使他的投票权，他却表现了公民这个词的全部意义。每一次空降都是一次表现。

　　我也是！

　　我能在脑海中听到杜波司中校的声音：“公民权是一种态度，一种理念，一种情感上的执著，认为集体的力量要大于个人……

　　而且个人应该为了集体的生存而骄傲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渴望把惟一的生命横在我“可爱的家园和战场的荒芜之间”——每次空降前我仍然会颤抖，而且那个“荒芜”的确是非常非常荒凉。但是，无论如何，我终于明白了杜波司中校的话。机动步兵是我的，同时，我也属于机动步兵。如果机动步兵所做的只是为了打发无聊时间，那么我的所作所为也一样。爱国主义对我来说过于深奥了，范围太广，无法理解。但机动步兵就是我的组织，我属于他们。他们现在是我惟一的家庭，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兄弟，比卡尔和我的关系还亲密。如果离开他们，我会迷失方向。

　　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成为职业军人？行啊，行啊——但是，如果我被晋升为军官又该如何？这又是一个问题。我可以预见自己承担二十年的责任，然后懈怠下来，就像尖子说的，胸前戴着绶带，脚下踩着拖鞋……或是在退伍军人大厅度过傍晚，与有关人员一起回忆当年。那么，候补军官如何？我想起艾尔·吉金斯在一次闲聊时谈过：“我是个士兵！我想一直当个士兵！你是个士兵时，他们不会对你要求太高。谁想当军官？连当中士都不想。可当士兵时，你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不是吗？吃着同样的食物，去同一个地方，进行相同的空降。少的只是军官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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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尼的父亲也参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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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杰·扬号又一次返回基地，人员和投射舱都需要补充了。艾尔·吉金斯已经因为援救战友阵亡，那次援救同时使我们损失了我们的教士。另外，他们也把我替换下来了。我佩戴着全新的中士臂章（指挥米格拉希奥分队），但是我有预感，我一走出飞船，尖子就会接替我戴上它。它是奖赏给我的荣誉，这次晋升是果冻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给我饯行。我要走了，参加候补军官学习。

　　但我还是为这副中士臂章而骄傲。在舰队的降落场，我高昂着头迈步通过出口，走向检疫台，让他们在我的命令文件上盖章。

　　正在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礼貌恭敬的问话声：“对不起，中士，那艘刚刚降落的交通船——是从罗杰·扬号——”

　　我转身面对问话的人，朝他的衣袖上瞥了一眼，看清楚了他是个瘦小的，肩膀略塌的下士，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父亲！”

　　这位下士抱住了我。“乔尼！乔尼！哦，我的小乔尼！”

　　我吻了他，拥抱了他，抽泣起来。检疫台边的那位平民以前或许从来没见过两个士官互相亲吻。只要发现他哪怕抬抬眉毛，我非狠狠揍他一顿不可。但是我没有注意他，我太忙了，他不得不提醒我别忘了带走我的命令文件。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擦干净鼻涕眼泪，不再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了。我说：“父亲，咱们找个角落坐下来聊一聊。我想知道……

　　想知道所有的事。”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没有。或许有那么一两次差一点。不过，儿子……中士——我得先弄清那艘降落的交通船。你知道——”

　　“噢，是的。是罗杰·扬号上的，我刚刚——”

　　他看上去万分失望。“那么我得走了，现在就得走。必须去报到了。”他又急切地加上一句，“你很快会回船上的，是吗，乔尼？是在休假吗？”

　　“噢，不是。”我的脑子飞转，一定要想出办法来。“听着，父亲，我知道交通船的行程表。你要等上一个小时多一点才能上船。

　　交通船不是在执行紧急回收，它要等到罗杰转完一圈后才会开始以最小油量对接，说不定飞船还不止绕一圈。他们还要上货呢。”

　　他不太相信。“我接到的命令是立刻向第一艘下来的交通船的飞行员报到。”

　　“父亲，父亲！有必要这么拘泥于形式吗？那个开交通船的毛丫头才不在乎你现在报到还是赶在起飞前呢。再说，起飞前十分钟他们会用这儿的喇叭广播起飞通知。你不会误机的。”

　　他让我带着他去了一个无人的角落。我们坐下时，他又问了一句：“你会上同一艘船吗？还是以后再上？”

　　“嗯——”我给他看了我的命令。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飞船们在夜空来往穿梭，就像伊万杰琳①与她的恋人，永不聚首——唉，对我们来说，我的调令真是太残酷了。

　　【①西方爱情传奇中的人物。】

　　他读着命令，泪水盈眶。我急切地说：“听着，父亲，我会尽力要求回来的。除了硬汉们，我不会去其他任何单位。而且，你也在他们中间……我知道你很失望，但是——”

　　“我不失望，乔尼。”

　　“嗯？”

　　“我感到骄傲。我的儿子要当上军官了。我的小乔尼——哦，我是很失望，一直等着这一天，可……但是我可以再等上一段时间。”他挂满泪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你长成大人了，孩子。个子也高了。”

　　“嗯，我猜是吧。但是，父亲，我还不是军官呢，可能几天后就会回到罗杰号。我是说，有时候他们很快会把人淘汰掉，而且——”

　　“别再说了，年轻人。”

　　“嗯？”

　　“你会成功的。咱们别再谈论‘淘汰’了。”他突然笑了，“这是我第一次叫一个中士闭嘴。”

　　“好吧……我会努力的，父亲。如果我成功了，我一定会要求回到老罗杰的。但是——”我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是的，我知道。你说了不算，除非那儿刚巧有个适合你的空缺。没关系。如果这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的全部，那就让我们好好利用它。我真为你骄傲，高兴得快炸裂了。你过得怎么样，乔尼？”

　　“噢，还行，挺好的。”我在想，事情还不算太糟。他待在硬汉们中比待在其他任何单位都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会照顾他，让他活着。我得给尖子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他就像我的父亲，但不让他们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父亲，你参军多久了？”

　　“一年多一点。”

　　“已经是下士了！”

　　父亲得意地笑了，“现在晋升都很快。”

　　我不必问他话里的意思。伤亡。士官中总有空缺，找不到足够的有经验的士兵填补空缺。我问了个别的问题：“嗯……但是，父亲，你——我是说，你不觉得自己的年龄当步兵大了一点吗？我是说，海军、后勤或是——”

　　“我想参加机动步兵，我的愿望实现了！”他强调说，“我并不比大多数中士年纪大。儿子，我比你大二十二岁，可还没到坐轮椅的地步。而且，年龄大也有优势。”

　　是的，他说得有道理。我记得兹穆中士挑选新兵士官时总是先试用年纪大的人。而且父亲在新兵训练中绝对不会犯下我曾犯过的愚蠢错误，他绝不会挨鞭子。可能还没等新兵训练结束，他就已经被视为当士官的好苗子。陆军需要一大批年长的人来填补中间职位，军队是一个实行家长制管理的组织。

　　我不必问他为什么他想加入机动步兵，也不必问他为什么、通过什么手段来到我的船上——我只觉得心里暖乎乎的。他的行动是对我最高的赞扬，比他的任何言辞都更加可贵。我也不想问他为什么要参军，我觉得我能猜出个中原因。母亲。我们谁也没有提到她——太令人痛苦了。

　　所以我突然转了话题。“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告诉我你都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好吧，我在圣马丁营接受了训练——”

　　“哦？不是考利营？”

　　“一个新营。但规矩还是老一套，我知道。只不过他们让你提前两个月毕业，星期天也不休息。随后我要求上罗杰·扬号，但没去成——最后进了麦克斯拉迪志愿者。那个部队不错。”

　　“是的，我知道。”他们有够狠、够硬、够横的名声，几乎和硬汉子们一样棒。

　　“我说，那个部队真的不错。我和他们一起空降了几次，有些小伙子牺牲了。不久以后，我就戴上了它。”他瞥了一眼他的臂章，“在希奥行星空降时，我已经是个下士了——”

　　“你在那儿？我也是！”突然间，一阵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我从来没觉得跟父亲如此亲近。

　　“我知道。知道你们部队在那儿。我在你北方大约五十英里，我只能猜到这个程度。我们不断遭到反击，臭虫们像蝙蝠出洞似的不断从地下钻出来，弄得地面跟开了锅似的。”父亲耸了耸肩，“所以，一切结束时，我成了个没有单位的下士，我们剩下的人已经凑不成一个战斗单位了。他们就把我派到这儿来。我本来被派去国王的阿拉斯加棕熊排，但是我和任务分配官谈了谈，正巧罗杰·扬号返回基地补充一个下士。我就这么来了。”

　　“你什么时候参军的？”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错了——但是我不得不把话题从麦克斯拉迪志愿者那儿引开。对于一个来自死亡单位的孤儿来说，最好尽快忘记老部队。

　　父亲轻轻地说：“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事后不久。”

　　“噢，我明白了。”

　　父亲有一阵子没有开口，随后他温和地说：“我不认为你明白了，儿子。”

　　“父亲？”

　　“嗯……解释起来不容易。当然，你母亲的死和我的决定有很大关系。但是我参军不是为了替她报仇——尽管也有这方面的因素。我的决定和你的关系更大——”

　　“我？”

　　“是的，你，我的儿子。你做的事，我一直比你母亲更理解。

　　这不怪她，她从来没有了解的机会，就像鸟不知道游泳一样。或许，我还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尽管照我看当时你自己都不清楚。我对你发了那么大火，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纯粹的嫉恨……因为你做了一件我内心深处一直想做的事。但是，你也不是我参军的直接原因……你只是推了我一把，并且决定了我服役的单位。”

　　他停顿了一下。“你参军时我的心情很糟。我经常去看我的催眠治疗师——你以前不知道，是吗？医生和我得到的最明确的结论就是，我的内心深处存在巨大的不满足。‘你走了之后，我把这一切怪罪在你的头上——但这并不是你造成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心理医生也知道。我觉得我年轻时的想法仍然困扰着我。在紧急状态颁布前一个月，我们应邀竞标生产军事装备。你在受训时，我们已经几乎完全转产军用品了。

　　“那段时间我的感觉好些了。工作忙得要死，没时间看心理医生。但后来，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迷茫了。”他笑了笑，“儿子，你了解平民吗？”

　　“嗯……我们说不到一块儿去。这一点我知道。”

　　“说得太对了。你记得鹿特曼女士吗？结束新兵训练后，我得到几天休假，回了家。我拜访了一些朋友，和他们说再见——她也是其中之一。她喋喋不休地说，‘你真的要出发了？好吧，如果你到了法拉维，你一定得去找找我的朋友拉加特一家。’“我尽可能婉转地告诉她这恐怕不太可能，因为虫族已经占据了法拉维。

　　“可她一点儿也不担心。她说，‘哦，那没什么——拉加特一家不是军人，是平民！”’父亲嘲讽地笑了笑。

　　“是的，我懂。”

　　“我的故事讲得太快了。我跟你说了我的情绪变得更加低落。

　　你母亲死后，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我该干的事……尽管我和你母亲比绝大多数夫妇相处得更和睦，但她不在之后，我仍然自由多了。

　　我把生意交给了莫拉雷斯——”

　　“莫拉雷斯老头？他能办好吗？”

　　“是的，他必须干好。我们中很多人都在做一些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胜任的工作。我给了他很多股份。你也知道那句老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把剩下的股份分成了两份信托基金，一份捐给孤儿院，另一份给你，无论你什么时候想回去继承它都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了自己什么地方不对头。”他停顿了一下，随后轻声说，“我必须为我的信仰拿出行动来。必须向我自己证明我是一个男子汉，不是一只刺激消费的经济动物……而是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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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官学校的课程中，我惟一想提的就是：历史和道德哲学课。

　　我发现课程表里排了这门课时感觉很奇怪。历史和道德哲学课与如何战斗、如何领导一个排毫无关系。非和战争扯上关系的话，就是讨论为什么打仗——对于所有学员来说，这个问题早在他们来到军官学校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机动步兵为什么打仗？因为他是个机动步兵……

　　我认为这门课肯定是为那些从来没有在学校上过这门课的人（大概有三分之一）开设的。我的同学中超过百分之二十的人不是来自地球联邦（殖民星球居民的参军比例比地球上高很多，有时候，你不禁会想，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剩下四分之三中，有些人来自学校不开设这门课的地区。因此我认为，这门课我有把握，可以让我挤出点时间去应付其他更难的课程，那些带小数点的课程。

　　我又猜错了。跟我高中时不同，你现在必须通过这门课，但不是用考试。这门课也包括考试、论文和测验之类——却没有分数。你必须有的就是教官的看法，只有他认为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军官才行。

　　如果他认为你不合格，那么你就会坐在一个听证会上，他们要检查的不仅仅是你是否能成为一名军官，还包括你是否适合在陆军中担任任何职务，根本不管你使用武器的速度有多快——他们会决定你是否需要额外教育……或是干脆把你赶出军队，让你当老百姓去。

　　历史和道德哲学课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你会夜半惊起，极力寻思：他说的那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在我的高中时代就有了，可我就是搞不懂杜波司中校到底在说些什么。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觉得把这门课安排在自然科学部是愚蠢的。它一点儿也不像物理化学。为什么不把它分在它应该属于的那些无聊学科里呢？我听课的惟一理由是因为那些辩论非常有意思。

　　参战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杜波司“先生”想教给我们的是“为什么要打仗”。当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好吧，我为什么要打仗？把我的细皮嫩肉暴露在不友好的陌生人的暴力之下，岂不万分荒谬？尤其是我这个军衔的工资只是些生活费，工作时间那么长，工作环境又是那么差？我大可以安坐家中，把这些事交给那些喜欢这种游戏的蠢材。尤其是，和我交锋的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在我出现在他们面前大打出手之前，从来没有和我有过任何个人冲突。这么看来，战争真是再荒唐不过了。

　　因为我是机动步兵，所以要打仗？哥们儿，你跟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只知道条件反射，别人怎么教你，你就怎么瞎说一气。闭上嘴，开动脑筋吧。

　　我们的教官瑞得少校是个瞎子。他有个令人不安的习惯，就是叫你的名字时死死盯着你。我们正在回顾俄英美盟军和日本霸权之间的战争。就在那一天，我们得到了消息，旧金山和圣华金河谷地区被摧毁了。我以为他会慷慨激昂演说一番。毕竟，到现在，就算老百姓也能猜到了——要么是虫族赢，要么是我们赢。或是战斗，或是死亡。

　　瑞得少校没有提旧金山。他从我们这些猿人中抽了一个，让他也总结一下新德里条约①，谈谈该条约怎么忽视了战俘问题……而且，由于这个条约，此后再也没有就战俘问题进行过任何磋商。停战谈判陷入了僵局。交战双方中，一方扣押着战俘不放，另一方面则释放了自己辖制的战俘。在接踵而至的大动乱中，他们有的回了家，还有的则因为不愿意离开留了下来。

　　【①作者杜撰的一个停战条约。】

　　瑞得少校的牺牲品历数那些未被释放的战俘：两个英国伞兵师的幸存者，还有几千个平民，大多是在日本、菲律宾和俄国被捕的，被宣布为“政治犯”。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战俘。”瑞得少校的牺牲品继续着，“在战争中和战争前被俘虏。有传言说他们中有些人是在以前发生的战争中被俘的，一直未被释放。我们始终不知道未被释放的战俘的总数。最接近的猜测是六万五千人左右。”

　　“为什么说‘最接近的’？”

　　“嗯，书上是这么说的，长官。”

　　“请你说得明确点。数字是高于还是低于十万人？”

　　“嗯，我不知道，长官。”

　　“看来其他人也不知道。那么，它高于一千人吗？”

　　“可能，长官。几乎可以肯定。”

　　“完全可以肯定——因为最终逃出来的人数多于这个数字。他们设法回了家，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案。我看出你没有仔细准备功课。”

　　那个牺牲品没来得及坐下，瑞得少校便又叫道：“里科先生！”

　　现在我成了牺牲品。“是，长官。”

　　“一千个未被释放的战俘可以构成重新开仗的足够理由吗？想一想，成百万无辜的平民可能因此死亡。一旦重新开战的话，他们的死亡几乎可以肯定！”

　　我没有犹豫。“是的，长官！理由太充分了。”

　　“‘太充分了’。很好，那么，如果只有一个未被释放的战俘，这理由充分吗？”

　　我犹豫了。我知道机动步兵的答案——但我觉得他要的不是这个答案。他尖刻地催促：“快点，快点，先生！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为数一千的上限；我请你考虑考虑数目为一的下限。你不能兑付一张写着‘从一到一千英镑之间’的支票，开始一场战争可比支付一笔小钱严肃多了。为了拯救一个人而使一个国家——事实上是两个国家—一陷入危险，这是犯罪吗？也许这个人并不值得我们去救他？或者在此过程中他死了呢？每天都有好几千个人因为事故而死亡……为什么要为一个人的生命犹豫不决？快回答！”

　　他把我逼急了。我给了他星船伞兵的答案。“是的，长官！”

　　“是什么？”

　　“不管是一千个——还是只有一个，长官。都要开战。”

　　“哈！战俘的数目无关紧要。很好。现在，证明你的观点。”

　　我陷入了困境。现在我知道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正确。他还在不断催促。“说呀，里科先生。这是完完全全的科学。你拿出了数学结论，现在你必须证明它。有人会用类比法说你在声称一个土豆和一千个土豆的价值是一样的，不多也不少。

　　是吗？”

　　“不是，长官。”

　　“为什么不？证明。”

　　“人不是土豆。”

　　“好，好，里科先生！我想今天我们已经把你的脑子折腾得够累了。明天带一份书面证明来课堂，用逻辑证明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给你点提示。看一下今天讲的这一章的第七个参考材料。”

　　“索罗门先生！”瑞得少校又点了一个人的名，“当代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从混乱期演变过来的？它在道德方面有什么合理性？”

　　萨利·索罗门结结巴巴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然而，没人能确切描绘联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自然而然就生长出来了。在××世纪末期，各个国家政府都垮台了，必须有东西来填补真空，很多情况下，填补真空的人是返乡退伍军人。他们已经输掉了一场战争，大多没有工作，许多人都对新德里条约的条款痛心疾首，尤其是那个混蛋战俘条款。还有，这些退伍军人知道怎么打仗。发生的不是一场革命，更像1917年的俄罗斯：系统垮台了，其他人趁机进来了。

　　苏格兰的阿伯丁就是个典型例子，已经确知的此类事件中，它是最早的一例。几个退伍军人团结起来，成了义务警察，制止当地的骚乱和劫掠。他们绞死了几个人（包括两个退伍军人），并且决定，除了退伍军人，其他人员一概不得加入他们的委员会。从一开始，他们便独断专行，内部互相信任，但不相信别人。一两代人之后，开始时的应急办法逐渐演变成为宪法。

　　那些苏格兰退伍军人发现，他们有时不得不绞死的人中包括其他退伍军人。他们可能觉得，如果类似事件不得不发生，那么至少，他们不会让任何贪婪、牟取暴利、进行地下交易、不顾别人死活、欺骗军队、没有道德感的平民在这种事上有任何发言权。

　　老百姓只配听别人吩咐，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明白了？发号施令的是我们这些猿人！我估计，当时情况肯定就是这样，因为如果换了我，我很可能就这么想、这么干……历史学家也同意，当时的平民和返乡战士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

　　萨利没有照本宣科。最后瑞得少校打断了他。“明天上课带一份总结来，三千字。索罗门先生，给我一个理由——不是从历史的观点，也不是纯理论的观点，要从现实出发——说明为什么今天的公民权只颁给退伍军人？”

　　“嗯，因为他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长官。他们更聪明。”

　　“荒谬！”

　　“长官？”

　　“也许这个词对你来说太深奥了？我说的是你的观点太蠢了。

　　军人并不比平民更聪明。在很多方面，平民聪明得多。这也是新德里条约签署前的政变的合理之处，那场所谓的‘科学家的起义’的因由，似乎是只要知识精英领导国家，我们就会进入乌托邦。当然，那个愚蠢企图彻底失败了。因为科学的追求尽管能带来社会效益，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美德。从事这一行业的可能是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极度自我中心的人。我给了你提示，先生，你听懂我的提示了吗？”

　　萨利回答道：“唔，军人都是有纪律的人，长官。”

　　瑞得少校对他还算温和。“对不起。你的说法倒是很吸引人，问题是没有事实根据。你和我虽然有纪律约束，但只要还在军队，就没有投票权。还有，纪律是部队强加给我们的，一个人退役后还能不能自我约束，事先谁也说不清楚。退役军人的犯罪率和平民一样高。另外，你还忘了一点，在和平年代，大多数退伍军人只在辅助性的非战斗部队里服过役，并没有完全受到严格军纪的约束。他们只是被折磨了两年，超时工作，冒一定的生命危险。可退伍之后，他们一样成了公民，投票一样有效。”

　　瑞得少校笑了笑，接着说道：“索罗门先生，我问你的问题很复杂，但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答案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要延续我们目前的做法，目前的社会体系？原因和我们继续使用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这种体系管用，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但就算这样，更加深入的观察思考仍然大有裨益。纵观整个历史，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人们尝试过种种办法，将这种至高无上的特权交给那些他们认为能合理、明智地使用它的人手中。早期的尝试当然就是君主制，被充满激情地称为‘神授君权’。

　　“人们作出了很多努力，希望选择一个明智的君主，而不是听天由命，比如过去瑞典人就选了拿破仑手下的一个法国将军来统治他们，反对方的反对意见只是，这个法国人带来的好处有限。

　　“在人类历史上，从绝对君主制到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已经尝试了上千种方法，至于各种各样的提议那就更多了。有些极端奇怪，比如蚂蚁似的共生社会，这是柏拉图在他那本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共和国》中提出的。所有这一切尝试的出发点都是符合道德的，即，提供一个稳定的、具有善意的政府。

　　“所有社会体系都通过同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个愿望，即把公民权限制在那些被认为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公平地使用这种权利的人之内。我重复一遍，‘所有社会体系’。即使那些所谓的‘无限制的民主，也把不少于四分之一的人口排斥在公民权之外，以年龄、出身、投票税、犯罪记录等等为理由。”

　　瑞得少校讥讽地笑了笑，“我一直不明白，投票的时候，一个三十岁的笨蛋怎么可能比一个十五岁的天才更明智……但那是一个‘神授普通人权’的时代。不管那么多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公民权的分配法则多种多样：出生地、家庭出身、种族、性别、财产、教育、年龄、宗教，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体系都能起作用，但是效果都不好。不管哪个体系都存在许多反对者，认为它们是暴政。这些体系最终都崩溃了，或是被推翻了。

　　“现在，我们创建了另外一个社会体系……运行得还不错。抱怨的人很多，但是没有反叛。个人自由在历史上是最大的，法律少，税率低，生活水平已达到生产水平的极限，犯罪率是历史上最低的。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投票者比其他体系中的投票者更聪明，这方面我们不存任何幻想。塔马尼先生，”他又叫了一个人，“请你回答，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体系比我们先辈所采用的任何系统更好？”

　　我不知道克莱德·塔马尼的名字是怎么起的。我估计他是个印度人。他回答道：“嗯，我猜，因为投票者是一小群人，他们知道，社会的重大决定需要由他们作出，责任重大……所以他们作出决定前会认真研究。”

　　“不要‘猜’。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完完全全的科学。还有，你猜错了。很多其他社会体系的统治阶层也是一小群非常清楚自己拥有重大权力的人，再说，我们的公民并不是一小部分。你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成年人中的公民占多大比例，从伊斯克殖民星球的百分之八十到地球上某些国家的不足百分之三——但是各地的政府却几乎一样。投票者也不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人。在行使这种最高权利的方面，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智慧、才能，或是经过特别的训练。那么，我们的投票者和过去的公民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别猜了，今天我们作的猜测已经够多了。我来说点儿明显的东西：在我们的系统之下，任何一个投票者或是政府官员都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已经通过志愿参加的艰苦服役表明，他能够将集体的利益摆在个人之前。

　　“这才是差别，在实际生活中，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我们的投票者可能并不聪明，他可能缺乏某些社会美德，但是，我们的投票者的平均表现却比历史上任何统治阶层好上不知多少倍。”

　　瑞得少校停住了，他伸手碰碰他的老式手表的表面，一双瞎眼“看着”指针。“快下课了，但我们还没能弄清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管理自己，这个机制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道德合理性。持续的成功决不是一时运气。记住，这是科学，不是一厢情愿。宇宙是自然存在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投票就是行使权利，它是至高无上的权利，是一切其他权利的根源——例如我有权每天一次折磨你们的生活，我的权利便源自投票权。行使投票权就是行使强权！——公民权就是强权，赤裸裸的强权。不管施行者是十个人还是十亿个人，政治权力就是强权。

　　“但是，宇宙万物都有二元性。权利的对应物是什么？里科先生。”

　　他挑了一个我知道答案的问题。“责任，长官。”

　　“鼓掌。无论从实用的范畴，还是从可以用数学证明的道德范畴来说，权利和责任必须是对称的。失去平衡必然产生动荡，直至重新获得平衡，就像电流一定会在不平衡的电势之间流动一样。

　　允许不负责任的权利就等于散布灾难的种子，而让一个人为那些他无法控制的事承担责任则是盲目的愚行。没有限制的民主不稳定，原因便是公民们可以随心所欲行使这种无上的权利，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只有等到悲剧酿成时（这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才会明白自己犯下的大错。我们独有的‘投票税’，任何一个公民必须支付，但这种事却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过去的投票者拥有近乎无限制的公民权，却没有人检查他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如果他投票作出了荒谬的决定，那么灾难就有可能发生，这就是他的责任，不管他愿不愿意承担。他带来的灾难将把他和他的没有根基的社会体系一并埋葬。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体系只有些许不同；我们的民主不受种族、肤色、信仰、出身、财富、性别或是犯罪记录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短短的并不十分艰辛的服役期——对于我们的穴居祖先来说不过是一场轻松运动而已——来赢得公民权。但就是这小小的不同决定了我们的机制可行，因为这个机制符合实际，而别的系统的本质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公民权是人类权利中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必须保证，那些行使这个权利的人应该敢于付出最大代价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要求任何一个想要行使公民权以控制这个社会的人押上他的生命——必要时牺牲生命——来拯救社会的生命。由此，一个人所能承担的最大责任和他所行使的最高权利相互对应了。阴和阳，完美对称。”

　　少校继续道，“历史上每个政府都遇到反政府革命，谁能说明为什么我们政府没有遇到？尽管大家都知道，社会上始终存在怨言？”

　　一个年纪较大的学员抢先答道：“长官，革命是不可能的。”

　　“是的。但是为什么？”

　　“因为革命——武装起义——不仅仅需要不满，还需要攻击性。一个革命者必须乐于战斗并付出生命，不然，他就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如果你能把那些攻击性强的分离出来，把他们训练成牧羊犬，那么羊群永远不会给你制造麻烦。”

　　“这个比喻很好！类比总是让人怀疑，但这个比喻却很接近事实。明天给我一份数学证明。还有点儿时间，可以再讨论一个问题。你们提问，我来回答。有人吗？”

　　“嗯，长官，为什么不——嗯，不把这种制度推广呢？要求每个人都参军，然后让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年轻人，你能恢复我的视力吗？”

　　“长官？不能，长官！”

　　“你会发现，恢复我的视力，比向某些人灌输道德和美德——社会责任——容易多了。这些人脑子里没有美德，也不想要美德，而且痛恨承担责任。所以我们才让参军这么困难，退伍又这么容易。高于家庭和部落的社会责任需要你具有想像力、奉献精神、忠诚，这些都是更高层次的德行，必须自己主动开发才能获得。硬灌下去的话是会吐出来的。强征兵员的尝试过去也做过，去图书馆读读日本战争中被洗脑的战俘的心理分析报告。下一节课带上你们自己的分析报告。”他碰了碰手表，“下课。”

下一节课带上你们自己的分析报告。”他碰了碰手表，“下课。”

　　瑞得让我们忙得要命。

　　但也很有意思。他随意分发了许多研究生论文题目，我选了一个，写了一篇论文。文中指出，十字军东征和其他大多数战争不同。瑞得少校驳回了我的论文，给我另外分配了一个题目，强制性的：证明战争和追求道德上的完美都来自同一通过基因遗传的内在动力。我的论文概要如下：所有战争均起源于人口压力。（是的，甚至十字军东征也是如此，不过你必须深入调查贸易路线和出生率以及其他一些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道德——所有正确的道德规范——来源于生存本能，道德行为是超越个人水平之上的生存行为，比如一位父亲可以牺牲自己以拯救他的孩子。人口压力的本质也正是和他人争夺生存权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战争源于人口压力，也就是说它发源于这样一个遗传本能，正是这个本能创造了所有适合人类的道德规范。

　　再核查结论：既然缓解人口压力能够消除战争（同时消除了在战争中明显存在的人口屠杀的邪恶），我们能不能通过建立一套道德准则，将人口的增长限制在当地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先不讨论计划生育的有效性，观察下述事实即可明白上述提议是否可行：任何停止增长的物种最终会被继续增长的其他物种所取代。历史上曾经有些人类种族尝试过控制人口增长，结果是其他种族过来了，将他们吞没了。

　　退一步讲，假设人类达到了出生和死亡之间的平衡，人口数量刚好适合地球上的资源，因而也就实现了和平。又会发生什么呢？很快（下个星期三吧），虫族就会入侵，杀光那个高唱《不再学习打仗》的种族，宇宙随后就会把我们忘记。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要么我们扩张，消灭虫族，要么是它们扩张，消灭我们——因为这两个种族都既强悍又聪明，而且同样需要地盘和资源。

　　人口压力使我们向整个宇宙扩张，知道我们多久便能把宇宙挤得满满当当的吗？答案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以我们这个种族的整体寿命而言，只相当于一眨眼的工夫。

　　算算吧——这是一种几何级数的增长。

　　但是人类有“权利”扩张到整个宇宙吗？人就是人，一种想要生存的动物，而且有能力（到目前为止）与竞争对手对抗并生存下来。除非先承认这个先决条件，否则，所有道德呀、战争呀、政治呀——你随便列举，有关这一切的高谈阔论都是胡说八道。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必须正视人类自己，了解“人”是什么——而不是慈眉善目的好心老太太期望它成为的样子。

　　到时候，宇宙会让我们知道人类是否“有权”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