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短剑行动在意大利的恐怖活动 -- 老E

美国的反共主义主导了意大利第一共和(1945—1993年)的悲剧性的历史。在过去10年发现的证据表明，意大利军情机关的“短剑”部队与右翼恐怖份子联合，深度地卷入了这场未宣战的秘密战争中。在没有苏联军队入侵的情况下，这支由CIA设立的秘密反共准军事部队，发动国内行动并操纵政治格局。一个意大利参议院的议会调查“短剑”行动和一系列神秘的屠杀事件的委员会在冷战结束后作出结论，在意大利“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和平时期享有最大的自由度”因为在第一共和时期的意大利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有时是处于悲剧性的前线”。这个冷战的前线标志着相对抗的意识形态的分割线。前线的左侧是特别得到群众支持并且强大的由苏联秘密资金支持的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强大的意大利社会党。在前线的右侧是CIA和意大利军情部门运作的“短剑”部队和一群右翼恐怖份子，在政治上则由保守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支持。

在二战期间，由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倒向了希特勒一边。在轴心国战败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于1945年2月在苏联小镇雅尔塔召开会议，讨论未来欧洲的格局，在一个对意大利的重要决定中，将这个半岛置于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为了限制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CIA与黑手党和右翼极端份子开始了合作。CIA的间谍Victor Marchetti解释到：“黑手党，由于其反共的性质，成为了CIA用来控制意大利的一个手段”。还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战时情报部门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在意大利的头头Earl Brennan，就建议美国司法部削减黑手党头目Charles ‘Lucky’ Luciano的50年刑期，以达成一项秘密交易：用他的释放，让Luciano提供给美国军方有影响力的西西里黑手党人名单，在美军在1943年在西西里岛登陆的时候支持美军。在战争结束后，CIA“乐于维持与西西里黑手党的秘密友好关系”并“以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对共产党做斗争的名义，美国人实际上将那个岛放弃了而置于黑帮的统治下，直到今日”。

解放了这个国家，并将其从独裁统治转变为脆弱的民主的美国军队，得到了意大利人拿着旗子，面包和葡萄酒的欢迎。可是联军“对意大利的政局变得非常担心，特别是对跨边境的共产党的影响力增长的危险，和希腊以及南斯拉夫出现的局面的再现”。因此，联军的政策发生了刻意的变化，伦敦和华盛顿停止了对共产党主导的意大利游击队的所有供应，而意大利游击队对法西斯的英勇抵抗赢得了意大利公众的极大的尊敬。对那些美国和英国的在敌后与共产党人一道抗击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联络官来说“这个变化很令人沮丧”，“也令意大利人本身感到沮丧”。而当意大利共产党人看到美国是如何甚至秘密招募被打败的纳粹份子和右翼份子进入国家安全机构的时候，则感到更加沮丧，“过去坚决反共，本身是法西斯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倒是成了受欢迎的了”。

“一些右翼团伙被招募并进行潜伏行动并非不可能，因为如果战争开始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情报”，在1962至1966年任CIA副局长的Ray Cline，后来在一份“短剑”行动文件中确认的。“所以只要不是政治上使用，而是出于情报目的，使用右翼份子是OK的”。但是远远不止于仅使用意大利的右翼进行情报任务，他们还获得了权力。作为对抗共产党的大本营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美国发现其“充满了通敌者，保皇份子和完全没有改造的法西斯份子”。天主教民主党的阿里斯·德·加斯贝利(Alice De Gasperi)被任命为1945至1953年的总理，领导了8届不同的内阁。“从来没有过一次严厉的大清洗，因而使得很多旧法西斯的官员继续存在”。总理德·加斯贝利与内政部长马里奥·谢尔巴本人亲自见证了“与法西斯政权严重妥协的人员们的复职”。

瓦莱里奥·博尔盖塞(Valerio Borghese)亲王，绰号“黑亲王”，是美国招募的最臭名昭著的纳粹份子之一。他是在萨罗共和国时期在墨索里尼手下的反游击队屠杀运动的指挥官，博尔盖塞与他的意大利皇家海军蛙人突击队(Decima MAS，XMAS)，一支成立于1941年，得到纳粹最高指挥官官方认可的4000人的特种部队，专门追踪并杀害了数百位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在战争末期，游击队抓获了博尔盖塞，并准备将其绞死，而在1945年4月25日，被占领的意大利地方总督美国上将Ellery Stone以及博尔盖塞的一位好朋友，指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雇员，就是后来著名的CIA的间谍James Angleton去营救博尔盖塞。Angleton给博尔盖塞穿上美军军官的军装，掩护他到了罗马，在那里他要受到战争罪的审判。由于美国的保护，博尔盖塞被最后宣布“无罪”。CIA的间谍Angleton为此获得了美军颁发的功绩勋章，表彰他的“特殊成就”贡献，在之后的年月里他作为CIA反间谍部门的头头，成为了“在后战争时期，在意大利控制所有右翼和新纳粹政客和准军事团体的核心美国人物”。作为一名典型的冷战斗士，在打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后“对Jim Angleton来说只是敌方变了”，按照他的回忆录所说，“由原来的万字旗变成了现在的镰刀斧头旗”。

1947年在美国华盛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了，而在意大利，由于“强大的共产党的不断进攻”，非常不幸地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被CIA选为秘密而不宣战的进行秘密战争的国家。CIA的目标很明确：防止意大利的左派赢得二战之后的首次全国大选。在1948年4月16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对意大利的局势非常担心，因为当时在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为了这次选举联合组建了人民民主阵线(FDP)。观察家预计FDP可以赢得意大利议会的多数席位，因为在全国大选前的地方选举，FDP已经展示了它的实力，一直位居美国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之后的第二位。因此CIA的秘密行动机构，在Frank Wisner领导下的政策协调署(OPC)在西欧设立并指挥了“短剑”部队，并投入了几百万美元的CIA的资金到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在其他采用的恶劣伎俩中，CIA散发匿名宣传传单丑化意大利共产党候选人的性生活及个人生活，并将他们抹黑为法西斯和/或反教会份子。这种针对特定选举席位，将控制权交到天主教民主党那里，以免全盘失利的策略非常有效，所有进行攻击的席位当中除掉2个席位，其余200个席位全都由天主教民主党获得。在最后的选举结果中，天主教民主党获得了48%的选举，赢得了意大利议会的307席，而FDP联盟意外的只获得31%的选举200个席位，左派败选了。群众和左派的游行抗议被强力镇压，导致了“在游行和占领土地当中令人震惊的大量人数的死亡”。

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对此非常满意，并成为了秘密行动的狂热信奉者。在他的非常有名的1947年3月提出的“杜鲁门主义”中，他坚持“我们应当拒绝承认任何由任何外国势力强加于任何国家的政府”，并宣布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公正和正义”并且不“对邪恶妥协”。然而，如果意大利的选举要是出现任何非美国支持的保守的天主教民主党获胜以外结果的话，意大利则很可能会面临与同时期希腊经历的一样的一场内战。在选举期间和选举之后，美国的战舰都游弋在那个区域，美国陆军仍然还在意大利国土上。美国国务院负责制定达到美国外交事物目标的长期计划工作的政策规划人员George Kannan就建议，一旦意大利共产党获胜，美国军队就直接干预。意大利总统弗朗切斯科·科西加在“短剑”行动被发现以后确认，在1948年的选举期间，天主教民主党的一支准军事分支力量已经准备在共产党胜利的情况下介入了。装备有一挺Stern冲锋枪，弹药夹，和“各种手榴弹”，科西加本人当时就是准军事部队的一员。“我当时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也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天主教民主党的准军事部队的武器是由“党部那里的资金购买的”。

在意大利共产党被成功的排除在政府之外以后，在美国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下的意大利被允许在1949年4月4日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新成立的NATO。就在几天以前的1949年3月30日，在意大利与CIA紧密合作下，成立了战后第一个军情机构，在国防部领导下的这个军情机构被称为意大利军队秘密情报处(SIFAR)，Giovanni Carlo将军被任命为其第一任主任。在意大利的第一共和期间，SIFAR反复操纵意大利的政坛，并通过其下属的“R办公室”运行和指挥其反共的“短剑”潜伏部队。“加入NATO和重新设立情报机构的同时出现可不仅仅是一个巧合”，情报专家Philipp Willan正确的观察到，“从那些批准意大利再生的人们的意图中可以看到战后意大利情报机构的基本目的”。

秘密情报部门SIFAR从一开始就“由美国所强加的顶级秘密的规范所约束，是对意大利主权的真实的和完全的践踏”。根据这一由NATO计划部门所协调的规范，SIFAR对在美国的CIA的总部的义务据称包括提供所有收集到的信息，并将监督的权力交给美国，特别是对于SIFAR的人员选择在任何时候都要经由CIA批准”。实际上，SIFAR已经不是一个主权意大利所拥有的机构，而是严重受到CIA支配了。或者就如在1955至1958年任意大利国防部长的Paulo Taviani，在接受“短剑”行动调查时所说的：意大利秘密情报机构是由“Via Veneto大街那里的小伙子们”所领导和资助的，这说的就是位于罗马市中心美国大使馆内的CIA部门。而且，意大利的议员们也注意到CIA的主导控制，并记载到“短剑行动是通过2个情报部门间的协议组建的，非常主要的是美国情报部门，相对次要得多的是意大利的情报部门”。

在1951年，Umberto Broccoli将军被任命为SIFAR的主任，他作为“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定期与CIA的代表，NATO南欧指挥部的代表，以及意大利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代表会晤。在NATO担心强势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情况下，SIFAR要负责保证意大利的稳定，而“短剑”行动秘密部队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核心要素。在1951年10月8日，Broccoli给意大利国防部长Efisio Marras写信，关于角斗士在英国的训练和从CIA获得武器和炸药的事情。Broccoli在他的信中解释，只要意大利从英国采购武器，英国的SIS就可以提供为“短剑”官员的训练。而同时，美国的CIA答应可以免费提供武器，但是美国在提供训练方面不如英国的有经验。意大利人决定两头好处都要占，在送SIFAR“短剑”官员到非常知名的英国特种训练学校培训的同时，秘密接受来自美国的武器。在1953年，英国人意识到他们被骗了，愤怒地谴责Musco将军，也就是作为Broccoli的继任者的SIFAR的新头头，抗议说“他所做的就是将鱼钩，鱼线和铅坠都投给了美国人”。

为了促进NATO的秘密反共计划，SIFAR的代表定期参加NATO指挥中心的“短剑”行动联合秘密委员会(ACC)和秘密计划委员会(CPC)。在其辞职前不久的时候，意大利总统科西加在一次大型电视采访节目中详细说到，“考虑到如果我们被入侵欧洲会发生的情况”，秘密的“短剑”行动部队据其说是在1951年在意大利成立的。“当时同意3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将成为永久会员，其他的国家将成为准会员，包括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和土耳其”，科西加解释并提到与NATO相关的“短剑”指挥中心秘密计划委员会这么说的。“意大利被邀请成为准会员，意大利拒绝了这个邀请，坚持要求成为永久会员，但在当时没有得到答复。在1956年，德国加入了”。总统坚持说这些行动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的。“NATO的标准政策就是一旦确认什么事情要保密，就拒绝承认与之有关的任何事情的存在”。

在1951年4月21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顶级机密文件中，总统坚称“意大利是保障美国安全的关键国家”因此美国“必须准备动员所有它的政治，经济，以及必要情况下的军事能力”来遏制意大利共产党。“如果出现共产党通过合法手段成功进入政府的情况出现，或者出现政府对国内和国外的共产党的威胁不再显示出强烈的反对态度，那么美国就必须采取反制措施”，明确地说“如果在一次武装暴动之后部分意大利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不排除进行入侵行动。美国军方对未来的意大利选举的计划预想在阶段一，“美军在地中海存在”将被加强。在阶段二，“警报阶段”，美国军队将在“意大利政府要求下，并咨询了英国和其他NATO国家的意见之后”进攻意大利。部队将被部署在“半岛中由政府控制的区域以展现实力”。最后在阶段三，“红色警戒”，美国“足够数量的武装力量”将登陆西西里岛或撒丁岛，或者在二个岛都登陆”以便“占领领土来对抗本土的共产党的抵抗”。

到了1953年6月的选举日，华盛顿的担心在不断的增加，尽管有CIA的秘密行动，美国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获得了40%的选票，与1948年的选举结果相比在议会中丢掉了43席，回到了261席。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左翼联盟增强到了35%的选票和218席。CIA加强了他们的秘密战，正如后来成为尼克松政府下的CIA主任的William Colby正确分析的那样，因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如果1948和1953年之间的选举趋势任由继续的话…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实力将会继续增加而形成意大利最大的政治势力”。首先第一步，一位更激进的SIFAR头头需要被安排进来。在1955年高级CIA官员Carmel Offie来到意大利，他是当时的CIA头头艾伦·杜勒斯亲密合作者，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与CIA情报站长(COS)Gerry Miller一道指示漂亮的美国驻罗马的女大使Claire Boothe Luce对意大利国防部长Paolo Emilio Taviani施压，来提拔Giovanni De Lorenzo将军。到了1956年1月，华盛顿坚定的反共资产，De Lorenzo将军开始领导SIFAR和其下的“短剑”秘密部队。

留着胡子，戴着眼镜，有着严厉的军人外表，De Lorenzo代表了老派将军的典型。在一份由De Lorenzo在1956年11月26日签署的顶级机密文件中，他对在CIA和SIFAR之间的“以往的各种协议”进行了确认，并强调了“短剑”行动进展顺利。这份文件包含高度机密的信息，被从意大利的议会调查中撤出。“SIFAR和CIA之间的1956年的协议涉及了潜伏组织，至少在现在，不能被公开，因为这是被划为顶级机密的双方协议”，时任SIFAR主管的Fulvio Martini上将对吃惊的意大利议员们这样解释到，这些议员错误的以为SIFAR是要听意大利立法机关的，而不是听CIA的。“要解除这份文件的保密限制，就如我曾在1990年12月30日提出过的申请”，Martini说明到，“是必须要服从与其他有关方之间的协议的”。

在SIFAR主任De Lorenzo的最重要的项目中，就是建立一个秘密部队的新总部，为此CIA提供了3亿里拉资金。SIFAR和CIA同意为了保密和实用的目的，这个“短剑”中心不应该设在意大利本土内地，而是应当设在意大利西岸外位于地中海上的一个较大的岛上。后来选择了撒丁岛，并在那里购买了土地。SIFAR的“R”办公室的上校Renzo Rocca被指派负责监督这个新的“短剑”基地的建设，在那里秘密的反共战士会被装备武器并被美国和英国的特种部队的专家进行训练。这个“短剑”总部，被命名为“破坏者训练中心”(CAG)，被设立在靠近Alghero村的Capo Marragiu。在围墙和高度保安的电网围栏后，修建了一个小码头，地下掩体，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用于蛙人训练的水下设施，2个小型飞机跑道，以及1个直升飞机降落区域。还建立了一些特种建筑，用于射击和爆炸物训练，以及意识形态课程。

“我是在1959年第一次到Cape Marragiu的”，角斗士Ennio Colle在秘密部队被发现以后这样作证说的。在1990年11月27日，Colle收到军队安全情报中心(SISMI)主任的一封信，通知他“潜伏机构已经被解散”。角斗士Colle作证说秘密部队的成员在一个大的国际框架下被秘密组织，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哪里被训练的：“我都一直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们是被用关闭窗户的飞机运送的”。一位曾在英国接受过训练的在“破坏者训练中心”的“短剑”教官Decimo Garau对记者确认，意大利的角斗士实际上是被隐蔽着的：“他们乘伪装过的飞机到达，再被用伪装过的大客车转运，直接被放到他们的营区前，然后训练就开始了”。

“我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防止意大利在下一次1958年选举中被共产党占领”，CIA的间谍Willim Colby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在1953年的秋天，他来到罗马，在CIA的情报站长Gerry Miller手下工作。利用“短剑”秘密部队，CIA希望“防止NATO的军事防御被颠覆性的第五纵队，也就是意大利共产党，从政治上被包抄过去”在据Colby所说的就是通过“在当时为止CIA实施的最大规模的秘密政治行动计划”。除了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也被CIA的抹黑行动所攻击，而华盛顿则不断地支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我必须同意，我们不会放弃天主教民主党这只手中的鸟，而去抓社会党这只丛中的鸟的”。Colby取得了成功，在1958年的大选中天主教民主党实力增强获得了42%的选票和273席，而共产党获得了23%的选票及140席，社会党只获得了14%的选票及84席。

在1953年，CIA联手MI6推翻伊朗的摩萨台政府和在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社会主义的总统阿本斯之后，Colby与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很相似，特别醉心于秘密行动。在意大利的操纵选举和为天主教民主党提供秘密资金支持“是如此有效，甚至常常连我们资金支持的意大利接收者他们自己都不确定资金是从哪里来的”，Colby骄傲地说。“CIA的在意大利的政治运作，以及在之后若干年的相似形式的类似运作，特别是在智利，遭受到了很多严厉的批评”，Colby在回忆录中说。“现在，不可否认这种‘干涉’行动是违法的。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中，同美国法律一样，外国政府是严禁介入那个国家的内部政治过程的”。不过，这位冷战斗士辩解到，“援助意大利的民主团体使他们能够对抗苏联支持的颠覆行动，当然可以被认可为是一种道德行为”。

持有同样的观点，五角大楼下达了一个“消磁行动”绝密指令，要求CIA与意大利和法国的军情机构一道开始“政治，准军事和心理行动”以消弱在这2个国家中的共产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在1953年5月14日非常敏感地坚称“限制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的势力是一个首要目标。这个目标必须通过采用任何手段来达到，”包括实施秘密战和恐怖行动。“意大利和法国的政府可以对‘消磁行动’一无所知，因为很明显，这个计划会干涉他们各自国家的主权”。

随着Colby离开意大利改赴越南CIA分站，在意大利的SIFAR的主任De Lorenzo继续其与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斗争。在意大利国防部1959年6月1日的一份名为“SIFAR特种部队和‘短剑’行动”的绝密报告中，说明了NATO是如何计划非传统战争，和如何在北约的盟军力量欧洲最高总部直接联系下的秘密计划委员会协调反共秘密行动的。这份文件强调，除了苏联入侵，NATO还担心“内部颠覆”，以及特别是在意大利，担心共产党的势力增强。“在国家层面上，上述所说的紧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而且也一直是特殊SIFAR活动的原因。这些特殊活动是由“R”办公室的SAD部门实施的，这份报告提到了秘密的“短剑”部队。“与SIFAR主任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在国防部的批准下，确认由意大利情报机构和美国情报机构同意的协议，即在潜伏(S/B)行动中相互合作，以实现一个联合行动”。De Lorenzo的“短剑”行动文件总结说，在CIA和SIFAR于1956年11月26日达成的协议，“构成了‘短剑’行动(这二个情报机构的行动的代号)的基础”。

当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61年担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开始发生改变，因为肯尼迪不像他的前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他同情意大利社会党。他同意CIA的分析，就是在意大利由于“社会党的势力，就算是没有外界的帮助，意味着左派情绪也希望建立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而肯尼迪的改革计划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CIA的强烈抵制。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充满恐怖地对肯尼迪说，有一段时间意大利社会党的Riccardo Lombardi曾公开要求承认共产党中国，要求美国撤出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包括NATO重要的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军基地，还曾宣称必须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斗争。“难道这就是美国要去打交道的对象吗？”

美国驻罗马的大使馆的美国大使Frederick Reinhardt和CIA情报站长Thomas Karamessines讨论如何制止肯尼迪的计划。一位美国臭名昭著的CIA冷战斗士Venon Walters给他们建议，此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的推翻政府官员的行动比美国政府里的任何其他官员都多”，他宣称如果肯尼迪允许意大利社会党赢得大选，美国应当进攻这个国家。而Karamessines则更精心地说意大利内部防止向左派势力开放的力量应该被加强。“出现了一个荒谬的局面，就是肯尼迪总统发现他与国务卿和CIA主席发生冲突”。在1963年4月的选举日，CIA的恶梦成真：意大利共产党势力加强，而其他所有政党都丢失席位。美国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跌到38%的选票，这是该党在战后成立以来最差的情形。意大利共产党获得了25%的选票，再加上获胜的意大利社会党的14%的选票，在意大利第一共和时期首次确保了左翼联盟在议会中绝对多数的胜利。意大利左派的支持者上街庆祝，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中的左翼阿尔多·莫罗担任总理的政府中，社会党人首次得到了内阁职务。肯尼迪总统非常高兴，在1963年7月决定出访罗马，这令很多意大利人十分兴奋。机场挤满了人，美国人再次得到了旗帜和欢呼的欢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他邀请我访问美国”，意大利社会党的领袖Pietro Nenni兴奋地宣布。

肯尼迪允许意大利转向左倾。随着社会党人得到了内阁职位，意大利共产党由于选举中的出色表现，也要求获得内阁职位，在1963年5月建筑工人的大型工会在罗马举行游行。CIA和秘密“短剑”行动成员装扮成警察和平民，在游行中制造冲突，使得200多人受伤。但对于意大利，更糟糕的还不是这个。在1963年1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在神秘的情况下被谋杀。5个月后，CIA和SIFAR，“短剑”秘密部队和准军事警察发动了右翼的政变，迫使意大利社会党退出他们只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内阁职位。

行动代号“钢琴独奏”的政变行动是由Giovanni De Lorrnzo将军亲自指导的，他被天主教民主党的国防部长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安排由SIFAR的头目改任了意大利准军事警察，宪兵的头目。与CIA秘密战专家Vernon Walters，CIA罗马情报站站长William Harvey，以及军情机构SID内的“短剑”部队指挥Renzo Rocca紧密合作，De Lorenzo提升了秘密战争的级别。Rocca首先利用他的秘密“短剑”部队在天主教民主党和一些报社的办公室制造炸弹爆炸，然后将这些恐怖袭击嫁祸于左翼，来抹黑共产党和社会党。由于政府仍不为所动，1964年3月25日，De Lorenzo在罗马指示他的秘密战士按照他发出的信号，他们要“占领政府办公楼，最重要的通讯中心，左翼政党总部，偏向左翼的报社，以及广播电台和电视中心。报社的占领时间要严格设定使得可以有时间摧毁印刷机器，让报纸的出版变得不可能”。De Lorenzo坚持这个行动要“以最大的能量和决心进行，不能有任何的怀疑或迟疑”并且，就如“短剑”行动调查报告所描述的，要让他的人“狂热并乱咬”。

角斗士们带有要剥夺权利的人的名单，上面包含了上百人，并得到了明确的指令要追捕到指定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将他们逮捕并放逐到撒丁岛，将那里的“短剑”训练中心作为监狱。文件“SIFAR特种部队和‘短剑’行动”中详细提到“对于行动指挥中心， ‘破坏者训练中心’是由特别敏感的保安系统防护，并装备有用于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装备和设施”。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这支秘密部队准备好了开始政变行动。之后，在1964年6月14日，De Lorenzo下达了开始命令，他的部队乘着坦克，装甲运兵车，吉普车和榴弹发射器进入了罗马，而同时NATO力量开始了在那里地区的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以恐吓意大利政府。这位将军很狡猾地宣布要在意大利宪兵成立150周年的纪念日前夜检阅军事实力，还有极端反共的天主教民主党内的右翼，时任意大利总统安东尼奥·塞尼微笑着检阅部队。意大利社会党则发现这次阅兵有些不寻常，在检阅之后坦克和榴弹发射器并不撤走，而是在5月和6月的大部分一直留在罗马。

总理阿尔多·莫罗警觉起来，他秘密与De Lorenzo将军在罗马会谈。这当然是一次“高度不寻常的会面，是一位在政治危机中的总理和一位准备将他替换为更严厉统治的将军之间的会谈”。在会谈之后，社会党人默默放弃了他们的部长职位，并派出了他们最温和的社会党成员准备加入莫罗领导下的第二届政府。“突然间，各政党意识到他们都可能被替换掉。在由于左派的失利导致的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成立一个紧急政府”。社会党的Pietro Nenni多年后回忆到，这“实际上对这个国家而言就是指右翼政府”。在政变后，“短剑”行动的痕迹被掩盖。多年后的1968年7月，调查人员希望审问“短剑”的指挥官Renzo Rocca，这位角斗士同意合作，但就在他将要作证的前一天，他在他的位于罗马的私人公寓里被手枪射穿头部被打死了。一位开始调查这起凶杀案的法官又被最高当局调离了这个案件。“毫无疑问这个行动是依照美国行政当局的利益执行的”，意大利的“短剑”调查行动剩下的只有哀叹，而历史学家Bernard Cook正确地将“钢琴独奏”行动标注为“短剑”行动的复制品。意大利的“短剑”行动研究学者Ferraresi在秘密部队被发现之后总结说“这个计划的真正的罪恶的性质直到今日才被认清”，他并哀叹到“钢琴独奏”行动有巨大的影响力“破坏和掏空了第一次左翼联盟的内涵 — 这恐怕是在整个战后时期的唯一一次真正试图组建的改革派政府”。

除了导演政变之外，De Lorenzo将军还在CIA情报站长Thomas Karamessines的指令下秘密监视所有的意大利知名人士，特别是他还特别注意收集“不正常行为”的资料，包括婚外情，同性恋，以及定期接触妓女和男妓的行为。按照CIA美国总部Langley那里的行话讲，这样可以让CIA和SIFAR牵住意大利知名人士的“蛋蛋”，依靠威胁公布这些丢人的细节，可以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帮助影响政治家，牧师，商人，工会领导，新闻记者和法官等，De Lorenzo甚至还在梵蒂冈和意大利总理府安装窃听器，以便让CIA能监听和记录意大利高层的谈话。随着议会对SIFAR的调查揭示了其对15.7万人的日常生活情况建立了包括文字和照片在内的档案，这种秘密行动的发现对意大利公众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有些档案量非常巨大，如对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议员阿明托雷·范范尼教授的档案，他曾担任过数次部长还包括一次总理职位，他的档案多达4卷，每卷都有一本字典那么厚。

“被监视的人被用照相机在远处拍特写，他们的通信被秘密系统控制，他们的电话被录音，他们的婚外情和性习惯被带着照片存档”。在Aldo Beolchini将军领导下的议会委员会也注意到“可以用作威胁手段的特别资料”也被记录了。在议会的调查面前，De Lorenzo被迫承认是美国和NATO命令他建立这些档案的。这个招供引发了议会委员会的激烈批评。议员们评论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实际上在于SIFAR秘密情报活动的主要部分，都是在为NATO国家和梵蒂冈收集信息”。议员们震惊了，“这种情况违背宪法。是对国家主权的公然干涉，违反了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是对我们国家民主平衡的持续威胁”。

不过，CIA的秘密战争不受意大利议员们的控制。在丑闻事件后，意大利的军情机构的名称由SIFAR(意大利军队秘密情报处)改变成了SID(意大利军情部门)，Giovanni Allavena将军被任命为新的主任，议员们要求De Lorenzo销毁所有秘密档案。他照办了，不过在销毁前他给CIA情报站长Thomas Karamessines，以及SID的主任Giovanni Allavena各提供了一份副本。这是一份厚礼，使得它的拥有者能够从内部秘密控制意大利。在1966年，Allavena将军的SID主任的职位被Eugenio Henke将军所接替，但是他仍然积极从事与意大利左派的秘密战争。在1967年，Allavena加入了秘密的反共意大利共济会会组织“Propaganda Due”，或者简称P2，并将15.7万的秘密档案的副本作为一份特殊礼物送给了其会长Licio Gelli。

多年以后才揭露出共济会P2分会会长Licio Gelli和CIA是如何深入地操纵意大利政治以达到将共产党阻挡在权力之外的。Gelli出生于1919年，他只接受过部分教育 — 在13岁的时候他因为打学校校长而被驱逐出学校。在17岁的时候他自愿加入黑衫军到西班牙为佛朗哥一方参加西班牙内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法西斯份子赫尔曼·戈林的德国党卫军的军士长，要不是他在战争末期逃到美军部队那里，差点就被意大利的左翼游击队给逮捕了。美国共济会会员Frank Gigliotti亲自招募了他，指示他在意大利与CIA驻罗马的分站紧密合作，设立一个反共的平行政府。“就是在1970年代在意大利的CIA所有秘密行动的组织者Ted Shackley”，一份意大利反恐怖部队的内部报告确认，“他本人将这位共济会的会长介绍给亚历山大·黑格的”。根据这份文件，尼克松的军事顾问黑格将军曾指挥过美军在越南的部队，之后在1974年至1979年任NATO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1969年秋天授权Gelli招募400名高层意大利人士及NATO官员进入他的共济会”。Gelli在冷战期间与美国的联系十分密切，作为信任和尊敬的标志，Gelli在1974年被邀请参加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就职典礼，在1977年再次参加美国总统卡特的就职典礼。当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Gelli骄傲地坐在华盛顿典礼的第一排。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华盛顿在意大利的代表人物，他将意大利从左派手中拯救了出来：“我值得获得一枚奖章”。

在1981年4月，米兰的检察官借由一起刑事案件的调查，冲入了Licio Gelli位于Arezzo的别墅，发现了不为人所知的共济会P2分会的档案。因而，使得大多数意大利人大为震惊地，由Tina Anselmi领导下的议会委员会揭开了查获的秘密反共共济会P2分会的成员名单，其中至少包括962人，而总的会员人数据则估计高达2500人。查获的会员名单读起来仿佛就是一本“意大利名人录”，其中不仅包括了意大利社会的极右翼保守份子，也包括了不少最有实力的人物：52位准军事警察意大利宪兵的高官，50位意大利陆军的高官，37位金融警察的高官，29位意大利海军的高官，11位警察局长，70位有影响的富有的企业家，10位银行行长，3位现任部长，2位前任部长，1位政党主席，38位议员，还有14位高级法官。其他较低层次的还有市长，医院院长，律师，公证员以及新闻记者。最出名的会员则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巧合的是，在几乎正好在共济会P2分会被揭发出来的整20年后，他在2001年5月当选为意大利总理。

“我们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由于受到了美国秘密情报机关和国际共济会的干涉，意大利只是一个有限主权的国家”，Anselmi委员会中的共产党成员Antonio Bellocchio后来强调并哀叹到在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意大利议会回避调查意大利共济会P2分会与美国的联系。“如果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准备认可我们的分析的话，他们就必须承认他们是美国的傀儡，而他们永远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调查显示在其它国家，如德国，西班牙，法国，阿根廷，澳大利亚，乌拉圭，爱尔兰，希腊，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存在有共济会分会，而共济会的总会位于美国，总会员大约有500万人。“如果民主是一种规则和程序的体系，制定了政治活动可以进行的规范的话，那么在这个体系之外有另一个规则神秘，程序未知，权力巨大，并且可以借保密的围墙来将自身保护不受正规的民主机构制约，那样将会发生什么？”议员们做出了明确的质问，并严厉批评这个“超议院活动的危险的一面”。

美国资助的反共平行政府共济会P2分会，和美国资助的反共平行“短剑”部队，在意大利第一共和期间密切合作。Licio Gelli在共济会P2分会被发现以后，为了躲避逮捕逃到了南美，在冷战结束后，他很乐意地确认秘密部队是由忠实的反共份子组成的。“很多来自于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雇佣军，还有很多来自于法西斯的萨罗共和国。他们选择那些确认了的反共份子。我知道那是一个建立十分完善的组织。如果共产党的势力在意大利增强，美国将会帮助我们，我们会再发动一场战争，我们将得到大量的空投武器供应”。Gelli还详细说到，角斗士们收入不错，因为美国往这个网络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美国人支付他们很多钱，相当于一份很高的薪水。而且他们保证如果角斗士被杀了，他的家庭会得到资金帮助”。

“‘短剑’部队和在西欧国家存在的其它类似组织的目的是对抗苏联红军的入侵，或由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执政”，Gelli强调这个秘密网络的双重作用。“所有这些年以来，尽管反复努力，意大利共产党始终没能掌权，这就是‘短剑’组织的功劳”。“短剑”问题研究学者Francovich，结合意大利多年来遭受的多起恐怖屠杀，问Gelli：“你在反共行动中会进行到什么程度？”对此Gelli回答得很含糊：“啊，首要敌人是共产主义[沉默] — 我们是一个信仰者的组织 — 我们不接纳没有信仰的人 — 我们希望制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消灭共产主义，抗击共产主义”。

在美国肯尼迪总统死后，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仍然受到欢迎，并继续在全国选举中有强劲的表现，而意大利的右翼与CIA一道则继续其秘密战争。在“钢琴独奏”政变成功以后，“短剑”行动的指挥官Renzo Rocca在CIA和SIFAR的指令下，于1965年在罗马组织了一个极右翼的公开集会，会议的主题是“反革命战争”和“采用各种手段保卫意大利不落入共产主义手中”。一个极右翼的智库，Alberto Pollio学院，替SIFAR和CIA出面，于1965年5月3日至5日在罗马的豪华的Parco dei Principi大酒店举办了这次集会。集会上，右翼极端份子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进行了，虽然是在低水平的军事强度下进行的”。在发言的人当中，右翼份子Eggardo Beltrametti强调“这是一场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斗争，我们的目标就是采用任何手段来消除共产党人的威胁。我们希望采用非暴力的方法，但是我们必须不能拒绝考虑其它任何形式的斗争”。意大利调查“短剑”行动的议会委员会发现，在这个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Parco dei Principi会议上，右翼份子们反复提及一个神秘的武装平行机构，只有到了后来才发现，他们说的就是“短剑”部队。

在1969年1月成为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以及在1966年6月至1973年2月担任CIA局长并在任职期间在智利以一次右翼政变扶持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他二人都与意大利的右翼极端份子持同样的观点。在1968年的大选中，在罗马美国大使馆内的CIA又面临一次恶梦，社会党和共产党人合计的选票再次超过了天主教民主党，而反越战反暴力的权力归花儿运动主导了街头。对抗到来，当年被美国CIA特工James Angleton在二战后救下的意大利主要法西斯份子瓦莱里奥·博尔盖塞，与在罗马的CIA密切合作，在1970年12月7日开始了另一次的在意大利的“短剑”行动政变。这次秘密行动的代号是“虎虎行动”，是从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攻击美国战舰导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行动代号学来的。这次政变计划的最后阶段是在地中海警戒的美国和NATO的战舰加入行动。

完全就像1964年的“钢琴独奏”，这次行动要求逮捕左翼政治领导和工会领袖，以及知名记者和政治活动人士，要将他们运走并关在撒丁岛上的“短剑”监狱。博尔盖塞的突击队指挥的数百名武装人员分布在国内各处，而精锐部队则聚集在罗马。在夜幕的掩护下，在臭名昭著的国际右翼极端份子Stefano Delle Chiaie的指挥下，一支准军事部队突破了层层警察防线成功地冲入了内政部。阴谋份子夺取了那里的180挺机关枪，用卡车运出内政部并送往他们的同伙那里。后来调查“短剑”行动的议会委员会发现，另有一支部队，在右翼份子伞兵Sandro Saccucci的指挥下，任务是逮捕政治领袖。第三支军事部队，就是在“钢琴独奏”中知名的宪兵，在罗马的Via Casero大街的一个体育馆中待命，准备攻占罗马的国防部。另一个全副武装的小分队，在Berti将军指挥下，配备有手铐，在距离广播和电视台总部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待命。当晚在Amos Spiazzi上校指挥下的一群阴谋份子正在前进占领Sesto San Giovanni的途中，那里是工人阶级聚集的米兰郊区，也是支持共产党的选票核心地区，CIA预计那里会有激励抵抗。

意大利处在了一场右翼政变的边缘，不过政变最终没有发生。就在12月8日凌晨黑夜快到1点的时候，政变头目博尔盖塞收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短剑”政变被停止了。阴谋者们返回了兵营，已经被占领的战略要点被放弃。在智利和希腊，在政坛左翼势力大为增强之后，右翼政府都是通过政变上台。为什么在意大利的右翼政变却被制止了呢？被CIA招募来支持阴谋者们的意大利黑手党的成员，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苏联的情报机构已经得知了政变的计划，而华盛顿和NATO都注意到了数艘苏联军舰已经开到了地中海。“什么都没有完成，政变没搞成，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有很多苏联军舰到了地中海”，黑手党超级变节者Tommaso Buscetta在1984年对反黑手党法官Giovanni Falcone作证时说。而另一名黑手党超级变节者Luciano Liggio哀叹到：“他们告诉我说军情机关和美国人会帮忙，我让大伙出动，结果到头来我却被在意大利巴里的法庭被判终身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