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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短剑行动在意大利的恐怖活动 -- 老E
家园 短剑行动在意大利的恐怖活动 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对意大利神秘的恐怖活动的司法调查，意大利前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在1990年被迫承认在意大利及遍布西欧的其他国家存在着一支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秘密部队。由NATO的非传统战争部门协调，这支秘密部队是由美国秘密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CIA)和英国秘密情报局(MI6或SIS)在二战结束后为了对抗西欧的共产主义而设立的。在意大利总理的揭发之后，经过欧洲各国的法官，议员，学者和调查记者的研究，这个秘密网络现在被了解到在意大利的的代号为‘Gladio’(短剑)，而在其他国家这个网络以其他不同的名称运作，包括在丹麦叫做“Absalon”，在瑞士叫做“P26”，在挪威叫做“ROC”，在比利时叫做“SDRA8”。在各个国家的军队秘密部门在国内议会和公众不之情的情况下与CIA和MI6合作操纵国内的反共部队。在每个国家，主要的执行人物包括了首相，总统，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他们都参与到这个阴谋当中，而北约的盟军力量欧洲最高总部(SHAPE)的 ‘联合秘密委员会’(ACC)，有时也被婉转的叫做‘联合协调委员会’和‘秘密计划委员会’(CPC)，或更低调的有时也被称作‘协调和计划委员会’，负责在国际层面协调网络的运作。最后一次确认的欧洲秘密机关的ACC的秘密会议于1990年10月24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
随着这个行动细节的展现，媒体发现其‘情节简直就像惊险的政治剧’。这支秘密部队由CIA和MI6装备了机关枪，炸药，弹药，以及高科技的通讯器材，藏匿于遍布西欧的树林，草地和地下室中的武器点中。秘密网络的主要官员在美国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和英国的SAS特种部队一起集中训练。严格招募的社会上的反共份子，秘密的“短剑”战士包括了从温和保守派到右翼极端份子，比如臭名昭著的右翼恐怖份子Stefano delle Chiale和Yves Guerain Serac。这支秘密部队的战略设计是直接复制了英国特别行动部队(SOE)，其在二战中直接伞降到了敌占区，在敌人防线之后开展秘密战争。
为了防止苏联入侵西欧，NATO指挥的秘密“短剑”战士将形成一支在敌人防线背后行动的所谓的‘潜伏’(stay-behind)的网络，目的是在敌占区加强和设立当地的抵抗运动，解救被击落的飞行员，用炸药破坏占领部队的补给线和生产中心。可是苏联的占领从未发生。在华盛顿和伦敦的秘密战战略专家们的眼中的真实和现实的危险就是那些在西欧民主国家曾经大量存在的强势的共产党。因此，在完全没有苏联入侵的情况下，这个网络在很多国家使用武器，对左派政治势力开展秘密战争。这支秘密部队，根据现在可以获得的二手资料，参与了一系列恐怖行动和违反人权的行动，然后栽脏于共产党，以便在选举中使得左派失去信任。这些行动的目的总是要最大程度的在公众中制造恐慌，包括了火车站和广场的爆炸案(意大利)，系统的拷打政府中的反对派(土耳其)，支持右翼政变(葡萄牙和西班牙)。随着这支秘密部队被不断揭发出来，NATO和美国及英国政府拒绝对这支媒体所称的二战以来最机密，最有破坏力的政治—军事秘密进行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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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31日，在意大利Peteano村边的树林里，一个汽车炸弹重伤1名，炸死3名宪兵，也就是意大利武警。这些宪兵是被一通匿名电话给诱骗到事发地点的。在检查一辆丢弃的菲亚特500小轿车的时候，其中一名宪兵打开汽车的发动机罩的时候引发了炸弹。2天后又有一通匿名电话打到警察局，暗示红色旅，一个共产党的恐怖组织试图通过绑架和冷血刺杀国家政坛的对手来改变意大利的权力平衡。警察马上采取行动打击意大利左派，抓捕了大约200名意大利共产党。十多年以来，意大利公众一直认为是红色旅制造了Peteano的恐怖袭击事件。
后来，在1984年，一位年轻的意大利法官Felice Casson重启了这个案件的调查，因为他吃惊的发现在Peteano凶杀案审查的背后有一系列的失误和伪造。Casson法官发现在事件现场没有警察调查，他还发现当时的调查报告声称Peteano爆炸案现场使用的炸药是红色旅常用的炸药的报告是伪造的。一位意大利警方的炸药专家Marco Morin故意提供了专业的伪证。他是意大利右翼“新秩序”(Ordine Nuovo)组织的成员，在冷战的大环境下他提供了他认为是合法的对抗意大利共产党影响的作用。Casson法官可以证明在Peteano案件中使用的炸药与Morin的专业报告说得正相反，是当时威力最大的C4炸药，也就被NATO所使用那种。“我希望在这么多年的谎言和谜团中能有一束新的曙光，就是这样”，Casson多年后在的19世纪的威尼斯泻湖沿岸的法院的小办公室中对记者说。“我希望意大利终有一天能了解事实”。
1972年2月24日，一群宪兵无意中在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附近发现一个地下军火藏匿点，发现有枪支，弹药和与Peteano案件使用的完全一样的C4炸药。宪兵当时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犯罪网络的军火藏匿点。多年后，Casson法官的调查表明他们当年无意发现的实际上是与NATO相关的潜伏秘密部队的上百处地下军火藏匿点，这支潜伏部队在意大利的代号是Gladio，就是短剑。Casson发现当时的意大利军方秘密情报机构和政府下了极大力气极力掩盖在的里雅斯特的发现，特别是其后隐含的战略秘密。
随着Casson继续深入调查Peteano和的里雅斯特的迷案，他惊讶的发现不是意大利左翼，而是意大利右翼组织和军方秘密情报部卷入了Peteano恐怖案件中。Casson的调查显示右翼组织“新秩序”和意大利军方秘密情报部门SID密切的合作，双方共同策划了Peteano恐怖案件，然后再栽脏给意大利极左翼的武装，红色旅。法官Casson确认“新秩序”的成员Vincenzo Vinciguerra是安放Peteano炸弹的罪犯。由于是长长的指挥环节的最后一位，Vinciguerra多年后才被抓获。他交代并作证说他被一整个在意大利的和在国外同情者的网络所保护，以确保他实施攻击后能够逃脱。“有一整套机制发挥作用”，Vinciguerra回忆到，“那就是，宪兵，内务部长，海关和军方及政府的情报机构，他们都接受恐怖攻击背后的理念”。
Vinciguerra指出的这点很正确，因为Peteano恐怖案件正是发生在一个特别动荡的历史时期。那时候权力归花儿革命正在兴起，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反对暴力，特别是反对越战。在西欧和在1960年代的美国，政坛中的左派和政坛中的右派的意识形态斗争愈发激烈。大部分群众参加左派的社会运动，主要是非暴力的示威游行，公民不服从运动和各种激烈的辩论。在意大利议会，强势的意大利共产党(PCI)，和弱一些的意大利社会党(PSI)，同情这些运动。他们批评美国，批评越战，特别是批评在意大利的权力分配，因为尽管意大利共产党在议会中占有很多席位，却分配不到政府部门职位，被刻意排除在政府之外。就连右派都知道这是违反了基本的民主原则的赤裸裸的歧视。
就在这种冷战和西欧权力斗争的大背景下，极左翼和极右翼都付诸了恐怖活动。在左翼方面意大利共产党的红色旅和德国的红色旅(Rote Armee Fraktion，RAF)是西欧最突出的二支恐怖组织。由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的学生组建的，没有什么军事训练的红色旅中包括了Margherita Cagol， Alberto Franceschili 和Alberto Curcio。与德国红色旅一样，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改变他们认为不合理和腐败的现有权力结构。与德国红色旅一样，意大利红色旅不攻击群众集团集会，只绑架并且经常暗杀经过挑选的他们认为是代表“国家机器”的特定的个人，如银行家，将军和部长。在整个1970年代，红色旅在意大利制造的死亡人数是75人。之后，由于他们军事能力和战略经验和技巧不足，他们都被逮捕，判刑并监禁起来了。
在冷战范围的另一边，极右势力也付诸暴力。在意大利的网络就包括了“短剑”的秘密战士，军情机构，和法西斯组织如“新秩序”。与左派的暴力不同，右派的暴力的目标是要恐吓整个社会的支柱，因此在人群中秘密安放炸弹，无区别地杀死大量民众，然后嫁祸于共产党。正如Casson法官所发现的，Peteano的恐怖案件就是这类犯罪，并在1969年起发生了一系列的多起。在1969年，圣诞节前在罗马和米兰的公共场所，4颗炸弹爆炸炸死16人，炸伤炸残80人，他们大多是当天在市场上刚刚卖完货的农民，正将他们的微薄收入存入米兰喷泉广场的农业银行。根据邪恶的战略，这起恐怖案件被栽脏给了共产党和极左翼，犯罪踪迹被掩饰，大规模逮捕立即进行。普通大众很少有机会了解事实，因为军情机构竭力掩盖罪犯。在米兰，一颗炸弹由于定时器故障没有爆炸，但很快有掩护行动，军情机构的人立即到现场拆除了这颗炸弹，而拆完的部分炸弹零件被放置到了著名左派编辑Giangiacomo Feltrinelli住宅附近。
“据官方数据统计，仅仅在1969年1月1日到1987年12月31日期间，在意大利就发生了14591起出于政治目的的恐怖事件”，意大利的参议员Giovanni Pellegrino，他是意大利调查“短剑”行动和屠杀的议会委员会的主席，这样回顾意大利最近代历史的非常暴力时期的。值得记住的是这些“事件”共造成491死，1181人伤残。这是战争才有的伤亡数字，在其他欧洲国家难以看到。在1969年的喷泉广场屠杀，和1972年的Peteano恐怖案件之后，出名的意大利屠杀案件还有1974年5月28日北部城市布雷西亚在一个反法西斯游行中的炸弹爆炸，炸死8人，炸伤102人。1974年8月4日，在罗马到慕尼黑的Ttalicus特快列车上爆炸案，炸死12人，炸伤48人。暴行的顶点是在1980年8月2日意大利国庆节的充满阳光的一个下午，一个巨大的炸弹从博洛尼亚火车站的二等候车室爆炸，炸死85人，重伤200人。博洛尼亚惨案是二十世纪欧洲最大的恐怖屠杀事件之一。
与红色旅都被关进监狱里面不同，右翼的恐怖份子每次屠杀事件之后都神秘的逃脱，正如Vinciguerra正确指出的，意大利国家安全机构和军情部门保护他们。喷泉广场的恐怖案件多年以后追踪到了意大利右翼，“新秩序”成员Franco Freda，被问到他是否回想起来能感觉到高层权力人物包括将军和部长们在都在操控他的时候，Freda这位在自家的小印刷厂出版意大利文版的“我的奋斗”的公开的希特勒崇拜者说，据他的理解，没有人能逃脱操控：“每个人的生活都被那些更有势力的人操控”，右翼份子Freda说。“在我这里，我承认我是理念之手的傀儡，但不是被这里(意大利)的或国外的秘密情报机构的手所控制。就是说我按照我的理念的战略设计自愿进行我的战争。就是这样”。
在2001年3月，前意大利反间谍部门的首领Giandelio Maletti将军，指出除了“短剑”秘密部队，意大利军情部门和一群意大利右翼恐怖份子之外，那些加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屠杀行动还得到了华盛顿的白宫和美国情报机构CIA的支持。在被控卷入喷泉广场惨案的右翼恐怖份子的审讯中，Maletti作证说：“美国CIA依照他的政府的指令，希望在意大利制造一种国民性，就是能够制止向左倾，因此，为此目的，他们会使用右翼恐怖份子”。“看来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意大利出现左倾”，将军如此解释并且又补充到：“别忘了尼克松是掌权的，而尼克松是个怪人，很聪明的政治家，但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回想起来，79岁的Maletti表达了批评和后悔：“意大利被当作一个被保护对象了”美国的。“我很惭愧的想到我们还在受到特别的监督”。
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由共产党和社会党占据了相当大部分席位的意大利议会，就已经对看起来一连串的似乎无休无止的震惊全国却又不能查出恐怖份子及幕后指使神秘屠杀案件的事实不断感到警觉。尽管当时在意大利左翼中已经有传言说有神秘的暴力行动代表了美国对抗意大利共产党的某种未挑明的秘密战争，但这种离奇的理论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之后，在1988年，意大利参议院组织了一个特别的议会调查机构，由参议员Libera Gualtieri领导，机构的名称叫做“意大利参议院调查意大利恐怖主义和为什么无法查出屠杀相应责任人的议会委员会：恐怖主义，屠杀和其政治—历史内涵”。议会调查机构的工作进展的极其艰难。证人撤回证词，证据被销毁。由意大利左派和意大利右派相互对立的政治党派组成的委员会自身，对什么才是意大利的历史事实达不成一致，也无法统一多少的敏感线索可以向公众公布。
与此同时，法官Casson从Peteano爆炸案的恐怖份子Vincenzo Vinciguerra的证词和他发现的文件着手，开始逐步了解了实施的这个复杂的秘密军事战略。他逐步开始明白他不是在对付个人，而是在对付由纳税资金支付的国家恐怖主义。在“紧张战略”的名义下，利用屠杀来在整个民众中产生紧张气氛。右翼极端份子和他们在NATO内部的支持者害怕意大利共产党会变得太强大，于是试图以“制造不稳定来达到稳定”，所以与“短剑”行动的战士相联系的秘密右翼战士展开屠杀，然后再嫁祸于左翼。“对于秘密情报部门而言，Peteano恐怖事件是所谓的‘紧张战略’的一部分”，Casson法官在BBC的一部关于“短剑”行动的纪录片中如此向普通人解释这一战略。“就是说，要通过在一个国家中制造紧张来支持保守派，将社会和政治倾向变得保守。当这一战略被实施的时候，就需要保护那些幕后指使的人，因为证据会使得他们被发现。目击者隐藏信息来保护右翼极端份子”。右翼恐怖份子Vinciguerra，与其他和意大利军情机构“短剑”分支有联系的人一样，为了他们的政治信念搞屠杀，他曾说过：“你必须攻击平民，妇女，儿童，无辜的人，与政治游戏毫不相干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们希望迫使这些人，意大利公众，转向国家寻求更多的保护。这就是所有屠杀和爆炸行为而不受到惩罚背后的逻辑，因为国家不能判国家自己有罪，或宣布自己对所发生的负责”。
这个恶魔般的计划的凶残性慢慢地被揭开，但是直至今日还有很大量的缺失证据，特别是大量原始文件缺失。“随着Peteano屠杀案件，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案件”，Vinciguerra在1984年的审讯中解释到，“所了解的应当是很清楚了，就是存在一个真实的有效机构，秘密隐藏的，有能力给予那些暴行予战略指导。在意大利存在一个和军队相似的秘密力量，由平民和军人组成，来作为反抗苏联的力量，就是说在意大利国土上反抗俄国军队”。虽然没有给出行动代号，这个证言揭示了与NATO相关的“短剑”秘密潜伏部队。Vinciguerra解释说，“就是一个秘密组织，一个拥有通讯网络，武器，炸药，以及受过训练使用它们的人员的超级组织”。Vinviguerra披露这个“超级组织，在如果且很可能没有苏联军队入侵的情况下，要接受NATO的任务，防止国家政治平衡倾向左翼。他们接受的任务，是在官方秘密情报部门，以及政治及军事力量的帮助下的”。
Vinciguerra提供的这个离奇的证词，在意大利历史上首次将“短剑”潜伏计划和NATO直接与意大利深受其害的恐怖份子的屠杀行动联系了起来，这之后又过去了20多年。直到现在，多年之后，更多的研究才使公众理解Vinciguerra所说的居然都是真实的，这些都是在秘密潜伏计划网络被证实确实存在，和大量军火和炸药被挖出来以后。Vinciguerra的证言可信吗？审讯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是的。秘密部队直到1990年被发现。而其中证明这位右翼恐怖份子所说的是事实其实早就有一个例证，Vinciguerra立即丧失了前几年他享有的一切来自高层的保护。与其他与意大利军情机构合作的右翼恐怖份子很快恢复自由不同，Vinciguerra在揭露内幕后马上被判无期徒刑并被立即收监。
不过其实Vinciguerra不是第一个将“短剑”行动，NATO与屠杀联系起来的人，他也不是第一个揭露“短剑”行动在意大利的阴谋的人。在1974年，意大利调查法官Giovanni
Tamburino在调查意大利右翼恐怖活动的时候，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将意大利军情部门SID的主管，Vito Miceli将军给逮捕了，指控他“与其他人一道，鼓励，安排，和组织一个秘密军事和民间社团，目的是要煽动一次武装暴乱，来非法改变国家宪法和政府构成”。
Miceli将军，原来曾负责NATO的安全部门，在1974年11月17日被法庭审讯的时候，一怒之下揭露了存在“短剑”部队作为意大利军情部门之下的一个特别机构：“一个听我指挥的超级SID？当然！但我没有组织它来发动政变。都是美国和NATO让我做的！”由于Miceli在大西洋两岸都有很深的关系，他被判得很轻。他交保释放，后在军队医院里被关了6个月。由于被法官Casson的调查要求，总理安德烈奥蒂16年后在议会披露了“短剑”行动的秘密。这可把Miceli给彻底惹怒了，在他1990年去世前不久，他大叫到：“我没有想透露这个超级秘密组织的存在，而去坐了牢。可现在安德烈奥蒂没事人似的，竟然完全透露给了议会！”在监狱里，Peteano的爆炸犯Vinciguerra向Casson法官解释，不仅是“新秩序”，意大利的其他有名的右翼组织如“国家先锋”(Avanguardia Nazionale)也与军情机构和“短剑”秘密部队合作，来消弱意大利的左翼政治势力：“恐怖份子路线被伪装的人实施，属于国家机器的人，或者那些通过合作与国家机器相关的人。我要说几乎每件1969年以后发生的暴行，都符合同样的组织模式”。右翼恐怖份子和“新秩序”成员Vinciguerra解释到，他和他的其他右翼极端份子伙伴被招募来与“短剑”秘密部队配合，来实施最血腥的行动：“‘国家先锋’，和‘新秩序’一样，被调动用来作为反共战略行动的一部分，不是由国家权力机构以外的机构组织的，而是就是由国家机构本身组织的，特别是由国家与北大西洋联盟内部部分组织的”。
法官Casson对他的发现很警觉。为了消除这个腐烂的国家核心，他追踪这个在冷战时期操纵意大利政治的神秘的“短剑”地下部队，在1990年1月，他要求意大利最高权力当局允许他扩展调查范围到意大利军情局的机密信息处(SISMI)，就在1971年以前还被人所知为SID。在1990年7月，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同意了他的请求，允许法官Casson进入在罗马的SISMI总部的Braschi宫。就是在Braschi宫里，Casson发现了那些文件，首次证明了意大利确实存在作为军情机构下属分支的代号为“短剑”行动的秘密军队，任务是开展非正规战争。Casson同时还发现了其他文件显示世界最大军事联盟的NATO，和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美国，与“短剑”计划的关系，颠覆活动，在意大利和其他西欧国家搞右翼恐怖活动。这些信息意味着Casson在一段时间内极度危险，他清楚的知道，以前在意大利已经有太多法官因为知道太多而被在街头枪杀了：“从1990年7月到10月，我是唯一一个知道点内幕(“短剑”行动)的人，这可能会给我带来不幸”。
Casson没有被杀，而谜团也在开始一点点的被解开。根据他发现的文件，Casson联系了议会委员会，当时在参议员Libera Gualtieri的领导下委员会正在调查屠杀和恐怖活动。Gualtieri和其他议员对Casson作出的发现深感担忧，同意将调查“短剑”秘密军队也一定要加入到委员会的工作当中，因为它提供了解释屠杀和为什么那么多年一直成谜的钥匙。在1990年8月2日，议员们要求意大利行政首脑，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在60天内告知议会有关一个平行和秘密的据说是在军情部门内部运作的以调控国家的政治生活为目的的机构的存在，性质和目的”。
第二天，就是1990年8月3日，总理安德烈奥蒂到议会委员会出席作证，在意大利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有意大利现任政府官员承认在国家中存在与NATO联系的秘密安全机构。安德烈奥蒂向议员们保证，他将在60天内向议会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秘密安全机构的书面报告：我将向委员会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我已经要求国防部去起草。那是关于一旦有意大利被攻击和占领或部分占领意大利情况发生，NATO计划的行动。据我从军情部门那里所知，该计划持续到1972年，之后就决定那些计划没有必要存在了。我将提交委员会所有必要的文件，不论是有关总体问题，还是有关Casson法官在调查Peteano屠杀案中发现的特殊问题。
在给“短剑”行动作证时时年71岁的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从任何角度上讲都不是普通证人。在他作证的时候回看他的政治生涯，恐怕在西欧任何国家都找不出和他比肩的对手。作为保守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DCI)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政党一直作为冷战期间反抗意大利共产党的大本营，安德烈奥蒂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他个人熟悉美国每一任总统，对于很多在意大利国内或国外的人来说，他被认为是意大利第一共和(1945—1993)的最有权力的政治家。
尽管在意大利脆弱的第一共和中政府变换无常，安德烈奥蒂在整个冷战期间都能够在数次联合中巧妙地处理以维持权力，并使得他成为罗马总理府Chigi宫里的主导势力。1919年在罗马出生，安德烈奥蒂在35岁就当上了内政部长，之后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记录，曾当过7任总理，另有当过21任部长，包括其中6次外交部长。他的崇拜者将他比做尤利乌斯·恺撒，并称他为“圣朱利奥”，而他的批评者指责他为典型的幕后操纵的为所欲为者，称他外号为“大叔”。据说，安德烈奥蒂最喜欢看的黑帮电影是《好家伙》，因为里面一段罗伯特·德尼罗的台词“永远不要背叛你的朋友，永远闭紧你的嘴巴”。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安德烈奥蒂的策略，使得“圣朱利奥”能够躲过很多次意大利的阴谋和犯罪，而这其中的很多就是他直接参与的。
如果揭发“短剑”行动和NATO的秘密部队，这回“大叔”可是要开口说话了。随着冷战的结束，意大利第一共和垮台，曾经的强权人物安德烈奥蒂此时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他被带到意大利各地的法庭受审，指控他操纵政治机构，与黑手党合作下指令杀害他的对手。“司法系统已经疯了”，这是在2002年11月，时任意大利总理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在得知佩鲁贾的法庭判处安德烈奥蒂入狱24年的时候大叫的。法官们立即收到了死亡威胁，马上被置于警察的保护之下，电视台中断了意大利足球联赛的直播，报道了安德烈奥蒂由于给黑手党头目Gaetano Badalamenti下达指令，在1979年杀死调查记者Mino Pecorelli，来掩饰前总理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多·莫罗被害真相而被判有罪。天主教庭试图拯救圣朱利奥的名声，当大主教Fiorenzo Angelini得知这一震惊的消息的时候，他说：“哪怕是基督在复活前也要被钉上十字架”。不过，尽管有了这么大的动静，安德烈奥蒂最后没有坐牢，因为判决在2003年10月被撤销，“大叔”仍然是自由的。
在1990年8月3日首次在意大利议员面前披露“短剑”行动的时候，“大叔”提到秘密潜伏部队时，狡猾的声称“这类活动持续到了1972年止”，以减少人员暴露的危害。而在1974年，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安德烈奥蒂曾经作证对调查右翼屠杀案的法官说：“我可以说军情部门的头头反复明确的否认存在任何形式任何规模的秘密机构”。在1978年，在法官调查米兰右翼爆炸案的时候，他也做过类似的证词。
当意大利媒体揭露“短剑”部队根本没有在1972年终止，而是仍然一直活动的时候，安德烈奥蒂的谎言破灭了。因此，在1990年的8月和9月，他做出了任职期间很少有的举动，安德烈奥蒂开始频繁在国际间进行联系，寻求接触并与多国的大使会谈。可是国外的支持没有到来，这位总理担心权力进一步丧失，于是开始主动出击，试图强调美国白宫以及数个西欧国家的政府的责任，他们不仅策划了对抗共产党的秘密战争，而且还积极参与其中。为了突出外国政府的卷入，安德烈奥蒂采用了一种有效但有些笨拙的方法。在1990年10月18日，他派出了一名信使，一路小跑，从罗马总理府的Chigi宫到没有多远的议会委员会的所在地San Macuto广场。信使递交了安德烈奥蒂的报告，报告名称是“所谓平行SID—短剑事件”，总理府秘书收启。一位议会委员会的成员参议员Roberto Ciciomessere，碰巧听说了安德烈奥蒂的报告已经由总理府的秘书送达。他打开报告一看，这位议员大惊失色，因为在报告中安德烈奥蒂对“短剑”行动不仅提供了详细的描述，而且与他在8月3日的陈述相反，他承认秘密“短剑”机构仍在活动。
参议员Ciciomessere要求复印一份报告，但是被拒绝了，根据议程，首先要由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Gualtieri来宣读报告。而Gualtieri最终一直没有能够宣读安德烈奥蒂的第一版的关于“短剑”行动的报告。因为3天后，正当Gualtieri准备将这份敏感的报告带回家里，准备周末宣读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正是安德烈奥蒂本人，他告诉议员说他要求报告被紧急送回“因为有若干段落需要重写”。Gualtieri很生气，不情愿的同意了，在送还文件回总理府之前复印了几份。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的不寻常的行为在整个意大利引发愤怒和关注。报纸标题玩起了文字游戏，将标题“Operation Gladio”(“短剑”行动)改成了“Operation Giulio”(朱利奥行动)，有5万到40万生气的，恐慌的，愤怒的群众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在罗马市中心上街游行，这是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人们唱着歌，打着标语：“我们要真相”。有些游行者装扮成使用短剑的角斗士。共产党的领导Achille Occhetto对市中心人民广场的群众说，这个游行是要迫使政府揭开长久以来一直掩盖的秘密：“我们到这里是为了要求真相和透明”。
在10月24日，参议员Gualtieri的手上又得到了安德烈奥蒂的“平行SID”的报告，这个最终版本的报告少了2页，只剩下10页了。参议员Gualtieri将其与第一版本的复印件相比较，立即发现敏感部分特别是与国际的联系以及在其他国家的类似秘密机构部分被删掉了。此外，对这个秘密平行机构，原报告使用的是正在发生的现在时，现在都使用过去时了。安德烈奥蒂的笨拙策略，先送交一份报告，再撤回，再修改，然后重新提交，什么都掩饰不了。观察人士认为，这种策略正好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删除部分，就是这个事件的国际范围影响，同时又卸掉了安德烈奥蒂的肩上的一些负担。不过，国外对他的支持还是没有到来。
在其最终报告中，安德烈奥蒂说明“短剑”行动当初是构想在NATO国家中建立一个秘密的抵抗网络，来对抗可能到来的苏联入侵。在战争结束后，意大利军队秘密情报处(SIFAR)，就是SID的前身，和美国CIA签署了“一份关于‘被占领后秘密网络的组织和活动’的协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潜伏”协议，其中所有意大利和美国之间的以往的承诺义务都被确认”。按照安德烈奥蒂在报告中所解释的，CIA和意大利军情部门之间的合作，是由NATO的秘密非正规战争中心所指挥和协调的：“一旦秘密抵抗组织建立完成，意大利就被要求参加…1959年成立的秘密计划委员会(CCP)的工作，这是在北约的盟军力量欧洲最高总部(SHAPE)框架下运作的…；在1964年意大利情报部门还加入了 ‘联合秘密委员会’(ACC)。
据安德烈奥蒂披露，秘密“短剑”部队的武器相当精良。由CIA提供的装备被埋藏在了遍及全国的森林，草地，甚至教堂和公墓的地下的139处埋藏点。据安德烈奥蒂的说明，“短剑”行动的埋藏点包括了“手持武器，弹药，炸药，手榴弹，刀和匕首，60mm迫击炮，57mm无座力炮，狙击步枪，无线电对讲机，望远镜和各种工具”。安德烈奥蒂的令人震惊的证词不仅导致了媒体和公众对政府和CIA的败坏行为的呐喊，而且还引发了一场秘密武器藏匿点的搜寻活动。主教Giuciano回忆媒体来到他的教堂查找埋藏“短剑”行动秘密的那一天的情形，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我在下午当2位“小报”(Il Gazzettino)记者问我是否知道教堂里面的武器藏匿点的时候就有心理准备了。他们进了教堂就直接开挖，一下子就发现了2箱武器。然后按照文字说明说窗户边30厘米，于是他们又到了那里开挖。那边有单独的一个箱子，因为里面有一颗磷炸弹。他们让宪兵都退到院子里面去，由2位专家打开了这个箱子，另一个箱子里面有2挺机关枪。所有武器都是新的，状况良好，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与1980年代的右翼恐怖份子Vinciguerra的证词不同，安德烈奥蒂在他的1990年的报告中强调，总体上意大利军情机构，特别是“短剑”成员与意大利所遭受的恐怖袭击无关。他解释到，所有的角斗士在招募前都有通过严格的测试，并基于“严格遵守”秘密情报法的原则进行挑选，以保证他们“坚定地忠实于反法西斯共和国宪法的价值”，并排除任何有行政或政治职位的官员参加。此外，安德烈奥蒂说明，法律要求“预选的对象不能有犯罪记录，不能是参加政治活动的活跃份子，也不能参加任何类型的极端运动”。同时，安德烈奥蒂强调，网络的成员不能被法官审讯，网络人员名单和秘密部队其他细节都是保密的。这个“行动，它的当前的组织形式和实施形式 — 是由NATO的管理人员制定的，并且是相应规划的组成部分 — 是在绝对机密的框架下实施和改进的”。
安德烈奥蒂对“平行SID”的揭露震惊了意大利。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意大利和在其他国家存在一支CIA和NATO的秘密部队的事实令人难以相信。这种组织结构合法吗？意大利的“新闻报”(La Stampa)严厉的批评到：“没有任何理由来维持，掩盖或辩解一支按照意识形态选择成员的秘密军事结构 — 它还是依靠，或至少是在外国势力的影响下 —
被声称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其的定义没有别的，只有是判国和对宪法的攻击”。在意大利参议院，绿党，共产党和独立左派党的代表指控政府利用“短剑”部队来进行国内监视和恐怖行为以操纵政治气候。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PCI)确信不是外国军队而是他们自己才是“短剑”部队在整个战后时期的真正目标。评论员坚持认为“利用这个神秘的平行SID，原本目的是用来阻止左翼可能实施的政变，但我们却非常危险的使右翼的政变成为可能…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这个超级SID是作为‘在敌人占领的情况下’的军事行动组织。可是唯一的和一贯的真正敌人就是意大利共产党，也就是一个内部的敌人”。
总理安德烈奥蒂不愿意独自承担指责，在递交他的“短剑”行动最终报告的当天，他就在意大利议会作证并宣布：“所有政府的高层领导都知道“短剑”行动的存在”。这导致了大量的尴尬和丢脸，其中包括，前总理社会党人贝蒂诺·克拉克西(1983—1987)，前总理共和党人乔瓦尼·斯帕多利尼(1981—1982)他在安德烈奥蒂揭发的时候是参议院主席，前总理阿纳尔多·福拉尼(1980—1981)他在1990年的时候是天主教民主党的总书记，特别是前总理弗朗切斯科·科西加(1978—1979)他在1990年是当时的意大利总统。这些高层领导由于混乱的反应而被安德烈奥蒂拖入深渊。克拉克西声称他以前并不知情，直到他担任总理后签署一份与“短剑”行动有关的文件后才知道。斯帕多利尼和福拉尼也都得了健忘症，但后来都对他们的声明都做了小的调整。斯帕多利尼还令意大利公众发笑的强调，他当意大利前国防部长和当意大利前总理的时候知道得都不一样。
只有自1985年以来担任意大利总统的弗朗切斯科·科西加，他骄傲地承认他在这个阴谋中的作用。在对苏格兰进行的一次国事访问中，他指出他对于他在1950年代作为天主教民主党的年轻的国防部长任职期间，对设立秘密部队发挥的他的一点作用感到“自豪和高兴”。他宣称所有的角斗士都是好的爱国者，并证实说“我觉得能被选上这项工作…是我得到了信任，我因此感到非常荣幸…我必须说我对我们保守了这个秘密45年感到自豪”。他由于对这一与恐怖行为相关的令人耻辱的部队的认可的态度，在他回到意大利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处在政治风暴当中，各个党派都要求他立即辞职，或判处他判国罪。Casson法官还大胆地要求这位国家元首科西加到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作证。而这位不高兴的总统，愤怒的拒绝了，并威胁要关掉整个议会的对“短剑”行动的调查工作：“我将派出司法系统行使职权来调查议会，如果他们同意，我将重新审查报告的文字，看看是否有条件有权(总统的)彻底拒绝报告的发表”。这种攻击完全没有宪法依据，批评家开始怀疑总统是否精神正常。科西加在他的总统任期到期前的3个月，于1992年4月下台。
在1990年11月9日，在意大利参议院的一次公开讲演中，安德烈奥蒂再次强调NATO，美国和数个其他西欧国家，包括德国，希腊，丹麦，比利时都卷入了这个潜伏阴谋当中。为了证实这一点，一些保密资料被泄漏给了媒体，意大利的政治新闻杂志“全景”(Panorama)发表了安德烈奥蒂递交给议会委员会的整个报告，“平行SID—‘短剑’行动”。当法国试图抵赖他们在国际“短剑”行动中的介入的时候，安德烈奥蒂毫不留情的声明法国在几周前的1990年10月23至24日也刚刚秘密参加了最近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短剑”‘联合秘密委员会’会议。因而，有些尴尬的，就连法国也承认了他们也介入了“短剑”行动。这个秘密战争的国际范围不能再被否认，军界的丑闻席卷了西欧，从NATO成员国再到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意大利议会的一个调查“短剑”行动和意大利的屠杀的委员会在2000年总结说：“那些屠杀，那些炸弹，那些军事行动都是由在意大利国家机构中，和最近刚刚发现的，由与美国的情报机构联系的人，所组织，促进或支持的”。
通宝推：南云北望,途人,木木3,西瓜子,empire2007,sywyang,楚庄王,家园 现在国内刚出个新闻就很像 一名国内青年据说发表了一些爱国言论，然后被从香港出发的一些人殴打了一顿，而整个事件中，这些人还获得了这个人的户籍资料和女朋友照片等内容，事后又得到当地警方的支持。当地警方甚至公然叫板团中央。
一方面是经验丰富的有组织活动，一方面是零星自发无序的个人活动。
家园 无间道无处不在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家园 完 根据CIA和博尔盖塞的计划，意大利以及整个世界在1970年12月8日醒来后会发现在半岛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右翼保守政府。“统治了我们已经有25年，并将我们带到了经济和道德崩溃边缘的政治格局将不复存在”，博尔盖塞准备在当天凌晨在电视中如此向群众致意。“军事力量，治安力量，国家最有权力和最具代表性的人们都与我们站在一道，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那些要将我们的祖国投向外国人进行奴役的人们，已经失去抵抗力了”。博尔盖塞和他的同谋者们还对未来政府的运作自有一番打算：“保持现有的对NATO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承诺，并准备实施一个增加意大利对大西洋联盟的贡献的计划”，并派一个特使到美国，以组织将意大利军队投入到越战中去！
到底是谁在午夜之后打了那通神秘的电话制止了“短剑”部队的行动呢？CIA的主任William Colby暗示显示那就是尼克松总统本人。Colby在他的回忆录中确认到 “当然，在1970年在非官方外交层面，它[CIA]谋求一次军事政变，这是由尼克松总统直接下令的”。对于尼克松来说，当时的世界就是一个战场，共产党人正威胁夺取控制，在虎虎行动的同时他还有一些其它顾虑，尼克松除了在进行越南战争之外，还开始轰炸中立的柬埔寨并杀死了数千人。意大利的一位参加了虎虎行动的富有的右翼商人Remo Orlandini也确认了尼克松的介入。在1973年在SID总部，他与那里的队长Antonio Labruna秘密讨论过这次政变，Labruna问Orlandini有关于“国外的支持情况”，Orlandini的回答很简略，但是说明了真相：“就是NATO，还有[西]德国。是在军队方面，因为我们不信任文官”。Labruna追问到：“你必须告诉我那些人的名字，一切信息，因为我对国际上的情况已经很了解了”，由此，Orlandini回答说：“听着，在美国那里就是尼克松，还有他的幕僚”。制止“短剑”政变的信号据称来自于NATO高层官员，Orlandini向Labruna作证并坚称：“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你对事情的严重程度一点也不了解的原因”。
一位意大利帕多瓦市的调查法官Giovanni Tamburino严格地调查了“虎虎行动”，令他大为吃惊的是，在当时他就发现了有一个神秘的秘密部队的介入，也就是后来被发现的“短剑”部队。之后，他逮捕了当时意大利SID(军方秘密情报部门)的主任Vito Miceli，他之前还曾担任过位于布鲁塞尔的NATO安全办公室的主任。Tamburino指控Miceli“与其它人协作，筹划，设立，并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和民间组织，用于煽动一场武装暴动，以图对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非法变动”。他掌握的资料显示，在SID内部存在一个神秘的武装机构，由于当时其真正的代号“短剑”还没有被发现，所以这个机构在当时被称作为“超级-SID”。在1974年11月17日的庭审中，生气的Miceli大声说到： “一个听我指挥的超级SID？当然！但我没有组织它来发动政变。都是美国和NATO让我做的！” 由于庭审一直被拖延，到了1977年Miceli被迫详细交待：“一直存在有一个顶级机密的机构，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此了解，其在情报部门的范围内运作，从事的包括与情报收集毫不相干的活动…如果你们想再了解更多，我不能告诉你们”。在1990年当总理安德烈奥蒂在意大利议会前揭露“短剑”秘密的时候，Miceli当时大为愤怒，就在他临去世前，他还大骂安德烈奥蒂泄漏秘密。
除了Miceli之外，Amos Spiazzi上校也被关押了，因为在博尔盖塞政变的当晚，他集结了在米兰的角斗士们来镇压共产党人的工会。“在博尔盖塞政变的那天，在1970年12月8日的晚上，我接到了一个命令，使用可靠的人来实行一项演习，以便维持公共秩序”，Spiazzi在BBC后来拍摄的一部关于“短剑”行动的纪录片中这样回忆那次政变的。“我们要保护一些预先设定的在暴动中敏感的地点” 他坐在他的家中回忆到，背后是一张他身着制服右手做出希特勒敬礼姿势的照片。“当时我只知道有一个由反共分子组成的机构，但那个机构只有在国家受到入侵的情况下才开始活动” 这位右翼分子说的就是秘密的“短剑”部队。“我在1974年被捕，并发现我处在一个尴尬的局面中。法官不断地审讯我，直到我意识到这位法官是要找出一些他认为是有些革命性或违反宪法的东西。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负责国家安全的组织”，右翼分子Spiazzi被搞糊涂了。“我的上级和这位法官都属于同一个系统。我还能告诉这位法官什么东西？不能，因为那是军事机密”。因此，Spiazzi要求法官允许他与SID的主任Vito Miceli面谈，而Miceli笨拙地禁止Spiazzi透露有关“短剑”的真相。“他做了手势提醒不要泄密[Spiazzi模仿了Miceli在法庭上做出的不要说的手势]。法官注意到了这个信号，所以他在做“不要说”的手势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做出了“承认”[“短剑”的存在]。最后，145名“虎虎行动”的阴谋分子被起诉，其中只有78人被审讯，而后来只有46人被罗马的法院判处有罪，而他们之后又全部都被高等法院释放。在这场最大之一的司法丑闻中，所有的角斗士们都被免于监禁。
使得CIA和尼克松政府不安的是，夭折的“虎虎行动”政变没有能够制止住意大利的左翼，在1972年的全国选举中，美国支持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获得了39%的选票，仅比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合计的37%的选票略多一点。这还是在尼克松的下令下，美国在罗马的大使Graham Martin投入了1000万美元秘密运作，行贿，来支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这个秘密是美国国会议员Ottis Pike主持的美国国会对CIA的调查揭露的。在莫斯科资助意大利共产党的同时，华盛顿慷慨地支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Pike发现：“据CIA报告，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对意大利选举的资助资金总计约6500万美元”。
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在选举中保持强势，并控制了议会中的一大部分席位，很明显的他们应当加入政府内阁。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绝对反对向左翼开放政府部门，恐怕NATO的秘密会被暴露。在水门事件丑闻之后，一向喜欢秘密行动的尼克松被迫于1974年8月8日下台，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于次日入主白宫，他宣布“我们长久的国家恶梦已经结束”。他的这番话也被意大利人听到了，他们很多人希望能有个新的开始，于是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的天主教民主党的阿尔多·莫罗与意大利总统乔瓦尼·利昂纳一道，于1974年9月飞到华盛顿去讨论将意大利左翼纳入政府的问题。然而他们的希望破灭了，福特总统赦免了尼克松在执政白宫期间的所有罪行，并保留了尼克松内阁中的主要成员。在与尼克松内阁中任国家安全事物助理并且现在福特内阁中任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的激烈交谈中，意大利的代表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意大利的左翼进入政府部门，意大利必须坚定不移地留在NATO内部。这次访问对阿尔多·莫罗的影响很大，他已经经历了“钢琴独奏”以及“虎虎行动”的短剑政变，现在已经对美国对意大利第一共和的影响不抱任何幻想了。
在回到意大利以后，莫罗病了好几天并考虑彻底退出政坛。“这是很少的几次，我的丈夫告诉我到底别人对他说了什么，但却没有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莫罗的夫人Eleonora后来作证说，“我现在努力重复一下当时他是怎么告诉我的：‘你必须放弃你的将国内所有政治力量带向直接合作的政策。要么你放弃这个政策，要么你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在1976年6月的全国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取得了以往各次选举以来的最好成绩，34.4%的选票，明显打败了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因而，时任天主教民主党的主席的阿尔多·莫罗鼓起勇气，来挑战美国的反对。在1978年5月16日，他将他的“历史性的妥协”的文件装进公文包，让他的司机和保镖送他到罗马的意大利议会，他将要把他的将意大利共产党带进政府执行部门的计划提交上去。莫罗的汽车刚刚开到Mario Fani路和他所居住的住宅区Stresa路的交汇路口，一辆白色的菲亚特突然掉转出路口堵住了道路，莫罗的司机只好紧急刹车，后面的紧跟的保镖车来不及刹车撞到他们车后，从白色菲亚特车上下来的2人和在街上埋伏的另外4人向莫罗的5名保镖开枪。莫罗在从华盛顿回来之后就感到不安，已经要求配备防弹汽车，可是他的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而子弹射进车内，他的保镖都被当场打死了，其中有一个保镖曾回击了2枪，但是他和另2位没有死的保镖被在近距离干掉。莫罗本人则被抓为人质在罗马的市中心内被关了55天，之后莫罗的被子弹洞穿的尸体被在一辆停在罗马市中心的废弃的汽车后备箱中发现，而这辆汽车则被故意有象征意味地停在了天主教民主党总部和意大利共产党总部直线距离中间的位置。
整个意大利都震惊了。军情机构和时任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立即指责左翼恐怖组织红色旅应对这项罪行负责，并开始镇压左翼。72,000个路障被安装起来，37,000间住房被搜查，在不到2个月内有超过600万人被审问。在莫罗被关押期间，他的妻子Eleonora和她的家人和朋友们一道，每天都处于痛苦之中，她甚至去求助于他丈夫的一位长期好友，教皇保罗六世(Pope Paul VI)的帮助。“他告诉我他将尽力所为，我知道他努力了，可是他发现有很多反对力量”。被监禁的莫罗他自己也清楚，他是一场政坛罪行的牺牲品，在其中政坛右翼和美国在利用红色旅。在他写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要求不要让任何一位腐败的天主教民主党的人参加他的葬礼。“替我亲吻抚摸每个人，脸对脸，眼对眼，头发对头发”，他在写给他妻子和孩子的信中清楚地知道他活不成了。“通过你们的手我向每个人表达我的无限爱意。我亲爱的，在这场荒谬和难以理解的审判中要坚强。还有上帝在。向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传达我的无限爱意，对你和对他们所有人我用最苍白的拥抱作为我永恒的爱的见证。我希望知道，用我的小小的，死去的眼睛，能看到我们死后彼此的样子”。
家园 续 美国的反共主义主导了意大利第一共和(1945—1993年)的悲剧性的历史。在过去10年发现的证据表明，意大利军情机关的“短剑”部队与右翼恐怖份子联合，深度地卷入了这场未宣战的秘密战争中。在没有苏联军队入侵的情况下，这支由CIA设立的秘密反共准军事部队，发动国内行动并操纵政治格局。一个意大利参议院的议会调查“短剑”行动和一系列神秘的屠杀事件的委员会在冷战结束后作出结论，在意大利“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和平时期享有最大的自由度”因为在第一共和时期的意大利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有时是处于悲剧性的前线”。这个冷战的前线标志着相对抗的意识形态的分割线。前线的左侧是特别得到群众支持并且强大的由苏联秘密资金支持的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强大的意大利社会党。在前线的右侧是CIA和意大利军情部门运作的“短剑”部队和一群右翼恐怖份子，在政治上则由保守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支持。
在二战期间，由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倒向了希特勒一边。在轴心国战败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于1945年2月在苏联小镇雅尔塔召开会议，讨论未来欧洲的格局，在一个对意大利的重要决定中，将这个半岛置于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为了限制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CIA与黑手党和右翼极端份子开始了合作。CIA的间谍Victor Marchetti解释到：“黑手党，由于其反共的性质，成为了CIA用来控制意大利的一个手段”。还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战时情报部门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在意大利的头头Earl Brennan，就建议美国司法部削减黑手党头目Charles ‘Lucky’ Luciano的50年刑期，以达成一项秘密交易：用他的释放，让Luciano提供给美国军方有影响力的西西里黑手党人名单，在美军在1943年在西西里岛登陆的时候支持美军。在战争结束后，CIA“乐于维持与西西里黑手党的秘密友好关系”并“以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对共产党做斗争的名义，美国人实际上将那个岛放弃了而置于黑帮的统治下，直到今日”。
解放了这个国家，并将其从独裁统治转变为脆弱的民主的美国军队，得到了意大利人拿着旗子，面包和葡萄酒的欢迎。可是联军“对意大利的政局变得非常担心，特别是对跨边境的共产党的影响力增长的危险，和希腊以及南斯拉夫出现的局面的再现”。因此，联军的政策发生了刻意的变化，伦敦和华盛顿停止了对共产党主导的意大利游击队的所有供应，而意大利游击队对法西斯的英勇抵抗赢得了意大利公众的极大的尊敬。对那些美国和英国的在敌后与共产党人一道抗击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联络官来说“这个变化很令人沮丧”，“也令意大利人本身感到沮丧”。而当意大利共产党人看到美国是如何甚至秘密招募被打败的纳粹份子和右翼份子进入国家安全机构的时候，则感到更加沮丧，“过去坚决反共，本身是法西斯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倒是成了受欢迎的了”。
“一些右翼团伙被招募并进行潜伏行动并非不可能，因为如果战争开始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情报”，在1962至1966年任CIA副局长的Ray Cline，后来在一份“短剑”行动文件中确认的。“所以只要不是政治上使用，而是出于情报目的，使用右翼份子是OK的”。但是远远不止于仅使用意大利的右翼进行情报任务，他们还获得了权力。作为对抗共产党的大本营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美国发现其“充满了通敌者，保皇份子和完全没有改造的法西斯份子”。天主教民主党的阿里斯·德·加斯贝利(Alice De Gasperi)被任命为1945至1953年的总理，领导了8届不同的内阁。“从来没有过一次严厉的大清洗，因而使得很多旧法西斯的官员继续存在”。总理德·加斯贝利与内政部长马里奥·谢尔巴本人亲自见证了“与法西斯政权严重妥协的人员们的复职”。
瓦莱里奥·博尔盖塞(Valerio Borghese)亲王，绰号“黑亲王”，是美国招募的最臭名昭著的纳粹份子之一。他是在萨罗共和国时期在墨索里尼手下的反游击队屠杀运动的指挥官，博尔盖塞与他的意大利皇家海军蛙人突击队(Decima MAS，XMAS)，一支成立于1941年，得到纳粹最高指挥官官方认可的4000人的特种部队，专门追踪并杀害了数百位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在战争末期，游击队抓获了博尔盖塞，并准备将其绞死，而在1945年4月25日，被占领的意大利地方总督美国上将Ellery Stone以及博尔盖塞的一位好朋友，指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雇员，就是后来著名的CIA的间谍James Angleton去营救博尔盖塞。Angleton给博尔盖塞穿上美军军官的军装，掩护他到了罗马，在那里他要受到战争罪的审判。由于美国的保护，博尔盖塞被最后宣布“无罪”。CIA的间谍Angleton为此获得了美军颁发的功绩勋章，表彰他的“特殊成就”贡献，在之后的年月里他作为CIA反间谍部门的头头，成为了“在后战争时期，在意大利控制所有右翼和新纳粹政客和准军事团体的核心美国人物”。作为一名典型的冷战斗士，在打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后“对Jim Angleton来说只是敌方变了”，按照他的回忆录所说，“由原来的万字旗变成了现在的镰刀斧头旗”。
1947年在美国华盛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了，而在意大利，由于“强大的共产党的不断进攻”，非常不幸地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被CIA选为秘密而不宣战的进行秘密战争的国家。CIA的目标很明确：防止意大利的左派赢得二战之后的首次全国大选。在1948年4月16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对意大利的局势非常担心，因为当时在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为了这次选举联合组建了人民民主阵线(FDP)。观察家预计FDP可以赢得意大利议会的多数席位，因为在全国大选前的地方选举，FDP已经展示了它的实力，一直位居美国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之后的第二位。因此CIA的秘密行动机构，在Frank Wisner领导下的政策协调署(OPC)在西欧设立并指挥了“短剑”部队，并投入了几百万美元的CIA的资金到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在其他采用的恶劣伎俩中，CIA散发匿名宣传传单丑化意大利共产党候选人的性生活及个人生活，并将他们抹黑为法西斯和/或反教会份子。这种针对特定选举席位，将控制权交到天主教民主党那里，以免全盘失利的策略非常有效，所有进行攻击的席位当中除掉2个席位，其余200个席位全都由天主教民主党获得。在最后的选举结果中，天主教民主党获得了48%的选举，赢得了意大利议会的307席，而FDP联盟意外的只获得31%的选举200个席位，左派败选了。群众和左派的游行抗议被强力镇压，导致了“在游行和占领土地当中令人震惊的大量人数的死亡”。
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对此非常满意，并成为了秘密行动的狂热信奉者。在他的非常有名的1947年3月提出的“杜鲁门主义”中，他坚持“我们应当拒绝承认任何由任何外国势力强加于任何国家的政府”，并宣布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公正和正义”并且不“对邪恶妥协”。然而，如果意大利的选举要是出现任何非美国支持的保守的天主教民主党获胜以外结果的话，意大利则很可能会面临与同时期希腊经历的一样的一场内战。在选举期间和选举之后，美国的战舰都游弋在那个区域，美国陆军仍然还在意大利国土上。美国国务院负责制定达到美国外交事物目标的长期计划工作的政策规划人员George Kannan就建议，一旦意大利共产党获胜，美国军队就直接干预。意大利总统弗朗切斯科·科西加在“短剑”行动被发现以后确认，在1948年的选举期间，天主教民主党的一支准军事分支力量已经准备在共产党胜利的情况下介入了。装备有一挺Stern冲锋枪，弹药夹，和“各种手榴弹”，科西加本人当时就是准军事部队的一员。“我当时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也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天主教民主党的准军事部队的武器是由“党部那里的资金购买的”。
在意大利共产党被成功的排除在政府之外以后，在美国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下的意大利被允许在1949年4月4日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新成立的NATO。就在几天以前的1949年3月30日，在意大利与CIA紧密合作下，成立了战后第一个军情机构，在国防部领导下的这个军情机构被称为意大利军队秘密情报处(SIFAR)，Giovanni Carlo将军被任命为其第一任主任。在意大利的第一共和期间，SIFAR反复操纵意大利的政坛，并通过其下属的“R办公室”运行和指挥其反共的“短剑”潜伏部队。“加入NATO和重新设立情报机构的同时出现可不仅仅是一个巧合”，情报专家Philipp Willan正确的观察到，“从那些批准意大利再生的人们的意图中可以看到战后意大利情报机构的基本目的”。
秘密情报部门SIFAR从一开始就“由美国所强加的顶级秘密的规范所约束，是对意大利主权的真实的和完全的践踏”。根据这一由NATO计划部门所协调的规范，SIFAR对在美国的CIA的总部的义务据称包括提供所有收集到的信息，并将监督的权力交给美国，特别是对于SIFAR的人员选择在任何时候都要经由CIA批准”。实际上，SIFAR已经不是一个主权意大利所拥有的机构，而是严重受到CIA支配了。或者就如在1955至1958年任意大利国防部长的Paulo Taviani，在接受“短剑”行动调查时所说的：意大利秘密情报机构是由“Via Veneto大街那里的小伙子们”所领导和资助的，这说的就是位于罗马市中心美国大使馆内的CIA部门。而且，意大利的议员们也注意到CIA的主导控制，并记载到“短剑行动是通过2个情报部门间的协议组建的，非常主要的是美国情报部门，相对次要得多的是意大利的情报部门”。
在1951年，Umberto Broccoli将军被任命为SIFAR的主任，他作为“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定期与CIA的代表，NATO南欧指挥部的代表，以及意大利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代表会晤。在NATO担心强势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情况下，SIFAR要负责保证意大利的稳定，而“短剑”行动秘密部队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核心要素。在1951年10月8日，Broccoli给意大利国防部长Efisio Marras写信，关于角斗士在英国的训练和从CIA获得武器和炸药的事情。Broccoli在他的信中解释，只要意大利从英国采购武器，英国的SIS就可以提供为“短剑”官员的训练。而同时，美国的CIA答应可以免费提供武器，但是美国在提供训练方面不如英国的有经验。意大利人决定两头好处都要占，在送SIFAR“短剑”官员到非常知名的英国特种训练学校培训的同时，秘密接受来自美国的武器。在1953年，英国人意识到他们被骗了，愤怒地谴责Musco将军，也就是作为Broccoli的继任者的SIFAR的新头头，抗议说“他所做的就是将鱼钩，鱼线和铅坠都投给了美国人”。
为了促进NATO的秘密反共计划，SIFAR的代表定期参加NATO指挥中心的“短剑”行动联合秘密委员会(ACC)和秘密计划委员会(CPC)。在其辞职前不久的时候，意大利总统科西加在一次大型电视采访节目中详细说到，“考虑到如果我们被入侵欧洲会发生的情况”，秘密的“短剑”行动部队据其说是在1951年在意大利成立的。“当时同意3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将成为永久会员，其他的国家将成为准会员，包括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和土耳其”，科西加解释并提到与NATO相关的“短剑”指挥中心秘密计划委员会这么说的。“意大利被邀请成为准会员，意大利拒绝了这个邀请，坚持要求成为永久会员，但在当时没有得到答复。在1956年，德国加入了”。总统坚持说这些行动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的。“NATO的标准政策就是一旦确认什么事情要保密，就拒绝承认与之有关的任何事情的存在”。
在1951年4月21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顶级机密文件中，总统坚称“意大利是保障美国安全的关键国家”因此美国“必须准备动员所有它的政治，经济，以及必要情况下的军事能力”来遏制意大利共产党。“如果出现共产党通过合法手段成功进入政府的情况出现，或者出现政府对国内和国外的共产党的威胁不再显示出强烈的反对态度，那么美国就必须采取反制措施”，明确地说“如果在一次武装暴动之后部分意大利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不排除进行入侵行动。美国军方对未来的意大利选举的计划预想在阶段一，“美军在地中海存在”将被加强。在阶段二，“警报阶段”，美国军队将在“意大利政府要求下，并咨询了英国和其他NATO国家的意见之后”进攻意大利。部队将被部署在“半岛中由政府控制的区域以展现实力”。最后在阶段三，“红色警戒”，美国“足够数量的武装力量”将登陆西西里岛或撒丁岛，或者在二个岛都登陆”以便“占领领土来对抗本土的共产党的抵抗”。
到了1953年6月的选举日，华盛顿的担心在不断的增加，尽管有CIA的秘密行动，美国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获得了40%的选票，与1948年的选举结果相比在议会中丢掉了43席，回到了261席。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左翼联盟增强到了35%的选票和218席。CIA加强了他们的秘密战，正如后来成为尼克松政府下的CIA主任的William Colby正确分析的那样，因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如果1948和1953年之间的选举趋势任由继续的话…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实力将会继续增加而形成意大利最大的政治势力”。首先第一步，一位更激进的SIFAR头头需要被安排进来。在1955年高级CIA官员Carmel Offie来到意大利，他是当时的CIA头头艾伦·杜勒斯亲密合作者，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与CIA情报站长(COS)Gerry Miller一道指示漂亮的美国驻罗马的女大使Claire Boothe Luce对意大利国防部长Paolo Emilio Taviani施压，来提拔Giovanni De Lorenzo将军。到了1956年1月，华盛顿坚定的反共资产，De Lorenzo将军开始领导SIFAR和其下的“短剑”秘密部队。
留着胡子，戴着眼镜，有着严厉的军人外表，De Lorenzo代表了老派将军的典型。在一份由De Lorenzo在1956年11月26日签署的顶级机密文件中，他对在CIA和SIFAR之间的“以往的各种协议”进行了确认，并强调了“短剑”行动进展顺利。这份文件包含高度机密的信息，被从意大利的议会调查中撤出。“SIFAR和CIA之间的1956年的协议涉及了潜伏组织，至少在现在，不能被公开，因为这是被划为顶级机密的双方协议”，时任SIFAR主管的Fulvio Martini上将对吃惊的意大利议员们这样解释到，这些议员错误的以为SIFAR是要听意大利立法机关的，而不是听CIA的。“要解除这份文件的保密限制，就如我曾在1990年12月30日提出过的申请”，Martini说明到，“是必须要服从与其他有关方之间的协议的”。
在SIFAR主任De Lorenzo的最重要的项目中，就是建立一个秘密部队的新总部，为此CIA提供了3亿里拉资金。SIFAR和CIA同意为了保密和实用的目的，这个“短剑”中心不应该设在意大利本土内地，而是应当设在意大利西岸外位于地中海上的一个较大的岛上。后来选择了撒丁岛，并在那里购买了土地。SIFAR的“R”办公室的上校Renzo Rocca被指派负责监督这个新的“短剑”基地的建设，在那里秘密的反共战士会被装备武器并被美国和英国的特种部队的专家进行训练。这个“短剑”总部，被命名为“破坏者训练中心”(CAG)，被设立在靠近Alghero村的Capo Marragiu。在围墙和高度保安的电网围栏后，修建了一个小码头，地下掩体，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用于蛙人训练的水下设施，2个小型飞机跑道，以及1个直升飞机降落区域。还建立了一些特种建筑，用于射击和爆炸物训练，以及意识形态课程。
“我是在1959年第一次到Cape Marragiu的”，角斗士Ennio Colle在秘密部队被发现以后这样作证说的。在1990年11月27日，Colle收到军队安全情报中心(SISMI)主任的一封信，通知他“潜伏机构已经被解散”。角斗士Colle作证说秘密部队的成员在一个大的国际框架下被秘密组织，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哪里被训练的：“我都一直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们是被用关闭窗户的飞机运送的”。一位曾在英国接受过训练的在“破坏者训练中心”的“短剑”教官Decimo Garau对记者确认，意大利的角斗士实际上是被隐蔽着的：“他们乘伪装过的飞机到达，再被用伪装过的大客车转运，直接被放到他们的营区前，然后训练就开始了”。
“我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防止意大利在下一次1958年选举中被共产党占领”，CIA的间谍Willim Colby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在1953年的秋天，他来到罗马，在CIA的情报站长Gerry Miller手下工作。利用“短剑”秘密部队，CIA希望“防止NATO的军事防御被颠覆性的第五纵队，也就是意大利共产党，从政治上被包抄过去”在据Colby所说的就是通过“在当时为止CIA实施的最大规模的秘密政治行动计划”。除了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也被CIA的抹黑行动所攻击，而华盛顿则不断地支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我必须同意，我们不会放弃天主教民主党这只手中的鸟，而去抓社会党这只丛中的鸟的”。Colby取得了成功，在1958年的大选中天主教民主党实力增强获得了42%的选票和273席，而共产党获得了23%的选票及140席，社会党只获得了14%的选票及84席。
在1953年，CIA联手MI6推翻伊朗的摩萨台政府和在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社会主义的总统阿本斯之后，Colby与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很相似，特别醉心于秘密行动。在意大利的操纵选举和为天主教民主党提供秘密资金支持“是如此有效，甚至常常连我们资金支持的意大利接收者他们自己都不确定资金是从哪里来的”，Colby骄傲地说。“CIA的在意大利的政治运作，以及在之后若干年的相似形式的类似运作，特别是在智利，遭受到了很多严厉的批评”，Colby在回忆录中说。“现在，不可否认这种‘干涉’行动是违法的。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中，同美国法律一样，外国政府是严禁介入那个国家的内部政治过程的”。不过，这位冷战斗士辩解到，“援助意大利的民主团体使他们能够对抗苏联支持的颠覆行动，当然可以被认可为是一种道德行为”。
持有同样的观点，五角大楼下达了一个“消磁行动”绝密指令，要求CIA与意大利和法国的军情机构一道开始“政治，准军事和心理行动”以消弱在这2个国家中的共产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在1953年5月14日非常敏感地坚称“限制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的势力是一个首要目标。这个目标必须通过采用任何手段来达到，”包括实施秘密战和恐怖行动。“意大利和法国的政府可以对‘消磁行动’一无所知，因为很明显，这个计划会干涉他们各自国家的主权”。
随着Colby离开意大利改赴越南CIA分站，在意大利的SIFAR的主任De Lorenzo继续其与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斗争。在意大利国防部1959年6月1日的一份名为“SIFAR特种部队和‘短剑’行动”的绝密报告中，说明了NATO是如何计划非传统战争，和如何在北约的盟军力量欧洲最高总部直接联系下的秘密计划委员会协调反共秘密行动的。这份文件强调，除了苏联入侵，NATO还担心“内部颠覆”，以及特别是在意大利，担心共产党的势力增强。“在国家层面上，上述所说的紧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而且也一直是特殊SIFAR活动的原因。这些特殊活动是由“R”办公室的SAD部门实施的，这份报告提到了秘密的“短剑”部队。“与SIFAR主任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在国防部的批准下，确认由意大利情报机构和美国情报机构同意的协议，即在潜伏(S/B)行动中相互合作，以实现一个联合行动”。De Lorenzo的“短剑”行动文件总结说，在CIA和SIFAR于1956年11月26日达成的协议，“构成了‘短剑’行动(这二个情报机构的行动的代号)的基础”。
当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61年担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开始发生改变，因为肯尼迪不像他的前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他同情意大利社会党。他同意CIA的分析，就是在意大利由于“社会党的势力，就算是没有外界的帮助，意味着左派情绪也希望建立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而肯尼迪的改革计划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CIA的强烈抵制。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充满恐怖地对肯尼迪说，有一段时间意大利社会党的Riccardo Lombardi曾公开要求承认共产党中国，要求美国撤出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包括NATO重要的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军基地，还曾宣称必须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斗争。“难道这就是美国要去打交道的对象吗？”
美国驻罗马的大使馆的美国大使Frederick Reinhardt和CIA情报站长Thomas Karamessines讨论如何制止肯尼迪的计划。一位美国臭名昭著的CIA冷战斗士Venon Walters给他们建议，此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的推翻政府官员的行动比美国政府里的任何其他官员都多”，他宣称如果肯尼迪允许意大利社会党赢得大选，美国应当进攻这个国家。而Karamessines则更精心地说意大利内部防止向左派势力开放的力量应该被加强。“出现了一个荒谬的局面，就是肯尼迪总统发现他与国务卿和CIA主席发生冲突”。在1963年4月的选举日，CIA的恶梦成真：意大利共产党势力加强，而其他所有政党都丢失席位。美国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跌到38%的选票，这是该党在战后成立以来最差的情形。意大利共产党获得了25%的选票，再加上获胜的意大利社会党的14%的选票，在意大利第一共和时期首次确保了左翼联盟在议会中绝对多数的胜利。意大利左派的支持者上街庆祝，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中的左翼阿尔多·莫罗担任总理的政府中，社会党人首次得到了内阁职务。肯尼迪总统非常高兴，在1963年7月决定出访罗马，这令很多意大利人十分兴奋。机场挤满了人，美国人再次得到了旗帜和欢呼的欢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他邀请我访问美国”，意大利社会党的领袖Pietro Nenni兴奋地宣布。
肯尼迪允许意大利转向左倾。随着社会党人得到了内阁职位，意大利共产党由于选举中的出色表现，也要求获得内阁职位，在1963年5月建筑工人的大型工会在罗马举行游行。CIA和秘密“短剑”行动成员装扮成警察和平民，在游行中制造冲突，使得200多人受伤。但对于意大利，更糟糕的还不是这个。在1963年1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在神秘的情况下被谋杀。5个月后，CIA和SIFAR，“短剑”秘密部队和准军事警察发动了右翼的政变，迫使意大利社会党退出他们只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内阁职位。
行动代号“钢琴独奏”的政变行动是由Giovanni De Lorrnzo将军亲自指导的，他被天主教民主党的国防部长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安排由SIFAR的头目改任了意大利准军事警察，宪兵的头目。与CIA秘密战专家Vernon Walters，CIA罗马情报站站长William Harvey，以及军情机构SID内的“短剑”部队指挥Renzo Rocca紧密合作，De Lorenzo提升了秘密战争的级别。Rocca首先利用他的秘密“短剑”部队在天主教民主党和一些报社的办公室制造炸弹爆炸，然后将这些恐怖袭击嫁祸于左翼，来抹黑共产党和社会党。由于政府仍不为所动，1964年3月25日，De Lorenzo在罗马指示他的秘密战士按照他发出的信号，他们要“占领政府办公楼，最重要的通讯中心，左翼政党总部，偏向左翼的报社，以及广播电台和电视中心。报社的占领时间要严格设定使得可以有时间摧毁印刷机器，让报纸的出版变得不可能”。De Lorenzo坚持这个行动要“以最大的能量和决心进行，不能有任何的怀疑或迟疑”并且，就如“短剑”行动调查报告所描述的，要让他的人“狂热并乱咬”。
角斗士们带有要剥夺权利的人的名单，上面包含了上百人，并得到了明确的指令要追捕到指定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将他们逮捕并放逐到撒丁岛，将那里的“短剑”训练中心作为监狱。文件“SIFAR特种部队和‘短剑’行动”中详细提到“对于行动指挥中心， ‘破坏者训练中心’是由特别敏感的保安系统防护，并装备有用于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装备和设施”。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这支秘密部队准备好了开始政变行动。之后，在1964年6月14日，De Lorenzo下达了开始命令，他的部队乘着坦克，装甲运兵车，吉普车和榴弹发射器进入了罗马，而同时NATO力量开始了在那里地区的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以恐吓意大利政府。这位将军很狡猾地宣布要在意大利宪兵成立150周年的纪念日前夜检阅军事实力，还有极端反共的天主教民主党内的右翼，时任意大利总统安东尼奥·塞尼微笑着检阅部队。意大利社会党则发现这次阅兵有些不寻常，在检阅之后坦克和榴弹发射器并不撤走，而是在5月和6月的大部分一直留在罗马。
总理阿尔多·莫罗警觉起来，他秘密与De Lorenzo将军在罗马会谈。这当然是一次“高度不寻常的会面，是一位在政治危机中的总理和一位准备将他替换为更严厉统治的将军之间的会谈”。在会谈之后，社会党人默默放弃了他们的部长职位，并派出了他们最温和的社会党成员准备加入莫罗领导下的第二届政府。“突然间，各政党意识到他们都可能被替换掉。在由于左派的失利导致的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成立一个紧急政府”。社会党的Pietro Nenni多年后回忆到，这“实际上对这个国家而言就是指右翼政府”。在政变后，“短剑”行动的痕迹被掩盖。多年后的1968年7月，调查人员希望审问“短剑”的指挥官Renzo Rocca，这位角斗士同意合作，但就在他将要作证的前一天，他在他的位于罗马的私人公寓里被手枪射穿头部被打死了。一位开始调查这起凶杀案的法官又被最高当局调离了这个案件。“毫无疑问这个行动是依照美国行政当局的利益执行的”，意大利的“短剑”调查行动剩下的只有哀叹，而历史学家Bernard Cook正确地将“钢琴独奏”行动标注为“短剑”行动的复制品。意大利的“短剑”行动研究学者Ferraresi在秘密部队被发现之后总结说“这个计划的真正的罪恶的性质直到今日才被认清”，他并哀叹到“钢琴独奏”行动有巨大的影响力“破坏和掏空了第一次左翼联盟的内涵 — 这恐怕是在整个战后时期的唯一一次真正试图组建的改革派政府”。
除了导演政变之外，De Lorenzo将军还在CIA情报站长Thomas Karamessines的指令下秘密监视所有的意大利知名人士，特别是他还特别注意收集“不正常行为”的资料，包括婚外情，同性恋，以及定期接触妓女和男妓的行为。按照CIA美国总部Langley那里的行话讲，这样可以让CIA和SIFAR牵住意大利知名人士的“蛋蛋”，依靠威胁公布这些丢人的细节，可以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帮助影响政治家，牧师，商人，工会领导，新闻记者和法官等，De Lorenzo甚至还在梵蒂冈和意大利总理府安装窃听器，以便让CIA能监听和记录意大利高层的谈话。随着议会对SIFAR的调查揭示了其对15.7万人的日常生活情况建立了包括文字和照片在内的档案，这种秘密行动的发现对意大利公众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有些档案量非常巨大，如对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议员阿明托雷·范范尼教授的档案，他曾担任过数次部长还包括一次总理职位，他的档案多达4卷，每卷都有一本字典那么厚。
“被监视的人被用照相机在远处拍特写，他们的通信被秘密系统控制，他们的电话被录音，他们的婚外情和性习惯被带着照片存档”。在Aldo Beolchini将军领导下的议会委员会也注意到“可以用作威胁手段的特别资料”也被记录了。在议会的调查面前，De Lorenzo被迫承认是美国和NATO命令他建立这些档案的。这个招供引发了议会委员会的激烈批评。议员们评论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实际上在于SIFAR秘密情报活动的主要部分，都是在为NATO国家和梵蒂冈收集信息”。议员们震惊了，“这种情况违背宪法。是对国家主权的公然干涉，违反了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是对我们国家民主平衡的持续威胁”。
不过，CIA的秘密战争不受意大利议员们的控制。在丑闻事件后，意大利的军情机构的名称由SIFAR(意大利军队秘密情报处)改变成了SID(意大利军情部门)，Giovanni Allavena将军被任命为新的主任，议员们要求De Lorenzo销毁所有秘密档案。他照办了，不过在销毁前他给CIA情报站长Thomas Karamessines，以及SID的主任Giovanni Allavena各提供了一份副本。这是一份厚礼，使得它的拥有者能够从内部秘密控制意大利。在1966年，Allavena将军的SID主任的职位被Eugenio Henke将军所接替，但是他仍然积极从事与意大利左派的秘密战争。在1967年，Allavena加入了秘密的反共意大利共济会会组织“Propaganda Due”，或者简称P2，并将15.7万的秘密档案的副本作为一份特殊礼物送给了其会长Licio Gelli。
多年以后才揭露出共济会P2分会会长Licio Gelli和CIA是如何深入地操纵意大利政治以达到将共产党阻挡在权力之外的。Gelli出生于1919年，他只接受过部分教育 — 在13岁的时候他因为打学校校长而被驱逐出学校。在17岁的时候他自愿加入黑衫军到西班牙为佛朗哥一方参加西班牙内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法西斯份子赫尔曼·戈林的德国党卫军的军士长，要不是他在战争末期逃到美军部队那里，差点就被意大利的左翼游击队给逮捕了。美国共济会会员Frank Gigliotti亲自招募了他，指示他在意大利与CIA驻罗马的分站紧密合作，设立一个反共的平行政府。“就是在1970年代在意大利的CIA所有秘密行动的组织者Ted Shackley”，一份意大利反恐怖部队的内部报告确认，“他本人将这位共济会的会长介绍给亚历山大·黑格的”。根据这份文件，尼克松的军事顾问黑格将军曾指挥过美军在越南的部队，之后在1974年至1979年任NATO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1969年秋天授权Gelli招募400名高层意大利人士及NATO官员进入他的共济会”。Gelli在冷战期间与美国的联系十分密切，作为信任和尊敬的标志，Gelli在1974年被邀请参加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就职典礼，在1977年再次参加美国总统卡特的就职典礼。当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Gelli骄傲地坐在华盛顿典礼的第一排。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华盛顿在意大利的代表人物，他将意大利从左派手中拯救了出来：“我值得获得一枚奖章”。
在1981年4月，米兰的检察官借由一起刑事案件的调查，冲入了Licio Gelli位于Arezzo的别墅，发现了不为人所知的共济会P2分会的档案。因而，使得大多数意大利人大为震惊地，由Tina Anselmi领导下的议会委员会揭开了查获的秘密反共共济会P2分会的成员名单，其中至少包括962人，而总的会员人数据则估计高达2500人。查获的会员名单读起来仿佛就是一本“意大利名人录”，其中不仅包括了意大利社会的极右翼保守份子，也包括了不少最有实力的人物：52位准军事警察意大利宪兵的高官，50位意大利陆军的高官，37位金融警察的高官，29位意大利海军的高官，11位警察局长，70位有影响的富有的企业家，10位银行行长，3位现任部长，2位前任部长，1位政党主席，38位议员，还有14位高级法官。其他较低层次的还有市长，医院院长，律师，公证员以及新闻记者。最出名的会员则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巧合的是，在几乎正好在共济会P2分会被揭发出来的整20年后，他在2001年5月当选为意大利总理。
“我们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由于受到了美国秘密情报机关和国际共济会的干涉，意大利只是一个有限主权的国家”，Anselmi委员会中的共产党成员Antonio Bellocchio后来强调并哀叹到在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意大利议会回避调查意大利共济会P2分会与美国的联系。“如果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准备认可我们的分析的话，他们就必须承认他们是美国的傀儡，而他们永远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调查显示在其它国家，如德国，西班牙，法国，阿根廷，澳大利亚，乌拉圭，爱尔兰，希腊，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存在有共济会分会，而共济会的总会位于美国，总会员大约有500万人。“如果民主是一种规则和程序的体系，制定了政治活动可以进行的规范的话，那么在这个体系之外有另一个规则神秘，程序未知，权力巨大，并且可以借保密的围墙来将自身保护不受正规的民主机构制约，那样将会发生什么？”议员们做出了明确的质问，并严厉批评这个“超议院活动的危险的一面”。
美国资助的反共平行政府共济会P2分会，和美国资助的反共平行“短剑”部队，在意大利第一共和期间密切合作。Licio Gelli在共济会P2分会被发现以后，为了躲避逮捕逃到了南美，在冷战结束后，他很乐意地确认秘密部队是由忠实的反共份子组成的。“很多来自于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雇佣军，还有很多来自于法西斯的萨罗共和国。他们选择那些确认了的反共份子。我知道那是一个建立十分完善的组织。如果共产党的势力在意大利增强，美国将会帮助我们，我们会再发动一场战争，我们将得到大量的空投武器供应”。Gelli还详细说到，角斗士们收入不错，因为美国往这个网络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美国人支付他们很多钱，相当于一份很高的薪水。而且他们保证如果角斗士被杀了，他的家庭会得到资金帮助”。
“‘短剑’部队和在西欧国家存在的其它类似组织的目的是对抗苏联红军的入侵，或由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执政”，Gelli强调这个秘密网络的双重作用。“所有这些年以来，尽管反复努力，意大利共产党始终没能掌权，这就是‘短剑’组织的功劳”。“短剑”问题研究学者Francovich，结合意大利多年来遭受的多起恐怖屠杀，问Gelli：“你在反共行动中会进行到什么程度？”对此Gelli回答得很含糊：“啊，首要敌人是共产主义[沉默] — 我们是一个信仰者的组织 — 我们不接纳没有信仰的人 — 我们希望制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消灭共产主义，抗击共产主义”。
在美国肯尼迪总统死后，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仍然受到欢迎，并继续在全国选举中有强劲的表现，而意大利的右翼与CIA一道则继续其秘密战争。在“钢琴独奏”政变成功以后，“短剑”行动的指挥官Renzo Rocca在CIA和SIFAR的指令下，于1965年在罗马组织了一个极右翼的公开集会，会议的主题是“反革命战争”和“采用各种手段保卫意大利不落入共产主义手中”。一个极右翼的智库，Alberto Pollio学院，替SIFAR和CIA出面，于1965年5月3日至5日在罗马的豪华的Parco dei Principi大酒店举办了这次集会。集会上，右翼极端份子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进行了，虽然是在低水平的军事强度下进行的”。在发言的人当中，右翼份子Eggardo Beltrametti强调“这是一场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斗争，我们的目标就是采用任何手段来消除共产党人的威胁。我们希望采用非暴力的方法，但是我们必须不能拒绝考虑其它任何形式的斗争”。意大利调查“短剑”行动的议会委员会发现，在这个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Parco dei Principi会议上，右翼份子们反复提及一个神秘的武装平行机构，只有到了后来才发现，他们说的就是“短剑”部队。
在1969年1月成为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以及在1966年6月至1973年2月担任CIA局长并在任职期间在智利以一次右翼政变扶持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他二人都与意大利的右翼极端份子持同样的观点。在1968年的大选中，在罗马美国大使馆内的CIA又面临一次恶梦，社会党和共产党人合计的选票再次超过了天主教民主党，而反越战反暴力的权力归花儿运动主导了街头。对抗到来，当年被美国CIA特工James Angleton在二战后救下的意大利主要法西斯份子瓦莱里奥·博尔盖塞，与在罗马的CIA密切合作，在1970年12月7日开始了另一次的在意大利的“短剑”行动政变。这次秘密行动的代号是“虎虎行动”，是从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攻击美国战舰导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行动代号学来的。这次政变计划的最后阶段是在地中海警戒的美国和NATO的战舰加入行动。
完全就像1964年的“钢琴独奏”，这次行动要求逮捕左翼政治领导和工会领袖，以及知名记者和政治活动人士，要将他们运走并关在撒丁岛上的“短剑”监狱。博尔盖塞的突击队指挥的数百名武装人员分布在国内各处，而精锐部队则聚集在罗马。在夜幕的掩护下，在臭名昭著的国际右翼极端份子Stefano Delle Chiaie的指挥下，一支准军事部队突破了层层警察防线成功地冲入了内政部。阴谋份子夺取了那里的180挺机关枪，用卡车运出内政部并送往他们的同伙那里。后来调查“短剑”行动的议会委员会发现，另有一支部队，在右翼份子伞兵Sandro Saccucci的指挥下，任务是逮捕政治领袖。第三支军事部队，就是在“钢琴独奏”中知名的宪兵，在罗马的Via Casero大街的一个体育馆中待命，准备攻占罗马的国防部。另一个全副武装的小分队，在Berti将军指挥下，配备有手铐，在距离广播和电视台总部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待命。当晚在Amos Spiazzi上校指挥下的一群阴谋份子正在前进占领Sesto San Giovanni的途中，那里是工人阶级聚集的米兰郊区，也是支持共产党的选票核心地区，CIA预计那里会有激励抵抗。
意大利处在了一场右翼政变的边缘，不过政变最终没有发生。就在12月8日凌晨黑夜快到1点的时候，政变头目博尔盖塞收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短剑”政变被停止了。阴谋者们返回了兵营，已经被占领的战略要点被放弃。在智利和希腊，在政坛左翼势力大为增强之后，右翼政府都是通过政变上台。为什么在意大利的右翼政变却被制止了呢？被CIA招募来支持阴谋者们的意大利黑手党的成员，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苏联的情报机构已经得知了政变的计划，而华盛顿和NATO都注意到了数艘苏联军舰已经开到了地中海。“什么都没有完成，政变没搞成，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有很多苏联军舰到了地中海”，黑手党超级变节者Tommaso Buscetta在1984年对反黑手党法官Giovanni Falcone作证时说。而另一名黑手党超级变节者Luciano Liggio哀叹到：“他们告诉我说军情机关和美国人会帮忙，我让大伙出动，结果到头来我却被在意大利巴里的法庭被判终身监禁”。
通宝推：迷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