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帝国的经济学 -- klxn

????虽然国家产权归属遵循暴力界定产权原则，但竞争者却不是经常能成功，

每个王朝一般都有一段稳定期。在每一个王朝的运转期间，每个君主都不会承认

是暴力使其获得了权力，因为那样不具有道德合法性。最主要的是根据暴力的原

则，其他人同样可以揭竿而起，弑君夺权，这显然不利于守天下。因此，君主制

必然比附某种宗教，将君权神圣化，以断绝他人觊觎之心。在这种意识形态下，

觊觎皇权者在组织暴力力量时就面临有着巨大惯性的忠君心理的抵制，从而变相

地增加在位君主拥有的暴力潜能。因此，所有推行过君主制的民族都曾经奉行过

君权神授的信念。中国历来就深信君主受命于天，将君主视为天子。

皇帝，既然被视为天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人间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荀子

&#8226；王制》说：“天地者，生之始也……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

《管子&#8226；形势解》说：“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

；制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制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

既然皇帝是奉天承运，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皇帝被认为因其崇高地位而被赋

予巨大的权力。首先，皇帝拥有全体社会人员的人身统属权。“臣之于君也，下

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君主是全社会最大的家长，“视天下人民

为人君囊中之物”。君主有权随意处置他的人民，喜怒之间便决定人们的命运。

不仅如此，君主还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邦者，人君之辎重也。”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

受无穷”。从历史进程来看，君主除了直接占有一部分土地，而且拥有最高赋税

征税权，通过超经济强制，实际占有全国最大财富。同时，君主作为国家元首，

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享有政治权力独占权、最高决断权、刑赏大权和最高军事

统辖权。

天下，本应属于人民共有，却因君主的存在而变成君主的私人产权，从而公

私合一。尽管御用文人制造君权神授的神话，但君主们却深知其中的本质。出身

底层的汉高祖刘邦不经意间一语道出国家权力私人产权化的本质。据载，刘邦在

为其父亲祝寿时说：“始大人以臣为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

孰与仲多？”。私人产权和国家权力的合二为一，形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的

基本特征。由此也造成既要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费用以使全社会总产

出最大化的矛盾。

当开国君主用暴力获得公天下的私有产权，完成国家权力私有化的初始产权

界定后，开国君主及其后世君主就会像一个财产所有者那样来考虑如何管理一个

国家。他所追求的是在保证其产权的前提下的个人收入最大化，这包括他本人的

个人收入及其子孙预期利益收入的贴现值，其行为约束除了支付必须的公共行政

和税收成本（包括君主的工作努力）外，还要保持农民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

农民的参与约束在于君主征税后的农民剩余收入不能低于农民从事其他工作所能

获得的收入。但在一个大帝国内，农民既不能用脚投票，又无法找到其他生活方

式，只要不超过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资料，逼着农民从事造反这一工作就能满足

参与约束。激励约束在于农民有积极性去努力工作。无论君主采取固定税额还是

比例税额，只要交完税剩余就是农民的，激励约束自动满足。这里，由于交易成

本过大，君主只能征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租金，让农民享有完税后的剩余。

君主作为一个私人所有者来管理国家，追求其个人收益最大化，其愿意完成

国家管理职责的动力来自于这种行为有助于维护其产权，这意味着君主同时有作

为追求个人享乐最大化的私人所有者和作为公共管理最优化的国家统治者的双重

目标。他将其拥有的资源和工作的努力均衡地分配于这两种行为，直到这两种行

为给他带来的边际收益相等为止。对于君主来说，如何分配资源在两种行为上，

完全出于自利目的。但对于公众来说，君主行使公共管理职责却具有明显的外部

性，能给社会带来更高的福利。可惜这种社会福利函数不能进入君主的效用函数

之中。在中国，无论儒家学说制造多少内圣外王的神话，我们却很难相信君主会

有一种利他主义精神从而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尽管真有诸如建文帝之类走火入

魔的书呆子皇帝。

虽然被称为万岁，君主却知道死亡必不可免。既然天下属于私有，这就涉及

到君主将天下传给其子孙的问题。不同于西方的继承法，中国一向实行诸子均得

的原则。但是，国家不同于普通财产，无法分割，即使勉强分割，不过是在子孙

中制造战争，反倒不利于保有国家这个产权。更何况，天无二日，制造两个国家，

也不符合意识形态的传统。因此，国家只能传给子孙中的一人。为此，传统制度

制定种种继承原则，基本上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常有人指责这种继

承原则不考虑继承人的品行，以致昏君百出。殊不知对于君主制的意识形态来说，

君权乃神授，不考虑人品德行，隋文帝就曾说：“帝王岂可力求？孔丘以大圣之

才，作法垂于后代，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这种择贤的思想看起来有理，

实际上开启篡夺争位之心，造成皇族内战。对于君主来说，择贤的收益远抵不上

争夺皇位可能性加大带来的成本，不是一个合理选择。实际上，古今中外，君主

制国家的继承制度大同小异，都有明确的继承秩序，绝少择贤的制度，可见其中

的收益- 成本计算是一致的。

尽管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但深知其原始产权来源于暴力的中国君主并不指

望儒家学说的教化真的能够防止风险爱好者揭竿而起，因为他们自己现在的地位

足以证明此点。“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君主既能说服大家相信天命归己，就

无法阻止他人模仿，儒家的教化不过提高造反者的门槛，却不能消灭造反的可能。

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君主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垄断暴力潜能，威慑

一切潜在造反者和镇压一切铤而走险者。这支私人军队的所有权属于君主及其继

承者，却因君主的天子名义获得了官军的身份。凡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明白，

父子相袭、忠君为国的大道理并不是中国社会运行的真正规则，“胜者为王，败

者为寇”才是真正的潜规则 .因此，私人性“官军”的周期性盛衰同样成为中国

王朝周期性更迭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国家的私有产权化形成如下特征：（1 ）君主作为国家的唯一所有

者，享有财产权，并为此而享有获取租金的权力；（2 ）国家作为君主的私人财

产，在君主死亡时由其后人继承；（3 ）国家政权的一切活动合法性来自于作为

所有者的君主的委托授权；（4 ）由于缺乏第三方仲裁者，君主维护其财产所有

权在于垄断军事力量，防止暴力潜能的分散；（5 ）国家产权的变更来自于暴力

行为，也即暴力潜能垄断者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