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帝国的经济学 -- klxn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1980）成功地应用制度理论解释暴政的存在是由

于刚好一个大国周围都是一群弱国，统治者没有较强的竞争对手。这个理论本来

足够强大，也正好同中国的历史一致。但是，却常有为帝制辩护的另一种理由。

他们认为由于君主是国家的所有者，享有治国的全部收益。他为了保证江山可以

传给子孙后代，有积极性进行长远的制度建设。考虑到农民造反或异族入侵等等

各色各样的潜在竞争者，君主应该有积极性建设好国家，尽量避免涸泽而渔，使

其贴现长期收入最大化。显然，这种理论是鲍莫尔（1982）可竞争市场理论在政

治上的一种运用：在政治市场上虽然没有现时的竞争对手，但如果有潜在的进入

者，为了阻止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处于垄断地位的君主将会以较低的赋税和较

高的工作努力来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给定君主的低税收和高工作努力，由于

政治市场进入（造反或入侵）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潜在竞争者进入将无利可图。

这样，君主由于成功地阻遏潜在竞争者的出现，实现了长期收益最大化。我们无

妨称这种理论为“可竞争君主市场”理论。虽然该理论为开国君主及某些后世明

君的励精图治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由，但公认历史上还是昏君和庸君多，明君少。

只有解决了在可竞争君主市场理论下的昏君多于明君问题，才能为历史上如此多

的昏君的出现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解释。

从理性的角度说，不管一个君主是昏君还是明君，没有一个君主希望自己的

江山在自己执政或子孙执政时被其他人夺去。给定每个君主都有维护其国家所有

权的积极性，何以还会有这么多昏君的存在？这些昏君并非不学无术之人，他们

从严格的教育中完全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就是说，昏君完全

知道虽然没有现时的竞争者，但却有潜在的竞争者，自己的暴力潜能垄断者的地

位并非不受挑战。那么，明知有潜在竞争者的君主何以不积极治国？

为解释昏君的产生，我们构造如下模型：为简化起见，同以前一样，我们并

不假设君主有任何的利他主义动机，君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使当期收入和未来

收入贴现值最大化。他的效用函数不等于社会福利函数。在饱和型帝国假设下，

由于帝国君主的疆域已经扩张到极限，已不可能通过扩大疆土来获取更高的收入，

君主只需要防御异族的入侵。同时，在农业生产不具备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君主

也不会预期收入会随着生产发展而大幅增加。为简化，假定君主遵守永不加赋的

训导，因此每个君主每期选择相同的税收T ，因此君主的选择变量只有工作努力。

为简化起见，假定君主只有两种工作努力，选择高工作努力的被称为明君，选择

低工作努力的被称为昏君。同鲍莫尔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君主只需要保持现在的

既定状态，因此除非君主完全不作为，无论君主采用何种工作努力，潜在竞争者

都不会在当期进入（造反），而是会在将来的某个时期选择进入。相对于不同的

工作努力，潜在进入者进入的时间不同。但是，无论君主怎样努力，根据历史经

验，他不指望王朝可以无限期地延续。这样，君主知道自己及子孙的暴力潜能垄

断地位总有一天会结束，但他不知道何时会结束，只知道自己付出的工作努力越

高，垄断地位维持时间越长。这样，王朝的延续时间就和人的寿命相似：人终归

是要死的，只不过不同的生活方式寿命不同。因此，君主选择高工作努力的唯一

动机就在于这样能使其王朝延续更长的时间，使其子孙所获得的总贴现收入最大。

假定君主年收入为T ，贴现率为δ，君主选择高或低的工作努力e ，工作努力的

负效用为C （e ）。为简化，假定为线性函数ae，a 为负效用系数。这样，君主

的净效用函数为：U=T （1-δ∧n ）/ （1-δ）-c（e ）。

给定君主预期采用低工作努力将使王朝延续n 个时间段，高工作努力将使王

朝多延续△n 的时间，那么，君主采用高工作努力的要满足：1 、激励约束：君

主采用高工作努力的净收益大于低工作努力的净收益2 、参与约束：无论选取何

种工作努力，君主的净效用都大于T ，否则君主宁可抱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的态度，选择不进行任何工作。通常情况下，参与约束是自动满足的。

那么，君主采用高工作努力的前提是高低工作收入差T （δ∧（n+1 ））

（1-δ∧（△n ））/ （1-δ）要大于高低工作努力之间的负效用差。

列位看官不要被数学吓倒，只要知道贴现率是个小数，n 和△n 是正整数，

n 越大，△n 越小，君主高低工作努力之间的收入差越小。俺再解释一下贴现率

：就是说，你往银行存一百元钱，明年连本带利105 元钱。那么明年的105 元只

相当于今年的100 元，这5%嘛就是贴现率。也就是说，二十年后的100 元价值在

今年也就一元的价值（原谅俺不算复利）。用到税收上，君主明年征100 的税，

只相当于今年他征了95的税，所以说今朝有酒今朝乐。整个公式就是说，由于有

贴现的存在，王朝未来的收入抵不上现在的收入，王朝持续时间n 越长，将来收

入折算成现在的收入越低，皇帝努力工作的效用就越低。比如说，你努力工作，

王朝的寿命会从10年延长到20年，这个努力工作的效用就很高；但如果你努力工

作，王朝从1 万年的乌龟延长为1 万零20年的王八，尽管多延长了20年，但贴现

后这个效益就很低了。

言归正传。由于其它变量均为常数，决定激励约束是否满足在于君主自己最

初的预期时间n 和 .这种时间长度由于无法准确预知，全由君主自己个人预期判

断，而这种预期将决定君主是否为昏君。就上面看，n 越大，越小，君主就越容

易成为昏君。但我们如何能从中得出昏君通常比明君多的判断呢？

这里要应用无限期博弈的基本观点，即通常一个博弈者不知道博弈何时结束

时，他往往会假定现在的博弈会无限期延续下去，就象一个人虽然知道他会死，

但由于不知道何时会死去，总会不断地购买医疗保险，不会因为60岁了就不买了。

同样，当君主不知道王朝何时会灭亡时，他并不能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期，只能

假定现状可以得到维持。极端的，当君主将王朝寿命作无限期处理即n 无限大时，

而自己的努力使王朝多延续的时间并不很大，显然激励约束是不可能满足的。这

时，君主将选择低工作努力。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命题1 ：当君主不

能准确预期潜在竞争者何时进入而假定现状可以得到维持时，君主往往会选择低

工作努力。

上述命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每个王朝会产生那么多的昏君，并可以解释一

个君主尽管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江山永固，行动上却像个昏君即短期代理人的原

因。所谓昏君并非不理性，实在是因为他们无法得知自己的努力对王朝到底有何

具体的贡献。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我们亦无法为君主寻找到努力工作的理由：

帝国疆土已达后勤保障的极限，开疆拓土已不可能；农业生产看起来也已经进入

稳定状态，不再有大幅增长的可能；异族的入侵已被抵挡；农民们虽然生活差一

点，但还造不了反。王朝看起来一切都在正常运转，潜在竞争者根本不知道在何

处。这种情况下，君主付出较高工作努力到底有何价值？君主自己无法即时享受

高工作努力带来的边际收益，而对子孙到底有何影响却不能确定。君主选择低工

作努力，也根本看不出对未来有多大的坏处：除了几个大臣用道德原则嚷嚷，到

底负效用有多大却无人能准确加以预期。因此，尽管国家是自己的私产，但当这

个私产不能给君主带来即时的收益或者说君主不能充分享有努力治国的全部剩余

时，君主一样会选择机会主义的行为。极端的，君主只付出维持国家存在所需的

最低努力。

通过君主对未来不确定而将其作无限期处理的转换，我们发现了历史上昏君

多的真实原因，这就解决了“可竞争君主市场”的问题。同诺斯的理论一起，可

以用来解释尽管拥有私人产权，但君主的行为看起来却像没有剩余索取权的短期

经理人的作为。这就可以解释明朝的嘉靖、隆庆、万历等有名的懒皇帝的作为。

他们并非不想将江山传给子孙，只是他们的作为受惩罚的时期不能确定，他们当

然假定现状可以维持，从而继续他们的昏乱行为。

事实上，我们又可倒过来反思鲍莫尔的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前提条件，即在位

垄断企业必须准确地预期到潜在进入者进入的时间及其生产成本。如果做不到准

确预期，在位垄断企业一样会将潜在竞争者进入的时间作无限期处理。这样，在

位垄断企业就会向消费者索取最高利润垄断价格，而不会像鲍莫尔设想的那样在

潜在竞争者的威胁下，只收取竞争价格。你看看现在的那些垄断国有企业就知道

了，即使谁都知道不出多少多年他们就会遇到竞争，他们依旧如故。

这里，君主私人所有制不能带来君主长期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这无疑是对私

人产权理论的一个嘲讽。究其原因在于，当国家权力变成私有财产后，就没有第

三方仲裁者来对“不理性”的君主实施及时惩罚，真正的惩罚只能在将来某个不

确定的时期才会发生。当惩罚不可预期时，就不可能指望君主会尽最大努力来治

国。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推论：推论1 ：君主预期低工作努力的惩罚时期越

早，君主越愿意付出高工作努力；预期惩罚来的越晚，就越不愿意付出高工作努

力。

上述推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时代君主的作为。前几代君主之所以会励精图治，

乃是因为他们刚刚亲身经历或耳闻一场大规模的改朝换代的动荡，对农民起义、

异族入侵等有强烈的感受，预期低工作努力所受的惩罚时期较早；后期的君主则

生长于深宫之中，对社会的动荡可能性没有亲身的感受，对只从书本学来的历史

教训则没有真正的体验。书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行。如果过去一直天下

太平，现在看起来也是天下太平，后世君主没有理由认为现状不可以维持下去。

一旦拥有这种心理，君主自然就会成为理性的“昏君”。一个正常人的心理预期

不可能完全由理论知识而来，一般总是由最近几个时期的样本抽样，并不断剔除

最早时期的样本，加入最近时期的样本而得到通常的预期，或者说最近的经验。

上述的分析打破了那些为君主制辩护的理由，所谓君主可能会有长期考虑不

过是一种幻想。君主追求的是长期收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函数，其唯一的约

束就是被替代的可能性。如果君主预期被推翻的可能性很小，他没有任何理由不

去充当一名“昏君”。那些反对所谓暴力反抗的保守主义的主张更是缺乏理性的

思考：如果真的取消了暴力反抗，君主就连最后一点畏惧都没有了，君主就更没

有积极性去认真治理国家。南北朝时宋孝武帝的反应颇能说明问题。史载“上大

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妾幸臣，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室起玉烛

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因盛称高祖俭

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象孝武帝这样直言不讳

批评祖宗的君主比较少见，但大多数后继君主大概会觉得开国君主不会享福。在”

崇古“的儒家氛围里，后继君主恐怕还会觉得老祖宗立下简朴的”坏“规矩妨碍

自己享福。做皇帝却过着田舍翁的生活，做皇帝有何意义？如果后代子孙都跟着

开国君主学，这个万里江山拿来有何用处，岂不是成了平白奉献治国劳动的活雷

锋？显然，无论开国君主怎样设计体制，他们不能给子孙找到激励机制，也不能

为子孙提供预警机制，相反，他们越是成功，他们的子孙就越无激励，越没有畏

惧，当然就越象个昏君。或许，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悖论。

上述的研究或许会为昏君的出现提供有力的解释，但还有一个疑问在于，君

主真的对王朝的可延续性抱有那么强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对任何危险的信号都熟

视无睹？其实不然，君主对于失去江山是永远报有最高警惕的，对任何他认为可

能导致王朝更迭的苗头都将尽可能地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如上述嘲笑老祖宗的

宋孝武帝，虽然奢侈骄淫，但对可能对其地位造成威胁者却百般防范。如当时的

竟陵王刘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诞居中，使出

镇京口，又嫌其逼，更徙之广陵”，最后将刘诞逼反。关键在于为何君主看起来

不怕农民造反却怕大臣造反？

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给定君主权力的来源在于其所拥有的现

实暴力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的支持，君主对那些拥有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资源支

持的潜在造反者的信号就特别注意。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造反虽然听起来很可怕，

当他却不能发出明确的信息。君主既不可能知道农民中谁会造反，何时何地会造

反，在何种情况下会造反，造反的规模有多大。除非他将全体农民作为敌人来防

范，但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无法对农民起义做出准确的预期，也就无

从加以防范。但是对拥有重兵的皇族成员和大臣，君主则是可以明确地知道该皇

族成员和大臣拥有的兵力和意识形态资源，而这种人的人数又很少，防范他们的

交易成本就很低。王炳南（1948）很正确地指出君主对官僚们倒是不大放心，担

心他们会造反。因为官僚拥有较高的初始资源禀赋，这种初始资源禀赋的高低给

君主确定性的信息，使君主能够根据这个信号加以处理，最终维持自己的私人产

权。这样我们得到如下命题：命题2 ：君主只能处理可明确预期后果的有数量特

征的信息，他无法处理没有数量特征的信息，因为处理没有数量特征的信息的交

易成本过高。

这里的数量特征是指可数量化的信息。具体涉及到君主的防范心理上，可以

用潜在竞争者所拥有现实暴力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来测试，具体的指标则可以用

潜在竞争者所拥有的兵力或追随者数量以及他在皇室血统的继位次序来综合加以

衡量。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功高震主”的大臣，但是不会有令君主注意的农民。

农民既无兵力，又无意识形态支持，无法向君主发出任何明确的信息让君主注意

到自己的存在。但是当农民有所谓的组织的时候，通常是一个宗教组织，只要这

个组织拥有较多的信徒，我们可以发现君主对可组织的信徒数量这个信号往往会

做出强烈的反应，乃至这个组织会被迅速扑灭。这里可组织的含义在于这个宗教

组织有一套完整的科层干部系统，能够对信徒加以组织。这样我们可得到如下推

论；推论2 ：潜在竞争者能够引起君主关注的信息的数量特征在于其所拥有的可

组织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大小。

从上述推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在中国佛教、道教等宗教之所以能合法存在，

在于他们明智地选择了分散的组织体系。各庙观之间并无统辖关系，和信徒之间

也没有科层干部系统来建立组织联系。这样，尽管他们信徒众多，却无法形成组

织的合力。但正因如此，他们才可以在疑心重重的君主绝对专制下合法的生存。

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佛教、道教有类似西欧教会那样的科层干部体系，他们早

就被君主作为邪教消灭了。当然也有另一个可能，即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

一的政权。不过由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宗教起事并无成功的先例。

关于可处理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人的身体健康来加以对照：当医生告诉我们

要加强锻炼时，但他不能明确告诉我们能活多久，也不能告诉我们每天应该锻炼

多少时间能让我们多活多少时间，因此大部分人只知道锻炼好，到底如何好法不

知道，在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就很少锻炼或不锻炼，或由于某些并不重要的

事情暂时中止锻炼；但相反的，当医生告诉我们患有某种器官疾病，要注意什么，

我们却会当作真理全盘照搬，付出多少时间和财力都不在乎。原因无他，后一种

情况各方面的信息都是明确的。

同理，防范农民起义就像锻炼身体一样，都知道对王朝的寿命有好处，但其

具体效用却不能数量化，最终君主只能将其作无限期处理；而当我们告诉君主某

个大臣有异心或有很大的私人军事力量，或者某个地方有什么刁民聚集了数千信

徒时，我们可以发现君主从来都是做出最快的反应，没有任何的昏君迹象。

在最终意义上，君主之所以成为昏君，乃在于农民的纵容：他们的暴力潜能

函数乃是一个触发脉冲函数。在税收未达到阈值前，他们无法发出任何信息让君

主警醒。没有收到任何可数量化的警告信息的君主，如果是理性的，只能成为昏

君。就象我们不能因为上街可能被撞死而不上街一样，对于没有任何数量特征的

农民反抗加以防范无疑需要过度的风险规避心理，而这种过度的风险规避心理通

常只能是在经历过社会动荡的初始几个君主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