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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帝国的经济学 -- kl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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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文摘】帝国的经济学

    转自天涯,下面几篇文章同

    作者:stoneman

    • 家园 【文摘】帝国的经济学:前言

      帝国经济学系列短文都来自于我的毕业论文,是用格雷夫首创的历史制度比

      较分析,简单地说,就是用博弈论加初始条件设定的方法来探求一些历史现象。

      经济学的论文现在充满大量的数学推导。作为工科出生,转学经济学,而从小喜

      欢历史、哲学我的来说,这种三合一的写作倒是很对胃口,当然也反映了我的一

      些思考。

      毕业后的我没有从事学术工作,在南方的一城市里糊口。由于我长期在学经

      济的人面前卖弄一下历史知识,又在历史人面前晃一下经济学知识,所以一些同

      学建议我好好整理,发几篇文章。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现在经济学里充满了

      数学,我为了毕业,自然不能免俗,全篇充斥着数学公式。如要将数学公式抽出

      来另外成文,简直就是对整篇论文大动干戈,另起炉灶。对于逃离苦海,厌倦社

      科圈不讲道理,自说自话争论,在网上也沉寂两年的我来说,实在是一件无法完

      成的工作。虽然常有同学警告我,说现在不写,很快就有人写类似的东西。后来

      吴思先生出了本血酬定律,里面的元规则和本文的暴力界定产权其实是一个意思。

      虽然没有去和吴先生争发明权的意思,但心中也有所悔,也有些心动,改了三天,

      终究是意兴阑珊,最后还是放弃了。毕业一年半,论文也就扔在那儿。

      国庆长假,独处异乡,闲极无聊,一人关在屋子里,打完游戏,看完碟片,

      最后就干脆改造论文,贴几篇自得其乐。不过水平有限,又很懒散,贴的几篇都

      是数学很少,可以改造成文的。将来准备贴的也是在空闲时,将几章数学、数据

      少的东东改造一下,供网友批驳。掐头去尾,数学多的章节全盘不用,完整的论

      文七零八落,请大家原谅俺的懒惰,全当娱乐。去掉数学后,有时候加几句大白

      话,更是不成样子,不文不白。

      决定历史的因素很多,研究历史的角度也很多,任何单一的框架必然会出错。

      心理学家看见的是性张力,经济学人看见的是利益。为了预防炮弹,我先将论文

      的前言附上。当时为了答辩通过,先自己制造了一个盾牌放在那儿。即使如此,

      当时还有一位教授指责俺片面。

      前言本文无意于重写历史,本文作者也非历史学家,充其量只是个对诸多历

      史现象有所疑惑、有所感悟而又不满足于传统史学解释方法的人。为此,本文所

      用史料大多数都是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作者的兴趣在于使用当代经济理论对

      古代历史现象进行一番新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可能由于过度从经济理性角度考

      虑而忽略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从而导致解释的片面。更由于古代历史资料的缺乏,

      进行精确的定量研究来支持作者的结论更是一件超越作者能力以外的事情,为此

      作者下笔之前曾有极大的顾虑。然而航海本身就是乐趣,不能因为可能不能到达

      彼岸而放弃这一有趣的探索,最终作者还是开始这一吃力然而未必讨好的进程。

      作者的历史经济学主义兴趣来源于经济学学习和作者个人对历史的爱好,而

      萌发撰写这篇论文的初衷来自于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中技术历史观的启发。

      黄先生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却试图使用一种经济学的方法去解释历史,尽管

      他没有什么交易成本的概念。而另一个启发作者思路的是吴思先生的《潜规则:

      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先生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也许只有一些经济学初步

      知识,但他却有惊人的洞察力,用浅显的经济学解释了古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游

      戏规则并非道貌岸然的儒家伦理,而另有一套真正的游戏规则:潜规则。青木昌

      彦(2001)也有类似的定义。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自我实施的博弈均衡结果就是

      制度,而文本法只是将制度本身诉诸于易于识别和履行的条规罢了。正是这样一

      些潜规则决定着社会的运转。

      在中国历史上,最令作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朝的周期性更迭。如果我们相

      信人们是理性的,尽管只是有限理性,但也无法理解这样的周期性破坏的持续发

      生。借用黄仁宇先生的术语,作者相信一定有什么技术性的难题决定着这一周期

      性破坏的发生,而这一难题超越当时人们理性所能解决的能力。作者试图使用博

      弈论的方法来解释这种类似囚徒困境的局面,虽然这种尝试最终可能会被更好的

      方法证明是错的。

      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决定一个社会现象的因素也多种多样,单一的解释未免

      以偏概全。但正如顾准先生所说,多方面的以偏概全合起来也许就是一种全面的

      解释。作者试图做出经济学解释这方面的努力。

      经济学用于解释现实,解释世俗生活,彰显出经济学的天赋;本文用它来解

      释另一种重复出现的历史,以此彰显其另一种天赋。限于作者的水平和方法论的

      狭隘,本文只能对部分历史现象给出解释,对许多现象还不能给以解答,甚至还

      有一些历史现象看起来与本文的解释不相吻合。即使那些看起来能解释的现象,

      此推论也许也只能看成一种类似,未必就一定找出了其真实原因,更何况原因本

      身在任何时间和空间都不可能唯一。所有这些,都曾令作者惶恐。但是航海已经

      开始,就没有落帆而归的道理,只能到风浪中去搏击。

      • 家园 【文摘】帝国的经济学之一:坐寇论

        ????经济上的产权与国家权力原本是两个严格分立的概念,一个属于经济领

        域,指个人享有的所有权。一个属于政治领域,指在市场交换外的独立公正的第

        三方仲裁者和私有产权的保护者和实施机制。按照霍布斯的观点,在一切人反对

        一切人的丛林战争中,诞生了统治秩序。这个统治者作为公共权力而维护着社会

        运行的秩序。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家权力依然是作为产权的维护者而出

        现。即使是专门研究官僚自利行为公共选择理论,也不曾直接将国家权力和产权

        相联。但是,在生活中,国家权力并非可以和私有产权分离。相反,在历史上,

        国家权力是和私有产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君主制便是这一结合的典型例证。

        纯粹的君主制,指的是由单独一个人依照基本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权。从所有

        权意义上说,在君主制下,君主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所有者,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和

        剩余索取权,各级官员和普通民众都是他的仆人。

        君主凭什么可以拥有国家权力的产权?按照霍布斯的观点,尽管有一切人反

        对一切人的丛林战争,但秩序一旦建立,就自然开始运转,不再有中断。但这与

        人类历史不相吻合,因为君主的王朝在不断更迭:王朝以暴力建立而始,又在暴

        力反抗中灭亡。所以霍布斯虽然想为君主的统治辩护,但英国的保皇党们并不领

        情。你想想啊,如果只是为了秩序而需要君主,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都可以

        提供公共秩序,凭什么非得是君主制?就算要有个皇帝,为什么是张三,不是李

        四呢?英国的保皇党人们可比霍布斯聪明多了,他们还是从圣经里去寻找英王是

        亚当长子长孙传下来的证据,只有这样的证据,才能证明国王统治的独一无二,

        俺是嫡子嫡孙,你能推翻我吗?

        一个美国小伙子UMBECK在研究加利福尼亚金矿所有权的时候,提出一个颇富

        洞见的观点:暴力确定产权(Might Make Rights )。就是说,当年加利福尼亚

        开采金矿的时候,谁先抢到一块地盘,这个金矿就归谁所有啦,所以叫做暴力确

        定产权。界定完了以后,就像闹钟的发条上紧了,下面就开始公平买卖,一个和

        谐的经济秩序就诞生了,强大的美国市场经济就这么出现了。俺看到这一段还是

        满佩服的,一个生活在温室里的美国人居然还懂这个道理,总算没有像他的前辈,

        自由派的至圣先师哈耶克那样说,产权是自然历史形成的。当然了,小伙子说第

        一次抢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抢劫,俺也可以原谅了,终究是个美国人,只有一次

        杀印第安人的经历,没有改朝换代的经验,不懂第一次可以抢,当然第二次可以

        抢。所以美国人的社会科学理论听听就行,这个没有历史经验的国家的人说出来

        的话往往都是有新意,但是很浅薄。所以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社会科学也

        一样。

        当然了,美国人也有高明一点的。比如奥尔森提出‘坐寇“理论,指出政府

        来源于暴力赋敛集团发现征收税收比抢劫更为有利,因此在不自觉的手的指引下,

        建立社会秩序。奥尔森认为,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里,原

        始部落一般由50到100 人组成。由于人数不多,部落内的和平秩序可以通过自发、

        自愿的协商来实现。而到了农业社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这时,社会无法

        自动实现和平秩序。

        此时的“暴力企业家”发现,组织强大的暴力机器进行掠夺是谋生的一种有

        效手段。于是流寇四起、土匪丛生。然而,流寇无组织的竞相掠夺使人民失去投

        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少,流寇能抢到的也越来越少。

        流寇到富裕的地方抢劫是一种“公地悲剧”。任何一帮流寇都不希望杀掉

        “会下金蛋的母鸡”,但又唯恐其他流寇先下手,抱着不抢白不抢的心态。聪明

        的暴力企业家发现,只有垄断了暴力潜能资源才能杜绝这种恶性竞争。于是,群

        雄争霸的局面出现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能组织最大暴力机器的暴力企业家最终

        胜出,垄断掠夺权力,保护交保护费的“纳税人”。奥尔森认为理性的、自利的

        流寇头子好像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变成“坐寇”,戴上皇冠,自封君主、

        国王、天子、或者皇帝,以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

        根据“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暴力潜能垄断原则,每一个王朝都由暴力而

        建立。每个王朝的开国君主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私人军队,这个新的暴力机器由

        于拥有比在位君主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获得国家所有权,从而获得向农民征收赋

        税的权力。这些新王朝的创建者或者是底层的农民,由于在位君主及其控制下的

        暴力赋敛集团的横征暴敛而处于死亡- 造反无差异的境地,因而被迫铤而走险,

        如明太祖朱元璋;要么是那些计算暴力掠夺的净收益大于生产的净收益的异族暴

        力集团,如元朝的成吉思汗和清朝的努尔哈赤;还有就是那些嫌自己在暴力集团

        中分配份额太小而夺取国家产权可能性比较大的旧暴力赋敛集团的成员,如唐朝

        的李世民。无论为何人,按照奥尔森的观点都是“坐寇”。

        在国家产权归属界定过程中,因为胜利者只有一个,致使失败者远远多于胜

        利者,以致争夺国家产权成为一个绝对高风险的行业。大部分失败者由于默默无

        闻而不得载入史册。偶尔载入史册的失败者,也不过是被正统历史学家嘲笑的对

        象。如《资治通鉴》就以嘲弄的口吻记载,公元403 年,“泰山贼王始聚众数万,

        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镇讨禽之。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安在,

        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

        口,奈何尚尔!’始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终不改号!

        ‘。“从现任君主手中夺取国家产权的风险如此之大,每个获得国家产权的新任

        君主理所当然地获得向农民征税的权力,作为其所冒风险的补偿。

        虽然正统历史学家为开国君主夺取国家产权而精心辩护,爱夸大编造其竞争

        对手如何凶残的证据,以证明胜利者如何宽仁爱民,是由于其道德而获得国家产

        权。但如实在找不出证据,如隋朝末年的窦建德,连《新唐书》也不得不称赞

        “建德性约素,不喜食肉,饭脱粟加蔬具,妻曹未尝衣纨绮。及为王,妾侍裁十

        数。”但为了替李渊、李世民父子辩护,作者无耻地写道“其间亦假仁义,礼贤

        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谓盗亦有道者。本夫孽气腥焰,所以亡隋,触唐明德,折

        北不支,祸极凶殚,乃就歼夷,宜哉!”

        虽然正统历史学家不承认,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确实是国家产权更迭

        的游戏规则,而且是一个自我实施的规则。给定不同的暴力潜能分配,拥有较低

        暴力潜能的普通中国人如果不承认获胜者对国家的所有权,将面临死亡的危险,

        而默认最后胜利者获得国家产权的所有权,至少可以维持生存并保有一定的生产

        生活资料,甚至在新统治者的统治下还可以进行生产。因此承认胜利者的所有权

        是他们的最优选择。拥有较高暴力潜能的获胜者如果想使长期收益最大化,最好

        的方法不是将农民杀戮,而是保留他们继续生产以征收税收。因此,(统治,承

        认)是君主和农民间博弈的纳什均衡。在一定意义上,这倒确实是一个公平的游

        戏原则: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这个游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胜利者。

        • 家园 【文摘】帝国的经济学之二:国家产权的运作与维护

          ????虽然国家产权归属遵循暴力界定产权原则,但竞争者却不是经常能成功,

          每个王朝一般都有一段稳定期。在每一个王朝的运转期间,每个君主都不会承认

          是暴力使其获得了权力,因为那样不具有道德合法性。最主要的是根据暴力的原

          则,其他人同样可以揭竿而起,弑君夺权,这显然不利于守天下。因此,君主制

          必然比附某种宗教,将君权神圣化,以断绝他人觊觎之心。在这种意识形态下,

          觊觎皇权者在组织暴力力量时就面临有着巨大惯性的忠君心理的抵制,从而变相

          地增加在位君主拥有的暴力潜能。因此,所有推行过君主制的民族都曾经奉行过

          君权神授的信念。中国历来就深信君主受命于天,将君主视为天子。

          皇帝,既然被视为天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人间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荀子

          •王制》说:“天地者,生之始也……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

          《管子•形势解》说:“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

          ;制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制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

          既然皇帝是奉天承运,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皇帝被认为因其崇高地位而被赋

          予巨大的权力。首先,皇帝拥有全体社会人员的人身统属权。“臣之于君也,下

          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君主是全社会最大的家长,“视天下人民

          为人君囊中之物”。君主有权随意处置他的人民,喜怒之间便决定人们的命运。

          不仅如此,君主还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邦者,人君之辎重也。”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

          受无穷”。从历史进程来看,君主除了直接占有一部分土地,而且拥有最高赋税

          征税权,通过超经济强制,实际占有全国最大财富。同时,君主作为国家元首,

          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享有政治权力独占权、最高决断权、刑赏大权和最高军事

          统辖权。

          天下,本应属于人民共有,却因君主的存在而变成君主的私人产权,从而公

          私合一。尽管御用文人制造君权神授的神话,但君主们却深知其中的本质。出身

          底层的汉高祖刘邦不经意间一语道出国家权力私人产权化的本质。据载,刘邦在

          为其父亲祝寿时说:“始大人以臣为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

          孰与仲多?”。私人产权和国家权力的合二为一,形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的

          基本特征。由此也造成既要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费用以使全社会总产

          出最大化的矛盾。

          当开国君主用暴力获得公天下的私有产权,完成国家权力私有化的初始产权

          界定后,开国君主及其后世君主就会像一个财产所有者那样来考虑如何管理一个

          国家。他所追求的是在保证其产权的前提下的个人收入最大化,这包括他本人的

          个人收入及其子孙预期利益收入的贴现值,其行为约束除了支付必须的公共行政

          和税收成本(包括君主的工作努力)外,还要保持农民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

          农民的参与约束在于君主征税后的农民剩余收入不能低于农民从事其他工作所能

          获得的收入。但在一个大帝国内,农民既不能用脚投票,又无法找到其他生活方

          式,只要不超过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资料,逼着农民从事造反这一工作就能满足

          参与约束。激励约束在于农民有积极性去努力工作。无论君主采取固定税额还是

          比例税额,只要交完税剩余就是农民的,激励约束自动满足。这里,由于交易成

          本过大,君主只能征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租金,让农民享有完税后的剩余。

          君主作为一个私人所有者来管理国家,追求其个人收益最大化,其愿意完成

          国家管理职责的动力来自于这种行为有助于维护其产权,这意味着君主同时有作

          为追求个人享乐最大化的私人所有者和作为公共管理最优化的国家统治者的双重

          目标。他将其拥有的资源和工作的努力均衡地分配于这两种行为,直到这两种行

          为给他带来的边际收益相等为止。对于君主来说,如何分配资源在两种行为上,

          完全出于自利目的。但对于公众来说,君主行使公共管理职责却具有明显的外部

          性,能给社会带来更高的福利。可惜这种社会福利函数不能进入君主的效用函数

          之中。在中国,无论儒家学说制造多少内圣外王的神话,我们却很难相信君主会

          有一种利他主义精神从而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尽管真有诸如建文帝之类走火入

          魔的书呆子皇帝。

          虽然被称为万岁,君主却知道死亡必不可免。既然天下属于私有,这就涉及

          到君主将天下传给其子孙的问题。不同于西方的继承法,中国一向实行诸子均得

          的原则。但是,国家不同于普通财产,无法分割,即使勉强分割,不过是在子孙

          中制造战争,反倒不利于保有国家这个产权。更何况,天无二日,制造两个国家,

          也不符合意识形态的传统。因此,国家只能传给子孙中的一人。为此,传统制度

          制定种种继承原则,基本上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常有人指责这种继

          承原则不考虑继承人的品行,以致昏君百出。殊不知对于君主制的意识形态来说,

          君权乃神授,不考虑人品德行,隋文帝就曾说:“帝王岂可力求?孔丘以大圣之

          才,作法垂于后代,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这种择贤的思想看起来有理,

          实际上开启篡夺争位之心,造成皇族内战。对于君主来说,择贤的收益远抵不上

          争夺皇位可能性加大带来的成本,不是一个合理选择。实际上,古今中外,君主

          制国家的继承制度大同小异,都有明确的继承秩序,绝少择贤的制度,可见其中

          的收益- 成本计算是一致的。

          尽管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但深知其原始产权来源于暴力的中国君主并不指

          望儒家学说的教化真的能够防止风险爱好者揭竿而起,因为他们自己现在的地位

          足以证明此点。“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君主既能说服大家相信天命归己,就

          无法阻止他人模仿,儒家的教化不过提高造反者的门槛,却不能消灭造反的可能。

          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君主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垄断暴力潜能,威慑

          一切潜在造反者和镇压一切铤而走险者。这支私人军队的所有权属于君主及其继

          承者,却因君主的天子名义获得了官军的身份。凡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明白,

          父子相袭、忠君为国的大道理并不是中国社会运行的真正规则,“胜者为王,败

          者为寇”才是真正的潜规则 .因此,私人性“官军”的周期性盛衰同样成为中国

          王朝周期性更迭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国家的私有产权化形成如下特征:(1 )君主作为国家的唯一所有

          者,享有财产权,并为此而享有获取租金的权力;(2 )国家作为君主的私人财

          产,在君主死亡时由其后人继承;(3 )国家政权的一切活动合法性来自于作为

          所有者的君主的委托授权;(4 )由于缺乏第三方仲裁者,君主维护其财产所有

          权在于垄断军事力量,防止暴力潜能的分散;(5 )国家产权的变更来自于暴力

          行为,也即暴力潜能垄断者的变更。

          • 家园 【文摘】帝国的经济学之三:官军的衰落

            ????传统王朝建立后,官僚阶层日趋腐化,特别是作为君主国家产权守护者

            的军队逐渐腐化。这支被人称为“官军”的军队,虽然只是君主的私人武装力量,

            但由于国家产权的私人垄断属性,而被看作一支公共武装力量。但是,这种误解

            却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君主对国家的所有权来自于其对暴力潜能的垄断。作

            为君主私人军队的“官军”便是君主垄断暴力潜能的标志,也是其权力的实际来

            源。不管意识形态赋予君主如何的神圣性,一个失去军事力量的君主不可能维持

            其对国家的所有权。鉴于暴力潜能资源禀赋对君主的决定性意义,任何一个君主

            都将追求暴力潜能资源禀赋最大化,直到增加暴力潜能资源的边际效用等于增加

            对应财政开支的边际成本为止。

            官军虽然属于君主,君主却无法直接管理军队,不得不将军队委托给将领们

            代理。同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生产不同,军队的战斗力是可以增长也可以衰减的

            变量,取决于君主的代理人――将领所付出的努力,这就意味着军队的管理仍然

            是一个委托- 代理关系。但在君主是国家的唯一所有者也即官军战斗力的唯一法

            定剩余索取者的情况下,这就导致古时的军队同现代国家的国有企业具有同样的

            性质。君主是官军这个企业的唯一股东兼董事长,各级将领则是君主雇用的经理

            人,由他们指挥士兵去生产军队战斗力这个产品。当我们用国有企业经营的眼光

            去看待官军的管理问题时,显然历代官军随着时间推移战斗力不断减弱的原因就

            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由于企业委托- 代理理论已足够成熟,在本节的探讨中将直

            接引用这些结论。

            在君主制下,军队是一个自然垄断的国有企业。这里的自然垄断不仅指军队

            作为公共物品而具有的自然垄断属性,还指君主不可能接受任何其他私人军队或

            者官军私人化现象的存在,因为这将对君主的私人产权构成威胁。给定君主由于

            能力的下降使其直接管理军队的交易成本过高而不得不委托将领们去代为管理。

            为此,君主必须同将领签订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必须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来

            使高级将领们有积极性去经营好军队,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至少不使其下降。根

            据企业理论,除非君主让渡部分产权或剩余索取权,那么不可能设计出保证将领

            们有积极性去经营好军队这个超大型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真有这种激励机制,

            世界各国就不用为国有企业的经营去烦心。但给定军队的自然垄断属性,任何部

            分产权或剩余索取权让渡都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由于委托- 代理关系下的信息不对称,将领们有偷懒或将官军变为

            私有两种道德风险。由于君主获取暴力潜能租金的资格来源于其作为暴力潜能垄

            断者的地位。在外部敌人没有相当暴力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将领们化公为私的道

            德风险给君主带来的负效用通常高于将领们偷懒造成的负效用。因此,在通常的

            机制设计下,君主为防止将领化公为私,多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使“将不专兵,

            兵不专将”,这样将领们就无法化公为私。由于防范化公为私的机制和防范偷懒

            的机制之间存在替代性,即有助于防范将领们化公为私的机制将减弱将领们努力

            工作的激励强度,因此,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这是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的主要

            原因。但以经济学的观点看,军队防范道德风险的机制通常在王朝一开始就建立,

            后期多无重大变化。因此,分权的体制最多决定一个王朝军事力量的初始禀赋的

            高低,但还不足以解释历史上官军日趋腐化导致战斗力下降的现象。所幸的是,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强大的解释工具让我们去理解这些历史现象。

            给定君主不能让渡军队的部分产权或剩余索取权,而君主和代理人之间又存

            在信息不对称,君主为设计激励机制,必须有一个可考核的指标去验证将领们是

            否用心去管理军队。由于在和平时期军队战斗力是一个不可验证的指标,君主唯

            一可考核将领们经营努力的指标只有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这将导致两个问题:

            (1 )君主在和平时期无法监督和发现将领的工作努力;(2 )在局部战场上,

            由于帝国拥有远远压倒竞争对手的人力和物资资源,获胜的将领可能是因为物质

            资源优势而不是其工作努力的缘故。

            假定将领有只有两种高和低工作努力可选择给定君主不想让渡剩余索取权,

            决定宁可承受军队低战斗力的风险也不愿意承受丧失国家产权的风险,只赋予将

            领们固定工资。但为激励将领们努力工作,君主承诺如果发生战争,将领们在战

            争中获胜的话,将授予爵位等奖励,打败仗将予惩罚。给定帝国地域广大,有充

            裕的人力物力资源,将领们预期很少有人敢于对帝国作战,即使发生战斗他们也

            会相信凭借己方的人力物力资源也完全可以获胜。由于将领们预估发生战争的概

            率很低,发生后打败仗的概率也很低,概率连乘的结果,将领们被惩罚的可能性

            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将领们努力工作的激励约束通常是不满足的。这样我们得

            到如下结论:给定君主要保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而又无法在战场以外考核将

            领们的努力,只要专制王朝有充足的资源,将领们将只愿付出最低的工作努力或

            进行最大限度的腐败。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官僚机构的日渐腐朽,君主能力的日渐下降,中央政

            权的监督能力日趋衰落,专制王朝的军队战斗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

            们以明王朝作为我们研究的案例对象,主要依据范忠义、张文才(1998)和

            王春瑜(2000)对明军的介绍。自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来,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军事制度。在中央以兵部掌管军事调动、人事升迁、武器制造等事项,以五军都

            督府负责日常军务,在都督府以下以都司、卫所建立科层军事体制;在民众中建

            立以建立世袭军户为主的服役体制,在永乐2 年(1405年),军户有200 万户,

            占全国总户数的18% ;在军事财政方面以军事屯田为主,屯田收入(明官方叫屯

            田子粒)在永乐三年(1405年)到达22467700石,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0%以上。

            在明王朝初期,军队也保持了相当的战斗力,直至永乐23年(1424年)明军还能

            出塞进行远征。

            但是,这种军事体制并不能解决委托- 代理关系下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军

            官们不能化公为私,他们就有偷懒的动力。信息不对称局面导致君主无法控制将

            领的日常工作努力,而长期的和平生活使君主连检验军官阶层工作成果的机会都

            已失去。承平日久,一般军官不想学也不愿学军事,更不愿督促士兵进行训练,

            因为多学多干并没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士兵“手不习攻伐击刺之法,足不习

            坐作进退之宜,目不识旗帜之色,耳不闻金鼓之节”,情同乌合之众。更严重的

            是,军官们利用职权,巧取豪夺,败坏军队战斗力。据王春瑜(2000)的介绍,

            明代军官贪污贿赂的方式主要有:1.侵占屯田。达官贵人、各级军官大肆侵占屯

            田,军屯日益破坏。明英宗时,指挥田礼等“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

            递年不输子粒”。最后的结果是“万历之时,记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余顷,视

            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余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其弊如此”。军屯的破坏破坏明

            朝军事经济体制。更严重的是,明朝的管粮官不问屯田有无,军土是否被占役,

            只管征收屯军的余粮,克扣月粮。最后军士不堪剥削虐待,只有逃亡,削弱了军

            队战斗力。

            2.收受贿赂。明代下级军官的升迁全靠高级军官和兵部,而且军官的贿赂比

            文官更厉害。如正德时的刘宇,由掌管军官升迁的兵部尚书升为掌管文官升迁的

            吏部尚书后,竟有如此感慨:“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军官的贿赂导致无能

            的军官占据重要职位而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3.占役买闲。国有军队的经理人- 军官们在委托人君主缺乏验证其工作努力

            的手段的情况下,不仅不用心组织士兵训练,相反利用士兵来为私人目的服务。

            据王春瑜(2000)介绍,明代军官有一项常例―买闲,即每个士兵每月给将官二

            百余钱,就可不操不点,名正言顺地去做别的事情。就连马匹也可以“买闲”,

            如每匹马月纳三百余钱,就可以拿去运输赢利。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军官和士

            兵双方合作战略,以牺牲君主的利益赢得双方效用的增加。除此之外,各级军官

            还私自役使军士,称为“占役”。如明英宗时,镇守陕西的太监王贵就私役军士

            900 多名为其种田;宁夏总兵官吏昭和左参将丁信“私役官军,动以千百计”。

            在这种情况下,指望明军保持战斗力是不可能的。

            4.明军士兵大量逃亡。在朱元璋的军事体制内,以从军户抽壮丁服军役,很

            少使用募兵政策。但由于士兵地位低下,生活艰难,逃亡颇多。但除军屯破坏和

            生活的等原因外,军官们的放纵也是重要原因。范忠义、张文才(1998)指出

            “都司卫所的军官惟知肥已,对士兵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克扣月粮,或

            减其布絮,名目繁多,不―而足,致使士卒衣食无着,只有逃亡。而对逃亡的士

            兵,军官一则可以索取贿赂,一则可以吞噬月粮,不加过问。”士兵逃亡可以使

            军官们吃空饷,军官完全有积极性纵容士兵逃亡。据统计,从明朝建国到正统十

            四年(1449年),即建国80年后,逃亡军士1633664 名。不仅是较少战斗的内地,

            即使战斗较为频繁的边防,士兵也大量逃亡,如“洪武时,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

            正统、景泰间已不足额”。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君主不要说激励各级军官用心练

            兵,即使连最基本的维持理论上可验证的士兵数额都无法做到。这里不仅是君主

            与军官间的信息不对称,君主连惩罚都很难:一是君主在腐败已经普及后无法惩

            罚所有的犯规官员,二是官员的流动性使问题得以积累,因为很可能问题是前几

            任累积造成的。但等到君主已经发现问题后,已不能处分现任官员。

            君主既无法验证军官们的努力,又无法设计出激励机制解决官军这个国有企

            业经营效率问题。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明军迅速地衰败。就在明成祖永乐23年

            (1424年)最后一次组织大军远征塞北之后的仅仅二十五年,五十万明军就在土

            木堡被两万余蒙古骑兵打败,连皇帝也被俘虏。如果说“土木堡之变”还有偶然

            性的话,同时代的叶宗留、邓茂七农民起义更是暴露出明军腐败无能的特点:地

            方军队根本就已不能维持地方治安,中央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幅下降,最后不得不

            依靠巨大的数量优势(这里的数量优势指双方受过训练部队人数的对比,并非指

            双方军队名义上的总人数,历史上农民起义往往拥有名义上的数量优势)和政治

            上的招抚政策才能击败对方。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如果发生战争,君主可以勉强地从侧面查知军队的

            战斗力,但他仍然无法准确地知道军官们的努力,因为帝国庞大的资源使帝国总

            能战胜零星的挑战,而最后的胜利则使帝国上下缺乏改革的紧迫动力。凭心而论,

            任何军事上的短暂失败,总会促使君主和官僚集团做出一定的努力去修正军事体

            制。但无论如何,只要帝国的官军还能勉强维持局势,君主就不可能允许有任何

            潜在竞争者的出现,因此不会让渡任何军队的部分产权去激励军官努力工作。这

            就意味着在帝国官军过于庞大,君主无法直接经营官军这个企业时,作为经理人

            而没有剩余索取权的军官是不可能努力工作的。因此,任何军事改革由于无法改

            变官军的国有企业性质,暂时的反弹最终将再次衰败。

            明王朝的军事体制就经历过多次这样的衰变。土木堡之变后,在于谦的领导

            下,改革军制,“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同时,

            明政府严肃军纪,强化军事训练,恢复屯田,一时颇有振兴的气氛。但由于激励

            机制始终无法解决,一旦承平日久,军队再次衰败。经过明英宗、宪宗、孝宗、

            武宗六十年的演变,军队已不堪作战。如首都的军队,在明武宗死后,简选精锐,

            “按籍三十八万有奇,而存者不及十四万,中选者仅二万余”。明世宗于1521年

            以外藩的身份即位后,曾有心振作,改革京营,补足士兵人数(我们可再次发现

            在古代君主与官僚间的信息不对称严重程度,即使是作为君主产权凭证的军队的

            实额都无法控制,每次都是补足了事),但这些并不能解决问题。嘉靖十五年

            (1535年),负责首都部分军队的都御史王廷相就上书指出三弊:“一。军士多

            杂派,工作中虽不得入操。虽名团营听征,实与田夫无异。二。军士替代,吏胥

            需索勒贿。贫军不能办,老羸苟且应役,而精壮子弟不得操练。三。富军惮营操

            征调,率贿将弁置老家数中。贫者虽老疲,亦常操练。”嘉靖二十九年(1549年),

            鞑靼首领俺答入寇,首都军队的反应是“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

            顾变色”。而同时期的海防,在嘉靖中期以前,由于“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

            朝廷阅数岁令一大臣巡警而已”承平日久,政府对海防更加漫不经心,导致海防

            比时常还有些战事的边防更加衰败。海防卫所的士兵大量逃亡,军队缺额在半数

            以上,有的甚至到了“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的地步,剩下的士兵也是

            滥竽充数,战船所剩无几,完全不堪作战。据《明史》列传二百十《日本》载,

            在嘉靖三十四年竟发生了六七十人的倭寇横行数千里,杀伤官军近四千人,经历

            八十余日才被歼灭的事件,而当时在南京附近的驻军,理论上应有十二万人,明

            军衰败可见一斑。

            军事上的大败,迫使明政府进行军事改革。作为经济学注意的重点,我们仍

            注重于军队产权方面的改革,观察政府如何解决激励问题和组织中的合谋问题。

            根据泰勒尔(1986)的观点,一个组织成立时间越长,合谋现象就越严重,而新

            组织由于人事较新,合谋声誉效应、惩罚效应尚未完全建立,合谋现象较弱。这

            用来评述历代专制王朝的军队确实非常准确。卫所制军队到明朝晚期已不堪再用,

            但作为一个长期组织其内部合谋又无力改造,必须使用体制外变革的方法编练新

            军,成为古代意义上的增量型军事改革。这意味着君主要部分让渡军队的剩余索

            取权或部分所有权,让将领们有相当的自主权,因为君主自己不可能去编练新军。

            通常,不到万不得已,专制君主是不允许任何私人或带有强烈私人性军队的存在。

            但到嘉靖中期以后,严重的军事问题迫使明政府做出让步,允许将领们获得部分

            军队所有权。以前明朝的士兵来源主要是世袭军户,在训练、作战体制上是将不

            知兵,兵不知将,负责训练的不管作战,作战的不负责训练。这样的体制有效地

            防止了将领们拥兵自重,保证君主的国家所有权。现在在外来军事压力面前,明

            政府终于允许明朝将领自己招募、训练新兵并指挥新军队作战,募兵代替军户成

            为明朝军队的主力,尽管这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将领们获得部分所有权后,

            他们对自己的这部分军队便投入最大的积极性精心建设,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戚继

            光“戚家军”的建设。戚继光就自称募兵“选择之精,训练之勤,赏罚之严,悉

            由乎我,而大有实益。”经过严格训练的这支新军,在战斗中表现出强大的战斗

            力,很快就和其他军队荡平了猖獗的倭寇。有趣的是,不仅戚继光有一支强大的

            名义上属官方的“戚家军”,明朝后期的名将大都有自己的心腹家丁组成的私军。

            家丁的勇敢被官方作者认为是该将领能创建战功的重要缘由。据《明史》卷二百

            十一所载北方抗御蒙古部落的诸名将中有马永“蓄士百余人,皆西北健儿,骁勇

            敢战”,他被任用的理由则是“帝问将于李时,时以永对,且曰:其家众足用也”,

            同传中的马芳“家蓄健儿,得其死力。尝令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斩获”。万

            历中的名将李成梁“收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结果获得“边帅武功

            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的美誉,史官的结论是“成梁诸战功率籍健儿”。有趣

            的是其子李如松、李如柏相继为将,如松获胜,如柏大败,史书的总结是“始成

            梁、如松为将,厚续健儿,故所向克捷”,到李如柏时,“至是,父兄故部曲已

            无复存”,因此成为其战败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任何一个将领想获得军事上的

            成功,除了个人才能外,还必须有一支得心应手的军队,除非他拥有压倒性的物

            质优势。

            虽然明政府让渡部分军队所有权的结果使军事形势暂时获得改善,无论是海

            防还是北方边防都取得较大战果,但这种将领拥有部分军队所有权毕竟对君主造

            成威胁。不管该将领是否想成为军阀,这种自己募兵、训练、指挥的体制将不可

            避免地使军队带上个人色彩。即使还不能说他的军队效忠该将领已经超过了效忠

            君主,但这危险的趋势已经开始。黄仁宇(1982)就一针见血地评论道“不论戚

            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军队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色彩,所以人们就恰

            如其分地称之为‘戚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军队三十年后,仍然是戚继光

            的个人部队”,因此“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

            家的威胁”。这里,我们发现君主很可怜:如果他不让渡军队的部分所有权,他

            就不能激励将领们努力工作;但如他让渡所有权,他的国家所有权就面临新军阀

            的挑战,毕竟君主拥有国家产权的原因乃是其垄断暴力潜能而并非名义上的君权

            神授。

            虽然将领们拥有了部分军队私人产权,但在王朝腐而不朽的时候,还远不足

            以构成对王朝的真正威胁。毕竟在王朝还没有遇到颠覆性危险的时候,君主不可

            能容忍将领们拥有太多的私人军队。而且,拥有一支军队仅是手段,如果不能换

            来实在的物质利益,将领们的工作积极性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在这种短暂的平

            衡局面下,组织中的合谋现象又在新的军事组织产生发展,这是因为君主只让渡

            了部分军队所有权,大部分募兵仍在君主的控制之下。将领们人数甚少的家丁虽

            然战斗力极强,但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将领们只获得少数军队所有权后,

            他们也只能对自己的家丁重视,却很难对朝廷的军队给予同等的关注,结果卫所

            军队的衰败同样发生在新的募兵身上,明朝的军事力量便不可遏抑的彻底衰败。

            范忠义、张文才(1998)的研究指出,虽然在嘉靖年间,戚继光的募兵相当成功。

            到万历年间,也还有人探文称赞募兵制有十大好处,但到万历末年,募兵一样不

            堪再战,原因在于“这时的募兵‘募者一官,统者一官,彼此不相照应。’募兵

            者只想应付差事,而没想到打仗。统兵之官也已腐败,只想‘挂虚冒恤’,盘剥

            士兵………,致使士兵不是逃亡,就是兵变”,即使不逃亡,不兵变,在营的所

            募之兵也已经“气不可鼓,士不可用矣”。显然,只要君主拥有过多的军队战斗

            力的剩余索取权,而不给军官们充分的激励,任何军事改革都只能取得暂时的成

            功,最终因缺乏自我实施性而失败

            官军腐败而不堪作战,不仅发生在明王朝,也在各个专制王朝中同样发生。

            在正规军无力消除对帝国政府的军事冲击,君主被迫允许官员们编练新军来缓解

            严重的军事危机。但在传统体制下,新编练的军队对练兵将领具有极大的人身依

            附性,对将领们的效忠超过了对君主的效忠,这意味着君主让渡了部分军队所有

            权。随着局势的恶化,在部分让渡也不行后,君主就不得不完全依靠私人军队来

            作战。如清朝末年,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后,正规官军日益腐败,无论是八旗

            还是绿营都不堪作战。在嘉庆初期白莲教大起义时就必须依靠临时招募的乡勇来

            对付义军,只不过白莲教起义规模不大,乡勇未能成军,事后迅即被解散。几十

            年后,太平天国起义发生时,政府军完全不能抵御,最后不得不依靠曾国藩、胡

            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新建的湘、淮军才将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但这时由

            于私人军队力量过于强大,清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再解散私人军队,不得不容忍私

            人军队的存在。清末新政的编练新军,历史表明,新军编练越多,清政府灭亡越

            快。最后,清王朝在军阀后起之秀袁世凯的北洋军威逼下亡国。即使这样,清朝

            的经验仍是一个特例。通常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君主没有自己的军队而完全依靠

            私人军队来消灭农民起义或抵御外来入侵后,无论成功与否,君主对国家的所有

            权一般随后就失去,因为君主的产权来源于暴力潜能垄断。失去暴力潜能的君主

            失败则被对手夺取产权,如朱元璋、刘邦等;胜则被新军阀夺取产权,如朱温等,

            象清政府这样还能坚持五十年的事很少见的。下表是各专制王朝末期在发生企图

            消灭该王朝的军事冲击时,由于国家正规军的失灵,君主不得不依靠私人军队来

            应付的情况一览表。值得指出的是,下表没有列出那些短期的王朝,虽然他们军

            队的私人性更加明显。

            历代王朝末期私人军队一览表

              王朝 军事冲击 私人军队 胜负情况 最后亡国原因

              

              东汉 黄巾军 董卓、

               农民起义 曹操、孙坚等 胜 董卓

              

              东晋 桓玄 刘裕 胜 刘裕

               内部军阀

              北魏 葛荣 尔朱荣 胜 尔朱荣

               内部军阀

              唐 黄巢 李克用、朱温等 胜 朱温

               农民起义

              宋 金 岳飞、韩世忠等 平 蒙古

               异族入侵

              元 红巾军,朱元璋 王保保 胜 红巾军负

               李思齐等 朱元璋胜

               农民起义

              

              明 清 异族入侵

               李自成等 农民起义 左良玉

               郑成功

               李定国等 负 李自成(亡明)

               清(亡南明)

              清 洪秀全 曾国藩 胜洪秀全

               农民起义 胡林翼、

               英、日等 左宗棠、

               外来入侵 李鸿章等 负 日本 袁世凯

              *本表所列灭亡原因是指该王朝最后失去政权,并非名义上的灭亡,如东汉在董卓进

            京时就已不能统治,而非曹丕废汉献帝而自立才算灭亡。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用国有制不如私有制来解释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何以解

            释现代军队的管理。我以为其中的区别在于:(1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高精

            尖武器的使用,建立一支军队的门槛越来越高,古代可以斩木为兵,现代你即使

            拥有枪支也很难最建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了。这种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高门槛增强了

            军队的自然垄断属性,而又不易为暴力民企所替代;(2 )在正常情况下,两个

            国家战争通常都是正规军之间的战争,都是国企对国企的战争,这里无法考核委

            托治理链的区别;(3 )军队的变化受整个国家大气候的影响,不可能在整个官

            僚腐朽后维持廉洁,也不可能在官僚机构维持廉洁的情况下,变得过分腐朽。这

            就意味着在民主的体制下,如果能对政府保持有效的监督,虽然不指望政府能象

            民企那样高效率,但亦可维持军队的基本素质;(4 )进入现代后,传统私人打

            天下的意识形态已不为人所接受,一支纯粹的私人军队无法与一支具有强烈意识

            形态的军队相较量。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可以部分替代物质待

            遇和军官团个人私利对军队的腐蚀作用。即使再有民间的军队诞生,他们也得依

            靠某种意识形态来维持军队的战斗力。野心家们即使实际上控制着军队,他也得

            使军官团相信他们不是为个人服务,而是为某种神圣的使命服务。

            • 家园 【文摘】帝国的经济学之四:理性的昏君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1980)成功地应用制度理论解释暴政的存在是由

              于刚好一个大国周围都是一群弱国,统治者没有较强的竞争对手。这个理论本来

              足够强大,也正好同中国的历史一致。但是,却常有为帝制辩护的另一种理由。

              他们认为由于君主是国家的所有者,享有治国的全部收益。他为了保证江山可以

              传给子孙后代,有积极性进行长远的制度建设。考虑到农民造反或异族入侵等等

              各色各样的潜在竞争者,君主应该有积极性建设好国家,尽量避免涸泽而渔,使

              其贴现长期收入最大化。显然,这种理论是鲍莫尔(1982)可竞争市场理论在政

              治上的一种运用:在政治市场上虽然没有现时的竞争对手,但如果有潜在的进入

              者,为了阻止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处于垄断地位的君主将会以较低的赋税和较

              高的工作努力来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给定君主的低税收和高工作努力,由于

              政治市场进入(造反或入侵)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潜在竞争者进入将无利可图。

              这样,君主由于成功地阻遏潜在竞争者的出现,实现了长期收益最大化。我们无

              妨称这种理论为“可竞争君主市场”理论。虽然该理论为开国君主及某些后世明

              君的励精图治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由,但公认历史上还是昏君和庸君多,明君少。

              只有解决了在可竞争君主市场理论下的昏君多于明君问题,才能为历史上如此多

              的昏君的出现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解释。

              从理性的角度说,不管一个君主是昏君还是明君,没有一个君主希望自己的

              江山在自己执政或子孙执政时被其他人夺去。给定每个君主都有维护其国家所有

              权的积极性,何以还会有这么多昏君的存在?这些昏君并非不学无术之人,他们

              从严格的教育中完全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就是说,昏君完全

              知道虽然没有现时的竞争者,但却有潜在的竞争者,自己的暴力潜能垄断者的地

              位并非不受挑战。那么,明知有潜在竞争者的君主何以不积极治国?

              为解释昏君的产生,我们构造如下模型:为简化起见,同以前一样,我们并

              不假设君主有任何的利他主义动机,君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使当期收入和未来

              收入贴现值最大化。他的效用函数不等于社会福利函数。在饱和型帝国假设下,

              由于帝国君主的疆域已经扩张到极限,已不可能通过扩大疆土来获取更高的收入,

              君主只需要防御异族的入侵。同时,在农业生产不具备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君主

              也不会预期收入会随着生产发展而大幅增加。为简化,假定君主遵守永不加赋的

              训导,因此每个君主每期选择相同的税收T ,因此君主的选择变量只有工作努力。

              为简化起见,假定君主只有两种工作努力,选择高工作努力的被称为明君,选择

              低工作努力的被称为昏君。同鲍莫尔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君主只需要保持现在的

              既定状态,因此除非君主完全不作为,无论君主采用何种工作努力,潜在竞争者

              都不会在当期进入(造反),而是会在将来的某个时期选择进入。相对于不同的

              工作努力,潜在进入者进入的时间不同。但是,无论君主怎样努力,根据历史经

              验,他不指望王朝可以无限期地延续。这样,君主知道自己及子孙的暴力潜能垄

              断地位总有一天会结束,但他不知道何时会结束,只知道自己付出的工作努力越

              高,垄断地位维持时间越长。这样,王朝的延续时间就和人的寿命相似:人终归

              是要死的,只不过不同的生活方式寿命不同。因此,君主选择高工作努力的唯一

              动机就在于这样能使其王朝延续更长的时间,使其子孙所获得的总贴现收入最大。

              假定君主年收入为T ,贴现率为δ,君主选择高或低的工作努力e ,工作努力的

              负效用为C (e )。为简化,假定为线性函数ae,a 为负效用系数。这样,君主

              的净效用函数为:U=T (1-δ∧n )/ (1-δ)-c(e )。

              给定君主预期采用低工作努力将使王朝延续n 个时间段,高工作努力将使王

              朝多延续△n 的时间,那么,君主采用高工作努力的要满足:1 、激励约束:君

              主采用高工作努力的净收益大于低工作努力的净收益2 、参与约束:无论选取何

              种工作努力,君主的净效用都大于T ,否则君主宁可抱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的态度,选择不进行任何工作。通常情况下,参与约束是自动满足的。

              那么,君主采用高工作努力的前提是高低工作收入差T (δ∧(n+1 ))

              (1-δ∧(△n ))/ (1-δ)要大于高低工作努力之间的负效用差。

              列位看官不要被数学吓倒,只要知道贴现率是个小数,n 和△n 是正整数,

              n 越大,△n 越小,君主高低工作努力之间的收入差越小。俺再解释一下贴现率

              :就是说,你往银行存一百元钱,明年连本带利105 元钱。那么明年的105 元只

              相当于今年的100 元,这5%嘛就是贴现率。也就是说,二十年后的100 元价值在

              今年也就一元的价值(原谅俺不算复利)。用到税收上,君主明年征100 的税,

              只相当于今年他征了95的税,所以说今朝有酒今朝乐。整个公式就是说,由于有

              贴现的存在,王朝未来的收入抵不上现在的收入,王朝持续时间n 越长,将来收

              入折算成现在的收入越低,皇帝努力工作的效用就越低。比如说,你努力工作,

              王朝的寿命会从10年延长到20年,这个努力工作的效用就很高;但如果你努力工

              作,王朝从1 万年的乌龟延长为1 万零20年的王八,尽管多延长了20年,但贴现

              后这个效益就很低了。

              言归正传。由于其它变量均为常数,决定激励约束是否满足在于君主自己最

              初的预期时间n 和 .这种时间长度由于无法准确预知,全由君主自己个人预期判

              断,而这种预期将决定君主是否为昏君。就上面看,n 越大,越小,君主就越容

              易成为昏君。但我们如何能从中得出昏君通常比明君多的判断呢?

              这里要应用无限期博弈的基本观点,即通常一个博弈者不知道博弈何时结束

              时,他往往会假定现在的博弈会无限期延续下去,就象一个人虽然知道他会死,

              但由于不知道何时会死去,总会不断地购买医疗保险,不会因为60岁了就不买了。

              同样,当君主不知道王朝何时会灭亡时,他并不能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期,只能

              假定现状可以得到维持。极端的,当君主将王朝寿命作无限期处理即n 无限大时,

              而自己的努力使王朝多延续的时间并不很大,显然激励约束是不可能满足的。这

              时,君主将选择低工作努力。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命题1 :当君主不

              能准确预期潜在竞争者何时进入而假定现状可以得到维持时,君主往往会选择低

              工作努力。

              上述命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每个王朝会产生那么多的昏君,并可以解释一

              个君主尽管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江山永固,行动上却像个昏君即短期代理人的原

              因。所谓昏君并非不理性,实在是因为他们无法得知自己的努力对王朝到底有何

              具体的贡献。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我们亦无法为君主寻找到努力工作的理由:

              帝国疆土已达后勤保障的极限,开疆拓土已不可能;农业生产看起来也已经进入

              稳定状态,不再有大幅增长的可能;异族的入侵已被抵挡;农民们虽然生活差一

              点,但还造不了反。王朝看起来一切都在正常运转,潜在竞争者根本不知道在何

              处。这种情况下,君主付出较高工作努力到底有何价值?君主自己无法即时享受

              高工作努力带来的边际收益,而对子孙到底有何影响却不能确定。君主选择低工

              作努力,也根本看不出对未来有多大的坏处:除了几个大臣用道德原则嚷嚷,到

              底负效用有多大却无人能准确加以预期。因此,尽管国家是自己的私产,但当这

              个私产不能给君主带来即时的收益或者说君主不能充分享有努力治国的全部剩余

              时,君主一样会选择机会主义的行为。极端的,君主只付出维持国家存在所需的

              最低努力。

              通过君主对未来不确定而将其作无限期处理的转换,我们发现了历史上昏君

              多的真实原因,这就解决了“可竞争君主市场”的问题。同诺斯的理论一起,可

              以用来解释尽管拥有私人产权,但君主的行为看起来却像没有剩余索取权的短期

              经理人的作为。这就可以解释明朝的嘉靖、隆庆、万历等有名的懒皇帝的作为。

              他们并非不想将江山传给子孙,只是他们的作为受惩罚的时期不能确定,他们当

              然假定现状可以维持,从而继续他们的昏乱行为。

              事实上,我们又可倒过来反思鲍莫尔的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前提条件,即在位

              垄断企业必须准确地预期到潜在进入者进入的时间及其生产成本。如果做不到准

              确预期,在位垄断企业一样会将潜在竞争者进入的时间作无限期处理。这样,在

              位垄断企业就会向消费者索取最高利润垄断价格,而不会像鲍莫尔设想的那样在

              潜在竞争者的威胁下,只收取竞争价格。你看看现在的那些垄断国有企业就知道

              了,即使谁都知道不出多少多年他们就会遇到竞争,他们依旧如故。

              这里,君主私人所有制不能带来君主长期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这无疑是对私

              人产权理论的一个嘲讽。究其原因在于,当国家权力变成私有财产后,就没有第

              三方仲裁者来对“不理性”的君主实施及时惩罚,真正的惩罚只能在将来某个不

              确定的时期才会发生。当惩罚不可预期时,就不可能指望君主会尽最大努力来治

              国。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推论:推论1 :君主预期低工作努力的惩罚时期越

              早,君主越愿意付出高工作努力;预期惩罚来的越晚,就越不愿意付出高工作努

              力。

              上述推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时代君主的作为。前几代君主之所以会励精图治,

              乃是因为他们刚刚亲身经历或耳闻一场大规模的改朝换代的动荡,对农民起义、

              异族入侵等有强烈的感受,预期低工作努力所受的惩罚时期较早;后期的君主则

              生长于深宫之中,对社会的动荡可能性没有亲身的感受,对只从书本学来的历史

              教训则没有真正的体验。书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行。如果过去一直天下

              太平,现在看起来也是天下太平,后世君主没有理由认为现状不可以维持下去。

              一旦拥有这种心理,君主自然就会成为理性的“昏君”。一个正常人的心理预期

              不可能完全由理论知识而来,一般总是由最近几个时期的样本抽样,并不断剔除

              最早时期的样本,加入最近时期的样本而得到通常的预期,或者说最近的经验。

              上述的分析打破了那些为君主制辩护的理由,所谓君主可能会有长期考虑不

              过是一种幻想。君主追求的是长期收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函数,其唯一的约

              束就是被替代的可能性。如果君主预期被推翻的可能性很小,他没有任何理由不

              去充当一名“昏君”。那些反对所谓暴力反抗的保守主义的主张更是缺乏理性的

              思考:如果真的取消了暴力反抗,君主就连最后一点畏惧都没有了,君主就更没

              有积极性去认真治理国家。南北朝时宋孝武帝的反应颇能说明问题。史载“上大

              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妾幸臣,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室起玉烛

              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因盛称高祖俭

              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象孝武帝这样直言不讳

              批评祖宗的君主比较少见,但大多数后继君主大概会觉得开国君主不会享福。在”

              崇古“的儒家氛围里,后继君主恐怕还会觉得老祖宗立下简朴的”坏“规矩妨碍

              自己享福。做皇帝却过着田舍翁的生活,做皇帝有何意义?如果后代子孙都跟着

              开国君主学,这个万里江山拿来有何用处,岂不是成了平白奉献治国劳动的活雷

              锋?显然,无论开国君主怎样设计体制,他们不能给子孙找到激励机制,也不能

              为子孙提供预警机制,相反,他们越是成功,他们的子孙就越无激励,越没有畏

              惧,当然就越象个昏君。或许,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悖论。

              上述的研究或许会为昏君的出现提供有力的解释,但还有一个疑问在于,君

              主真的对王朝的可延续性抱有那么强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对任何危险的信号都熟

              视无睹?其实不然,君主对于失去江山是永远报有最高警惕的,对任何他认为可

              能导致王朝更迭的苗头都将尽可能地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如上述嘲笑老祖宗的

              宋孝武帝,虽然奢侈骄淫,但对可能对其地位造成威胁者却百般防范。如当时的

              竟陵王刘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诞居中,使出

              镇京口,又嫌其逼,更徙之广陵”,最后将刘诞逼反。关键在于为何君主看起来

              不怕农民造反却怕大臣造反?

              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给定君主权力的来源在于其所拥有的现

              实暴力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的支持,君主对那些拥有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资源支

              持的潜在造反者的信号就特别注意。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造反虽然听起来很可怕,

              当他却不能发出明确的信息。君主既不可能知道农民中谁会造反,何时何地会造

              反,在何种情况下会造反,造反的规模有多大。除非他将全体农民作为敌人来防

              范,但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无法对农民起义做出准确的预期,也就无

              从加以防范。但是对拥有重兵的皇族成员和大臣,君主则是可以明确地知道该皇

              族成员和大臣拥有的兵力和意识形态资源,而这种人的人数又很少,防范他们的

              交易成本就很低。王炳南(1948)很正确地指出君主对官僚们倒是不大放心,担

              心他们会造反。因为官僚拥有较高的初始资源禀赋,这种初始资源禀赋的高低给

              君主确定性的信息,使君主能够根据这个信号加以处理,最终维持自己的私人产

              权。这样我们得到如下命题:命题2 :君主只能处理可明确预期后果的有数量特

              征的信息,他无法处理没有数量特征的信息,因为处理没有数量特征的信息的交

              易成本过高。

              这里的数量特征是指可数量化的信息。具体涉及到君主的防范心理上,可以

              用潜在竞争者所拥有现实暴力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来测试,具体的指标则可以用

              潜在竞争者所拥有的兵力或追随者数量以及他在皇室血统的继位次序来综合加以

              衡量。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功高震主”的大臣,但是不会有令君主注意的农民。

              农民既无兵力,又无意识形态支持,无法向君主发出任何明确的信息让君主注意

              到自己的存在。但是当农民有所谓的组织的时候,通常是一个宗教组织,只要这

              个组织拥有较多的信徒,我们可以发现君主对可组织的信徒数量这个信号往往会

              做出强烈的反应,乃至这个组织会被迅速扑灭。这里可组织的含义在于这个宗教

              组织有一套完整的科层干部系统,能够对信徒加以组织。这样我们可得到如下推

              论;推论2 :潜在竞争者能够引起君主关注的信息的数量特征在于其所拥有的可

              组织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大小。

              从上述推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在中国佛教、道教等宗教之所以能合法存在,

              在于他们明智地选择了分散的组织体系。各庙观之间并无统辖关系,和信徒之间

              也没有科层干部系统来建立组织联系。这样,尽管他们信徒众多,却无法形成组

              织的合力。但正因如此,他们才可以在疑心重重的君主绝对专制下合法的生存。

              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佛教、道教有类似西欧教会那样的科层干部体系,他们早

              就被君主作为邪教消灭了。当然也有另一个可能,即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

              一的政权。不过由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宗教起事并无成功的先例。

              关于可处理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人的身体健康来加以对照:当医生告诉我们

              要加强锻炼时,但他不能明确告诉我们能活多久,也不能告诉我们每天应该锻炼

              多少时间能让我们多活多少时间,因此大部分人只知道锻炼好,到底如何好法不

              知道,在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就很少锻炼或不锻炼,或由于某些并不重要的

              事情暂时中止锻炼;但相反的,当医生告诉我们患有某种器官疾病,要注意什么,

              我们却会当作真理全盘照搬,付出多少时间和财力都不在乎。原因无他,后一种

              情况各方面的信息都是明确的。

              同理,防范农民起义就像锻炼身体一样,都知道对王朝的寿命有好处,但其

              具体效用却不能数量化,最终君主只能将其作无限期处理;而当我们告诉君主某

              个大臣有异心或有很大的私人军事力量,或者某个地方有什么刁民聚集了数千信

              徒时,我们可以发现君主从来都是做出最快的反应,没有任何的昏君迹象。

              在最终意义上,君主之所以成为昏君,乃在于农民的纵容:他们的暴力潜能

              函数乃是一个触发脉冲函数。在税收未达到阈值前,他们无法发出任何信息让君

              主警醒。没有收到任何可数量化的警告信息的君主,如果是理性的,只能成为昏

              君。就象我们不能因为上街可能被撞死而不上街一样,对于没有任何数量特征的

              农民反抗加以防范无疑需要过度的风险规避心理,而这种过度的风险规避心理通

              常只能是在经历过社会动荡的初始几个君主中形成

              • 家园 【文摘】帝国的经济学之五:功臣的悲剧

                ????在通常的委托―代理理论中,委托人总是有积极性寻找一个能力出众的

                代理人来代替其经营。由于出色的代理人经常需要“众里寻他千百度”,以致委

                托人用各种方法设计显示机制,以便代理人的能力能够通过某种信号得到展示。

                斯宾塞的教育信号理论就解释了委托人为避免代理人高低能力的混同而通过文凭

                进行识别的原因,为文凭论提供注解。但在君主制国家里,我们却往往发现一个

                君主的逆向选择:君主往往会清洗那些经过实践考验被证明为有能力的功臣,尤

                其是掌握兵权的武将,而留下那些不大引人注目的平庸将领。“狡兔死,走狗烹”,

                中国历代王朝总是上演着相同的一幕。在古老的中国智慧里,功臣能够功成身退

                被视为最有智慧的象征。这就引发思考:给定君主是国家的所有者,他为什么宁

                愿选择一个平庸的将军,假定君主还没有遇到重大的军事危险。按照通常的产权

                理论,这个委托人应该有足够的积极性去选拔使用最有能力的将军。无疑,君主

                杀功臣是企业管理中的奇异现象。

                君主为什么不喜欢很有能力的将军?难道他不希望自己的军队和官僚组织更

                有效率?私有产权为何产生委托人逆向选择的情况?深究其原因,不在于产权经

                济学的失效,而是超出其通常的假设范围。在产权理论中,政府、法律和公正的

                司法系统外生于产权,正是它们保证了委托人对私人产权的信心,因此他们只需

                要考虑资产能带来的收益。但当国家权力本身已被纳入产权理论框架时,这个公

                正的第三方仲裁者已不复存在,资产本身的安全性就成为委托人考虑的问题。这

                里,委托人考虑的不仅是代理人的工作效率问题,还有代理人是否会有道德风险

                去抢占委托人资产。一般情况下,资产的运营效率和安全性是互相替代的。增加

                国家的运作效率,意味着要选拔最有能力的代理人并赋予起更多的自由处置权,

                但这同时意味着代理人抢占君主国家所有权的可能性增加。如果增加效率的收益

                不能抵消资产安全性降低的风险成本,君主就有充分的积极性降低效率来保证其

                国家所有权的安全。这种行为在极端化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君主会杀功臣,尤其是

                会杀开国功臣。

                为充分揭示君主与功臣间的恩怨,我们将分步讨论他们的理性选择如何演变

                为一场血腥的屠杀。

                给定功臣和君主分别拥有各自的初始权威资源,这里的权威资源是他们所拥

                有的兵力、意识形态资源、能力、威望、私人关系网络等变量总合。功臣不同于

                一般行政官员,由于有功劳而有爵位,爵位自然就会有可以传给子孙的固定收入。

                如果功臣造反,其成功的概率同君主与功臣之间权威资源的差值成反比,差值越

                大,概率越低。咱们简化一点,假设君主和功臣都把自己的收入作无限期处理。

                如果造反失败满门抄斩的负效用不是无限大的话,功臣不造反的收入是其爵位收

                入的贴现总和。而造反的收入是说起来很复杂,这就是等于造反成功的概率乘上

                当上皇帝的总贴现收入,再减去造反失败的概率乘上满门抄斩的负效用。为了不

                用数学,大家就听我唠叨一次,以后就不用这么讨人嫌了。经济学对未来收入的

                处理就是加权平均,即用某种概率下的收入乘上这个概率然后再累加起来。比如

                说,你干一项工作,干的好的概率是6 成,收入为10,不好的概率为4 成,收入

                为2 ,那么你的预期收入就是0.6X10+0.4X2=6.8. 无论君主还是功臣,未来的收

                入预期就是成功概率乘上成功的收入减去失败概率乘上失败后的负效用。

                显然,只要造反的预期收入高于不造反的收入,功臣就有谋反的积极性。由

                于功臣只有两种造反和不造反两种选择,激励约束同时也是参与约束。因此,我

                们得到如下命题:命题1 :如果造反成功概率和当君主的收入足够高,而功臣的

                爵位贴现收入、造反失败的负效用相对较低,以致造反激励满足,功臣就有积极

                性谋反。

                给定一些功臣有谋反的积极性,君主就有必要去解决这些企图谋反的功臣,

                以保住自己的万里江山。这里,为使历史的悲剧性更加明显,我们要暂时偏离一

                下经济人的理性假设,肯定一下意识形态的作用:假定有些功臣是非经济理性的,

                即使有造反成功的可能,也出于某种信仰而不会行动。这样,功臣中就分为忠臣

                和奸臣,前者无论如何也不会造反,后者则会出于理性的计算而决定是否造反。

                为讨论的简化,此处不考虑功臣随着时间、情况变化而演变的可能性,而假定他

                们的属性永远不变,尽管大多数人是要到老皇帝死去后才会产生谋反的念头。

                由于历史上杀功臣大多发生在王朝建立初期,本节将集中讨论开国功臣与开

                国君主间的恩怨,但其模型适用于王朝的任何时候。从历史上看,在开国君主在

                位的时候,由于开国君主拥有较高的初始权威资源,除非很特殊的情况,如汉之

                韩信、唐之李世民等拥有巨大功劳的功臣外,一般对开国君主,造反的激励约束

                是不满足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君主所考虑的是江山永固,他不仅考虑自己活着

                的时候功臣造反的可能,还会考虑自己一旦死掉,功臣是否会造反的可能性。因

                为功臣一般情况下要么与开国君主同年,要么比开国君主小,这样才会在开国君

                主的领导下去推翻一个王朝。因此,正常情况下,功臣死在开国君主后面可能性

                很大。假定开国君主对自己和儿子的能力评价有不同的评价,同时假定,君主除

                功臣造反这一现实的威胁外,仍无法具体判断王朝灭亡时期,将简单认为王朝可

                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这样,给定奸臣的比重概率和造反成功的概率,这样,有

                两种情况,一个是功臣在开国君主活着的时候造反,一个是在开国君主死后造反。

                假定君主亡国的负效用为其总收入的负值,开国君主就有两种不同的预期收入V1

                和V2,处理方法同前,只不过这里的概率是奸臣的概率再乘上造反成功的概率。

                由于后继君主的权威资源通常较开国君主为低,奸臣在后继君主在位时候造

                反成功率较高,因此一般情况下功臣死后造反让君主的收入较低,即V1>V2.如果

                开国君主决定杀掉奸臣,给定杀功臣的成本是功臣狗急跳墙、军队战斗力降低、

                道德谴责、历史评价等因素的总和,那么杀掉奸臣的预期收入V0等于君主未来预

                期收入的贴现总和减去成本。只要V0>V2 ,君主就有积极性去清洗掉奸臣。

                当君主已经统一天下,外族入侵也并不严重,那么清洗成本就很小,因为此

                时君主的军队任务转为防御后,对将领的才能要求降低了,君主的清洗激励约束

                很容易就满足,因为只需要V0>V2 ,用不着V0>V1.如果君主权威既定,奸臣造反

                成功概率是功臣权威资源的增函数,那么必有某个权威资源值存在使V0=V2 ,这

                个权威资源值就是君主清洗奸臣的阈值。给定君主有积极性去清洗权威资源大于

                某个阈值的奸臣,但他却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局面:每个功臣自己知道自己是否

                是奸臣,但君主却无法知道谁是奸臣,他只知道奸臣所占的比重,但这个先验概

                率却不能给君主任何有用的帮助。功臣们也知道君主有积极性清洗奸臣,由于被

                君主认为是奸臣就意味着满门抄斩,因此奸臣就有积极性去冒充功臣,然后等着

                开国君主死去,如果自己立即造反不大可能成功的话。这时,君主就面临着功臣

                们的道德风险:谁也不会主动声明自己是奸臣。在这种情况下,功臣们就有积极

                性向君主发出一个信号来表明自己是忠臣而不是奸臣。当然,君主也有积极性去

                识别功臣中的奸臣。无论是君主的信号甄别还是功臣的信号传递都是一致的,这

                里假设是功臣们向君主传递信号。

                因为一旦被认定为奸臣就会被满门抄斩,连爵位收入都不能保住,这与立即

                造反来说对奸臣没有区别,还不想马上造反的奸臣们自然要向君主传递忠诚的信

                号,冒充忠臣了。如要使该信号传递有效,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奸臣传递该信号

                的成本要大于造反的净效用,这样,奸臣就没有积极性去冒充忠臣了。这个条件

                意味着比前面更强的激励约束,因为奸臣并无造不造反的选择,只有被杀与不被

                杀的选择,其参与约束不再是保留原来的爵位收入了,还包括全家的性命。

                显然,一方是造反当君主的收入,另一方是满门抄斩,信号成本要大于两者

                之差,才使奸臣没有积极性来冒充忠臣。但是,世界上哪里有比当君主和全家被

                杀之间差距更高的信号成本?这样的约束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也就是说,我们

                不可能找到某种信号,使奸臣不再冒充忠臣。因此,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忠臣和奸

                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混同均衡,因为奸臣永远有积极性冒充忠臣。这样,我

                们得到如下命题命题2 :给定君主一定会清洗奸臣,奸臣永远有足够的积极性付

                出任何成本来冒充忠臣。因此,忠臣与奸臣永远是一个混同均衡,不可能实现分

                离均衡。

                实际上,寻找到分离忠臣与奸臣的斯宾塞条件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往往是

                逆向选择的。在我们的假设中,其实已经偏离经济理性人假设,假定有些功臣有

                相当的道德意识,无论造反成功率多高,也不会选择造反。这意味着同一个信号,

                忠臣的成本系数往往会高于奸臣,因为他的道德意识较强。例如,假定君主要求

                大臣们杀自己的妻子来表示忠心,道德感较强的忠臣们未必能下手,而道德感相

                对较弱的奸臣则更愿意做出此等行为来向君主传递自己是忠臣的信号。

                这里我们看两个案例,算是君主要求部下传递忠奸信号的甄别机制的实例,

                尽管这两个案例的背景同大帝国稍有差异。俺一直很佩服煮酒论史里招福JJ讲故

                事的本事,所以东施效颦也学一学,讲的不好,大家原谅。

                话说南北朝时期,西魏元氏公司常务副总裁宇文泰同志去世,因为嫡子宇文

                觉同志年龄小,临终前召来侄子宇文护同志,握着他的手,“小护啊,我要死了,

                我的儿子都还小,咱们的竞争对手又很强,公司的事就拜托给你了。你要好好干,

                完成我未竟的事业啊”(此话原文是魏安定文公宇文泰还至牵屯山而病,驿召中

                山公护。护至泾州,见泰,泰谓护曰:“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

                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载于《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二,俺稍有加工。以

                后俺就直接讲故事,不再引用原文,保证忠实原意,稍有艺术加工,绝不戏说)。

                十五岁的宇文觉同志继承西魏常务副总裁的职务,当上了太师、柱国、大冢宰,

                宇文护同志来辅佐。

                当时西魏公司八大元帅(柱国)鼎立,宇文泰同志只是其中之一,比别人高

                一点。老同志在时,大家还听一听,现在宇文泰同志不在了,毛头小伙子的宇文

                护同志虽然有“你办事,我放心”的遗嘱护身,如何让人心服?不过宇文泰同志

                临终不糊涂,识人用人的本事保持在高水准状态。宇文护同志既忠心耿耿,也很

                能干,巧施妙计,从当时的八大元帅鼎立的格局中掌握了实权。他先找到八大元

                帅之一的大司寇于谨同志,虚心求教。于谨同志是个忠厚人,很是受用,胸脯一

                拍,“俺是宇文老帅一手提拔起来的,老帅对俺比亲生儿子都亲。你的事,我豁

                出这把老命帮你争。要是大家开会讨论,你千万不要让啊。”

                同志们,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句千万不要让啊。虽说谦虚使人进步,但不该

                让的时候千万不能让,不仅不能让,连故作谦虚的话都不能说。当年皇太极同志

                去世,大清爱新觉罗公司的王公大臣召开公司董事会扩大会议,讨论新总裁人选。

                德高望重的两红旗分公司经理、礼亲王代善同志先出面挺豪,“豪格同志是先总

                裁的长子,应该由他当总裁”。豪格同志一看代善这么说,镶蓝旗分公司经理、

                郑亲王济尔哈朗同志也是站在自己一边的,外面自己两黄旗分公司的人又挥挥剑,

                舞舞刀什么的,觉得八九不离十了,自然就要谦虚使人进步一下,“我福气小,

                功德又不高,这个重任担当不了”,然后就退场了。两白旗分公司经理、睿亲王

                多尔衮同志是什么人,还不借坡下驴:“你们看,豪格同志自己都说自己不行了,

                你们还要选他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爱新觉罗。福临同志就稀里糊涂地当

                上了新总裁。也有人说,豪格看当时双方争持不下,这么说,然后退场,是想制

                造紧张气氛,鼓动两黄旗的人闹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在这种时刻,我不行的话

                哪能说出来。说出来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别人马上就会将军,只要

                不是实力绝对优势,肯定必输无疑了。所以,谦虚是头号人物的专利,要退居二

                线什么的。如果被头号人物选做接班人,也可以谦虚一下,反正到时候有老大出

                面说话。但接班人要接班的时候,要是也学这一招,那就跟马谡同志一样差不多

                是教条主义者了。

                且说宇文护同志和于谨同志商量妥当,第二天就召开董事会讨论谁掌权。于

                谨同志上来就摆老资格,声色俱厉,先定调子:“当年公司快要破产,全靠宇文

                老帅,才能起死回生,才有今天的局面。现在老帅去世了,儿子虽然年纪小,但

                中山公宇文护同志是老帅的亲侄子,又有老帅”你办事,我放心“的遗嘱,公司

                的事情,应该由宇文护同志作主。”于谨同志也是德高望重的老帅,这么一吹胡

                子,瞪眼睛,大家都害怕。宇文护同志立刻展现接班人的风采:“公司的事情是

                我们宇文家的事情。我虽然能力有限,但怎么能推卸我应尽的责任呢?”看看,

                多高的水平。虽然也要谦虚一下,但决不推辞。要是豪格同志也来一个公司是我

                老爹的公司,我虽然福气小,功德不高,但不能推卸责任啊,虽说不一定就能当

                上新总裁,但也不会这么快就失败啊。

                于谨同志以前和宇文泰同志都是公司的八柱国之一,名义地位相当,宇文护

                同志见面都要拜一拜,叫一声于叔叔。现在形势不同,要乘热打铁。于叔叔立刻

                接茬:“要是宇文护同志管理公司,我们就都有主心骨了”。然后于叔叔就向宇

                文护同志行参拜大礼。他这么一来,各位元帅大人一时间没招可想,只好跟着于

                叔叔行参拜之礼。经过两位的一唱一和,一场公司继承权危机化于无形。结果,

                史载“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人心遂安。”可见开会之前一定要串联,没准备

                好就先不要开会。当然了,各位元帅没有思想准备,被搞了一下突然袭击,迫于

                形势而俯首,心里还是不服的。楚公赵贵同志、卫公独孤信同志以前和宇文泰同

                志差不多平起平坐,现在被小伙子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赵贵同志想不通,就

                要找机会来除掉这个火箭派。独孤信同志虽然不服,但还不想动手,把赵贵同志

                劝住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同志

                率先告发。现在已经是晋公的宇文护同志多明决啊,乘着赵贵上朝的机会杀了他。

                独孤信同志也不能饶,看在德高望重的份上,给个面子,自杀吧。威望高就是好

                啊,还能留个全尸。后来,侯莫陈崇同志也被除掉。当时八柱国剩下六个,结果

                被杀了三个,宇文泰同志没有看错人啊。

                宇文护同志掌权后,据说为了稳定人心,要搞正名运动。根据效率优先原则,

                学曹丕同志,实行MBO ,让宇文觉同志当了周国个人无限责任公司的总裁,史称

                周孝愍帝,追封宇文泰同志为总裁,叫做太祖文皇帝,庙号同曹操一样。不过曹

                操同志是武皇帝,宇文泰同志是文皇帝,为什么不同,我一直搞不明白。莫非曹

                丕不孝,贪污这个文皇帝留给自己,因为后来他的谥号是高祖文皇帝。公平地讲,

                这次MBO 还是付出了一定成本的,魏恭帝被封为宋公,管吃管喝,衣食无忧,比

                起那些原来终身雇佣,现在突然被以超低价格买断工龄,后半生生活无着的下岗

                工人来说还是好多了。不过魏恭帝退位后很快就被杀了,衣食无忧不如生命无忧,

                这倒是不如下岗工人的地方。

                讲了一番晋公宇文护同志掌权的简历,俺还是言归正传吧。宇文护同志掌握

                大权,公司总裁宇文觉同志不乐意了,就同李植等同志商量要除掉宇文护同志。

                宇文护同志得到风声,先把李植等放逐在外。宇文觉同志不死心,还继续想办法。

                宇文护同志又不是善男信女,哪肯象蒙恬那样坐以待毙,立马废宇文觉同志为略

                阳公,杀掉他的同伙,招李植和他的父亲柱国大将军李远同志回朝。

                我们这个案例的真正主角李远同志现在终于隆重出场了。李远同志虽然不是

                八柱国之一,但也是威名赫赫,战功很多,俺就不介绍了,只讲他玩过的一把政

                治故事。省点事,直接抄。“魏太师泰尚孝武妹冯翊公主,生略阳公觉;姚夫人

                生宁都公毓。毓于诸子最长,娶大司马独孤信女。泰将立嗣,谓公卿曰:”孤欲

                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如何?‘众默然,未有言者。尚书左仆射李远曰:

                “夫立子以嫡不以长,略阳公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为嫌,请先斩之。’遂

                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于是!‘信又自陈解,远乃止。于是群公并从远

                议。远出外,拜谢信曰:“临大事不得不尔!’信亦谢远曰:”今日赖公决此大

                议。‘遂立觉为世子。“看到这里,俺总觉得李远和宇文泰同志事先多半串联过,

                简直是演戏嘛。

                莫名其妙接到回朝的命令,李远同志当然会怀疑有什么事发生。沉思半天,

                最后下决心:“大丈夫宁可当忠鬼,也不能做叛臣”。老老实实回朝了。看,多

                么好的一个忠臣啊。宇文护同志很尊重李远这样的老同志,也不想杀他,给他一

                个机会,亲自召见李远,明白交代:“你儿子搞阴谋,不止是个人犯罪,而是颠

                覆公司的大事。这样的乱臣贼子,人神共愤,由你来处置他吧。”然后把李植交

                给李远发落。宇文护同志与百官名虽同僚,实为君臣,这么做已经很给李远面子

                了,不过就是要李远同志杀掉自己的儿子来表示忠诚,而且这个儿子确实有罪,

                不算无辜啊。临死也要当忠鬼的李远素来宠爱李植,哪里就舍得这么糊里糊涂地

                下手。这时,他犯下第一个错误,决定听听李植自己怎么说。上面叫你动手就动

                手,还要问什么?李植同志的口才很好,天花都要乱坠,更何况对付父亲这样的

                武将。碰到口才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赌咒发誓没干过亏心事,李远同志当然相信自

                己儿子被冤枉了。这时,他又犯第二个错误,就算儿子真的是被冤枉的,也得动

                手啊,这又不是平时,而是上面考验他的时候。第二天,李远同志带着李植去上

                朝,准备向晋公大人求情。晋公大人以为李植已经死了,却听到禀报李植在朝门

                等候,顿时勃然大怒:“李远这老家伙居然信儿子不信我!”马上把李远父子招

                进来,叫李远和自己坐一块,然后让略阳公宇文觉同志与李植当面对质。这下口

                才无双的李植同志也没招了,只好对略阳公同志说曰:“干这事本来是为了老大

                你,今天何至于此?”。李远同志这时也傻眼了,自己趴在椅子上痛哭涕零:

                “真的这样,真是罪该万死啊。”老大给了你机会,辛辛苦苦为你设计了忠心信

                号显示机制,你不按老大的指示发信号,那还能怪老大吗?晋公大人前后杀过两

                个皇帝,三个元帅,李远同志算啥呀,不过还算手下留情,满门抄斩,年纪小的

                放过了。可见,道德感太强不是好事,舍不得当叛贼自然也舍不得杀儿子,最后

                就是死路一条。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日本最后一个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同志的伟大事迹。

                日本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德川家康同志本是今川家的附庸,娶了今川家的女人

                濑名姬为妻。后来尾长的大名织田信长同志在桶狭间奇袭战中击败今川,德川家

                康同志就变成了织田信长同志的附庸。家康同志跟着织田南征北战,立了不少功

                劳,当然也捞了不少好处,长子信康还娶了织田的女儿德姬为妻,可谓亲密战友。

                不过家康同志的妻子濑名姬女士是今川家的人,对织田同志很是耿耿于怀,和织

                田的敌人武田家眉来眼去。德姬女士和德川信康同志的关系不大好,又听到这种

                风声,立刻写信向父亲告发德川信康同志12款罪状。据说,德川信康同志很是无

                辜,都是他母亲闹的,不过母子一体,也难怪德姬女士会联想。织田信长同志眼

                睛里不容沙子,立刻要求德川家康同志将他的发妻和长子德川信康处死。一个是

                嫡长子,一个是结发妻子,尽管已是黄脸婆,这可难为家康同志了。据网上的大

                虾们说,德川沉默了一天,最后决定完全照办。于是濑名姬女士先在远江佐鸣湖

                被处死,然后是德川信康同志被迫在二俣城剖腹。一位网友义愤填膺地评论道:

                “冷血啊,真的够冷血的,德川家康面对两个至亲的死,居然没有一点反抗的意

                思,哪怕是向织田信长解释、求情都没有!”由于俺知道李远同志的故事,自然

                对家康同志有些“同情的理解”,解释、求情不是找死吗?虽然当时日本正处于

                战国时代,织田同志只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人,还不到一手遮天的地步(请原谅俺

                不找一统大帝国的故事,因为这一阵在看日本战国史,正好活学活用),未必就

                会立刻翻脸,但是面对这样的老大,一切还是小心为妙。造反,打不过;解释,

                要是织田同志也来个“家康同志不相信我”,妻、子保不住,自己也赔进去了。

                按照理性原则,立刻处死老婆、儿子当然是最佳选择,至少不用将全家赔进去。

                通过杀妻灭子放出了忠心信号的家康同志通过了忠诚信号甄别机制的考验,自然

                又成了织田同志的亲密战友。

                由于织田同志死得早,江山被他的部将丰臣秀吉同志拿去,俺不敢预测家康

                同志对织田的后人会干什么,没有机会啊。不过家康同志后来又成为丰臣秀吉同

                志的附庸,可以让我们看一看家康同志的表现。秀吉同志死前将年幼的独子丰臣

                秀赖小朋友托付给德川家康等五大臣,还让秀赖小朋友与家康同志的孙女千姬小

                朋友订婚。不过一掊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就在秀吉同志死后的两年,家康

                同志在关原大战击败了忠于丰臣家的军队,建立了德川幕府,丰臣秀赖同志被降

                格为普通大名。隔了十来年,秀赖同志长大了,家康同志变老了,宋太祖灭南唐

                之心也越发强烈了,虽然这时千姬女士已经出嫁到丰臣家。消灭对方得找理由啊,

                婊子还要立牌坊,哪能像赵匡胤同志那样赤裸裸地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借口当然不难找。丰臣秀赖同志铸造了一口方广寺大

                钟,上面刻着“国家安康,君臣丰乐”。家康同志立刻宣布,上面把家康两个字

                拆开,就是要使君臣丰乐,只有家康死去的意思,分明是诅咒自己。有了开战的

                理由,家康同志立刻发动大阪之阵,彻底消灭了丰臣家,连千姬女士生的儿子也

                被杀掉,日本历史上最长的幕府就此牢牢地矗立在日本列岛上。

                李远同志的儿子是罪有应得,李远多问了两句,把自己也赔进去了;家康同

                志的儿子很是无辜,家康同志却不求情,不解释,立刻照办,开创了辉煌的江户

                时代。句践尝粪,家康灭子,成大业的人都是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当然这种人也

                能狠人之所不能狠,最后成就人之所不能成的大业。

                因此,由于任何传递忠臣信号因为总会要求大臣做一些自己很为难的事,实

                际上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被淘汰的只能是真正的忠臣,因为他们有较高的道德

                意识。这样,我们得到如下推论:推论1 :因为忠臣们有较高的道德意识,在发

                出同一信号时,他们的成本往往会高于奸臣。如果君主坚持要用某种信号来识别

                奸臣,很可能是忠臣会被当作奸臣清除,形成逆向选择。

                根据上述推论,分离忠臣和奸臣不仅不可能,而且多半是逆向的,因为奸臣

                的弱道德感使他们更容易发出任何信号,最后的结局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宋

                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

                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一个“奸邪无状”道出君主的无

                奈:他们无法通过某种信号识别忠臣和奸臣。在这段君主的自供状里,我们可以

                深刻了解中国传统君主制的深层运行机制。君主们虽然没有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概

                念,他们却有信息经济学的直觉。

                给定君主无法通过某种机制来识别忠臣和奸臣,而且很可能是忠奸逆向淘汰

                的情况下,君主将不会去寻求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忠臣和奸臣。虽然不能分离忠臣

                和奸臣,但君主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却没有改变。因此,他必然会寻求去清除

                那些可能会对君主的国家所有权造成威胁的功臣,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在无法识

                别忠臣和奸臣的情况下,君主面对这一混同均衡,只能假设每个满足造反激励约

                束的功臣都有谋反的积极性。实际上,根据推论1 ,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剩下来

                的大臣都有奸臣的嫌疑。当君主不得不对大臣进行性本恶的前提推定时,功臣集

                团中的忠臣和奸臣的比例对君主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至少在君主的预期效用函数

                里已经失去作用,君主将简单地根据功臣造反成功的可能性预期其未来收入。由

                于这时君主不再考虑功臣中的奸臣比例,他未来的预期收入V3就很低,小于考虑

                奸臣比例时的预期收入V1和V2,毕竟计算造反的人时少乘了一个概率因子啊。

                这时,只要V0>V3 ,君主就有积极性去清洗功臣而不管他们是否是忠臣。同

                原来的清洗激励约束相比较,君主新的清晰激励约束不等式左边少了一个概率因

                子项,满足清洗约束的功臣权威资源阈值降低了。原因在于,君主原来的清洗约

                束是考虑在大臣中有忠臣和奸臣的情况下清除那些对自己有威胁的人,但当他不

                能分离忠臣和奸臣而只能先验假定所有满足谋反条件的人都有谋反的嫌疑时,其

                不清洗的预期效用降低,清洗相对效用增加所致。这样,我们得到如下命题:命

                题2 :君主在无法识别忠臣和奸臣的情况下,将不再寻求分离忠臣和奸臣,而将

                根据其清洗激励约束确定一个功臣权威资源阈值,并将资源超过这个阈值的功臣

                全部清除,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命题2 ,就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

                这样,我们通过四阶段的动态博弈得到我们的论证:第一步,如果功臣的造

                反预期收入高于不造反的收入,功臣有积极性造反;第二步,给定某些功臣有积

                极性造反,君主有积极性去清洗这些可能造反的奸臣;第三步,给定君主将要清

                洗奸臣,奸臣有积极性去冒充奸臣,而这种冒充是无法分离的,甚至是逆向淘汰

                的;第四步,君主既然不能分离忠臣和奸臣,就会根据某个功臣权威资源阈值来

                清洗功臣。

                命题2 解释了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发生那么多次屠杀功臣事件的真实原因。既

                不是君主的多疑,也不是君主的个人品性,在于忠臣和奸臣是完全的混同均衡而

                无法分离。如果不能辨别忠奸,任何君主只要想将江山传下去,他就有积极性去

                清洗功臣,我们也只能看见兔死狗烹的局面一次次重复。如果君主对其子孙的能

                力判断特别低,屠杀功臣就更为猛烈,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屠杀功臣规模为中国诸

                王朝之最,历史学家公认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对太子、太孙的能力判断较低。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拥有较高权威资源的功臣们天然有

                罪,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运行规则。

                当然,功臣们也不会束手待擒。如果要被杀头的话,功臣们也有积极性去避

                免这种命运。假定功臣是理性的,他们知道君主根据功臣的权威资源高低来进行

                清洗,他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立即造反,一种是自己的权威资源(或者由君主

                主动减少其权威资源赋,以免落下杀功臣的骂名。我们此处不打算去分辨两种行

                为的区别,因为他们在效果上是一致的)使自己的权威资源在君主清洗阈值之下。

                何种取舍,这取决于功臣对自己权威资源与君主权威资源之差的判断。从历史上

                看,有选择立即造反的李世民、吴三桂、英布等,也有选择降低资源即交出全部

                或部分兵权的如有名的宋朝“杯酒释兵权”等。

                由于造反是一种高风险的选择,即使造反的效用等于降低资源从而避免被君

                主清洗的效用,从避免风险的角度上说,后者也是一个更优的选择。而站在君主

                的角度上,如果功臣的权威资源减少以至于不用去清洗功臣,这样既可避免背上

                杀功臣的骂名,又省却一笔镇压功臣造反的费用,比单纯去杀功臣的效用要高。

                可以说,只要功臣造反成功率不是太高,“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对双方来说都是

                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样,我们得到推论2 :推论2 :给定君主是以确定功臣权威

                资源阈值的形式来清洗功臣,那么,只要功臣无形权威资源不是太高,功臣减少

                自己权威资源(交出兵权)的战略选择是双方效用的帕累托改进。

                应该说,“杯酒释兵权”的方法确实有助于避免功臣被杀的悲剧,虽然盛年

                之时即退出政治舞台对功臣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在我们的数学模型里,

                为了数学上的方便,并没有考虑功臣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带来的效用,尽管这并不

                影响我们的理论推导。但在现实中,退出政治舞台是一个很难的选择。更为重要

                的是,从历史上看,交出兵权并不能完全解决君主杀功臣的问题。如汉时的韩信,

                在开国之初就被废为淮阴侯,已经没有兵权,呆在长安无所事事,但是汉高祖刘

                邦仍然通过吕后之手,无情地杀掉韩信。因此,这就有一个问题,没有兵权的功

                臣为何还要被屠杀?推论2 为何不起作用?

                为解释韩信被杀的理由,显然需要作进一步的推导。问题不在于推论2 的错

                误,因为推论中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求功臣的无形权威资源不要太高,韩信的被

                杀在于其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给定功臣的权威资源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代表

                功臣名义上的军权,即他所担负行政职务所能指挥的军队,而另一部分则是功臣

                的无形资源,即与他本人的职务无关而只与其本人相关的权威资源,如威望、人

                际关系、个人集团、才能等等。为简化,假定无形资源是不可减少的一种资源,

                只要功臣的肉体生命存在,就会永远存在(实际上功臣的无形资源可作轻微调整,

                如汉时的萧何为减轻刘邦的怀疑,故意强买民田,以降低自己的威望。但总的说

                来,无形资源的毁损是不太容易的)。如果功臣的无形资源足够高,即使他完全

                交出自己的名义兵权,仍然拥有足以威胁君主的私有产权的能力。可口可乐公司

                的总裁曾说即使可口可乐的工厂全部被毁,凭着这块牌子,公司也能迅速东山再

                起。在国家产权的争夺史上,光凭无形资源就能夺取天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三国

                时的司马懿。当时司马懿被执政大臣曹爽明升暗降为太傅,失去名义军事指挥权,

                只好在家装病。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病入膏肓的老朽,却趁着曹魏皇帝和曹爽外

                出祭陵的时候,发动私下收养的死士发动政变,控制京城,这就是有名的“高平

                陵之变”。按理,司马懿当时实际控制的兵力并不多,并无明显胜利的机会,但

                他的才能和过去长期领兵所积累的政治资源,以及竞争对手的无能,却使他大获

                全胜,为晋朝的建立铺平道路。这一经典案例表明,只要无形资源足够高,即使

                功臣没有名义上的军权,也能够对无能的后继君主造成威胁。这样,我们得到如

                下推论:推论3 :如果功臣的无形权威资源高于君主的清洗阈值,则清洗功臣是

                君主唯一合理的选择。

                上述推论可以解释尽管已经没有兵权,在长安无所事事的韩信为何最终还要

                被处决,乃是因为其无形权威资源过高,对君主及其子孙构成莫大的威胁。要消

                除这种威胁,只有消除功臣的肉体生命,才能一劳永逸。对于韩信这种级别的功

                臣来说,要么被杀,要么自杀,或者造反,别无出路。刘邦的清洗是非常定向的,

                就是对着曾经独当一面后被封王的韩信、彭越、英布等来的,还曾经短暂囚禁过

                镇守后方的萧何,一直跟着刘邦或韩信打仗的曹参、周勃等就逃脱了清洗,原因

                无他,独当一面才容易造就无形权威资源,威望、人际网络都要独当一面才容易

                积累。其实,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说,韩信如果判断造反不能成功的话,最

                好的方法是选择自杀。自杀虽然结束了自己的肉体生命,却能保住自己儿孙的性

                命和世袭的淮阴侯爵位,而这时刘邦就没有动机再穷追猛打,相反会为了自己的

                名声对韩信的家属大加抚恤。不过,这种假设永远只能停在理论上,很难相信任

                何人会将自杀作为一种主动的选择,除了金庸小说里有虚竹先自填一子。当然自

                我减短寿命的人还是有的,比如信陵君最后一次交出军权后,天天醇酒美人,才

                四年就死了。同韩信处于类似情况的李世民则全无顾忌,立即发动“玄武门之变”,

                囚禁自己的父亲,杀掉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夺取政权,开创了贞观盛世,

                同德川家康颇有一比。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妨碍被后人景仰啊。

                不仅中国君主清洗功臣,外国也如此。如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第二代

                君主曼苏尔即位,首先铲除对建立王朝有很大功劳的王叔阿卜杜拉•阿里。

                当然这位王叔起兵造反颇有咎由自取之感,但也不过是一个失败的李世民。曼苏

                尔对另一个开国大功臣艾布•穆斯林则施计加害,其中过程同中国君主清

                除功臣毫无区别。为此,我们不惜笔墨大段引用纳忠先生(1997)对此的描述,

                以支持本节的论证:“(艾布•穆斯林)看到阿卜杜拉的悲惨下场,不免

                有兔死狐悲之感。他从叙利亚返回呼罗珊(现任总督)之时,依照惯例,应取道

                南路巴士拉,可是,他却绕道伊拉克北方,避免与曼苏尔见面。他独立之念已昭

                然若揭。对此,曼苏尔也十分清楚的,也早有应付之策。他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一方面准备兵戎相见,一方面又笑脸相迎。他委任艾布•穆斯林为叙利亚

                兼埃及总督,请他离开呼罗珊,坐镇叙利亚,遥控埃及。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艾

                布•穆斯林岂能上钩。况且,叙利亚人仇恨呼罗珊人,他岂不知。所以,

                他的答复是:愿接任叙利亚总督,但不放弃呼罗珊的地盘。最后曼苏尔摆出‘鸿

                门宴’,邀请艾布•穆斯林前往息泰丰,从长计议。‘智者千虑,必有一

                失’,艾布•穆斯林终于上钩,而且是趾高气扬地前去参加息泰丰的‘鸿

                门宴’。这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元勋,终于被害(公元758 年,据阿拔斯王朝建立

                仅8 年)。曼苏尔见劲敌已死,乃笑逐颜开地说:”他死了,世上没有比他再顽

                强的人了,从今以后,我才算是真正的哈里发。‘“

                或为刀俎,或为鱼肉,君主和功臣间的博弈只能有一个结果。这种悲剧局面,

                不是哪一个君主的个人品性所能决定,是“家天下”的制度框架所决定。只要国

                家是私有的,这是永远也解不开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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