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野田谦的母亲野田贵代在儿子五岁那年看到了一则刊登在《乡村之声》杂志上的钢琴课广告。两年之后肯的老师就建议他参加朱利亚德学院的预科选拔。野田贵代本人曾经想要成为一名舞蹈演员，但是野田家是东京的政治门阀家族，因此她的父亲不允许她跳舞。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获得自己未能享有的艺术发展机会。“突然间我母亲就坐在了我的身边，观察我练习，确保我每天练够两个小时，在我犯错的时候惩罚我。我热爱音乐，但是却厌恶钢琴。钢琴是一种倔强且难以驾驭的乐器，丝毫不会产生共振，本质上与打字机并没有区别。”野田谦回忆道。

随着野田谦的父母的婚姻分崩离析，他的练习也变得越来越难受了。“练习期间总是充斥着狂暴的嘶叫，”他说，“简直就是噩梦。要是照我说，只有考级通过的父母才有资格养育神童。我拼命想要相信她并不是所谓的舞台母亲，因为她对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她的确就是这样的人。只要我弹得好，她就非常爱我。如果我弹得不好，她就往死里整我。” 与此同时，野田谦的父亲基本上抛弃了他。“他经常公开宣布他厌恶我所做的事情。他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我，而是我母亲。因为我没有时间交朋友，而且我也需要有人来爱我，因此我一直坚持练琴，这样至少有时候她能继续爱我。我生下来有两条脐带，一条是有形的脐带，另一条是音乐的无形脐带。”

野田谦所谓的“第一段职业生涯”开始于他十六岁那年。1979年，野田谦举办了大获成功的个人首演，演出的指挥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随后哥伦比亚艺术家管理公司就把他签了下来。巴伦博伊姆告诉野田贵代，“他的情感太充沛了。他内心的思想冲突太激烈了。但是他的身体绷得太紧，他在演奏时的姿势简直扭曲得不像样子。我担心他会弄伤他自己。”此后野田谦就成为了巴伦博伊姆的学生。技法一直是他的弱项，但是他对乐曲的犀利见解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我这人比较老成，”他说。但是就算再老成的人也需要偶尔与青春嬉戏一番。“从小开始音乐演出，从小被人打扮修饰，被别人摆在特定的轨道上，与许多大人物会面，而且这些大人物十有八九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你，这种感受既令人陶醉又让人害怕，并且最终会要了你的性命。”野田谦十八岁那年，野田贵代终于彻底离开了他的父亲，与一位意大利画家走到了一起。“转瞬之间一切都了然了。我突然意识到她本人一直不得解脱，我则是她的宣泄渠道。”

野田谦在二十一岁那年出柜了。这样做对于他的心理健康以及音乐发展都很有必要。“年轻人喜欢浪漫故事，喜欢战争故事，喜欢正邪分明的故事与老电影，因为他们的情感生活主要基于幻想——本来也应该这样。他们将幻想出来的感情倾注到自己的演奏当中，并且能够取得很可信的效果。但是随着你年龄渐长，幻想出来的情感也就不再新鲜了。有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依赖幻想出来的人生来理解失落意味着什么，心碎意味着什么，死亡意味着什么，意乱情迷又意味着什么。我拥有想象这一切感觉的惊人能力，这也是我的才能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能力在所有人心中都会枯竭。因此许多神童才会在二十来岁的时候遭遇中年危机。假如想象力得不到阅历的补充，在演奏当中表达此类情绪的能力也会逐渐减弱消失。”

野田谦接连与一系列威名赫赫的指挥家合作举办了演奏会。他的经纪人为他安排的演出预订排出了好几年。可是在二十七岁那年他遭遇了一场心理危机，一度曾经走到自杀的边缘。“当时我快要憋死了。我的演奏风格向来谨小慎微，甚至有些吹毛求疵。我从不会错过音符，我的技法总是非常干净。但是这种一味追求干净的作风简直发展到了没病找病的程度。我觉得自己什么也表达不出来。”于是他走进哥伦比亚艺术家管理公司的办公室，宣布自己不干了。经纪人说：“你的演出安排已经排出五年了。”野田谦说，“无所谓了，反正我想取消我的整个人生。”十五年后他告诉我，“这是我做过的最刺激的事情。”

多年演出使得野田谦攒够了钱，足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舒适地生活且不用工作。“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在纽约市到处乱走，在公园里闲坐，参观博物馆，逛图书馆——总之就是将以前不能干的事情都干一遍。别人问我，‘接下来你去哪里演出啊？’我说：‘哪里也不去。’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棒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我的身份以及自我价值与我的才能完全无关。”

然后大都会歌剧院艺术总监詹姆斯.莱文向野田谦提供了一份代理艺术总监的工作。 野田谦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音乐生涯。他的具体工作是指导歌手。莱文多少有些不合群，野田谦的灵光闪现与温暖态度却能激发其他表演者的才华。“我现在的音乐生涯就像梦境一样美好。我热爱剧院，热爱歌手，热爱大都会。”他偶尔还会演奏一下，通常是给歌剧表演伴奏。他更喜欢聚光灯照不到的位置。“我这么做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我停止表演的原因并不是怯场，”他说。

野田谦花了好几年才意识到，眼前这段全新的职业生涯就像第一段职业生涯一样严苛。他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要起床，先研究一会儿歌剧知识，然后在六点半赶到大都会歌剧院，接下来就是一整天的练习、排练与指导，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才回家。四十五岁那年，野田谦遭受了葡萄状球菌感染。急诊室的医生要他提供紧急联系人号码，这时野田谦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想通知任何人。此后他陷入了抑郁。他觉得自己的乐感再一次枯竭了。这一点让他看清了前方的道路：只有当乐感消退之后，他才注意到了表象之下的自身朽坏。“你以为自己整天都在表达各种情感，所以你也就自然而然地体会了这些情感，可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个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人到中年的时候我开始渴望生活——我一直在书里读到，在电影里看到，在别人家里体会到的生活。”

四十七岁那年，野田谦开始了平生第一次认真的伴侣关系。“我谈过很多次恋爱，多多少少都有些做戏的成分，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当我终于开始认真生活以后，我一度曾经非常恐惧自己的艺术能力将会消散不见。”这种恐惧经常刺激他抽身后退。“我第一次与韦恩分手的时候他心都碎了，”野田谦回忆道。“三周之后我第二次与他分手，事后他立刻就回来找我。”此外根据野田谦的描述，他还负载着长期隔绝导致的社交无能。例如在一场同性恋骄傲派对上，他突然宣布自己要提前离开，回到大都会歌剧院进行排练。韦恩说，“你是我的伴侣，你不能说走就走。你不能逃回大都会歌剧院，躲在练功房里不出来。”野田谦对我说，“我从小就没有与别的孩子一起玩过，为什么在四十七岁这一年我就非得与我的伴侣一起出去玩呢？”不久后他就将自己的钢琴与乐谱捐献给了慈善机构。“家里没有钢琴的感觉实在太棒了，也太轻松了。”

与父亲疏远了很久之后，野田谦终于缓和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野田贵代也表达了对于儿子童年的深切悔悟，于是母子二人也取得了和解。“我能对她感到压倒一切的爱意，”野田谦总结道。“我并不恨她，从来都不。但是我们两个之间的联系太强了，以至于我必须拼劲全力才能为自己的人生找到另一个焦点。”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我的动力与专注来自我母亲当年驱赶我的方式。这股动力驱使着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永远无法原谅她在我的第一段音乐人生当中扮演的角色，因为我痛恨那段人生。可是我还有第二段深爱的音乐人生，为了这段人生我怎样感谢她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