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乔治降生之后，如何协调各方关系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约翰与我完全负责乔治；布琳恩与我同意在涉及小布琳恩的重大问题上共同决策；劳拉与泰米具有分离的父母权威，我与约翰不能干涉奥利弗与露西的成长，劳拉与泰米也不能干涉乔治的成长。这三套安排各不相同。绝大多数父母都会有意压制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我们则要努力避免父母之间的相互攀比。由于我们几个的育儿观念并不完全一致，各自能调用的育儿资源大不相同，并且全都自行灌输了一肚子育儿心经，一开始时常会发生摩擦——但是压倒性的现实却是所有这一切观念、资源与心得全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我们不得不竭力维系令其他人寸步难行的家庭关系，我们之间的相互爱慕就像百战老兵的和平生涯一样可贵。

用不着时刻发明各种新角色、只需按照剧本演下来的生活肯定要简单得多。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刚刚踏上爱之大陆的哥伦布，尽管身为新世界的拓荒者令人兴奋，但是有时候我依然会思念柏油马路与无线网络信号。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生儿育女，这个念想伴随着某些情感弱点；我曾一度不打算生儿育女，这个相反的念想则伴随着更奇怪的情感弱点。 我们做出了很多小心谨慎的决定，但是我们的安排之所以能够奏效，很大程度上却并非因为我们的选择。就像其他父母一样，我也无非是日复一日地过日子，直到最不同寻常的情况也变得司空见惯为止。在本书的开篇我曾经说过，父母并不会复制，而是会创造。其实父母不仅会创造，还会发现。有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四十年的负重爬坡，可是后来我遇到了约翰，布琳恩，以及泰米与劳拉，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遇到了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怎么说，我们全都登上了山顶。站在顶峰放眼望去，整个世界的造物都铺展在了我的脚下。在艰难攀登的途中，我根本不知道山顶还有这样一番壮丽美景，手脚并用的四十年爬坡生涯根本没能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约翰与我向亲友们寄送了很多喜报，每一份喜报当中都附带着我们两个与乔治的合影。约翰的一位表姐将喜报与一封短信一起寄了回来，这封信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生活方式有悖于我们的基督教价值观”，最后一句话是“请不要再联系我们了”。有些人对于我们的家庭嗤之以鼻，认为由包含了五位父母、四个子女并且分布在三个州的群体根本算不上家庭。还有些人担心我们的家庭会在某些方面损害他们的家庭。有一位老朋友在午餐餐桌上对我说，“你父亲能接纳你的孩子真是太好了。”我说我的孩子也是她的孙子，她说：“话是这么说啊。”这层自以为是的否定网膜实在难以承受。有些人情愿相信人世间爱的总量是有限的，我们家的爱耗尽了爱的供给，因此威胁到了他们对于爱的需求。我拒绝接受竞争模式的爱，只接受累积模式的爱。我走向家庭的旅程与这本书都教会了我爱具有放大效应——每一份爱的增长都会强化巩固全世界所有其他的爱。爱家人可以成为爱上帝的方式，一个家庭当中的爱也能加强所有家庭当中的爱。我信奉生殖自由主义，因为假如每人都拥有最宽泛的选择，爱也会随之扩张。我的家人之间的关爱并不是更好的爱，但确实是不一样的爱。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这颗星球的存续至关重要一样，爱的多样性也能强化善意的生态系统。事实证明，就算是人迹罕至的道路也会通向同一个终点。

解决认知失调的方法之一就是透彻理解自己身上的哪些特质已经无法改变。本着这种精神我想知道，假如我的婚姻与子女并非像现在这样来之不易的话——假如我生来就是异性恋，或者假如我晚生三十年并且成长在一个更宽容的社会里——我是否还会像现在这样快乐。或许我依然会很快乐，或许我不得不想的所有复杂想象都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但是我确实相信，我所经历过的崎岖坎坷扩展了我身为父母的眼界，倘若我的人生一帆风顺，我就不会拥有现在的见解。我的一大部分人生都献给了孤独，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孤独了。如今我的孩子为我带来了幸福。一代人之前，我对子女的爱只能深藏地下无法实现。但是本书当中描述的绝大多数父母对于各自子女的爱在一代人之前也都会面临相同的处境，他们的子女或者会早夭，或者会被送走，或者根本不能算是完全的人。我的家庭也很极端，尽管理由与我记述过的绝大多数家庭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同一场革命的参与者，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弘扬克服万难的爱。

痛苦是亲密关系的门槛，灾难则会擦亮奉献精神。尽管道理我都懂，但是现实案例依旧一次又一次令我感到惊讶。一个人或许会因为自身的脆弱而感到愤然与抑郁，但是却依然不由自主地受到脆弱的引诱。我之所以倾慕我的朋友，是因为他们机智、善良、慷慨并且幽默。可是只有在他们或者我本人最伤心的时候，我对他们的爱才最炽烈，因为艰难时光远比幸福时光更能将心与心贴在一起。我的抑郁症拉近了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假如他从未帮助我挺过那段艰难时日，我根本不会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多么密切。作为一名父母，尽管我无比珍视欢声笑语，但是我知道亲子纽带只有在黑暗来袭之际才能形成。养育子女是安全环境当中的练习，时刻不断的危险威胁才能将喜爱升华成亲情。如果没有夜间的哭叫，飙升的体温，时常出现的青肿与擦伤，那么养育子女无非是二流的娱乐而已。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理解，对于子女需求的关照正是满足感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容易理解本书当中如此艰难的爱为什么同时也能如此深厚。我最想要的就是让我的子女幸福，可我之所以爱上他们却是因为他们感到难过。作为一位父亲、一个儿子，一个朋友以及一名作家，将悲哀与欢乐揉成一团的非常使命就是我的人生动力。

多年以来我的首要身份都是研究悲伤的历史学家。我笔下的绝望图景得到了广泛的赞许，我描绘的惨淡经历在读者看来反映了作者的人格。但是当我试图撰写关于幸福的文章时，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洞见：关于幸福的文章难免看上去失之浅薄。人们完全可以同样真诚地强调悲哀或者欢乐，就好比人们完全可以主张头顶的天空是蓝色的，而丝毫不必提及脚下的土地是棕色的。我所遇到的绝大多数家庭都强调过引颈仰望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抬头看天而丧失尊严。我丝毫不因为本书当中偶尔流露出来的欢喜气息而感到羞愧，并且坚决反对美丽与真实相互为敌的说法。我相信，在痛苦与欢乐的龟兔赛跑当中，扮演乌龟的欢乐绝非毫无胜算。

现实主义作家威廉.迪安.豪威尔斯曾经在写给伊迪丝.华顿的信中这样说道：“美国公众向来喜欢大团圆结局的悲剧。”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忍受不了李尔王在荒原上悲愤癫狂却又毫无救赎希望的场景。我对这番话倒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当代人的特点就是日益倾向于寻求转化。早期的心理分析模式侧重于接受生活本身的问题；现代心理治疗则关注如何解决问题、根除问题、或者重新定义问题。像这样的取巧态度是否也潜入了豪威尔斯眼中恬然厚颜的凯旋主义呢？诚然，人们经常假装自己并未感受到的幸福；精神错乱的人们不仅苦不堪言，而且还相信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场失败，因为自己居然快乐不起来。但是这种趋光倾向的核心却是一条不可动摇的信念：灾难总会得到解决，悲剧总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本书试图在豪威尔斯的贬损评论当中挖掘出几分新意。书中提出的主张甚至更加乐观：悲剧大团圆结局具有喜剧大团圆结局无法比拟的尊严，不仅超越了豪威尔斯暗指的忧闷伤怀，同时还产生了更高一层的心满意足。与未经苦难淬火的满足相比，人们总会更加珍视源自悲剧的满足。有时人们会为了曾经令自己悲恸不已的事物而心存感激。一味寻求悲剧无助于达到这层境界，但是你确实可以尽量想悲伤的丰富含义敞开胸怀，而不是一味沉湎于赤裸裸的绝望。结局圆满的悲剧可能是故作伤感的俗套，也可能彰显了爱的真意。我的这本书不仅是励志书籍，也是培养接受能力的手册；不仅描述了如何宽容不可治愈的境况，还主张就算可行的治疗方法也未必一定合适。嶙峋险峻的阿尔卑斯山历来都是浪漫文学当中的圣洁形象，如此奇异的喜悦对于这些家庭的主人公们来说也是一样——高不可攀，凶险恐怖，却又美得震撼心魄。

五十年前，我现在拥有的家庭简直无法想象。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为社会进步摇旗呐喊。社会变革令我受益匪浅，也让我背负了必须偿还的债务。一股浩荡洪流正在冲刷这个世界的粗粝地表，我希望本书当中的故事也能汇入这股洪流当中。但是直到这颗星球的表面平滑如镜之前，爱依然会因为遭受围攻而越发强韧；爱受到的威胁尽管让爱浸透了痛苦，同时却也让爱变得越发强大。我这本书的主题是遭受损失的艰难时刻，而爱总会在这样的时刻束缚住一颗伤痛难忍的心。当我的儿子躺在科幻电影风格的扫描仪里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阵辉煌而又可怖的感受。小布琳恩并没能让我产生相同的感觉，因为她尚未遭受过这样的困境。奥利弗与露西也没能让我产生相同的感觉，因为在我认识他们两个之前他们就已经长成大孩子了。我与他们四个的关系也因此而各不相同。一旦我将父亲的身份与损失联系起来，也就随即落入了子女布设的陷阱。但是假如我此前没有全心潜入相关的研究，恐怕并不会注意到这一点。遭遇了这么多奇特的爱之后， 我也陷入了这一魅惑人心的模式，看到了爱的光辉如何能照亮最悲惨的脆弱境地。我目睹过、也研习过难以承受的责任会带来怎样动人心魄的喜悦，我知道这份喜悦如何能够征服一切。我曾经以为本书当中的英雄父母们都是些愚人，一辈子将自己与异质的子女困在了一起，试图从苦难当中孕育出一套身份。如今我却意识到我的研究已经为我建造了一块登船踏板，我也做好了与这些父母同舟共济的准备。

乔治出生于2009年4月9日。他出生的那一天早在开始之前就充溢着各种情感。与劳拉以及约翰相比，我对于分娩的危险性有着远远更加详尽的认识；“怀孕期间一切都好，可是到了临产的时候……”像这样开头的故事我已经听得太多太多了。我试图抚平自己的焦虑，但是当乔治的头部露出来的时候，我的掌心还是出汗了。劳拉主动选择了不使用止痛药，这个决定使我再一次对她刮目相看。在过去九个月里，尽管我一直都知道她帮了我们两个一个大忙，但是我心里总觉得她的行为无非相当于于帮我们将一口袋越发沉重的杂货搬上了一道越发陡峭的台阶。但是此时此刻我突然意识到她其实为我们两个创造了一个生命。眼看着她的分娩过程，我目睹了宫颈扩张的最后阶段，目睹了她怎样全身用力，感受到了从她体内挤出来的极端生命力。自从认识她以来，我第一次清楚看到了她体内的某些狂野而又豪迈的特质，看到了身为男性的人生经历从没教给过我的心胸与勇气。她连续用力两次，然后乔治就冒了出来，并且用一声清亮的啼哭与手脚的摆动彰显了健全的心肺功能。产科医生宣布他非常健康。然后我们注意到脐带扭成了绳结。

乔治的出生时机恰到好处。假如分娩的时间再长一点或者再晚几天，绳结就可能收紧，致使他因为缺氧而脑死亡，并且让劳拉遭受可能致命的胎盘出血。我就像其他人忖度命运那样打量着这个绳结——只差一点就是另一个结果——并且亲手剪断了绳结下端的脐带。其实从上端剪断脐带的效果也是一样的，但是我只想让这个危险尽量远离我们来之不易的孩子。我只想把他抱在怀里，看着他的眼睛，感受这具小身体的蠕动。我相信这个孩子将会为我们的余生带来不掺杂质的欢乐，同时我也知道这种信念无非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觉，但是我依然希望这具小身体能将我的幻觉多延续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完成了健康分娩之后的一切半医学仪式与个人仪式。我们拍了一大堆照片。我们脱去衬衣，用肌肤接触他的全身。我们看着他接受了称重与体长测量。我们看着护士给他点眼药膏。我们将他介绍给了奥利弗与露西。布琳恩的兄弟从伦敦给我寄来了一盒香槟口味的太妃糖，我将这盒糖全都分发了出去（要不是产房里禁止酒水，我就直接开香槟了）。我们还给我父亲，我继母，我兄弟，布琳恩，以及其他几位对我们关系重大的亲友都打了报喜电话。约翰欣喜若狂——我就知道他会这样——因为分娩如此神秘，甚至比巫术或者星际战争还要怪异，以至于立刻就会让目击者感到自身的渺小。我再一次体验了小布琳恩出生时我心中的感受。这个人以前不存在，现在却存在了。我记得当时我的想法就和所有人一样，相信他的降生能够为我弥补此前人生的一切损失。

等到约翰与我终于在医院的家属休息室里消停下来，护士也为乔治完成了平生第一次淋浴，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我们两个随即陷入了幸福的梦乡。我平时睡得很沉，这一次也不例外。约翰则会每隔几小时下床看看乔治并且给他喂奶。等到我醒来的时候，约翰已经将乔治抱到了楼下劳拉的房间里。 泰米带着孩子们正在房间里吃肉桂面包卷，气氛非常欢快。约翰对我说他要合眼休息一下，让我去找儿科医生了解一下情况。根据我们之间的分工，一切医学问题都由我来负责。我觉得这是乔治人生第一天里的例行公事——听力检测，乙肝疫苗注射，等等。我无忧无虑地坐在屋里吃着面包卷，指导奥利弗与露西怎样抱孩子才安全，然后儿科医生就满面忧色地走了进来。

乔治的双腿并没有像一般婴儿那样蜷起来，而是直挺挺地伸着，一连三分钟都不打弯。医生将这种现象称作“肌肉紧张度偏高”，认为这一点可能是脑损伤的表现，并且打算做一下X光成像。我问她这种情况是否常见，她说在目前阶段并不常见。劳拉欢快地抢着说道乔治肯定没事，其他人也都没有放下手里的面包卷。可是我却感到我心里平时总是热乎乎的那部分突然变冷了，而暴露在外的身体其他部分却突然像火烧火燎一样。医生冷静地解释道，乔治的反常表现可能是脑出血导致的，此类出血可能自行停止，也可能需要手术干预。她谈到了脐带打结的问题，并且表示我们需要确保这一点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她注意到乔治的头部尺寸大得有些反常，有可能是脑积水或者脑肿瘤的征兆。此外她还补充道，乔治的两条腿的僵硬程度并不一致，这可能意味着他的大脑发育不对称，或者大脑内部有肿块。这位医生很年轻，我能看出来她之所以学会了如此稳健的发言方式就是为了与病人家属开诚布公地交谈。

从乔治受孕那天开始，直到这一天为止，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正在以非常态子女为题进行写作，假如在此期间我自己也生育了一个这样的子女，那可有多么讽刺呢？但是我也知道自然界对于讽刺并不陌生。我问医生X光的结果等多久才能出来，她说她会尽快安排，然后她就干脆利落地离开了休息室。我看着乔治，突然间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不爱他。可是无论怎样努力，我还是做不到这一点。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究竟多么爱他。我还记得我采访过的父母们都曾经四处宣扬新生儿降临人世的喜讯，可是一两天之后却又不得不拿起电话，向亲友们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我心中负责理性的那部分试图决定我将会在怎样的环境里支持一切可能有必要的英勇行为。我心中惊慌不已的那部分正在考虑是否应当将他送进看护机构。我心中最强烈的冲动则是将他紧紧搂在怀里，根本不让他接受任何检测。我希望他能一切平安，可我也希望自己能一切平安。就在我反复思量这道分界的时候，它却轰然崩塌了，我意识到这两者离开对方都无法存在。

我立刻给我父亲打了电话，给我哥哥打了电话，还给几位朋友发了邮件。我哥哥立刻开始联系纽约市的儿科神经学家，我父亲则打电话找到了一位当医生的熟人。我们将整件事彻底讨论了一遍。许多父母都告诉我，应对此类情景的实务需求压倒了他们心中的悲观情绪，而我也在转换进入解决问题模式之后略微松了一口气。我相信自己会做到所有正确的事情，尽量推迟痛苦与焦灼。我记得有些父母告诉过我，医生们并不会一开始就说你的孩子需要经受三十场大型手术，他们只会说这孩子需要接受一场手术，过一段时间再告诉你需要另一场手术，然是是另一场——这样的逐级渐进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因此我决心在每次做选择的时候都要清醒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给护士站打电话，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做X光成像，结果却得知刚才电脑系统出了故障，我们的申请没有提交成功。然后儿科护士又说她要给乔治进行动脉抽血。她将一根针头深深地插进了他的手腕。动脉抽血？我采访过的五百多位父母有人提到过动脉抽血吗？最后终于有人叫我们去接受扫描，可是一直陪伴我们的护士却被调走了。现在负责照顾我们的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她的举手投足就像空乘一样彬彬有礼，不过并不能完全掩饰她心中的厌倦与不耐。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参与过类似的诊疗，“刚出生的孩子就做X光成像？”她说。“不，这种事我从没听说过。”我感到两种负疚感在我心里相互冲突。首先，我孕育了一个可能会一辈子受苦的孩子，我可能会亏欠他一辈子；其次，尽管我见证了这么多在非常规子女的养育过程当中找到深层意义的父母，尽管我从他们那里听到了那么多振奋人心的故事，可是我依然不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当然，绝大多数此类父母都没有主动选择自己的处境；而且我也记得勇气的培养无法遵循时间表。

成像室里的气氛很阴冷，尽管也点缀着几件用来营造欢庆友好气氛的饰品。事实上这种故作欢快的友好气氛正是导致成像室如此阴森的因素之一。如果换一个没那么可怕的环境，也就用不着这些装饰品了。我们无助地看着乔治被人塞进了机器里。此时他多少已经睡着了，并没有乱动。他的头部与机器之间的空隙里塞进了好几叠毯子，一条束带勒住了他的额头。医生允许我们穿着铅围裙等在成像室里，我们试图安慰乔治，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一个还没有学会向我寻求慰藉的人来说，我的存在多么令人不舒服。

回到刚才还十分温馨的休息室里，我们默默地等待着。又来了一个轮班的新护士，我求她去把检测结果拿来。值班儿科医生给放射科打了电话。结果还没出来，于是我们只能接着等。最后我终于挤到护士站跟前，堵住了一位刚上班的儿科医生，他告诉我结果已经在护士站里放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认为我们应当和你丈夫一起谈谈，”他语气生硬地说道。我们回到了约翰一直等在里面的房间，满头大汗的我脱口而出，“他的大脑出血了吗？”医生说没有。然后他开始向我们解释具体的检测项目以及每一张X光照片的内容。最后他告诉我们成像结果完全没有异常。乔治没事了。这场虚惊终于过去了。

我觉得人世间所有的爱都由三部分构成，大约三分之一的自我形象投射，大约三分之一的接受与宽容，至于知识与见解的比重绝对无法超过三分之一。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投射了太多，也接受了太多，以至于知识与见解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我想起了莎拉.海登，她意识到儿子的残疾多么严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让他受洗，借此坚定自己的信念，坚信这个孩子无论怎样都还算是一个人。尽管此时乔治除了哭泣与进食之外还没有做出任何了不起的事迹，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已经具备了丰富且永久不变的人类特质。果实或许会掉落在远离果树的远方，果树却不会生长在远离果实的远方。

当我与约翰成为父亲的时候，同性恋伴侣为人父母依然是刺激的崭新冒险。在医生正式宣布乔治一切正常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希望并不是一只羽毛斑斓的飞鸟，而是一个遍体粉红、哭叫不止的小肉团，而乐观主义的最高体现就是生儿育女。我们对于子女的爱几乎根本无法摆脱具体环境与条件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依然几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强烈的情感。这本书当中的事例与我对我的孩子们的爱相比，大约就是寓言故事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扎实的叙述能让最抽象的理念也变得栩栩如生。我之所以成为了我现在这样的父母，正是因为此前我在书中记述了这么多关于顽强与坚韧的非凡事例。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社会主流观点认为后天养育能够决定子女的一切特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的关注重点转向了先天因素。在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则开始更广泛地谈论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方式。此前我已经在智识层面上接受了这两者之间的精妙结合，但是有了我自己的孩子之后，我开始思考是否还存在着独立于先天与后天之外的第三种因素，比方说某种未知的精神或者灵性变换。每一个人的子女都如此特殊且具体，以至于人们难以想象要是当初未曾受孕的话这些子女居然就不会存在。我在本书当中采访过的绝大多数父母都表示自己不想用另一个孩子替换现在的孩子。鉴于这些子女体现了如此艰难的挑战，父母们的主张乍看上去很令人意外。但是既然所有的孩子都具有某些方面的缺陷，究竟为什么我们当中还会有人更喜欢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另一个真实存在或者凭空想象的孩子呢？如果有一位脚踩祥云的天使降临在我家，提出要用另一个孩子来交换我现在的孩子——一个更聪慧，更和善，更欢乐，更可爱，更听话，更有出息的孩子——我肯定会将我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并且就像绝大多数父母那样祈祷这个凶险的鬼影赶紧消失不见。

英国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曾经发问道，我们的物质世界与柏拉图的理念领域是否是一回事。他认为人择原理或许表明宇宙具有对于意识的结构性需求——换句话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证明了存在的不可避免。人择理论与哥白尼革命的理念针锋相对，认为人类的出现绝非偶然，我们的存在就证明了我们必须存在；一切事物的可理解性都体现了我们自身理解能力的功能，反之亦然。这样说来，主观性或许反倒比客观性更加真实。这一理念对于为人父母也有所启迪。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的子女是我们不得不拥有的子女，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其他的子女。我们的子女在我们眼中永远都不会是偶然的产物；我们爱他们，因为他们正是我们的命运。即便当他们身负缺陷、行为不端、伤害我们甚至先我们而去的时候——即便在这些时候，他们依然是我们衡量自身人生的尺度之一。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是我们衡量生命的整套尺度。我们为子女赋予了生命，而子女也以同样深刻的方式赋予了我们生命。

刚刚开始着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约翰。我一直都想要孩子，曾经想过让一位多年的朋友为我代孕，也接触过关于生育的研究——但是这方面的可能性多年来一直在抽象领域徘徊。约翰赋予了我更大的勇气去成为非同寻常的人，也给了我更多的自信去成为一个寻常普通的人。但是本书当中近百个非常家庭的故事教会了我一条道理：非同寻常与寻常普通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人生目标，非典型的存在方式并不能剥夺任何人投身于典型生活的权利或者能力。艾米莉.珀尔.金斯利让唐氏症患儿上了电视，从而使得其他患儿父母不至于像她一样感到孤独。神经多样性运动与聋人权益活动家们主张接受异常状态是他们的义务。露丝.兹林斯凯说过，“我们家这样的孩子并非生来就是礼物。完全是因为我们的选择，他们才成为了礼物。”苏.克莱伯德说，“科恩拜伦比起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让我觉得我与全人类是一体的。”安妮.奥哈拉认为帮助跨性别女儿的经历“为我的人生带来了我永远无法完全偿还给她的恩赐。”这些平实动人却又振聋发聩的言语令我产生了深切的共鸣。

多年以来我一直因为膝下无子而纠结。正当我已经屈从于这份悲哀的时候，又看到了逆转这份悲哀的希望，并且开始考虑我怎样才能生养众多。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心想要孩子，又或者我只是想要证明一切曾经因为我的性取向而怜悯我的人都是错的。假如你的愿望一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天上明月，那么有朝一日陡然间将这一轮银盘清晖抱个满怀之后，你恐怕很难记起当初打算怎样赏玩专属于你的月色。我有抑郁症病史。我是不是为了享受新的幸福而放弃了那个毫无喜乐可言的自我呢？又或者我将会与大量悲哀捆在一起，必须要构建新的生活与心理结构才能应付得来呢？假如我不能保护我的子女免受我自己经历过的绝望，我就不能心安理得地将他们带到人世。我知道为人父母不是完美主义者的活计，因此我一直在受访家庭当中寻求谦卑的教训。满心焦虑的我也一直牢记着我参加驾照路考之前我母亲对我说过的话：生活当中有两件事看上去困难得无以复加，但是你要知道所有人都会做——开车与养孩子。

我在童年时期很不受欢迎，因此儿童一直令我胆气不足。我觉得在他们的眼里，我依然很不不擅长躲避球，走路的姿势依然很可乐，情感依然很笨拙——我保留了所有这些在童年时期使得其他孩子全都回避我的特质，只不过如今我终于摆正了这些特质与我的性取向之间的关系。我依然害怕被儿童称作同性恋；我的稳固身份在儿童口中听上去依然像极了侮辱。 我回避儿童是因为他们给我带来了太多一言难尽的感受。就像其他强烈的感受一样，力度是显而易见的，本质就不太容易说清楚了。 如果我要陪伴别人家的孩子呆上几个小时，离开的时候总是如释重负。如果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感受又会如何呢？在我最黑暗的幻想当中，我会厌恶自己的子女，却又不得不与他们一辈子拴在一起。我与我父母的联系为我们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我也希望在余生当中继续承载这份联系。但是我曾经的凄惨与孤寂处境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的家庭的内部动态，以至于很难区分哪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哪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儿子的身份曾经耗尽了我的心力；刚刚从这条巨鲸口中脱身的我很害怕再度被父亲的身份一口吞下去。此外我还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再去压迫与我不同的子女，尽管我自己在身为子女的时候也时而觉得受到了压迫。

我与约翰相识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亲生的儿子。他与这个孩子的生母劳拉是同事。劳拉借助工作的便利考察了他好几年，然后才与自己的伴侣泰米一起请求他提供精子。尽管约翰平时与劳拉的关系并不太密切，他还是同意了。他们三人随即签署了一整套法律文件，他放弃了身为父亲的一切法律权利，她们则宣誓要将这个孩子尽心尽力地养大。假如孩子与两位母亲有需要的话，他也愿意力所能及地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但是为了尊重泰米身为养母的角色，他基本上一直都置身事外。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将我引荐给劳拉与泰米。但是在我们两个开始交往之后过了几个月，我们在2001年明尼苏达州展览会上偶遇了她们两个以及她们的孩子，正在蹒跚学步的奥利弗。奥利弗还不能理解捐精爸爸的概念，所以将约翰称作卷卷爸爸，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但是这样说来的话我又是谁呢？一年半之后，她们两个再次请求约翰捐精，这一次劳拉生下了露西。约翰与劳拉一家的关系始终令我不太自在，但是同时也令我十分着迷。约翰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我希望这两个孩子能够提供一点进一步了解他的线索。当时我还没有喜欢上这两个孩子，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影响我对于这段亲子关系的情感与生物学理解。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养育亲生子女的可能性。1999年我去德州出差，期间参加了一场晚宴，出席者当中有一位我的大学同学布琳恩。她在我眼中一直是个充满魅力的人：她的善良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根深蒂固，她具有敏锐的智识却从不炫耀，尽管时光无情，她的面庞却一直容光焕发。此前她刚刚离婚，而且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她说她拥有幸福的童年，而向童年致敬的最佳方式就是成为母亲。当着一桌子其他宾客的面，我半开玩笑地说道，我愿意斗胆请战，为她的孩子充当父亲。她当场乐呵呵地回了一句，说她兴许真会接受我的好意。当时我根本无法想象有朝一日她真会与我生儿育女。我还以为她只是在说客套话而已，就好比说假如我在异国他乡旅游的时候结交了当地的朋友，也会告诉他们日后来到纽约市观光的时候不妨去格林威治村找我喝一杯。但是当我回家以后还是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知道她大概是在开玩笑，但是我确实认为她会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母亲，我希望她能与合适的人选生育儿女。

四年之后的2003年，布琳恩飞到纽约参加我的四十岁惊喜生日聚会。第二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席间我们意识到我们两个都希望将生孩子的计划推进下去。我从未感到如此荣幸，也从未感到如此紧张。我们两个之间的安排在有些方面很类似约翰与劳拉以及泰米之间的安排，在另一些方面则不太一样。我将会依法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孩子将会传承我的姓氏。尽管布琳恩会将孩子带回德州抚养，但是我与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明确的父子关系。

当时我没有准备好向约翰坦白我的做法。就像我暗自害怕的那样，当我终于告诉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气炸了。毕竟他仅仅是个捐精人而已，而我却要在余生当中都与布琳恩深切联系在一起。他很担心这份联系会殃及他与我之间的感情。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此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三个谈了好几个月——我与约翰谈，布琳恩和我谈——然后三方谈判的紧张局势日益升级，足以与巴尔干地区相提并论。我们花费了接下来整整三年的时间才敲定了一切细节，但是向来心软的约翰终究还是松口了。于是我就通过试管受孕让布琳恩怀上了我的孩子。与此同时布琳恩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恋爱关系。她的男友理查德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对于我们的安排也抱有或许并不太常见的平和心态。

这套安排越变越奇怪，我们的感受也越来越传统。此前约翰提议与我正式成婚，我决定尊重他的意见，尽管我本人当时对于同性恋婚姻并非全无顾虑。结婚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安抚约翰的手段，随着我与布琳恩的生子计划逐步推进，我需要让约翰确信他始终处于这段三方关系的核心。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有了更深切的目的：我想要向世人宣扬他的英俊、机智与坚定的道德使命感。我的家人与朋友全都很喜欢他，他也能在我的亲友心中看到我所能看到的相同品质。我们两个的正式成婚时间是2007年6月30日。我们在乡间举行了婚礼。言语根本无法描述那一天的我有多么幸福。当时我心想，假如此前人生当中遭受的一切创伤引领我走到了如今这一刻，那么在这一刻回首看来这些创伤也没那么糟糕。我在祝酒词当中说道：“曾经不敢自述其名的爱如今得到了广而告之。”劳拉与泰米也带着孩子参加了婚礼，奥利弗负责保管约翰的婚戒。已经将我们的孩子孕育了四个月的布琳恩也与理查德一起来到了婚礼现场。约翰半开玩笑地说道，这恐怕是全世界第一场奉子成婚的同性恋婚礼。

到了10月，布琳恩身上开始出现怀孕并发症，于是约翰与我提前一个月赶到了她所在的沃斯堡。2007年11月5日，布琳恩接受了剖腹产。我看着产科医生将小布琳恩从母亲高高隆起的腹中取了出来，并且成为了第一个将她抱在怀里的人。我一直在努力提醒自己，我现在是一位父亲了。可是我却丝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简直就好像有人突然告诉我，我不仅是我自己，还是一颗流星。我抱着这个新生儿，布琳恩抱过了她，理查德抱过了她，约翰也抱过了她。面对这个令人颤抖的小生命，我们究竟是她的什么人呢？她又是我们的什么人呢？她的降生会将我们之间的关系推向何方呢？当时我为写作本书而进行的研究工作已经相当深入了，我知道每一名子女都具有一丝足以改变父母的水平身份。我端详着我女儿的小脸，搜索着一切可能的线索。我想知道她是什么人，也想知道她将会把我变成什么人。

十天之后约翰与我赶回了纽约。到家之后我一门心思只想着我那刚刚降生的孩子，不过同时我也一直觉得我仅仅是支持布琳恩作出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不是亲身卷入我自己作出的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与实际为人父母的真切激情相比，即将为人父母的生理刺激无非是一道幽影而已。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一直跟我念叨我的人生将会如何悲惨，如今我终于逃脱了他们口中的悲惨结局并且大感宽慰。但是与此同时我还要应对遮天盖地的现实生活：这世间多了一个全新的人，而我要为这个人负责。这两种感受决不能混为一谈。我不想过分牵挂小布琳恩，以至于使得她在德州的生活不堪忍受，我也不想冷落疏远她，以至于让她觉得我不关心她。我还保留着足够的自知之明，能够意识到我的情感需求此时并不重要。

结婚与生子都是公共事件。就像许多公共事件一样，它们也会将暴露出来的思想与情感化为实体。我对于我与约翰的生活原本有一套打算，可是突然间所有人对于我们的生活也都有了各自的打算。让其他人卷入你的现实处境有助于强化这份现实，而我们两个已经将数量众多的亲友家人卷入了我们的生育大计。他们的爱共同铸就了一道门槛，又为门后的真相覆盖了一层保护甲壳。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因为我的朋友们毫无保留地庆祝了我们的婚姻，因为约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一度令他戒惧的女儿，还因为约翰与布琳恩终于开始相互信任了。 直到最后我才注意到布琳恩与我的母亲非常相似——都能在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找寻幽默，都很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都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都在几乎所有人面前用端庄的仪态与固执的内敛将这份想象力隐藏了起来，此外她们都具有沾染着一丝悲伤的聪慧同理心。就像很多人一样，我在迎接新生儿的时候也回想起了我的母亲。布琳恩的父亲已经八十六岁了，我曾经担心我们之间的安排会挑战他的价值观，可是事实上他非常高兴。至于我父亲更是乐得情不自禁。

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希望与约翰一起在我们的家里共同抚养一个孩子，以此见证我们的感情。原来约翰与泰米以及劳拉的安排回答了可行性的问题；我与布琳恩的安排在情感层面上又更进了一步。身为男同性恋，从来一直有人告诫我们对于生活应当抱有怎样的正确期待。可是生育一个孩子并且与我们全天生活在一起的前景却将这些所谓的正确期待炸了个稀巴烂。我曾经不想结婚，然后婚姻的现实就迷住了我。因为约翰已经有了他的孩子，因此我坚持认为出于公平起见我也应该有我的孩子。我相信就像小布琳恩出生时那样，这一次将要出生的孩子同样也能抓住约翰的心。 因为约翰对于要孩子的态度并没有我在表面上显现出来的那样坚决，所以我只得充当拉拉队。我满怀希望地迷恋着一个尚不存在的人，并且满心肯定父亲的身份将会升华约翰身上一切令我珍视的品质。但是谈话到了这一步就进行不下去了。我们之间的爱确实是生育子女的前提，却并不能成为生育子女的理由。我们决不能将生育子女当做社会实验、政治宣言或者自我补全的手段。这个决定终究需要我们两个共同作出，只有我一个人满腔热情是行不通的。然后约翰在我生日那天送给我一座扎着蝴蝶结的摇篮当礼物，并且说道：“假如是男孩，就用我爷爷的名字给他起名叫乔治吧。”

一名律师认为，为我们提供卵子的女性与提供子宫的女性最好是两个人，从而使得双方都无法完全声称自己是孩子的母亲。他还列举了这种安排的诸多法律优势。约翰提出这一次的孩子让给我来生，如果日后我们还想要一个孩子的话再轮到他来生。就像许多面临生育问题的中年异性恋夫妇一样，我们两个也踏上了搜寻最佳卵子的征途。我们飞到圣迭戈，向我们选择的捐卵中介说了很多好话。尽管我们的决定充满了喜悦，我心中还是有些许遗憾，因为我恐怕永远也看不到我与约翰的基因混搭在一起之后能够生出怎样的孩子了。我很感激我们得到了一枚卵子，我也很遗憾这枚卵子并非来自我们两个。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要有孩子了；我也很伤心，因为这场冒险始终无法摆脱人为制造的氛围。如果没有辅助生殖科技，我永远不会拥有孩子；可是我们的孩子并非诞生于肉体欢愉的极乐时分，而是来自令人心力交瘁的繁杂手续。此外整个过程也非常昂贵。尽管每一分钱都花得物超所值，我们依然感到难以释怀：尽管我们觉得自己的行为动机是爱，可是想要表达这份爱却必须以经济地位为前提。

我的研究工作让我敏感地意识到，搜寻捐卵/精人的过程具有很类似优生学的一面——我们对于捐卵/精人的选择完全基于对方是否符合我们的智力、性格、健康以及相貌标准。对于我来说，这些个人选择全都具有令人忧虑的政治意味。在创作本书期间，我遇到了无数非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并且学会了尊重它们。我不想贬低这些生活方式。但是我同样无法否认我想要一个与我足够相似的孩子，希望我们与他或她之间的共通之处有助于尽快拉近一家人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我也很清楚遗传谱系多么不可靠。每一份捐卵者的资料都在大肆张扬当事人具有怎样一整套吸引人的特质，简直就像在线汽车广告一样，只不过这辆车我们要一直开到人生终了。车顶有天窗吗？里程油耗低吗？头发是红色的吗？SAT成绩高吗？祖父母一辈都活到八十岁以上了吗？寻找捐卵者的过程不仅荒谬可笑，令人沮丧，而且严重动摇了我的道德立场。但是我们却无法停手：面对着令人手足无措的抽象理念，面对着无边无界的神秘未知，费心费力拣选捐卵人的操劳似乎成为了能够缓解焦虑的切实姿态，为我们带来了一点珍贵的知识。

我们将我们的计划告诉了劳拉与泰米，劳拉对约翰说，“要是没有你，我们肯定不会拥有奥利弗与露西。我们怎样谢你都不为多。我愿意为你们两个充当代孕母亲，表示一下你与安德鲁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她的姿态极为慷慨，我们也接受了她的好意。接下来劳拉、捐卵者与我都接受了查体：我捐出了精子（灯光明亮的捐精室里摆着一只皮箱，里面装满了医院员工提供的色情杂志过刊）；劳拉接受了生育治疗；胚胎移植；超声检测。就像我遇到的许多家庭一样，社会变迁与科技进步同样深刻影响了我的家庭。正是因为这两种因素的交汇，我们家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进行了第二次试管授精之后，劳拉就怀孕了。尽管我们对于卵子的拣选非常严苛，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做一下羊水穿刺。尽管我本人、约翰以及劳拉共同作出了这个决定，事到临头我还是觉得有些猝不及防。此前我们已经做了许多侵入性与确定性都相对较弱的检测，根据这些检测的结果，我们的孩子遭受先天残疾的风险微乎其微，以至于在我看来并不值得冒着流产的风险再做一次羊水穿刺。在我撰写这本书之前，我肯定会遵循这套逻辑行事。但是当我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再也无法遵循同一套逻辑了。这套看似清楚明了的思路已经被我的研究砸了个粉碎，我只得无可奈何地做出了以防万一的选择。

假如某人自愿怀上了你的孩子，那么此人在你心中的形象肯定会越发高大。劳拉为我们构筑了一段人生，也为她自己构筑了一段人生，并且还将这两段人生编织在了一起。她的高超编织技艺始终令我惊叹不已。我们不可避免地与她们一家越走越近。奥利弗与露西都将还没出世的孩子称作他们的弟弟。劳拉一家的热情一开始让我觉得有些局促，但是在孕期的最后三个月，约翰与我赶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要与她们四个见面。我借助这个机会仔细观察了奥利弗与露西，并且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约翰的机智与温雅。当他们两个得知小布琳恩管我喊爸爸、管约翰喊约翰爹爹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两位母亲他们也想管我们两个喊爸爸与爹爹。

所有这些孩子在深浅不一的程度上其实都是我的孩子，尽管当时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理念。但是约翰毕竟曾经满心甜蜜地庆祝过小布琳恩的出生，这份甜蜜也为我铺平了一条通向接受的道路。一开始我与约翰说好要养育两个孩子，此时我突然开始考虑养育四个孩子是否可行。我相信我能以同样的深度热爱他们，尽管我对他们四个的爱各不相同。劳拉帮助我们两个的动机之一原本就是希望两家之间的关系能更进一步，她的做法确实奏效了。约翰坚持认为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的作法也确实奏效了。没有我的宣传鼓动，小布琳恩或者眼下的新生儿就不会出生；没有约翰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三家人肯定会各过各的日子。这条路确实更容易，但却未必更有利，而我恰恰正是混淆了这一点。我教会了约翰要做事情而不是一味空想，他则教会了我事情完成之后要全心体验。通过小布琳恩，通过即将出世的孩子，通过奥利弗与露西，通过我这一路上结识的众多非凡家庭，我已经改变了我自己，子女再也不会让我感到难过了。

• 关于《去国》一帖以及河内环境的一点想法

“非同寻常”的定义其实只是个数字游戏而已。你可以争辩某种非同寻常的事物是好是坏，但是你却无法一口咬定这种事物是否当真非同寻常——然而这个词汇却被反复不断地拿来支持虚假的主张。寻常的人们总是坚持他们全都独一无二，而不寻常的人们则总是主张自己与其他人并没有区别。平庸的人们总喜欢在他人眼中脱颖而出，非凡的人们却渴望着和光同尘的慰藉。每一位生育了典型子女的父母都会如数家珍地列举子女能做到怎样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一位生育了非典型子女的父母也会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严重的病症或者超凡的天赋并没有在自己的子女与其他孩子之间划下鸿沟。这种双向的作伪反映了更广泛的矛盾心态。我们既渴望与众不同，又害怕与众不同；我们不仅希望拥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害怕拥有鲜明的个性。子女与父母相比最具有挑战性的差异肯定会在父母最不熟悉的领域彰显出来。我们经常夸大或者贬低子女的独特性，这一点反映了我们对于个性与幸福之间关系的错误理解，

2008年，美联社报道了印度北部某村庄里一位生来长有两张脸的孩子。拉丽.锡因是一个双面畸形儿，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畸形，一个脑袋上长有两个鼻子，两张嘴，两副嘴唇，两双眼睛。她出生的医院的院长认为，“她并没有呼吸困难，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可是无论桑尼桑普拉村对于“正常生活”的定义是什么，恐怕都肯定不会包括“被村民们当成英勇女神杜尔伽的人间化身并且顶礼膜拜，因为杜尔伽的传统造型就是三目多臂。”每天都会有百余人涌入拉丽的家里，触碰她的双脚，献上香火钱，并且接受女神的祝福。村长甚至要求邦政府出资为拉丽修建一座寺庙。这篇文章仅仅顺带提到了双面畸形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假如拉丽生在了杜鲁斯、威奇托、北京或者巴黎，那么她的降生肯定会使得人们忧心忡忡而不是欢呼庆贺。拉丽的母亲苏什玛认为，“我的女儿很好——就像任何其他孩子一样。”拉丽的父亲文诺德倒是带着拉丽去过一家位于新德里的医院，但是当院方提出愿意免费进行核磁扫描从而确定拉丽的内脏是否发育正常的时候，他却拒绝了院方的好意。此外他也不打算让拉丽接受腭裂修复手术，尽管腭裂致使拉丽进食困难。“目前我并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女儿的表现与正常的孩子并没有区别。”他这样解释道。拉丽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假如她接受了恰当且及时的早期医疗护理，最终导致她死亡的绝大多数问题都能得到缓解。

与十年前相比，如今的我看到这篇关于拉丽短暂一生的新闻报道之后已经没那么惊讶了，因为在创作本书的调研过程当中，我已经反复遭遇了这个故事的各种变体版本。这个故事的美好之处——父母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非典型的子女——最终变成了一场悲剧，因为父母混淆了正常特质与正确作法。拉丽的父母相信唯有爱与宽容才能定义他们的女儿，但是其实爱与宽容只能将他们自身定义成为充满爱的父母而已。假如开放心态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子女的实际需求，我们的爱就会变成否认现实的心态。承认差异并不会威胁到爱，只会使其更加丰盛。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深切的接受能让子女成为最完全的自我。在他或者她的家庭当中，某人的侏儒症、自闭症、早慧或者跨性别特质都可能退居次席。在理想状态下，这些人首先是父母的子女，是家庭这个小小王国里完全得到承认的国民。尽管子女身负缺陷，父母依然会爱他们。不仅如此，父母甚至还会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些瑕疵与欠缺也自有正当之处。有一位明智的精神病学家曾经这样对我说，“人人都想改善，却没有人想要改变。”不过我倒是认为，只有允许水平身份的所有者们不去改变自身，他们才能真正得到改善。所有人都能设想一个更好的自己，却没有人能真正成为另一个人。

主流化、包容政策、去收容政策、残疾人权益运动、身份政治——所有这些力量不仅强调了差异，也将差异纳入了常规。它们不仅关注非常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还主张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需求。它们希望改造世界，让更多的人们能在这个世界里过上平淡寻常不受瞩目的生活。我采访过的很多父母都致力于将家中营造的良好环境扩展到整个社区，因此他们成为了活动家——有些人将平权活动当成了毕生的使命，也有些人参与平权活动的方式仅仅是接受采访而已。无论如何，他们都希望一个更和善的社会能够扶助子女的一生。经过整合的教育体系不仅能帮助很多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们，还能帮助他们的同学。同理，构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不仅有益于最近刚刚得到宽容的群体，也有益于最近刚刚学会宽容的群体。将非同寻常的人们纳入社会结构确实会耗费大量金钱与时间、心力与物力，这番操练足以令人精疲力竭。但是如果说父母到头来经常会因为问题缠身的子女而抱有感恩之心，那么我们这些更贴近常规的社会成员们也可以学会感恩，因为常规之外的人们体现了非凡的勇气，并且教会了我们宽宏慷慨的意义。甚至就连他们搅乱常规世界的方式也值得我们感恩。

根据一般的说法，多样性意味着体育俱乐部应当招收少数族裔成员，大学应当招收同性恋学生。不过无私并不是驱动多样性的唯一引擎。多样性一词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均衡的投资策略或者森林、海洋与湿地当中的物种构成。我当年上大学的城镇长期以来一直因为种满了榆树而远近得名，以至于获得了榆树城的美誉。可是后来荷兰榆树病侵入了北美，城镇的街道与公园从此失去了荫蔽。每当局势发生变化之时，单一种群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日益加速的变革，全社会的价值观正在激烈变动，物质环境更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进向前，谁也不敢断言怎样的特质才最能适应未来社会。我绝不敢主张侏儒症、耳聋、犯罪或者同性恋一定能够回答任何上述关键问题。但是我确信，将高矮参差的天然森林变成清一色只有榆树的经济林是错误的做法。无论榆树的树干多么直挺秀颀，榆树林的排列多么规整对称，这样的规划都是极为不负责任的。

有些父母不顾孕期诊断的结果决定继续妊娠，也有些父母会刻意为子女选择与众不同的特质，这两种做法之间的距离并不大。《洛杉矶时报》上有文章指出，“订制天然具有基因缺陷的婴儿看似极富道德争议，但是对于某些身负残疾的父母来说——例如侏儒与聋人——这仅仅意味着获得与自己一样的子女而已。”有一项研究调查了将近二百家提供胚胎植入前基因检测的美国诊所，这项技术已经问世二十多年了。大约3%的受访诊所承认曾经按照客户的要求专门拣选过具有残疾的胚胎。罗伯特.J.斯蒂尔曼医生是谢迪格罗夫受孕中心的工作人员，这家中心在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与宾夕法尼亚州都开设了办公室。他声称自己曾经多次拒绝过客户提出的拣选耳聋与侏儒胚胎的请求。“为人父母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为子女营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说。“侏儒症与耳聋并不是常规。”

但是营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与坚守常规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呢？唐氏症患儿的迈克尔.贝鲁博这样写道：“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维持一套留有余量的社会体系，足以容纳不可预知性、异变、相互冲突的道德冲动、困难的抉择、私人抉择甚至变态抉择。”关于胚胎选择的辩论触及了最难以捉摸且最由社会决定的人权问题，也就是尊严。2008年，英国修改了《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案》，禁止了为准父母们拣选残疾胚胎的行为。比方说假如有人在胚胎植入前接受了基因检测且原本的用意是避免唐氏症，那么当事人将会受到彻底的基因测绘，不允许他们植入带有任何其他已知残疾的胚胎。聋人权益活动家们对此大惊失色。“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一位聋人博主写道。“我们的人生价值遭到了贬低，就因为我们不完美，我们就不配生而为人了。”

莎伦.迪谢纳罗和坎迪.麦卡洛是一对女同伴侣，两人都是聋人。她们想要一个孩子，于是2002年两人邀请一位五世家传的聋人朋友为她们捐精。随后两人生下了一对聋人儿女高文与珍娜。她们决定向《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结果却招致了一阵凶猛的口诛笔伐，与布莉.沃克当初遭受的指责颇为相似。福克斯新闻台的报道题目是《生而受害：无助幼儿遭受了逾越底线的人为缺陷设计》。《华盛顿邮报》上刊载的读者来信同样火药味十足。有一位读者写道：“这三个人（我把捐精者也算上了）居然可以刻意地剥夺另一个人的天然官能，这种做法简直恶毒之极，彰显了他们从骨子里厌憎有听力者。现行法律已经规定了父母的宗教立场不能成为拒绝子女接受特定医疗救护的依据。同理，应当制定类似的法律来保护子女不至于因为父母的谬误见解而遭受基因虐待，不得不遭受与父母相同的残疾。”

法律学者约翰.科维诺指出，公众的怒火根植于一项基本的形而上学谬论。“她们两个原本可以选择另一位捐精者，或者选择收养而不是生育。但是这两个选项都不会导致高文拥有听力，只会使得他永远不能降生人世。”聋人权益活动家帕特里克.伯德洛特也认为，“从来没有人主张要将生而有听力的孩子刻意变成聋人。”

极少有人公然主张双方都是聋人的夫妻与伴侣们因为子女有可能成为聋人而不应当生育。有些人或许会在可以接受的结果与值得追寻的结果之间画下界线，并且主张异性恋聋人父母生下的聋人子女是“自然”过程的产物——但是爱与规矩很难和平共处，而且“自然”这一概念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不自然”的指控更是经常会成为粉饰偏见的伪装。那些反对莎伦.迪谢纳罗和坎迪.麦卡洛的人们或许并不理解这两名女性的人生经历，不知道她们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成功的事业，幸福的心态，活跃的交际圈以及来自彼此的关爱。《华盛顿邮报》原本的报道文章这样写道：“与此同时，很多准父母们都在筛除自己不想要的特质，选择自己想要的特质。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目的并不是生育一个特别优越的孩子，而仅仅是生育一个特别的孩子。一个白种孩子，一个黑种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甚至是一个得到更加细致入微的想象与描绘的孩子。美国生殖医学协会发言人肖恩.提普顿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准父母们总会对外形与自己相像的子女感兴趣。’换句话说莎伦和坎迪与许多其他父母并无不同之处，她们也只是想要拥有一个像自己的子女而已。”

这个论点确实很难驳倒。莎伦说过，“要是能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孩子确实挺好的。” 坎迪也说，“我想与我的孩子一样，我想让孩子享受到我们享受过的一切。”如果你不知道发言人是聋人，那么这两句话看上去根本不算出格。在《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里，卡琳娜.丹尼斯进一步分析了这两名女性的深层动机。“沟通以及对于亲密关系的追寻是身为人类的根本。假如你真心相信，假如你的子女听不见，那么他们的情感生活至少也会像你自己那样丰富，而且你也能更好地与他们沟通，那么为什么不作出这样的选择呢？”卡迪成长在一个工人阶级聋人家庭；莎伦成长在一个有听力家庭，直到进入加德劳特的手语世界之后才找到了她自己。两人各自都很仰慕受过教育的聋二代前辈。她们都觉得自己历尽辛劳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因此理应将这份幸福传递给下一代。所有父母都希望子女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获益。

《石板》杂志的全国记者威廉.萨勒坦写道，“过去人们恐惧设计婴儿，如今人们恐惧致畸婴儿。”当然，致畸婴儿也是设计婴儿，只不过没有遵循流行设计而已。而且设计婴儿的趋势只会愈演愈烈，不会偃旗息鼓。随着科技进步，设计婴儿无疑会变得愈发普遍。“设计婴儿”这个术语确实具有贬义色彩。但是就在不久之前，在试管受精技术成为大龄中产阶级夫妇生育后代的标准做法之前，试管婴儿一词也曾令人摇头咋舌。200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基因学与公共政策中心针对美国的胚胎植入前诊断诊所进行了调查。将近一半受访诊所提供性别选择服务。2007年，伦敦布里奇中心生育诊所为一对客户进行了胚胎筛选，因为父亲是个眯缝眼，希望自己的孩子眼睛大一些。伦敦大学学员最近宣布，首批通过基因检测彻底摒除乳腺癌发病可能的婴儿当中的第一位已经降生人世了。洛杉矶生育研究所也宣布他们正在计划为夫妇提供性别、发色以及眼睛颜色的基因拣选，尽管如此高调的宣传很快就迫使他们暂停了这一项目。 在不久的未来，这样的选择必然无法避免。即便按照今天的精子与卵子捐献标准流程，捐献人也会遭到筛选，从而摒除不受欢迎的遗传特质。此外捐献者还要提供关于自身的信息，例如外貌、肤色、身高、体重以及大学入学成绩。这套做法与基因设计相比有哪些差异呢？绝大多数人都会受到其他人身上的诱人特质的吸引，性冲动本身就是一套完全主观的筛选机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注意到，关于生育基因检测的辩论正在逐渐遭到两种对立观点的限定：有些人认为生育基因检测“提供了预防苦难的机会，并且反对限制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以及生育选择权，”也有些人“相信生育基因检测会造成负面的伦理与社会影响，并且逐项限制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哈佛大学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反对完美》一书中写道，“如今的准父母们依然有自由选择是否采用孕前检测技术以及是否根据检测结果采取相应行动。但是他们无法逃避新技术带来的选择负担。”

人类具有摆弄外物的天然倾向。假如我们能够掌控天气，那么壮丽的飓风与死寂的暴风雪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回忆。四十年前毒物学家马克.拉普告诫人们，“假如我们仅凭着一腔热情去‘征服’基因缺陷，以至于未能意识到我们识别并且舍弃的‘缺陷’其实并不比我们自身更加远离人类的本质，那将会造成难以想象且不道德的局面。”但是在2005年，《华盛顿邮报》记者帕特丽莎.E.鲍尔还是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孕前检测表明她的女儿患有唐氏症，而她并不打算终止妊娠。后来她撰文描述了自己遭受的压力，并且认为“孕前检测使得打掉残疾胎儿的抉择从你的权利逐渐变成了你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应被迫维持令自己害怕的妊娠，任何人也都不应被迫终止自己想要的妊娠。那些准备好关爱水平身份子女的父母们为子女赋予了尊严，无论他们是否采用了孕前检测。随着生育科技的普及，我们正在越来越详细地揣测怎样的子女最能令我们感到幸福，以及怎样的子女最能从我们手中获得幸福。拒绝回避此类猜测或许不负责任，但是将猜测当做预言却肯定过于天真。假设场景当中的爱与现实生活当中的爱并没有多少关系。

那些父母应当生育子女以及哪些子女应当降生人世的问题始终没有定论。我们质疑艾滋病患者生育子女的决定，因为他们很可能早在子女成人之前就离开人世。我们试图预防青少年怀孕。我们评判残疾人是否应当将自身的不同传承给下一代。耻辱与手术刀都能令人绝育，两者的效力也几乎同样残忍。教育人们理解子女可能体现的挑战是明智合理的做法，但是仅仅因为我们自认为理解这些子女的人生价值就阻止人们生育子女则是近乎法西斯主义的行径。

今天美国的向上社会流动性远比过去更差，也远比绝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差。2011年布鲁金斯学会公布的报告声称，“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差得异乎寻常；从底部往上，我们的社会流动性极为受限，可以说是仅此一家。”社会流动性危机源自以下思想，即个人处境的改善完全是每一位个人的责任，其他人不应也不必插手。我在本书当中遇到的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这种思想的受害者。可是话又说回来，本书当中涉及的任何一类境况的当事人在五十年前都不可能拥有比今天更美好的生活。令人目眩的科技进步确实威胁到了许多水平身份，但同时却又赶上了身份政治的兴起，后者为很多水平身份塑造了一个更加宽容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日趋多元的社会当中，伴随着多样性的宽容课程甚至已经覆盖了过于无权无力以至于无法自行主张权利的人们——这一变化的程度早已超越了女性投票权运动或者民权运动活动家们的愿景。残疾人已经成为了电视节目的常客，跨性别者已经成为了公务员，心理辅导从业者正在为罪犯、神童以及强奸子女提供咨询，精神分裂症患者与自闭症患者也都有相对应的就业扶助项目。

许多人都悲叹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耻感的时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公然在电视上炫耀自己的愚蠢、病态与残忍呢？为什么我们要对窃取了全社会财富的富人顶礼膜拜呢？从不好的一面来说，许多确实可鄙可恶的事物如今往往难以令我们感到羞耻；不过从好的一面看来，许多原本就不应当让我们心生窘迫的事物如今同样也越来越难以令我们感到羞耻了。身份政治的反面是尴尬与难堪。如今的我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接近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因为自己的本质而感到惊惶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生殖权利应当被列入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之列。但是每当有可能将非常态特质传承下去的水平身份群体成员决定生儿育女的时候，针对非常态人群的偏见就会最为明显地表露出来。许多人都会因为残疾或者处境困难的成年人生下了残疾或者处境困难的子女而怒不可遏，认为他们是在作孽。

新闻播报员兼演员布莉.沃克天生患有缺指/趾畸形，俗称龙虾爪综合症。起初她生下了一个同样患有这种疾病的孩子。1990年她再度怀孕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个孩子也有可能继承她的境况。但是她依然决定继续妊娠，并且因此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令我无比震惊的是，竟然有人会针对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以及他应对世界的能力做出如此消极负面的公开揣测，无论他的手脚将会是什么形状，”沃克后来这样说道。沃克的婚姻与事业都很成功，她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美丽动人，而且具有很多值得传承给下一代的优秀品质。“将导致畸形的基因疾病传递给你的下一代，这样做公平吗？”有一档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这样问道。“人们总会根据你的外貌来评断你。他们总会根据你的遣词作句来评断你。天可怜见，他们还会根据你的双手形状，你的躯体形状以及你的面部形状来评断你。人们就是这样。”许多批判的言外之意是沃克根本无权怀孕，甚至于她有堕胎的道德义务——无论她本人多么想要孩子，或者她多么有资格为人父母。“我感觉我的妊娠遭到了恐吓，”沃克后来说道。

这档谈话节目将沃克的子女贬抑成了他们的残疾，摒除了残疾以外的一切特质。比尔.博尔特是一名小儿麻痹症幸存者兼残疾人权益活动家。他认为，“如果任何人认定布莉.沃克因为某一项肢体特征而不应当生育子女，他们也就忽略了这名女性身上其他一切美好之处。说起在电视圈里智力最鲜活、面容最美丽的人物，她肯定算得上其中之一。为什么她不能借此资格多多生育呢？”来自媒体的谴责大都忽略了一点：假如某人常年应对子女可能继承的某种境况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此人必然具有独特的资质，足以理解子女的人生将会面对怎样的风险与回报。他们的选择要比我们的评断更有事实依据。

不过也有一些父母生育子女的动机是为了肯定自己的人生。乔安娜.卡帕西-琼斯是一位英国残疾人权益活动家，并且有五名生物学子女。她之所以要生这么多孩子，部分原因是为了主张残疾的社会模型。她表示，在她家里缺损不等于残疾。卡帕西-琼斯与她的丈夫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想要拥有亲生的后代。“反正我们看起来也没法领养孩子，”她写道。“而且我永远无法怀孕或者分娩——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都碎了。”卡帕西-琼斯因为早产而患有脑瘫。她的境况并不会遗传，不过她的丈夫确实患有遗传性的运动能力与感知能力神经病变，并且导致了肌肉萎缩与严重骨骼畸形。任何生物学子女都有一半可能性继承他的境况。“我们家的人几乎全都有残疾：我，我丈夫，他哥哥与他父亲，我的姑妈与姑父，”卡帕西-琼斯写道。“如果我的子女也受到了影响，她肯定不会觉得自己不合群。正常的标准是主观的；对于我们家来说残疾才是常态。”

就像聋人家庭或者侏儒家庭的情况一样，残疾在卡帕西-琼斯家庭里是垂直身份，这一点无疑确保了她的归属感。但是她的子女很可能具有一具痛苦不堪的身体，而她与这一现实未免有点脱节，这一点着实令人心生不安。卡帕西-琼斯撰写了大量文章，承认自己与丈夫的境况的确令他们遭受了相当严重的肢体痛苦，而且她似乎毫不动摇地打算将这份苦痛传承下去。子女的躯体成了她用来颠覆残疾社会模型的器具。我见过许多背负特殊挑战的骄傲人士，也见过他们的幸福家庭。我也见过特殊挑战带来的深广痛苦，而外部环境并不能完全为这份痛苦负责。事实上卡帕西-琼斯自己的家人对她的决定就很有看法。“我母亲告诉我承担这样的风险很不负责，要求我去堕胎，”她写道。“我婆婆说我肯定会早产。结果我的预产期过了十一天还毫无动静。我心里多少有些得意。看你们这回还能说什么呢？我心想。”无论在哪一个群体当中，父母的自我与子女的自我都经常纠缠在一起。帮助子女勾画他们自己的梦想绝不等同于将子女困在你自己的梦想当中，可是区分这两种做法却殊为不易。卡帕西-琼斯的子女大概并不会因为自己降生人世而感到懊恼难过。不过假如有朝一日他们觉得母亲生育他们的动机是为了推进某一项社会议程，那么他们肯定会对母亲心生怨愤。可是话又说回来，无论是在足球场上、象棋俱乐部里还是在钢琴面前都少不了自以为是的父母，他们逼迫子女吃苦受累，一心只想让自己颜面有光。基于自恋的目光短浅绝不是仅限于残疾人权益活动家的弊病。

对于任何身负基因隐患的人们来说，是否生育子女都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残疾问题研究学者亚德安妮.阿什在1999年的一篇论文里写道，“慢性病与残疾不等同于急性病与意外损伤。绝大多数遭受了脊柱裂、软骨发育不全、唐氏症以及其他多种运动与感知缺损的人们都认为自己很健康，而不是拿自己当病人。在他们看来，这些境况是人生的设定条件——也是他们用来面对世界的器械。”阿什的这番话确实有道理，但是她并没有把话说透。2003年，杂志社派我去采访一位患有囊性纤维化的少女，她名叫劳拉.罗斯伯格。她的疾病拉近了我们的关系，促使我们之间建立了一段短暂的友谊。劳拉的父母双亲都是囊性纤维化基因的携带者（这是一种隐性基因病变），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病情，因此她本人依然经历了水平身份的人生。劳拉撰写了一部笔锋犀利的回忆录《喘息求生录》（Breathing for a Living），她在书中宣扬了囊性纤维化这一身份的许多固有特质，并且列举了许多在她看来值得珍惜的自身生活内容。尽管如此，她并不认为自己很健康，而且很乐意接受治疗——并不是因为她排斥自身身份的某一部分，而是因为她希望自己能活得更长一些且更舒服一些。劳拉在二十二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她的人生与一名健康的软骨发育不全侏儒的人生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但是在她去世之后不久，她那位悲痛欲绝的父亲就对我说，“当初我们刚刚怀上劳拉的时候，羊水穿刺还不会检查囊性纤维化。如今的检测项目已经包括了这种病。假如我们当年就知道劳拉有病，她肯定不会出生。我依然忍不住会想，‘上帝啊——她的生命原本可能会被我们夺走的。’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悲剧啊。”

是否要将你自己背负半生的重担压在其他人的肩头是一个个人道德问题。但是所有父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面对这个问题。就算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以通过试管受孕的方式引入超人捐献的精子或者神奇女侠捐献的卵子，绝大多数父母依然会选择亲自提供遗传材料。蠢人总会不屈不挠地生下愚蠢的子女，哪怕愚蠢会使得生活非常困难。病态肥胖的父母经常会生下同样病态肥胖的子女，而这些子女或许也会因为体重问题遭到边缘化；患有抑郁症的父母也会剩下终日郁闷不乐的子女；至于穷人父母更是会不顾贫困带来的显著劣势而照常生育。

起初我创作这本书的动机是想要原谅我的父母，当这本书即将杀青的时候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父母。我希望搞清楚我的童年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痛苦，哪些痛苦源自我的所作所为，那些痛苦是我父母的过错，哪些痛苦来自外部世界的偏见。我觉得我有必要向我父母以及我自己证明，源自我们自身的问题只占全部问题的不到一半。回头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是，我对于为人父母的研究也是消解我本人焦虑的手段，但是人类心智的运作方式神秘难解，如果这就是我的秘密动机，那么这个动机也只是在写作过程当中才逐渐向我显露出来的。

从小我就害怕疾病与残疾，见到过于不一样的人总是喜欢转移视线，尽管从始至终我都知道我自己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撰写这本书帮助我扼杀了这种充满偏见的冲动，我从来都知道这种冲动非常丑陋。我所听到的各种故事或许本应当吓得我尽量远离为人父母的身份，可是这些故事最终却对我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为人父母的责任对这些家庭提出了挑战，但是几乎没有哪一个家庭感到后悔。他们证明了一条道理：只要具有足够的情感自律与关爱心态，一个人可以爱上任何人。他们为我提供了许多关于接纳的教导，令我非常宽慰。他们的经历令我确信，困难的爱并不比简单的爱更加薄弱。

很久以来，子女都令我感到难过。我本人的悲哀的根源对我来说多少有些模糊，但是我认为我的悲哀主要源自以下事实，即子女在同性恋生活当中的缺失反复被别人当做我本人的悲剧堆在了我的面前。子女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物，因此他们也就集中象征了我的人生失败。我的父母一直鼓励我娶一名女性并且成立一个家庭，世界也应和着他们的主张。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男性的恋爱与女性的恋爱之间摇摆不定，我确实爱过一部分与我关系密切的女性，但是假如不是为了生育子女，我肯定不会费心费力地考虑成家的问题。直到我意识到同性恋并与行为表现无关，而是与身份认同有关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同性恋。

在我刚刚成年的时候，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父亲。成为一名同性恋父母的渺茫前景令当时的我深受其扰，因为我觉得由同性恋父亲抚养长大会让我的柔弱子女沦为取笑的对象。这种笑话包含着内化的恐同思想，但同样也与我当时面临的社会现实相一致。我正在学习奋力维护自己的身份，但是却不愿因此而牵连别人。作为他人的子女，我曾经因为与众不同而遭到无情的调笑，我绝不希望其他任何人遭受我的经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社会现实发生了足够的变迁，我再也不必感到这样的顾虑了。社会之所以变化，主要原因是由于同性恋群体的其他成员们早在我做好准备之前就迈出了养育子女的一大步。尽管如此，当我最近表达希望留下亲生子女的愿望时，我的愿望往往会遭到反复的贬低。贬低我的人们迫切地提醒我，还有大量遭到遗弃的儿童需要温暖的家庭。令我大为惊讶的是，这些论点的持有者往往都有自己的亲生后代，并且从没考虑过收养子女。我想要创造一个孩子的愿望在其他人看来往往非常稀奇古怪或者放纵任性。

既然同性恋取向看似不会在人际之间传播，我姑且认为可能令我的假想子女感到不适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出身很奇怪，而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很奇怪。有些批评家觉得这一点缓解了问题，我讨厌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包含着以下暗示：既然我的子女很可能是异性恋，那我生育他们就不成问题了。接受某种水平身份却不允许其成为垂直身份无异于窥淫癖。就算我提前知道我的子女的性取向——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想要生养他们愿望都不会打消。尽管如此，身为同性恋父亲为我带来的焦虑依然远远超过了我在其他方面的关切，比方说我的亲生子女或许会继承我的读写失调与抑郁症，以及杀死了我母亲以及我姥爷的致癌基因。

在我撰写这一章内容的时候，一直忍不住想起丁尼生在《悼念集》当中献给阿瑟.亨利.哈莱姆的诗句：“男儿气概融合了女性的典雅/如此这般的交融，使得儿童伸出了/信任的小手，主动紧握你的手/并且在你的面容当中寻求慰藉。”我们脑海中关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惯常理念其实是源自当代的构想。诚然，哈莱姆既不是跨性别者也不是同性恋，但是他的人格魅力确实源自坚强与温柔、勇武与怜悯的调和。我记得在少年时期第一次读到丁尼生的诗句，心想我身上也具有他在诗中称颂的朋友身上的特质，但是这些特质却为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我希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而不是一个缺乏正宗男儿气概只能伪装假冒的人。男性在理智层面往往能拔得头筹，女性在心灵层面通常也稳居上风。我一直希望能够效仿我的父亲与母亲在各自主场当中的优秀品质。丁尼生的热情诗句在我看来并非赞美了一张雌雄莫辨的面容，而是赞美了美的精妙本质。在这段诗句当中，阳刚与阴柔并非针锋相对的敌手，而是水乳交融的盟友。任何心胸开阔的人都会承认，假如没有翻译穿越险峻的两性藩篱，将男性与女性的意义传达到对面，那么人类世界恐怕早就终结了。诚然，此类特质成为身份或许只是近来的现象，但是这些人的永恒美德与奇异光华并没有改变，只是外界对他们的描述界定与以往不同了。

我身为男性度过了一段美好的人生，但是我也清楚，假如存在简易而又彻底的变性手段，我肯定会在十二岁那年选择成为女性。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我觉得身为女性也要比身为同性恋男性更加可敬，而十二岁正是合群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并不因为自己不是女性而懊悔，就好像我并不因为自己不是孔武有力的橄榄球明星或者没有生在英国皇室而懊悔一样。跨性别儿童往往相信自己从来都是异性群体的一员，而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受。到头来身为同性恋的人生对我来说还算圆满。鉴于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段持续不断的当下，我并不觉得已经被我化解的痛苦是什么无法弥补的损失（尽管我的上一本书讲得全都是抑郁症；我的人生道路并不缺乏挑战）。

然而我还是愿意设想一个科幻风格的未来，届时性别调和将不再意味着手术、激素注射与来自社会的指摘——在那个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与更改性别。摆脱了身体创伤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主张的性别生活，并且拥有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理应拥有的完备生殖系统与心智。反过来说，假如人们不想二选一——无论是在心理层面还是在生理层面——也完全可以在性别光谱的中间地区随意逗留。在这样的梦想环境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兴趣体验一下身为异性的感受。我向来热爱旅游，假如有人邀请我登月一览，我肯定立刻动身。如果有机会了解一下你的对立面究竟是什么样子，甚至有机会在没有对立面的奇妙领地生活，这样的旅程将会多么引人入胜呢？只要提供往返车票，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买票。

与此同时，我也知道选择——尤其是陌生的选择——可以非常沉重、耗费心力并且令人恐惧。我的第一本书的主题是一群苏联艺术家，当年我跟随这群艺术家们来到了西方。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人在一家德国超市里潸然泪下，因为他面前的货架上摆放着二十种不同品牌的黄油，而他承担不了西方世界施加在他身上的全部选项。我曾经以为人们天生不擅长做选择。假如人们在选举民主体制当中难以根据自身主见投出选票，假如人们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假如人们因为没有进行生育控制而无法爱上自己的子女，那么自由选择性别的可能性肯定会压垮他们。此外我也相信，选择才是唯一的真正奢侈品，正是决策过程的费心费力才使得每一个决定都无比珍贵。在当代美国，选择是励志领域的通货。就算事先知道选择会让我多么疲惫，我依然愿意想象一个一切都能选择的未来。在那个世界里，我依然会选择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而且还会因为做出了这项选择而更加热爱这一切。

当卡萝尔与劳伦.麦卡克罗相遇的时候，她是田纳西小姐亚军，他则正在沃斯堡接受眼科从医培训。两人结婚之后，劳伦将卡萝尔带回了位于蒙大拿州海伦纳的家。夫妻二人原本以为他们无法生育，因此收养了儿子马克。但是他们刚把马克带回家来卡萝尔就怀孕了，头一胎先生下了保罗，也就是后来的金姆，之后过了几年又生下了小儿子托德。马克有行为问题。“只要学校一往我们家里打电话来，”卡萝尔回忆道，“肯定是说保罗又拿到了学习或者体育方面的奖项，或者马克又被停课了。”尽管夫妻二人很为马克而操心，但是此时保罗也正在因为性别问题而私下里苦苦挣扎。“十岁那年我送过报纸，”吉姆回忆道。“报童开工的时间很早，要在各家各户起床之前就把报纸送到门口。我曾经穿着女装上路送报，因为我觉得不会被人发现。回家之后我就会将女装扔到一边，祈祷上天能够将这点怪东西从我体内驱逐出去，不要让我与其他人们全都不一样。”

保罗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还是高中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体育运动就是充当正常人的标准配方，还能关闭你的大脑不去胡思乱想，”金姆说。“假如你的身体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就肯定想要控制这具身体。要想控制身体，体育是非常好的方法。”保罗是海伦纳高中荣誉致辞毕业生，也是学生会主席，同学们普遍认为他是那一届学生当中最有可能出人头地的人。“法语里有个单词叫manqué，搭配词组的用法就是artiste manqué，”金姆说，“这个词很能代表我的情况，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唉，如果你们知道就好了。’”

1988年中学毕业后，保罗前往伯克利大学求学。大一学年的寒假他决定出国旅游。“其他人都去了佛罗伦萨或者巴黎，”金姆说，“但是我却去了挪威，因为我只想在漫长黑暗的冬天里躲藏起来不见人，读一读贝克特的小说，喝两杯黑莓泡茶，再把自己饿几顿。一开始我心想，’我必须停止这样做，’几个月之后却我觉得，‘我停不下来了。’”有些跨性别者会用明确的日期来标识自己的变性。金姆则认为她的变性发生在1989年到1996年之间。在此期间她搬到了旧金山，尽量回避老朋友与家里人。她此前的生活圈子当中唯一一个了解真相的人就是她的弟弟托德。托德是个公开的同性恋，性情很随和出柜的时候也没闹出多大动静。但就算是他也不能真正接近金姆。金姆是她能想到的最糟糕的通用名字。她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瑞德。这是她以前的中间名，以此来象征自己的重新开始。尽管如此，金姆依然觉得非常尴尬做作，她纠结了五年时间才开始接受激素疗法。“我不敢肯定我曾经是谁，”金姆说。“我甚至都不敢肯定性别只是一道跨过去就算了的门户。变性太复杂了，太昂贵了，太孤立了，仅仅从实际角度来说也太困难了。”但是今天的金姆具有自然而然的女性气质。有一次我与她一起出门，有人走到她跟前说，“我朋友正在挣扎着面对变性问题。你看上去如此放松，你是怎样学会现在这些姿态的呢？”金姆说，“我在刚刚开始变性的时候举手投足都很注意。直到我忘记自我关注之后，我的本质才开始接手。”

1995年冬天，卡萝尔的妹妹娜恩被诊断患有直肠癌。当时的金姆对于家里人来说依然还是保罗。当她给姨妈打电话的时候也会顺便与母亲说两句话，但是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母子二人都没有见过面。娜恩去世之后，卡萝尔希望保罗能回来参加葬礼。当时的金姆已经接受了超过一年的激素治疗。他是葬礼上的抬棺人之一，除了脑后的马尾辫之外，全身上下没有什么能惹人非议的地方。卡萝尔回忆道：“当时虽说是葬礼现场，但是他看上去实在是难过得有些过分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月之后保罗打电话来说，‘在我长大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究竟是否喜欢我的性别身份呢？’我说，‘我觉得你是个好孩子。’他说，‘我曾经穿过女性的衣服。’”卡萝尔完全不知所措。“我觉得非常难过，他承受了这么多痛苦，但我从来没有起过疑心，”她说。金姆送给母亲一大摞医学资料，“我不需要阅读医学宣传册，”卡萝尔说。“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要紧问题：‘我爱我的孩子，那个聪明、体贴且幽默的人还在这里。’我只想知道，‘你现在幸福吗？你现在舒服吗？’”但是她还是很担心怎样告诉劳伦。

金姆曾经说过，“当我变性的时候，感觉就像脱下了一件穿了一辈子的湿衣服。想象一下此时此刻的高涨冲动与真切触感吧，就好像你的身体刚刚醒来一样。但是同时我也觉得这个新人不能回家。我开始切断我与蒙大拿州的一切联系。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会让我感到多么伤心。为了补偿这一切，我开始将我的家乡变成一个我并不需要回去的地方。“甚至直到劳伦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金姆的自我放逐依然没有结束。至于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一点。马克遭遇了车祸并且承受了严重的大脑损伤。这使得他的行为比以前更加怪异了，金姆很担心他会作何反应。“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告诉马克，但是我害怕他会伤害我，我觉得自己很脆弱，”金姆说。卡萝尔回忆道，“马克说，‘我还会听到保罗的消息吗？’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但是金姆说，‘要是马克知道了，整个蒙大拿州都知道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她说得很对，因为马克确实另有想法。马克想对保罗说，‘好吧，至少我比你正常得多。’”

劳伦在医学院患上了肝炎。金姆正在逐渐成为她自己的时候，劳伦的病情也在逐渐恶化。他在六十二岁那年登上了肝脏移植等待名单，但是位置并不算靠前。2003年夏天，他决定造访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当时金姆已经搬到了纽约并且告诉她的父母自己是一名女同，正在与一名名叫克莱尔.琼斯的女性约会。来到纽约的当晚，卡萝尔、劳伦、金姆与克莱尔一起坐下来吃了一顿饭。“我的感觉开始好了起来，”卡萝尔说。“我喜欢克莱尔，一见面就喜欢她。我很担心金姆会孤身一人，一看到卡萝尔走过来我就长出了一口气。”

几个月之后，劳伦的身体终于垮了下来，被送上了飞往丹佛市的急救航班。金姆立刻飞过去与父母见面，在父亲去世前几个小时刚好赶到医院，这时她的两个兄弟还在安排前往科罗拉多州的行程。马克还没上飞机的时候，金姆给他打了电话：“这段时间我一直躲着你。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但现在爸爸去世了，我们必须要聚一下，你也必须要了解我的情况。”在丹佛市机场，金姆给了马克一张名片，“我的号码在上面，你随时可以打电话。”卡萝尔哭了出来，不是因为劳伦，而是因为金姆与马克又开始说话了。麦卡克罗一家人就这样汇聚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这次重聚的发起人刚刚永远离开了他们，但是他们比过去几年以来更加团结了。当天晚些时候，卡萝尔、金姆、马克与托德同乘一辆车前往蒙大拿。在路上金姆进一步巩固了与马克的联系，努力回答了他的很多问题。马克有些茫然，但态度还算友善。在这段穿越怀俄明平原的旅途中，只要手机一有信号，金姆就会给各位长辈与平辈亲属打电话报丧。“我的父亲去世了，”金姆回忆道。“他们都很难过。他们也都听说了关于我的消息。他们的反应都是，‘你能回来真好。’”

卡萝尔决定在海伦纳举办一场茶会，把金姆的消息散播开来，这样她就没有必要在葬礼上讨论这个问题了。“愿上帝保佑我的母亲，她干的太漂亮了，”金姆说。“人们并没有反应过度，因为我父亲的去世软化了所有人的情绪，大家都不得不心存和善。”举行茶会的时候，金姆正在机场迎接克莱尔。卡萝尔邀请了自己教会里的十九名女性以及一位男性牧师。她简短地解释了金姆的情况，然后说道，“我不能为我的孩子成为了谁而负责，但是我确实为她本人负责，而且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很爱她。我不知道你们还需要知道哪些信息，但我知道这些就足够了。”现场陷入了一阵沉默，客人们都在吸收这段信息。然后有人说道：“阿门。”卡萝尔接着说，“我现在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到了本周周末我就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到时候我要集中精力张罗劳伦的葬礼，并且庆祝他的人生。”我问卡萝尔，我采访过的许多其他家庭都抗击过来自社区的仇恨，为什么她没有遭遇到相同的困境呢？她说。“原因大概是我们家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金姆补充道，“我父亲肯定不会像我母亲这样正面发力，肯定不会主动召开茶会。但是他肯定会通过各种小动作促使其他人召开茶会。他肯定会很满意自己的一点推手让一切事情都步入了正轨。”

苏.奥莱利是茶会的客人之一。她的儿子蒂姆.奥莱利当年是保罗最亲近的朋友，这次也要赶回城镇参加葬礼。“殡仪馆为我父亲举办了遗体告别。我的老朋友，噩梦听到消息之后全都赶来了，”金姆说。“我说我不想去告别，因为我觉得我父亲才是葬礼纪念活动的中心。但其实我是胆怯了。然后蒂姆和我在高中里认识的其他人——尤其是橄榄球队的队友们——就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推开我们家前门，每个人的胳膊底下都夹着一箱啤酒。我的队友弗兰克.马约说，‘我以前做过一个噩梦，梦里的情景就像今天一样：我们全都变得又胖、又秃、又老又难看，你还变成了女生。’在我从小长大的客厅里，克莱尔坐在沙发上一瓶接一瓶往肚子里灌廉价啤酒，屋外的雪地里还冰镇着好几箱啤酒。有个家伙一膀子挽住了克莱尔，两人笑成了一团。当时我心想，‘这回事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葬礼在第二天举行。克莱尔回忆道，“我并不是一名熟读圣经的学生，但是有一段经文所有人都知道，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此时我突然理解了这句话，葬礼当天我一直在心里默念这句话。人们说，‘我看见马克了，我看看托德了，可是保罗在哪里？’我就让他们去找参加过茶会的朋友们谈话。”

葬礼过去几天后，金姆与克莱尔从海伦纳回到家里，然后金姆决定拍摄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开头是当年秋天海伦纳高中第十二届同学会。马克在小学期间曾经留过一级，因此兄弟二人是同一届毕业生，并且都决定参加聚会。这部名为《回家的游子》的纪录片描述了金姆怎样离开了自己出身的地理社区并且投向了她的身份社区，马克不断恶化的精神状态以及给家人带来的压力，以及金姆对于哥哥复杂而又矛盾的爱。影片中充满了金姆、马克与托德的童年回忆，还收录了她的父亲当年拍摄的家庭影像，当时的金姆依然还是校队四分卫保罗。影片一开始，马克的头部损伤使得他的感知留在了过去，因此他只能往后看；金姆的变性则意味着她只能往前看。随着她的变易身份和他的不变身份发生冲撞，金姆也捧起了她长期以来希望抛在身后的个人历史。金姆与卡萝尔来到奥普拉访谈现场宣传这部影片的时候，奥普拉播放了影片的片段，其中马克指责母亲欢迎金姆回家是践踏圣经的行径。奥普拉问道，“你相信圣经吗？”卡萝尔说，“我相信我的孩子。”

我第一次见到金姆之后又过了半年，有一天晚上金姆快活地打电话来邀请我参加《回家的游子》放映会。她所属的海伦纳教堂的牧师牧师组织了为期一整个周末的放映活动，周五晚上放映电影，周六早上进行座谈会来讨论影片提出的问题，周日早上的布道则由金姆来主持。卡萝尔的生日碰巧也在这一周。我提前几天赶到了蒙大拿州。一年前卡萝尔曾经邀请二十六位朋友来家里进行小规模试映。“我担心他们有些人会有不良反应，因此我告诉他们的配偶我很担心，”她解释道。“我这样说过之后，等到那天晚上结束时，他们都非常骄傲地说，‘看到了吗？一切都很好，卡萝尔。你不用担心。’”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麦卡克罗家的老朋友名叫唐，最近他的妻子刚刚去世。在放映结束时他看上去非常不安。卡萝尔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他感觉很不好。“当时我的心一沉，”卡萝尔告诉我，“然后他说，他以前一直不知道马克的情况这么严重，也不知道我承担了这么沉重的负担。”卡萝尔与唐通过这次对话加深了联系。当我来到海伦纳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两年后他们邀请我参加了婚礼。

在卡萝尔生日当天早晨的早餐桌上，我发现她非常愤怒，也非常伤心。她递给我一份《海伦纳独立记录报》，头版头条赫然写着《海伦纳浪子变成女人回家乡》，小标题写的是《昔日四分卫放映影片讲述变性故事》。此时金姆正在冰岛过节，要到第二天才能赶回来。卡萝尔和我来到教堂为节庆进行装饰，牧师说她一直与当地警方保持着联系，希望警方为放映活动提供安保，以防万一发生暴乱袭击。卡萝尔摊开双手。“这部影片早晚都要公映的，我不希望直接在电影院放映，那样的话咱们对于现场就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了，”她说。“在我的教堂里进行首映才是最恰当的做法，因为这里是充满爱的地方。但是这些头条贬低了整个活动。”向一个见证了你的整个成人时光的小城镇彻底袒露自己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卡萝尔既不张扬也不孤僻，更不是天生的活动家。因此她并没有必要为了鼓励别人而讲述故事。她说，“我知道有些人的儿子们因为持有儿童色情片或者受贿而被捕，而他们则不得不竭力寻求一套可以接受的说辞。金姆没有伤害任何人，实际上她帮助过很多人。”话虽如此，她的身体还是有些发颤。

放映当晚，普利茅斯公理会教堂座无虚席，订票名单排的老长。我与卡萝尔并肩坐在观众席后排，影片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哭，不得不两次起身离开圣所到户外透气。影片放映结束后，金姆走到了教堂前方。观众们开始鼓掌，先是有几个人站了起来，然后又有几个人站了起来，然后全场观众纷纷起立鼓掌。掌声结束后，金姆邀请母亲上台；此时卡萝尔的脸上已经挂上了微笑，她轻快地走上前去，观众们又纷纷站了起来。卡萝尔来到祭台后面，与金姆站在一起，两人的手臂挽着彼此的肩膀，观众席上传来一阵阵喝彩。卡萝尔的勇气将放映会变成了凯旋的仪式。这时金姆也哭了出来。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我告诉一位女性教友，金姆担心影片会激起恶意的对话。她说，“我们最严苛的对话不是与其他人进行的，而是与我们自己进行的。一旦她决定了自己是谁，我们也愿意进行一切有必要的对话，好让她知道这里永远都是她的家。”

在星期天上午的布道活动期间，牧师评论道，除了在圣诞节或者复活节的时候，她还从没见过这么多教众涌入教堂。麦卡克罗家的远近亲戚全都来了，有些人专门驱车好几小时从临近农场赶了过来。布道开始了，“今天，我们祈祷您赐福那些因为自己的本质而遭到错待的人，也赐福那些错待他们的人。”唱诗班唱起了赞美诗，牧师朗诵了浪子回头的寓言，然后金姆走上了讲坛。尽管人们通常认为这个寓言的主角是父亲，他说，但是这个寓言同样也描述了一个重返家乡的儿子如何受到了他根本不敢想象或者期待的欢迎。金姆说，“前一天晚上，当我们的电影正在这里放映的时候，我前往了我父亲的骨灰安置所。正当我跪在我所谓的‘爸爸点’跟前的时候，我想到了他在我打比赛的时候为我拍摄的几百小时动人影像，这批影像此时正在圣所内部放映。当然，我与我父亲都没想到这些影像会在这样的环境里与人们见面，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会感到非常骄傲。这时一阵非常熟悉却又同样奇异的声响传了过来，我意识到这是体育场里举行城镇橄榄球赛的声音。铜管乐队正在演奏，解说员正在吼叫，与此同时我当年的录像正在教堂银幕上闪现。我知道，就在几个街区以外，父母们正在为赛场上的孩子拍摄新的录像。 那些正在将新的回忆记录在录像带上的年轻一辈父母们恐怕并不会因为心爱的子女具有意料之外的特质而惊讶，不过他们应该也并不会错过凭借满腔爱意将子女欢迎进家门的机会。我想到了无数人生的循环，想到了我的人生的各个方面如何在此时此刻融为一体。这个美丽、惊人、且幸福的时刻融合了过去与现在，父母与子女，男性与女性：我曾经走过一段精疲力竭的人生旅程，步入了异国他乡，这段人生不仅为我带来了痛苦，也带来了张开双臂欢迎这一切的愈伤之爱。”

周日当天下午，卡萝尔和我一起出门散步并且走了很久。我问道，“你希望保罗继续成为保罗并依然幸福吗？”卡萝尔说，“我当然这么希望。对保罗来说这样肯定更轻松，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但问题在于‘并且依然幸福’。他并不幸福，而我很高兴他有勇气采取行动。假如他很乐意做保罗，那么所有人肯定都会乐见其成，可是既然他并不乐意——我简直不能想象需要多大勇气才能像他一样。这个周末有人说，‘卡萝尔，保罗死了，我还没有从伤心中缓过来呢。’我并没有这种感觉。金姆与保罗相比更加贴近别人。保罗从来都不粗鲁，他只是经常心不在焉。我们总是很难吸引他的注意。”她笑了，然后充满爱意地说，“看看我们得到了谁吧！我们得到了金姆！”她这句温柔而又坚定的宣言似乎不仅促成了她的幸福，也是这份幸福的结果。

国际奥委会长期以来一直要求运动员接受性别检测。起初的方法是目测查体，然后又改为测量激素水平，再然后是检测染色体。此类检测的理由很明确：假如男性与女性在体育比赛当中同场竞技，几乎所有的冠军都会被男性夺走，因为睾丸酮能使身体更加强健。但是此类检测本身一直充满了各种矛盾与问题。

2009年，非洲田径运动员卡斯特尔.塞门亚赢得了国际田联世锦赛女子800米冠军。赛后她接受了性别体检。国际田联认为塞门亚可能具有“一种罕见的医学状况”，使得她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体检显示，塞门亚的体外性征虽然是女性，但她的体内却没有子宫与卵巢，而是长了一对睾丸。她体内的睾丸酮水平是一般女性的三倍。这场争议过后，奥委会认为今后患有雄激素过多症的女性将不得参加女子竞技项目。但是所谓的正常雄激素水平只是虚构的概念，不同女性个体之间的激素水平往往相差悬殊。奥委会要求任何激素水平反常的女性运动员都要接受专家组审查，专家们将会一事一议且绝对保密地检视每一起案例。甚至在这起最近的争议之前，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阿尼.林格维斯特就说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实验室检测技术来区分男性与女性。”在谈到这场令自己颜面丧尽的风波时，塞门亚说，“上帝把我造成了这幅样子，我也接受了我自己。”

作为一名人权活动家，香农.敏特出席庭审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回避本体论争议，着力凸显被代理人的亲身经历。在卡塔拉斯诉卡塔拉斯一案当中，敏特代理的一位想与妻子离婚的跨性别男性。为了争夺子女抚养权，他的妻子攻击了他身为男性的合法性——因此也顺便否认了他们的婚姻。佛罗里达州不允许同性婚姻或者同性伴侣收养子女。本案得到法院电视台广播后，原本已经完全融入生活环境的迈克尔.卡塔拉斯遭到了残忍的曝光。一位年事已高、由共和党指派的异性恋法官被返聘回来审理此案。敏特将被代理人的父母作为证人传唤到庭，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法官的想法。迈克尔的母亲说，“对我来说，听到有人将迈克尔称作‘他’实在是太痛苦了。”敏特回忆道“法官与这位母亲是同代人，很有共同语言，因此他再也没有这么说过。”最终的法院判决写到：“跨性别是一项极其复杂困难的问题，有必要加以最高程度的尊重与同情。假如法院进一步否认他们结婚的基本权利，那就不仅违反了他们的宪法权利，同时也贬低了他们身为人类的尊严。”

敏特相信，性别活动家们面临着一项统一的挑战，也就是创造一个性别不再作为法律概念而存在的社会。“只要达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显著的不自洽，”他说。“我们无法通过可信且科学上可靠的方法来根据种族划分人群，最高法院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出生证明上没有种族一栏。在自我认知之外，种族已经不具有法律意义了。同样的事情也需要发生在性别领域。”敏特补充道，这一愿景不应当与废除性别的女权主义过时理念相混淆。“人们非常看重自己的性别，反正我肯定是这样。性别在很大程度上像宗教一样。假如我们觉得让政府来定义某人的宗教信仰无法接受，那么让政府来定义某人的性别同样也不应当得到接受。”敏特的决心来自他本人的经历。他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性，业绩显赫，交际广泛。可是他却说，“在我父亲去世前一周，他首次将我作为他的儿子介绍给了别人。对我来说这比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

在涉及失能的章节当中，我反复批驳了彼得.辛格的优生学理念：并非所有的人类都是“人”。在跨性别研究当中，认为并非所有男性都具有男性身体反而是进步的理念。尽管辛格与跨性别活动家看似处于一条光谱的相对两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论点是一致的：不断变动的社会准则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正在促使我们质疑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元素。创世纪描述了一个各从其类的世界，上帝造了青草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然后又“造男造女”来管理世间一切生灵。在这个创世故事当中，人类与动物各自占据了永远不能逾越的门类，就像男性与女性不能混淆一样。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新的论点正在不断涌现：有些人类不能算“人”，有些“人”不能算人类，有些男性其实是女性，有些女性其实是男性，有些人类是人，但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全球化模糊了国家身份，种族通婚消解了种族身份。我们依然像以前一样喜欢分类与小团体，只不过我们一向认为不可侵犯的分类标准其实却算不上金科玉律，还有一些我们从没想到过的新兴分类名目正在逐渐蚕食前者原有的位置。

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艾米.维纳在很多文章中都写到过性别角色以及性别角色与坚韧品质的关系。她发现坚韧的儿童往往也是克服了传统性别角色的儿童。“坚韧的男性可以非常果断，但是在需要流泪的时候也能痛快哭出来。坚韧的女性可以非常慈爱，但是也可以非常独立自主。按照非常传统的性别角色来养育子女，或许并不能帮助他们应对人生当中的各种紧急情况。”

在性别的世界里，两年前的进步理念如今也显得保守了。布里尔引述了一起案例：奥克兰的一位母亲曾经投诉学校面向跨性别学生的包容政策并没有明确涵盖性别流动子女。可是许多跨性别者对这一进展都很有意见。蕾妮.理查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变性，并且努力争取到了参加职业女子网球赛的资格。她认为，“上帝让我们来到人间，不是为了主张性别多样性。我不喜欢拿着性别做实验的孩子。”后来她又说，“我不想成为夹在男女两边之间的跨性别者，成为第三性别，或者其他什么稀奇古怪不真实的东西。”理查兹相信，上帝希望人们按照她的方式成为跨性别者，但不希望人们以各自的方式成为跨性别者。她相信上帝与她的关系格外亲密，以至于她的言论根本无法服人。2011年，演员贾斯丁.维维安.邦德谈到了不做手术的变性，“我喜欢我的阴茎，我要把它留下。但是我创造了一具跨性别躯体——我的身上留下了形体记录，我的档案里也留下了病历记录，这两者都表明我是一名跨性别者。我喜欢真正做自己的人。这并不是先天与后天之争，而是用后天因素来滋养先天因素。”

当伊莱.鲁德还是艾玛的时候，她并不憎恨自己的女性躯体，也并不觉得假如得不到激素治疗与手术就一定要自杀。艾玛是一名很幸福的强势女同，当她成为男性之后也体格并不算特别强健。艾玛既有男性的美德，也有女性的品质，身体的改变并没有影响他的个性。伊莱.鲁德之所以选择变性，似乎仅仅是因为这样做合乎逻辑。尽管她已经得到了性别身份失调的确诊，但是她之所以变性却是为了澄清事实。

艾玛与她的双胞胎姐妹凯特生长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她们的母亲乔安娜怀孕的时候与男方的关系还没有确定下来。她选择了留下自己的孩子。艾玛长大后成了一名女同性恋，她很喜欢扎领结，平时总是留平头。她用绷带裹住了胸部，但是勒得并不太紧。她的身高有五英尺七英寸，经常被人误以为是男性。她在十五岁就考进了大学。乔安娜说，“我知道她在寻找属于她自己的部落，但是我真的很想念她。养育一个这么有才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养育一个性别不合常规的孩子更加艰难。”

大学毕业以后，艾玛告诉母亲与妹妹自己是跨性别者。我们几个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乔安娜说，“看起来这件事伤害了你，你心里总是想，‘也许我是个怪物。’你是一个很出色的女同性恋，你很擅长做女同性恋。当时你对此感到非常难过，这一点很吓人。”伊莱回忆道，“当时我一直在想，‘我真的是跨性别者吗？’根据跨性别领域的经典叙事，变性之前的跨性别者们总感到很难受，特别难受，非常难受，但我并不是这样。最后我的治疗师说，‘你没有必要感到完全难过才能去追寻能让你更快乐的选项。’”2005年夏天，二十岁的伊莱搬到了纽约市，并且要求人们用新名字和新人称代词来称呼自己。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图书馆里找了一份工作，并且以男性身份示人。到了2006年4月，他接受了胸部切除手术。乔安娜不惜卖掉了自己的汽车，从而为他支付了一半手术费用。手术后的伊莱留了胡子，绝大多数跨性别男性都用这种方式来确凿无疑地主张自己的性别。“我感到了某些与睾丸酮相关的情绪与心理变化，但很难说这一切是否完全基于内分泌，还是说心理因素也起到了作用，”他说。”我比以前更没耐心了，也更容易感到沮丧，更难集中精力，我的语言流畅程度也下降了。只有变性之后我才能意识到我多么不喜欢我原来的身体。变性其实相当于重新经历了青春期。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在第一次青春期结束之后立刻赶上了第二次。不过我并不会因为第一次青春期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的人生经历得到了丰富。”他寻思了一分钟，接着说道：“如果我生活在更早一点的时代，如果当时更难想象关于变性的问题，我也许不会这么做。具有改变性别的欲望并非出自我的选择，但是我的确选择了采取行动。人们会选择是否接受化疗，也会选择是否服用抗抑郁药。选择‘否’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患上癌症或者陷入危险的悲哀状态。”

伊莱来到纽约市民事法庭想要改名字。原本手续应当很简单，但是法官拒绝了他的申请，因为他不希望“裁决性别问题”。从法律上来说，拒绝改名的原因只能是因为当事人试图逃避债主或者希望摆脱犯罪记录。“人们经常来改名，而且新名字未必很靠谱，例如‘小兔纸.大明星’什么的，”伊莱说。“我只是想把我的名字从艾玛改成伊莱而已。”法官要求提供变性的医学证明文件。相关文件伊莱确实都有，但是这项要求令他非常愤怒。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接手了他的案件，法官最终同意他改名为艾略特。

伊莱的父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很少露面。不过在伊莱看来，他与男性的关系更密切，而且总是更想要一个儿子而不是一对女儿。“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向我提供父亲对儿子的建议，比方说‘不要出去乱搞，闹大别人的肚子，’”伊莱说。“这话真是他说的。他只是在开玩笑，但听上去还是很怪。”乔安娜说，“从小到大我的父母没帮上我多少忙，是我教育了我自己。我很幸运，因为我有力量塑造我自己，还因为我生了一个有力量塑造他自己的孩子。”伊莱一直在纠结，究竟应当认同自己是跨性别者还是男性。“有些人说，‘我是一名有跨性别历史的男性，’这话说的很不错。我现在与我的女友已经相处两年了，她曾经与男性约会过，也曾经与女性约会过。我们两个的关系当中具有她所谓的‘女同因素’。她说她觉得很幸运，能有一个熟悉女同世界的男朋友。我们两个都强烈感到我们并不是异性恋，因此我们的关系也不是异性恋的关系，尽管我是男性她是女性。”后来伊莱又写道，“我觉得我的性别角色并没有多少改变，我依然是以前那个稍微有些女子气息的男性。”

对于所有人来说，唯一的遗憾就是伊莱丧失了生育能力。乔安娜认为海马是他们家的吉祥物，因为雄性海马会将鱼卵装在育儿袋里，然后再通过长达几天的分娩过程将小鱼全都生出来，凯特写道，“能让伊莱成为父亲的方法也剥夺了他的生育能力。我们等待着科学能让它他变成海马的那一天。”不孕不育或许是变性最昂贵的代价。我遇到的很多跨性别者都想要孩子，但是跨性别男性厌恶怀孕，跨性别女性则因为自己不能怀孕而悲哀。他们想要按照自己主张的性别拥有相应的生育能力，而我们的科学目前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变性的限制。

在变性过程早期，伊莱在博客中写道，“有时候我感到那个是我的人——那个名叫伊莱的男性——其实存在于外部世界，正等待着我去找到他，等待着我想明白怎样成为我自己。我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我觉得一切都不稳定。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路标，我担心我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他。但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曾经说过，‘别担心，你很坚强，伊莱会找到你的。’”

维姬与切特.珀尔斯奥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出门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以为他是个女孩。“他父亲是足球运动员，还是一名职业滑雪运动员，”维姬说。“休从来不喜欢球类运动，两岁的时候他就喜欢穿我的红色高跟鞋，把毛巾顶在头上充当长头发，再随便找一块布当做披肩披在身上。”随着休越长越大，切特试图给他设置规矩。他告诉休不能穿女孩衣服出门，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有阴茎。”休说，“那种东西割掉不就完了？”切特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维姬在书上读到，绝大多数想要改变性别的孩子都不喜欢自己，休却是个例外。“休觉得自己是个万人迷，”她说。维姬与切特参加了每月一度的互助组。“有些父亲在互助组上陷入了情绪崩溃，一边哭一边说到自己怎样从儿子手里抢过芭比娃娃再拧掉娃娃的脑袋。每个参加互助组的人都以为自家孩子的情况独一无二，但其实大家的故事全都遵循同样的套路，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完全一样。”维姬很关心如何防止孩子遭受心理创伤。“我总是询问来和我们谈话的成年跨性别者，‘你希望你父母当年对你说些什么呢？’每次我这么问的时候他们总会哭起来，这其中的残忍让我非常惊讶。”

休八岁那年开始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开始主动校正自己的行为了，”维姬说。“他一直是个开心的孩子，但有时候他确实觉得非常孤独，尤其是四年级到六年级这段时间。”十岁的时候，休开设了一家珠宝首饰工坊，加工各类次等宝石，并且很快就为自己的手工艺品找到了网上市场。没过两年他又将业务扩展到了手包设计领域。“自从十二岁以来他就非常注意自己向外界发送的信号，”维姬说。“这个信号并不是‘放马过来’，而是‘我清楚我在干什么。’我丈夫很担心他挨揍，所以我们在他十岁那年让他参加了跆拳道培训班。今年五月他就要拿到黑带了。”九年级的时候休申请了转学。每次去新学校面试之前他都会和母亲讨论用哪款手包来装自己的学籍文件——有些手包像公文包一样方方正正，也有些手包的风格更开放一些。有一次面试之前他挑选了一只粉色普拉达文件包。他得到了这家学校的录取。

我见到维姬的时候，休已经十四岁了，身高几乎达到了六英尺，可是依然经常被人误以为是女生。原因恐怕在于他的肢体语言与歪头的方式。维姬很不喜欢变性手术，但如果休选择了这条路她也会全力支持。目前休还没有显示出对于手术的任何兴趣。他的父母对于他的性别表现的接受并没有督促他接受变性，就好像他们与他进行球类运动的经历并没有使他成为球员一样。“他小时候，我就是想不明白这回事，”维姬说。“其实我们真正需要想明白的是怎样才能走到如今这一步。如今我们已经不关心他的为人会让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为人了。”

跨性别儿童要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外部世界的常规，外部世界的常规又在多大程度上要适应跨性别儿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几乎从未断绝的紧张拉扯。妮可.奥斯曼带着女儿安妮卡去当地某商场看圣诞老人的时候，她很担心圣诞老人会怎样对待自己的女儿。假如圣诞老人将安妮卡称作男孩，肯定会引起不愉快；又或者他一看见安妮卡的名字就问她要不要女孩的玩具，这样只能更糟糕。她向安妮卡解释了这个问题，安妮卡说，“圣诞老人知道我是谁，圣诞老人也知道我想要什么。”妮可觉得圣诞节马上就要完蛋了。这时她看见一个圣诞精灵正在表演杂耍，为排队等待圣诞老人祝福的人们提供娱乐。她赶紧将精灵拉到一边，让他给大老板捎个口信：安妮卡是个女孩，想要男孩的玩具。接受采访的时候，妮可苦笑着问我，“你见过还有谁贿赂过圣诞精灵吗？”

四岁那年，安妮卡就宣布她要理短发。妮可想让她留齐耳短发，可是她想留父亲那样的板寸头。外人开始误以为她是男孩。妮可担心安妮卡会难过，但是只有在妮可纠正别人说法的时候安妮卡才会难过。在学校里，安妮卡与其他女生总是玩不到一起，因为她喜欢卡车与足球；她与男生同样玩不到一起，因为她是女的。安妮卡的父亲本很担心她。“别人都不和她玩，所以我就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带上一颗足球来到学校里，我们两个先自顾自地耍起来，”他说。“然后其他孩子也会陆续加入进来，很快所有人就都想和她玩了。” 妮可说，“我告诉她，‘我不刮腿毛，我不用化妆品，我不是什么公主。有很多特别了不起、特别酷的女孩擅长体育喜欢足球。也有一些女孩觉得自己身上发生了很大很大的错误，觉得自己生来原本应该是男孩。’接下来就是一阵沉默。我真希望她说‘我就是个酷女孩。’可是她说，‘我觉得出了个大错误。’”

我第一次见到安妮卡的时候她已经十二岁半了。她的举止做派很阳刚，不过她依然认为自己是女孩。安妮卡在冰球场上如鱼得水。“打冰球的时候我可以随便做女汉子，”她说。“不过在学校里我觉得自己更接近女孩，因为男孩太怪了。我想选取男性与女性各自的优点。最近我想过接受睾丸酮注射，但是依然玩女子冰球并且与女孩一起玩，只是嗓音低沉一点而已。这就是个想法，还没成型呢。”安妮卡并不想变性，也不想以男性身份生活。不过同时她也不希望胸部发育。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正在使用醋酸亮丙瑞林。“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在打针，所以我才不会经历青春期。”

妮可与本的婚姻安排并不算正统。妮可是一位全职母亲，本则是家庭妇男，负责照料安妮卡与她的妹妹。“我们家的人都很熟悉角色扮演，”妮可说。“但是流动性别依然让我们感到很棘手。有时安妮卡想上女厕所，有时想上男厕所。这些做法依然位于常规之外。”安妮卡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不是吗？有些人能踩着滑板横穿美国，有些人能一口气游泳一个半小时不停。我的不同之处就是性别流动。在人生的足球场上，我不是原地不动的守门员，而是全场游走的中锋。我就是我，这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