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1990年，朱迪斯.巴特勒出版了《性别困扰》（Gender Trouble）一书，撼动了二元性别理念。1999年此书再版的时候，她在引言中写道：“人们可能会思考‘开放可能性’究竟有什么用处，但是确实有些人感到社会化生活‘根本过不下去’，无法理解，无法实现，虚无缥缈，毫无合理性，这些人恐怕并不会提出此类质疑。”这本书首次出版二十年之后，性别可能性的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巴特勒的预想。当我的一位朋友，中西部大学的一位教授怀上我的教女的时候，她的一位学生声称她要将自己的头胎孩子命名为艾弗利，因为“我觉得艾弗利是一个性别色彩很淡的名字。假如我的孩子不认同自己的出生性别，他或者她到时候也用不着改名字。” 诺曼.斯派克也描述过类似的谈话，将其称作“一个‘不落下任何一位变体’的新时代。”如今拿性别开玩笑已经越来越常见了。“跨性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梅尔-巴尔伯格说道。我本人的经历也契合了他的主张。我在大学校园里见过不少人将自己定义为性别不明，借此抒发革命叛逆情绪或者彰显个性。这些人选择了流动性的性别身份，但是却并没有遭受性别焦虑的困扰。这一现象或许在文化上有着显著意义，但是与那些感觉天生性别与真实自我格格不入的人们并没有多少相通之处。

有一位十岁的客户曾经告诉米凯勒.安杰罗，“我知道我是个男孩，但是我不喜欢男孩的玩具。如果不是为了上学，我也不喜欢穿男孩的衣服。”他的绝大多数朋友都是女生。安杰罗问道，“你觉得你长大以后会是什么样呢？”他说，“我想当爸爸，不过有时候想当女孩，也有时候想当男孩。”安杰罗解释道，“他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另一位天生男性并且声称‘我长大以后要当妈妈’的九岁孩子。”这些孩子的自我想象超越了社会常规。过去他们的想象曾经遭到质疑，现在却是常规得到了重新评估。

归属感是缓解人生苦涩的条件之一，身处二元世界却不认同任何一边的人们必然会历尽艰辛。有一位接手过各种处境不利的孩子的治疗师告诉我，双巧手的孩子比左撇子更难过。有些时候，有悖于天生性别的气质与癖性其实是刻意为之的姿态，因为当事人无法融入天生性别群体，因此才会转而加入规模较小的反群体，并且将自身特质当成反群体的准入资质。但是此类意识往往会遭到放逐与孤立。之所以会有人产生此类意识，并不是因为性别混同（genderqueer）的标签很酷，而是因为谱系模型与二元对立模型都无法适用于他们的情况。这些人的经历彰显了惯常归属之外的视界。

我在2009年见到布里奇特.麦科特的时候，她的儿子马特七岁半，穿着女装已经有三年时间了。他有一头美丽的金发，行为举止也像极了男孩子。布里奇特第一次同意为他购买女装的时候还以为这些衣服只是用来参加化装活动的道具，但是马特却另有打算。几周之后到了换秋衣的时候。“我让他决定穿什么衣服，”布里奇特说。“他一头冲向了女装专柜，总是想要穿女装。我心想，‘这事还是一天一天地解决吧。’他很明确地宣称自己是男孩。他对自己的身体没什么意见。但是他就是喜欢女孩的衣服与玩具，而且他也很厌恶别人强加在他身上的标签。我对他说，‘马特，假如有人告诉我女人不能穿裤子，我也会觉得很局促的。所以我理解你对于穿衣服的感受。’”

有些人尽管不愿遵循自身天生性别的刻板模式，但是却依然认同天生性别。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并不明确。我见到的马特是一个穿裙子留长头发的男孩。年龄较大但是看起来还没有完全适应自身性别的跨性别者总会让人感到难过。每当我看到身着女装的中年男性，心中都会感到一阵隐痛。但是男孩身着女装的效果且令人着迷，就好像他只是重新想象了自己而已。“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坚持要让别人知道他是男孩，”布里奇特说。“在公园里，他会将其他孩子拉到我面前说，‘妈，告诉他们我是男的。’现在他已经意识到了让那些刚刚见到他只有五分钟的人们把他当做她还要省事一些。”我想知道布里奇特是否担心马特的人身安全。“我更担心他失去做自己的信心，”她说。“如果以后他变得孤僻内向，我肯定会心疼死的。”

安妮.奥哈拉生长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小镇上。她的父母都是瘾君子，安妮小时候曾经不得不偷盗食物来养活妹妹和弟弟。“当时我们整天都脏兮兮的，”她回忆道。“别人都不和我们说话。”安妮是整个家族当中第一个上完高中的人，并且以班级致辞人的身份毕业。然后她考进了位于斯塔克维尔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为了省钱，她在自己的车里睡了一年，平时在赛百味打工，并且利用餐馆里的厕所来进行洗漱。她花了八年时间才拿到大学文凭，但是她最终还是成功获得了特殊教育资质。然后安妮搬回家里，在田纳西州边界一家学校找到了工作，并且嫁给了一位从小就认识的克雷，当时此人在当地的一家塑料工厂工作。她向我展示他们家的住宅照片时这样说道，“这座房子看上去不怎么气派，但这是我父亲亲手为我盖的，就是为了我一个人盖的。”安妮致力于改变田纳西州农村地区特殊教育现状。十年之后，她成功地让她手下所有二到四年级学生在科学与社会研究课上实现了主流化教育。还有些学生得到了来自非残疾学生的派对邀请。

安妮与克雷始终没能怀上孩子，于是两人办理了领养手续。安妮的父亲去世那天，有三个安妮从没见过的男孩在距离她家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被纳入了公立监管体系。他们三个的名字分别是马歇尔.卡玛丘，格伦.斯蒂文斯以及凯利.阿德伊。他们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直到她因为虐待儿童被捕为止。警方发现这三个孩子的时候——当时他们的年龄分别是三岁、四岁和五岁——他们三个全都服用了母亲的精神错乱药物。她母亲根本没有自行服药，而是借助这些药物来控制孩子不要乱哭乱闹。她将孩子们捆在柱子上，除了麦片什么都不给他们吃。州政府将三个孩子送进了寄养家庭，将马歇尔送到了安妮执教的学校。“马歇尔在我的教室里呆了六个礼拜才显示出有希望的迹象，”安妮说。“他告诉了我一个字母的名称和这个字母的发音，然后我们就吃爆米花喝可乐来庆祝。”吃过爆米花之后过了一周，马歇尔就能够说出三个字母了。再然后他说出了入学以来第一个连贯的句子：“我的派对呢？”安妮认为他身上有些问题确实是源自生理因素，另一些问题则显然是遭到虐待的结果。她决心将这两者彻底分开。她反对给马歇尔用药，直到尝试过所有的行为管理策略为止。“他的智商评分一开始只有五十五分，行为非常暴力而且不爱说话。后来他成了一名能读能写，智商达到平均值的一年级孩子，”安妮回忆道。“但是他的脾气依然很糟糕。他被确诊患有躁郁症与多动症，并且需要服用两种药物。”

马歇尔在安妮的班上刚刚上了几周的课，负责他的社工就打电话告诉安妮三兄弟必须要分开。因为马歇尔有一半墨西哥血统，凯利有一半切诺基血统。他们的肤色看起来太暗，白人家庭不会对他们感兴趣。安妮想知道怎样才能让这三个孩子留在一起。第二天中午她得知她必须搬到田纳西去，因为田纳西的福利体系不允许这三个孩子离开当地。社工原本以为安妮会知难而退，但是在第二周的周一下午，安妮与克雷就在田纳西州找到了一所新房子，两周之后他们就搬了过去并且开始办理领养手续。“两岁大的孩子什么都会抓起来，要么扯碎，要么扔在地上，要么拿来滚着玩，”安妮说。“什么东西都不安全。可是马歇尔直到六岁还在这么做。因此我们只能听任他到处乱舔，到处乱跑，到处乱撕，直到他彻底气顺了为止。这个过程花了大约一年时间。此外格伦还特别喜欢拿着各种东西塞进身体的孔洞里。”三个孩子当中最不让安妮操心的就是凯利，因为他总是很文静。”食物问题，纪律问题，卫生问题，我还以为他的问题也没什么不一样的。但是其他问题都解决了，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消失。于是我想，‘凯利兴许是同性恋呢。’对于我来说这倒没什么了不起的。凯利说，‘我有女孩的声音，也有女孩的手。妈妈，我笑起来不像女孩一样漂亮吗？’”

三个孩子都喜欢在床底下以及床垫底下藏东西。假如安妮发现炸鸡、意大利面或者奶酪不见了，只要到他们的卧室里就能找回来。这些事情她宁愿顺其自然。不过同时她也注意到凯利藏了很多女孩子的玩具与日用品，这些都是从他的表姐妹家里偷来的。“你不能公然指责拿走这些东西的孩子，”安妮说。“于是我就说，‘阿丽莎丢了好些东西，要是能拿回来就太好了。’几天以后这些东西就会回到原主人的家里。凯利不想让其他人难过，他只是喜欢漂亮东西而已。”学校里的其他孩子都在折磨他。二年级的时候他拒绝做家庭作业。“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没有效果。那一年学期结束之前一个月。他坐在门廊前面，两个小膝盖顶着下巴，眼巴巴地看着面前的空地。他说，‘我真希望我是个女孩。’”

安妮给好几个当地精神病学家打了电话。最后找到了一名位于诺克斯维的跨性别活动家与治疗师达乐妮.芬克。达乐妮确诊凯利患有性别身份失调。然后安妮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研究这个主题。“再然后我们就去沃尔玛买衣服，买手包，买假首饰，还买了一个芭比娃娃，”安妮说。“我们买了一整套不同颜色的唇彩。他简直激动坏了，然后他说‘我要改名字。’他的第一选择是珍珍，这是从《海绵宝宝》里取出来的名字，我立刻就把这个想法否决了。最后我们继续用凯丽这个名字。”凯丽身上立刻发生了显而易见改变。“她正是我想养大的孩子，一个快乐并且喜欢做自己的孩子。”

克雷很生气，好几周都拒绝凯莉的拥抱。然后他把这回事告诉了自己八十岁的老父亲。老人说，“不要怪凯丽，或者安妮，或者你自己。这种事确实常有，我在电视上见过。”那天晚上克雷终于拥抱了凯丽。相比之下，安妮的母亲却放出狠话说不让安妮带着孩子回密西西比探亲，至于安妮的妹妹干脆就不和她说话了。“我们家的情况本来就很复杂，”安妮说。“我妹妹必须努力工作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你就是当年那个又脏又穷的孩子。’凯丽可能会让她遭受流言与嘲笑。”

安妮将自家的情况告诉了学校校长，“我已经与两位老师谈过了。我解释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没什么意见。”安妮觉得很自信，安妮觉得别人都很喜欢自己。“在我们镇上，邻居会过来吃晚饭，人们会邀请我的孩子参加生日派对。我与同一个街区的居民交朋友。我是教会的成员。我真觉得我已经是当地社区的一份子了，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社区里都是些什么人。”

安妮去学校之后的第二天，家里开始接到匿名电话。“我根本认不出这些声音，”安妮说。“他们说要把她开膛破腹，他们要切掉她的生殖器。既然她以为自己是女人，他们就要教给她当女人的本分。他们要从学校里或者停车场上把她抢走，让我再也见不到她。有些人想纠正她的毛病，还有些人想要她的命。”安妮完全吓傻了。“她只有八岁啊，她是班上个头最小的孩子。”此前安妮从没想过自己会与3K党产生交集。“他们每年会在城镇中心广场举行一次游行。我以为他们只是一群穿着戏服的白痴。事实证明在这里他们说话才算数。”安妮第二天想去学校，但是她已经认识了十年的看门人不让她进门。然后她的儿科医生叫她来办公室见面。“不久前他在乡间俱乐部的台球桌边上听到了其他几位浸礼会教徒的谈话。他告诉我，‘他们现在的话题并不是该不该伤害你和凯利，而是正在计划什么时候以及如何下手。你必须把你的孩子送进寄养家庭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否则他肯定活不过下个学年。’”惊慌失措的安妮回家之后怀抱上膛的猎枪堵在自家门后睡了一夜。“我听见邻居们打电话说，‘安妮，你家门前听着好些人，他们正在透过篱笆往里看。’当然他们还不知道这回事。等到流言传到他们那里，他们也就不再打电话来了。”

安妮在网上遇到了一位名叫莫琳的母亲，她说在大型南方城市情况要好一些。安妮决定无论去哪里都胜过留下来等死。她在网上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莫琳为她垫付了一辆拖车的押金，以此作为她的落脚点。“我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枪，只要有人敢靠近我的房子我就下死手。匿名电话还会打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们威胁不到你们，我们要走了。’我把孩子塞进车里，然后又尽可能把车内空间塞满。除了狗之外，别的东西都装进去了。”克雷没有搬家，因为他需要保住自己在塑料工厂的工作。几天之后他下班回家，发现狗已经被人开膛破肚，钉在了自家的篱笆上。“他们给我们发出了一条信息‘有多远滚多远，再也不要回来’，”安妮说。“不劳他们费心，我们再也不会回去了。我再也不会见到我生长的城镇了，我再也不会见到我的母亲与妹妹了。”

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安妮哭了出来。她微微颤抖着说道，“十四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个女同性恋，整整二十一年我一直瞒着别人。我之所以嫁给男性是为了合群，为了保住我的家人，我的教会和一切对我来说重要的东西。仅仅为了成为我自己而放弃这一切并不值得，我宁可在谎言当中生活。但是为了凯丽，我在一个月内就把这一切都放弃了。她就有这么重要。两天前我向克雷出柜了。”安妮害怕克雷可能会认为她与她的女同行为是导致凯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克雷真正害怕的是安妮可能会以为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父亲。”总而言之，我们两个都没有错，”安妮说。“他只是说，‘哈，这样一来好些事都能解释清楚了。’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与以前相比又更进了一步。”话说至此，安妮的目光投向了窗外。“人生当中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顺序会发生多么有趣的变化啊！我有了这个快乐的小姑娘，然后我父亲为我建造的房子一下子就不再重要了。别误会，我依然很怀念那座房子。但是当她从校车上下来，当你看着她那张快乐的笑脸，那一刻你简直就拥有了整个世界。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是不会放弃的。”

安妮的日常生活依然很艰难。搬家的第一周她不让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唯恐他们遭到跟踪。就算我们见面的时候她依然不肯让他们跑到视线之外。担任教职需要有介绍信，可是安妮不希望新城镇当中的任何人与旧城镇当中的任何人取得联系，因此她也就不能当老师了。此外安妮还必须必须教育其他两个孩子不要揭穿凯丽的身份。马歇尔与格伦都抱怨说他们不知道怎样保守这样的秘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别人的询问。于是安妮与他们进行了练习。她让他们坐在拖车门口，而她则要从外边进来。几分钟之后她推开门说，“嗨，孩子们，我是安妮.奥哈拉，我有一个阴道。”他们全都吓跑了，一边跑一边尖叫。“谁也不想听到这种事，”安妮这样教育孩子们。“这不是秘密，而是隐私。凯丽的生理特点也是隐私。”

只要克雷还能保住他在工厂里的工作，他们两个就能依靠医保来支付孩子们的医药费用，除此之外他的工资只能维持他本人在田纳西的生活。安妮目前的谋生方式是推销剪草机与越野车。另外她还会收到社保支票，因为她收养了特殊需求子女。“我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一千九百美元左右，”她说。“拖车租金与水电费每月需要九百美元，我每周要花一百美元买菜，花二十五美元买汽油。我们整天吃金枪鱼罐头，豌豆汤，百吉饼与酸奶。一开始我会早早起床，帮他们做好上学准备，等他们上了校车我再去补觉。等到下午我赶回家以后要先洗澡，然后就等他们回来。晚上我会陪他们玩，帮他们做作业，然后再去睡觉。现在我比以前清醒得多，但是我没有挂窗帘也没有搞装饰，因为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了。

安妮已经找好了另一处安全地点，以防这里的情况也发生恶化。她已经盘算好了搬家的方式以及前期准备工作。我建议她与学校管理层谈一谈，说明她为什么没有介绍信。她答道，”我宁肯去加油站打工也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孩子是跨性别者。”我们一边说话一边走过拖车停车场去迎接校车。校车刚刚停稳，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就从车里冲了出来，团团搂住了安妮。在刚才那场漫长而充满眼泪的谈话后，被三个小家伙簇拥在中间的安妮爽朗地笑出了声。

“伤心难过并不会减弱我对于女儿的爱，”那天晚上她说。“但我想念我母亲，我想念我妹妹，我父亲的坟还在那里，我只希望别人能替我献花。我想念我的狗，我想念我的学生，我真的感觉很有负罪感，因为我还挂念着我留在身后的东西，我早就应该放手了。但同时我也非常愤怒，因为这些人夺走了我的生活。”然后安妮又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不过你有了这么多孩子之后就不能整天伤心了。你能看到他们的成长，他们直接走进了你的心里。每天他们从校车上下来的时候是我一天最好的时刻。另外一个最好的时刻就是他们每天早上一起床直接扑到我身上来的时候。我后悔吗？不。我怀念旧生活中的事物。但就算我知道会发生这一切我还是会收养凯丽的。我很幸运，因为老实说，如果凯丽没有走进我的生活，我也永远不会走进这个更大更美丽的世界。我在这里遇到了你，遇到了很多其他了不起的人。要是没有凯丽，我原本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继续嫁给一个男人。你要是好好想想的话，凯丽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这么多幸福，我根本没办法偿还她。”

阿尔伯特.卡农与洛克希安.格林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儿子摩西不像男孩。两岁的时候他就想玩洋娃娃，而且很喜欢为自己的姐姐沙克娜挑选衣服而不是为自己挑选玩具。卡农一家居住在雪城的内城区，街道环境很险恶。阿尔伯特很为自己的儿子担心，但从没有试图改变过他。“上帝把我的孩子弄混了，”阿尔伯特说。“沙克娜比摩西更像男孩子。”摩西坚持要穿黑漆皮鞋去上学，经常被同学骂基佬，还经常挨打。“他很会扔橄榄球，他也能带球冲刺，”阿尔伯特说，“上帝啊，他跑的可快了。可是他对这种事没兴趣。”摩西十四岁那年，阿尔伯特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当时我在起居室里睡觉，他和他的女朋友们在后面学习涂指甲油，想看看他究竟像不像女性。”

十六岁那年摩西给父母写信说，“以后我只买女孩的衣服，而且我要当女人。你们要是不接受，我就自杀。”洛克希安敲开了摩西卧室的房门。“我说，‘你确定你想这么做吗？外面可是有很多恐同的人啊！’他说，‘妈妈，你要是觉得我丢人，我就走好了。’我说，‘我永远不会觉得你丢人的。’”阿尔伯特并不高兴，但是几天之后他也心软了。“随便哪个男人都不敢说他身上没有一丁点女性气质，谁要敢这么说谁就是在扯谎。可是我说，‘你已经准备好面对世界了吗？’摩西说，‘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有没有准备好面对我。’我说，‘宝贝儿，就连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你呢！’”

摩西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做拉蒂莎.拉托娅.凯莎.格林，简称泰莎。学校里的女孩都很喜欢她的穿衣品味，她突然就受人欢迎起来。自从她开始穿女生衣服之后过了一周，有人袭击了他并且把他痛揍了一顿，但是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一位教导员告诉拉蒂莎她将要直接下地狱，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洛克希安向校长投诉，提醒他学校里不能宣扬宗教教义。最终事情闹得太大，拉蒂莎不得不退学了。她做了头发，在七汽车旅馆当了一名看门人。她精神高涨，志气昂扬，但是还他想要一样东西。“爸爸，”他对阿尔伯特说，“除非我变成完全的女人，否则我不会快乐。”阿尔伯特说，“你永远成不了完全的女人，但是如果你想做变性手术的话，我会尽量帮忙的。”于是阿尔伯特开始存钱，并且在遗嘱里面说明了这笔钱的用途。泰莎在姐姐的婚礼上担任了伴娘，她穿了一条红色塔夫绸的长裙。阿尔伯特说，“我姐姐警告她带来的其他伴娘，‘你们几个都要小心了，泰莎比你们穿得漂亮多了。’”

按照洛克希安的委婉说法。泰莎在十七岁的时候喜欢与一位还没出柜的男性“谈话”。后来此人听说泰莎向外人炫耀他们的关系，于是用刀子划伤了她的脸。“她太坚强了，”阿尔伯特说。“她当时就想宰了那个家伙。”晚上睡觉的时候，卡农夫妇不得不要求泰莎躺在他们中间。“我必须要盯着她，”洛克希安说，“要不然她真能跑出去找那个划花她的脸的混蛋报仇。”洛克希安与泰莎经常吵架，但是他们也会在外人面前竭力相互维护。卡农一家成为了当地跨性别儿童的非正式聚会点。“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使用毒品来缓解痛苦，”阿尔伯特说。“我说’痛苦是不会消失的。’倒不是说拉蒂莎没试过毒品，但是她吸毒的原因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她有些朋友可以住在这里。我绝不会把他们赶出去。他们想找人谈心，我就听着。”

泰莎曾经与好多男人有过恋爱关系，但是她始终没有陷入爱河，直到十九岁那年她遇到了但丁.海耶斯，一个帅得一塌糊涂的帮派成员。她很快就将但丁称作了自己的未婚夫。但丁与拉蒂莎相处了两年半时间。“所以说她的确身为女性体会过爱情，”阿尔伯特说。“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她也算没白活。”洛克希安补充道。“她的恋爱没有藏着掖着，他们两个去哪里都在一起，但丁总是将泰莎称作‘她’。”泰莎为但丁构想了许多人生规划。“她改变了我。以前我只会干傻事，兴许还会进监狱，”但丁告诉我。“我原本以为我可以依靠贩毒混过这一辈子，是她让我感受到了有头有脸的感觉。”后来拉蒂莎与但丁一度曾经分手，搬回家与父母同住。然后在2008年11月14号的星期五他们两个又决定重归于好。“那一天她特别幸福，”洛克希安说，“他们已经决定要安定下来了。”

那天晚上，泰莎的朋友阿丽莎.戴维斯邀请她到镇子的另一边参加派对。阿丽莎说她怀孕了而且不想把孩子留下，她表示假如泰莎愿意的话可以领养这个孩子。泰莎希望这计划能够成功。她已经问过洛克希安是否愿意帮助她养孩子。接到邀请之后，泰莎与他的哥哥马克跳上父亲的皮卡车开了过去。派对上有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有一位名叫多尔特.德利的年轻人和泰莎与马克是同校同学。此人走到车跟前说，“我们不要基佬来这里捣乱。”马克与泰莎还没来得及下车，他就掏出抢来近距离开枪打中了兄妹二人。马克肩膀上中了一枪，射向泰莎的的子弹则钻进了她的胸部并且撕裂了一根大动脉。

“我们赶紧把车开走了，”马克向我解释道，“拉蒂莎一直在呻吟，她胸口很疼，胸口很疼。她当时说‘我爱你，’然后说要我立刻带她回家，不要送她去医院。”车开到家门口，马克看见阿尔伯特站在门廊里，赶紧喊道“摩西中枪了！”阿尔博特一边冲向街头一边拨打了报警电话。他扯下泰莎的衬衣，发现子弹并没有从背后射出来，他当场就意识到泰莎这回凶多吉少。“她看着我，笑了笑，”他说，“我知道她这次挺不过来了。”洛克希安也赶紧跑了出来，“她的眼神告诉我，‘不好意思妈妈，我要走了。’”她回忆道。

出事的时候但丁正在上夜班，他在第一时间接到了电话。我采访他的时候泰莎遇害已经快过去一年多了。但是谈及此事的但丁依然用双手托着脑袋，他的肩膀塌了下来。“那天我见到她了，”他说，“但是我没说再见。他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谎话。”坐在一旁的阿尔伯特用胳膊挽住了他。但丁抬起头来接着说，“她的心胸很宽阔，她说她喜欢自己是谁，她就是她自己。”但丁与阿尔伯特以及洛克希安的关系依然很亲密。“我永远都是她家的人，”但丁说。“她希望我走正路，找一份正经工作，去学校上学。她肯定不想看到我像现在这样难受。让他们开枪打我吧，用刀捅我吧，我遭得住。我已经和她见识过天堂的滋味了。以后我们总还会再见面的。”这时阿尔伯特伸出一只粗糙的大手，就好像掌心里托着什么东西似的。“我攒给她做手术的钱到现在还留着呢。”

德利的谋杀审判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一场情感折磨。本案的大体事实很清楚，但是当事人的细节陈述却大相径庭。很多证人的证词都相互矛盾，有些人似乎还因为遭受了朋辈压力而撤回了证言。”我觉得有些证人都快犯心脏病了，他们受到了如此之大的压力。”负责这起案件的跨性别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执行总裁迈克尔.希弗曼说道。由于无法证明德利的杀人企图，他最后被判处过失杀人而不是谋杀。但是由于案件被定义为仇恨犯罪，他按照过失杀人的最高量刑标准领受了二十五年有期徒刑。这是全美国第二起将针对跨性别者的谋杀认定为仇恨犯罪的案件，也是纽约州的第一起。

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当地的跨性别孩子们依然会来探望阿尔伯特与洛克希安。在我采访这家人的时候，几个小时之内就来了两位访客。阿尔伯特说，“我要帮助其他孩子。她的性命或许是白白丢掉了，但至少她的死不至于毫无价值。”在简朴的起居室一角摆放着泰莎的骨灰罐，上面镌刻着她的生卒年月——1986年7月4日-2008年11月14日——还镶嵌着她最喜欢的照片，照片上一袭红裙的她正在姐姐的婚礼现场上欢笑着。每天洛克希安都会在骨灰罐前点着两支蜡烛，听凭它们烧完。“她想回家，想和我们死在一起，”阿尔伯特说。“所以她也要留在这个家里。”洛克希安说，“当我去领取骨灰的时候，我问道能不能让我看看。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连同她的靴子一起火化。因为靴子上有好些金质搭扣。她一直喜欢这些小玩意。”

沙克娜在泰莎遇害的时候也怀孕了，她为孩子起名叫做拉蒂莎。

失能子女、自闭症子女、精神分裂症子女以及犯罪子女——之前章节中提到的很多子女与一般健康儿童相比都面临着更高的死亡风险。但是跨性别子女的父母却不得不经受独特且可怕的两难境地。假如子女不能顺利变性，他或她可能会自杀。假如子女完成了变性，他或她又可能会被他人杀死。针对跨性别者的谋杀往往得不到新闻报道，在得到报道的时候也往往不会被当做仇恨犯罪。自1999年以来，在美国已经有超过四百名跨性别者遭到了谋杀。跨性别纪念日组织将仇恨犯罪的致死率确定为每月至少一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位跨性别者遭到谋杀。

评论员注意到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德国跨性别活动家卡斯滕.巴尔泽写道，此类谋杀“不仅会发生在一般性谋杀统计数字较高的国家，比如巴西、哥伦比亚或者伊拉克，也会发生在一般性谋杀统计数字相对较低的国家与地区，例如澳大利亚、德国、葡萄牙、新西兰、新加坡或者西班牙。”欧洲人权理事会主席托马斯.汉巴格十分动人地写到了一场发生在葡萄牙的针对跨性别女性的谋杀。被害人小吉丝伯塔.萨尔斯遭到了当地帮派分子的轮奸，然后被扔进井里等死。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谋杀的跨性别被害人当中，7%是未成年人。支持变性的专业人士也是攻击的目标。诺曼.斯派克告诉我，他曾经接到过多次死亡威胁。

仅仅看一下2011年美国国内的情况，并且仅仅考虑专门从恐跨角度得到新闻报道的案件，完全的谋杀案件名录依然令人震惊。1月10日，四十五岁的克里斯.贝茨在明尼阿波利斯被人捅死。2月19日，二十五岁的泰拉.特伦特在巴尔的摩被人勒死。3月8日，二十五岁的马克尔.卡梅洛.泰尔在阿肯萨斯州福里斯特城遭到枪击，随后又被凶手用汽车拖拽致死。6月13日，四十四岁的内特.内特.尤金.戴维斯小姐在休斯敦被人枪杀。7月20日，二十三岁的拉什海.麦克林恩在华盛顿特区被枪杀。8月1日，三十八岁的卡米拉.古斯曼在纽约市被人连续用刀戳刺后背与颈部致死。9月10日，三十五岁的古拉夫.古帕兰在华盛顿特区遭到钝器击打头部并且死于内出血。11月10日，十九岁的雪莉.希拉德在底特律市被砍头、肢解并焚尸。她的母亲不得不来到验尸房指认女儿的烧焦躯干。

许多父母都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接受程度。超过一半的跨性别者遭到了家庭的排斥。即便是在接受他们的家庭里，父母当中也往往只有一人能够接受。“双亲家庭的常见模式往往是一位父母心怀恐惧，另一位父母选择接受，”布里尔说。克里斯.比姆在回忆里描述了自己与处境不利的跨性别儿童打交道的经历。他写到了一位跨性别女孩的母亲，“她告诉克里斯蒂娜，自己宁肯她死于艾滋病也不想见到她继续这样表现。”另一位显然更有文化的母亲给他的跨性别女儿写了一封信，“你将‘男人打扮成女人’的自我渗透进入了身为女性的过程与现实，这种行径既傲慢又侮辱人。你不仅诋毁与贬低了我本人身为女性的体验，还伤害了整个女性群体。”

2009年5月，萨克拉门托地区一档流行广播节目《罗伯阿尼道恩早间播报》当中插入了一段关于跨性别儿童的环节，主持人罗伯特.威廉姆斯与阿尼.斯泰茨将跨性别儿童称作“白痴”与“怪物”，认为他们“无非是想吸引眼球而已”，而且“需要想办法把他们的神经失调毛病从体内弄出去。”他们还补充道，“这种话简直让我恶心，‘妈咪，人家是一个困在男孩纸身体里的女孩纸啦，人家要穿裙子啦。’”后来他们又说，“要是允许跨性别的存在，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爱上畜生了。”一位主持人还夸口说，假如他的儿子敢穿高跟鞋，他非得把高跟鞋扒来抽死他不可。

这期节目引起的反对呼声导致了广告赞助商的抵制。金.皮尔森与圣地亚哥的跨性别活动家奥特姆.桑蒂恩受邀来到节目录制现场讨论这一话题。金解释道，但凡是曾经开车带着有跨性别倾向的子女上学的母亲在车上听到这段广播之后都不会与她谈论这个话题了。在听众提问环节，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他是一位跨性别男性的哥哥，他的兄弟最近刚刚自杀。金警告威廉姆斯与斯泰茨说他们的手上沾着无辜者的鲜血。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两位主持人还嘴硬地宣称他们的道歉只是为了缓和广告赞助商的情绪。临近节目末尾的时候，他们两个全都垂头丧气，讷讷无言。

财富与教育并不一定能保证跨性别子女的家庭顺利过关，但是贫困只能加剧事态全面恶化的风险。哈丽.克鲁格与简.雷特的困境就遭到了贫困的火上浇油。她们两人都经历过漫长的秘密生活，两人都不愿意向母亲承认自己是女同性恋，两人也都嫁给了男人。她们的空洞婚姻充满了谎言、虐待与机能失调。家住堪萨斯的哈莉在九年级的时候辍学了。简在密苏里州完成了高中学业，但是没有职业资质。简有一个青春期的女儿，两人各有一个小儿子。哈莉是顺从一方，简是强势一方，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威奇托的流浪人员收容所。

哈莉的丈夫喜欢变装，但只有在独自在家的时候才会这么做。婚后不久两人生有一子，起名杰登。哈莉回忆道，“我的儿子总是因为下半身而感到尴尬。即便在婴儿时期他也总想把下半身遮住，无论撒尿还是擦屁股，他都会像女生那样坐在马桶上。”五岁那年，杰登宣称他的名字应该是汉娜，取自《汉娜.蒙塔娜》。这个迪斯尼角色白天过的是正常青少年生活，晚上就成了摇滚歌星。这个故事让很多过着双重生活的跨性别儿童都心有戚戚。

简说，“我第一次见到杰登的时候是在收容所里，当时它六岁，我真心以为它是个女孩子。”几个月后哈莉与简在一辆拖车里同居了，杰登以及简的两个孩子布莱恩与莉莉安和她们住在一起。“杰登已经躲藏够了，”哈莉说。“我们刚刚安顿下来他就说，‘妈妈，我能把胸罩戴上吗？’我说‘戴上吧，谁也看不见。’”然后杰登赶紧跑去告诉简说她有事情要宣布。“他说，‘我戴上胸罩了。’”简回忆道。“我说，‘好啊。’他说，‘你不生气吗？’我说，‘不，宝贝。因为简妈妈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做自己。’他的小脸一下子亮堂了起来。他特别快乐。”简告诉布莱恩与莉莉安不许拿弟弟开玩笑。没过多久杰登就开始向其他孩子介绍自己是汉娜。他的父亲吓坏了。

简在麦当劳找到了一份工作，哈莉则在一元店找到了工作。两人住进了威奇托的萧条贫民区。杰登七岁那年在学校炫耀自己涂的花指甲。“学校提起这件事，我说，‘孩子就是孩子嘛。’”哈莉说。“然后他想留长头发，想穿紧身裤，想抹化妆品。他整天诉苦，想要以女孩的身份去上学。”杰登一回家就会换上女孩的衣服。有一天晚上他对简说，“你太让我生气了，”简说吗“为什么，宝贝？”杰登说，“因为你能做你自己，我就不行。”简对我说，“这件事简直让我的心都碎了。”

学校想让杰登接受治疗，但是按照简的说法，哈莉与她并不希望让他与一个会将他“重新编程”的人打交道。她们从没听说过跨性别者这个词，也根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其他与汉娜一样的孩子。他们得知有一位六十五岁的跨性别女性莱昂娜.兰伯特举办了一个互助组。莱昂娜又将她们介绍给了她本人所属的大都会社区教会（MCC）以及她的牧师克里斯蒂娜.科洛。MCC是一个向来支持LGBT群体权益的教派，也是第一个允许汉娜以女孩身份表现自己的公共组织。

汉娜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逐渐对她施压，要求她像男孩一样表现，与此同时汉娜也越来越希望公开以女孩身份上学。莱昂娜对汉娜说，“为了你的安全，你现在最好还是先过一段双重生活，要不然他们会打你，还会骂你。权且先遵守一下规矩，等你回家以后再换上衣服看电视好了。这个州的法律保护不了你。”克里斯蒂娜.科洛也说，“她这一辈子都不得不进行各种妥协，我们都一样。”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哈莉与珍和学校方面一连会面三次。“我告诉杰登，‘如果你的肤色是紫色的，而且你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紫色的人，我也依然到死都会爱你。’”哈莉说。“但你不能在学校当汉娜，”简补充道。“汉娜管自己叫怪胎，这太让我难过了。我说，‘汉娜，不要用这个词，你不是怪胎。’”

简的女儿莉莉安此时已经搬了出去，但是她的儿子布莱恩还住在家里。布莱恩一直被确诊患有对立违抗性障碍——也就是与当权者的关系失调——还有严重的抑郁症。十三岁那年他攻击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又试图自杀。于是简联系了社会服务人员，想让他接受治疗。布莱恩向社工们投诉他的两位母亲，并且被纳入了州立看护体系。他在控诉当中提到了她们两个鼓励他的弟弟穿裙子。

2009年2月24日，简带着汉娜去上学。“在校门前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个吻。我说，‘今天放学之后我为你准备了一场惊喜，我们要去吃披萨饼，打保龄球。’”当天中午一点半，经手布莱恩的社工给哈莉打来了电话。“我们把你的孩子接走了，”她说。“周四早晨八点半你们要参加法院听证会。”社工在学校里采访了杰登，询问他如果有三个愿望的话会选什么。杰登说：“我要把所有男孩的衣服换成女孩的衣服，我要成为一个女孩，我要让男孩的身体部分变成女孩的部分。”社工将这番言论当成了哈莉与简说服孩子相信自己是女性的证据。文件注意到哈莉有一位女性伴侣，而她的孩子也要遭受“与其他孩子相比更严重的困惑与社交障碍。”法院裁决汉娜必须要被送进寄养家庭当中受到“健康父母”的监护。

就这样，哈莉与简在一周多一点的时间里失去了两个孩子。克里斯蒂娜成为了她们的首席法律顾问。“哈莉与简都没怎么受过教育，她们的出身家庭向上追溯好几辈都是穷人，“克里斯蒂娜告诉我。”她们的孩子从没看过牙医或者医生，从没穿过合脚的鞋子。养活孩子并不简单，但她们爱这些孩子，汉娜也绝对爱她的家。”汉娜的寄养家庭不允许汉娜使用女性名字、穿着女性服饰或者采取男性规范以外的任何行为。哈莉与简第一次获准受监督家访的时候，汉娜说：“如果我必须做男孩子才能回家，我为了回家什么都愿意做。”

堪萨斯州社会与康复服务体系（SRS）接管了汉娜的案件。“SRS挖出了一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变装者的心理精神病学期刊条目，”克里斯蒂娜告诉我。“我说，‘这些文章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情况没什么意义。’但是我说话没多大影响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这里的环境多么糟糕。”恐跨与恐同原本就难以区分。SRS在法院上公然表示，“我们不会把这个孩子交回给那对女同手里。”最终SRS为汉娜与她的母亲们指派了一位治疗师米娅.亨茨曼。三个人全都很喜欢米娅。哈莉说，“治疗期间我们给汉娜带了一些女性衣服，因为米娅说她在这里可以穿，”哈莉说。“汉娜说，‘不行，要是我的养父母发现就不好了。’米娅说，‘我是治疗师，规矩由我来定。不过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只能在我的办公室里、在家里以及在教堂里穿女孩的衣服。在这三个地方你可以做你自己。’”还有一次米娅说，“我知道你想和你的妈妈们说话，我会留出让你们谈话的时间来的。”汉娜说，“不，不要这么做，我不想在SRS那里惹上麻烦。”哈莉一边哭一边对我说，“汉娜都让他们吓成这样了。”她抱怨道汉娜正在变得越来越孤僻，“她原本是一只能飞的小鸟。现在就算在我们身边她也要被关进笼子里。”

莱昂娜.兰伯特负责开车带着哈莉与简一起与汉娜参加治疗，最终她也获准参与了治疗过程。“上帝啊，我真希望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也能这么勇敢，”莱昂娜说。“即便是被人从妈妈身边夺走，即便是心都碎了，我还是特别希望我能与汉娜交换一下处境。”她让我看了她的名片，上面写着“女性模仿者”。我问她这是不是她对自己的看法，她说，“我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真希望汉娜日后能比我更强。”

哈莉与简获准参观了汉娜的棒球比赛，“在球场上，她很喜欢我的粉色拖鞋，”哈莉说。“她说，‘妈妈，我能穿着这双拖鞋去参加野餐吗？’我坐那里就想尖叫，‘我的孩子穿我的拖鞋到一个她自己有鞋穿的地方去究竟会伤害什么人呢？’但是他们告诉我不行，我只能遵守他们的规矩。”遵守规矩似乎成为了让汉娜回家并且帮助汉娜在威奇托生活下去的最佳方法。“在疗程当中她说她厌倦了双重生活，”哈莉说。“然后她又说，‘可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是坏孩子。’”米娅.亨茨曼诊断她患有情境性抑郁症。此时哈莉说她已经准备放弃了。她说也许她与简真应该再生一个孩子，不再费心费力地想要将布莱恩与汉娜接回来。这只是丧气话，但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我第一次见到哈莉与简的时候，汉娜已经离开她们七个月了。两名女性每周可以在治疗室里与她们的孩子见面一个小时，还能在社工监督下去寄养家庭访问两个小时。她们不能给汉娜打电话，汉娜也不能给他们打电话。当时是汉娜的八岁生日，哈莉与简尽其所能地营造了节日气氛。“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哈莉说，“我把礼物交给汉娜说道，‘拿好吧小伙子。’她看着我的眼神好像在说，‘妈妈，你不再接受我了吗？’等着社工一出去，汉娜立刻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是想说小姑娘吧？’我说，‘当着这些人咱们可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自己太卑下了。”简也说，“你怎么能告诉孩子‘在这里你能做自己，在那里你不能做自己’呢？这不是说嘴打嘴吗？”哈莉说，“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把她接回来然后再次失去她，无论是对于汉娜还是对于我们来说，让她做自己都太危险了。”

父母很有理由为了跨性别子女感到害怕。那些从未面对过这些问题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跨性别者面对着怎样的歧视。2009年，全国跨性别平等中心以及全国男女同性恋工作队进行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调查，面向美国各州及各地区的跨性别者，受访者的种族分布与美国一般人口大致相同。问卷以在线形式发布，意味着调查范围会稍稍偏偏向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每五位受访者当中就有四人曾经在学校里遭受过骚扰或者身体与性攻击，将近一半的攻击者是老师。尽管将近90%的受访者至少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大学教育，而接受过同等教育的一般公众只有不到一半，但是跨性别者失业的可能性却比一般公众高出一倍。每十位受访者当中就有一人在工作环境中遭到性攻击，遭受肢体攻击的人数也差不多。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因为性别表现不合规范而遭到过解雇。跨性别群体当中的贫困人口比例比全国人口比例高出一倍。每五位受访者当中有一人曾经无家可归，其中又有三分之一的人曾经因为性别问题被收容所拒之门外。有三分之一受访者曾经推迟或回避接受医疗服务，因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不尊重或者歧视他们。超过一半的跨性别青少年曾经尝试过自杀，一般青少年尝试自杀的比率则只有2%。吸毒酗酒与抑郁症发作的几率同样高得吓人。在所有的无家可归青少年中，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比例占到了20%到40%。此外超过一半的有色人种跨性别者有过街头卖淫的经历。纽约皇后区某家跨性别儿童收容所里的一位性工作者说道，“我喜欢别人关注我，这让我感到有人爱我。”

香农与约翰.加西亚在印第安纳州生了六个儿子，或者说他们一开始以为是这样。香农将自己的生活环境称作“白面包州的白面包城镇的白面包社区”。他们最小的儿子在十五个月就会说话，当时他说：“我不是男孩，我是女孩。”香农说：“你当然是了，”然后继续换尿布。两岁的时候他要玩芭比娃娃。三岁的时候香农以为他是同性恋。四岁的时候他遵循五位哥哥的先例进入了同一家基督教预科学校。第一次家长会上老师说，“学校不能允许你儿子在学校里玩变装，因为男孩不穿裙子。”香农非常愤怒。“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意识到他的感受不被外界认可，几天之内他就出现了焦虑症状。”

但是约翰却对妻子非常生气。“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是我把他带大的，”香农说。“现在他要纠正我的错误。”于是约翰没收了所有女孩玩具。他把儿子带到操场上说，“我要把你调教成男子汉，”然后塞给他一根棒球棒。约翰把球一遍又一遍地冲着她扔棒球，一边扔一边说“我要你打球。”他的儿子提着球棒站在原地，眼泪不住地往下掉。香农说，“我们家当时的气氛非常糟糕。我也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更知道让儿子感到丢人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认为应当让约翰先尝试他的方式，于是我们的孩子逐渐开始恨他了。”

接下来的9月份，香农的儿子拒绝上幼儿园，他眼泪汪汪地说，“整天假装男孩子太困难了。”香农咬着牙把孩子送了进去。上一年级的时候，香农开始贿赂他：“假如你能一整周都不哭，到了周末我就让你玩芭比娃娃。”每周她都会瞒着约翰贿赂儿子，直到有一天孩子说道，“我能要25美分硬币而不是玩具吗？”香农问为什么，他说，“上学路上有一座房子，房子前面有一口许愿井。我要问问校车司机能不能在那里停一下，这样我就能往井里扔个硬币，许愿我是女孩子了。”

约翰一直在说，“你有一根阴茎，所以你是男孩。”结果有一天香农注意到儿子躲在厕所里好半天不出来。她推门进去一看，“他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裁衣剪子，正在冲着裆部比比划划。我惊叫道：‘你干什么呢！’他说，‘这东西不该长在这里，我要把它剪掉。’我说‘你快住手！’他说‘凭什么？’我急中生智来了一句：‘如果你想要女孩子的生殖器，那就需要用这些东西当原材料。’这句话是我临时胡诌出来的。他把剪子递给我说，‘好吧。’”

全家人打算去田纳西州过感恩节，香农决定借此机会做个实验。她的丈夫对此十分反对，她的另外五个儿子也很讨厌这个想法。小儿子宣布他的新名字是凯丽。出门的时候，凯莉从头到脚穿着一身粉红，用透明胶带将一枚发卡固定在了平头短发上面。“我们一路上开了几个小时的车，然后停下来吃饭，”香农回忆道。“我们坐在桌边，我的孩子从来没有和陌生人说过话，当服务员走到凯丽身边时问道，‘小姑娘，你想要什么呀？’凯莉说，‘我要一杯巧克力牛奶，谢谢。’我立刻起身跑进厕所里面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简直不能用语言来描述。这段经历这么深刻，以至于我丈夫说，‘我希望你研究过家庭教育，因为他再也不能以男孩的身份去上学了。’”

于是加西亚夫妇为凯莉办理了转学手续。香农在教育记录上改变了她的名字与性别。此前凯利接受过面向学习障碍儿童的联邦资助项目Title I。但是转学之后没过半年，她在阅读课上的成绩就往前跳了两级，在数学课上的成绩往前跳了一级。“一年之后我们回去找医生复查，”香农说，“医生刚走进考场凯丽就开始说话，我觉得考试期间她根本没有停下了过。医生张口结舌，他说，‘这肯定不可能是六年以前那个孩子。’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第一次见到凯丽的时候她已经七岁了。她很美丽，很健谈，也很老成，还有一丝坏坏的幽默感。“我知道这一切肯定出自上帝的手笔，”后来香农给我写信说道。“我面前的选择很简单，要么选择死去的儿子，要么选择活着的女儿。任何跨性别儿童的父母都要面对这个选择。凯丽一直听别人说她不能嫁给她想嫁的人。她告诉我她不想向自己的‘那个他’揭露自己的情况。我告诉她藏匿这条信息是不对的，假如那个人真的爱她……她接过我的话头说道，‘那他们才不管这么多呢！’我说，‘一点不错。’”

有些家庭因为变性而心焦不已，另一些家庭则相对轻松一些。对于皮尔森一家来说变性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肖恩-德里克.皮尔森住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小镇上。他在2006年5月6日正式出柜。几个月之后，他的母亲发起了TYFA，此后母子二人就决定携手改变世界。

“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很多人都曾经将他们的期待强加在我的身上，”金说。“我不希望再用这一套来对付我的孩子。三岁的时候，肖恩就说，‘我不穿裙子。’我们说，‘你要是真不愿意，咱们就换成裤子。’”但是金的女儿总是闷闷不乐。肖恩十二岁那年，她给父母写信说她是一名女同。此后她的情况稍微有所好转，然后又恶化得比之前更糟糕了。肖恩在学校成绩很差，而且经常胃痛头痛。“她整天待在暗室里拉上窗帘，”金回忆道，“她要么不吃饭，要么暴饮暴食；要么不睡觉，要么一睡不起。你显然能看出来她身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

皮尔森一家开始了家庭疗法。几个月以后他们碰巧看到了电影《穿越美国》。当时十四岁的肖恩立刻就知道了答案。几周之后，金与肖恩再次走进辅导师办公室的时候，屋子里的氛围也随之一变。“我进门的时候带着一个抑郁的女儿，我出门的时候则带着一个快乐的儿子，”金说。“肖恩说，‘我不是女同，我是跨性别者，我完全就是男人，你知道那就是我。’我说，‘我总觉得你这辈子一直在玩拼图，有几块拼图就是对不上，今天我发现这些拼图终于完美契合了。但现在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应该干什么。’他兴高采烈地说，‘没事妈妈，我已经列出单子来了。首先我要改名字，我需要你按照男孩的身份为我办理入学手续，我还需要用绷带把胸部缠起来。’”金并不特别想做这些事情，所以她吓坏了。“她还说她想要男士香波。除臭剂与男士袜子。我说，‘你一开始谈的这些事我都不懂，但我很擅长购物，要不然咱们先去买东西怎么样？’他的整个人都活跃了起来，他的面容也亮堂了，有好些年我都没见他这么快活过了。”

母子二人回家之后，肖恩发现她的父亲约翰在家得宝超市工作了一天刚刚回家休息。金将约翰领进卧室里，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听完之后约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空气。金说，“你倒是说句话呀？”约翰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约翰向我解释道，“接下来的二十六天里，我钻进了洞穴，我自己也需要经历转变。”二十六天的沉默之后，约翰终于想通了。

肖恩在6月初承认了身份，到了盛夏时分治疗师就认为这家人不需要再接受治疗了。秋天开学的时候肖恩返回了学校，此时他已经接受了睾丸酮注射并且改了名字。金说，“我们的变性过程进行得特别快。肖恩请求金来到学校进行演讲。”我将这件事当成一个医学问题，”她说。“假如我的孩子有糖尿病，我肯定会为他向学校争取注射胰岛素的私密空间。就我的孩子来说，我们则需要研究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学校允许肖恩使用医务室护士的厕所。当时肖恩的名字在法律系统内部还没改过来，因此校长一开始拒绝修改学籍记录。“我劝他说，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肖恩同班同学的父母来学校闹事的可能性也越小，”金说。

全家人发送了一封公开信，向所有亲友介绍了情况进展。他们收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社区里的一位居民。金原本以为他会谴责自己，“可是他说，‘我们家永远都欢迎肖恩来做客，他和我们在一起肯定很安全。’”我当时就哭了出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负面反应，我们真没想到获得正面反应会是什么感觉。”金此前在计算机行业工作，她觉得这份工作越来越没意义，而且因为她的双手患上了纤维肌痛，日常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痛苦了。“我所属的教会是团结教会，”金说，“我们的哲学是要相信事情会顺其自然，于是我就与宇宙谈话，我说我心目中的完美工作应当经常出门并且进行公众演讲，应当用得上我的教学与课程设计技能，还应当提供动笔写文章的机会。两周后肖恩出柜了，三个月之后我成立了TYFA。我的愿望当真成为了现实。”

此后不久，肖恩与金前往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进行演讲。路上车没油了，肖恩发现路边有一家印第安人赌场，旁边有一家加油站。金回忆道，“当时我需要上厕所，于是我说，‘我要带上二十美元进去看看，五分钟之后我就回来。’我将二十美元放进角子机里，结果赢了一万美元的大奖。这笔钱成了TYFA的启动资金以及申报非营利组织的手续费。”肖恩的哥哥为TYF创建了官方网站，服务器就是父母卧室里的两台老旧电脑。

约翰说，“我从没想到我会娶一个政治活动家。一个月之前我去拉斯维加斯听她演讲。我知道金的交流能力很好，但这次她真把我给镇住了。”后来金给我写信说，“我找到了我的使命，我找到了我人生的目标，我终于将上帝赐予我的才能用在了既能让我满意也能为他人服务的地方。”她提供了一份日程表，上面记录到她曾经在一周之内为五家学校进行培训，为此她必须在全国各地穿梭往来，主要交通方式是自驾；她曾经为了参加俄亥俄州的一场培训而连续开车两天。我想知道能不能将其中的一场培训延期安排一下，她说：“我们怎么能告诉那些十六岁的孩子我们来不了呢？人们总问我‘你怎么做了这么多啊？’我却在想‘你们怎么做的还不够多啊！’”

我发现跨性别群体当中存在两种参与政治的模式。有些活动家刚刚主张自己的新性别，迫切地想要大声宣扬自己的跨性别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于自我主张的性别越来越习以为常，只想按照自己向来感受到的自身性别生活下去。对于他们来说，政治活动是消解胸中块垒的方式。也有些人一开始变性的时候不事声张，往往远离所有的亲友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于自我主张的性别越来越习以为常，于是开始帮助别人避免自己遭受过的困难。对于他们来说，政治活动是表达感恩之心的方式。许多活动家都与公益组织有联系，例如跨性别青年家庭联盟（TYFA）、性别光谱、美人鱼（英国）、PFLAG跨性别网络、克利夫兰跨性别之家、跨性别在行动、性别有常、跨性别平等全国中心、跨性别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以及跨性别儿童紫彩虹基金会。许多活动家自身并不是跨性别者，但是与跨性别群体有着非直接的联系。我对两个团体特别感兴趣，一个是性别光谱，一个是TYFA，因为这两个团体代表了帮助跨性别儿童的两种主要模式。

斯蒂芬妮.布里尔在2007年成立了性别光谱。她的专长是向人们介绍性别身份的各种细微之处——有时未免一言难尽。她始终主张在一切人类体验当中最复杂的就是性别。她熟谙各种性别理论与性取向理论，能够将晦涩抽象的哲学词汇重组成为一系列可供你或者你的子女仔细挑选的选项。她相信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容纳喜欢玩洋娃娃的男孩，喜欢独自在家穿着异性服饰的异性恋，既能在公司里雷厉风行又会在爱人面前小鸟依人的女性，喜欢留长头发学芭蕾舞的少年，以及酷爱打棒球与爬树的少女。金.皮尔森与香农.加西亚是成立于2006年的TYFA的现任主管。她们与斯蒂芬妮一样聪慧，但是她们的身份首先是跨性别子女的母亲而不是活动家。斯蒂芬妮的身上散发着智慧的气场，她们身边则笼罩着中西部地区居家母亲的温暖氛围。她们两个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相互配合默契。你可以在半夜给她们打电话，她们肯定会立刻起床解决你的问题。就算面对着中部地区某个保守小镇的中学校长，她们也能说服对方同意性别殊异十分常见并且需要极其显然的适应措施。她们的勇气也能让其他人勇敢起来。

斯蒂芬妮.布里尔的总部位于旧金山湾区，性别光谱的专长是帮助偏向自由派的家庭敏锐自信地渡过变性时期。布里尔鼓励父母与问诊人员在性别中间地带多加探索，不要急于从一边跳到另一边。在可行的前提下，这种做法确实非常好；但是在上文中提到的小镇环境里这种做法就不中用了，在那里仅仅是男变女（或者女变男）的理念就已经令当事人难以承受了，进一步的探索更是无从谈起。性别光谱主要面向正在苦苦求索性别身份本质的家庭，TYFA则主要面向处境更加窘迫的家庭，身处后者当中的子女以天生性别身份度过的每一天都会将自杀风险推高一分。

金.皮尔森与香农.加西亚2006年在网上相遇，2007年1月她们就与另一位母亲艾米.古阿以及一位跨性别女性珍.博莱顿建立了TYFA。艾米.古阿是组织的财务官，珍则在日后又成立了跨性别在行动组织。组织成立十个月之后，艾米.古阿的跨性别儿子伊恩.贝森自杀身亡了。“这件事情塑造了我们的工作方式，”珍说。“因为贝森是一个得到充分支持的孩子，可是依然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在青春期坦露真实身份的孩子知道他们可能会失去父母，失去兄弟姐妹与朋友。他们早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永远不要以为你身为父母有资格自怨自艾。你可以因为孩子变成另外的性别而伤心，或者你也可以因为孩子死去而伤心。”在我第一次参加金与香农主办的研讨班的时候，两位女性遇到了一位焦虑的父亲。他说，“可是万一以后他又改主意了怎么办？”香农说，“你刚刚解释过，他两岁那年就曾经在尿布台上宣称他是一个女孩。十三年来这条信息从没改变过。你担心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马上就去和你儿子谈谈现在吧！”这个男人花了十年都没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这两位女性只花了十分钟就说服他改变了心意。

她们主要的工作是应对父母，但是金.皮尔森也告诉我，她觉得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帮助跨性别者本人维持尊严。有一次她见到了一位跨性别女性珍妮丝。她将自己称作“手术后跨性别者”。金回应道：“你觉得你是女性吗？”珍妮丝说她的确这么认为。金说，“我也认为我是一名女性。我从来都不会按照我的生殖器来介绍我自己。我要给你出个题目，要求你作为女性或者跨性别女性介绍自己，永远也不要与陌生人讨论手术。成年跨性别者说他们不希望被别人用衣服遮挡住的部位来评判。那么你就不应该用衣服遮挡住的部位向别人介绍你自己。”

当年斯科特.厄尔还是一个名叫安玛丽的假小子的时候，她的父母认为她的强韧品质是个优点。安玛丽家住在偏向自由派的佛蒙特州，她的父母都是儿科医生。斯考特的母亲林恩.鲁格布尔说道：“我很喜欢女性不被外界限制压倒的理念。”斯科特的早年生活中充满了与女性性别不符的行为。“小时候安玛丽长着一头金色卷发，”斯科特的父亲莫里斯说。“安玛丽一岁半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们起床，发现她跑进了她哥哥本的房间里。当时大概五岁的本把她的头发全剪光了。我们将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但是后来我才想到，说不定是安玛丽主动要求他这么做的。”林恩又补充了一件轶事。“我们给她买了一件粉色的羽绒服。安玛丽四岁的时候我母亲跟她说，‘你穿这件粉色衣服真是个小美女。’然后安玛丽就再也不肯穿这件羽绒服了。我们不得不将这件衣服染成黑色，她才肯穿在身上。”

十四岁那年，安玛丽平生第一次在网络上接触到了其他跨性别者。她在网上使用了斯科特这个化名，后来又意识到这才是她想要的称谓。几个月之后，她的父母参加完派对回到家了，发现他们的梳妆台上放着一封信：“亲爱的妈妈爸爸，我肯定是个男人，我是一名跨性别者。”莫里斯回忆道：“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们走下楼来到地下室，斯科特正在那里看电视。我说，‘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们觉得你并不是我们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吗？’”

林恩找了好几位同性恋朋友咨询意见，但是他们对于跨性别的了解并不比她多到哪里去。“我找到了一位治疗师，他专门帮助人们降低进行身体变性的意愿。斯科特很讨厌她。我不得不意识到他真的想作为一名男性生活。我们最终找到了另一位治疗师，她已经为七十多名跨性别者进行了咨询。她觉得斯科特根本没有必要来找她，因为他的情况简直一清二楚。我觉得自己抚养了一名坚强自立的女性，但是绝大多数八岁小姑娘都不会主动穿着男孩子的内衣。”对于莫里斯来说，接受斯科特这个新身份的挑战并不在于恪守男女大防的保守主义信仰，而是在于认为性别之间并不存在天然差异的乌托邦理念。在后一种理念看来，变性根本毫无意义。但是他并没有反对斯科特的愿望。“如果暴风雪就要到来了，你肯定不会因为不理解暴风雪的成因就拒绝进屋躲避，”他说。

厄尔夫妇给佛蒙特大学的内分泌学家打了电话，两个人都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求医指导。可是对方表示他并不接受此类病例。林恩非常惊骇。“作为儿科医生，我们照顾病人的时候必须将个人意见搁置起来，”她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接纳病人，这里的情况也没什么不同。”她最终找到了一个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跨性别健康团体，于是驱车七个小时带着斯科特赶过去接受了一次预诊，然后又一路开了回来。多年以后在佛蒙特州参议院关于跨性别者权益的听证会上，林恩这样说道：“我觉得当你不知道该干什么或者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才是困难的时候。当时我们面前的情况显而易见，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一大堆，于是我们就动手去做了。”

斯科特的学习成绩很好，当时他在新英格兰的一所预科学校圣保罗学院寄宿就读。圣诞节放假的时候林恩开车接他回家，途中他们在一处加油站停车休整。斯科特走进男厕所的时候，他的母亲意识到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返校之后不久，他以跨性别者的身份参加了一次全校大会。其他学生与大部分教职员工都很支持他，但是学校当局却抱有相反的态度。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素来以宽容姿态示人的普世圣公宗主教，他告诉林恩，她的女儿需要尽快摆脱目前的状态，并建议思科特不妨换一个地方就学。“我知道他只是想甩掉我，”斯科特说。于是他就退学了。

斯科特在网上见到了很多跨性别者，然后又在线下见到了他们。他把头发染成蓝色并且剃了一个莫西干头。他说他对成绩已经不关心了，或许还打算辍学。这一回林恩可不干了，她对他说，“我们非常努力想要尊敬你，让你做你自己。现在我们必须要求你上完高中再去上大学。”斯科特表示这样做很公平。然后林恩又建议他提早上大学并且以男性身份注册。佛蒙特大学很乐意接受他，于是别人还在上高三的时候他已经上大一了。

大学开学之后，莫里斯带着斯科特参加了迎新周。“他穿着一件从某场跨性别活动现场领来的T恤，”莫里斯说。“我心想，‘你想当男人就当男人吧，干嘛非得穿这件衣服呢？看着多别扭啊！’可是在迎新周上，好多志愿者都对我们说，‘那场大会我也去过’，或者‘这件衣服真漂亮’。”校方在男生公寓里为斯科特安排了一间有独立厕所的单人寝室。但是他很讨厌那些整天喝啤酒玩橄榄球的男生，于是他加入了专门容纳同性恋本科生的佛蒙特大学骄傲套房。第二年，他自己张罗了一间专门面向跨性别群体的七人合租公寓。然后他又在大学里开办了跨性别讨论会，说服校方允许学生们将自己认同的名字印在学生证上。此外他还推动学校在寝室分配表格的个人信息栏添加了跨性别的选项。

我第一次见到厄尔一家的时候，斯科特刚刚上大一。两年后我再次见到这家人的时候，斯科特已经将跨性别身份抛在身后，成为了一名不容置疑的男性——或者说一名同性恋男性。“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个曾经是我女儿的人怎么就因为一直喜欢男人而变成了同性恋，”莫里斯说。一般而言，有些男性成为同性恋是因为他们觉得其他男性有吸引力。当他们变性成为女性之后依然会觉得男性很有吸引力。也有些男性成为同性恋是因为他们很喜欢自己的同类。当他们变性成为女性之后就会觉得女性很有吸引力。这两种可能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共同组成了一个人与自我性别以及与其他人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人估计差不多一半的跨性别女性和大约三分之一的跨性别男性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

林恩说，“我问了他很多关于跨性别者怎样做爱的事情。他之所以愿意和我讨论是因为她很大度，我也很好奇。我很担心解剖学上的麻烦。他始终不愿意接受生殖器手术，因此他必须要遇到一位特别看得开的好人才能过上性福生活。但是一样米本来就会养百样人。在他变性的这些年里，我经常去佛蒙特大学吃午饭，我们也经常在电话上聊天。去年他的态度有些封闭，不过一般的青少年都会像他这样。”斯科特说，“我不介意公开我的同性恋身份，但是除非对方是特别亲近的朋友，否则我不会公开自己的跨性别身份。有一段时间我整天都在考虑变性的事情，一切活动都以变性为中心。我现在已经没兴趣拿着我的人生给别人当榜样了。下一步我大概会去医学院。我知道公开身份对其他面对跨性别问题的医学生很重要，但我首先还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斯科特的弟弟查理说，他的老朋友们得知他姐姐如今是他哥哥之后都没什么特别反应，但是要向新朋友介绍他哥哥曾经是他姐姐就不太好张口了。每次这些新朋友到家里做客，查理总会提前将斯科特还是安玛丽的时候拍的照片都收起来。不过斯科特并不介意他的父母或者查理将照片收起来的举动。林恩说，“如果干脆将照片处理掉，我们就抹杀了他的童年。直到斯科特十四岁那年之前我都有一个女儿。当然了，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过女儿，因为斯科特从来都是斯科特。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我确实有过一个女儿。”

关于性别身份的辩论曾经在先天与后天的框架之内展开，如今的辩论框架则变成了可纠正与不可纠正，不过依然难以确定谁是谁非。先天特质的作用显然不能排除，问题在于后天养育是否激发了先天特质，是否能够以及是否应该通过后天养育来压制先天特质。这些问题的答案模糊得令人心焦。精神分析学针对跨性别认同提出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解释；艾米.布鲁姆在《正常》（Normal）一书中写道，导致跨性别认同的原因可能是缺位的父亲与溺爱的母亲，强势的父亲与弱势的母亲，鼓励跨性别认同与游戏的父母，禁止跨性别认同与游戏并将其神秘化的父母，等等。有些小男孩之所以喜欢穿裙子，或许是因为野蛮的父亲令他们害怕，关爱的母亲让他们感到亲近；另一些小男孩则有可能遭受了源自基因、大脑发育或者子宫环境的境况。

直到目前为止，变性依然与医学与诊疗群体密不可分。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负责任的专业人士能够将父母与子女各自的恐惧与欲望区分开来，将不动不摇的必然与一时一地的反常区分开来。但是想要做到这一步殊为不易。区分精神、内分泌与神经认知因素的做法如今看起来已经老掉牙了。现代精神治疗试图找寻导致情绪与思维失调的神经通路，但是区分心智与大脑的尝试依然十分原始，例如性别身份失调这样的复杂境况必须同时从多个角度下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曾经任职于DSM委员会的海诺.梅尔-巴尔伯格承认，对于性别身份失调的描述“无法通过纯粹的科学基础得以实现。”

通过他本人的从业经验，梅尔-巴尔伯格相信应当尽量避免变性。“毁伤一具健康的身体，使之丧失生育能力，实在是太糟糕了，”他说。“变性之后的性功能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算太好，在最糟的情况下则惨不忍睹。变性让人觉得失调状态遭到了加剧而不是得到了治疗。”他本人信奉更温和的治疗方法。“我们希望让跨性别者更多地接触同性朋辈，假如他们的父亲憎恨女性做派的男孩并且疏远了他们——这种情况在这个恐同成风的国家很常见——我们则应当引导这些父亲们积极地与子女修复关系。许多跨性别儿童后来都逐渐适应了自己的天生性别。就算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也依然可以拥有范围更广的朋友圈与人生经历。” 话虽这么说，但是梅尔-巴尔伯格同样也支持使用青春期阻断剂，甚至主张早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应当用药。“有时我会帮助病人做出改变，有时我也会采用非胁迫的方式阻止他们改变。我的选择完全基于我本人的直觉，而不是什么有章可循的算法。”艾德加多.门维尔也认为，“绝大多数被父母带到我面前的低龄儿童都没有主动主张自己的身份。他们之所以被父母带来，是因为他们的性别表现与天生性别不一致。他们应该变性吗？他们不应该变性吗？你永远都不可能肯定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跨性别群体的成员经常害怕治疗师会阴道跨性别儿童远离真实的自我，父母则更害怕子女接受手术之后会感到后悔。我们无法得知有多少在社交层面完成了变性却没有接受变性手术的人们后来又变了回去。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每一百名接受变性手术的人当中大约会有一个人感到后悔。

丹妮尔.贝瑞一生下来的时候还是丹.邦顿。1992年，四十三岁的她接受了变性手术。后来她将这场手术称作“中年危机”。再后来她说，“现在我担心过去被我当成性别失能的表现或许只是神经质的性迷恋而已。我在性生涯当中一直是一位变装者，我的终极性幻想就是变成女性。如今我真希望在一步跳下悬崖之前多尝试几种选择。”

萨姆.哈什米生在伊拉克。1992年他的妻子离开了他，此后不久他就在英国接受了变性手术。“特鲁迪在婚后一天都没工作过，”他说。“她整天只想着花上几千英镑买衣服。我总想知道不用承担责任是什么感觉，走到哪里都有人主动给你开门是什么感觉。”手术之后他变成了萨曼莎.凯恩。但是萨曼莎觉得“身为女性太肤浅，也太受限制了”，还觉得自己犯下了大错。于是她又接受了一场痛苦且不如人意的“逆转”手术。这次手术之后他改名查理，并且将当初支持变性手术的精神病医生搞上了法庭。

不幸的是，这些故事经常被人拿来诋毁跨性别权益运动的整体合理性。手术后懊悔不已的故事总能登上报纸头条，原本可以通过彻底手术过上更幸福生活却永远没有机会接受手术的人们则很少得到报道。无论是否支持与选择变性，人们都有可能犯错误并且毁掉别人或者自己的生活。有些孩子或许会在家人的鼓励下遵从自己选择的性别规范，后来却感到自己受困其中；这些孩子的父母与医生们也可能在是否使用激素阻断剂、激素疗法与手术的问题上做出遭到误导的决定。也有些孩子因为想要变性却得不到支持而走上了绝路。在健康的身体上进行不必要的手术非常可怕，拒绝救助了解自身本质的心智同样非常可怕。

被推荐接受性别身份失调治疗的男孩数量远远超过女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具有非典型性别表现的天生男孩数量比女孩更多，只能说明出现在男孩身上的非典型性别表现更令父母感到担忧。女权主义为女性赢得了很多一直专属于男性的权利。咄咄逼人的强势女孩往往会被人称道，“假小子”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几分亲密——尽管对于果敢女性的辱骂词汇也有不少。相比之下，迄今还没有任何一场政治运动试图为男性身上的刻板模式女性特质寻求合理性。女孩像男孩就是英姿飒爽，男孩像女孩却是娘娘腔。女孩穿牛仔裤与T恤衫是中性美，男孩穿裙子却是变装癖。金.皮尔森有一次调查过互助组当中的父母，她要求曾经是假小子的母亲们举手示意，结果屋子里举手如林。她又要求曾经是假姑娘的父亲们举手示意，满屋子人全都一动不动。

多洛蕾丝.马汀内斯十四岁那年还是一个名叫迭戈的男孩，住在马萨诸塞州。这一年，他的母亲碰上他和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在一起。”当时我穿着一条迷你裙，正在做羞羞的事情。我赶紧穿上男孩的衣服跑下楼，她说：‘你爸爸让你赶紧滚出去。不然他就宰了你。’然后我就在街头流浪了四年。然后我被判处暴力重罪并且进了监狱。这件事拯救了我的生活。我在监狱里的四年比我之前的整个人生都要快乐。进了监狱之后，你要么当男人要么被别人当成女人，于是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女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百分之百成为我自己。”出狱之后，多洛蕾丝发现她母亲撒谎了。“她告诉我父亲我离家出走了，当他发现她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们两个就离婚了。我找到我父亲，告诉他我改变了性别。他说，‘感谢上帝，你可算想通了。’”多洛蕾丝在接受第一针激素注射之前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心理治疗。最终她遇到了古斯塔夫.普瑞尔，一位跨性别男性，也是她毕生的挚爱。两人合法结婚了——但是按照法律文书，她的身份是男性而他则是女性。

当泰勒.霍姆斯还是一个名叫赛琳娜的困惑小姑娘的时候，她希望自己能长着“男孩的玩意”，但是却并不真心希望成为男孩。她与一位十六岁的弗雷迪.约翰逊谈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并且怀孕了。他们的儿子路易出生的时候弗雷迪没有多少兴趣。但是当路易两岁的时候，弗雷迪的母亲开始向社会服务部抱怨赛琳娜。不久后社保体系指派给路易的诉讼监护人让赛琳娜签署一份文件，“我不知道这份文件是什么，于是我就是签字了。结果文件讲的是监护权的事，”泰勒说。“我就这样失去了我的孩子”。此后不久，赛琳娜成为了古斯塔夫与多洛蕾丝夫妇的朋友，并且开始质疑自己对于自身的性别究竟有几分认同。后来她因为子宫内膜异位而入院治疗，医生说可以采用雌激素药物，但是赛琳娜表示她希望还是用睾丸酮来治疗，她很希望长胡子并且把声音压低。此时她开始将自己称作泰勒。

2008年的一个周四。一直患有抑郁症的古斯塔夫来到当地一家医院的急救室，希望得到就诊，因为他很想自杀。但是院方拒绝向跨性别者提供急救床位。两天之后他上吊自杀了，时年只有二十七岁。多洛蕾丝提交了控诉书，但是精神健康委员会认为医院是无过错方，因为跨性别者并不是受到保护的阶层。判决指出，假如医院认为跨性别者的存在可能影响其他病人，那么就有权决定拒绝收治他们。

古斯塔夫离去之后，泰勒与多洛蕾丝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我问他们，两人都没有接受手术变性的事实是否会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吸引。泰勒说，“爱与恋爱并非基于衣服底下的部分，也并非取决于你所选择的代词，更不是由你的名字决定的。与多洛蕾丝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爱是基于她的为人以及我对她的感觉，还有我的为人以及她对我的感觉。多洛蕾丝曾经表态希望在日后接受某种形式的手术，但她什么时候想做手术以及想做什么手术都是她自己的事情。”多洛蕾丝说，“我觉得泰勒是一个额外有好处的男朋友，毕竟他有很多假阳具，长短粗细都可以调整。”

泰勒放弃监护权之后又过了五年，路易已经七岁了，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泰勒与多洛蕾丝每周只获准探望路易一次，而且必须有监督人员在场。泰勒说他觉得路易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变性，我却觉得泰勒的满嘴胡子大概会让路易有点想法，更不用说多洛蕾丝坚持用男性代词称呼他的习惯了。泰勒与多洛蕾丝都对路易的性别表现很感兴趣。多洛蕾丝说，“路易就像我丈夫以前的情况一样。头一天他是女孩，第二天又成了男孩。他喜欢看《我的小马》，我们必须偷偷给他带过来，因为他的爷爷奶奶不允许他保留女孩的玩具。我不是医生，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已经不太符合性别常规了。”泰勒说，“他从没说过任何关于跨性别或者想成为女孩的话。可是我小时候也从来没说过这种话。”在我看来，鉴于路易从未主张自己想成为女孩，他恐怕并不是跨性别者。但是他的行为表现的确很不符合一般男孩的刻板模式。他居住在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世界里，一边是彻底的无视性别，另一边则是压死人的性别规矩。“他或许还不能肯定他是个女孩，”泰勒说。“他或许也并不能肯定他是个男孩。他或许还会来回波动。这都没问题。我不想让他像我那样失去二十五年的人生。”

或许为人父母的永恒错误就是我们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强加给子女，不管他们想要不想要。我们用我们希望自己曾经得到过的爱来治愈我们的伤口，但是对于自己施加的伤口却往往熟视无睹。多洛蕾丝说，“我希望路易能够对自己感到舒服，不管他是男性、女性还是处于中间地带。我花费了太多时间来校正自己而不是体会青春，我不想让他重蹈覆辙。”子女应该成为自己，也应当受到规则与界限的保护。我总觉得多洛蕾丝与泰勒的纵容理念会让路易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子女希望被父母看到，一旦子女被看到，他或她就希望自己的真实自我能被人爱。多洛蕾丝与泰勒充满了爱，但是眼神却不太好。“他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孩，或许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孩子，”泰勒说。“这也太酷了，简直就像我和我的儿子一起变性了一样。他比其他跨性别孩子有一点好处：他有两名跨性别父母。我们不会像我们的父母对待我们那样让他孤立无援。不管怎样都会有人陪着他的。”多洛蕾丝也说，“他的变性需要向前推进，我觉得他正在重温我的昨天，希望他能从我的明天学到教训。”

如今绝大多数职业人士都认为针对同性恋的修复疗法违反有悖伦理。但是很多人都在激烈辩论针对跨性别群体的修复疗法是否同样应当被视为有悖伦理。这一领域当中最富争议的人物是肯尼斯.J.扎克，多伦多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首席精神病学家以及性别身份服务部的主管，在业界的影响力相当大。2008年，他受命率领DSM-5工作队开始研究性别身份失调。扎克辩称跨性别的天生女孩认为母亲被剥夺了权利，因此希望成为男人。跨性别天生男孩希望变成女孩的原因则是想要与疏远的母亲拉近关系。跨性别权益活动家们相信，未能获得变性权利的儿童之所以有着较高的抑郁症发病率，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勉强自己遵从主流性别规范。扎克则认为改变性别的愿望本身就是深层抑郁症的症状之一。认为性别身份失调有时源自社会以及家庭环境的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扎克对于性别身份治疗方式的看法就没那么可靠了。保守派的天主教教育资源中心以及国家同性恋研究与治疗协会。都大量引用了扎克的著作，认为他的理念与基督教意识形态有重合之处。

扎克采用的技术衍生于菲利斯.波克在《性别震撼》一书当中批评过的模式。扎克指导父母们如何塑造性别角色，敦促这些母亲与父亲们践行遵守中世纪的性别刻板模式。然后他要求父母们没收子女的跨性别玩具，禁止子女跨性别着装。与同性成员交友应当得到鼓励，与异性成员交友作用则要遭到制止。有一位母亲这样描述自己从儿子手中没收芭比娃娃与独角兽玩偶的经历。他的儿子坚决拒绝玩卡车玩具。有时他会放弃玩具，转而去画画。他的父母则会收走粉色与紫色蜡笔，并且坚持要求他只能画男孩子。到头来，他的母亲认为他过上了“双重生活”，在她面前像男孩一样表现，可是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在人后像女孩一样表现。

查克声称凡是在六岁以前就来找他的病人成年之后都没有转换过性别。他最近又宣称，跟进研究显示，他在童年时期接诊过的二十五名女孩当中只有三个人日后出现了持续的性别焦虑。与此同时，由于青少年的可塑性不如儿童。扎克有时也会向跨性别青少年的父母推荐激素与手术，尽管他对此很不情愿。扎克的很多病人在疗程结束后都决定按照先天性别生活。但最近《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位母亲的说法，扎克在童年时期治疗过她的女儿，可是孩子成年之后却酗酒成瘾并且经常自残，如今她很怀疑女儿究竟能不能活过自己。将这个案例称为成功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斯蒂芬妮.布里尔说，“我接触过很多找过扎克之后再来找我们的家庭。在我看来，他的做法能够改变性别表达，但是却根本触及不到性别身份。”

问题在于跨性别群体是否像绝大多数同性恋一样具有固定的身份，以至于试图改变这一身份只能是徒劳无功——又或者声称自己是女孩的天生男孩就像扎克的比喻那样好比坚称自己是白人的黑人儿童，需要通过外界的帮助来接受自己。扎克指出了许多跨性别儿童对于异性刻板印象的死板接受方式。“他们的玩耍毫无快乐可言，他们正在挣扎，他们经历了社会的排斥以及难以与同性儿童建立友谊的困境。”扎克觉得将性别身份失调视为为不可改变的先天境况是“过于单纯的生物学还原主义。”在他看来，支持幼儿时期变性的治疗师都是“自由派本质主义者。”他解释道：“自由派向来批判生物学还原主义，但是在这里他们却拥抱了这一意识形态。我觉得这种概念极其天真简单，而且我认为这是错的。”

前任纽约市罗斯福医院儿童性别身份项目的主管苏珊.寇特斯也同意扎克的意见。她说，“我见过三百五十名有性别问题的儿童。他们从根本上都极富创造性，正是这种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想象通过改变性别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的经验是：只要及早治疗，没有人会成为跨性别者。假如你解决了分离焦虑与攻击性的问题，那么性别问题就开始土崩瓦解了。焦虑才是导致性别惘然的原因。”扎克与苏珊都是是卓有成就的学术人士，两人的品行也无可指责。但是就像有些活动家批评他们的那样，他们似乎暗示着在这个充满了各种变体故事的领域存在着可以普遍推广的原则。

假如你一味阻止某人经历他或她的真正性别，你可能会毁掉许多跨性别者。假如你贸然将某人困在并不合适的异性身份当中，你也可能会毁掉很多遭受性别身份失调但是原本并不会成为跨性别者的人。支持跨性别群体的治疗师米凯拉.安杰洛说道，“父母们经常告诉我——当然这也是政治正确的说法——他们打算遵循子女的引领。但是假如你的子女只有七岁，你大概并不会让他们选择晚饭吃什么，更不用说改变性别了。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父母自身就遭受了精神健康问题，而他们的孩子又不算特别有男性气质的男性，因此父母就自以为是地认定子女是跨性别者。子女并不是跨性别者，而是被劝说进入了这一领域。”斯蒂芬妮.布里尔也认为，“重要的是不要过分诊断跨性别状况。跨性别者其实只是性别殊异人口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例如雷克斯与卡伦这样的父母鼓励他们的孩子接受疗法来探索性别议题。其他父母则企图借助疗法来阻止此类探索。这方面的具体选择不仅取决于子女的需求，也取决于父母的需求。恢复性疗法——心理疗法、宗教疗法，有时也包括生物学疗法——依然无处不在。为子女寻找此类疗法的父母往往受到了诚挚信念的驱使。在斯蒂芬妮.布里尔看来，“所有人都爱他们的孩子，但是并非所有人都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她鼓励父母与其他父母见面，寻求能够容纳自身体验容纳的新常态。“他们未必非得同意自己的儿子涂指甲油，关键也不在于讨论哪些行为在教堂里最得体。关键在于表达爱。爱能让子女安心，最终也能让父母安心。”具有强烈性别信念的人们经常相信，遵循社会常规能够保证保护子女不受外部世界的欺辱，但是这一理念却往往会使子女在家庭内部遭受苦痛。

约拿与莉莉.麦克斯生活在新泽西州，他们的住址与纽约市距离很近，但是他们却声称自己一位同性恋都不认识，至于跨性别者就更别提了。他们的谈话丝毫不能表明他们的儿子克拉布想要成为女孩。克拉布并不坚持穿裙子，并不憎恨自己的身体，也并没有声称自己是女性。我提出可以找一名治疗师来帮助克拉布搞清楚这些问题。莉莉说，“我需要找一个人来劝说他不要进行变性手术，我就只能想到这一步了。现在他已经上三年级了，男孩子们越来越强硬了，女孩们也不想和男孩玩了。”然后莉莉又回忆道：“有一位母亲说，‘当我们拿到班级名单的时候，我们的女儿给所有男孩都打了差评，唯独克拉布例外。因此他并不是个怪人，并不至于没有人喜欢他。”

偶尔的调笑似乎并没有让克拉布感到多么心烦，但是却让他的父母非常苦恼。他们很难想象与自己的幸福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幸福。“他讨厌团队体育，”莉莉说。但是他特别喜欢液晶画板，喜欢滑冰，喜欢游泳，潜水的时候总喜欢与别人较量一番。”约拿也说，“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男孩，非常适应自己的生活。他喜欢陶艺与摄影。但是他不喜欢打棒球，也拒绝使用小便池。”莉莉补充道，“他几乎没有男性朋友。等他上中学以后情况只能更糟糕。我的女儿经常笑话他，‘你做事情就像女孩一样’‘别这么怪里怪气的’。”有一次约拿决定给孩子们买一条小狗。克拉布一看见小狗就高兴得连蹦带跳，看上去特别“柔弱”。约拿说，“他丝毫不熟悉怎样表达兴奋才算正常，因为他从来没有和其他男孩一起赢得过一场比赛。”

克拉布参加了野外宿营夏令营并且非常喜欢。那年夏天他参演了夏令营组织的两部音乐剧。他很喜欢指导音乐剧的辅导员。“当我们见到这位辅导员的时候，看见他穿着一件紧身紫色体恤，绷腿的裤子，粉色的球鞋，”莉莉说，“绝对不合规矩。克拉布回家之后就问我要这些衣服。我可不会给她买紫色球鞋，我必须要保护他。”我提出可以介绍克拉布参加当地的剧院项目。“我可不能由着他乱来，”莉莉说。约拿补充道：“他的体格非常健壮，不管他参加什么体育运动都肯定能拿好成绩。但他就是没有兴趣。莉莉和我只能做这么多，我们想保护他避免终将到来的更广泛的讥笑。”

夫妻二人都对他们看来几乎无法避免的未来感到非常焦虑。“我跟你说，他喜欢一个男孩，”在告诉我克拉布所有的朋友都是女孩之后不久莉莉又对我说道。“你要是看看那个孩子，你定以为他是橄榄球运动员。他长得又高又壮，但是他就像克拉布一样讨厌体育。还有另一个孩子也是他的好朋友，名叫卡尔。他很喜欢运动，但他什么时候会和克拉布撇清关系呢？他是个很酷的孩子，我们都喜欢他。我只是在想什么时候他才会与克拉布这样的怪小孩分道扬镳。”莉莉想知道，克拉布不愿与父亲一起接球或者投篮是不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没有达到约拿的期待。“我个人觉得他知道自己让约拿失望了，”莉莉说。“如果我要他去接球，他肯定会的；如果我要他去投篮，他也肯定会的，”约拿说。“所以说你为什么不这么要求他呢？”莉莉说这话的时候丝毫没有贬低自身性别的意思，也丝毫没有讽刺意味，“因为我不会投篮，也不会接球。”

克拉布从来都不是跨性别者，但他确实稍微属于性别殊异的范畴。十三岁那年他正式出柜了，之后不久就立刻尝试了自杀。有时只有经历了灾难之后一个人才能被别人看见。克拉布的青春期绝望促使父母终于放弃了纠正他的童年偏差的全部努力。他们清楚地宣布，卡布从来都是个很可爱的孩子，也一直有人爱。全家人开始了艰难的攀爬，试图重建克拉布——以及他的父母——的受损自我。

尽管亨德里克.库斯的开诚布公与雷克斯以及卡伦.巴特的热诚乐观主义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的子女却体验了类似的矛盾心态。雷克斯与卡伦并不相信应当在儿童时期进行性别角色灌输。他们为两个儿子买了一套玩具厨房，还为他们朗读了丽迪.科汀.鲍格力宾的《自由孩子的故事》（Stories for Free Children）。“迎婴聚会的时候我不想要蓝色或者粉色的装饰品，”卡伦说，“我们选择了黄色与绿色。”他们还告诉两个儿子，男性能干的事情女性都能干。

他们的儿子吉拉德在小学里很孤独，上中学以后更是不顺，进入哈弗福德学院之后也没能像预想中的那样脱胎换骨。他的一位朋友拉着他去参加相亲，见到了一位来自布莱恩梅尔的女孩。他将自己的初吻给了这个女孩，她也成了他的初恋女友。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发展到了可以谈论上床的程度，而这个概念对于吉拉德来说非常陌生。有一天晚上他的女朋友碰见他在试穿她的衣服。他说，“我觉得如果我是个女孩，我的人生肯定会简单很多。”她答道，“哦亲爱的，你可不能当女孩，你那个鼻子太不像话了。”她这话只是随口开玩笑，但是吉拉德却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他在高中拿到了每一项学术奖项，还是毕业生致辞代表。进了大学之后他却天天挂科。他丝毫没有性生活，也几乎没有社交生活，最后他从大学退学搬回了家里。

三个月之后他对父母说：“我觉得我是同性恋。”然后他与一位男性进行了约会，结果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同性恋。但是他还是决定参加为高中生举办的LGBT大会，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自己已经停止了生长，尽管已经二十二岁了，却依然算是高中生。他碰上了一场跨性别简介会。两天以后他与母亲上街购物，路上他让母亲靠边停车，想和她谈谈话。“是大事吧？”她问道。他告诉母亲自己是跨性别者，自己已经看到了人生的道路。她说，“怎么会有人想当女人呢？当女人有多难你知道吗？”当天晚些时候吉拉德将全家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宣布了这个情况。他说他宁可丧失亲友也要坚守自己的身份。他的弟弟查德当场就发火了：“你少放屁！要是有人为了这种事就不认你，那他们一开始就不算亲人。”雷克斯说，“以前我特别担心，还以为你得了抑郁症呢。我不知道跨性别是什么意思，但至少我还没有失去你。”就这样，吉拉德.巴特变成了卡迪丝.卡斯。她对我解释道，“我父母特别支持我。比方说我父亲对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支付不起变性手术的费用，必须要攒几年钱，你能先等等吗？’”

我第一次见到卡迪丝的时候她三十岁，正式变性已经有八年了，不过依然处在男女之间的中间领域。她留着长发，但脂肪分布还是典型的男性模式。她的身材高瘦，胸部扁平。她扎着耳环，穿着中性服装。她已经接受了好几个月的电蚀除毛，可是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她唯一接受的手术就是鼻子整形。我问她在变性之前什么样。“我很聪明，充满同情心，一点也没有大男子主义，”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多少女性气质，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有。对此我并没有问题。我现在已经不恨我自己了。如果把性别列成光谱的话，我大概由60%到65%的女性组成。”

外人往往会认为，对于跨性别者来说最迫切的手术就是生殖器手术，但是当事人往往并不这么认为。“面部整形是通向彻底跨性别生活的门户，”卡迪丝说。雷克斯与卡伦已经找到了可以进行生殖器手术的医生，但是卡迪丝并没有主动联系他。他的父母并不认为她的拖延意味着勉强与不情愿。而是觉得体现了他的不快乐。“长时间以来他都太抑郁了，应付不了这一切，”他的母亲解释道。雷克斯也挖苦地说道，“我们其实有时候比她还着急呢！”

卡伦任教的学校校长曾经斥责过她，因为她在别人能听到的地方谈到了卡迪丝的变性。卡伦非常生气，“谁也不能教训我究竟怎样谈论我的孩子，”她说。雷克斯则认为，“在这件事上，我比以往任何事情都更像是一名政治活动家。现在这件事已经成了我定义我自己的方式。”雷克斯与卡伦成立了一家PFLAG互助会——这个名称代表父母、家庭以及男女同性恋之友。这个团体现在也包括了跨性别者的家庭。我上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这家人刚刚应邀成为了2009年中哈德逊同志骄傲游行的总领队。雷克斯询问游行组织委员会主席为什么让他们一家人担任这个角色，对方回信写道，“因为你爱你的孩子。”卡迪丝说，“我觉得他们与我相比更能接受我是跨性别者的事实。他们的政治立场属于左翼，我的立场则属于极左翼。但是我干过的实事并不如他们多。”

有些人主张要允许遭受持续性别焦躁的儿童进行变性。生物伦理学家爱丽丝.杜穆拉特则这样回应道：“在五六岁的时候就改变一个孩子的姓名与性别？这种做法如此严肃地看待幼儿的性别主张，以至于根本就是遭到了严格得荒谬可笑的性别理念的制约。绝大多数声称自己的性别与天生性别不符的儿童最终都会摆脱这种不匹配状态。用言语或行动表明自己是男孩的年轻女孩长大以后会出现各种情况，在某些层面上这一点向我证明了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就仅仅是女性而已。变性干预非同小可，而是伴随着巨大的生理风险，还要一辈子应对激素替换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总是想从孩子们身上获得确定性，因此才会迫使他们尽早遵循两性模式，无论我们是否支持变性。”

乔希.罗梅洛与托尼.费拉莱洛几乎从婴儿时期就很肯定自己是谁；珍妮.博兰也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谁，但是试着压制了这份知识。但是还有很多人十分困惑。父母必须确定子女究竟处于暂时的痴迷当中，还是表达了根本的身份。他们必须猜测长大成人之后的子女怎样才会幸福，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份幸福。父母很难达成这些平衡：监督而不代管，谨慎而不强硬，坚定而不固执，保护而不扼杀。父母不仅要小心避免压垮子女的身份，还要避免过分助长子女身份的特定方面，以至于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在《妈妈我要当女孩》（Mom, I Need to Be a Girl）一书当中，嘉丝特.伊芙琳这样描写自己的孩子：“我知道他的人生将会困难且悲哀。一个母亲要怎样才能帮上忙呢？一个母亲的爱够不够呢？”

突然且干脆利索的变形是童话、奇幻文学与漫画书里的常见题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见。现实生活当中的改变往往是逐渐发生的，而且并不彻底。在回忆录《我生来就是的那个女人》（The Woman I Was Born to Be）当中，跨性别女性艾丽莎.布里瓦德写道：“我有意识地试图创造一个或许值得爱的男孩。我费尽心思地试图模仿身边其他男性的惯常举止。我知道，我父亲也知道，我的模仿只是在自欺欺人。”克里斯.比姆在笔锋辛辣的《一眼见底》（Transparent）一书当中写到了一个拉美裔跨性别小姑娘，她用《小美人鱼》的女主角爱丽儿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爱丽儿必须与她的父亲谈一谈，他将她变成了真正的人。”小姑娘解释道，“就像爱丽儿一样，我也想经历这个故事，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女孩，找一个帅哥男朋友。”但是变身成为你一直都是的那个人并且依然被人爱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往往要经受各种矛盾心态的考验。

亨德里克与埃里克西娅.库斯生长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前不久两人移民来到了加拿大。一家人选择了一处规模不大的社区落脚，亨德里克的全科医生技能在这里很有用。夫妻两人都知道他们的大女儿萨丽总是闷闷不乐。她已经被诊断患有多动症与焦虑失调。当她在十四岁那年宣布自己长了一副“错误的身体”的时候，亨德里克非常懊恼；在他看来自己再一次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

我第一次采访库斯一家的时候，萨丽在一年多一点之前刚刚变成比尔，亨德里克看起来正在勉强压制着自己的感情。“我们开始读书，我们发现了好多关于跨性别的指导方针与适宜年龄。按照这些指导方针，她现在的年龄还是太小了，而且她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很大，”亨德里克说。“我简直觉得自己作为父母太无能了，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可以说‘你还是个孩子，你要耐心。’我也可以多听一听孩子的想法。我从来不想给我的孩子施加压力。我对他们的梦想就是让他们成为自己。但是我太担心了，我简直要被耗干了。”比尔本人的态度也非常焦虑，总是拿不定主意，这使得整件事情更加棘手起来。我之所以有兴趣采访亨德里克，是因为我在一次座谈会上遇到他向成年跨性别者主讲人提问。“那些人看上去如此自信，很清楚自己是谁，”他对我说。“人们总是说，一旦你的孩子有机会成为他自己，你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人。”亨德里克斯笑道，“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往前走几步就又要往后退几步，总体而言往前走的步数更多，但是每一寸阵地都来之不易。”

亨德里克说，行医从业的经验让他养成了坚韧的性格。“医学教会了我要理解生命充满了挑战，而且我们未必总能搞清楚这些挑战来自哪里。我心想，‘我才不会试图修正我孩子的头脑呢。’”亨德里克的另一个力量来源更加令人惊叹。“作为一名经历过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我希望尽可能地在生活当中摆脱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性别角色歧视。我在南非的生活经验让我做好了准备，现在我可以对孩子说，‘我接受你的一切。’”

珍妮弗.芬丽.博兰写过两本以自己的变性经历为主题的书。此外她还参演过长篇情景剧《我的孩子们》并且接受过奥普拉的现场访谈。前后两次她都坦诚了自己的性别身份。我问她希望被别人看作女性还是跨性别者，她说，“参加全国级别电视节目的时候，面对着两千万观众，我很乐意被人当做跨性别者。不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当我去商店、去吃饭或者去加油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被人当做女性。我将自己称作女性，我知道女性群体当中既包括小甜甜布兰妮这样的靓女，也包括芭芭拉.布什这样的老成主妇。看看电视名厨朱莉娅.查尔德吧，我肯定像查尔德一样有女人味。”

我第一次见到珍妮的时候，她已经四十九岁了。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她母亲位于费城主道区的住宅。她以前的卧室看上去像一个典型的男孩房间，屋里不算整洁，墙上贴着摇滚歌星的海报。她向我展示了邻近的一间储藏室。“过去这里放的都是女孩的衣服，我妈的衣服，我姐姐的衣服，”珍妮说。“这扇门里边的东西我都能拿出来。”吉姆.博兰从来都知道他其实是女性。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变性将会给其他人带来痛苦。“所以我想，我要是能成功地假装男性，那也未尝不可。直到我快四十岁的时候才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在四十四岁那年接受了手术。我并不希望自己做手术的时间再早一点——如果这种事也能希望的话——而是更希望自己生来就是女性。我现在是一位成熟女性，但我曾经是个男孩。如果有时候我感到忧郁，那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的人生不是一个整体。我实在想不清楚我是怎样从那里来到这里的。”

成为珍妮意味着要做一大堆手术。首先自然是阴道塑形；然后她的脸皮被剥了下来，从而削平她的眉骨。让她的面部看上去更像女性；她的喉结也遭到了缩减。“手术其实挺容易的，”她说。“他们什么都没切掉。新的阴道看上去挺像那么回事儿，功能也都齐全。上下水畅通，电路走线到位。我曾经找过不知情的医生查体，他们根本没发现什么不对。”

吉姆.博兰结过婚，他的妻子迪迪选择继续维持这段婚姻，尽管有一次她对珍妮说，”你作为女性取得的每一个成功都意味着我的失败。”在珍妮还是男性的时候与迪迪生了两个孩子。“迪迪是一位异性恋女性，她是我生活的中心，但是她对我却没有感觉，”珍妮说。“所有人都说迪迪是个圣人。假如我说她嫁给我才是真正幸运，因为我是个好人，因为我爱她，因为我是个好家长，是否表明我很不谦虚呢？一个家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破事儿。子女会得癌症，父母会出车祸，全家人都要搬家。我这件事确实让人心碎，但生活就是这样的。”在两个儿子分别长到六岁与八岁那年，他们决定再也不能管珍妮叫爸爸了，可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妈妈了，因此他们宣布他们要管珍妮叫“妈爸”。珍妮上一次参加奥普拉节目的时候，她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并且在节目现场得到了宣读。信中有这样的语句，“有时候我确实希望有一个平常的爸爸，也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孩子。我想不到我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变性对于当事人来说是身份的改变，这个人身边的其他人同样也要经历改变。“我很高兴我的故事遵循了大团圆结局的公共叙述。男孩遇到了女孩，男孩就是女孩，女孩遇到了女孩，女孩和女孩生活在了一起，总之是个挺老套的故事。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并不是从男性变成女性。而是从一个心中藏着秘密的人变成了一个坦诚公开的人。如果其他人将你最甜美的梦想与最大的悲伤当成难以理解的笑柄，那你肯定很难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双重生活很累人，并且最终会导致悲剧。如果谁都不能了解你，那就谁都不会爱你。”人们经常质疑跨性别者对于他或她所主张的性别有几分真心。“我是一位性别移民，”珍妮说。“我是女儿国的公民，但并非生在这个国度。我是在这里落户定居的外来人口，”珍妮一脸坏笑地说，“当然还有相反的可能，或许我原本就生在女儿国，只是一生下来就遭到了驱逐。”

2000年夏天珍妮决定向母亲坦诚真相，当时她母亲已经八十四岁了。“我一直以为我妈是一个特别坚韧的人，但是坚韧意味着遭到打击之后还能恢复过来，而我意识到她肯定会遭到打击。一开始她还没明白过来，于是我就向她解释，说着说着我就哭了。”我见到希尔德嘉德.博兰的时候她已经九十一岁了。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她对珍妮说，“你一直等到下午五点我们喝金汤力酒的时候才开口，然后你就说，‘我从来都想当女孩。我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你，因为我觉得你会不爱我。’当时我立刻就崩溃了。我说，‘我怎么会不爱你呢？’”希尔德嘉德一开始的确经历了很大的困难。“他这一辈子都过的特别正常，”她对我说。珍妮立刻抗议道，“我从来都不算正常啊！”希尔德加德笑了。“我是幼年童子军的领队，他也曾经是童子军。”希尔德加德花了一点时间才做好向朋友们通报的准备。这次谈话之后过了一年，她举办了一场派对，将自己的女儿引荐给亲朋好友。她对珍妮说，“你的朋友对你接受得这么快，还让你吓了一跳。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我的朋友来试一试。我从没听过跨性别这个词。所以我就一直用珍妮这个称呼。你要是知道某人的来龙去脉，对他们就再也恨不起来了。”希尔德加德向前探身，就好像要向我吐露秘密一样。她说唯一一件她至今都接受不了的事情就是珍妮的齐肩金发。然后她对珍妮说，“我要是跟你这么说，今天晚上你睡觉以前肯定要剪头发，你那发型就像安.库尔特一样。”珍妮义愤填膺地答道，“劳拉.邓恩也有这个发型，她还是电影明星呢！”

向母亲坦白之后又过了半年，珍妮也将情况告诉了自己住在英国的姐姐。“她是我最后一个坦白的重要人物。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她的回信基本上这么说：‘我不想认识这个珍妮弗。’一年后她的十岁女儿伊莉莎也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理解这回事，我很害怕。’我回信写道，‘我很抱歉吓到你了，我知道这事想不明白，我对你的爱并没有改变，我希望以后你能逐渐习惯我。’一周后我姐姐打电话来生气地质问我，‘你怎么敢给我女儿写这种信呢？！’最后她说，‘以后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我说，‘我永远都会爱你的。’这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我记得当时心想，‘现在这回事对于辛迪来说就像过去的生活对我一样苦。’她和所有我爱过的人现在都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来学习如何谈论这件事。多年来我一直随身携带的恐惧——耻辱、秘密、有苦难言——全都被我留给了我的母亲和姐姐。”

在她还是吉姆的时候，珍妮希望她能爱上一名女性并且学会作为一个男性快乐地生活。“我们爱上的人决定了我们是谁，”珍妮说，她的笑容很灿烂。“我一直都祈祷爱能拯救我，实际上也确实是爱拯救了我，尽管方式非常奇怪，让我意想不到。我对迪迪的爱以及我对家人的爱并没有让我继续担当男性的角色，但是确实给了我勇气，让我知道就算我公开身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并不是爱让我继续作为男性生活，而是爱让我最终获得了倾诉事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