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后天成为女性的天生男性穿上女性服装之后往往因为身高与骨架而看上去不太像那么回事。但是现今的医学技术已经可以使得他们的外生殖器、性反应与小便方式在手术后与女性几乎一模一样。后天成为男性的天生女性等到长出胡子与体毛、嗓音变哑以及遭遇谢顶（很常见的情况）之后很容易就会被人当成男性。然而现今的医学技术尚且还不能赋予她们与天然正品差异不大的外生殖器，实际上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接受手术之后依然无法站立小便，而且谁也无法获得男性性高潮。有一还没接受手术的跨性别女性这样对我说，“如今的身体确实不错，可是却并不是我的身体。得知目前这具身体不会跟随我一辈子确实令我感觉好了很多。”我将这番话转述给了另一位跨性别男性，他说：“我觉得我现在的身体就像宜家家具一样。商店里的模型看着挺漂亮，买回家一组装才发现缺少零件。”

只要注射一丁点睾丸酮，就能压倒一名基因女性体内的雌性激素——如果一名男性体内停止分泌睾丸酮，需要接受注射来维持男性性征，所需要的药量也是大致一样的。相比之下，想要压倒一名基因男性体内的睾丸酮就没那么容易了。一名体内不分泌雌性激素的女性要想保持月经不断，每周要接受一到二毫克雌二醇注射。一名试图维持女性性征的基因男性每周则需要接受二十八到五十六毫克的雌二醇注射。许多内分泌学家都建议想要变性的基因男性尽早接受性腺切除手术，因为长期接受大剂量雌二醇注射的风险很高。只要接受了性腺切除手术，雌二醇注射剂量也可以极大地下降。

许多应对跨性别者的专业人士都会遵循哈利.本杰明标准，该标准要求病人在接受手术或者技术疗法之前按照他或她的偏好性别至少生活一年，并且接受一整年的心理治疗，此外还要有两名从医人员建议采取手术，其中一人必须是医生。这些安全措施旨在避免手术后感到后悔的风险，尽管很多跨性别者都抱怨道更迅捷的变性过程原本能让他们更早得到幸福，而不是满心绝望地空耗时间。此外这套标准也能让从医人员免于担责。

对于确定自己是女性的天生男性来说，相关手术或许不仅包括阉割与阴道塑形，还包括电蚀除毛。全套变性手术的时间最长需要五千小时，耗资十万美元，包括缩小额头、颧骨与下巴的面部整形，鼻梁整形，缩小喉结的气管切削，隆胸，植发以及收紧声带。目前阴道塑形的最常见方法是阴茎反转法。首先要在直肠与尿道之间清理出一块空间，然后将阴茎的表皮内外翻转塞进去充当阴道的内里。有时阴茎表皮面积不够，还要在腹部、臀部或者大腿取皮。第二种常见方法是乙状结肠移植，用截取的大肠来充当阴道。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大肠天然具有润滑功能，而且这样塑造的阴道也更深，不必受到阴茎长度的限制；劣势则在于这种方法侵入性更强，费用更高，成型的阴道还有可能渗漏粘液。这两种方法都会采用阴囊皮肤来塑造阴唇与阴蒂。

主张自己是男性的天生女性需要切除乳腺、子宫、输卵管与阴道，因为绝大多数跨性别男性都极度厌恶定期妇科检查。手术塑形的阴茎不仅造价昂贵，而且实战效果往往不如人意，因此很多跨性别男性都省了这一步。但是对于那些选择接受手术的人们来说，可供选择的方法主要有两种。首先是阴茎成形术，医生会用皮肤卷在激素催涨的阴蒂周围，形成一个大拇指长短的阴茎。这样做出来的阴茎有能力产生性高潮，但是尺寸不足以完成性交。其次是阴茎塑形术，医生会在鼠蹊部或者父母揭起一块皮肤卷成筒状，然后将其两端都缝合在耻骨部位，看上去就像手提箱的把手一样。后续手术会增加皮卷的血液供应，像这样养上两到四个月之后，医生会将一端与人体分离，并将其塑造成阴茎的形状。这样做出来的阴茎缺乏感知性刺激的能力，但是只要填入硅胶或者配备手动泵，就能实现很不错的勃起效果。最复杂的塑形术——至少要耗资十万美元——会从小臂上截取一段带着血管与神经的肌肉，然后用显微手术将血管与肌肉对接到耻骨部位。这样做出来的阴茎看上去最自然，性交的时候也有感觉。上述两种手术塑造阴囊的方法都是将大阴唇缝合起来。此外还有更进一步的尿道成形术——也就是将尿道延长至新近成型的龟头位置。“想一想性器官的结构多么复杂吧，”诺曼.斯派克说道，“这东西居然能发挥作用实在太神奇了，而且整个人类种族都要依靠这套器官来延续。”

在家人的支持下，青春期之前的跨性别儿童可以通过使用激素受体阻滞剂压制青春期的生理变化，从而避免一部分身体方面的困难。这种疗法对于天生女孩来说最早可以在十岁采用，对于天生男孩来说最早可在十二岁使用。目前最常用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抑制剂（GnRH inhibitor）就是醋酸亮丙瑞林。这种药物在三十年前问世，起初用来治疗依赖雄性激素的肿瘤，使得患者免受手术阉割之苦。这种药物会导致骨骼矿物质密度降低以及记忆力受损，因此使用时要多加小心监督。如果使用得当，这种疗法可以为全家人争取很多时间。假如孩子的确是跨性别者。那么青春期阻断剂不仅可以让他或她免于承受“错误青春期”的折磨，或许还能避免很多日后的手术。使用醋酸亮丙瑞林的女孩并不会长出胸部，胯部不会变宽，不会出现女性特有的脂肪分布模式，卵巢不会活跃起来，限制女性身高增长的雌激素高峰并不会发生在她们身上，因此她们会长得很高。反之，使用醋酸亮丙瑞林的男孩不会长胡子或者体毛，他们的声音不会变低，他们的喉结不会膨胀，他们的骨骼不会变粗，肩膀不会变宽，手脚也不会变大。此外还可以通过适时补充雌性激素来促进生长板闭合，从而限制他们的身高。

性别不明确是儿童时期的本质属性，这一点可以得到人为延长。假如某人在尚未使用异性性激素之前就停用了醋酸亮丙瑞林。那么他或她的天然性别所对应的青春期性征就会在停药几个月之后自然显现出来。异性性激素会启动当事人所主张的性别所对应的青春期性征。荷兰人最早尝试了此种做法，根据当时的研究，所有使用阻断剂的孩子都没有选择回归自己的天生性别，绝大多数用药者也都没有中途停药，直到他们在十八岁至二十一岁之间接受了变性手术为止。醋酸亮丙瑞林能够推迟特定事件的发生，但是用药的决定本身也是一起事件，预示着着深刻的变化。人们担心，让儿童使用阻断剂会使得某些只是经历暂时阶段的孩子决定永久变性。就算这些孩子当真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也可能会因为觉得过于尴尬、害怕或者困惑而无法停药回头。

英国的国家医保覆盖了变性手术的费用，但是关于激素阻断剂的政策却特别保守。塔维斯托克诊所的《性别身份发展服务》要求当事人在获准变性之前必须经历绝大部分天然青春期。这一团队的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学家多门尼克.迪.塞戈里报告称，在诊所收治全部青少年当中，有20%在经历了天然青春期之后选择放弃医学干预。这种说法隐藏着一个现代主义谬论：无所作为不等于有所作为。减缓变性是小心，加快变性则是莽撞。明知道一个孩子有可能将会在余生当中受困于变性过程，无法摆脱遭到更改的肉体或者持续不断的医学干预，却还要督促这个孩子接受变性，这确实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强迫一个对自身身份非常肯定的孩子长成一副无法般配自我认知的身体同样令人不安，即便日后可以通过手术来纠正这一点，但是手术毕竟耗时漫长，费用昂贵，还会带来许多创伤。塔维斯托克诊所的谨慎模式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残忍态度。

在美国，阻断剂的应用是家庭问题而不是国家政策。“父母们会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问题’，”斯蒂芬妮.布里尔说道，“但是他们这么说就是正在应对这个问题。只是应对得很差而已。”斯派克也说。“反对青春期阻断剂的人认为我们进行‘干预’的年龄太小，我却认为青春期本身就是对身体最为恶劣的干预。”使用醋酸亮丙瑞林来应对性别焦虑很难得到美国医保计划的覆盖。高昂的费用使得跨性别青少年群体出现了阶级分化。一部分人的父母愿意也有能力出钱，其他人则只能望洋兴叹。此外还存在着代际之间的鸿沟。在我参加过的跨性别会议上，经常会有年纪较大的人们会在“永远也不会按照基因性别行走于人间”的孩子面前公开流泪。民权律师，国家女同权益中心法律主管香农.敏特是一名跨性别男性，并且没能使用过醋酸亮丙瑞林。他认为用过药的年轻人“属于高人一等的阶级。”

在跨性别者们尚且无法改变身体来配合身份的过去，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在手术更加精密细致的未来，他们又会经历怎样的人生呢？这些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目的论问题。敏特也承认，“为了让一个孩子表达他或她的真正身份而采取激进的生理干预，这种想法挑战了我们对于真实性与自我认知的根本理念，感觉就像科技疯狂一样。”话又说回来，人们也难免会想到耳蜗植入算不算科技疯狂的体现。许多水平身份之外的人们都将对于聋人的干预视为非正常状态的正常化，又将针对跨性别者的干预视为针对非正常状态的纵容。但是很有必要注意一下。针对耳蜗植入的抗议来自一个边远身份群体。对于变性手术的要求同样也来自一个边缘身份群体。

托尼.费拉莱洛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是一副雄赳赳的做派，以至于在他还被人称作安妮的时候检查过他的医生认为他肯定是间性体。当我第一次见到托尼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父亲已经有五年多没跟他说过话了，他的母亲只是偶尔才来看他，并且依旧管他叫安妮。“像我这么酷的人他们居然不认识，实在太可惜了，”托尼对我说。

五岁那年，安妮和她的双胞胎妹妹米凯拉与他们的哥哥弗兰克与弟弟菲利克斯一起玩橄榄球。玩得兴起的安妮脱下了她的衬衣。她妈妈说：“女孩子不会把衬衣脱下来的。”安妮立刻开始大哭，说她是个男孩。“她从来都不玩洋娃娃，”托尼的母亲大安妮回忆道，“她从来不肯穿裙子，她从来不拿小手袋。我一开始还以为她会成为女同性恋的。”有三项早期表现一般被人当成性别认知的早期标识：对于内衣的选择，对于泳衣的选择，以及小便的方式。“我记得我从小就喜欢站着尿尿，”托尼说，“我从不穿女式内衣或者泳衣。那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人们要怎么进行性交，但是当时我就知道我的性别是男性。”安妮在纽黑文小学上到五年级的时候。老师让班上的同学讲一讲他或她长大以后打算干什么。安妮说：“我长大以后要当男孩。”全班爆发出一阵哄笑。十一岁的时候她开始自残。“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会跑出去，找一块碎玻璃割自己。我割了又割，然后往伤口上揉脏土，想要引发感染。我向要尽可能地伤害我自己。我父母一直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根本没有管我。”安妮的妹妹米凯拉很早就确定了女同性恋的身份。不过她是校队运动员，在学校里很受欢迎，而安妮却是个边缘人。

安妮的父亲安东尼态度十分粗暴，大安妮则服用安定成瘾，只会逆来顺受。对于绝大多数跨性别者来说青春期都充满了创伤，对于安妮来说尤其如此。她体内既有男性激素也有女性激素，尽管在身体外形或者基因层面上并没有显现出间性体的特质。“我脸上长胡子的时候，胸部也开始膨胀了，这他妈叫什么事儿呢？”自从十三岁那年以后，安妮每天都要刮胡子。“我开始吸毒，开始酗酒，我被停课的时间比上课时间还长。”也是在十三岁以后，安妮开始遭到邻居的性虐待，此人还是是他父亲的好朋友。邻居会打电话叫安妮帮他做事。“如果不去我，就要遭到我父亲的惩罚。我要是去了，就会遭到强奸。”最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另一位邻居，这位邻居又告诉了她的父母。“两天后，我父亲请这家伙来家里喝啤酒，从那以后我就谁都不信了，”托尼说，她的父亲经常拒绝和她说话，还在她十六岁那年把她赶了出去。她走了十五英里来到纽黑文，借宿在一位女性朋友家里。这项安排失败之后，她在街头流浪了整整一个月。“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说我想回家，”托尼低着头说，“就这样我一头又扎回狗屎堆里去了。”

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安妮是一位夜店营销员，为女同群体举办了好几百场大型派对。此外她还组建了一支名叫“垂直微笑”的乐队。但是她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女同性恋。为了与家人妥协，他开始自称托宁。“我曾经向上帝祈祷。让我成为一名T型女同，”托尼说。“但T型女同想要的是胸部与阴道。而跨性别者想要的是阴茎。”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托尼遭受了一起交通事故，并且领取了一笔保险金。他家人建议他用这笔钱买一座房子，他却用这笔钱进行了乳房切除手术。

托尼对于生殖器手术不感兴趣。“我身体的那个部分本来就不公开，因此从来都不是问题，我的胸部才是公开的。医生把绷带解开的时候，我的膝盖都哆嗦了。当我带着女朋友克里斯汀去海滩的时候，我说‘我总算体会到了一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刮过胡子。我太他妈喜欢我的山羊胡子了。我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了一直应该存在的那个人。我曾经吃过安眠药，想要尽量减少白天的清醒时间，把日子都睡过去。现在我根本不想睡觉。”我见到托尼的时候，他刚刚减掉了六十英磅赘肉。“你要是恨你的身体，就不可能爱护你的身体。现在我每天都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托尼将自己的心理转变归功于治疗师吉姆.克林斯的帮助。“我曾经是一个愤怒的女同性恋，我不想成为一个愤怒的男人。“

托尼的弟弟菲利克斯说，“我姐姐现在是我哥了，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辈子这么快活过。”至于菲尼克斯的孩子则很自然地更改了称谓，从“托尼姑姑”改成了“托尼叔叔”。托尼的父亲与哥哥弗兰克则并不支持他的做法。至于大安妮则整天心焦如焚。母子二人在手术之后整整一年都没有说话。“然后她就说，‘那什么，我过来看看。’”托尼说。“我心想，她会不会一开我家门就晕过去呢？她来到我家以后说，‘上帝呀，你看上去像我的牙医一样。’”托尼做完手术之后，米凯拉也开始自称尼克了。“一开始我很生气，”托尼说。“这是我一这辈子第一次单独做的事情，现在她倒凑过来沾光了。不过我能理解她的悲哀，她还没有走到我现在这一步。她还有胸部，她还没翻过这个坎。人们还在说，‘你确定她这么做不是受到你的影响吗？’我说，‘不管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都需要支持他。’”

我问大安妮现在能不能接受安妮变成托尼的事实，她说，“有时候会吧。有时候我会说‘托尼’，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一张嘴就会说‘安妮’，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是有个女儿，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看到的依然是她。”她转过身来对托尼说，“你以前总是特别生气，因为你心里拧着一个疙瘩。但是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可以说我那时候太傻了。”托尼把手按在她胳膊上，“我觉得你不傻，”他说。大安妮接着说道，“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这种事，现在我比以前更清楚了，也不是你自己想这样的。”然后她又转过脸来对着我，“她不自然这件事一开始让我特别难过，但现在我理解他们心里怎么想的了。现在她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挺好的。”大安妮在我与托尼之间来回扭头。“你依然是我的孩子，”她对托尼说，“我也依然爱她，”她又对我说。“你知道我什么意思，我是想说‘他’的。”我问托尼，他是否介意被母亲称作“安妮”以及“她”。他说，“安德鲁，她还以为我是一个经历心理成长阶段的异性恋女孩呢。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妈就是我妈，我妈管我叫‘它们’都没问题。真正让我心烦的是我每年只能见她四五次。”

大安妮安静地接受了儿子的现实，并且付出了触手可及的关爱。但是在她看来，与托尼变性之后的家庭分裂相比，自己的所作所为只能起到附带作用。她回答了我提问的绝大多数关于她丈夫的问题，却极少谈论她自己。她不仅在言语当中抹消了托尼，也在行动当中抹消了自身。我问她如何看待安妮的同性恋取向，她说，“我丈夫能接受她是个女同性恋。”然后她对托尼说，“他知道你本来应该是个男孩，但是他依然说，‘她怎么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老老实实当个女同性恋呢？’”托尼对他母亲说，“你做的很好，你来看我了，我们也把话说开了。”大安妮叹了一口气，又转向我说，“我丈夫去找了他的姨妈，老太太今年都九十岁了。她哭了起来，‘她还是你的孩子呀。你得去看看她，什么大不了的事啊，习惯了不就好了吗？’然后就连神父都说：‘去看看他吧，他毕竟是你儿子。告诉他你心里很烦，但不管怎么样都要和他谈一谈。’可他从来都没来过。到了节假日，我想让所有的孩子都回家来陪我，但他从来不允许。他害怕别人以为他让步了。”我很惊讶大安妮居然同意和我谈话。托尼曾经让她去观看一起关于跨性别儿童的奥普拉特别节目。之后她给他回电说，”我要和安德鲁见面，要是你愿意的话。节目里说的就是你啊，我真对不起，以前我真不知道。”托尼解释说，“七十年代谁他妈都不知道这种事。我妈是个好人，她心肠特别善良，但这事也太大了。她生了两个女儿，结果都不是女儿。”我问大安妮，她丈夫等她回家以后会怎么说。“他会问她怎么样，”她说，“他很想她。”

托尼的天然激素平衡——也就是导致他长胡子的因素——非常充分，因此他从没有接受过睾丸酮疗法。就像所有跨性别者一样，人们也经常询问托尼他的生殖器究竟是什么情况。他钟会将这个问题转移到他的性玩具上面。“好多人都问，‘你有鸡巴吗？’我的答案总是‘我有一抽屉呢’。下一个问题是‘你女朋友知道你是跨性别吧？’我说‘爱的关键在于坦诚，我并不因为我是谁而感到羞耻。’”有一次托尼在超市里见到了一位曾经与他共事的女性。“她说‘上帝啊，安妮是你吗？’我说‘现在是托尼了。’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就算你是个怪物也不能怪上帝。’我说，‘其实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快乐过。’当时如果我失态发火的话，她肯定会说，‘快看那个跨性别的混蛋。’假如你与作为跨性别者的我有过积极正面的接触，下次你再去嘲讽跨性别女性或者进行仇恨犯罪的时候就会多想一下。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目的，这就是我的目的。我想成立一家非营利组织。每年进行两例胸部切除手术。星巴克购物卡可以去死一死了。你想给某人送礼吗？给她一个胸膛吧，给她一根阴茎吧！”

这次见面之后过了几个月，托尼当真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并且用自己最喜欢的治疗师吉姆.科林斯的名字为基金会命名，此人在基金会成立几个月前刚刚去世。托尼说，“他激励我成为了一名活动家，我也希望我之后的人们都成为活动家。我还希望他们之后的人们就没有必要再成为活动家了，因为到时候这种事就都他妈不是事了。”大安妮在我与托尼谈话的时候承认，她依然担心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她儿子说，“谁的错都不是。但是我得告诉你，这要真是你的错，我还得谢谢你呢。因为变性是我这辈子发生过最好的事情了。”然后托尼笑了起来，“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找寻你自己，而在于创造你自己。”

许多跨性别子女的父母都向我描述了失去原本的子女多么心痛，就算他们又得到了另一位子女，这份痛苦也不会稍减。一位跨性别男性的母亲注意到，“与子女的天生性别同性的父母总会产生特别的抵触情绪——就好像子女背弃了自身所在群体的成员身份一样——而异性父母并不会有这种感觉。”当然也有人持相反意见。我在一次跨性别大会上见到过一位父亲，他说，“我能从理智上接受我的儿子，但是在情感上我依然会排斥他——就算儿子这两个字也总会卡在我的嗓子里出不来。”这位父亲除了跨性别的儿子以外，还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女儿与一位聋人妻子。在他看来，“自闭症与耳聋还容易对付，因为没人指责我。可是这种事——人人都笑话我。他为什么就不能私下里解决自己的残疾呢？反正我们都有残疾与缺陷，都要与残缺共存共生，他为什么就非得这么张扬不可呢？”他的跨性别儿子则对我说，“从小我就知道我心里藏着东西。很久以来我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过我很清楚我不是谁——把这部分去掉之后，剩下的就是我了。”

有一位父亲坚决不愿用阴性代词来称呼自己的跨性别女儿，最后他接受了心理辅导。“到头来咨询师问我——我坚持管他叫儿子是否会让他感到幸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又问我假如我将他称作她是否会让我儿子感到幸福——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接下来他又问我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子女的幸福更重要，我哭了出来。我恐惧遭到讥讽，也恐惧他会遭到讥讽，以至于我不惜亲手剥夺了他的幸福。”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对于自闭症的看法在跨性别领域也有对应的理念，即认为子女的不恰当性别表现源自父母的性别过错。这一观点几乎决定了整个二十世纪的跨性别应对方法。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心理学家约翰.马奈提出性别是一套后天习得的行为与态度。他相信身心健康的前提是强大的性别认同，并且主张要尽量鼓励女孩像女性一样表现，男孩像男性一样表现。马奈在大卫.雷默的身上试验了自己的理论。大卫.雷默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当中的一位，小时候他接受环切，医生不慎烧掉了他的阴茎。于是马奈建议雷默的父母将他当成女孩来抚养，让尚在婴儿时期的雷默接受了变性手术，并且建议父母只让他接触女性的衣服与玩具，而且永远不能告诉大卫究竟发生了什么。多年以来，马奈一直在发表谎称实验取得成功的造假文章，从而鼓励其他人接受类似的治疗。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卫.雷默才接受了《滚石》杂志的采访，这次采访的内容得到了整理出版，题目是《遵从本性：从小当女孩养大的男孩》（As Nature Made Him: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Girl）雷默的童年现实与马奈的描述截然相反，充满了愤怒与悲哀。尽管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身，但是他从小就坚持要站着小便。他厌恶马奈，也厌恶父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洋娃娃与花裙子。上学以后他的行为日渐暴戾，不堪承受的父母终于在他十四岁那年向他坦诚了真相。随后雷默接受了阴茎重塑手术，并且以男性的身份继续生活了下去。但是他遭受的心理创伤如此惨烈，以至于他最终在三十八岁那年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最近的科学研究显示，几乎不可能将基因编排的男孩成功地当成女孩养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关注了生殖腔外翻的孩子——这些孩子具有XY（雄性）染色体与睾丸，但是没有阴茎——这些孩子往往会在刚出生的时候就遭到阉割，并且被父母当成女孩养大。许多这样的孩子都选择了男孩的身份，或者在成年之后选择了男性的身份，并且全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十分显著地具有典型的男性兴趣与态度。”研究人员威廉.G.雷纳认为，“这些孩子的情况表明，就算切除了阴茎，甚至就算一出生就切除了睾丸并且毫不含糊地被人当成女孩来抚养，正常的男性性别认同依然会成长起来。尽管外部环境的一切因素全都声称他们是女性，但是他们的性别身份与性别角色依旧坚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位科克.墨菲，小时候他因为举止女性化遭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奥伊万.洛瓦斯的治疗。洛瓦斯是一位理论家，此前发展了一套基于奖惩反馈的行为疗法来治疗自闭症，很多自闭症患者都极力反对这种疗法。科克的母亲坐在单向镜子的后面，奖励他的男性行为，忽视他的女性行为。尽管科克在治疗期间竭力反抗，尖叫不止，洛瓦斯还是向他的母亲保证这样做是正确的。科克家里建立了一套标记计分体系，很类似于用来矫正自闭症患儿的体系。科克只要做出男性行为就能得到蓝色筹码，一定量的蓝色筹码能换取奖励；女性行为则会换来红色筹码，太多的红色筹码则会招致父亲的皮带抽打。科克的女性行为最终消退了，多年以来洛瓦斯的工作都被人们视为成功的典范。

实验人员在文献当中将科克改名为克雷格，让他成为了行为可塑性的招牌人物。曾经直接治疗过科克的乔治.雷克斯后来成为了反对同性恋权益的宗教游说组织“家庭研究理事会”的创始人；后来他被迫出柜了。至于科克则加入了空军，并且一直以男子汉的形象示人——直到他于2003年悬梁自尽为止，时年也是三十八岁。他的母亲与兄弟姐妹在2011年公开谈论了行为疗法怎样摧毁了他。他的姐姐说，“这项研究需要补充一点后续说明：科克.安德鲁.墨菲是同性恋，他最终走上了绝路。我希望世人都能记住，曾经有一个需要保护、尊重与无条件关爱的小男孩来过这个世上。我不希望人们将他当做科学实验的对象。”1996年，菲利斯.波克出版了《性别震撼》（Gender Shock）一书，笔法可怖地记录了许多所谓的治疗方法，这些曾经摧毁科克.墨菲的方法至今仍在应用——并且接受政府拨款。事实上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这些方法依然没有得到全部废除。

贝蒂娜与格雷格.韦迪夫妇都出身于东北部地区的传统意大利天主教家庭。格雷格是某航班的地勤机修工人，贝蒂娜是学前班老师。后来格雷格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聘用，于是一家人搬到了亚特兰大南郊。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保罗在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喜欢粉色的玩具。两岁大的时候他就会将衬衫披在头上模仿长头发，还会将贝蒂娜的吊带背心当成罩袍穿在身上。保罗两岁半那年，贝蒂娜在一次旧货拍卖会上给他买了一件黄色绣花的裙子。“我觉得在家里玩的时候这样做能有什么坏处呢？”她说。格雷格眼看着儿子穿裙子总觉得不太舒服，但就像贝蒂娜一样，他也觉得这只是早晚要过去的成长阶段而已。大儿子埃里克四岁那年，学前班组织了在读学生的兄弟姐妹到学校参观，贝蒂娜带上了保罗。“别的人家带来了穿着流苏裙子的女孩，保罗一看见她们就倒吸了一口气。‘妈妈，我想要那件衣服。’”贝蒂娜回忆道，“其他的母亲逗得咯咯偷笑。”贝蒂娜告诉儿科医生，保罗只要进了玩具店就想看女生专柜。医生说，“你说不行不就完了吗？”格雷格说，“那样保罗就会说，‘要是不买女生的玩具咱们就走吧。’”

到了五岁那年，保罗对贝蒂娜说：“妈妈，我想像女生一样去学校，像女生一样穿衣服，起一个女生的名字，买一堆女生的玩具，我想当个女生。”贝蒂娜吓坏了。他们又去找到了儿科医生，问他如何看待性别身份失调。医生说“那些孩子”最终往往会自杀，因此他们应当找一家基督教书店，潜心阅读并且祈祷。贝蒂娜在亚特兰大找了一位治疗师，并且约好了与格雷格一起与医生见面。“就算格雷格撒手不管，我自己也要撑下去，”贝蒂娜回忆道。“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说，‘好吧，咱们动手好了’”。贝蒂娜找了一位好朋友，她的孩子与埃里克以及保罗同岁。贝蒂娜建议让两家孩子一起玩。“我告诉她，‘我希望你能管她叫宝拉。’她说：‘贝蒂娜，我心理有点没底。孩子们会拿他开玩笑的。’我说，‘总能试试吧？’”于是两家人就碰面了。这位朋友的大儿子问埃利克，“你弟弟怎么穿的像个女孩啊？”埃里克说：“这叫跨性别，意思是一个男孩想做女孩或者一个女孩想做男孩。我不想谈这件事。”朋友的孩子说：“那好，咱们接着玩。”至于年纪再小一些的孩子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保罗的穿着打扮有什么不对，原因恐怕是因为保罗平时的举止就像女孩子一样。

接下来贝蒂娜造访了她所在的天主教教堂的宗教教育主管。“我的情绪非常激动，她则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你希望让她以宝拉的身份来参加教会活动吗？我们可以将相关文件修改一下。‘于是我们在教堂里进行了改名手续。”再接下来贝蒂娜将自家的情况通知了学校，校长说，“我们的职责是为所有学生提供安全友好的学习环境，你的孩子也没什么不同。”校方允许宝拉使用学校护士的厕所，但除此之外，她就只是宝拉而已。贝蒂娜的家人从一开始就很支持他们，至于格雷格的父母此时虽然已经年近八旬，但是第一眼看到宝拉就接受了她。

但是格雷格与贝蒂娜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并不算融洽。“就好像突然之间我们就搬进了圣经地带一样，”贝蒂娜说。贝蒂娜向邻居们告知了自家情况。“整整两年时间里，每天早上我都要与另外一个人一起去公交车站等车，我以为他是我的朋友。宝拉上学的第一周，他就在自家车道尽头等着我，手里拿着一沓他从网上下载打印的文章，讲的全是跨性别多么邪恶。”在学校的校车上，一对兄妹将手按在宝拉的头上，祈祷他重新变成男孩。宝拉回家之后说，“我倒是不太介意，反正他们也没安坏心。但我跟他们是不是不能当朋友了呢？”贝蒂娜去造访了这对兄妹的母亲。“她告诉我‘上帝不会犯错。’我说，‘上帝要真不会犯错，那你的儿子就不会有视力问题，也就不用戴眼镜了。’她说，‘那又不是一回事。’我说，‘什么不是一回事，横竖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你是一个好母亲，咱们将心比心的说，如果你在我的处境里也会和我一样做的。你肯定会听取孩子的心声，尽量让他们幸福。”

贝蒂娜工作的学前班也录取了她的孩子。她让每一位同事都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并且警告自己的雇主要小心来自其他学生家长的反弹。一个月后雇主告诉她，“有一位家长质疑你的教学能力。我说：‘您找不到更好的老师了。她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影响她的工作表现。您的孩子能在她的班上上课非常幸运。贝蒂娜是那种愿意坐下来回答任何问题的老师。我现在要挂上电话了，您可以用书面形式提交您的顾虑，然后再给我打电话。”这位家长一直没有回电，而这家人的女儿也并没有退学。

我第一次见到格雷格与贝蒂娜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跨性别会议上。很快格雷格的温雅父母就领来了一位美丽的小姑娘。两位老人都努力摆出了一副几十年来一直在参加跨性别会议的神气。宝拉有点拘谨地和我握了握手，然后就蹦蹦跳跳地跑到走廊里去玩了，爷爷奶奶赶紧跟了上去。贝蒂娜说，“参加这场会议其实主要是为了我们而不是为了她，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才是一头雾水。”我问他们认为宝拉日后会继续成为跨性别者还是单纯成为女性。贝蒂娜说，“格雷格已经不再将她视为跨性别者了，但部分原因恐怕在于他用不着每天给她洗澡。”

贝蒂娜与格雷格向我出示了他们一直随身携带的“安全文件夹”。许多跨性别子女的父母都保存着这样一个文件夹，里边装着遇到麻烦时可以拿出来的证明文件，因为执法部门与医疗系统往往并不熟悉或者非常敌视非性别殊异。这个文件夹里装了儿科医生与心理治疗师开具的证明当事儿童性别身份的文件；至少三封家人或者朋友的证明信；一封来自高阶教士之手，证明父母养育能力健全的证明信；表明子女有生以来就一直具有非典型性别行为的视频录像带或者照片；能够证明性别或姓名改变的出生证明、护照以及社保卡副本；针对家庭稳定性的研究档案；此外还有证明父母并非虐童者的犯罪信息局报告。

我想知道，贝蒂娜的活动家视角是否使得她比格雷格更容易接受这一切，或者说情况恰好相反。这个问题一出口格雷格就哭了出来。“我一直在挣扎，”他抽泣着说。“因为这是我儿子呀。我想让我的孩子幸福，但是我找到了这事之前我们全家人的合影，我很怀念那个小男孩，有时候我心里依然很疼。”我问贝蒂娜她是否有同样的感觉？“不，”她沉思了一分钟之后说道。“真正令我遗憾的是我错过了那么多与宝拉共度的时间。我错过了我女儿的婴儿时光，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一个从来不存在的儿子身上。”

性别是自我认知的第一要素。对于性别的认知包含着内在的自我意识，还经常意味着对于外在表现的偏好，例如服饰选择与玩乐方式。但是性别身份的生理根源至今依旧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源于基因，有人认为源于子宫内的雄性激素浓度，也有人认为源于早期社会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海诺.梅尔-巴尔伯格专门研究性别殊异，他提出了好几种可能的生物学机制，并且认为至少有四百多个罕见基因与表观遗传现象可能参与了性别身份的形成。这些基因与激素调节无关，而是与个性的形成有关。“我们目前对于大脑的见解就好比是第一批登月宇航员拍摄的美丽地球照片，”哈佛大学儿科医学副教授、内分泌医学领军人物诺曼.斯派克这样说道。“你能看见大陆，海洋与天气系统。什么时候我们能在月球上看清地球表面的汽车车牌号，也就能够知道性别表现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了。”就像自闭症一样，性别表现不一致在如今似乎也远比以往更加常见了，不过很难说这种境遇究竟是发生得更频繁了还是遭到了更加频繁的辨识。

认为性别认同源自非基因生物学因素的看法很令人困惑。人工合成的雌性激素己烯雌酚（DES）于1938年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都被人们用来预防流产。假如胎儿在子宫当中接触到这种物质，无论是男是女都会受到许多不良影响。2002年，有人对“DES之子网络”的成员进行了调查，发现跨性别受访者的比例占到了令人瞠目的50%。这一现象支持了妊娠期间激素浓度可以激发跨性别身份的假说。此外科学家们也对内分泌干扰素（EDCs）的应用表示担忧。这一类化合物已经在自然界增高了了两栖类生殖系统畸形的发生概率。研究人员怀疑它们恐怕也要为人类生殖器发育异常以及非典型性别认同发生概率的上升负责。

乔治.坎古汉姆是一位科学史学家，专门研究变异理念的渊源。他在1991年这样写道：“多样性并不是疾病，非正常也不等同于病态。”跨性别显然属于非正常的范畴，真正遭到激烈争论的问题在于跨性别是否属于病态。1980年，性别认同失调的概念被引入了医学范畴。所谓的DSM-IV诊断标准共有五条，只要凑齐四条就可以将一个孩子确诊为跨性别者：强烈且持续的异性认同，即想要成为或者坚称自己是异性；对于自己被外界分配的性别长期感到不适，或者感到该性别的性别角色不合适自己，常见表现是异装；倾向于在想象游戏当中扮演异性角色并幻想自己成为异性；长期希望参与刻板模式当中的异性游戏与消遣方式；倾向于与异性玩耍。被诊断为性别认同失调的男孩一般总会偏好女性服饰与发型，玩过家家的时候更喜欢扮演妈妈的角色，惯于回避对抗性体育运动，喜欢听白雪公主之类的女主角幻想故事。被诊断为性别认同失调的女孩往往非常反感穿裙子，喜欢留短发，经常被人错认成男孩，喜好参与对抗性体育活动，更喜欢蝙蝠侠之类的男性幻想角色。在这个女性也能在建筑工地干粗活、男性也能相互结婚的时代，像这样披着医学外衣的“蝙蝠侠大战白雪公主”式性别认同分类法看上去未免失之粗陋，但是至今这套理念在医学文献当中依然非常通行。值得一提的是，DSM-IV诊断标准明确指出这套标准不适用于间性体人群。

绝大多数儿童在幼年就会偏好适合两性之一的玩具，然而跨性别的孩子往往会拒绝与天生性别相关联的玩具。梅尔-巴尔伯格认为这些孩子“从出生伊始就极其不符合性别常规。”学术界有一张性别评分表，表格的一段是极端的男性特质，另一端则是极端的女性特质。典型的男孩会向男性一侧偏移3.5到5个标准偏差，典型的女孩也会以同样的幅度偏向女性一侧。但是跨性别儿童会向天生性别的反方向偏移7到12个标准偏差。换句话说，跨性别的先天男性比绝大多数女性更像女性，跨性别的先天女性也比绝大多数男性更像男性。在斯派克看来，“他们简直就是将性别表现当成了政治主张。”具有性别身份失调的成年人往往会显示临床表现显著的身心痛苦，或者他们的社交与职业行为能力也会受损。有些未经确诊的跨性别儿童则会在青春期或者再晚一些的时候表现出相关症状。反过来说，在所有遭到性别身份失调确诊的儿童当中，只有四分之一在青春期会表现出彻底的异性认同。换句话说，遭到确诊的子女的行为表现与他们未来的身份有时候毫无关系，有时候却又骨肉相关，因此养育跨性别子女才如此令人心焦。

许多帮扶跨性别儿童的专业人士都认为全社会都辜负了他们。“性别身份失调改革辩护士”的创始人凯丽.温特斯曾经写道：“在性别表现一致的男孩与女孩身上司空见惯甚至堪为表率的行为表现出现在性别表现不一致的儿童身上就成了病态或者精神失常。”换言之，女孩身上的正常表现放在男孩身上就成了精神病态，反之亦然。活动家们认为，性别身份失调不仅被人用预防天生男孩自认为女孩或者天生女孩自认为男孩，还被用来污名化或者压制女性化的男同性恋或者男性化的女同性恋。斯蒂芬妮.布里尔补充道：“假如一个男孩子说，‘我喜欢做这些事情，而且只有女孩子才喜欢做这些事情，因此我肯定是女孩子’，那么他所体现的并不是跨性别，而是性别歧视。”曾与跨性别群体共事的社工杰拉德.马龙与特蕾莎.迪克李森佐抱怨道，天生男孩会接受“体育矫正”，天生女孩则会接受“礼仪矫正”。在2009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年会上，抗议者们组织了一场“立刻改革性别身份失调！”的示威活动。加州伯克利大学儿童与青少年性别中心的戴安娜.伊恩沙夫特专门研究具有性别认同问题的儿童。她认为，“精神健康行业一直在伤害‘性别不正常’的孩子，他们需要收敛一点。”

但是另一批活动家却极力反对丧失跨性别这个诊断门类的可能性。在《性别之谜》（The Riddle of Gender）一书中，黛博拉.鲁达赛勒写道：“这一诊断结果为一系列激素与手术干预方式提供了正当依据，这些干预方式又为千万名变性者与跨性别者们带来了解脱。有些活动家们辩称性别偏差的‘医学模型’‘将人类多样性贬低成了病态’，这种看法往往错失了重点。如果没有确诊结果的支持，变性手术无非就是极端一点的整容/整形手术，或者按照批评家的说法，无非是头脑发热，追求时髦，甚至仅仅是‘一时疯狂’而已。” 性别身份失调在DSM标准当中的存在促使医保范围覆盖了跨性别群体可能会需要的心理咨询服务。DSM-5的研究主管威廉.纳洛认为，“保留诊断门类的危害是污名化，去除诊断门类的危害是丧失医疗福利的可能性。”当前的任务是“创建适宜的环境，使得当事人不仅能获得医疗护理，还能获得多于以往的护理，另一方面也要削弱歧视。”跨性别群体的两难困境与聋人以及侏儒群体十分相似，后者对于残疾标签同样不以为然，但是依然需要依靠这个标签来争取适应服务。

但是针对跨性别群体的手术与内分泌干预手段几乎从来得不到报销与减税的机会。许多跨性别者都希望自己的境遇能被定义为生理状况而非精神状况，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专攻性别身份问题的米凯勒.安杰罗博士指出，假如某种境况可以通过身体变形得到解决，那么这种境况就不该归类为精神问题。有些活动家声称跨性别就像怀孕，需要医疗护理，但是并不算疾病。美国医学协会发表过一份决议，表示协会“支持医保范围覆盖遵循医嘱的性别身份失调疗法”，这一表态为形体或心理干预打开了大门。为了将跨性别重新分类为内分泌或者神经认知问题，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统计分类（ICD）当中添加一份新的列表。

只要性别身份失调还被划归为精神疾病，专业人士就会试图将其治愈，父母则会拒绝接受。我们应当关注子女本身而不是他们背负的标签。全国儿童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艾德加多.门维勒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们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自尊。塑造性别的事情并不要紧。”如果说有一套体系大而化之地预测了幸福的组成因素或者健康的价值观，那么每一名儿童的身心健康似乎确实比这套空泛的体系更加重要。门维勒并不认为跨性别儿童自然而然地具有心里或者生理疾患，不过他确实认为他们面对着额外的风险。阿姆斯特丹的性别发展教授佩吉.科恩-科滕尼斯也试图“首先诊疗功能性问题（例如分离焦虑、养育方法混乱以及抑郁症），这样无论子女最终显示除了何种性别，全家人都会安然无恙。”换句话说，不能让性别认同遮蔽深层问题，深层问题也不耽误人们应对性别认同。

绝大多数聋人都不介意被别人称作聋人；绝大多数遭受智力残疾的人们也不会拒绝唐氏症这个词。但是性别身份失调这个词所形容的群体却往往对这个词深恶痛绝。本身当中描述的绝大多数境况都同时具备积极正面的身份模式与消极负面的病症模式。任何人都不愿被归纳进入具有耻辱意味的分类，但是绝大多数人反对的都是耻辱而不是分类。那些将耳聋或者自闭症当成身份的人们尤其会这么做，哪怕其他人将他们的境遇视为病症。但是跨性别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性别身份失调一词不仅意味着跨性别群体患有病症，还意味着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病症。 这个立场非常危险。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而且总有几个身份令我们感到遗憾，但是这些身份就是我们。关于身份的第一法则也正是哲学的最根本理念之一：一切事物都等同于自身。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或者乐师之所以通晓音乐”的“单一原因”在于“一切事物都不能与自身分割开来。”洛克则宣称我们最基本的知识就是“一个人是人”。认为一个人不应当成为他自己，破坏这个人的“我就是我”恒真命题，肯定会妨碍他进一步成长发展，致使他无法成为他原本可能成为的人。你总可以寻求更好的彰显身份方式，但是却不能要求任何一类人抛弃身份。在二十世纪的最低谷，曾经有人试图彻底抹消犹太人的身份，图西族人的身份，或者其他许许多多遭到压制的身份。不过抹杀身份的行为不仅能在宏观层面生效，也能在微观层面生效。

单亲母亲瓦妮莎.罗梅洛在孕期的第二十七周就被送进了丹佛市医院的产房。她生下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女孩看上去还算健壮，但是男孩儿的体重还不到一磅半，体表覆盖着绒毛。他的皮肤呈半透明状，一眼能够看到内脏。医生通常会用肺活性剂来促进早产婴儿的呼吸。因为女孩儿的身体更结实，所以医生首先治疗了女孩。但是她产生了不良反应，几分钟之内就死去了，反而是男孩活了下来。

没过一年，瓦妮莎遇到了空军中士约瑟夫.罗梅洛并且嫁给了他。此人从没见过孩子的亲生父亲。约瑟夫将这个孩子视为己出，并给他改名为约瑟夫.罗梅洛二世，简称乔伊。孩子二十个月大的时候，全家人搬到了冲绳美军空军基地。“这孩子整天总是哭，”约瑟夫回忆道。“但并不是‘我饿了’、‘我想换尿布’这样的哭法。这种哭声与身体需求无关，我们根本无法安慰他。他的脾气太坏了，我们甚至不能带他出门。”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乔伊被诊断患有多动症、抑郁症、焦虑症、感情障碍以及哮喘。三岁那年他就要服用十四种不同的药物。“我们的孩子从来不笑，”瓦妮莎说。“我们一直要哄他，‘你真是个好小子，真是个帅小子。’小子，小子，小子。每次我给他穿鞋，穿的都是小男孩的鞋，小男孩的外套。”这时的乔伊已经喜欢穿女孩的衣服了。瓦尼莎以为她是同性恋，很担心她的军人丈夫能否接受这一点。

罗梅洛一家能够免费得到的医疗服务全都来自军队，而有些诊断结果在军队里并不受欢迎，因此军医的态度也很谨慎。不过在乔伊五岁那年，终于有人告诉瓦妮莎在网上查一查性别身份失调。“仅仅是说出这个词就让他局促不安，就好像他的军衔将要被一撸到底一样，”瓦妮莎说。“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跨性别这个词。这一来我长出了一口气，其他人都经历过这一切吗？”互联网将跨性别群体和他们的家人引入了相互提供信息与支持的互助网络。诚然，互联网同样也会提供不实信息；用来保护与帮助跨性别儿童的在线空间也很容易招引满脑子混乱性幻想的性侵者或者煽动恐跨人群的行凶意图。但是在这一次的案例当中，瓦尼莎在网上遇到了金.皮尔森。她本人也是一位跨性别子女的母亲，此外还是跨性别青年家庭联盟的创始人之一，这一团体旨在为需要应对性别差异的家庭提供支持。“她向我推荐了一个与其他父母见面的论坛，”瓦尼莎说，“我感激地哭了出来。”

事实真相让约瑟夫陷入了突然且严重的抑郁。与此同时瓦妮莎则开始将他们的孩子称作乔希。“乔希要是不穿女孩的衣服就不肯出门。当时我就要决定，我究竟愿不愿意放弃这段婚姻来保护乔希呢？因为在我看来让乔希穿男孩的衣服就是逼迫她自杀。我可不是那样的父母。”此时瓦尼莎与约瑟夫刚刚从中国收养了一名女婴并为她起名叫洁达。“我已经做好了放弃约瑟夫的准备，我已经做好了放弃洁达的准备，这样的抉择非常困难。但是乔希只有五岁，却已经受了十辈子的罪，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正当瓦尼莎在心中暗自盘算的时候，她的丈夫也逐渐转变了态度。“乔希身上具有好些闪亮之处，”他说。“我决定了，乔希不能走。”

我第一次遇到乔希的时候她已经八岁了。她对我说：“我是一个有小鸡鸡的女孩。直到我六岁那年他们都以为我是男孩。我穿衣服像女孩，我说‘我是个女孩’，很长时间里他们都不理解。”乔希越来越肯定自己需要全天候成为女孩，因此有一天约瑟夫同意带着她穿着牛仔裙去学校。这条裙子上绣着一只粉色的兔子，还搭配了一对粉色的护腿。绝大多数孩子都视若无睹，但他们的父母就是另一回事了。“第二天，乔希教室门外传来一声尖叫，”瓦尼莎说，“我快吓坏了。”然后有人闯进了乔希家门前的草坪，抢走她的自行车扔进了树丛里。“人们开始从我们家扔东西，叫我们虐童犯，”瓦妮莎说。“好些小姑娘冲着乔希尖叫，‘你这个死变态！’”当地法官的妻子鼓动军属们进行请愿，迫使乔希退学。“当所有人发现我是女孩的时候简直太可怕了，”乔伊回忆道。“我的邻居伊莎贝拉说她要打电话报警，送我进监狱。我特别难过，我一直以为她是我的朋友呢。”

瓦妮莎允许乔希选择衣服，每一天她都会回避男孩的衣服。“她要是不穿裙子就不肯出门，”瓦妮莎说，“但是她脸上总是挂着最灿烂的微笑。好吧，那我也要微笑。所以我就摆出一副笑容，比以往更加用力地握着她的手，但她一直在向前进发。”没过多久，瓦妮莎与约瑟夫就让乔希停服了所有药物。她的哮喘、抑郁、焦虑与情感障碍全都消失了。但是军方要求这家人离开冲绳，理由是他们无法保护乔希。于是约瑟夫就被调任到了亚利桑那州沙漠当中的一处基地。

瓦尼莎不想让乔希在另一所军队开设的学校里上学，于是她在图森找到了一家校长倾向自由派立场的公立学校并且将两位女儿都送了进去。但是乔希的班主任拒绝用女孩的名字称呼她，还对乔希说瓦尼莎是一个“坏妈妈”，因为瓦妮莎迫使他按照女孩的方式生活，尽管其他所有人都能看到他是个男孩。“她是一个很糟糕很粗鲁的老师，一开始就不希望我在她的学校里上学，”乔希说。“我很生气也很沮丧，”瓦妮莎说，“乔希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她又重新闷闷不乐起来。”乔希开始抱怨肚子疼与头疼，每天都不愿上学，而学校则开始寄送逃学通知。

罗梅洛一家搬到了另一个城镇。由于担心乔希的安全，他们在门窗上拉了警报线，还买了一条大丹犬来恐吓袭击者。瓦妮莎给当地公立学校的校长发送了一封邮件，开头写道，“我是一位八岁大跨性别女儿的骄傲母亲。”学校的人力资源主管回复道：“本学校遵循州立法律，不会为你的孩子提供任何反歧视保护。”到了11月，瓦妮莎联系上了一所华尔道夫学校，但是学费每年需要两万美金，空军中士的薪水根本支付不起。这样一来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家庭教育。乔希说，“我很怀念能出门的日子。”约瑟夫则认为，“隔离是我们支付的代价，唯此才能保护乔希不受外部世界的伤害。”

隔离并不是乔希面临的唯一困难。“我总要面对小鸡鸡的问题，”乔希说。“我想把这个东西去掉，但我觉得一定很疼，他们说只有我长大了才能把小鸡鸡割掉，好比说等我十四岁那年。”瓦妮莎在一边插嘴说，“还是等到十八岁吧。不过在那以前你就能用雌激素来促进胸部生长了。”乔希解释道，“等我当妈妈以后我会收养好多孩子。但是到那时候我就有胸部可以喂奶了。我还会戴胸罩，穿裙子，还要穿高跟鞋。”她十分笃定地告诉我，她要嫁给一个长着彩虹色头发的帅哥，这个人不仅要长得帅，还要心灵美。“我们要在亚利桑那生一个孩子，然后就搬到洁达所在的州，这样我们就能当邻居了，”乔希说。“我们要住在树屋里，我要把头发留得老长老长，一直伸到加州去。”

后来瓦尼莎告诉我，“除非乔希能在感情上接受变性手术的生理痛苦，否则我不会让她做手术。但是如果她现在就能承受这份痛苦，我绝对现在就让她做手术。”瓦妮莎计划让乔希服用青春期阻断剂，制止体内产生睾丸酮与雌激素。“她的体内不会有睾丸酮作祟，”瓦妮莎说，“这样她就不会有喉结也不会长胡子了，她看上去永远不会像一个穿着裙子的男人。”瓦尼莎在图森找到了一位愿意进行此类疗法的医生，约瑟夫则说服出档案部门为乔希颁发了一份新的出生证明，标注了她的正确姓名与性别。但是瓦尼莎也存心保留了所有的男孩玩具，“我不想让她觉得她非得整天玩芭比娃娃才能证明自己是个女孩。”

我采访的绝大多数跨性别子女过的都是隐蔽生活。令我大为震惊的是许多这样的孩子从一套表里不一走向了另一套表里不一：原本他们生活在令自己痛苦不堪的生理性别当中，现在又生活在与自己身体不相配的社会性别当中。乔希的公开伴随着高昂的代价，但是在我看来她比很多其他跨性别孩子更加自由。如今的乔希成为了一名社会活动家。很难想象一个依然认为自己有朝一日会在树屋中居住的八岁孩子能够成为社会活动家，但是成熟与幼稚的奇异结合正是乔希的本质。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刚与国家地理频道合作拍摄了她的第二部纪录片。她见过众议院议员以及亚利桑那州州长。我想知道，约瑟夫与瓦妮莎在多大程度上同样具有——或者说塑造了——这样的活动家特质。但是瓦妮莎曾经考虑过至少在某些环境理让女儿隐蔽生活的好处。她这样反问我：“你知道乔希遇到生人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你好，我叫乔希，我今年八岁，我是一名跨性别者，你是谁啊？’”

2009年，已经成为罗梅洛一家人的好朋友的金.皮尔森被评选成为了某个社区服务奖的获奖人，但是她临时有事不能出席现场，于是就请求乔希代表她来领奖。现场观众共有七百多人。“乔希在领奖台上转向我，”瓦妮莎回忆道，“她轻声说道，‘妈妈，我现在可紧张了。’但是她说话的时候正冲着麦克风。所有人都笑了出来，她也一下子放松了。”乔希发表了一场即兴演说，全体观众则报以起立鼓掌。“乔希很脆弱，也很情绪化，”瓦妮莎说，“但是乔希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瓦尼莎注意到，“除非有特别好的理由，否则小男孩们不会到处宣称自己是小女孩。他们信任你才会跟你这么说，而我们却不知道应当如何倾听。有一天她说，‘妈妈，你以前为什么想让我当男孩呢？’我简直痛苦死了，我告诉她，‘当时我不懂，我很抱歉。’她说，‘没事了妈妈。我爱你，一切都过去了。’”

西方文化热爱二分法：假如我们能将善恶好坏分列两边，在身心之间划分界限，假如男性必然阳刚而女性必然阴柔，那么生活给人的感觉也就没那么吓人了。针对性别划分的威胁也就是针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假如规则得不到维系，那么世间万事似乎就全无禁忌了。因此不顾女性身份的贞德必须被活活烧死。假如我们容忍那些切除了自己的阴茎与乳房的人们，那么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完整性又怎能得到保障呢？著名心理分析家理查德.C.弗里德曼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假如所有的变性人士都穿着T恤衫，上面写着‘别慌——这事轮不着你’，兴许能起到一定作用。” 性别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捉摸的概念。作家艾米.布鲁姆认为，“男性就是男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同性恋或者异性恋。性欲、喝啤酒、攥拳头都不是构成男性特质的要素。我们不知道男性要素究竟是什么，变性的男性也不知道，在心理与生理上治疗他们的人们就更不知道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简.莫里斯勇敢地写到了自己的变性手术过程。“跨性别并不是性别模式或者性取向，事实上根本就不是性行为。跨性别是一种充满激情、无法抹杀的毕生信念，人们从来没能纠正过任何一位真正的跨性别者。”她进一步解释道：“我的惘然就像彩色的漩涡与云团，一团朦胧的雾气。我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在我的头脑里，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裆部还是在我的血液里。”

只要某人的行为显著偏离了伴随着他或她的天然生理性别的社会行为规范，就可以被算进跨性别一词的指代范围。变性者（transsexual）一词通常用来指代借助手术或者激素干预将自身肉体向非天生性别靠拢的人们。变装者（transvestite）一词通常用来指代喜欢穿着常规异性服饰的人们。尽管各种术语的用法变化多端，但是跨性别群体的成员大都接受跨性别这个称谓。跨性别男性（transman）指指的是生而为女性后来变成男性的人，跨性别女性（transwoman）指的是生而为男性后来变成女性的人，间性体（intersex）指的是生来生殖器性征不明显或者在其他方面兼具男女性征的人。

我们的语言用性这个词同时指代性别与肉欲行为，这一点是语言贫乏的表现。如此不幸的混淆衍生出了大量针对跨性别儿童的厌恶。跨性别被人们视为堕落，而儿童身上的堕落不仅反常，而且令人心慌意乱。但是跨性别儿童彰显得并不是性取向，而是性别。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想与谁在一起，而是在于他们想成为谁。跨性别群体活动家艾登.凯这样说道：“我的性别意味着我的本质，我的性取向意味着我想与谁搭讪。”这是本质上的不同。然而跨性别的复杂性总会被人们单独挑出来，这一点揭示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子女、父母以及更广大群体来说——多么容易令人陷入困惑。同性恋与跨性别是两个不同的门类，然而两者之间并没有黑白分明的分界线。在儿童时期进行区分尤其困难。一个皮打皮闹的女孩或者一个文静秀气的男孩或许想要立刻转换性别，或许会在日后产生这种愿望，又或许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一位母亲告诉我，曾有一个男性朋友想知道她家里那个假小子一样的女儿是不是同性恋。她说：“她今年才四岁呢，我觉得她还没有产生性欲。”但是此类儿童或许会流露出与成年之后的吸引模式相关的特质；或者说他们或许会倾向于同性恋，尽管他们对性欲还没有概念。

1987年，理查德.格林出版了富有影响力的《“娘娘腔男孩综合症”与同性恋的发展》（The “Sissy Boy Syndr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ity）一书。他在十四年的时间里追踪调查了四十四名从小表现出女性特质的男孩。这些孩子当中只有一人进行了变性，其他人仅仅是长成了同性恋而已。性取向与性别相互独立却又彼此纠缠。因为跨性别表达在同性恋群体当中永远比在异性恋群体当中更加常见，所以针对跨性别群体的歧视也就成为了同性恋议题的分支之一。尽管简.莫里斯言之凿凿，但是同性恋也是一种身份——并不是你所做的事情，而是你的本质。就算某人从没有与同性发生过性关系也依然可以是一名同性恋。同理，某人可以终生保持天生的生理性别但依然是一名跨性别者。对同性恋及跨性别文化一无所知的人们往往会并非毫无道理地将两者混为一谈：恐同的目标通常总是不符合性别规范的行为与表现。有些同性恋男性举止招摇，尤其喜欢时尚杂志与装潢指南。也有些雄赳赳的学校橄榄球队明星碰巧喜欢与男性做爱。两者虽然都是同性恋群体的成员，但彼此间的差距却不足以道里计。不过话又说回来，橄榄球星或许会因为试图与另一名男性成婚而遭遇法律障碍，也可能会在背后遭到队友们的诋毁，但是他并不会像喜欢时尚杂志的同学那样遭受日复一日的虐待，终日挣扎在地狱当中。

跨性别群体的政治自由与男女同性恋权益的斗争向来密不可分。同性恋的数量远比跨性别者多得多，而跨性别运动也确实需要更广大的支持。但是对于两项议题的混淆还是导致了不容小觑的认识混乱。有些同性恋认为他们的跨性别兄弟姐妹与他们自身处境一致，只是更有过之，因此充满激情地为他们代言。也有些人觉得跨性别群体令他们尴尬不已，因此试图进行切割。那些试图彰显自身雄性气质的同性恋男性尤其倾向这种做法。这种分裂在某些方面应和了早期女权主义者与女同性恋之间的关系。有些早期女权主义者认为女同性恋是女性身份的终极表达，也有些人认为同性恋女性会破坏女权阵营的抗争，甚至还会牺牲她们的理想去逢迎主流社会。2008年，众议院审议了旨在保护同性恋群体免遭就业歧视的《就业非歧视法案》（ENDA）。但是这份法案丝毫没有提及针对性别表达的保护。全国男女同性恋工作队竭力试图在法案当中加入性别表达条款，防止人们因为不符合特定性别类型而不被雇用或者遭到解雇。最早引入该项法案的众议员巴尼.弗兰克却告诉他们这样的要求有些过分了。

性别认知失调的彰显时间可以非常早。在三四岁甚至更小的时候，有些孩子们就会发现，别人口中他们的身份与他们心中自己的身份并不一致。这种差异被称为性别身份失调或者说GID。在童年早期，不符合性别规范的行为表现往往会得到容忍。但是到了七岁左右，儿童总会被更加用力地塞进性别刻板模式当中。跨性别儿童应对此类压力的方式就是焦虑或者抑郁。向父母表明心迹对他们来说非常可怕。“假如你不让他们完成转变，他们的内在能量就会被性别身份完全占据，这会阻碍他们的正常成长。”咨询组织“性别光谱”的创始人斯蒂芬妮.布里尔这样说道。她还与雷切尔.泰珀共同撰写了《跨性别儿童》（The Transgender Child）一书。“随着性别转变的完成，儿童的学习障碍与其他诊断结果往往也会自行消解，因为他们的身心已经从这个中心问题当中解放了出来。”

甚至就在二十年以前，绝大多数跨性别者都试图彻底从一种性别步入另一种性别。如今这些分类已经模糊了。有些跨性别者选择了隐蔽生活，他们身边所有人都相信他们属于主动彰显出来的性别。每当别人用他们的天生性别来辨识他们，他们都会感到非常失败。也有些跨性别者公开地以跨性别男性或跨性别女性的身份生活。有些人时而隐蔽时而公开。有些人认为自己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有些人认为自己在有些时候属于男性有些时候属于女性，还有些时候不属于任何一边或者兼顾两边。还有些人遭受了性别焦虑——也就是因为自己生来具有的身体而感到万分痛苦——但是也有其他人反对这个术语的黑暗意味。有些跨性别者非常张扬，也有些人极端私密。

属于上述各个类别的跨性别人士都可能会或者不会接受变性手术、激素疗法或者类型众多的其他身体干预手段。总体来说，他们形成了某个作家所谓的“性别明暗对照”。根据DSM诊断标准，每三万名基因男性与每十万名基因女性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接受变性手术。不过如果采信了这套统计数据，那就意味着在美国只有一万五千名手术后跨性别男性与五千名手术后跨性别女性。这套数据的基础陈旧过时的调查结果，反映了对于变性手术的极端狭隘见解，并没有意识到乳房塑形或者乳房移除之类的手术尽管并不涉及生殖器却也依然是变性手术。电脑工程师林恩.康威曾经分析过近来的数据，并测算在美国的手术后跨性别女性人数应该是三万两千到四万人之间。但是他还表示，每五到十位对于天生性别感到极为不适的人们当中只有一人会接受涉及生殖器的变性手术。跨性别平等国家中心估计，目前美国大约有三百万人——按照芭芭拉.沃尔特斯的说法——“两腿之间的部分与双耳之间的部分并不配套。”

科学家、精神病学家、教士与学者们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改造身体来适应心智，还是说应当改造心智来适应身体。有些人相信，所有背离性别常规的人们都可以通过接受精神治疗满意地与自己的天生性别共存。他们开具了范围广泛的修复性疗法来解决身心失调问题。也有些人认为医学的角色是促进性别转变，并且主张使用激素疗法与变性手术。就像本书之前各个章节的情况一样，本章的父母同样要在治疗与接受之间进行取舍。修复性疗法的支持者坚称，身体未曾挨刀的人们肯定更快乐，而且医学干预既痛苦又风险并且费用高昂，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反对者认为严格的性别规则非常过时，用意无非是让人受罪，还认为反对跨性别人群展现真正的自我会让他们陷入绝望甚至走上绝路。关于跨性别的社会共识正在飞速狂奔。残疾社会模型——既跨性别群体面临的问题主要源于他们所遇到的社会态度——在这一领域的正当性尤其遭到了激烈的争辩。

支持子女进行变性的父母往往需要给子女起一个新名字，使用新的代词，还必须要转换“儿子”与“女儿”这两个词的用法。语言学上的混乱往往难以避免。“他是我的女儿，”有一位母亲向我介绍她的跨性别儿子的时候这样解释道。另一位母亲则说，“我只用‘孩子’这个词，因为我实在绕不过来。尽管我不介意管我的孩子叫伊莲，但是女儿这个词还是难以出口。”社会学家霍利.迪瓦写道：“有些人在接受采访时以男性身份生活，但是却谈到了此前作为女孩或者女性的生活经历。在这些案例当中我会使用女性代词。例如‘他还记得，身为女孩的时候她是个假小子。’”我们对事物的命名方式也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方式。

绝大多数我采访过的跨性别者都讨厌男变女（MTF）或者女变男（FTM）的说法，觉得这些术语贬低了遭到指代的人们。很多活动家都谈到了有些人如何在出生时“被宣称为男性”或者“宣称为女性”，后来又变成了“自我主张的女性”或者“自我主张的男性”。跨性别者通常会将非跨性别者称作“顺性别者”（cisgender）。这是从化学领域借用的术语。Cis-这个拉丁前缀意味着“同侧”。在本章当中，我用天生性别来指代变性之前的受访者，用自我主张的性别来指代变性之后的同一位受访者，对待受访者的家人也尽量如此办理。有些人希望自己变性之前的名字被人遗忘。我也只会使用变性后的名字。

1999年4月20日，利特顿县科恩拜伦高中的两名学生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在学校餐厅里放置了炸弹，将爆炸时间设定为午餐时段中午十一点十七分，并且计划堵在餐厅门口射杀逃出来的人们。由于雷管制作有误，炸弹未能如期爆炸。于是克莱伯德与哈里斯劫持了整个学校的学生与教职人员充当人质，杀死了十二名学生与一名教师，最后双双饮弹自尽。这起事件是直到当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右翼势力谴责“家庭价值”的崩溃，左翼势力则悲叹充斥银幕的暴力并且试图加强枪支管控。人们大肆抨击社会整体文化，借以解释此类无解事件。

一般的说法认为那一天在科恩拜伦高中一共死了十三个人，科恩拜伦纪念堂里也只有十三位死者的位置，就好像克莱伯德与哈里斯并没有死在那一天的学校里一样。与至今依然广为流传的猜测截然相反，这两个孩子并非来自残破的家庭，此前也从没有暴力犯罪记录。见证了这场惨剧的世界一厢情愿地认定，良好的家教能够阻止孩子们变成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但是雄性暴力并非总会以可预测或者可理解的方式滋长起来。自闭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无法理解，那个他们向来熟悉的、曾经看似健康的孩子为什么会消失不见。罪犯的父母也会难以接受突然做出可怖行径的子女，一心只想知道那个他们以为自己非常了解的好孩子消失到哪里去了。

我刚刚决定要采访汤姆与苏.克莱伯德夫妇的时候，原以为见到他们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儿子的所作所为。但是随着我越来越熟悉克莱伯德夫妇，我的疑惑也越来越深了。苏.克莱伯德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在迪伦死去之前，她一直是一名照顾残疾人的义工），许多遭到忽视或者虐待的孩子都会祈祷自己能有像她一样的母亲。汤姆总是热情洋溢，足以让最倦怠的人也振作起来。在本书写作期间我走访了许多家庭，克莱伯德一家算得上是我最喜欢与之相处的家庭之一。尽管受困于他们自己的俄瑞斯忒亚惨剧，他们却学会了令人惊诧的宽恕与同理心。爱好人总是比爱坏人更容易，但是失去一个你爱着的坏人却比失去一个好人更困难。苏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我看《罗斯玛丽的婴儿》，结果特别同情罗斯玛丽。”芭芭拉.沃尔特斯曾经在惨案发生后采访过迪伦的同班同学的父亲，此人这样评论克莱伯德夫妇：“他们被锁在了一个玻璃笼子里。他们手中用来解谜的拼图数量一块也不比别人更多。”

苏有两个孩子，迪伦是老二。4月20日那天早上，迪伦跟她说了一声“再见”就摔上屋门离开了家。这是她最后一次听到他说话。那天中午汤姆接到电话，说是学校里发生了枪击案，迪伦是嫌疑人。他马上给苏也打了电话。“我突然觉得自己知道他都干了什么，”苏回忆道。“利特顿的其他母亲们全都在祈祷自己的孩子平安无事，我却在祈祷我的孩子在继续伤人之前赶紧死去。我想假如他当真活了下来，肯定会遭到刑法审判并被判处死刑，而我实在无法忍受第二次失去他。我进行了平生最用力的祈祷，我祈祷他会自杀，因为这样一来我起码知道他一心求死，如果警察的子弹打死了他，那么我心里肯定会留下一大堆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或许我是对的，但是从那以后我一直为了那天的祈祷而后悔：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自杀，而他也当真自杀了。”

那天晚上警方要求克莱伯德夫妇离开他们家——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警方入室搜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我想迪伦现在已经死了，”苏说，“‘他很年轻也很健康，或许我们能将他的器官捐献出去呢。’接下来我又一想，‘可是谁会接受杀人犯的器官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全世界对我儿子的看法。”克莱伯德夫妇在迪伦的姐姐那里呆了四天，在迪伦出殡那天赶了回来。“我们并不清楚事情经过，”苏说。“我们只知道迪伦死了，是自杀，他开枪打了别人。”

随着利特顿开始哀悼，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木匠在学校附近的山坡上竖起了十五座十字架。“当时我觉得心里轻快了不少，”汤姆说。“我希望成为社区的一份子，我以为我们可以一起伤心。”苏回忆道，“十字架下面堆满了鲜花，迪伦与埃里克的十字架下面的鲜花并不比其他人少。”然后有几位受害人的父母就将迪伦与埃里克的十字架拆掉了。当地教堂的青年社团栽种了十五棵树，然后有几位受害人的父母领着一大帮记者过来砍倒了两棵树。一周后的毕业仪式上，人们为受害者献上了一篇颂词，可是校长却告诉迪伦与埃里克的朋友们不要出席仪式。 没过多久，新闻报道就开始将枪击案死者人数称为十三人而不是十五人。“这种说法浓缩了以下含义，”汤姆说，“十三个无辜的孩子死了，两个纳粹份子杀了他们。责任全在父母身上。当时的气氛简直就像私刑判决一样。”苏有些出神地说道，“我觉得其他父母相信只有他们才遭受了损失，我却没有，因为他们的孩子是宝贝，我的孩子是渣滓。可是我的孩子也死了啊。他做出了糟糕的决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可是他依然还是我的孩子啊，他依然还是死了啊。”

克莱伯德家的律师建议夫妻二人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们的沉默却进一步激发了当地社区的敌意。“你在报纸上读到了好些说法，但是却无法回应，”汤姆说。苏也觉得，“你知道这些说法都是假话，纯粹是在煽风点火，简直就像一直挨打却没法还手一样。”为了释放心中的苦痛，苏亲手给每一家死难或者受伤学生的父母都写了一封信。她并不认为自己要为发生的事情负责任，但是她依然希望能够做点什么来缓解已然发生的惨剧。“在我看来，愈合这个社区的唯一方法就是与每一位受害者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她后来解释道。“我想对这些人说，‘如果你想和我谈一谈，我随时都有空。我可以到你家去，我们可以去教堂，也可以叫上调停人在场。如果这样做有助于你与我交谈，我怎样都行。’直到我说出这番话之前，我的旅程都不算结束。”但是她从没这样做过，因为一位辅导人员告诫她，接触受害人可能会再度伤害他们。“但是我不仅为我的孩子哭泣，也为他们的孩子哭泣，”她说。不过尽管克莱伯德夫妇面对着高涨的敌意，非同寻常的关爱时刻也时有浮现。“科恩拜伦的事情过去几周以后，家得宝的一位收银员拥抱了我，”汤姆说。“邻居给我们家送来了吃的。有一次我去修车的时候，机修工对我说，‘至少你还没改名字呢。’他很尊敬我的做法。”

接下来几个月的调查揭示了笼罩着科恩拜伦高中的校园欺凌氛围。“除非你很合群，而且擅长体育，否则你在学校里就没有地位，”汤姆说。“所以迪伦肯定憋了一肚子气。要想避免科恩拜伦惨案，就必须解除他的心结，可是他的心结就是科恩拜伦本身。他与埃里克并没有开枪打我们，也没有在超市或者加油站里开枪；他们在学校里开了枪。科恩拜伦高中的社交结构很不公平，而迪伦对此无能为力。学校里的世界让一个敏感的孩子积攒了满腔怒火，踏上了复仇的死路。”

克莱伯德夫妇一直都不知道迪伦在学校里遭受了极大的侮辱，尽管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并不是能够轻易被别人推来搡去的孩子。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衬衣上沾满了番茄酱。苏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自己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一天，而且不想再说了。迪伦死后过了几个月，苏得知有一回迪伦与埃里克在学校里被一群孩子推来搡去，喷了一身番茄酱，这些孩子还骂他们两个是基佬。“那一天我明明看见了他身上的污渍，可是却没有及时帮助他。如今一想起来我的心就要疼死了，”她说。科恩拜伦惨案过去几周后，汤姆来到警察局提取迪伦的汽车。一位警官告诉她，“有一天我儿子从那所学校回来，他们在礼堂里把他的头发点着了，他的头皮全都烧伤了。我当时就想把那座学校拆成平地，可是他却说我无论做什么都只能是火上浇油。”

惨案过去几年后，警方将迪伦的日记本交还给了克莱伯德夫妇，他们两个都不知道这个本子的存在。“迪伦的文字里充满了‘我比你们更聪明’之类的内容，”苏说。“他看不起那些对他不好的人。他觉得自己十全十美，这种自大的态度也在枪击案当中体现了出来。在高中的最后两年里他越来越内向隐秘，但是这种事很常见。人们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与埃里克是两个可怜的小孩，他们之所以计划杀人是因为他们非常孤僻。这种说法完全是错的。他有时候很开朗，有时候很羞涩，他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很喜欢他。我听说别人都以为我儿子不合群的时候就像我听说他开枪杀人的时候一样惊讶。他很关心别人。”汤姆喃喃说道，“至少看起来如此。”

“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你的孩子生来就是杀人狂，你完全无能为力，要么他是个好人，可是有些事情把他惹急了。我实在不知道哪种可能更糟糕，”苏说。“悲剧发生之后，我们两个也成了被别人排斥的人。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我的儿子遭到边缘化是怎样的感受。他让我们体验到了他的现实：下九流，人人避之不及，面对仇恨却无法自卫。”克莱伯德夫妇的律师负责筛选他们的邮件，以免他们看到过于不堪的内容。“或许有三百封信说的都是‘我很佩服你’，‘我为你祈祷’，可是只要我看到一封表达仇恨的信件，一切就都毁了，”苏说道。“贬损你的人们远比所有的爱都更有分量。”

就像迪伦一样，汤姆在上学的时候也很羞涩。他觉得这种相似性让他能够本能地理解迪伦。他与迪伦感同身受，但是并不认同他的行径。苏则看到了多种负面因素的可怕汇流，包括抑郁症，令人怒火满腔的学校环境，以及有严重问题的朋友的坏影响。“迪伦有些害怕埃里克，有些想要保护他，也有些受他操纵。他之所以做出这种恶行，是因为他陷入了某种我不理解的心态。但是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他原本就是这样的人。没错，他作出了有意识的选择，犯下了这样的滔天大罪。可是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呢？他心里有些东西碎了。害死其他孩子的社会病态也害死了我的孩子。”

令我惊讶的是，克莱伯德夫妇至今没有搬家，依然居住在这个曾经为他们带来无尽伤痛的城镇里。“就算我们真的搬了家并且改了名字，也一定会被媒体挖出来，”苏说。“在我遇到的每一个人眼里我都会成为‘那个凶手的母亲’。至少在这里我身边都是曾经因为我是谁而喜欢过我的人，以及曾经因为迪伦是谁而喜欢过他的人，我需要他们——尤其是后一类人。”汤姆说得更直白：“我们要是搬走，他们就赢了。有些人想要把我们按在地上压扁，坚决不搬家就是我们的反抗方式。”我试探着问他们，在惨案发生之后继续爱迪伦是不是更困难了，苏答道：“根本不是。爱是最简单的部分，难道部分在于理解他，在于应对失去他的痛苦，在于面对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可是爱他——不，对我来说这一点也不难。”

当我与克莱伯德夫妇交谈的时候，总觉得苏像是二战后的德国，汤姆则像是二战后的日本。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心头压着沉甸甸的负疚感；汤姆则简短地承认之前发生的一切很糟糕，然后就不管不顾地继续向前走。“你还能做什么呢？”他问我。“他肯定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他肯定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他已经不在了。我很抱歉我儿子给其他人造成了这么多痛苦，但是我们遭受的痛苦也并不比其他人少啊。我们不仅失去了儿子，还要眼看着他的记忆遭到唾骂。”就像日本一样，汤姆也十分强调外在原因，但是外在原因毕竟不能解释一切。“我总是想象埃里克这样告诉他：‘你要是不动手，我就杀了你还有你爸妈，’”汤姆后来说道。“但是就算这样，迪伦毕竟还是自愿参与了行凶，这一点他是躲不开的。”苏相信，假如谋杀父母是枪击计划的关键因素，那么迪伦肯定能顶住埃里克的压力而不至于下手。她想过迪伦在事发前是否遭受了什么创伤，甚至还考虑过他是否遭到过强奸，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她的想法。苏看过了自从迪伦上中学以来留下的各种文字。“他的文笔很很有思想，很深刻，也很压抑。大部分内容讲的都是他如何暗恋别人，对方却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惨案之前三个月，他说过他想死，‘我兴许会和埃里克一起搞一场NBK。’”后来苏得知NBK是“天生杀手”的缩写。“换句话说直到一月份他还没有打定主意。他只是想死。但是为什么要把学校炸了呢？有一个周一早晨，我坐进车里就开始想迪伦，然后就一路哭着来到了班上。我会在心里与他对话，或者我也会自顾自地唱歌。你绝不能疏远自己的伤心情感。”

这么重大的事情会彻底打乱一个人的现实感。“以前我觉得我看人看得很准，”苏说。“这件事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们给孩子们读童话故事，告诉他们世上有好人与坏人。以后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以后我会说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好事，也都有能力犯错误。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必须好坏两面一起爱。”苏的公司所在的写字楼里有一间假释办公室，因此她经常需要与假释人员一起乘坐电梯。以前她总会害怕这些人，觉得自己与他们隔了一层。科恩拜伦惨案之后她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这些人就像我儿子一样。他们也只不过是出于各种原因做出了糟糕的选择，被甩进了绝望的环境里。每当我听到关于恐怖分子的新闻时都会想，‘这是谁家的孩子啊。’科恩拜伦比起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让我觉得我与全人类是一体的。”

克莱伯德夫妇也收到过其他青少年的来信，这些孩子们将迪伦奉为偶像，还有些女生爱上了他。“他有他自己的粉丝团，”汤姆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挂着讥讽的假笑。意料之外的善意总能让夫妻二人心头一暖。在几年前的一场自杀干预座谈会上，有人来到苏的面前单膝跪地说道：“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多么敬佩你。我简直不敢相信你遭到了怎样的对待。每天我拿起报纸都以为上面会刊登暴民袭击你家的新闻。”还曾经有陌生人在街头拥抱过她。但是正常生活依然可望不可即。最近有一次苏去超市购物，收银员看到了她的驾照上的姓名。“然后她就问，‘你也姓克莱伯德……你认识他吗？’我说，‘他是我儿子。’她立刻接了一句：‘都是魔鬼干的好事。’我只能说‘您先帮我把菜装好吧。’当我离开超市的时候，她还在我身后大喊大叫，说她一直都在为我祈祷。这种事简直要把我累垮了。”

在我第一次见到汤姆与苏之前，有朋友问我是否害怕克莱伯德一家，就好像他们家里的邪恶氛围会侵染我一样。事实证明，真正令人难以认可的事情其实是他们家的正常表现。迪伦的一位朋友表示他曾经采用情景喜剧《留给比弗家》里的主角夫妻姓名将克莱伯德夫妇称作沃德先生与朱恩夫人，因为他们家的氛围太温馨了，也太安稳了，根本不可能发生什么出格的事情。他们两个让我看了他们家的相册与家庭录像。迪伦参加毕业舞会之前的一段录像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仅仅是惨案发生三天之前的事情。他就像典型的青春期少年那样有点气鼓鼓的，但是同样也很可爱。他看上去像个好孩子。只看这段录像，我根本想不到他正站在疯狂杀戮的边缘。他的长发扎成了整洁的马尾辫。他正在调整租来的晚礼服，并且抱怨袖子太短。他的女伴正在整理胸前的插花。“爸，你乱拍什么呀？”他说道。然后他就忍不住笑了出来。“算了，反正以后有一天我也要看录像，到时候我肯定不清楚现在我在想什么。”这番话很有技巧地掩饰了他当下的情绪，因为他流露出了自己在未来的感受：将来有一天，未来的他将会想起自己如何穿戴整齐，挽着一位美丽的姑娘赶赴平生最盛大的一场派对。可是在录像结尾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蹦出来一句：“我绝对不生孩子，孩子只会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然后这团突如其来的怒火立刻就同样突然地消散了。

自从4月20日的血案之后，直到同年10月克莱伯德夫妇都不知道案件细节。他们只知道迪伦在枪击现场并且自杀了。“我们心里一直牢牢抓着一点念想，总觉得他其实没杀人，”苏说。然后警方公布了结案报告。“于是我们又从头伤心了一遍，因为这一回我再不能否认现实了。报告里谈到了他究竟杀死了哪几个人，还附有一张学校地图，上面布满了小小的尸体。”然后克莱伯德夫妇又看到了迪兰与埃里克有意留下的“地下室录像”。这段录像当中的迪伦与毕业舞会录像当中的那个少年简直判若两人，从头到脚渗透了仇恨，充满了自我膨胀的怒火。 “观看这些录像就像经历原本的事件一样苦不堪言，”苏回忆道。 “我们之前用来自我保护的信念全都被粉碎了。我们家里从来不说种族仇恨言论，我有犹太血统，而这段录像里却充满了反犹主义的咒骂。他们两个把所有类似‘黑鬼’与‘包皮佬’这样的侮辱言辞全都说了一遍。我终于看到了我毕生辛劳的最终产品：我生养了一头怪物。一切我拒绝相信的事情全都是真的。迪伦是大屠杀的有意参与者而不是被迫的从犯。大屠杀并不是一时冲动。他购买与制造了大量武器，只为了尽可能多地杀人害命。他的每一枪都瞄准了别人的要害。我第一次理解了别人眼中的迪伦是什么样子。当我看到他如此蔑视世界的时候，我简直要恨我的儿子了。我简直想要毁掉这批录像，因为它们保存了迪伦犯下的最扭曲最害人的错误。从那以后，无论认识他的人们会怎样美好地回忆他，无论他们为他说了多少好话，这些录像都会永久性地堵住他们的嘴。对我来说，这批录像留下了一片令人窒息的虚空。” 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祸匣底部藏着希望一样，在这些录像的结尾也有一段略显善意的时刻。当埃里克提到他们的父母的时候，迪伦说道：“我父母对我很好，我不想把他们牵扯进来。”

假如你与汤姆和苏谈起迪伦犯案之前的回忆，他们的言语多少会流露出一丝轻松。“迪伦太了不起了，”汤姆这样回忆儿子的幼年时期。“她特别有主见，而且好奇心特别旺盛。”每年迪伦过生日的时候，汤姆都会带他去爬山，每次都会带上迪伦最喜欢喝的胡椒博士汽水与考拉布偶。惨案过后，克莱伯德夫妇花了整整三年才彻底清空了迪伦的卧室，将其重新装修成为了客房。我在采访期间就睡在这个房间里。苏说，“他曾经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几乎十全十美。他让我们觉得自己是特别成功的父母，因为他总是很听话。迪伦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井井有条，而且办事能力也很强。” 三岁的时候迪伦就能数到一百一十，还能用冰箱门上的磁力贴纸拼接各种等式。他提前一年上了小学，成绩名列前茅，还被神童教育项目招录了进去。“小时候他喜欢把五六套拼图掺在一起玩，觉得这样更带劲。他喜欢迷宫，喜欢字谜，喜欢与汤姆下棋。他简直人见人爱。”说到这里，苏在我面前转开了目光，过了半晌才低声说，“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在外人面前夸过我儿子了。”后来他又说，“他是个可塑性很强的人。你只要跟他讲道理，‘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你应当这样做’，那么你几乎总能劝说他改变主意。作为父母，我曾经以为这是他的优点。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或许是他身上最糟糕的缺陷。”

在惨案发生之前一年，迪伦有过一次闯祸的经历，暗示了他身上或许有些不对头的地方。这一年春天，迪伦希望自己能在朋友扎克家里过夜。可是扎克更改了计划，于是迪伦趁机与埃里克一起开车出去兜风。他们原本打算驱车前往郊外放焰火，途中他们路过一个停车场，发现里面停着一辆面包车，前座上放着摄影机。于是他们找来石头砸碎车窗，偷走了摄影机，然后回到自己的车里开灯检查赃物。一名警察碰巧路过，走过来查看情况，结果还没等他多问几句迪伦就立刻承认自己偷了东西。两个孩子都被带回了警察局。“家里的电话响了，”苏回忆道，“是警察局打来的——到那时为止，那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夜。”夫妻二人来到警察局，发现迪伦与埃里克戴着手铐。警方将两个孩子交还给父母管教，并且将他们纳入了分流计划的帮教范围，该项计划让少年犯进行社区服务，接受教育指导，并且要求他们对事主进行赔偿，从而避免让他们留下案底。事后想来，苏觉得这种宽大处理其实是命运的残忍捉弄。假如他们两个坐了牢，就会被分开，也会脱离令他们感到地位卑下的学校。

直到第二天早上全家人才从警察局回到家里。苏简直气坏了，根本不能与迪伦讲话。第二天汤姆与迪伦出门散步，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儿子居然对于被捕愤恨不已。“他的表现就像没事人一样，他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正当，”汤姆说，“他根本不认为整件事情违反道德。”苏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态度。分流计划的谈话记录同样表明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我说，‘迪伦，你跟我好好说说，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不道德的事情来呢？’他说，‘我又没害人。那些东西都是公司财产，公司都买了保险的。’我说，‘迪伦，你吓着我了！’他说，‘我也吓了一跳啊，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反正我们一下子就做出来了。’”苏认为这件事的元凶是青春期冲动，并且让他承诺再也不会做出类似的事情。“他说，‘我保证。可是我也很害怕，因为就算这一次我在动手之前也没想到自己能真能干出来。’我说，‘现在你不就想到了吗？’”

苏曾经问过分流计划的工作人员，想知道迪伦究竟需不需要心理辅导。他们让迪伦接受了标准心理测验，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迪伦具有自杀、杀人或者抑郁倾向。“假如现在你让我面向一个礼堂的父母发言，我会说，‘永远不要信任你们看到的东西，’”苏说。他是个好孩子吗？他爱思考吗？在他死前不久我出门散步，走之前我告诉他，‘如果下雨的话就过来接我’，他也的确来了。他很乐意为你效劳，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听众。现在我才意识到这只是因为他不爱说话，而且他心里有所隐瞒。他与埃里克一起在一家披萨店里工作。科恩拜伦惨案之前的几个礼拜，埃里克心爱的狗病了，似乎挺不过去了。于是迪兰就顶了埃里克的班，一个人做两份工。好让埃里克有时间陪他的狗。”

在迪伦与埃里克留下的文字当中，埃里克看起来有杀人的倾向，他的怒火都指向外界。迪伦看起来则是有自杀倾向，他的精力助长了自我贬低与自我批判。简直就好像迪伦迁就了埃里克的杀人动机，埃里克也迁就了迪伦的自杀动机。在文字的结尾，迪伦开始计算自己还剩下多少小时可活。“他怎么能把一切藏得这么严实呢？”苏喃喃自语地说道，“他心里这么苦，我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呢？”

我问克莱伯德夫妇，如果迪伦此刻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想问他什么问题。汤姆说，“我肯定要问他，‘你他妈的究竟在想什么？你他妈的以为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苏盯着地板足有一分钟，然后才静静的开口说道，“我会求他原谅我。我虽然是他的母亲，却从来不知道他都经历了什么，从来没能帮助他，从来没能成为让他可以倾诉心曲的人。”后来她又说，“我做过一千个关于迪兰的梦。梦里我和他说话，想让他告诉我他的感受。我梦见将他送到了床上，我脱下他的衬衣，这才发现他身上布满了刀伤。他很痛苦，我却没看见。他的刀伤都被衣服掩盖了。”

有些受害者的家人针对克莱伯德夫妇发动了诉讼。惨案过去四年之后，他们在这些父母面前进行了宣誓作证。照理说宣誓作证的内容应当保密，可是到了第二天，丹佛市的当地报纸却主张全世界都有权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在我们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们依然相信这都是我们的错。‘你们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们怎么能不知道呢？’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就是不知道啊。同一个问题究竟要我回答几遍才算完呢？我们要是真的知道，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怎么可能不告诉别人呢？”

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压力之后，苏被诊断患上了乳腺癌。“我不相信生命能量之类的说法，但是你要是想想这么多心碎，这么多失败的养育，还有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这些因素肯定没起好作用。不过患病之后我终于有机会遇到了一些因为自杀失去孩子的母亲。我们的互助组里有六名女性，其中有算上我有三个人患有乳腺癌。我曾经开玩笑说这里的场面对我来说简直有些滑稽。在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乳腺癌简直有些平淡了。”科恩拜伦的旋风过去两年之后，苏曾经觉得自己想死，但是现在她拥有了新的使命感。“我心想，‘等一下，我还不能死，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我要让人们都知道迪伦是谁，他究竟是什么人。’我遇到了一位母亲，她最近刚刚因为自杀失去了一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则进了监狱。我对她说，”你现在可能还不理解或者不相信这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一头扎进这一切，你将会得到启迪。这并不是你会主动选择的道路，但是这条路的确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更坚强的人。”

科恩拜伦惨案之后，苏遇到了一位客户。这位女性是盲人，只有一只手，刚刚失去工作，家务事也是一团糟。“她对我说，‘我的人生或许也有些问题，但就算用全世界来交换我也不想成为你。’这话让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残疾人服务，我经常想，‘感谢上帝我还能看见，感谢上帝我还能走路，感谢上帝我还能自己挠头皮以及自己吃饭。’有趣的是，我们全都要通过相互比较来让自己觉得好过一些。”

苏认为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我很幸运，因为迪伦没有向我们两个动手，他对我们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将他自己从我们身边夺走了。科恩拜伦之后我觉得迪伦杀死了上帝，因为任何上帝都不可能与这种事情有关系，因此上帝肯定不存在。当你的世界里的一切都消失之后，当你的整个信仰体系，你的自我概念，你对自己的信念，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家庭全都消失之后，自然会有一个试图重建的过程：我究竟是谁呢？是否真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呢？公司里的一位女性最近问我周末过得怎么样。枪击案周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我说我感觉不太好，并且我告诉了她原因。她说，‘哦对了，我忘了这里面还有你的事呢。’我拥抱了她，说道，‘这是这些年来别人对我说过的最暖心的话了。’”但是苏并没有忘记。“不久前我在火车上与一位乘客谈得很投机。然后我就感到他要提问‘你有几个孩子啊？’我必须提前堵住这个问题，否则我就要告诉他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都是迪伦的母亲。”

我告诉克莱伯德夫妇，与我在本章当中采访的某些其他人相比，他们对于自己处境的叙述可谓清晰至极。汤姆苦笑着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开诚布公，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已经死了，他的故事已经写完了，我们再也不能指望他改过自新了。假如知道了结尾，讲故事肯定容易得多。”第一次见到克莱伯德夫妇之后又过了几年，有一次苏对我说：“很久以前我们差一点就在加州买了房子。但是我们的报价被回绝了，然后利特顿的房子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们一开始的报价很低，所以当报价得到接受时都很兴奋。当时我们心想，加州的房子没能得手多么幸运啊。我曾经希望我从没有孩子，从没结婚。假如汤姆与我没有在俄亥俄州相识，迪伦就不会出生，这桩惨案也就不会发生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产生了另外的感受。就我个人来说，我很高兴我生了孩子，我也很高兴我拥有了我所拥有过的孩子。因为我对他们的爱尽管伴随着如此痛苦的代价，依然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喜乐。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痛苦只是我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别人的痛苦，但是我已经接受了我自己的痛苦。人生中充满了苦难，这就是我的苦难。我知道，假如迪伦从未出生，这个世界肯定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我也相信我并不会因此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对于绝大多数水平身份来说，集体无辜都是核心问题。“残疾子女自身无罪，不应遭受惩罚与谴责”这一论点确实很能拨动心弦。在本章当中我们遇到了确实有罪的子女，在有些案例当中还遇到了行止乖谬的父母。许过此类家庭都遭到了边缘化与粗暴对待，在情感与经济层面遭到了孤立、压制与挫折。我遇到了很多想要帮助子女却苦于缺乏有效知识或者手段的父母。就像残疾子女的父母一样，他们也无法获取看似理应获得的社会服务。一味抨击指斥这些父母只会加剧我们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否认这些家庭的生存现实不仅会损害我们的人性，还会危及我们的人身安全。

与本书当中的其他境遇相比，犯罪看上去尤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诚然，任何人都不能仅凭意志力摆脱唐氏症，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成功地摆脱了罪行累累的过去。不过这些人一般中是需要来自外界的极大支持。预防犯罪的相关研究已经孵化了一系列有效解决方案，但我们却忽视了其中绝大部分，一笔勾销了一大批社会人的存在。将近四分之三的青少年犯罪体系工作人员相信确实存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应对青少年犯罪问题，但是只有3%到6%的人们认为青少年法庭起到了正面作用。我们将少年犯视为贱民，对于他们缺乏同情心，以至于妨碍了他们得到成功改造。常见的偏见认为治疗式干预对于犯人过与软弱，除此之外拒绝提供此类改造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些手段没有效果且耗资不菲。但是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监禁一名未成年人的成本大约是每年两万到六万五千美元。改造项目较多的监狱暴力活动总会相对较少。这一点确实有助于削减成本，但是改造项目的最主要经济效益还是在于控制累犯。一起犯罪会引发巨额连锁成本，包括财产损失，审判成本，人身伤害造成的医保成本，以及惊恐的受害人承担的心理创伤。全国成瘾与药物滥用中心主管约瑟夫.卡利法诺认为，“改造与问责并非互不相容的目标，而是相辅相成的手段。”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心理学教授威廉.R.沙迪什曾经分析过一百六十三份青少年犯罪的研究报告。根据他的分析，家庭干预是最有效的方法。另一份研究分析总结道：“家庭与父母干预可以显著减少少年犯在监狱与拘留中心等机构当中驻留的时间。”就像自闭症或者唐氏症一样，针对青少年犯罪的干预也是越早越好。2001年美国外科医生总会关于青少年暴力的报告指出，通过产前家访向怀孕母亲教授育儿技巧有助于降低青少年犯罪。当然，要是想让此类项目发挥最大效力，还需要采取后续跟进措施。有研究人员将改造项目比作口腔保健而不是注射疫苗——经常清洁才能保持牙齿健康，而小时候接种一次疫苗就能终生奏效。

缺乏耐心的社会希望改造项目能够更加有的放矢，因此绝大多数家庭改造项目直到有犯罪风险的孩子年纪较大之后才会到位，而且仅仅针对已知少年犯的家庭。这些项目一般都采用字母缩写：BPT, FFT, MST, SFT, BSFT, MFGI, FAST, FET, TFC。绝大多数项目的基础都是认知/表现模型；父母要学会始终如一、公平以及情感开放，子女则要学会辨识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愤怒以及提升交流能力。子女与父母会共同改进解决冲突的技巧。有些改造项目还会应对实际问题，例如帮助全家人获得充分的居住条件以及衣食供给。还有些项目会让刚刚离开少管所的子女暂时居住在寄养家庭里，并且让亲生父母观察子女在寄养家庭的表现，以此作为子女重返家庭的第一步。

耶鲁大学家教中心的阿兰.卡兹丁及其团队一直主张采用不借助暴力或者恐惧的训诫手段。通过调整家庭矫正体系，可以让年轻人远离国家矫正体系。有研究主张行为-沟通改造法能加累犯率下降一半。另一项针对缓刑少年犯的研究显示，对照组的重新犯罪几率是参与家庭治疗的孩子的近十倍。还有研究表明，在监狱里接受过家庭治疗的少年犯的累犯几率是60%，相比之下未曾接受过家庭治疗的少年犯的累犯几率高达93%，致使他们此前受到的改造几乎全都成了无用功。假如高风险儿童的家庭没有接受早期疗法，在么儿童在十八岁以前因为暴力犯罪而被捕的概率就会上升70%。上述统计数据至今仍未能显著影响我们应对青少年犯罪的方式。目前美国少管所当中只有十分之一采用了家庭疗法，其中又只有四分之一一贯采用此类措施。儿童犯下的暴行令我们怒火万丈，但是我们却一次又一次选择了报复的快感而不是预防的效力。

大致说来，基本家庭干预的费用大约是每家人两千到三万美元。高范围佩里学前项目（HighScope Perry Preschool Project）显示，对于每一位高风险的新母亲来说，每一美元的改造项目费用都能节省七美元的司法成本——这个数字还没有考虑非犯罪人口的正面经济贡献。加州的三振出局法每预防一起严重犯罪的成本是一万六千美元，假释每预防一起严重犯罪的成本是一万四千美元，而父母培训项目每预防一起严重犯罪的成本仅仅是六千三百五十一美元。相对廉价的毕业激励法鼓励孩子们留在学校里，从而受到了极佳的预防犯罪效果。佩里学前项目认为，未能及时干预子女年龄低于五岁的高风险低收入家庭使得美国每年要支付四千亿美元。但是尽管预防犯罪的开销或许能在未来十年极大地削减监狱开支，人们依旧很难依靠此类等效性来申请单项预算，尤其是因为财政预算往往要在一届政府任期内收到实效。

任何关于此类改造措施的套路都免不了道德质疑。假如我们用治疗来应对暴力犯罪，那么我们究竟传递了怎样的态度呢？假如我们缩短了服刑时间，原本应当关起来的人们会不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呢？三振出局法的用意是将加州成人犯罪率降低25%——根据来源不同的统计数据，这个目标或许已经达成，或许尚未达成，不过任何犯罪预防或者治疗项目都从未达到过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三振出局法的成本昂贵得一塌糊涂，将加州政府拖到了破产的边缘。诚然，我们不能拆毁公检法或者单凭一腔善意来对抗犯罪，以毒攻毒往往是必要之举。不过与此同时，还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治疗项目能够增强惩戒性司法体系的效力。一味推崇治疗而放弃监狱体系是疯狂之举，但是丝毫不采取治疗手段的监狱体系——这正是美国大部分地区的现状——起码也同样懒惰。

有些人无法认识人类行为冲动的多样性，他们因为自己从不会做出某些特定行为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尽管这只是因为此类行为对于他们原本就毫无吸引力。这些人身上总会滋生出一种特殊的傲慢态度。对于性侵者厌恶至极的人们得意洋洋地自夸道自己从未对小孩子动过歪脑筋，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从不觉得儿童有性吸引力而已。天生讨厌抽烟喝酒的人们将瘾君子视为人渣，就像天生胃口小的人们一口一个“死胖子”一样不厚道。一百年前我会因为同性恋取向而锒铛入狱，能够生活在一个允许我公开忠于自我的时代是我的幸运。假如我不得不否认我的内心渴望，那么我的人生经历肯定不同于不必否认内心渴望的异性恋。与罪犯相处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确实自控能力低下、意志软弱或者愚笨暴戾，但是还有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内心冲动的驱遣。有些人时时刻刻都因为偷东西的渴望而备受煎熬，以至于仅仅管住双手就彰显了极大的勇气。他们无法根除心魔，只能与其竭力缠斗。反之，对于天然厌恶盗窃的人们来说，遵纪守法只是常事。双方尽管行为一致，但是努力与付出的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

罪犯的家庭经常要在看似截然相反的两种心态之间苦苦挣扎：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子女作出了破坏行径，另一方面还不得不继续爱他。有些父母放弃了对于子女的爱，也有些父母对于子女的恶行视而不见。为了避免这两种极端，人们经常会引用“热爱罪人，痛恨罪恶”的理念，但是罪人与罪恶原其实很难一刀两断。爱罪人就意味着爱身负罪恶的人。有些人看到了心爱之人身上的黑暗，也承认这份黑暗的存在，但是他们的爱却得到了强化而非削弱。他们的爱是最为真实的爱，就算面前的景象一片惨淡，他们也能用鹰隼一般的锐利目光看到远方的希望。我见过一户家庭，他们遭受的悲剧使得他们比其他人更加深切地拥抱了上述矛盾。这户家庭的母亲所具有的爱不仅无限深厚，而且充满了对于遭受损害之人的了解。她的爱就像考狄利娅对父亲李尔王的爱一样黑暗、真实、包容而又自我贬抑。

在我采访过的所有群体当中，少年犯的陈述尤其混乱矛盾，前后不一。他们不信任也不喜欢成年白人男性权威形象，他们这种膝跳反射式的掩饰态度也是将他们送进监狱的部分原因。不过话说得再深一点，他们自己其实也很糊涂，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陈述完全基于自身所在的环境。

监狱浓缩了人类的情绪，因为监狱禁止了大量正常的人类行为，从犯人手中剥夺了大量的日常选择：吃什么、几点吃、什么时候洗澡等等。假如你不在街头自卫，不必从一场犯罪赶赴下一场犯罪，不能借助毒品来摒弃整个世界，那么你就不得不陷入反思当中。在这种惩戒状态下，犯人的心中只剩下了爱与恨，重逢与复仇，容不下其他余地。他们整天琢磨如何报复将他们送进监狱的人：我采访过的犯人尽管未必一定会将自身罪行推诿到别人身上，但是却全都指责别人害得自己进了监狱。他们同样渴望别人向他们伸出援手：例如丈夫或者妻子，男女朋友，子女父母。来自这些人的相对未受玷污的爱成为了无辜时光的珍贵纪念品。

克里什纳遭受的伤害远比他向别人施加的伤害更真实。但是我也遇到过其他类型的孩子，他们成为罪犯的原因是为了给先前的难忍负疚感添加一点分量。我在家教学校里结交了一位泰道.维尔基，他在六岁与担任幼儿园教师的母亲打了一架。然后他告诉幼儿园医务室的护士自己遭到母亲的虐待，并且在社工面前重复了这套说辞。她从没虐待过他，他只是希望给母亲找点麻烦而已。泰道与她的妹妹都被永久性地送进了寄养体系，他的母亲一连五年被禁止担任教职。他的整个人受笼罩在了这件事的阴影里。

在另一所监狱服刑的米特.艾柏特描述了自己八岁那年的一段经历。当时母亲经常独自出门，让他照看妹妹，并且告诫他听到敲门声无论如何不要开门。有一天敲门声持续不绝，他终于忍不住打开了屋门。原来敲门的人是警察，他们收到邻居的投诉说有户人家将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因此过来查看。然后米特的母亲就被剥夺了监护权，而他与妹妹则一直在寄养家庭之间颠簸。就像吉卜林的《吉姆老爷》一样，米特也遭到了一次错误的纠缠。他觉得自己毁掉了母亲与妹妹的生活，一直感到五内俱焚。他后来犯下的贩毒罪与袭击罪其实是满足了他的自我惩罚需求。关于犯罪的传说是犯罪源自父母对于子女的伤害，但是犯罪留下的遗产却是子女对于父母的伤害。此类过犯导致的痛苦往往会涂黑遮蔽其他一切愧疚感。

爱不仅是一种本能，也是一项技能。家教学校提供的治疗性改造项目通过集体谈话、日记与书信提供了促使犯人反躬自省的结构与势头。此外子女被关进家教学校也为父母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对于有些人来说，与无规可循的日常世界相比，监狱其实是更适合表达情感的场所，因为监狱规定了情感表达的范围与界限。你只需要在探视日前来，一直呆到探视结束为止，带来两双新球鞋，并且将孩子的男女朋友当成家人看待。这些显而易见的具体行为并不需要维持特定情绪就能做到，而许多性情暴躁情绪多变的人都很难维持情绪不变。有些人难以时刻维持心态与行为的一致性，不过每周维持一次倒是还能勉力为之。坚实的信任——“我父母说他们会在探视日来看我，他们也真来了”——对于很多少年犯来说简直是破天荒头一回的体验。在有些案例当中，一旦子女出狱，父母的支持就会烟消云散。不过在另一些案例当中，此类服务则为父母提供了由浅入深的辅助训练。等到子女刑满释放之日，父母也养成了全新的信心与技能，做好了独立履行父母职责的准备。

在理想情况下，少年犯重返家庭的过程也映射着他或她面临的重返社会进程。我第一次参加亨内平县社区矫正部家庭访问日的时候与两名处境看似相同的男孩交谈过。他们两个年龄相仿，刑期相近，出狱时间也相差不远。但是我很快就得知，一个孩子的父母每到开庭的时候都会驱车两个小时参加庭审，家庭辅导与探视也是一次不落。他的母亲早在他出狱之前就为他联系了一家包工队，打算让他从事建筑工作。另一个男孩则半心半意地与他这位朋友的家人坐在一起，因为他自己的中产阶级高知父母从来没来过，尽管他们家距离这里只有两英里路程。这两个孩子出狱之后的道路肯定会天差地别。

我曾经访问过英格兰北部纽卡斯尔郊外的卡斯亭顿最高安全等级监狱。与家教学校相比，这里的作风更传统，物质条件也更简陋。在明尼苏达州，管教人员总会告诫犯人，他们没有非得与我交谈不可的义务。在卡斯亭顿，监狱方面处理犯人的时候从来不避讳我，甚至还允许我旁观了对于新入狱犯人的搜身检查。弗兰克.巴克兰的入狱理由是用刀划破了表妹的男朋友的脸。“我在监狱里已经把自己的暴力冲动控制得不错了，”他说。他是一名模范犯人。“但是等我像其他人一样出去以后，喝上两杯酒，见过几个姑娘以后，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控制得住了。”他在谈论自己的未来性格的时候就好像他对此根本无可奈何一样。“我们只能等着看了，”他的母亲同样无助地对我说。家教学校始终教导年轻人们要积极思考计划出狱后的生活。相比之下，我在卡斯亭顿从没见过一个知道出狱之后打算干什么的犯人。

身陷监狱反思未来或许只是幻想。但是任何特定幻想的可信程度与希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犯人出狱之后改弦易辙重新做人的能力。克里什纳在牛排晚餐餐桌上津津乐道地向我宣扬帮派生活的好处，卡琳娜则在男友遇害之后化悲痛为力量，一鼓作气拿下了同等学力考试。前者预示着黯淡的未来，后者则预示着光明的未来。家教学校提供了一套渐进式改造项目，服刑人员会在支持服务的帮助下逐渐返回外部世界，而不是一下子就被推回去。泰瑞.巴赫表示，“很多父母已经习惯了向我打电话求助。假如孩子出狱之后的情况不太顺利，他们总会找我商量。”卡琳娜出狱后一直与她最喜欢的管教人员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向她请教人生问题。向管教关系当中注入人性与人情会带来极大的收益。

多受纷扰的孩子往往喜欢自毁。剑桥大学犯罪心理学系教授大卫.P.法灵顿注意到，因为未成年犯罪而遭到刑罚的男孩喝啤酒喝的更多，更容易喝醉，更喜欢吸毒；他们第一次抽烟的时间更早，也更喜欢赌博；他们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更小，更喜欢乱交，更不喜欢使用避孕措施。许多此类行为都与自控能力低下有关，但往往也是自尊心低下甚至自我憎恨的表现。

社会批评家朱迪斯.哈里斯提出，与社会大背景相比，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决定性影响要弱一些。与成年人不同，青少年犯罪以团伙作案为主，只有不到5%的少年犯是单独作案。这种团伙作案性质往往也决定了犯罪模式，部分原因在于青少年都急于融入集体并且为他人留下印象。少年犯罪的可能性还与以下因素有关：毒品与枪支普及程度，贫困程度，邻里关系以及社区人口密度。目前的女性青少年犯罪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尽管只占到全部被捕少年犯的1/4左右。少女与少年相比往往更容易因为创伤经历而犯罪。根据某项研究显示，75%遭到美国法庭判处的少年犯罪女性都遭受过性侵犯。2009年在美国大约有七十三万一千余名帮派成员，归属于超过两万八千个帮派，其中几乎有一半人未成年。

克里什纳.米拉多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强悍，留着平头短发。即便是监狱的囚服穿在他身上也像时装一样好看，他的英语口音很重，有时难以理解。他经常想不出合适的单词，于是就问我，“这话你用英语怎么说？”克里什纳生在洛杉矶南部，从小就被拉丁裔母亲抛弃了，他从不知道母亲姓甚名谁。他的父亲劳尔独自养大了他。克里什纳出生时，他父亲只有十八岁，是苏拉诺13帮派的成员，帮派成员也是克里什纳唯一熟悉的家人。克里什纳十一岁那年，他父亲被遣返回了危地马拉，但是克里斯那留在洛杉矶，与一群又一群帮派成员厮混在一起。他的一位表兄重伤之后死在了他的怀里，“我简直吓坏了，因为死的人也可能就是我，”他说。劳尔让他赶紧离开洛杉矶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投靠一位欠过他的人情的女性。当我见到克里什纳的时候，他自称在这位女性的家里已经居住了四年，他从来不知道这位女性欠他父亲什么情，他也不想知道。

我在家教学校第一次见到克里什纳之后过了一个礼拜，又遇到了一位非常美丽的爱尔兰裔美籍女性，年纪大概四十岁出头，自称名叫卡萝尔。她对我说，“我的儿子克里什纳希望参加你的研究项目。”然后克里什纳也走进了会面室。“妈，你给他签个名就行了。”此时他的英语一点口音都没有。我愣愣地站在了原地。卡萝尔看上去与克里什纳很像。她告诉我她非常为克里什纳担心。我说他的童年似乎在洛杉矶过得很不顺利，她看着我的表情就好像我有些不着调一样。“克里什纳从小就是在杜鲁斯长大的啊，”她说。后来克里什纳坚称他父亲说他生在洛杉矶郊外的南门，那里是一片拉美裔平民窟。但是当我在几年后见到劳尔并且与他对质的时候，他只是笑笑不说话。

克里什纳是我所采访过的最能服人且最大言不惭的撒谎专家。他的谎言往往非常愤怒，之前将母亲从自己的出身故事当中彻底挖掉的说辞就是个好例子。当我第二天与他交谈的时候他说，“要是她说她是我妈的话，那兴许她就是吧。”克里什纳的父母之间抱有互不相让的憎恶，以至于单凭任何一方的说辞都无法还原真相。两人都希望我憎恨另一个人，但是我却喜欢他们家所有人。“这事太复杂了，安德鲁，”卡萝尔在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说道，“我就怕你死活都写不清楚我们家的事。”

卡萝尔.麦罗伊与劳尔.米拉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识，两人见面的契机是阿南达玛迦教团，这一教团有时被人称作邪教，有时被人称作灵修运动，有时又被称作苦修会。教团宣扬大同友爱，但是也遭受过武器走私的指控。阿南达玛迦的信条之一名为“革命婚姻”——该信条原本是针对印度种姓体系的抗议，鼓励各行各业出身不同的人相互婚配，从而打破关于阶级与国籍的资本主义观念。劳尔当时有签证问题，而卡萝尔原本的婚姻也失败了。劳尔提出只要卡萝尔愿意嫁给自己，他就愿意为卡萝尔支付离婚费用。“假如你想赢得上师的好感，就必须主动寻求最困难的事情去完成，”卡萝尔回忆道。“我当时对未来看得不很清楚，事实上我总会慢上一两步，于是可怜的克里什纳就这样出生了。”

卡萝尔的第一段婚姻留下了两个孩子，一家人一起住在杜鲁斯。卡萝尔有一家糕饼店，她与劳尔一起在店里工作。最终她将自己的买卖交给了阿南达玛迦。克里什纳五岁的时候，劳尔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危地马拉。九个月以后，卡萝尔的两个孩子受不了当地的环境，回到美国与父亲同住。至于卡萝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选择了意识形态而不是爱。”此后她再也没能与这两个孩子真正建立联系。她“在泥坑里摸爬滚打了五年”才学会危地马拉的语言与当地文化。根据她的说法，在这段时间里“劳尔变得特别大男子主义，他大概一直都很大男子主义，但是在杜鲁斯我们住的是我的家，在我的商店干活，所以不太容易发现这一点。”她告诉劳尔，除非他跟她一起返回美国，否则她就要离婚。她很确定自己一定能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劳尔则宣称她曾经表示她愿意舍弃孩子独身回国，孩子们也听到了她的话。为了不让孩子们收到遗弃，他同意试着在明尼苏达重新开始。

当时克里什纳十岁，他的妹妹阿苏卡八岁；他的弟弟，生在危地马拉的巴索只有四岁。卡萝尔与劳尔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公立学校体系找到了教育拉美裔儿童的工作，并且接受了婚姻咨询。“那段时间孩子们真的很幸福，”她回忆道。克里什纳九岁的时候，“我会坐在他床边的地板上为他读书，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们读《堂吉诃德》，我们读诗歌，我们读故事，我们读历史。我们的关系曾经那么密切，他现在都不记得了。”

回到美国之后过了九个月，卡萝尔有一天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空无一人，劳尔带着全部三个孩子回到了危地马拉。“我还以为劳尔想和我一起努力，”卡萝尔伤心地说道，“如果我们真的走不到一起，到时候总还可以离婚，梳理一下过去，大家做朋友也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个胆小鬼。”尽管卡萝尔对劳尔满腹怨气，但她同样也对克里什纳感到生气，因为他当时的年龄已经可以自主选择了。克里什纳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母亲宁肯将自己留在危地马拉也要返回美国的举动，卡萝尔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儿子抛下她不管离开美国的举动。在我们相识的最初两年里，克里什纳一直坚称自己根本不记得童年的事情。当我将他的说辞转述给劳尔的时候，他反来复去就是一句话：“孩子们都很生卡萝尔的气。”

卡萝尔通过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向劳尔提起了绑架指控。她本人也来到危地马拉试图解决问题。“我的访问总会在劳尔的律师办公室的一间上锁房间里进行，办公室大楼门前总有两个端着机关枪的警卫，我以为他们想打死我。而且孩子们都被洗脑了。”最终卡萝尔在美国与危地马拉都赢得了监护权，劳尔则因为绑架罪的罪名遭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逮捕。“我们原本打算向劳尔的父母提交相关文件，当我们走进家门的时候，孩子们的床铺依然是热的，人却不在了。米拉多一家又把我的孩子拐走了。”她绝望地离开了危地马拉。两周以后，劳尔的父母花钱疏通了关系，使他得到了释放。

卡萝尔与劳尔的分离在她看来非常有必要，但是代价则是她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儿女。“我自由了，但是我也丧失了一切。劳尔想要惩罚我，因为我试图离开阿南达玛迦，试图在小学里工作，试图相信我自己。”多年以后，克里什纳给我写信说，“我知道我的父亲爱我，尽管他从来都不说；我也知道我的母亲不爱我，尽管她总是说个没完。自从我母亲生下我以来，我父亲就再没谈过女朋友。他说他没时间，但是我知道那是因为她伤透了他的心。”

卡萝尔设法让孩子的照片印上了用来搜寻失踪儿童的牛奶盒，此时克里什纳的爷爷奶奶将克里什纳与几位表兄弟一起在洛杉矶藏匿了几乎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加入了苏拉诺帮派。他告诉我，入伙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偷车。然后他们给了他一把乌兹冲锋枪和满装的弹匣，要求他开车去“收拾几个对头”。“我开车回来的时候一颗子弹都没剩下。当我感到肾上腺素在心里砰砰撞的时候，我心想：‘没错，我就该干这个，我就好这一口。’”

九个月之后，劳尔将克里什纳叫回了危地马拉。一年以后克里什纳十三岁了，他又回到明尼阿波里斯探望卡萝尔。“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说，“我只知道那时是圣诞节，也是许愿的时候。于是我就邀请了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这一次克里什纳在卡萝尔家里呆了两周，之后卡萝尔又找到了以前她在阿南达玛迦教团里的熟人出面说和，让克里什纳与阿苏卡来到美国过复活节。当兄妹二人来到明尼苏达之后，她就告诉他们不能再回去了。“她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她爱我们，”克里什纳说，“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恨我爸，她的动机就是复仇。”克里什纳很愤恨自己的母亲，但他也确实喜欢美国，并不想回到危地马拉。阿苏卡则非常难过，非常想回家。劳尔气坏了，但是他不能进入美国，因为在美国有针对他的逮捕令，所以他请求一位朋友将阿苏卡接了回来。

真到了大逃亡的当天，阿苏卡与卡萝尔的男朋友一起呆在家里。她给父亲打电话并且压低声音说她没办法脱身。于是劳尔要求克里什纳引诱卡萝尔的男朋友离开家门。两个人前脚刚走，阿苏卡立刻就冲出了家门。“我帮助我的妹妹非法离开了美国，”克里什纳说。“这事说来也怪，因为一般人都想非法进入美国。”卡萝尔痛不欲生，但是她同时也很欣慰，因为克里什纳愿意留下。可是在克里什纳看来，自己的举动无非是为了报复。“她太想要儿子了，我倒要让她看看养儿子有多困难，”他这样对我解释道。“我要给她的生活好好找点麻烦。”卡萝尔一直是个素食者，但是自从这件事以后她就开始与克里什纳一起吃鸡肉了。说到这里她暂停下来，绝望地摊开双手，“为了建立情感联系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但是他既不愿也不能分享他的感情。克里什纳永远不会真正的与别人交心。他装了一脑袋垃圾，一脑袋教条，一脑袋危地马拉。”

这段两边都充满了愤怒与沮丧的扭曲母子关系在某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转变。当时十五岁的克里什纳去买大麻。“我们走过布鲁明顿与雷克街，这时一辆红色的林肯轿车停在我们面前，车里的人开始冲我们开枪。”枪击之后，警方询问了所有在场的人，但是特别拘留了克里什纳，为的是调查上个月一位三十九岁黑人的谋杀案。“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是打算吓唬我，”他接着说道。“黑人帮派只会和黑人帮派开战，墨西哥帮派只会跟墨西哥帮派开战，我们都喜欢杀自己人。所以这件事肯定不是我干的。”

但是警方很快就针对克里什纳提起了诉讼。当卡萝尔得知她的儿子将会在成人体系中受审的时候，立刻组织朋友写请愿信进行抗议，庭审期间她的朋友们坐满了法庭。她向法官解释说克里什纳此前遭到过绑架与心理创伤。于是这期谋杀案在亨内平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留在了青少年犯罪体系当中。克里什纳面对着一场艰难的战斗。“我的律师说，‘他们给咱们的开价是主动认罪换十五年徒刑。’咱们？去你妈的吧！难不成你坐七年半我坐七年半吗？我一口咬死了，‘我才不为我没干过的事情认罪呢。’”克里什纳非常坚决，案件最终遭到了撤销，这时他在监狱里已经呆了七个半月。

“他们放他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想，‘这回他总算要走上正轨了，’”卡萝尔说。“但是他很快就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这一次克里什纳同意母亲对事态的看法。“坐进监狱之后我就在想，‘所有人都去死吧，’”他对我说。家里的进展也并不顺利，只要有人扎着蓝色方巾——苏拉诺帮派的标志——走进家门，卡萝尔就会立刻把他们赶出去。克里什纳说，“我觉得当妈就要当到底。就算我一辈子坐监狱，她也不能不管我。我这是在试探她。”卡萝尔则反唇相讥，“克里什纳说他想待在明尼苏达，好让我的生活苦不堪言，所以他才要加入帮派，他想看看我是否真正爱他。我不觉得他计划好了这一切。帮派与邪教完全是一回事，都是等级森严规矩严密的小团体，致力于毫无意义的死板结构并且愿意为之去死。他正在重新创建自己痛恨的童年。”

针对克里什纳的谋杀起诉被撤销之后两个月，他坐了一个月的牢，罪名是携带枪支。又过了几个月，他因为违反假释条例被捕，十六岁那年被送进了县家教学校服刑一年，我就是在这里遇到了他。克里什纳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怀孕了——其实并没有——然后又补充道，“我不想让卡萝尔看到我的孩子，我不需要她跟我说什么‘带孩子的第一年多么珍贵。’”他的孩子根本不存在，他的母亲也尚且没有对这个不存在的孩子说过一句话，但是克里什纳依然因为母亲可能会说的话而感到愤怒。不久后克里什纳又说，“我总是在想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万一像我可怎么办，那肯定是我的错。一想到这种事儿我就要哭了，我真的想哭，我的眼睛都酸了，可是我流不出眼泪。”显然愤怒阻塞了他所有其他情绪。

“如果他是那种穿黑衣服、染蓝头发、扎耳朵眼儿的孩子，那我还应付得了，”卡萝尔说。“就算是纹身也不是大事，只要不是帮派纹身就好。就算他是同性恋也无所谓。可我永远受不了暴力。我觉得这就是他选择这种生活的原因。他们罩着他，他们凭什么非得罩着他不可呢？就没有别人罩着他吗？我靠医疗保险罩着我自己。帮派令他感到骄傲的一点在于他能吩咐别人做事情。他总是拿着手机用西班牙语呼喊各种命令。我对他说，‘我也总要对别人发号施令，因为我是一年级老师，你就没想过要换个生活吗？’”但是卡萝尔也承认她对于克里什纳现在的处境要承担部分责任。“你认识的是我现在的我，我知道你喜欢我，”她伤心地说，“但是相信我，当年的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那时候你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喜欢我。”此外她还认为具有一部分白人血统对于儿子来说太难应付了。“他很害怕成为他自己。一名跨种族的孩子很难理直气壮地说，‘我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我就是我自己。’”克里什纳在一封信里写道，“要是能告诉你我是谁就好了，尽管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语言、文化、相貌与做派让别人把我当成了‘西佬’。但是我的拉美裔兄弟总会嘲笑我，排斥我，不肯完全接受我，因为我是个‘杂种’。”

克里什纳很喜欢给别人讲解帮派生活的内幕。“加州的墨西哥帮派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有一天晚上他这样告诉我。“我倒不是看不起黑人帮派，但是我们的帮派更讲究忠诚与荣誉。帮派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犯罪组织，而是逐渐堕落到了这一步。你看看安然公司的那帮人，他们居然偷老人的退休金。我自己或者我的弟兄们绝不会干这种事，这是规矩。不能冲老头老太太下手，那也太丢人了。”当我在三年后见到劳尔的时候，我发现克里什纳的态度应和着他父亲的坚定道德教导。我在本章当中采访的绝大多数孩子在刚开始见到我的时候都会说正确的英语，等到他们在我面前放松下来之后就会改口说方言。克里什纳恰恰相反，我们刚见面时他说着一口残破的帮派黑话，充满了各种脏字。可是等到他放松下来之后，他的英语语法就一点错误也没有了。他的帮派模式是否只是用来遮掩敏感天性的防御机制呢？还是说他其实强悍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很会用表面上的温和来操纵别人呢？就算是克里什那本人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在刑期的最后一个月，克里什纳每天都会出去打工，到了晚上也可以在负责任成年人的陪同下离开家教学校外出活动。我申请担任了他的陪同人员并且带他出去吃晚饭。我们在家教学校里彻夜长谈的时候，他总会谈论他多么想上大学。此时正在狼吞虎咽消灭牛里脊肉的他却是另一番态度，一心一意想得都是帮派的事。“他们是我的人，”他说。“我不能牺牲我的忠诚，就为了能住在卡萝尔家里。”我告诉他之前我采访过卡琳娜.洛佩兹，他笑了出来。“你知道她那个男朋友死了是吧？那是我家兄弟干的。”他拍着胸脯说道。“出事那天我在医务室里看见她了。她都快哭死了，我都快笑得不行了。”卡琳娜后来向我证实了这件事：“他与这起谋杀并没有任何关系，但他肯定很享受这一切。”

我对他说，我很难将一个充满梦想、几周之前还在和我玩拼字游戏的男孩与现在的他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我的不同部分，”他说。“我的辅导员曾经给我布置作业，让我研究一下精神变态是什么意思。我读道了精神变态的二十项特征之后就不敢再往下读了，因为真的吓着我了。我热爱我的憎恨，我的憎恨如此强大，而且非常纯粹而真实。而且我还有些憎恨爱，我感觉爱总是假的，只会让人失望。所有人都说他们爱我，可他们只想控制我。我爱的是恨，我恨的是爱，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也是个精神变态呢？我觉得我并不邪恶，我真希望我并不邪恶。”

三天之后，克里什纳去打工之后没有回到家教学校。在刑期只剩下最后两个礼拜的时候逃跑实在是太可笑了。他原本可以带着干净的记录离开，可是现在却成了逃犯。三个月之后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南部被捕，又被送回了家教学校，我见到他之后表达了些许惊讶，因为他居然躲在了一个所有警察都认识他的地方。“我两次去长途车站购买去洛杉矶的车票，但是我在这里玩得太开心了，”他说。他抱怨卡萝尔不愿意让她搬回家住，“我妈让我失望了吗？我觉得一开始她就没让我抱有多少指望。”卡罗很伤心，“他没有上过延迟满足这一课，”她对我说。“我真希望你能代替我来担任他的母亲。”

克里什纳的行为模式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好预测的循环。只要他身陷囹圄，就会拥有乐观与希望。一旦他脱离监禁，这些特质就会烟消云散。现在他希望留在帮派生活当中，但却不想犯罪。他的计划就是撰写剧本并且由帮派成员表演。他要将帮派成员的匕首锤炼成笔尖，让他们的枪支产生价值。他向我描述了一部剧本的情节之后突然沉思起来。“我就是喜欢闹腾，对我来说这只是比较容易的出路而已。只要闹腾起来，我就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如果我想积极行动的话，我就不知道我该站在哪里了——而且我也并不知道自己愿意有多大决心来采取积极行动。”

此前我已经听到了太多关于他的父亲的内容，因此想亲眼看一看劳尔究竟是克里什纳口中温和的智者，还是卡萝尔口中操纵人心的变态。第一次见到克里什纳之后又过了三年，他终于彻底恢复了自由，并且计划去危地马拉探亲。我向他父亲提议也想去看看。劳尔回信写道，“我们随时欢迎你来做客。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安排旅社。能让你住在我们家里是我们的荣幸，这样我们就能聊个痛快了。”

劳尔是一个非常热情礼貌的人，很容易就能与别人打成一片。他个头不高，一头卷发非常密实。他看上去简直有些亚裔的特征。与铁塔一般的儿子相比，他的身材显得矮小很多。父子二人在机场迎接了我。我将行李扔进了他们开来的老旧旅行车的车厢里，然后我们就前往了克里什纳的爷爷奶奶家。我被安顿在了为来访孙辈们预留的客房里，房间的梳妆台上很不搭调地摆着一台圣诞老人造型的灯具，一个特大号的土豆头先生玩具，还有一幅教皇的肖像。

劳尔告诉我，他与卡萝尔曾经真心相爱过。“在我们结婚之前我说，‘我绝不接受导致离婚的婚姻，尤其是在有孩子的情况下。’但她还是离开了，而且还想把孩子们带走。她没有挣到这个权利，也不会妥当地办事。”那天晚上我们聊到了深夜，劳尔反复谈到了道德问题。“我并不认为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代表着真实的克里什纳，”他说。“真实的克里什纳是那个五年前来到美国的好孩子，他心中善良的一面肯定会压倒其余部分。但是这一点究竟能不能赶在他遭受终身监禁或者死于枪战之前发生，那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又说，“我能理解有人情愿去死，或者情愿终生坐牢。但是我不能理解情愿为了某个帮派做到这一步。克里什纳需要一项事业。”话说至此，劳尔突然异常坦诚地瞪着我，“你能帮他找到一项值得付出的事业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来到了一家阿南达玛迦教团开设的学校，校址位于一处名叫拉里莫纳达的穷困街区。学生年龄从三岁到六岁不等，学校一共有两间教室，分上下两层，屋顶搭着一大块白铁皮。劳尔与克里什纳受到了学生们的歌舞欢迎。克里什纳有些尴尬地接受了学生们的致敬。老师问克里什纳能不能给孩子们上英语课，他说他的纹身和帮派造型会让他在这片区域惹上麻烦——这个理由显然让他的父亲很不高兴。然后克里什纳说他想一个人活动活动，于是劳尔和我把他留在了学校里，我们两个则开车来到了郊区的一处小公寓，见到了十几位来自各个国家的阿南达玛迦信徒。我们在灰色的坐垫上一起进行了冥想，然后一边分享小扁豆一边谈论善恶问题。

那天晚上，逞强的克里什纳带着我来到了这座城市的帮派盘踞地区，并且将我介绍给了当地的苏拉诺帮派成员。在场的每个人都带着枪，身上都有帮派纹身。谈话期间我还听到房间外面传来了枪声。然而屋子里的气氛却像是在大学校园里与兄弟会成员座谈一样亲切。我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说苏拉诺帮派既让人感到如此危险又让人感到如此安全。帮派本身就是一种水平身份。犯罪在克里什纳的人生当中起到的功能相当于耳聋或者侏儒症在本书检视的其他人生当中起到的功能，或者同性恋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起到的功能。我记得克里什纳在信中说他没办法告诉我他究竟是谁，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母亲认为这种认知混乱的根源在于他身兼两种种族。但是这种混乱同样也反映了其他许多辩证问题，例如他究竟是母亲的儿子还是父亲的儿子，究竟是美国人还是危地马拉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问题数目如此之多，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在这片丑陋的区域，在这间丑陋的房间里，他完全清楚他自己究竟是谁，因此他才能彻底放松下来。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放松的样子。

当初刚刚踏进聋人世界的时候我曾经大吃一惊。但是来自帮派世界的诱惑则更加奇怪。可是从内部检视一番之后，我发现帮派生活其实非常宜人。我并不觉得此刻我与苏拉诺帮派成员的会面比起当天早上我与阿南达玛迦信徒坐而论道并且分食小扁豆的会面更加舒服自在，但我同样也并不觉得此刻的会面更不舒服更不自在。我知道房间里的很多人都杀过人，但是他们对我很友好，因为他们要给克里什纳卖一个面子，而他显然也非常希望别人能卖他一个面子。房间里的热诚氛围让人感觉非常纯正，如同怀抱一般温暖。我一度曾经认为在危地马拉的贫民窟里与帮派份子厮混能让我看到克里什纳身上最强悍的部分，可是我却在这里看到了他身上最脆弱最动情的一面。犯罪是一种身份，而且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有组织暴力活动一样——例如橄榄球、战争与套利交易——能够极大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非常厌恶暴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源自暴力亲密关系的能够将原本毫无瓜葛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我也承认，绘制世界地图的征服旅程同样起源于年轻男性的忠诚与攻击性。

我在危地马拉的最后一天，劳尔安排克里什纳的爷爷开车送我去机场。“嗨，”克里什纳说，“你想让我也去送你吗？”然后他有些英勇地拿起我的皮箱塞进了车里。在路上我们两个谈起了危地马拉的诗歌，我跟他念诵了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定居巴西之后创作的诗句，这些诗句贴切地描述了南北美洲之间的错位。我念诵了几句我最喜欢的诗行，他立刻借来一支笔将这些诗句抄了下来。我原本以为他把我送到机场就要回去了。可是到了机场之后，克里什纳又一次从我手中抢过行李箱，并且陪我走了进去。他为我挑选了一条特别好的登机队列——他说特别好的意思就是这条队列尽头的查票员姑娘特别漂亮。他一直等到我办完登机手续，又将我护送到了安全区。我走进安全区之后转过身来，看见他正在向我挥手。“谢谢啦！”他喊道。“谢什么呀？”我问道。“谢谢你能来，谢谢你做过的一切，我会想你的，哥们。”说到这里他突然咳嗽起来，然后就有些尴尬地匆匆离去了。他那几乎有些孤寂的背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在那短暂的闪光一刻，我终于看到了劳尔与卡萝尔都描述过的好孩子克里什纳。

后来克里斯那又搬回了明尼阿波利斯与母亲同住。接下来我得知他中了枪，一度生命垂危。他丢掉了一个肾和一部分膀胱，他的肝脏撕裂了，他的肺塌陷了，而且还遭受了“灾难性的”大出血。出院以后卡萝尔让他另外找地方住，“如果他们打算彻底解决他，”她不带感情地说道，“我可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我家里。”从那以后他几乎一直在逃亡，他的手机号经常变化。不过尽管我打不通他的手机，却总还能与他保持联系，因为他总要回到母亲家里洗衣服熨衣服。五个月之后，卡萝尔还是让他回家了。然后克里什纳挑衅了几位敌对帮派成员，他们随即冲着卡萝尔家开了好几枪。当时阿苏卡也在家里探亲，第二天她就返回了危地马拉。她在留给克里什纳的信中写道。“我原本以为你只需要集中精神走正路。现在我觉得你只是在慢性自杀而已，我可不想参与进来。”卡萝尔说，“这样一来我再次失去了两个孩子。”

又过了一个月，克里什纳因为袭击罪被判处十六个月监禁，这次他被送进了正规监狱。我去探监的时候，他为以前跟我扯过的谎话表示了歉意。此时帮派生活已经辜负了他，因为一位参与作案的苏拉诺帮派成员指证了他。“你要是不理解帮派的意义，那就不该入伙。我们是有规矩的，我们是有纪律的，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我质问道，要是循规蹈矩这么有吸引力，他干脆直接遵守美国政府设立的规矩不就得了吗？他只是笑笑不说话。克里什纳每周都会给卡萝尔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人家允许他，”卡萝尔说。“我以前一直特别傻，一直以为他那些改过向善的言论真有意义。我问他，‘你在剧本里写到的那些乐观主义都到哪里去了？’他说，‘那些只是空话。’那么现实究竟是什么呢？只要能让我知道现实是什么，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算现实很丑陋，特别特别丑陋，我也能接受，只要能让我看到现实，哪怕只是几分钟也足够了，这就是我的梦想。”她难过地看着我说，“安德鲁，我对你的了解都比我对儿子的了解更深。”

克里什纳这一次出狱之后接受了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并且将自己的成绩寄送给了好几家大学，其中他的首选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是在他的申请得到处理之前，他陪同四名帮派成员开车兜风，结果卷入了与维托斯诺克斯帮派的火并，导致一名对方成员中枪而死。这次他受到了协同帮派成员犯罪的指控，并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服刑地点是警戒等级最高的明尼苏达静水监狱。

要不是克里什纳太害怕尝试，他原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归宿。他显然足够聪明，可以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躲在满口狂言后面，为得是回避让他害怕的风险。他手中挥舞的枪支只是安全感的寄托，就像花生漫画当中莱纳斯手里的安全毛毯一样，只不过更加花哨而已。即将迎接他的大一学年在梦想的地平线上闪耀。可是对他来说，“现在怎样”这个问题对应着巨大的“原本可能怎样”，正是这一点令他感到心慌气短。找到水平身份可以是人生当中最大的解脱，但也有可能把人压倒。在这个案例当中，比喻意义上的监狱将克里什纳送去了真正的监狱。

静水监狱里一片灰色，不过克里什纳每次走进探访室的时候都非常整洁帅气。尽管如此，他身上的理想主义色调还是黯淡了许多。“我已经不恨卡萝尔了，”有一天下午他对我说。“我曾经以为是她让我软弱无力，但现在我觉得她只是在用她所知道的方式爱我而已。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很软弱，不能决定我在哪里生活。我现在终于意识到，我加入帮派是为了感到强大。结果呢？我又彻底软了下去，被打回了原形——只不过这一回都是我自己干的好事。”

几周后卡萝尔对我说，“他想与受压迫的人一起工作，想与他的同胞打成一片，想为那些被剥夺权利的拉丁裔争夺权利。可是他都做了什么呢？他让他们相互残杀，他把他们送进了监狱。他说那些人是他的人，可是他们要是没有他反而不至于这么惨。”我问她是否觉得自己没有克里什纳也会过得更好，她说：“我的生活里一直都没有他。我根本就不怀念现在的他，但是以前的他——我很肯定我知道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太怀念当年的他了。至于我以为他本来可能会成为的那个人，我也全心全意地怀念那个他。”

除去内在固有的先天倾向之外，有三个风险因素对于罪犯的养成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单亲家庭。目前超过一半的美国儿童会在单亲家庭当中度过一段时间。位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大约是家庭总量的18%，可是却有43%的单亲家庭位于贫困线以下。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辍学，更不容易上大学，更容易吸毒酗酒。他们更容易从事社会地位与收入都比较低的工作。他们的结婚与离婚年龄往往都更年轻，他们自身也更容易成为单亲父母。此外他们还远远更容易成为罪犯。

贾马尔.卡森的母亲布里奇勒在十四岁那年生下了贾马尔的哥哥，一年之后又与另一名男性生下了贾马尔。贾马尔在帮派暴力十分猖獗的芝加哥南城长大，全家人在他十岁那年搬到了明尼苏达。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只有十五岁，不过已经有了三进宫的案底。尽管他的上臂纹着“暴徒”字样，但是他的气质依然有些朴拙，就像一个干了傻事被抓现行的孩子。布里奇勒是一位很美丽的女性，对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当她来观看孩子们的话剧项目时，当场就向看守人员以及其他父母发表了一场演说。在她看来，仅仅因为这些孩子“犯了错误”，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是“你能找到的最有才的孩子，而且理应获得我们能提供给他们的一切”。尽管她做了这样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贾马尔还是向我抱怨说她从来没有参加过自己的庭审现场。

贾马尔承认，他的母亲在他第一次触犯法律的时候比现在更关心他。“我很感激我母亲没跟我玩虚的，我也理解她的出身。她今年只有三十二岁，她自己就像我一样还是个孩子呢。”尽管布里奇勒与四个不同的男人生了四个子女，但她自己看上去确实很孩子气，有些不太清楚身为母亲要承担怎样的责任。“一想到贾马尔要在监狱度过余生，我就觉得多少有些放心了，”她承认道。“这样一来至少会有别人代管他的食宿。他永远照顾不好他自己，这一点我从来都知道。”贾马尔是一位低端毒贩，他很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尽管他的母亲有不同看法。“这份工作太难干了，”贾马尔带着一丝骄傲说道，“你必须担心别人可能要你的命，那个毒虫可能会抢劫你或者开枪打你。总会有人跟你找茬，你必须让他们都知道，‘谁敢惹我我就弄死谁’。这份工作可辛苦了，一周七天不放假，一天二十四小时要连轴转。”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其他职业选择，“我不知道，”他说。“我可能会去写作吧，可能会去做心理辅导，帮助其他像我一样的人，做一份没这么难的工作兴许也不错。”

第二大风险因素经常与第一大因素并行发生，也就是虐待或者忽视。每年大约会有超过三百万美国儿童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依恋心理理论的最早理论家约翰.波尔比描述了遭到虐待与忽视的儿童怎样看待世界。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毫无慰藉，不可预测，他们的反应要么是逃避，要么是对抗”——逃避的表现是抑郁与自怜，对抗的表现则是攻击他人与少年犯罪。这些孩子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是其他孩子的两倍，

华圭贤的母亲在老挝内战时期试图救他的命，她让儿子坐在轮胎上，然后将轮胎推进了湄公河，让他与家中其他亲戚一起逃出了老挝。六岁那年他在美国获得了庇护，十二岁那年他已经成为了威斯康辛郊区亚裔帮派的活跃成员。第二年他与当地社区的一位十八岁姑娘彻夜不归玩了一晚上，因此损害了姑娘的名声，只得通过一场非法婚礼“迎娶”了她。这位姑娘不仅是他的情人，也担任了母亲的角色。她是第一个让他感到亲近的人，但是他对待她的态度却很糟糕，并且抛弃了她与他们的两个孩子，整天花天酒地出去胡混。挨了好几顿打之后，她终于离开了他。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就每况愈下，毒瘾越来越重。为了弄钱，他经营了一群雏妓，用毒品作为她们的嫖资，让她们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这也正是他被捕入狱的罪名。

我采访华圭贤的时候他十五岁。采访期间他一直都在反来复去地表示自己多么后悔如此对待他的妻子，多么想要与孩子们取得联系，“就像一根针越来越深地插进了我的心里，”他说。但是在他的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可以用来指引人生的模榜样，他看上去完全不知所措。他的母亲最近刚刚露面，他们两个人在电话上谈过两次。“我不知道跟她说什么，”他说。他的母亲在谈话的时候哭了出来，认为他大概把自己给忘了。“我没有忘记你，”他说，“我只是不知道有爹有妈应该是什么感觉。”

经常伴随前两个因素的第三大风险因素就是遭受暴力。有研究表明，与那些出身和平的孩子相比，遭受肢体虐待、见证父母间暴力以及在社区内部遭遇暴力的儿童成为暴力罪犯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当然，遭受虐待的子女或许也会携带父母的暴力基因特质。但是将这些子女从家庭当中转移出来几乎没有效果，因为儿童福利体系同样与高犯罪率息息相关。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杰斯.M.麦克唐纳直言不讳地说道：“儿童福利体系就是青少年犯罪司法体系的上家。”

瑞安.诺德斯托姆是一个十三岁的白人男孩。他在家教学校里故作勇猛地告诉我，他总是与法律不对付。“他们逼我吃药，所以我看上去总是这样天真无邪。”我询问他早年的过犯情况。“我九岁那年，”他严肃地说，“就抽了第一根烟，九岁那年抽烟肯定违法。”到了十四岁那年，瑞安用小刀在学校里威胁了一位同学并且遭到了开除。他最早被捕的原因是性侵自己的妹妹，“我每天都下手，从十一岁那年就开始了。但是直到我妈在我十三岁那年报警之前，一直都没有人来抓我。”他刚开始下手的时候他妹妹只有六岁。“我想要什么东西我就去拿，反正她也不能说不，”他说。

尽管接受了心理治疗，但是瑞安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即便是未成年吸烟在恶劣程度上也不能与性虐亲妹妹相提并论。他妹妹因为阴道擦伤而不得不住院治疗。他们的父母很喜欢虐恋色情片，经常在自己卧室里播放，而他们的孩子就在门口走来走去。瑞安八岁那年，他们曾经在瑞安与他们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发生过性行为。瑞安或许的确具有某些使得他将此类混乱经历转化成犯罪的先天特质，但是这些特质无疑遭到了不良成长环境的加剧。

卡琳娜.洛佩兹在一篇麻烦与混乱当中降生到了这个世界。她是艾玛.洛佩兹的第三个孩子，艾玛是一名墨裔美籍未成年母亲，也是一名吸毒者。卡琳娜生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月大的时候被母亲带到了德克萨斯州拉雷多，此时她的父亲早已了无音讯，卡琳娜只知道他叫什么，可是从没见过他。然后艾玛结识了一个刚刚出狱的毒贩子西泽.马林格并且很快就怀孕了，于是他们又来到了圣安东尼奥，在那里她生下了卡琳娜的妹妹安吉拉。只要西泽动手打艾玛，她就会带上四个孩子回到明尼苏达，然后他再赶到明尼苏达将她带回德州。卡琳娜十二岁的时候已经转过了十三所学校，FBI探员是他们家的常客。我第一次见到卡琳娜的时候，西泽正在联邦监狱服刑，刑期是十年。“我很高兴安琪拉有爸爸，”卡琳娜告诉我。“哪怕她要去监狱探望他，这也还是比我强多了。”

西泽进了监狱之后，全家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断了。不过被捕之前西泽确实帮助艾玛戒掉了毒瘾，于是她找了一份侍应生工作，卡琳娜则必须照顾安吉拉，而她很讨厌这份差使。十三岁那年她开始叛逆了。“大多数加入帮派的人都是因为谁都不爱他们。这并不是我的问题，”她说。“我有妈妈，她特别爱我。但我们搬家搬得太频繁了，我觉得我不属于任何地方，而帮派似乎是个选择。”

多年的贫困与纷扰丝毫没能伤害艾玛的坚强个性，她依然保持着咄咄逼人的自信。这么多年来她白天做清洁工，晚上做服务员，为的是攒钱买房子。在她决定信任你之前一定会怀疑你，在她决定喜欢你之前也一定会讨厌你，她待人接物的方式决没有模棱两可的中间余地。艾玛发现卡琳娜加入帮派之后，就打听到了帮派成员的见面地点。等到了预定见面时间，她就闯进了隔壁一所荒废的房屋。“我往屋里看去，一屋子手里拿着枪的丫头片子坐了一圈。于是我走过马路，一边砸门一边喊，‘卡琳娜，马上跟我回家去！’整个帮派都在那里，她们可能杀了我，但是我不管。我绝不让我的孩子加入帮派。”

“我并没有因为我母亲而离开帮派，尽管那一天的景象的确非常奇怪，”卡琳娜说。“帮派对我没有意义，就这样。但是明尼苏达的情况比德州更可悲，那里的帮派分子连车都没有，出门都只能坐公交车，他们甚至买不起毒品。”卡琳娜开始与毒贩子混在一起，这里的毒品供应很充足，很快她就成了吸毒人员。“我一天不断地整整嗨了两年，”她说。她逐渐从单纯的吸毒人员转变成了毒贩的助手，尽管在他们的权力结构当中并没有她的固定位置。

2002年11月22日，卡琳娜与姑妈的男朋友希维尔一起出门取一件马鞍，马鞍里装了四磅可卡因。卡琳娜的名字并不在包裹送货单上，她只是在帮助一名“朋友”而已。希维尔开车上路之后，卡琳娜意识到他们被人跟踪了。“我吸了好多可卡因，我嗨起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害怕。于是我们开上高速公路，我们后面至少有十辆亮着警灯的车。希维尔说，‘我们可能是超速了吧。’我当时就快要疯了，于是我们开始恐慌起来。”他们从高速路口开下来，结果冲进了一条死胡同，“所以这都是注定的，”卡琳娜说。

艾玛出门去找卡琳娜的第一站就是这个“朋友”家，也是包裹的送货地点。警方在那里找到艾玛的时候很自然地将她与贩毒活动联系了起来并且当场逮捕了她，因为警方并不相信一个十五岁大的女孩可以独立完成层次这么高的贩毒活动。艾玛回忆道，“我对警察说，’十年来我一直有工作，一直在交税。我牺牲了一切。我知道如何给孩子提供好生活。你们以为我会为他们惹出这种麻烦来吗？’”她因为自己蒙冤被捕而愤怒，但她主要还是担心自己的女儿。“我想，‘好吧，我的麻烦是我因为自己没干过的事情遭到了逮捕，我希望我能安全脱身。但是卡琳娜因为自己干过的事情遭到了逮捕，她肯定要进监狱了。’”

警方也逮捕了这位“朋友”，他将一切罪责都推到了卡琳娜头上。“我跟他们百分之百说了实话，但是他们不相信我，”卡琳娜说。“他们说，‘你要是不告诉我们你妈妈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你就要坐牢四十五年。’我就说，‘四十五年就四十五年，我妈跟这件事屁大点关系也没有。’”爱玛与卡琳娜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得到公共辩护人的代表，于是通过黄页找了一位律师。为了支付律师的费用，艾玛拖欠了房贷按揭，于是银行把她攒了一辈子钱才付齐首付的房子收回了。

这位律师设法将卡琳娜的案子留在了青少年犯罪司法体系当中；但是假如她违反了假释条例，那就要去州监狱坐牢七年。当她来到家教学校的时候，她母亲的案子还没有开庭。“我根本不关心我自己的事，我妈才真叫我担心呢。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的妹妹可要怎么办啊？她的刑期可是不轻啊，还要坐联邦监狱呢！”

然后在五月的一个雨天，家教学校的一名值班警官让卡琳娜给她母亲打个电话。“我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开庭日期，她在电话里说，‘那个什么，今天我去法院了……’”卡琳娜回忆道，“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她接着说，‘我的案子撤销了。’我当场就哭了出来，也笑了出来。我跪在地上感谢上帝，因为我每天都在为我妈妈的案子祈祷。我妈妈的案子比我的案子要重要一千倍。我被关起来的时候心想，‘也许我再也不能和妈妈一起回家了，’这样的判决我可面对不了，但是现在我简直等不及要赶紧回家。”

家教学校里的其他犯人都能让我感到权威的管束与悲哀的沉重阴影，而卡琳娜的表现却好像她是请我过来玩的，她的笑声在森严的监狱牢房里回荡。她毫不避讳说脏话，说过之后又会诚恳地道歉，并且总会指出当前苦涩处境的滑稽侧面。她接受了家教学校用来戒毒戒瘾的奥德赛康复项目。“我已经是个不一样的人了，老实说。我想我会永远喜欢可卡因与大麻，因为我生来就这样。我会想念它们的，但是我再也不会碰它们了。”对于卡琳娜来说，戒毒的最大挑战在于她需要认识到自己参与贩卖的毒品对购买毒品的人们造成了什么影响。“操，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从我手里买走小药片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些站街的人，不管孩子的人，还有一辈子都被糟蹋掉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卡琳娜的时候，她正在热恋当中。“我的男朋友鲁斯自从我被关起来之后每个礼拜都会给我写信。我每次开庭他都去看我。”卡琳娜在十四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了鲁斯.阿尔伯托.阿那亚，当时他二十一岁。“我知道这样不合法，但是从心理上我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了。”我的下一次探视被安排在几周之后。但是当我来到家教学校的时候，值班警官告诉我卡琳娜不能见我。我还以为她触犯了狱规并且被关了禁闭，但事实上她刚刚遭受了沉重打击。

“10月4号，我获准回家探亲，”她后来告诉我，“鲁斯和我母亲一起来接我回家过礼拜天。我在他手上亲了一下，因为我不能直接爬到后座上和他坐在一起。那天晚上我这样祈祷，‘上帝啊，照顾好他吧。’”第二天早上，卡琳娜去官方考点接受高中同等学力测试，这时她得知鲁斯在他上班的路上中枪身亡了。卡琳娜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双手捂着脸，“他刚刚得到升职，这是他得到升职的第一天，苏拉诺帮派抓住了他。我的男朋友在十五岁那年加入过帮派，可是他早就洗手不干了。”

卡琳娜的教导员很担心她会复吸。但是这场悲剧反而激励了她。“就算为了鲁斯，我也绝不能搞砸我的生活，要不然对他也太不尊重了，”她说道。几周后卡琳娜完成并且通过了她的同等学力测试，当天她也离开了家教学校。她参加了两场面试，得到了两份就业机会。她与鲁斯的家庭走得很近，她的假释官对她的艰苦奋斗作风以及尿检结果很满意，因此在几个月之后同意让卡琳娜跟随他们一起去了墨西哥。警方抓获了据称枪击鲁斯的帮派成员，卡琳娜全程参加了庭审。但是由于证据不足，他们并未遭到起诉。

后来卡琳娜又跳槽到了一家银行，在这里找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她决心要给母亲买房子。要让鲁斯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要多做好事。“我只想要幸福，哪怕我只有一个人。我想要拥有一切物质需求，但我也想获得别人的尊重，我不想只成为那个搞三搞四的卡琳娜。”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个从来没有在学校连续呆过一年的姑娘在银行里获得了升职。她的确承担了一些愚蠢的风险，例如不带驾照就开车上路，但是她始终再没有吸毒酗酒，并且一次也没有耽误过与假释官的会面。离开家教学校一年之后，她又谈了一位男朋友，这个人并不介意她将鲁斯的名字纹在背后。

我与卡琳娜始终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获释五年之后，她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我的女儿今年两岁了，我二十二岁了。今年就像过山车一样刺激，我与她父亲分手了，然后又复合了。我的继父，安吉拉的父亲，坐牢十年之后终于出狱了，七个月之后又被逮捕了。这次他要被判处二十五年监禁，再出来的时候就是六十三岁了。政府真应该多花些钱来改造罪犯，让他们有机会改过自新。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想改好，只要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改。”

犯罪究竟源自先天还是源自后天呢？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就像自闭症与天才的起源一样引人入胜。国家健康研究所的马里贝斯.尚普与同事们在研究中发现，有些具有高度攻击性基因的新生小猴如果交给特别温顺的母猴来抚养，长大后就并不会具有特别显著的攻击性，尽管攻击性基因依旧活跃在它们体内。就人类而言，犯罪表现往往被研究人员与导致特定血清素转运体改变功能的基因反常联系在一起。杜克大学神经科学家阿维夏洛姆.卡斯皮调查了具有此类基因多态性且童年生活并不暴力的人们，发现这些人发展出反社会表现的几率并不比一般人更高。他还研究过具有此类基因多态性并且小时候遭受过殴打的人们，这些人当中大约有85%表现出了反社会行为。因此基因似乎并不会带来犯罪行为，而是会使人们在特定环境下更容易发展出此类行为。家庭环境可以起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有研究总结道，“积极的家庭环境是青少年不至于卷入违法或不健康表现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孩子的家庭关系亲密，这孩子就算感到犯罪的诱惑或许也会主动加以抵制。在一次研究结果总结当中，吉尔.L.罗森鲍姆认为，“父母感情因素远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能更有效地解释青少年犯罪问题。”

有时糟糕的家庭内部动态似乎会伤害一个孩子，事实上却是孩子自己激发了糟糕的动态。单身母亲更容易教导出少年犯罪的子女，很难说原因究竟是因为子女从小没有父亲造成的创伤，还是因为单身母亲本来就是作出糟糕择偶选择与教养选择的女性，又或者是因为这些女性不得不加班工作来养家糊口，而母子间的关系必然受损。

与心态良好的孩子相比，家庭关系不顺的孩子更容易选择具有负面影响的朋辈群体。很难说孩子究竟是受到了朋友的影响还是影响了朋友。经常有母亲告诉我，“吉米只是被坏人带坏了而已。”——然后其他母亲们则会向我抱怨说吉米才是带坏了她们的儿子的坏人。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是，除去少数例外，我遇到的少年犯并不享受犯罪行为本身。他们受困于特定的表现当中，致使他们就像受害人一样悲惨。很多情况下，犯罪给人的感觉就像我在本书当中致力研究的其他“疾病”一样。我们“治愈”过很多不愿被治愈的残疾人，但是在犯罪问题上我们却未能护理许多原本能够康复并且愿意康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