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3015年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吗？ -- 万年看客

自古以来，中国、或者说绝大多数传统社会都同时存在两种文化产品：大众文化和上层高雅文化。贵族高官曲水流觞、投壶赋诗、赏鉴古玩；普通民众逛庙会、看二人转、听相声、赌钱。两者并存几千年。写《全球通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是个外人，但也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割裂：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不应分成儒、佛、道三家，更确切地说，应当分成两个等级。即：普通百姓为一个等级，学者为一个等级。

普通百姓崇拜古代的、佛教的、道教的及其他来源的诸神和自然物。……学者们却只信奉上帝和祖宗，有时也敬奉孔子、佛陀、老子和几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从不信奉其他神灵。……普通百姓相信占星术、历书、释梦、泥土占卜、巫术、骨相学、手相术、招魂术、各式算命、符咒、魔术以及各种迷信；学者们很少相信这些玩艺。普通百姓经常出入各类庙宇和神殿；学者们则回避这些地方，只光顾圣堂、孔庙和词堂，有时也去历史伟人的庙地。无知的人认为宗教仪式是神秘的；学者们认为纯属形式而已。无知的人多是宿命论者，认为祸福均由神灵直接支配；学者们却不相信命运。……无知的人们敬神，主要是为了求神赐福，尤其是为了求神保佑他们的子女平安，保佑他们生活富裕，长命百岁；学者们的崇拜，并不企求神灵恩赐，只是为了表示敬意。】

这两种文化都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产物，按照21世纪的标准谈不上什么高下之分，从后人的角度来说，也没必要分个优劣，只存在批判性继承的问题。不过，既然要取其精华为后人所用，从现在的价值观出发，还是可以对两种传统文化的具体特征做一番分析。

今天是一个大众的时代，平等、普遍参与算是普世价值中不可置疑的部分。在这个时代，一种文化要称得上“伟大”，首先一个条件就是有足够的承载人口，能为相当数量的人口提供认同感和娱乐。门槛高，只能让少数人自得其乐的文化，比如马术和小剧种，就算再精妙、再神奇，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

从这个角度说，古代大众文化比较符合当代社会的娱乐要求，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给最多的人带来精神生活。自宋朝以来，中国平民就习惯在大街上听三国、听孙猴子，而不是去买一本精装的三国志研读。直到今天，普通人打开电视机，首先想看的也不是历史考据，而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种神话和历史夹杂的作品。水浒传片尾的《好汉歌》，旋律和节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传唱数百年的小曲《王大娘钉缸》。可见农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影响之深远。

大众文化之所以传播广泛，首先当然是因为便宜，穷人享受不起太贵的精神生活。但便宜并非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农业社会的大多数平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方圆几十公里的农村、市镇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空间。他能理解、能接受的东西，必须和他简单的阅历相符。鲁迅曾讲过他家乡的故事：

【“人话”之中，又有各种的“人话”：有英人话，有华人话。华人话中又有各种：有“高等华人话”，有“下等华人话”。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之无知的笑话——“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再说下去，就要引起阶级文学的麻烦来了】

这个笑话或许不是真事，但豫剧《关公辞曹》的台词现在已经是网上著名的段子：

【曹孟德骑驴上了八里桥，尊一声关贤弟请你听了：

在许昌俺待你哪点儿不好？顿顿饭四个碟儿两个火烧，

绿豆面拌疙瘩你嫌俗套，灶火里忙坏了你曹大嫂。

摊煎饼调榛椒香油来拌，还给你包了些马齿菜包，

芝麻叶杂面条顿顿都有，又蒸了一锅榆钱菜把蒜汁来浇】

总之，大众文化产品必须要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做有限的发挥，否则就不可能广泛传播。前面说太平天国以“军师”为最权威的官职，另一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基层社区奇缺知识分子，普通儒生也没有搞平民教育的兴趣。只有半巫半医、见多识广的道士（或其他宗教人物）成了极少数能带来外界信息，掌握地理、历史知识（未必正确，但聊胜于无）的人。所以，乡民们相信这种呼风唤雨、料事如神的军师是“干大事”的必备条件。为了迎合普通人的想象，诸葛亮、刘伯温、吴用等形象一步步地被修正，最后变成了今天的儒道佛妖兼修的半神形象。所谓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太贴近生活，意味着对生活中不美好的一面也要照单全收。或者说，农业社会平民贫困的生活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美好可发掘。为了填充内容，博观众一笑，旧时代的大多数平民艺术都充斥着黄色笑话、暴力和恶毒的互相挖苦。“原生态”的二人转、山歌被称为淫词艳曲毫不冤枉。旧日北京天桥卖艺的相声演员，开场之前往往会向围观的妇女预警：“姑奶奶，您别听我们这玩艺，我们不说人话”。事后还要给刚才挖苦的人（比如亲友、残疾人）道歉。任何正规剧场都明令禁止说相声的入内。这种粗俗化反映的是旧时代平民生活的穷困、单调、停滞。只有恶俗化才能维持那一点“艺术”的生存空间。“源于生活”走到极致，是一条令人绝望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