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3015年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吗？ -- 万年看客

客观地说，今人对上海错误的印象也不能仅仅归咎于对文化产品的误读。当时尽管有了现代化的印刷厂，有了大量记录日常生活的文件和摄影，但多数用于传播的文艺作品还是作者刻意设计出来的。即我们看到的小说、电影、摄影、绘画，更多地反应了作者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真实生活的剪影。

70-80年代，著名景区往往在开阔处摆放一两辆轿车，供游客合影用。游客排队等着和汽车合影的场面我见过好多次。如此拍摄的照片会被挂在许多家庭的墙壁上，留给后代做纪念。但显然不能用这些照片体现中国家用轿车的普及率，只能说明当时的游客见过高干和新富阶层的轿车，把轿车当做富裕生活的标志，用照片来表达自己的向往。同样，当年旧上海的文艺创作者，也往往在作品里描绘自己可望不可及的现代化生活。他们描写的角色，往往比自己的实际经济水平要高好几个层次。

比如张恨水写《啼笑因缘》，主角樊家树是在上海租界有豪宅的富家公子，娶的是财政部长的女儿；《金粉世家》的主角则干脆有个内阁总理当爹。只有故事性不强的《春明外史》，主角才是一个中产记者，和作者自己差不多，但主要角色也尽是民国的高官显贵。后来的海派作品，虽然作者往往高调标榜自己在描写平民生活，但一般来说，“平民”的身份最多下探到都市殷实人家，绝不会进入“滚地龙”街区。小说中高官显贵、才子佳人的比例恐怕要百倍、千倍于现实生活。这才是“上海范”和“民国范”的来源。

旧上海蕃瓜弄，距人民广场和外滩均为3公里

现实从来比文艺要残酷的多。熟悉上海掌故的郑逸梅回忆，“海上人士穿西装的，约占十分之四五”。刻薄的鲁迅则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显然穿西装只意味着一颗向往现代社会的心，不一定意味着体面的工作和生活。

许多电视剧里，旧上海的大学生一毕业，往往就是居有别墅（洋房），出有汽车。但实际上，据文物部门统计，上海“老洋房”住宅总共不到3000处；如果摆放到一起，差不多就是边长50栋房子的一个正方形，三四个街区，步行半小时就能绕一圈。交通部门的数据则表明，1949年时，包括货车、电车、摩托车在内，上海总共只有2万辆汽车，其中私人使用的轿车几千辆，今天稍大一点的小区地下车库就能全部装下。这些汽车、洋房，首先要由高官显贵、半个中国的内地土豪及各国洋商分享， 留给“文化人”和职员的轿车能有多少，可想而知。所以大多数年轻职员的梦想只能退而求其次，期望能离开贫民区，在公用厨卫的“公寓”里租一个独立房间。大多数当年的“公寓”在1949年后换了一个土气的名称：“筒子楼”。

那时的上海，作为唯一的现代工商业中心和文化产业中心，的确为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提供了中国最多的机会，和停滞、破败的内地有天壤之别。不过，正因为上海是受过西式教育的青年的唯一“正途”，全国的受教育青年都希望能闯一闯“上海滩”。许文强从燕京大学肄业，第一选择就是去上海混前程，因为放眼整个30年代的中国江湖，只有上海黑社会才用得上本科学历（好吧，这不是历史）。千万个“许文强”拥向上海，结果就是大大压低了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的“白领”薪资。底层职员和“文化人”的收入水平几乎和产业工人不相上下，稳定程度可能还尚有不如。中国的受教育人口越多，上海滩底层知识分子的日子越难过。1909年，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不到1年就升任上校团长，1912年，周作人本科留学回国到浙江省当督学（相当于今天的副局级干部）。而30年代的大学生，往往连份中学教职都谋不到。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可以看郁达夫的半自传体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以译书、投稿为生的主角被生计逼到工人的廉租房，和卷烟厂女工合租陋室，彻底放弃了依靠学识向上爬的打算。闲聊之后，女工大发感慨： “唉！你也是同我一样的么？”。我可以想象这句话是原汁原味从生活中搬来的。否则作者也不会写出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海派文艺由此出现了分裂。徐志摩这样的巨富子弟继续浪漫到死，但更多的读书人不得不正视现实，描写现实，从而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巨大断裂。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富人生活和穷人在空间上近乎完全隔离。鲁迅笔下的乡民和孔乙己，对几十里外的“举人老爷”已经敬如神明，完全想象不出更高层次的权贵会怎样生活。太平天国造反，最高级的官职不是丞相，而是“军师”；最荣耀的封号是“九千岁”，这显然是从街头评书学来的“贵族范”。看来“皇帝用金斧头砍柴”的笑话并没有过分夸大普通人和上层社会的隔膜。

但在新型的现代化都市里，虽然富人有豪宅，穷人住棚户。但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文化上，富人和穷人完全混杂在一起。富豪的汽车、豪宅、游艇没法在穷人面前隐形，报纸副刊则把上层社会的八卦新闻做成了生意。底层知识分子的信息源和社交网更是远超城市贫民。这些读书人最初进入都市的动力是对现代化社会的憧憬，当他们意识到新兴工商阶层的精彩生活不仅仅意味着“现代化”，更意味着“阶级”的时候。海派文化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鸳鸯蝴蝶派到现实主义文学、再到革命文学，海派艺术逐渐左倾化。教育越是进步，文化越是发达，下层知识分子对旧秩序的抵触就越大。有类似都市生活经历的王蒙，晚年虽然高声“反思革命”，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对革命的向往：“我相信衣食无着的读书人都特别容易痛感到吃得饱穿得暖的人是多么庸俗低下……后来我认定这一切都是反动政府造成的”。注意这段话的核心主语是“读书人”。即下层知识分子比普通的民众更容易走向革命道路。14岁的王蒙因此提前入党，随时准备配合解放军攻城。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以阶级斗争立党的共产党会在中国最富裕、最发达的上海建党，并长期将中央设在接近对手统治中心的上海市区。民国年间，共产党骨干多是底层知识分子出身，每新到一地，共产党最擅长也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组织学运、造舆论，开夜校、建识字班——既然下层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组织学运就是给这些读书人政治启蒙，提前向他们展示无产阶级生活的残酷；搞教育则是让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化，让穷人看到联合起来改造世界的可能。两个方案都是试图在落后国家制造有利于左翼思想发展的环境。上海天然地提供这两种环境。共产党自然希望在上海得到发展，借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影响整个中国。

顺便说一句，按电视剧《上海滩》的设定，和主角许文强最相似的真实历史人物就是共产党四大代表、留苏归来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又名何今亮）。两人都是善用手枪的摆酷青年，同样心高气傲，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同样是因参加学运而被迫闯上海滩，同样舍生忘死杀入帮会。除汪寿华外，其他帮会头领要么没受过现代教育，要么成气候的时候已入中老年，要么依附政府或洋人借半官方身份狐假虎威，都和许文强潇洒的江湖形象格格不入。从照片看，汪寿华也是惯戴礼帽的矮个帅哥，神似周润发版许文强。

按剧情，许文强控制上海滩最大的黑社会生意。汪寿华常与帮会大佬交际谈判，得到青帮通字辈名号，让杜月笙自认师侄，似乎地位还要更高一些。从结局来说，许文强死因是政治矛盾，在事业的顶峰被帮会同道暗杀。汪寿华则先与周恩来携手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上海，然后被投靠蒋介石的杜月笙骗入家中，受张啸林等人偷袭而死。汪许二人如果有机会坐下来喝杯茶，免不了惺惺相惜。

青帮大佬兼共产党员汪寿华

上海滩传奇的原型居然是个共产党，这并不是偶然事件。在影视创作中，新一代文艺青年把自己的梦想代入了当年的上海滩传说，设定主角是是一个参与爱国运动的学生。在史实中，以这个身份去混上海滩的人，本来就十有八九会与左翼运动发生关系。而洋学生单枪匹马在血腥的帮会斗争中杀出一个大佬位置，若没有革命工运力量支持，也是绝无可能发生的神话。所以，有工会几十万会员做后盾、有纠察队上千条枪撑腰，26岁的共产党员兼青帮大佬汪寿华来竞争上海滩传奇的青年形象代言人，当然可以说一句：“舍我其谁？”

不过，上海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和知识分子聚集地，更是世界列强在东亚乃至西太平洋的统治据点。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前，本钱弱小的共产党不可能主动去找帝国主义死磕。所以，尽管共产党在上海发展了大批知识分子入党，拉出了一批又一批干部，但直到三大战役完胜，渡江战役打跑了英国军舰，解放军才开始考虑解放上海，并把接管上海当做一个里程碑事件。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说，解放上海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共产党的胜利；从经济角度说，共产党第一次拿到了未被战争破坏过的工业城市。但常被忽视的一点是：解放上海同时也是一个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文化事件。这一点说来话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