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 使用尽量中文

第二，宋代皇帝 成为宋代的皇帝，命中注定是不幸的。贯穿帝国的这一悲剧并不是帝国自身导演的，但帝国的命运始终被这一悲剧左右。唐末的动乱造成帝国边界的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又使传统的边界与边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王国恶梦的开始。中国的地理西高东低，长江、黄河出海口所覆盖的地区，现被称为黄淮海平原。五代和北宋的首都汴京就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的黄河岸边。失去幽云十六州，汴京就失去屏障。辽国的轻骑兵可以两天之内迅速奔袭到汴京城下。由于没有养马基地，宋朝军队基本以步兵为主，无法进行长程奔袭和机动作战。北宋的装备水平，使得宋朝军队的部署只能是从防御角度层层展开：即边境上只能部署大量步兵守卫宋辽及以后宋夏漫长的边界（秦汉时期与匈奴及突厥对峙时是不存在明确边界的），否则，一旦有敌情发生，无法即时投入战斗；在汴京周边部署重兵构筑梯次防御，以防辽国骑兵突破边境长驱直入，直捣京师。历史两次证明，汴京战略地理是多么的不合适，辽国和金国实施了同样的战术，突然包围汴京，结果，后晋的皇帝及皇室，北宋的皇帝及皇室都遭遇同样的命运：被俘。既然这样，为什么五代和北宋仍然选定汴京作为首都呢？这实际上是个两难的选择。根据中科院对中国古代气候研究表明，从公元950-公元1200年，地球进入了一个寒冷周期，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进入长期干旱时期，农业萎缩，民生凋敝。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原有的宫殿和城市建筑基本完全毁坏。当时关中内外，农事荒废，给养皆出江淮。运河枯绝，长期弃用，漕运不通，京师日用无法保障。汴京有汴渠之便，直通江淮，江南丝、米，可保京师官民及军队消费。为此，北宋开国初期，太祖、太宗及群臣曾有一番争执。“帝（宋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陈八难，帝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帝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帝曰：‘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帝不答。王出，帝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太祖本纪）。太宗的“在德不在险”对于内政，固然是至理名言，但用于外交，则过于迂腐。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水源供应，洛阳和西安是无法承载一个百万人的大都市；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都市已不完全是政治中心，同时它还是商业中心等，必须承载大量人口。如果要定都汴京，则必须收回幽云十六州，以此作为京师的屏藩。收复幽云十六州就成了卡在北宋诸帝咽喉中一根鱼刺，吞不下，吐不出。除了太祖是一介武夫之外，宋代皇帝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精通儒家经典，知道自己的使命，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这些皇帝的一生基本上是在现实与理想中煎熬。现代人们都认为宋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朝代，这里有个概念性的误区，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宋代的国家权力是高度集中，但这种集中并不是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是集中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之上。宋代很多问题久议不决，就是因为朝臣的牵制使皇帝难以乾纲独断。中国历史的独裁制度主要发生在明代、清代和本朝的太祖时期。明太祖收回相权，最终导致太监成了国家的决策者；康熙设立上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不管目的如何，最后的结果都是成立自己决策的小圈子，削弱了大臣和朝廷官员的作用。本朝太祖搞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几位小姐组成的内务组倒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和上书房。因此，宋代中央集权提高并不等于皇权的提高。历史使命的压力和现实政治的艰辛，使宋代特别是南宋皇帝出现厌恶政治的心理，他们或者象宋理宗和度宗，逃避现实，纵情享乐；或者象宋高宗、孝宗、光宗那样，提前退休，做个不管事的太上皇。有宋一朝，出了四个太上皇（徽宗可能是引咎辞职），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特别是宋高宗，1162年退位，1187年去世，做了26年的太上皇，活了81岁。需要说明的是，1162年，宋军刚刚打了胜战，国防形势是自南宋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南宋内部的管理也逐渐走入正轨，他这个时候交班，显然不是来自内部压力，只能是他个人的意愿。孝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力主北伐。但符离集大败之后，接受高宗的劝告，直到高宗去世，不言北伐。高宗的离世，主和派失去了政治靠山，孝宗这个时候想主和，也没有太上皇这个最权威的借口。南宋朝廷似乎应该北代中原了，然而这个时候，金国的执政者是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国的国势和孝宗时代的南宋一样，达到顶峰。鉴于金国的军事力量一直拥有较大的优势，北代毫无胜算，况且一旦主动挑衅，最终败北，代价无法估量（晚清政府在这方面给后世的教训很多，无须在此多谈）。1189年，眼看中原收复无望，祖宗基业不能恢复，万念俱灰之下，南宋最有为的皇帝孝宗借口为高宗守孝，把皇位传给了太子，自己也做了太上皇。光宗没有孝宗的能力，但深知帝位的沉重，它承载了儒家的理想和中原祖籍国民的期望。圣明如父皇都不能做到的事，光宗知道自己也无法完成。亿万臣民的殷殷期待，让这位皇帝难以心安。无奈之下，也只有退位。光宗的退位很有戏剧性。史载，光宗惧内，常常不按祖制去问候太上皇，大臣们不乐意，先是谏言，后是威胁，最后是劝退。事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位光宗皇帝，应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皇帝，可以说，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帝王。他实在不想做这个有苦难言的皇帝，为此他不满意他的父亲，他撂下的挑子让他难堪，但作为太子，他又无法回避对于祖宗和臣民的责任。他或许并不厌恶父皇，而是痛恨父皇巧妙地逃避责任。他对父亲确实有怨气，这在以孝道治天下的宋代，似乎令人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最后的结果，是光宗退位。从某种角度看，毋宁说大臣迫光宗退位，倒不如说光宗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自己“名正言顺”地撂了挑子。南宋开始的三个皇帝都先后做了太上皇，这在几千年的专制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后世对这一中国历史唯一的现象，似乎表现得过于麻木，没有透过这些“怪异”现象，窥视出隐藏于帝王内心的良知和痛苦。后世对宋代帝王表达的只是憎恨和蔑视，却无视表面风光无限的帝王，私底下却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尴尬。祖宗基业成就了有宋一代所有帝王的悲剧，也使这些帝王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年仅九岁的少帝蹈海殉国，则将这个悲剧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