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 使用尽量中文

第三，宋高宗与岳飞 在宋以后的历史中，高宗赵构基本上是一个被完全否定的人物。关于高宗的罪过大致可以概括为：诛杀岳飞，屈膝称臣，偏安苟且。以现代的眼光看，屈杀岳飞是高宗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便两人在主战和主和上有严重分歧，甚至矛盾激烈，也不应轻启杀机，何况国家正处强敌入侵之际，国有良将，此社稷之福，“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政见不合，高宗本可罢免岳飞，实在没有必要枉杀大臣。飞本军人。以军功见重，递次选拔，圣眷日隆，声名渐渐盖过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领。岳飞性格严峻，语言切直，位列其下者，多为敬服，位列其上者，多存嫌隙。且好煌言大语（或问：“天下何时太平？”“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张俊尝问用兵之术，飞曰：“仁、信、智、勇、严、阙一不可。” 每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竭矣！”好贤礼士，雅歌投壶，恂恂如儒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注摘自《宋史》岳飞列传），为同僚所忌。名播天下之时，常怀意气。偶有小愤，则请归。“初，飞请解官，未报，乃以本军事务官张宪摄军事。张浚见飞，具道上之眷遇，且责其不俟报弃军而庐墓。飞具表待罪，帝慰遣之。将行，帝谓飞曰：“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续资治通鉴》高宗卷）从建炎年间到绍兴11年，正史记载的高宗同岳飞君臣关系，似乎看不出岳飞此后会有横祸。“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绍兴11岁，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宋史》岳飞列传）以高宗的秉性，断然不会对岳飞痛下杀手，但毕竟岳飞冤死于狱中。有论者认为，高宗之所以杀岳飞，是因为担心岳飞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圣，最终高宗可能会帝位不保。宋徽宗死于1135年，朱仙镇大捷是1140年，而岳飞被害于1141年，因此高宗担心徽宗回来夺其大位之说并不成立。钦宗是亡国之君，高宗是中兴之主，徽钦时代的老臣故旧基本上都不在中枢要职上，文臣武将皆其腹心，即使高宗演一场禅让之戏，钦宗也不敢接这场戏。岳飞是政治与外交斗争的牺牲品，南宋名将并不比其它动乱时代少，但真正令金人忌惮的人不多。在南宋诸多名将中，岳飞长于绝地反击，反守为攻，短促突击，令长于进攻的金兵一时无法适应。而其他将领则长于防御，依据地形地理，以静制动。因此，对金兵能够直接构成战略威胁的主要是岳飞及其统帅下军队。“金都元帅宗弼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续资治通鉴》高宗卷）一般而言，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不道德的。最终决定政治走向的，是参与政治游戏的各方实力消长和相互妥协。对于国际政治而言，谈判是政治较量的主要场所，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及经济手段。谈判的目的很简单：获得战场上不能轻易得到的东西。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服务于政治目的，是政治的一种延伸，但战争不能脱离政治，更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抗战时期，彭帅发动“百团大战”，事后受到长期批判，原因在于从政治角度看，对我党政治政治利益不利（尽管对国家民族有利）。高宗和岳飞的根本分歧就是主和和主战的斗争。主战派要收复河山，解救中原百姓于水火，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主和派认为国事多艰，长期陷入战争，不仅中原收复无望，民生凋敝，民怨沸腾，长此以往，恐怕现有的地盘都保不住。不如先建设，再图恢复。其理甚当，其情甚切。北宋政权的突然崩溃，造成全国大片地区权力真空，东南地区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金兵凭借骑兵机动优势，经常长驱直入，纵兵窃掠。一时游民四起，匪患流行。杨幺、钟相聚众闹事，沿江伪政权林立。江南本是国家财赋重要来源之地，离军事前线不足五百里路程，金兵朝发夕至。宋金对峙时期，金兵有意纵兵抢劫，江南及赣闽北部频繁遭受金兵蹂躏，如果任此下去，久而久之，江南赣闽民穷财尽，国家用什么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如果不迅速恢复秩序，恢复生产和民众的正常生活，一旦流民为寇，烽烟四起，不要说中原恢复，连江南半壁都保不住。当年淮海一战，蒋氏血本无归，只得通电下野，让李宗仁停战求和，也是企图划江而治，再图发展，终被本朝太祖识破，“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怙名学霸王”。况且“二圣蒙尘，举族为质。”进退维谷，举止受制。 “朕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凯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冯河之怒，敌虽逞于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宁甘于屈辱；是以卑辞遣使，屈己通和。仰怀故国之庙祧，至于炻涕；俯见中原之父老，宁不汗颜！”（《续资治通鉴》高宗卷）金人立刘豫、张邦昌等人的伪政权，对控制江淮陕鄂等地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如果从被俘的北宋皇室中选择一个傀儡，在淮海等地另立伪政权，或者待高宗去世后，选送一个经过洗脑效忠金人的北宋皇室南归继承大统，都有可能对南宋朝廷产生致命影响。高宗唯一的儿子去世后，金朝就拟送钦宗之子回南任太子。那么多人质在敌人手上，放在今日，即便是平民，也会是天下瞩目之事。以美国的强大，遭遇伊朗的人质危机，最后还是拿钱私了。在讲究孝道的宋代，父母兄弟，亲朋故旧，在异邦为奴，作为高宗，情何以堪！绍兴11年，高宗派何俦、曹勋入使金国，临行之前，何铸入辞，帝谕铸委典致词，事在必济。又召勋至内殿，谕之曰：“朕北望庭帏，逾十五年，几于无泪可挥。所以频遣使指，又屈己奉币者，皆以此也。窃计天亦默相之。”言已，泪下，左右皆掩泣。帝曰：“汝见金主，以朕意与之言曰：‘惟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且慈亲之在上国，一寻常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诚悦之，彼亦当感动也。”（《续资治通鉴》高宗卷）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高宗屈己求和，于情于理，实有可然之处。如果排除感情因素，理性对待主战与主和的优劣，至少可以认为，主战过于冒险，主和不失为是安全之策。或许有人说，当年岳飞取得朱仙镇大捷，本可以挥师而上，直捣黄龙。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臆测，首先，朱仙镇的战果被不适当的夸大，金兵主力没有被击溃，仍然保持正常的战斗力，飞部损失也不小，其属下第一骁将杨再兴战死小商桥（此战损失飞部三员将领）。其它战线的宋军与金军绞缠在一起，互有胜负。如果任岳飞孤军突进，极有可能被金军包抄分割，聚歼于野的危险。宋无成军的骑兵集团，一旦飞部陷入重围，宋军无法即时驰援，而其它各部金军骑兵倒可以迅速脱离战场，转而围攻飞部。况且，朱仙镇以北，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是金兵野战机动，寻机歼敌的有利战场。从军事角度看，南宋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催促飞部班师，符合军事逻辑。宋军防御体系基本形成，局部战术性的胜利，也使金国朝廷认识到，消灭南宋至少在当时无法完成，缔结和约是现实的选择，况且兀术兵败，削弱了以其为首的主战派在朝廷决策上的影响力。朱仙镇战役的胜利促进了宋金和谈。后人一直批评，高宗胜利之后反而求和，完全是不顾廉耻，投降卖国的可耻行为。事实上，如果没有朱仙镇的胜利，没有其它战线的相持，金国怎么可能会坐下来和南宋谈判（后来的清政府就曾拒绝南明的谈判要求）？战场上如果一直在失败，欲求和必然而不得，1947年的民国政府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金太宗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不仅有志于中原，还有志于天下。从以后的历史史实看，从1127年始，一直到1200年前后，基本上一直是金国占据了战略主动权和战略优势。因此，在1142年，宋金终于签下和约，虽然是不平等的，屈辱的，但应该是现实政治的结果。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应当是可接受的。宋高宗不惜以自己的名节，个人的屈辱，家族的荣誉，换来半壁江山，如果在西方，这是正常的，甚至是被称赞的。但在中国，他却成了民族的罪人。岳飞的被杀无论如何是高宗的罪过，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大臣，既不符合宋朝祖制，也不符合大宋的法律。岳飞的死必有隐情。作为南宋的最著名的主战派人物，在对金国作战屡有战绩，是金国军队最令人头痛的南宋将领，女真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皇太极借刀杀人，除掉劲敌袁崇焕，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南宋诛杀岳飞极可能是宋金结盟的条件之一。这个要求过于不道德，出于羞耻，宋金双方都可能没有记录（南宋是不可能保存这样的东西，或者金国的记录因战乱丢失。联想袁崇焕，如果不是乾隆翻出这一段借刀杀人的故事，汉奸袁崇焕是永远翻不了案的），双方只是心照不宣。当韩世忠责问秦桧时，作为主要谈判者，只能语焉不详地搪塞“莫须有”，问题是，“莫须有”何以谢天下？这个道德与罪孽的黑锅只能由秦桧及高宗背下去。无疑，岳飞是南宋政治与外交的牺牲品，这种推测似乎可以从后期的政治演变中看出一些轨迹。1162年，高宗退位，孝宗即位，上任不到几个月，即恢复岳飞名誉。如果没有得到高宗的首肯，以孝宗的孝心（和当时的政治实力）是不可能作出这种让高宗难堪的决定。诛杀岳飞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给岳飞平反，也是政治形势的需要。经过20年的经济建设，国家的财力得到很大的恢复，军事力量也在增长，加上海陵王南征的失败，金国皇帝易位。南宋朝廷认为北伐的时机已到。高宗决定退位，让一心北伐，收复祖宗基业的孝宗主持北伐大局。给岳飞平反就是在国内营造北伐的政治气氛。当然，朝廷必须有一个替罪羊，所以秦桧只能遗臭万年（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当年本朝高祖曾和老帅们讲，我上了林彪的当，错怪了大家，云云），但议和之策，高宗并没有委过于他人，秦桧死后，绍兴26年，他曾专门颁诏强调“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宋史》高宗本记）。高宗能够在生前，给予岳飞平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胸襟。同样，在与金国的政治斗争中，他也表现出相当高明的政治手腕。为了彻底地根除金朝利用北宋皇族制造分裂和建立傀儡政权，高宗自己导演了一场戏。“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 圣献皇后所谓的异梦是指宋初一个说不清的疑案，大抵是“斧声烛影”，太宗逞太祖病重之际，杀了太祖，篡了大位。于是太祖浑身是血，托梦于圣献皇后等等。这本是皇家一桩丑闻，至今真假仍然争论不休，高宗作为太宗的直系后代，为尊者讳，本不应示丑于中外。但抬出太祖，是政治上的一步妙棋。太祖在宋代的地位，无人可以比肩，况“斧声烛影”之说，民间早有传闻，立太祖之后，极易获得民间的理解、认同，也容易获得大臣的支持，加上有“异梦”的因素，即便有几个太宗系的心腹和死党，也不好再说什么。高宗这一招，使得身陷金国的数百个皇族失去了作为人质要挟南宋的政治价值，也断绝了金人利用这些人质谋取更大利益的图谋。连在《宋论》痛批宋高宗的王夫之，也称赞不已。“高宗决策选太祖后立以为嗣，道之公也，义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计也。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裹之恩也。乃年方盛，而育之宫中；天下粗定，而亟建为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内禅。迨其退养德寿，岁时欢宴，如周密所记者，和气翔洽，溢于色笑，??然无累，忘其固有天下之荣，得不谓高人一等乎？”纵观高宗一生，养于深宫，质于北虏，泥马过江，越海避险，创业艰难，并不亚于列朝开国君王。“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王夫之《宋论》）除岳飞外，高宗也非刻薄寡恩之主，对其他将帅圣眷甚隆，“世忠得疾，帝饬太医驰视，问访之使，相属于道。”（《续资治通鉴》高宗卷）岳飞是个悲剧人物，但最终成为民族英雄。高宗是个悲剧人物，他生前受尽屈辱，死后还要遭遇千古骂名。他创造的一切来之不易，换了他人，也未必做得比他更好。后世及近世之人每每不屑于他，在于坐井观天，不知世界局势在盛唐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游牧民族纷纷进入文明社会，彻底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格局。始于唐末的全球地理寒冷周期（公元950-1200年），迫使北方民族不断向温暖湿润的地带迁移，这是自然的演变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的革新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各民族的血泪和辛酸。在今天已经各族共和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先辈更宽容一点，更体谅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