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争鸣：孔子打劫了儒者 儒家打劫了中华传统文化 － 1 -- 精装白沙

大自然喜欢遮遮掩掩。――古希腊 赫拉克利特

人类历史何尝不也如此，而且，更加青出于蓝。――篇首语

作者：洛克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甚至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密。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我们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中国通史第一编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我们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是除《论语》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孔子一生言行举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动，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几乎是事无巨细，尽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从头到尾，8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仅仅只有一处！(好像是刻意要来跟《论语》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颇值得细细体会。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孔子死后，先是鲁哀公作诔，表示追悼之意，严肃认真的子贡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然后，是写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请注意！一直写到这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带了一句，“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诸儒的出现，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将其与孔子弟子，甚至鲁人的出现，专门区隔分别开的！为什么？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很明显，这里的诸儒和子贡他们不是一伙的。难道这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如果是，那为什么在孔子，子贡及其他弟子身上，连儒字都懒得说，都免掉了？而这种隔绝，与孔子作为儒家创立者，儒学创始人的形象，是不是离得也太远了一点？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照理说，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马迁又一次付之阙如！史迁说了一通他本人对孔子的景仰，感念，概叹孔子可谓至圣矣！却片言只语没有提到儒字，提到什么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之事，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瞻远瞩，烛幽洞微，这难道不也让人心生疑窦吗？！

　　如果顺着《史记》继续往前走，我们肯定不能遗漏掉，由司马迁首创的《儒林列传》。在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传中，司马迁倒确实在一开始写了孔子的删诗书，作春秋，也写到孔子门弟子的简单行略，但司马迁好像只是交待了一种背景，还是没有把孔子，包括孔门弟子跟儒，跟儒学，儒家直接联系起来！更遑论创立学派之事。在这篇《儒林列传》中，讲完了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事迹后，作为本篇文章的主角，儒，这才姗姗出场，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一件在后人看来是堂堂正正、彪炳史册的煌煌伟业，司马迁为何要如此近于刻意淡化地来写孔门与儒的关系，为何没有开门见山，最起码给个明明白白的介绍、说明？《史记》虽不像《春秋》之所谓微言大义，但也绝非信手之作，司马迁本人对孔子的景仰，前文已述，他在孔子与儒之间，笔底究竟掩着一种什么样的难言之隐？至少，我们从字面上读，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儒学的半点印象。莫非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样的事情，在史迁的笔下，竟是一件不值一说，或者说是，不太好说的事？

　　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路径，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四书五经，在后世之人眼里，被视为所谓儒家的命根子；而三礼之《礼记》，在其中又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礼记》中有一篇《儒行》，整体看，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辩护词与赞美诗，也是日后所谓儒者们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的圭臬与指南。但就是这篇《礼记儒行》，让人玩味之处也颇多。其一，它同样一字未提所谓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一说。其二，文章开头，鲁哀公问孔子(如果此事属真，那它发生时，已是孔子晚年，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说先生您穿的衣服，是儒服吗？孔子在绕了莫名其妙的半个圈后，回答说：丘不知儒服。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服饰史的人知道，服装在中国古代，在政治文化学上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胡服骑射的故事，大家不会太陌生，它所引发的震动，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革命风暴。三礼(《周官》、《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之中最为重要的即是丧服篇。《书城》杂志一篇名为《大明衣冠何处？》的随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朝换代与服装的关系。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明中山装，更是直到如今，仍然是国家领导人的装束选择之一。而被后人奉为儒学、儒派开创者的孔子，竟然会以一种听上去不太高兴的口吻说：丘不知儒服！这难道还不够让人吃惊吗？其三，《儒行》一文，文章主体内容，用的是“儒有”的表达格式，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它至少说明，在作者写这篇《儒行》时，儒并非铁板一块，并非一个整体性的团队，并非已成“一家一派”，很可能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坏，故称“儒有”。而且，听这辩解语气，应该可以认为，好的还是少数。最后，这托名子曰的长篇“儒有”，稍有古典文学底子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出它与《论语》中孔子说话的天差地别。台湾一位学者，在其《中华文明通史》专著中，直言，孔门弟子作。(笔者甚至怀疑，它是否会出自时间更后的汉儒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