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争鸣：孔子打劫了儒者 儒家打劫了中华传统文化 － 1 -- 精装白沙

“劫持”这个词用得太过分了！！

好在，文章的最后的说法还算有理，不过，这也不失原作者的独创啊？学术界从来没有像作者开头那样认为么！作者那么说，搞得好像是他自己发现了真相似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学术界对此问题早就有研究。文中隐约提到了胡适，我们看看胡适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在1934年，胡适写出了5万多字的《说儒》，来阐述他关于入学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看法。

据胡适的考证，“儒”的名称最早见于《论语.雍也》中孔子说的“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他从这句话里看出：孔子在世时已经有了各种品类的“儒”，可见孔子并不是最初的儒者。那么，“儒”是怎么来的呢？胡适在《说儒》中提出一个观点，把儒学的起源追溯到殷商时期，他认为，最初的“儒”可能就是商朝有身份的文化人，他们穿着特别的衣服，带着特别的帽子，（蓬衣、博带、高冠、晋笏），表现出一副文弱迂缓的神气，（“儒”与“懦”有文字学上的渊源）。他们是祭祀、相礼的专家，承担着维护祖先交道的职责。商朝被周朝取代以后，他们变成了殷商的移民，但仍旧穿着殷商的古衣冠，行习着殷商的古礼，保持着殷商的宗教。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沦为奴隶，或散在民间，靠着自己的专长换得衣食之资。周朝的统治者为了安定民众，也需要他们为自己所用，故而也就不去过分摧残他们。久而久之，这些人及其子孙便形成了“儒”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胡适认为：“殷商的知识分子――王朝的贞人、太祝、太史，以及贵族的多士――在那新得政的西周民族之下，过的生活虽然是惨痛的奴虏生活，然而有一件事是殷民族的团结力的中心，也就是他们后来终究征服那战胜者的武器，――那就是因人的宗教”。[注1]因此，那些儒者其实就是殷人宗教的保存者。

胡适指出，在周朝几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者的历史地位有所提高，逐渐从殷人的教士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依然是治丧、相礼、教学，他们的来学弟子有周鲁公族的子弟，有各诸侯国的权臣，甚至有齐鲁卫等国的国君。到了这个时候，原初的儒者变成了广义的儒者，也就是成了“古宗教的教师”，这是儒者的第一次历史变化。

儒者的第二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历史变化是孔子依据儒教创立了儒家学派。胡适高度评价了孔子的这一贡献，他说：

“这个广义的，来源甚古的“儒”，怎样变成了孔门学者的私名呢？这固然是孔子个人的伟大成绩，其中也有很重要的历史原因。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儒教的伸展是殷亡以后五六百年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孔子只是这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他的成绩也只是这个五六百年的历史运动的一个庄严灿烂的成功”。[注2]

胡适对孔子的人格也是很赞许的，他称赞孔子“不满意于眼前的社会政治的现状”，“对整个的人类是有无限同情心的”，怀有救世热肠，“是一个热心想做一番功业的人”。胡适把孔子比作古代犹太人心目中的耶稣：犹太人亡国以后期望在若干年后出现一位民族英雄，作万民的君主和司令，后来大卫的子孙里果然出现了一位耶稣；同样亡国的殷人也期望若干年后出现一位民族英雄，在殷亡六百年后出现的孔子变成了殷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他成了‘外帮人的光’，‘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貉，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注3]

胡适认为孔子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孔子放弃了复国主意念头，成了调和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儒师。孔子虽然是因人的后裔，可是他没有受到那种狭隘的畛域观念的限制，坦然承认“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采取放大“儒”的外延的办法，使“儒”得以中兴。他把目光注射到当时的整个人群，主张“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他认定教育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主张“有教无类”。他向往“仁”的理想境界，提出“仁者，人也”的古训。胡适对孔子改造儒教、创立儒学的功绩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孔子的教育观符合平等原则，“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他总结说：“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为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深，担起‘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注4]

第二，孔子把柔弱的儒改造为刚毅的儒。经过孔子改造以后，儒学不再是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这个新运动的新精神。”孔子把柔弱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市结合起来，提出一个新的理想人格，即“君子儒”。对于孔子倡导的新儒行，胡适也表示充分的肯定，评论说：“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那‘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移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业。”[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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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胡适文存》，第4集，第1卷，第10页。

2，同上，第26页。

3，同上，第36页。

4，同上，第40页。

5，同上，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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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两句题外话：

很多人把近代中国的衰落归因于儒教的“误导”，认为没有这个坏东西，中国早就发展到资本主义了，或者说，至少“更容易”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去。

这种论点的持有者心目中的“资本主义”不是印度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南美洲式的资本主义，更不是非洲某些国家实行的资本主义，而是指“西欧”、“美国”，特别是英国、美国是的资本主义，世界上最富裕几国的那种制度，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而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亚非拉的资本主义，被他们认为是拙劣的模仿品。

这些人认为，中国要走上“这样”的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过那种“富裕”、“文明”的生活，关键在于要把阻碍因素铲除干净――这个阻碍因素就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百年来的几次“文化”之争其实争得就是这个东西。

这种看法是典型的内因论，把发展归因于某国内部的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素质或者某种心理倾向。这种视角的问题，我曾经摘录过一篇关于沃勒斯坦理论的文章，专门探讨过这个方面，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索一下，加以参考。

具体到对儒家文化，甚至“国学”的批判，明显倾向于其负面效果，对其积极面显著忽视了。比如河里对孟子的职责就是一个例子。不知那些批评家们想到过孟子的“大丈夫”论说没有？我一直想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是那些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呢？仅仅是革命理想么？为什么一种理想会使他们摆脱常人最最恐惧的酷刑、残杀呢？

我常常猜疑：革命学说仅仅提供了一种目标，而是那些先烈们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生命的内在心理模式，或许正是儒家两千年来加以培育塑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