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荥经县地方志的内容看三年人口问题 -- 真历啊

　　采写者：王凡

　　受访者：范硕，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叶剑英传记组组长

　　采访时间：2001年7月

　　“八一”即临，忽闻范硕先生所撰《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即将于香港付梓，怀着拜谒前辈的夙愿赶到军事科学院干休所。范先生两鬓已华，略显消瘦，正是那种焚膏继晷伏案披阅的儒者标准神态。

　　“我原来是四野的，1951年调到广州军区宣传部，当时称华南军区，叶帅是我们的司令员。我到那儿以后，经常写些东西，出席会议做个记录什么的，叶帅对我有点印象。后来写叶帅的传记时，经一位老领导推荐，就把我调来了，一干20多年。”

　　叶剑英第一次和自己传记写作组成员见面，表示愿意“配合”，已是1980年12月。他跟写作组谈了写传的宗旨，不要着重个人，要体现党的作用，要留一段可堪资鉴参考的真实历史。

　　耗时十余年，《叶剑英传略》、《叶剑英传》相继完成。但经历了此番写作，50余次聆听叶帅亲口回溯，使范硕觉得这种面面涉及的整传，反而面面都展不开，远不能反映叶剑英那沧海横流、多姿多彩人生。特别是遭逢“文革”跌宕，叶剑英和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人声息相应，挽狂澜于既倒，更少不得一部专著来展示。因此，从《叶剑英传》脱稿那一天起，范硕历尽沧桑，披阅十载，五易其稿，写就了《叶剑英“文革”风云录》。

　　-不必为尊者讳。叶帅一贯忠实于毛泽东，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他曾是认真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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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先生说：在“文革”特殊时期的多数情况下，叶剑英与林彪、江青等人的斗争，并不表现为正面冲突，往往采取迂回的巧妙方式。

　　中共“十大”后，筹备四届人大、新国务院人事安排提上日程。自觉羽翼丰满的“四人帮”，深感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是其插手组阁攫取权力的巨大障碍。借着毛泽东同意展开批林彪批孔子的运动，又夹进了一个批“走后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在1974年1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再次点名批判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并指责他“走后门”，送子女当兵……

叶剑英没与江青在会上争辩，而在当晚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

　　支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毛泽东，并不希望出现新的动乱局面，更不愿江青超出自己的设想，另搞一套。

在反复掂量了叶剑英的“检讨信”后，于2月15日复信叶剑英：“此事甚大……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事后，未能得逞的江青、张春桥说叶剑英“用检讨的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

心中忿忿，却又莫可奈何，这很能反映叶剑英高超的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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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场，他冷静地环顾四周，几位省、市领导走上前来，笑容满面地想与他握手，邓小平却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邓小平扫视着在场的人，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谈到铁路运输，声色俱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他谈到，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第9号文件。在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万里要求全国铁路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

万里亲自率领工作组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严重堵塞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超额完成了计划。铁路整顿初见成效。

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的货色”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舆论宣传领域。

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他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马蜂窝”。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

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定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毛泽东很重视，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发。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

终于，王洪文坚持不住，做了点自我批评。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革”发动的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

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1974年至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叶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二人配合紧密。刘诗昆听叶帅说过：“他（指邓）在前面打冲锋，我在后面送子弹，有时我们二人也一起往前冲。”

那时邓常来叶家。每次两辆大红旗汽车一前一后开进北京什刹海小翔凤胡同叶家院子，二人总是在叶帅卧室外的书房密谈，谈时总是开着收音机，以防窃听。

刘诗昆获释后，调入当时作为“革命样板戏”单位的中央乐团，从事钢琴演奏和作曲。他在文艺界、体育界及其他一些领域都有不少人脉，因此实际担负起叶帅联络员的工作。另一名“联络员”是叶的侄子叶选基。

刘诗昆常往国家体委宿舍跑。他常晚上去，跟徐寅生、李富荣、郑凤荣、郑敏芝、陈祖德等体育界名将在郑敏芝家里秘密开会。这些人都知道，刘的背后是叶帅。

1974年，江青大搞“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其中“批走后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叶剑英去的，因为叶帅把小女儿叶小瑛送到福州军区当兵。

一天叶剑英去开会，江青在会前把他叫到旁边一间屋里，板着面孔说：“你竟然送女儿走后门当兵！”叶回家后对刘诗昆和叶向真讲起此事说：“这个人老是不断踩我。”边说双手边在脸上比一个眼镜的手势（他常用“眼镜”代指江青）。

老练有谋的叶帅立即给毛泽东写了封“检讨信”，信中“检讨”了送女儿开后门当兵，并表示“接受江青同志批评”。

收到叶的信后，毛考虑了数日，口授其机要秘书张玉凤代他在叶的信上写了一段重要批示，其中说：“从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杂着反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叶帅接到这一批示后，当晚欣喜地告知家人，刘诗昆也在场。叶幽默地说：“这才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此，张春桥感叹：“利用检讨告状，也是一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