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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从荥经县地方志的内容看三年人口问题 -- 真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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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从荥经县地方志的内容看三年人口问题

    最近国家发表了人口统计,结果令人震惊!人口确实有断崖式下降的样子了,有内味了,有内味了!!!!!

    由此可以看看三年的重灾区四川某地的人口变动情况和相关啊!

    这个地方呢,就叫荥经,一个奇怪的名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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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待续啊,又到限了。

    大概意思就是多方的资料可以充分的显示,当年是确实发生了灾害,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确实导致了非正常的死亡,这事也确实存在。

    但是,也有很多的流亡,逃荒,这是肯定的。

    饿死之前是人体浮肿,而在浮肿阶段,国家确实付出了努力来减少各种的病症,这些资料写得还算清楚,其实,还可以更清楚。可惜的是有些地方故意不记录这种治疗救灾情况。

    现在的地方志有一些地方的很不好,都是图片资料,而且很难复制,否则,就不会有图片限制了。

    而且很多的数据都不是每年的,这点也非常不好,我个人认为,国家应该认真开发地方志系统工程,不仅要上网,而且尽量通过各种手段,恢复到每年的数据记录,这样有助于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的贡献有个明晰的认识。

    尤其是在今天的人口数据变化上,大家可以比较客观清楚的认识到三年的真正的情况,而不会被海外的敌对势力或者台湾造谣所影响。

    通宝推:阴霾信仰,燕人,
    • 家园 有效有效有效,你虚头巴脑的想说啥

      麻烦直接说啊!

    • 家园 忘战必危,三线,此一时,给河友wild007

      @wild007:从您的话我想到了很多啊。

      儒家,或者说中国古代似乎从来没有忘记这句话,忘战必危,然而,在历史上他们做了什么呢?

      您知道,毛时代或者说毛主席做了三线。三线啊,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一直和平嘛!

      在毛主席之后,人们似乎忘记了战争,因为中越是惩越战争嘛!

      所以三线是没有用的,这事大家一定听过!

      作为我个人理解,三线的确有一些配置不够完美,但是,没用嘛?在冷战大框架下,我个人不认为没有用,他保证了,大的战争到来,不仅中国有抵抗实力,还有工业实力存在,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历史延续。

      同时,我还认为三线促进了西部工业发展,中国工业均衡。这对于西部人民,减少东西部差距,进而导致人民生命权力差距减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不仅是忘战必危了,还有更丰厚的历史和平现实意义,尤其是中国的地下长城时至今日,仍然光辉灿烂。

      这就是落实了忘战必危,同理,苏联也是如此,当然,苏联有浪费的一面。

      但是,这也牺牲了很多美好的生活,一些人们的生活苦难,但是,考虑到两百年的东亚病夫的苦难,似乎也是合理的。

      那么,历史上我们国家的儒家对于这件事怎么做的呢?言行一致乎?

      你说不厚,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部分庆幸的是,他的很多政策是留下来了,而且不少也惠及了民生。甚至扩展到了全国。

      从此,他将会被历史所牢记。

      反过来,搞他进入青城的人们就不太好了,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放,敢不敢放意味着一些人,还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人的勇气和决心。

      而不仅仅是承袭他的政策,当然,一些政策是互相关联而相互配套的,那么就是一条路。

      正如邓背叛了毛的道路一样。

      我想这检验着这些大领导愿意不愿意知错就改。

      不厚实际上我个人作为左是不满意的,因为他还是在邓的框架下,这就是邓框架的厉害之处。

      不仅在官场搞掉了不厚,让不厚在市场下动作,而且也不让他出来,如果改变了呢,他出来了呢,我想这事作为现状我还是接受的。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你说西方不成熟,我说西方成熟,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嘛,你说的缺点是制度本身的缺陷嘛。

      至于你的担忧,你想一下,为什么陈邓要用那么复杂的操作,不惜违背国家法律搞掉四人,进而带动了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和倪志福集团?

      清除遗毒岂止在四人的集团,明显包括了陈永贵集团,最后到了华集团。

      他们甚至不惜扩大中委,人大,机构臃肿,最后清除了对方势力。

      不就是因为实际上是有配套的。

      毛时代妇联地位很大,毛以后就成了八卦论坛了,因为计生职能被分出去了。

      不仅仅是工业问题,而是工作和权力导致妇女地位提高啊。

      所以说,他们宣称此一时彼一时,但是,这居然认为三线无用。神奇的是他们却坚持认为小岗村在当时有用,因为再不要脸也不好意思认定小岗村在今天有用了。

      但是,我认为三线今天仍然有用,小岗村在当时也是没用,是历史的倒退。

      因为在今天他们也不好意思吹造假的小岗村粮食产量高了,只好改为解放了生产力,话说苏联农庄就没有解放生产力吗?

      这真是神奇的历史!实际上苏联的城市化率是七成,城市人口是七成半,这是实在的,尽管疯狂跃进,我们的现在的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是不如苏联,而且大部分是虚假城市,叫农家乐吧。

      我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大儒在这个话语体系构建中干了啥,只是今天的问题吗,呵呵呵。

      神奇的历史。

    • 家园 河里搞科研的应该不少,从这些介绍中看袁老的作用应该不难

      1970年十月二十三日,李必湖来到荔枝沟,在一片沼泽地里,终于发现了一株奇异的稻子:它的茎秆匍伏,花药瘪小,花粉败育,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向自然索取”的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以后被大家称为“野败”。

      这一雄性不育系的发现,使他们如获至宝。他们当即把它连根带泥挖出来捧回农场,栽在试验田里,精心培育,一共花了四天时间给63朵花授完了粉,终于获得了3粒金灿灿的珍贵种子。

      这一重大转折,为应用“三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套选育杂交水稻的成功,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一九七一年春天,湖南杂交水稻协作组根据上级的指示,把“野败”材料分别送给10个省、市、自治区20多个单位进行研究。

      农林部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把杂交水稻列入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农林科学院召开协作会,成立协作组,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这项研究。

      从此,一个以“野败”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协作攻关,有计划、有领导地在中国南方10个省、市、自治区蓬勃展开。几十个科研单位,使用上千个品种,做了上万个杂交组合,与“野败”进行回交转育。

      许多科研人员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一年四季,转战南北,“春在本省,秋赴广西,冬奔海南”,加速世代繁殖和选育。有的连续几年风餐露宿,不回家过春节。

      一九七二年,江西省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颜龙安等科技工作者分别育成了第一批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但是找不到恢复系,“三系”仍然不能配套,不能用于生产,试验遇到了困难。

      就在这时,中国农林科学院又召开了全国水稻协作会议,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加强组织,扩大研究材料,选用了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多个有恢复能力的品种。

      一九七三年,广西农学院的教师张先程等和湖南省的科技人员,先后在东南亚的品种里找到一批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率在90%以上强优势的恢复系,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成功了!

       首批杂交水稻即有其独具的特点和强大的优势:其根系发达,分蘖性强,茎秆粗壮,穗大粒多,米质良好,适应性广,抗逆性强。它只需一般稻种十分之一的种子,即每公顷15—22.5公斤,就获得每公顷7500公斤以上的产量。

      接着,为了攻克繁殖制种上的难关,他们边试验、边繁殖,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繁殖制种方法,使制种产量从开始每公顷150—225公斤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1500多公斤。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制种成本,而且为大面积推广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他们也探索出了一套与杂交水稻相适应的高产栽培综合技术。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六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于一九七五年选育出黎优57,一九八五年在辽宁、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市示范推广10.67万公顷,比常规稻增产15—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

      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累计种植面积达5066.7万公顷。

      湖北省沔阳县沙湖原种场科技人员石明松,一九七三年从作一季晚稻栽培的农垦58大田中,发现了自然不育株(即核不育水稻植株),并进行了持续十年的研究。

      一九八三年初根据农牧渔业部的建议,在湖北省农牧厅和湖北省科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北省核不育水稻研究协作组。

      该组经过三年集中力量攻关,系统地开展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使湖北核不育水稻的研究进一步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应用研究方面,他们已经取得可供生产利用配组的稳定的新不育系粳稻15个,籼稻2个。

      石明松利用核不育材料选育的籼稻中39和粳稻晚粳73,一九八五年已在较大面积上进行示范,每公顷产量分别获得8250公斤和9750公斤,显示了巨大的增产潜力。

      湖北省农牧厅和湖北省科委于一九八五年十月召开鉴定会,对石明松发现的核不育水稻进行审定通过,正式命名为湖北光敏感核不育水稻。(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电子书第三章第一节)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八年初步统计,全国共选育出农作物新品种3000多个。其中一九八七年统计的30种作物1279个品种中,种植面积在66万公顷以上共16个。

      湖北省石明松发现的水稻光敏感核不育,为水稻广亲合育种提供了重要资源。山西太谷县农民技术员高忠丽,发现小麦雄性不育株,经过多次进行杂交得出的后代均有一半是雄性不育株,经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邓景扬鉴定,定名为太谷核不育小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发现的具有显性不育基因的小麦天然突变体,在基础理论研究和育种应用上有很大价值。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鲍文奎育成的异源八倍体小黑麦,是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穗大粒多,抗逆性强,面粉品质好,蛋白质含量高。在棉花生产中,科学工作者开展了无毒素棉(低酚棉)的育种工作,先后育出几十个无毒棉的新品种和新品系,在综合利用上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油料生产,中国的低芥酸油菜新品种育成,芥酸含量在1%以下,商品菜籽芥酸含量在5%以下,有的品种不仅芥酸含量低,而且硫代葡萄糖甙含量也低,属“双低”品种。

      中国育成的玉米自交系间杂交新品种,以其显著的杂种优势,可使单产普遍提高20—30%,甚至更多一些。

      这些品种通过评定,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大面积推广,对农作物增产起了重要作用。(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中国的农业》电子书第七章第三节)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农业科研人员说它是“育种的天堂”,农民说它是“种子基地”,普通人说它是“天然温室”。它就是海南的南繁基地。从高产的玉米、水稻到抗虫害的棉花,一个又一个农业奇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被创造。

      据统计,我国育成的7000多个农作物品种中70%以上都经过南繁加代选育。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种子年出口约4.7万吨,占全国种子出口量95%以上,而杂交稻育制种研究100%经过南繁培育。

      每年,来自全国29个省份的700多家科研单位、种子企业,7000多名科研人员从事南繁工作。

      因此南繁基地也被称之为"中国种业硅谷"。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有农业科研单位在崖县(今三亚市)、乐东和陵水县进行科研育种,到70年代中期,这三地由此逐步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南繁育种基地。

      正因有了南繁这个农作物育种的"加速器",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推广明显提速。通过南繁,我国主要农作物完成了6-7次更新换代,每次品种更新的增产幅度都在10%以上。

      四川的南繁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以“西南杂交水稻之父”——周开达院士为代表的水稻育种专家是四川最早一批南繁拓荒者。

      上世纪50年代,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率先派员到海南崖县(今三亚)开展水稻和玉米育种工作,拉开了我国南繁工作序幕。

      二,海南南繁基地的发展

      (一)南繁基地的建设

      从1956年南繁拉开序幕到1962年四川省农科院在三亚冬繁玉米成功,南繁工作逐渐引起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兴趣和国家的重视,南繁基地建设逐步加强。

      1965年,国家投资35万元在崖县南红农场建设种子仓库、宿舍、晒场及配套农田排灌系统。

      1978年,农林部批准成立中国种子公司海南分公司,并拨款60万元建设分公司办公室、接待站、宿舍、仓库等。

      1983年,相关部门做出决定,由中央投资1500万元、地方投资321万元建设南繁基地。

      第一,参与南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几乎覆盖全国。

      1956年,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的一行人奔赴海南研究选育优良水稻和玉米种子,当时的南繁育种工作还名不见经传。

      1962年,四川省农科院在崖县崖城良种场冬繁玉米获得成功后,引起了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关注和国家的重视。

      1964年,农林部召开全国 杂交玉米、高粱推广会议,当年南繁面积达17万多亩。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海南逐步成为全国的南繁基地。

      每年冬季,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包括台湾)的科研、教学、育种、种子生产经营等四五百个单位和数以万计的农业技术人员到海南南繁基地进行育种工作。

      第二,参与南繁的人员逐步增多。在南繁工作名不见经传的时期,到海南进行冬季育种的外省人员很少,1956年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到海南进行南繁的工作人员仅几十人。

      到1988年冬至1989年春,全国除台湾、西藏外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80个单位前往海南南繁基地开展育种工作,参与育种 的人员有1.34万多人,这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此后,由于管理方式、繁育方式的创新和科研发展需要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到海南南繁基地参与育种工作的专业人员数量一直在4000人上下。

      2000—2001年度,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510多支育种队伍2300多人来海南南繁基地开展育种工作,是自1989年以来参加育种工作专业科研人员数量最少的一年。

      2014—2015年度,全国各地到海南南繁基地参与育种工作的专业科研人员达6112人。

      这里的人员数量只统计申报的外省专业育种人员,海南当地的专业育种人员和广大的育种民工并没有计算在内。

      而事实上,参与南繁基地育种工作的人员数量规模相当巨大,仅1976—1977年度就达6.69万人。

      第三,伴随参与南繁工作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专业人员规模的扩大,南繁基地的种子培育面积不断增加,产量也随之不断提高。

      近30年来,南繁基地由点到面不断扩大,从几万亩发展到20多万亩,海南在全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成长为具有巨大集聚效应的中国种业硅谷,为中国农业增产增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年南繁面积都在六七万亩以上,生产各类作物种子700万公斤以上,其中杂交水稻种子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遇上自然灾害的缺种年份,育种面积客观上大幅度增加,如1977年冬至1978年春,育种面积达23.6万亩。(哈哈)

      1964年,在海南召开的全国杂交玉米、高粱推广会议明确南繁原则上以科研育种项目为主的方针。

      1965年,农业部指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南繁指挥部,设置常年或临时机构,负责本省区市的南繁工作。

      各省区市根据当年生产需要,向农业部申报南繁计划,经农业部审批后进行南繁。

      1969年,黑龙江省率先成立南繁指挥部,加强南繁工作的领导,同时为黑龙江省南繁育种单位解决土地纠纷、登记申报等问题,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紧随其后成立南繁指挥部。

      1972年,国务院发布第72号文件,批转农业部 《关于当前种子工作的报告》,确定农作物南繁的重点放在科学研究和新品种的加代繁殖上,南繁工作被纳入到规范化管理轨道。

      1977年,国营红星、南滨两个农场开始建设南繁研究中心。

      1978年,中国种子公司海南分公司成立,专门负责组织协调管理南繁工作。

      1983年10月,农业部在三亚市召开南繁工作汇报座谈会,提出“利用好、保护好、建设好南繁基地”,并列入国家“六五”计划建设项目;同年制定并颁布《南繁工作试行条例》,对南繁范围、领导、计划、政策、化肥、农药管理、种子检疫、运输等做出具体规定。

      1973年中国杂交水稻育成后,连续几年南繁,加速繁殖制种,从1976年开始推广,到1983年全国已推广8271万亩,占当年水稻面积的17%,在水稻总产量322亿斤中,杂交水稻增产是水稻增产总数的44%。

      1988年,我国不少省份杂交水稻生产因受灾歉收,当年冬季全国各省区市组织南繁13.2万亩,收获种子3000多万斤,保证了全国1000万亩水稻的生产用种。

      1990年,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3亿亩,比1989年增加近3000万亩,粮食生产在1989年丰收的基础上又取得新的发展。

      据初步统计,1976—1993年,全国杂交水稻累计推广面积达24亿多亩,累计增产4000多亿斤。

      目前,杂交水稻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1/2,产量占水稻总产量的60%,对全国粮食增 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至2014年底,在全国推广的5000多个农作物品种中,80%以上的品种都经过南繁选育或加代,从而加快了农作物品种的更新换代,使我国农作物品种的更换由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10年缩短为5〜7年。

      得益于南繁基地的发展,除了水稻、高粱、玉米、小麦等,西瓜、哈密瓜、甜瓜,棉花、烟草、牧草、豆角、辣椒、菜椒等众多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出换代速度都加快了。

      据不完全统计,到海南加代试验的材料多达数万份,通过南繁加代繁殖选育出的新品种、新组合上千个。

      以棉花新品种的推出为例,中国农科院棉花所近年来面 向全国棉花育种单位代理棉花南繁,育成品种287个,占全国同期总数的35.9%。其中仅双价抗虫棉全国就累计推广3.15亿亩,新增产值超过440亿元。

      辽宁省丹东市农科所选育的丹玉6号杂交玉米的推出也是很好的例证,1970年仅有少量种子,冬季南繁收获160穗,单粒点播12亩,收获种子3000斤,经数年南繁于1975年在辽宁全省推广面积850万亩,1976年发展到1200余万亩。

      数据显示,仅1965—1982年的18年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冬季来海南育种面积累计140多万亩,南繁人员30多万人次,共计收获种子2亿多斤,主要是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保障了中国种子资源的有效供给,为全国农业增产增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农业学术交流加强,创新育种思维不断交汇和突破,并也由此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资金和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海南乃至全国农业科技的进步。

      每年冬季的南繁期间,通过参观访问、座谈、 讲学等活动,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交换材料,对发展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和粮食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黑龙江省合江农科所配制 的“合江11弓”玉米杂交种,其父本自交系“冬黄”就是南繁期间从四川省农 科院引进的,该所选育的“合江7号”高粱杂交种的母本“55A”的原始材料也是在南繁期间引进的。

      黑龙江省一般每隔三五年发生一次低温早霜,往往造成玉米、高粱杂交种的亲本严重缺种,亲本不配套,将亲本种子放到海南进行南繁可补齐配套。

      1965— 1995年间,全国各地育种专家和工作者到南繁基地进行南繁育种和开展科研活动的人数总计超过41万人次,累计南繁面积达247万亩,生产水稻、玉米、高粱、小麦、油料、棉花、麻类、烟草、蔬菜、瓜果等28种作物种子达3.1亿公斤。

      历年南繁面积都在六七万亩以上,如遇上自然灾害的缺种年份,面积还要增大,如1977—1978年度最高达23.6万亩。2009年的育制种面积13万亩。

      很多文章都是强行往袁老身上贴啊。

      对比今天的资料,其实很多的工作真的和袁老没啥关系,找稻苗,全国都在到处乱找啊。

      就是袁老的理论也是全在中国农业科技研究的掌握里面啊。

      这里面的理论一大堆。

      通宝推:桥上,
    • 家园 谢华安是汕优,袁隆平是南优稻种

      现在谢华安的累计种植面积是9.46亿亩,实打实的数据,袁老几乎没有。

      后来他推出了y两优超级稻,累计示范面积两千万亩,主要在湖南。

      个人感觉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也给@假日归客河友:

      温州刀豆我完全不认识。

      长豆角是豇豆,做泡菜很好吃,炒酸豆角必备。

      我们的刀豆就是架豆角,普通豆角。

      似乎是你说的四季豆。

      看来各地差别还是有啊。

      我们东北比较好吃的有油豆,花皮豆角,也很好吃。似乎是特产。

      @燕人兄:河北哪里啊,我也在河北呆过,也许我不记得了?叫线豆角?不是长豆角?

      这东西炒菜很赞。

      榨菜是大头菜来的?不是四川特产吗?

      辣白菜只能用大头菜还是头回听说啊。

      • 家园 记错了,是黄耀祥,当年评了华山论剑啊

        中国真正的水稻之父,堪称奠定了水稻这一门学科的另有其人。

        他叫丁颖。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稻学分类。(他) 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位水稻专家。丁老爷子1888年出生,1964年去世。毕生都在研究水稻和水稻杂交。

        也是目前学术界唯一没有争议的“中国水稻之父”或者“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真正意义上开创了中国的很多个第一。1926年第一次在广州发现了野生稻。随后一生都在从事水稻的杂交育种研究。1930年就育成了让当时很多中国人都能吃饱饭的“千粒穗”。

        他的主要成就是发表了《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以及《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的新种》,这两篇文章奠定的中国水稻的起源,证明了中国是比印度更早的栽培稻原产地。

        其二就是,写成《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为广东地区稻农掌握适宜的播植期提供了理论依据。

        黄耀祥(1916.08.17一2004.2.22)把中国的水稻矮化,大大降低了水稻的倒伏率, 直接提高了产量, 所以他被称为中国“半矮杆水稻之父”。50年代育成世界上第一个籼稻矮杆良种 “广场矮” , 黄老爷子当年这项技术就直接把广东稻谷单产从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公斤~400公斤。

        http://img3.laibafile.cn/p/m/302446182.jpg

        朱英国,谢华安,这两个在杂交水稻这方面比袁隆平强。朱英国的红莲型是不输袁隆平的,在华南种植区到国外都有种植推广。谢华安的汕优种植面积是袁隆平的6倍以上,我们吃他的米是因为他的米比袁隆平的好吃。

        真正让杂交稻发扬光大,是颜龙安、谢华安、朱英国、陈立云等科学家。

        杂交稻目前占籼稻面积大概50%,占全国水稻面积则大概25%(具体数字待查实)。但在十年后,杂交稻可能占籼稻的面积会在30%以下,占全国水稻的面积可能15%以内。为什么,因为直播和机械化!直播一亩地要7-8斤种子,杂交种子成本太高(1斤20-30元),常规稻种子成本低但产量只比杂交稻低10%左右。

        谢华安,万建民,钱前,张启发,刘耀光,李家洋,邓兴旺,哪一个拉出来都是领域里面响当当的人物。

        还有各地农科院的一把手,大家吃到的水稻都是从这些人手里培育出来的,是这些人在水稻田里十年一日地记录,挑选出来的。

        有人曾模仿金庸小说,排列出“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5名中国农业科技界的泰斗人物。

        其中“南帝”指的是进行水稻矮化育种研究的广东黄耀祥;

        “北丐”是研究北方粳稻超级稻的沈阳杨守仁;

        “东邪”是培育“汕优63”解决了第一代杂交稻不抗稻瘟病问题的福建谢华安;

        研究雄性不育系杂交稻的四川周开达被称为“西毒”。

        毛昌祥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杂交水稻的研究还没完全成功。为了加快育种进程,科学家们把到南方育种叫做“南繁”。

        海南和南宁的气候条件都很好,冬天很短。由于当时去海南的费用很高,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于是,当时全国搞育种的,几乎都以南宁为繁种、育种实验基地,实验两季、三季稻,这其中就包括袁隆平和周开达。当时广西的水稻科研力量也非常强大,所以各地的科研人员来交流的也很多。

        袁隆平院士侧重于实践,周开达则偏重于理论研究。

        在杂交水稻研究的早期,没有理论支持就很难继续往前走。周开达的理论对全国杂交水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的广西,则为周开达的理论研究,在提供育种材料方面做出了很多帮助。

        周开达培育出的杂交水稻品种,现在仍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亩增产30%,让同等面积的土地养活了更多人。他的研究让四川“天府之国”的称谓名副其实。

        那个题目下,大家对袁老有点批评,其实我估计可能是这个过程,一是国家要削减项目,不仅是三线啊。

        但是呢,前段时间大家讨论华国锋,因为华国锋还在,所以,袁隆平就得到了延续。

        这是一,二呢,就是华国锋下去后,袁老有点呢,紧跟,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这里面必须说陈永贵,这个事情,一定是陈永贵是大头,之后的全国农业大协作,也一直是陈永贵主抓,否则为什么出不来一个领功的呢?

        所以,就只有袁老一家出来了,但是其他人也还在搞,有快有慢,获得的支持力度不一样,有快有慢,当然,也有的消失了。

        这是制度的改变。

        在那时期,大家资源,成果共享,然后大家承担一个项目部分,进行疯狂筛选,但是制度变了之后,敝帚自珍,所以选育速度自然大大降低。

        然后呢是突出袁隆平项目组。

        这些都跟着改开后的树立而成为了一家独大。

        比较遗憾的是,袁老这块,业绩不够,自然就挡不住别人的路了。

        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在干着,这就有了一些成果了。当然,如果按照原来的体制,相信成果会更多更大,更丰富,从现有资料来看,谢华安等和大家的沟通也不算很大。

        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通宝推:桥上,
    • 家园 借地回方平兄,我个人觉得,干校里她如果病是真的

      那么处理确实比较严格了。

      没有必要降低级别,除非,还有其他错误。

      如果是高干子弟,有没有装假的可能性也未可知。

      在我看来,一些高干子弟,干部,能够经受这样的所谓磨练,作为普通老百姓大概率应该满意的。

      如果不够真诚,就退下来好了,这样,国人应该不会不认可。

      • 家园 方平兄,香菜在北方是妥妥的细菜,这要能扯上迫害

        那可真没法说了。

        直到今天还是妥妥的细菜,香菜馅饺子,巨好吃。

        我小时候不吃香菜,但是我确认香菜是北方的细菜,南方不知道。

        那可是调味品啊。

        你们吃粗粮就香菜,那不应该是迫害。

      • 家园 方平兄,我个人觉得文革前和之后的干校是有区别的

        当然,杨尚昆是被收拾了,但是这个文革前去张家口的干校,我感觉和进贤有些不同。

        张家口的确吃的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否为忆苦思甜。

        不过,文革初期,的确粗粮百分比是大的,我家在矿山,也是如此。

        文革后期细粮比例有所提高,当然对于南方吃大米,或者北京人中办,自然差距很大。

        据说比南方某些地区粗粮以红薯为主,我个人感觉是要好些,玉米管够,比红薯随便吃是要好的。

        至于进贤,我个人感觉好像还好一点,李讷是从进贤到达瑞金沙洲坝,上坝大队。我不知道是否为9连,还是12连。

        总之,我个人感觉,李讷似乎一直就在沙洲坝,结婚也是从沙洲坝赶往进贤总部办的事。

        不知道结婚后是否回归沙洲坝,但是生了孩子后似乎是回北京了。

        最重要的是,我个人体会,感觉那位丈夫似乎是受不了进贤而离开的。

        李讷明显是个极为老实的女人,不像作的样子。

        这个婚姻确实遗憾。孩子是好孩子。

    • 家园 从广西地方志看毛时代计划生育给达雅兄

      1964年前,广西各地、市、县无计划生育机构。

      1964年,各地、市、县共配有计划生育专职行政干部114人,在各级卫生局办公;计划生育技术干部251人,在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开展技术指导工作。

         1965年,南宁、柳州、桂林、梧州4个自治区辖市,龙州、武鸣、宜山、融安、百色、靖 西、全州、兴安、贺县、苍梧、贵县、玉林、桂平等13个县成立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共配有计划生育管理干部118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地、市、县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均自行撤销,人员解散。

         1971年6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要求各地、市、县要有领导分管计划生育工作,卫生部门负责,设立小型办事机构,或配备一定的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抓计划生育工作。据此,各地、市、县都在卫生部门配备了兼职的计划生育干部,但从1971年至1977年,只有约60%的地、市、县设立小型计划生育办公室,与妇幼保健站(所)合署办公,共同开展计划生育、妇幼卫生工作。

         1978年底,全自治区4个自治区辖市、8个地区、53个县先后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共配有 计划生育干部180人,还有1014个公社也配备了临时聘请的计划生育专职人员(农民下放人员)。

      50年代,广西因未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个别妇女做节育手术都是就近到医院或卫生院施行,加上当时无完善、系统的统计制度,各种节育手术均无具体统计数字。

         6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逐步开展,节育手术量逐步增加。全区性的节育技术服务有三种渠道:

      利用农村基层受过放环(取环)培训的接生员开展放、取环服务;

      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计划生育部门组织技术服务队下乡,主要做放(取)环技术服务;

      人流引产技术服务主要由各级医疗卫生部门承担。

      根据调查与统计,60年代年平均节育手术量约为13万例左右。

         70年代,计划生育的技术服务量逐步增加,特别是后期增加更加明显。

      1971年,国务院有关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下达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形式多样化。

      农村新法接生员既做接生工作,又当放环(取环)员;

      大队女赤脚医生能接生、看病,也能放环,少部分还可以做人工流产手术;

      乡(镇)计划生育宣传工作队员中有的女队员也可以做放环或人工流产手术;

      县计划生育服务队组织计划生育“货郎担”(计划生育乌兰牧骑)下乡,走村串寨,把节育技术服务送上门。

      1974年以来,全自治区有70%以上的县都先后成立有计划生育“货郎担”服务队,除做节育手术服务外,还开展妇女病的普查普治。

      通过妇女病的查治,又促进了妇女节育措施的落实。

      仅1974年统计,全自治区妇女病普查人数为302万人,治疗53万人。

         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也是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三大任务(医疗、防 疫、计划生育)之一,因此,在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发挥基地作用。每年所做的计划生育手术,绝大部分靠各级医疗卫生部门来完成,平均占每年计划生育手术量的 80%以上。

         1974年至1980年,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每年都组织计划生育技术指导队深入县乡,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

      参加技术指导队的人员除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技术人员外,还有区直各医疗单位和南宁市各大医院、驻军医院如广西医学院附院、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中医学院附院、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广西军区门诊部、三0三医院、南宁市一医院、二医院派出的医务人员(下放,巡诊)。

      技术指导队主要到玉林、桂林、钦州、南宁等地区,去的次数最多的是玉林地区的平南、玉林、北流、容县、桂平、贵县等县。

      技术指导队的任务是:

      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对基层计划生育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开展包括男扎、女扎、人流引产 在内的各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进行计划生育技术研究。

      据初步统计,7年共派出计划生育技术指导队21次,人员共250多人次,共做各种计划生育手术25万例。

      第二节 避孕节育科学知识宣传

         60年代,广西避孕节育知识的宣传多在4个自治区辖市和13个重点县开展,并同查治妇女病的宣传结合,如让农村妇女懂得生孩过多易患子宫脱垂病,生育上的早、密、多容易导致妇女病常发生等。

      1965年6月,自治区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在南宁市首次举办大型计划生育展览会,用文、图、声、像等多种形式宣传计划生育意义和避孕节育科学知识。展出20多天,平均 每天参观群众有4500多人。

         70年代,随着国家大力推广使用避孕药,全自治区避孕节育知识的宣传进一步活跃,除利用幻灯、影片、版报等形式宣传外,还分别举办男、女学习班讲授避孕节育知识和方法,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层层培训计划生育宣传员、技术员。

      在当时的条件下,办计划生育学习班、培训班,大部分县都与医疗卫生部门相配合。

      在农村大多利用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开会的时机,在县城大多利用召开四级(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县)干部会时机,用以会代训的办法,男、 女分别集中1-2天学习,进行避孕节育知识宣传教育。

      这些县(市)平均都有15%左右的已婚育龄妇女懂得一二种避孕节育方法。

         1973年,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印制10张一套的计划生育知识挂图共25万套,发到公社、生产大队、医疗卫生部门和计划生育部门,供张贴宣传和培训宣传员使用。赤脚医生!

      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60年代后期,全自治区每年平均约有15万人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落实避孕节育措施。

         70年代,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逐步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宣传结合起来,向群众讲清楚广西区情(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不适应、与环境、资源不协调的区情),讲清楚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迫切性,讲清楚解决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必须把个人的生儿育女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 报告》,要求各级领导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做出显著成绩。

      在贯彻国务院的文件精神中,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强调,必须有领导分工抓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各地卫生部门分工抓计划生育的小组都能把国务院的文件精神印成大布告、小册子,散发到农村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张贴在公共集会的地方,还利用当时逐步普及起来的有线广播(村里的大喇叭)开展计划生育的宣传。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晚育的工作报告》及 《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的情况报告》的文件下达后,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 命委员会要求各地运用算账对比方法,算土地、耕地变化账,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变化账等,把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抓紧抓细。

      玉林、梧州、桂林地区等一些计划生育工作比较好的县(市)还组织了计划生育现身说法宣讲队到各村寨宣讲。

         1976年10月,广西第一次派自治区党校教师和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干部参加全国人口理论学习班,培养广西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师资。

      以后,全区性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宣传工作逐步展开。

      1977年8月,自治区党校和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联合举办广西第一期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骨干学习班,学员是广西各地、市、县党校理论教员、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宣传干部,共100多人。

      婚姻状况:

      在样本总体的育龄妇女中,已婚占65.76%,未婚占34.24%。

      己婚育龄妇女中,初婚占93.24%,再婚占4.80%,离婚占0.25%,丧偶占1.71%。

      表明,广西妇女的婚姻结合比较牢固,离婚率很低。

      广西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分别为19.45岁、20.24岁、21.42岁,1981年为22.50岁。

         生育状况:

      广西不同时期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化很大。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分别是 4.91、5.96和5.12,1981年为4.04。

      总和生育率最低年份在1961年,为3.41,最高年份为1963 年,为7.24。

      30多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总和生育率都处在高水平上。

      妇女生育峰值年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分别为26.6岁、26.3岁、26.5岁。

      平均生育年龄50年代为27.01岁,60年代比50年代高1.28岁,70年代又比60年代高0.74岁;

         少数民族生育状况:

      广西少数民族妇女生育水平与全自治区农村妇女平均生育水平有差别。

      50年代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比全广西农村妇女低(应为民族地区条件差,死亡率极高),60年代比较接近,70年代比全自治区农村妇女高。

      1981年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02,比全自治区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4.52高出0.5。

      60年代,国家对人口计划编制的要求逐步具体化。1965年,国家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至1970年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八亿以内。

      根据国家的要求,自治区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1965年4月22-27日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在1964年的基础上,4市的出生率要下降至 25‰、农村出生率下降至35‰,以后各年要求下降五个千分点,至1970年末,广西人口总数要求控制在2625万左右。

      1966年4月6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同意这一规划设想,并强调各地也可 以根据这一规划设想精神编制人口发展规划,但不需要层层下达到县。

         人口规划制定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各级没有抓好人口规划落实工作。广西人口总数从1964年的2362万增加到1970年的2817万,比原计划突破192万。

         70年代,广西人口计划的编制工作逐步抓紧。1973年12月1-4日,自治区卫生厅召开广西计划生育妇女卫生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认真贯彻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制定好人口规划,特别是4个自治区辖市及人口稠密地区,制定人口计划要与生产计划结合起来,逐年抓好落实。

         国务院在编制国民经济“四五”规划时,提出到1975年末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降到10 ‰,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5‰以下。

      广西在这个时期努力按照国家提出的规划目标工作,没有提出新的指标要求。

      到1975年末,人口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4.29‰,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78‰,均未达到国家要求控制的目标。

      谈点学习体会:

      看了这些资料,就我个人观点看起来,结合我个人的理解和分析。可算很实惠了。

      一看就是传统官方话术,文革破坏说,但是,说归说,由于相关部门要和必须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工作成绩,真相也不由自主的写了出来。

      从各种描述来看,可以很轻松的看到这个计生体系完全寄生在公社层次的赤脚医生体系当中。

      这些资料还说明了一个问题,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由于多种因素限制,所以不仅要寄生在赤脚医生体系还要寄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叙事的观点当中。

      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治疗妇女病,为国家节育。

      这种宣传是依靠当年的简陋物质基础在认真做,而且也是比较有效的。

      同时,还有一个汉族干部问题,这些都是毛氏计生方法的基础和依据。

      这里面的工作做得精巧和稳健,而且写的很踏实,实在。体现了写这个事的人的认真。

      整体来看确实在很稳步的既尊重历史、现实,也有所进取的一种操作模式。

      可以想见,在这种体制下,可以说,逐渐消除民汉差异,城乡差距势在必得,因为这个叙事,导致民族主义无从说起,当然,广西确实有个有利条件,就是壮族实际上根本就不该存在。

      这点李宗仁其实做得很好,可惜周总理非要搞壮族识别。

      这些资料里面大量的涉及了文革中的政策操作,比如城市医生下放,巡诊,赤脚医生,毛泽东思想宣传嘛,哪是马列,广西农民认识谁是马列?哈哈哈哈。

      没办法,这就是今天的官方话术。有点遗憾的是现在的地方志绝大部分都是断片叙述,不搞每年的数据,因为那样就更容易看到谁在努力,谁在扯淡了。

      所谓的改开后机构完善了,但是工作效果不力,因为就是邓的一胎化政策过于残酷导致了反弹。

      这种文革必有罪论,可以休矣!

      所谓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起码不应该指责文革所谓的破坏,实际上,文革的结构更有利于导致政策贯彻到民族地区,只要说毛主席就可以了,即便是有沙甸事件,就是今天,那些回民也不敢骂毛主席,就是典型案例。

      这就是当年毛思想的牛笔之处,实际上已经代替各种宗教思潮了。

      在西藏眼看就要代替达赖和班禅了,实际上,国家扶持班禅就是为了制衡达赖,也是历史习惯,只是,毛时代,毛主席异军突起,可惜,由于改开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毛主席再次让位,尽管如此,在西藏,毛主席的威望依然很大很大。

      因为人是有感情和有良知的,他们确实感到了毛主席的好处。达赖和班禅并不能提供这些利益,这是显然的,旧的宗教话语体系无法让他们向平民让步太多。

      很明显,虽然有政策限制,但是这种计生普及随着疯狂的文革政治体制强大的渗透到了民族地区,进而产生了合理的影响。

      这是今天不太具备的,因为,今天无数政策倾斜少民,导致他们的自我民族认知获得加强,哪怕是汉族入满,心不诚,也是加强了满族的自我!!

      这是不同。

    • 家园 借地给达雅兄贴1971年卫生部计划生育说法

      大家可以和毛主席说法对应一下啊。

      1971年7月,《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国发〔1971〕51号),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

      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

      “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我想这个政策大概和你说的意思有一些区别。

      我也注意到你的资料说的是人口稀少的少民地区。

      比如大中城市少民并不需要享受那些地区的优惠吧?

      所以,你也知道各大城市的少民当年并无优惠。

      而且毛主席要求的是阶级叙事。这点尤其关键啊。

      • 家园 所以正变后,立刻召开玉泉山补手续

        虽然不合理,但是,有总比没有更像裤子。

        进而用政治局决议裹挟中委,尤其是在抓了一批反对力量之后上车补票,这也就算自己糊弄自己和国人了。

        从这点来说,1976年四月人民日报提前宣布华国锋的第一副主席确实意味深长。

        但是,这绝对不能认为是毛主席的有意安排。

        毛主席当时的一贯态度是刘盆子模式,大概率还是张春桥,第二梯队是王洪文,所谓王洪文能力不行是因为斗争的结果,不是王洪文能力不行,从政变时,王洪文直取叶剑英,说明他是有判断的。

        在正变后,叶剑英,华国锋分别一再强调毛主席要搞四人,说明他们心理严重心虚。强调的那些理由不仅严重造假,时间点明显不合,而且理由根本不充分。

        明显是马天水的党内斗争的要求合情合理,当然,被强行压制拒绝了。

        第一,政变本身,第二,强调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

        相当于更为暴力版、短时间版的文革操作,如果时间拉长,同时以耐心说服教育,甚至中委对抗,最后分出胜负,怀仁堂就合理合法了。

        当然,他们不敢。

        从政治局构成,中委构成来说,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三张贫民票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权重。

        所以,之后他们采取的方法是,灭了四人,然后扩大军阀和老干,还有部分平民,比如王金友?然后中委增加老百姓数量,似乎增加了百姓权力,其实是为了之后的清洗。

        十二届大清洗,十大、十一届的平民中委几乎都消失了。

        人民的权力自然也没了。

        回到最初,玉泉山会议和鸿门宴啥区别,最重要的是吴桂贤陈永贵倪志福和苏振华四票。

        所以,似乎除了倪志福都被抛弃了?甚至投降派陈锡联,吴徳,纪登奎也被挂起来了。

        所以这个政治局结构中四人的力量确实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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