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荥经县地方志的内容看三年人口问题 -- 真历啊

　　采写者：王凡

　　受访者：范硕，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叶剑英传记组组长

　　采访时间：2001年7月

　　“八一”即临，忽闻范硕先生所撰《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即将于香港付梓，怀着拜谒前辈的夙愿赶到军事科学院干休所。范先生两鬓已华，略显消瘦，正是那种焚膏继晷伏案披阅的儒者标准神态。

　　“我原来是四野的，1951年调到广州军区宣传部，当时称华南军区，叶帅是我们的司令员。我到那儿以后，经常写些东西，出席会议做个记录什么的，叶帅对我有点印象。后来写叶帅的传记时，经一位老领导推荐，就把我调来了，一干20多年。”

　　叶剑英第一次和自己传记写作组成员见面，表示愿意“配合”，已是1980年12月。他跟写作组谈了写传的宗旨，不要着重个人，要体现党的作用，要留一段可堪资鉴参考的真实历史。

　　耗时十余年，《叶剑英传略》、《叶剑英传》相继完成。但经历了此番写作，50余次聆听叶帅亲口回溯，使范硕觉得这种面面涉及的整传，反而面面都展不开，远不能反映叶剑英那沧海横流、多姿多彩人生。特别是遭逢“文革”跌宕，叶剑英和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人声息相应，挽狂澜于既倒，更少不得一部专著来展示。因此，从《叶剑英传》脱稿那一天起，范硕历尽沧桑，披阅十载，五易其稿，写就了《叶剑英“文革”风云录》。

　　-不必为尊者讳。叶帅一贯忠实于毛泽东，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他曾是认真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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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先生说：在“文革”特殊时期的多数情况下，叶剑英与林彪、江青等人的斗争，并不表现为正面冲突，往往采取迂回的巧妙方式。

　　中共“十大”后，筹备四届人大、新国务院人事安排提上日程。自觉羽翼丰满的“四人帮”，深感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是其插手组阁攫取权力的巨大障碍。借着毛泽东同意展开批林彪批孔子的运动，又夹进了一个批“走后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在1974年1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再次点名批判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并指责他“走后门”，送子女当兵……

叶剑英没与江青在会上争辩，而在当晚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

　　支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毛泽东，并不希望出现新的动乱局面，更不愿江青超出自己的设想，另搞一套。

在反复掂量了叶剑英的“检讨信”后，于2月15日复信叶剑英：“此事甚大……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事后，未能得逞的江青、张春桥说叶剑英“用检讨的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

心中忿忿，却又莫可奈何，这很能反映叶剑英高超的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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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场，他冷静地环顾四周，几位省、市领导走上前来，笑容满面地想与他握手，邓小平却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邓小平扫视着在场的人，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谈到铁路运输，声色俱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他谈到，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第9号文件。在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万里要求全国铁路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

万里亲自率领工作组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严重堵塞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超额完成了计划。铁路整顿初见成效。

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的货色”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舆论宣传领域。

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他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马蜂窝”。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

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定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毛泽东很重视，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发。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

终于，王洪文坚持不住，做了点自我批评。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革”发动的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

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1974年至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叶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二人配合紧密。刘诗昆听叶帅说过：“他（指邓）在前面打冲锋，我在后面送子弹，有时我们二人也一起往前冲。”

那时邓常来叶家。每次两辆大红旗汽车一前一后开进北京什刹海小翔凤胡同叶家院子，二人总是在叶帅卧室外的书房密谈，谈时总是开着收音机，以防窃听。

刘诗昆获释后，调入当时作为“革命样板戏”单位的中央乐团，从事钢琴演奏和作曲。他在文艺界、体育界及其他一些领域都有不少人脉，因此实际担负起叶帅联络员的工作。另一名“联络员”是叶的侄子叶选基。

刘诗昆常往国家体委宿舍跑。他常晚上去，跟徐寅生、李富荣、郑凤荣、郑敏芝、陈祖德等体育界名将在郑敏芝家里秘密开会。这些人都知道，刘的背后是叶帅。

1974年，江青大搞“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其中“批走后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叶剑英去的，因为叶帅把小女儿叶小瑛送到福州军区当兵。

一天叶剑英去开会，江青在会前把他叫到旁边一间屋里，板着面孔说：“你竟然送女儿走后门当兵！”叶回家后对刘诗昆和叶向真讲起此事说：“这个人老是不断踩我。”边说双手边在脸上比一个眼镜的手势（他常用“眼镜”代指江青）。

老练有谋的叶帅立即给毛泽东写了封“检讨信”，信中“检讨”了送女儿开后门当兵，并表示“接受江青同志批评”。

收到叶的信后，毛考虑了数日，口授其机要秘书张玉凤代他在叶的信上写了一段重要批示，其中说：“从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杂着反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叶帅接到这一批示后，当晚欣喜地告知家人，刘诗昆也在场。叶幽默地说：“这才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此，张春桥感叹：“利用检讨告状，也是一大发明。”

叶剑英“走后门”

作者：袁 小 伦 来源：党史纵论

　　在党的十大召开前，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因此，在之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以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然而，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去。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并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 该材料以林彪的言论与孔孟的言论相对照，编了8个部分，重点是第一部分：“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于是，江青集团便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疯狂地推波助澜，大造声势。他们利用指导运动之便，大肆进行反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阴谋活动，妄图通过“批林批孔”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高潮。

　　叶剑英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看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和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回想毛泽东关于批林批孔的言论，冷静地观察着江青等人的举动，他明白这场运动不是偶然的。 叶剑英知道，“九一三事件”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他认为，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感到否定“文化大革命”之风正在全国上下悄然兴起，担忧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修正主义就会重新抬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使人们重新理解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批林批孔”是一个好的出路和新的途径，可以把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推波助澜，特别是他们利用机会，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办法插手军队，“点火放炮”、“放火烧荒”的动向，值得警惕和认真对付。由于这场运动是毛泽东的决策，又不能急于反对。因此，叶剑英只能想尽办法保护身患绝症的周恩来，积极支持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坚守岗位，采取各种巧妙的形式与江青一伙斗争，维持军队和全国的稳定局面。

　　1月24日， 江青竟然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要求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她在给中央军委领导人的信中写道：“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来看，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解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月18日《批林批孔》的通知）。 她（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江青随信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200份，《五四时期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1份，并说明“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江青俨然以“中央”自居，最后嘱道：“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4个人的，实际上却是针对叶剑英的。而张春桥也紧跟江青，竟然“批示”叶剑英：“剑英同志：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叶剑英接到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背着中央插手军队？张春桥又凭什么建议军委开会？这太不正常了！但是，他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暂时不便于进行公开抵制。

　　1月24日，江青未经军委叶剑英等领导人的同意，就突然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不得不出席。

　　会议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讲话，他首先申明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并向全体到会同志宣读江青的信，又列举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说：“江青同志亲自写信给空军、书面给海军的领导同志作了一系列有关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送去材料，还派谢静宜、迟群同志给海军干部作了报告”，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 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入”。

　　叶剑英的简短讲话十分巧妙，明白人一听就知其本意指的是什么。

　　按照会议程序，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盛气凌人，信口雌黄。 参加会议的许多老同志感到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会，既听不下去又不能走，一个个如坐针毡。

　　据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栗光祥回忆，他当时负责组织起草了会议通知和宣传要点，强调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要乱提口号，等等。不料，这两份材料被密送江青，惹来大祸。江青在讲话中对那份宣传要点一句一句地批判，说总政宣传部的那个负责人的讲话是“大毒草”，“全是屁话”，并且说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也同意她的看法。坐在台下的栗光祥，顿时感到如重炮轰顶，一动也不敢动。挨着他坐着的副总长彭绍辉小声问道：“江青讲的那个负责人是谁啊？”栗光祥不语。栗光祥说：“那次大会上，江青大批‘走后门’，竟公然点叶帅的名，说叶帅的孩子也走后门，叶帅真是宽容大度，心胸如海，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对自己不在乎，却非常关心我。他对江青一伙一批再批的那个宣传部‘负责人’是谁，嘴里不说，心里明白，他担心这位‘负责人’会被江青扣起来，因而暗中加以保护。”不久，在另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关心又幽默地问：“宣传部的负责人到会了没有 ？”“到了，到了！”叶剑英听到回答，放心地说：“到了就好，到了就好。”

　　江青得寸进尺，步步进逼。1月25日， 她又策划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是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的。

　　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这里所讲的“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

两次大会之后，叶剑英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的小女儿被勒令停学，“下放劳动”。

　　时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的廖汉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正月初二 ，正在春节放假期间，我们临时接到通知：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干部、战士一万八千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宋时轮院长和我带领军事科学院师职以上干部参加了动员大会。事先，大家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叶副主席手里拿着一张纸，简单地念了几句，然后宣布散会。”

　　“江青又逼着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谢做报告训人，周总理做了检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公开煽动‘要放火烧荒’，‘要整一整军队’，并借着一些军队干部子女当兵的问题向叶副主席发难。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关押、迫害致死，其子女被当成‘黑帮子女’受到株连，扫地出门，被剥夺了当兵、招工、上大学的权利。随着一部分老干部的‘解放’，一些干部子女的境况有所改善，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军来到部队。叶副主席曾以多种方式关照过一些同志的亲属和子女，如陈毅同志逝世后，叶副主席指示宋时轮院长将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儿子陈昊苏安排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门’当兵的问题，反‘走后门’是假，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倒叶剑英副主席和军队老干部。”

　　1月30日，叶剑英经过反复思考，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帮助”，“检讨”在领导干部子女入学、当兵等问题上的“错误”。

信中根据江青等人在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把批判军队系统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和批判“走后门”等联系起来的情况，提出将在空军34师当飞行员的孩子调回原部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信写好后，叶剑英以非正常的“走后门”渠道，派自己的警卫参谋马西金连夜直接送给毛泽东的警卫参谋李连庆，由李将信转给毛泽东。

　　马西金在《深夜为叶帅送亲笔信》一文中写道：

　　“面对‘四人帮’的步步进逼 ，叶帅忍无可忍，开始反击。他决定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他想了个很巧妙的方式：写‘检讨’。‘检讨’写好了，还有个问题，怎样才能把信直接送毛主席手里？要知道，当时‘四人帮’对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封锁得很厉害，弄不好不仅信到不了毛主席的手里，还要被‘四人帮’抓住把柄。”

　　“一天夜里，将近凌晨3点了，叶帅把我叫到办公室。见到我后他问道：‘马头，你对主席那里的工作人员熟悉吗？’（‘马头’是叶帅给我起的绰号）我说:‘有熟悉的。’因为我原来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那里的工作人员有些我比较熟。叶帅就说：‘我有一封信，想不通过收发室和秘书局，直接送给毛主席。’我说：‘我联系一下。’于是，我立即给毛主席的随身警卫李连庆打了电话，把叶帅的意思告诉他。李连庆回答说：‘你送来吧！’我把联系的情况立即报告叶帅。叶帅说：‘好！你马上送去。’叶帅亲自把信封好，又在信封上写上‘呈毛主席’的字样，把信交给了我。我自己开着车，飞快地驶向中南海。夜深人静，马路上空空荡荡。不到15分钟，我就从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开到了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我把信交给了李连庆同志，并告诉他叶帅想尽快知道主席批示的情况。

当我返回军科院二号楼时，已是凌晨4点30分。我发现，叶帅的房间灯光还亮着，就去向他汇报。直到我把经过向他报告后，他才去休息。几个小时以后，大约在当天上午8点30分，李连庆同志给我回了电话。他说：‘主席看了，但不知道怎么批的。’等叶帅起床后，我又立即把情况报告了叶帅。”

　　“深夜开车，为叶帅给毛主席送亲笔信，这件事使我感慨万分。送信并不奇怪，但一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一位掌握军机要务的元帅，向自己的领袖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谈谈自己的想法，竟然还要‘走后门’，而且‘后门’走到了担任随身警卫的参谋身上，却是我不曾料到的。如果这也算‘走后门’的话，那对污蔑叶帅‘走后门’的人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这个‘后门’，是我在叶帅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听到看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叶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处境的艰难，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等地步！”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

但江青依然我行我素。“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

　　2月6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 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毛泽东那些天一直在发高烧，但他仍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

”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

江青看过批件后，哑口无言。

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

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在这之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

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给叶剑英的复信，使“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打击周恩来、叶剑英，进而大整老干部的阴谋未能得逞。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又无可奈何。

张春桥甚至公然模仿当年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所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发明”的“名言”来诬蔑叶剑英，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

这也从反面证明，叶剑英“走后门”给毛泽东写信的做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宪植也遭到了打压，她被安排到冀中衡水县疙瘩头村的全国妇联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清晨，她拖着衰弱的身子，拉起沉重的水车，为姐妹们送去一天的清水，白天时，背起粪筐手持粪铲，清理着干校和村里的厕所，严冬时，粪便冻得像铁疙瘩，清理五、六个她就已经大汗淋漓了。

那时，人们总是看到她蹲在茅厕外面，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劣质卷烟，等体力恢复后，她又再次背起了沉甸甸的粪筐。

有一天，审核队员对着正在田里干活的曾宪植喊道：“曾宪植，你儿子从北京看你来了！”

她顾不得擦去脸上的尘土，带着一身泥土，匆忙地来到干校一间小屋，此时的叶选宁怎么也无法相信，才六年不见，她已经变得驼背、病态突显、满脸皱纹。

就在曾宪植颤抖着双手去拉儿子那个瘦弱的身体时，叶选宁像触电一样的侧过了身，将左手伸了过去，曾宪植突然就察觉到了什么，她上前拉住儿子的右手，这一拉，她不由得颤抖了，叶选宁的右手冰凉，完全没有力气，她顺着儿子的手臂往上摩擦着，叶选宁的整个右手就像瘫痪了似得，无力地垂在肩头。

曾宪植无法想象这一切：“这是怎么回事，阿宁，你的手怎么回事，快告诉妈妈。”

这是叶选宁第一次见到母亲哭，原来这几年来，他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他先被投入了监狱两年，而后又被送往渤海湾边的一所农场（应该是天津军粮城农场）劳改。

在一次往粉碎机里送料时，由于过度疲劳，他一头昏倒在机器上，右臂随稻草被残酷地卷入机器中，整个臂骨被碾得粉碎，神经全部撕断，昏迷了3天后过，他终于捡回了一条命，却落下终身的残疾。

曾宪植听着儿子的诉说，心如刀绞，她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一遍遍抚摸着儿子的残臂。

“没事的，我还有左手，还能干活，还能写字。”

这次母子会面结束后，叶选宁将一个小挎包交给了曾宪植，便离开了，曾宪植回到住处打开包，里面是一瓶辣椒酱，一段腊肉，两条简装的“大前门”香烟，看着这一切，她终于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叶选宁从“干校”回北京后，鼓足了勇气，用左手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报告了母亲的处境和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并请求毛主席批准他母亲回到北京治病。

两天后，毛主席收到了这封充满母子深情的信，当即批示：“请恩来同志予以安排。”

当天晚上，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一辆军车驶向了冀中衡水，第二天曾宪植被接回了北京，住进了阜外医院，此时，她的血色素只剩下了5g。

曾宪植：开国大典上的女人，中国第一批女兵，丈夫是开国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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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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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军粮城农场劳动

1969年5、6月份，我们机组李荫昌、李锡兰、裴秀章三人，被派去天津军粮城八师农场劳动。美其名叫“插秧突击队”。

乘汽车转火车到达天津军粮城火车站，再乘农场的卡车到达农场。

农场座落在军粮城东北面，有纵横交错的水渠，用于灌溉和排水。场部在农场的东北角，有两排正房，北正房西头是火房和饭堂，靠东两排是农场人员的宿舍，和场部的办公室。伙房南面靠西侧是个大仓库。宿舍前面是一片空地，当时垜着一大垜稻草。

场长是二十二大队副ZW李逢春，突击队队长是二十四大队通信主任苗赫林。插秧突出队有四、五十人，二十二大队我们一个机组，二十三大队两个机组，是飞行员周永斌、刘德胜（聋子，后来改飞运五），领航员贾修胜、仇庆春，（两位后来都调二十四团飞轰六一领）两位通信员都记不起名字，对一位印象很深。二十四大队的记不清了。还有地勤后勤人员。我们同住在西面的大仓库里，没有床铺睡水泥地板，上面铺一层稻草铺上面铺褥子，就是很好的睡铺了。仓库有两个朝东大门，南北方向打了两排地铺，我在南侧门的南面住下。我们都在饭堂吃饭，早上是稀粥窝头咸菜，中午和晚上是干饭和窝头，干饭是3号机米做的，很渣拉没有一点浆力，实在难以下咽。我们宁肯吃窝头也不吃干饭，中晚饭还有一个炒菜，但是很少见到荤腥儿。

开始的活是平整土地，就是把每块地头拖拉机翻地时没有翻到地方，用锹挖起来进行平整。我带着一个班二十二、二十三大队空勤，干了几天这样的活。一次再翻地时挖出来一条尺把长的小蛇，有人用锹逗它，它就咬铁锹可以听到响声，后来被人用铁锹铲死了。好可怜㖿！

十多天后公路南生产队地里给水了，路南面沟里水都是满的。场部决定打涵洞引水灌溉。派了两个班，我们班是其中之一。涵洞打通了水引过来，用拖拉机带动水泵抽水，我们分成四班儿，昼夜不停，6个小时一班。可是水中有些个杂物，主要是稻草，常常把水泵搅住不能抽水。需要有人潜入一米多深的水泵轮处，把搅住水泵轮的杂物全部清除。我自觉担负了这一工作，清除一次杂物有时要浮出水面几次，换口气又潜下去。刚刚清理完可是过不多长时间又不行了，还要潜水清理，一个班中要清理几次。虽然说是六月天气，但还是有些凉意。只是时间不长1、2天后就给水了。

给水后就进入插秧阶段。我们突击队分成三个组，拔秧组、运秧组、插秧组。我们机组三个人，裴秀章说对水过敏，一接触水腿上就起泡，到农场后当了火头军，到厨房做饭去了。李锡兰分到釆秧组，我在运秧组，还当了组长，记得组里有二十三大队的刘徳胜、周永斌、仇庆春、贾修胜和通信员等10来个人。三个组的工作是：采秧组负责把秧苗拔起来，去除泥土捆成小把后待运。秧苗在农村生产队地里，是生产队帮着养的，距离有几公里。运秧时我曾去过，他们在秧苗地里，坐着马扎或小扳凳用两手拔秧苗、去泥土打捆，是坐着干活。运秧组是负责把秧苗用汽车运到田地边的路上，在挑到每块地里，把秧苗先扔进田里，再下到田里把秧苗均匀地散布在地里。这种活不需要什么技术，是又苦又累的活。桃着一担秧苗要走几百米的距离，多是又窄又滑的田梗，一不小心就滑到水沟里了。再就是那里都是黑土地很粘，粘在鞋上不容易去掉。我们不象釆秧和插秧的一直在水中，可以不穿鞋，我们走的路是大路、田埂和地里的水中。田埂上还有被割去芦苇的茬子很尖，不小心就会扎脚，所以必须穿鞋，我们穿的虽然是胶鞋，还得用绳子从脚心处绑起来，不然在地里鞋子就会被陷进泥土中。

那时给水一来，量就是很大，什么进水闸门放水闸，都成了无用之物，一夜之间整个农场的稻田成了一片汪洋。因此插秧时得先在高的地块，水浅的田块里插。一天下午，我们把秧提前运到两块田里都放好了。可是第二天说这里水深不能在这里插，我们又要把秧苗弄出来，水太深只有脱掉衣服下水，我当然是第一个下水捞秧苗，再送到别处，真是做了费力不讨好的事！

插秧组除了老场员，主要是农村生产队的老百姓，又多是妇女。他们每天早上来，直接到田里，中午在农场吃一顿饭后，要休息两个多小时，下午在干活后回去。

就是因为生产队社员来帮助插秧，中午在农场休息占用了我们的地铺。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干了一上午活，中午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那里原来是一片咸碱地，连棵树都没有，想找个阴凉地方实在太难。大夏天太阳很毒，我有时在运秧的排子车底下，有时在房屋的阴影处，有时在草垜边上休息一会，可是草垛边总有虫子在身下爬来爬去乱拱真烦人，怎么能休息好呢。几天的时间我们可吃大苦了！还好那时只有三十多岁，凭着健壮的身体还是硬挺过来了！

农场的生活很枯燥，在那里两个多月只看过一次电影。每天除了劳动，还要坚持天天读一小时，因为白天劳动只好安排到晚饭后。在农场其间，曾组织过一次去天津市里，乘场部的卡车，从农场南面的公路上，一直往西再往南进的天津市区。只是在市里逛逛商场，是天津最大的商场，好像叫劝业场，也没有买什么物品，中午在街上吃了顿饭，下午返回。休息天我还两次去塘沽，闲逛游玩。农场到塘沽有三十二里路，第一次我们几个人，有李锡兰等四、五人走路去。我们沿南面的公路，向东走十来里后，转向向南的公路再走十几里，就到了。我们沿海河向东走到港口附近，又折回。在街口吃了饭就回来了。第二次是我自已去的，从塘沽又走到北塘。没有什么事，只是看看街上路上景色景物，买了天津饱子就在路边吃了。然后原路返回，这一去一回就是一天的时间，没有什么收获却锻练了走路，强健了身体！

在农场总共两个多月，挿完秧后我们于7月中旬返回部队。回来时是从天津站乘的火车仍然由苗赫林主任带队。这时二十三大队已经转场到定襄机场，二十二大队搬到冯庄营区。

有人说我们是去农场劳动改造了两个多月。农场劳动有什么不好？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世界上许多物品都是劳动创造的，离开了劳动人类就不能生存！这次去农场虽然是被发配的，但是劳动锻练了身体长了知识，还是有收获的。

《华夏文摘》的编辑华新民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极为精彩的书评<从太阳不露脸谈起 - 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谈的是我的朋友卡玛女士摄制的有关文革的电影。书评中他谈到了当年红卫兵的觉醒，并举了一个今天已经为大多数人，甚至文革研究者都遗忘了的名字：朱成昭。

我因为研究文革中的异端思潮，1998年8月11日在澳洲记者晓涵和美国《时代杂志》北京记者米雅的安排下采访了朱成昭先生。在长达3小时的访谈中，对他的觉醒、叛逆和受迫害的全部过程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本来，我与朱先生相约来年在北京再畅谈一次红卫兵运动，但不料不久就传来了他因心肌梗塞而粹然逝世的噩耗，目下在我办公室中的3卷录音竟成了我能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

他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当时是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

在上中，他是品学兼优的团干部，好学生。以至一毕业，中国科学院因一个在计算机方面尽快赶上西方的秘密计划，直接把他抽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作为未来的专家培养。

朱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已经担任了课题组组长。然而在工作中他感到了自己在科学基础知识的贫乏，决定再去读大学。受到当时在上中最为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的影响，他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因为他是从工作岗位上再来读大学，就变成了“调干生”。

1962年入校后，正值阶级斗争之风盛行，朱和不少同学一起被两次派出参加“四清”。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朱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他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一起给以邹家尤为首的地院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

被划为“第三类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经定下“送去劳改”。

当时的工作队付队长边固在一次对“第三类学生”的训话中竟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

朱和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梁山，7月份揭竿而起“造反，”8月8日成立了地院“东方红公社”。

因为朱和他的伙伴们在组织路线上不搞“血统论”，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为地院的绝大多数派。

1966年9月6日，由朱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据朱在采访中告诉笔者：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但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后来，朱又请蒯担任三司的副手，这便是蒯大富是三司“蒯司令”的流传的由来。

对三司和地院东方红公社这样主要的造反派红卫兵队伍，中共中央的各派当时都想要利用。毛泽东自7月起便一直派他的女儿肖力（李纳）任直接的联络员；

周恩来有一个秘密联络员“老李”；

中央文革的关锋、阎长贵等都担任过观察员和联络员。

1966年9－10月间，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当时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来地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不少政治观点上非常一致，不久又坠入情网。这对朱的思想有不小的影响。

另外，文革的深入把许多老干部，包括朱的父亲都打成了“黑帮”，也使他对文革有新的思考。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公社接受周恩来的秘密命令，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另外，江青、戚本禹也在同时对他们和北航红旗有过抓彭的指示。朱曾派了三批人去抓彭。

第一批王大来、钱信等人在12月15日进入彭的住处，与彭就文革以及党史上的一些问题有过长谈，结果被彭感化，认为彭讲的都是“真话、实话”，又支持文革。最后对彭同情到了“毛 和党中央可能现在不了解彭现在的情况，他们有责任把彭目前的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毛 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汇报”的地步。

第二批是当时东方红公社的第三把手王大宾，于12月18日到达成都，又和第一批抓彭成员一起回京与朱商量。因为朱的安徽老家 “三年自然灾害”中也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朱对彭一直持同情态度。他们把在四川时与彭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中央文革又马上派了北航红旗赴川抓彭。

在这一情况下，朱派出第三批胡乐成等100余人，从北航红旗手里抢回了彭。

12月27日，彭德怀到达地院后，住在朱的房间，不过朱成昭和他没有过外面流传的“秘密预审”、“彻夜长谈”等接触，甚至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

然而，彭德怀当时有一套绝密材料，放在他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是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等等。

朱成昭仔细地看了这些材料，受到震动。这对他和他的伙伴们转变对文革的看法无疑有极大影响。他们一致认为：彭说的都是“实话”。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王大宾等人在梅建明家连续开“黑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不料王大宾偷偷向中央文革告密，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批示给朱，警告他：“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

为了有一个机会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朱成昭决定以“检查”为名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

2月4日，朱在地院作公开检查，因为这是首都三司“司令”的检查，共有3万人参加。

朱在会上谈了他的“八大观点”：

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

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

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

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比如联动；

5〕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

6〕中央文革太左；

7〕在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

8〕大联合大夺权早了。

由于朱借“检查”为名系统“放毒”，这反而影响了很多对文革有怀疑的群众。

2月8日，阎长贵到地院宣布这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

1967年2月后朱被勒令“闭门思过”。7月，他因为和叶向真南下广州玩，被戚本禹诬蔑为：“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抓回北京。开始隔离审查。在他8月15日所写的<我的检查与交代>中，担心全国武斗以及两派分裂将会在文革后造成经济和人心两方面的“极大后遗症”。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当时难得的真知灼见。

8月20日左右，朱被公安部正式拘留。与叶向真一起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

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作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

叶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即被周恩来释放，先去解放军的301医院学医，当了军医。文革后重操戏剧导演的旧业，当过电影《原野》的导演。

她在1972年释放后便向朱成昭的朋友们表示，周恩来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

但是据朱的朋友们向叶选宁（叶剑英的儿子）核实，周没有此说。

而朱在他长达10年的牢狱和劳改生涯中，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

这大概也是一个高干的女儿和一个普通干部的儿子难以成婚的常见悲剧吧......

朱成昭在1980年6月正式平反。当时据说中组部准备树两个反文革的典型。一是死去的张志新，二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是最后被叶剑英一笔勾去，理由是活着的树典型不好。据朱成昭说，他和叶剑英文革中失之交臂，一直没有见面。

1966年1月19日，叶向真安排父亲与朱成昭见面。一是军委的几个老帅也想拉拢利用造反派红卫兵，二是叶剑英也想见见“未来的女婿”吧。

但是因为那晚发生了几个老帅和中央文革小组冲突的“京西宾馆事件”，最后叶剑英叫秘书撤销了会见，此时朱在叶家已经等到半夜。

此事，朱一直感到非常遗憾。

1985年朱成昭被分配到苏州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90年代初他在上海下海，组织过私人的建筑公司，负责地基打桩。据他说：“一开始事业做得比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还大”。但是最后被“三角债”活活拖垮。在我采访他时，朱已经退出商界准备潜心研究文革了。

据朱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我是“世界上第二个采访[他]的人，”第一个自然是指晓涵和米雅。他之所以接受我的采访，还因为我也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是他的“小校友”。当他听说我准备就他的思想觉醒过程作专论研究，嘱我将来一定寄他看看，要和我“讨论讨论”。可惜的是，他不久卒死，我这些年忙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对“叶、朱反革命集团”的研究也一直没有成文。现在华新民先生提到了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我应当把当年访问的大要先告诉世人，因为朱成昭实在是一个红卫兵运动史和文革思想史上的一个不应当忘却的名字。

作者为文革研究专家，任职于狄金森学院图书馆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11/23/2003 22:23)

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

文革的深入把许多老干部，包括朱的父亲都打成了“黑帮”，也使他对文革有新的思考。

叶向真：我与父亲的文革岁月

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我们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儿。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1962年叶向真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了儿子毛毛。

当时，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我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我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我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趁提审时，我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时，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我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转载]叶向真：我与父亲的文革岁月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周总理的提醒，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然而，我出狱后让父亲震惊了，我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

“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放出来了。所以后来江青来看我时，弄得我们上下特别紧张。 她实际上是来跟我爸爸解释，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来看我们，我们全家就跟要逃难一样，把我儿子都关在楼上禁闭起来，所有闲杂人等不得露面。江青来了以后，一见我爸爸，‘哎呀，老帅呀，这个女儿受苦了，林彪他们这些人真坏呀，他不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专案组，也在整我的材料啊。’当时我们听听眨眨眼，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她就问，你在监狱里没怎么样吧……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们赶快把孩子从楼上弄下来，那时才七岁多，让他赶快叫奶奶，江奶奶。‘叫奶奶干什么，不要搞这些，叫我江青同志就行了。’当时我们很尴尬，怎么敢让孩子叫江青同志呀……结果后来，从一些批示材料里头才知道，抓我，抓我们，都是江青亲自批的。”

我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我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我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父亲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

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旧版：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新版：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

1976年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接替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应为接替补邓小平空缺，邓小平补的居然是李德生的缺）、国务院总理。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作者：叶永烈

信的内容是：“林副统帅：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茬儿，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不少。因主席忙，只好写信给你，请你考虑一下……”

仅仅过去三天，林彪的指示便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