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睡前消息457期：我来分析一下我为什么挨骂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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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想要讨论能动性的进化，这是一个大得不像话的话题。首先我要说这次演讲没有数据，只有概念。如果你想听数据，那很抱歉，希望你依然感兴趣。我之前写过一本书，名为《固有》（Innate），试图将对于人类心理特质生长根源的各种理解整理起来。这本书主张我们的染色体当中有包含着人性这一主题的各种变体，并且审视了行为控制的内在机制。这也是本次讲座的出发点。我们的本质写在我们的基因当中，我们的行为与动物相比有着固有的不同，这些不同一定程度上在我们的大脑结构当中体现了出来。所以我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基因差异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大脑如何生长，进而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个性。

书中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基因与大脑的关系非常复杂也非常久远。从基因变化到心理变化，我们需要经过很多步骤。这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而生长又带来了另一个噪音源与变化来源。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在分子层面上也充满了噪音。这意味着最终的结果并不能确定所有细节。基因并不决定最终结果，仅仅规定了生化反应的规则：胚胎如何生长？大脑如何布局？这套程序的每一次运行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将基因型输入生长这套程序，输出的则是一系列表型。这其中包含量化的区别，例如大脑某一部分的厚度或者某一束轴突的粗细。另一方面，大脑的生长是非线性的。有时即便从同样的基因型出发，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有机体在生长过程中遭遇了一点噪音，结果反馈循环就会不断放大差异，导致某人成为了左撇子或者右撇子，患有神经分裂症或者没有患病。

这本书的根本论点如下：基因差异与神经生长差异共同导致了大脑结构与功能的根本性不同，也决定了某人的心理特质。这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人的性格。心理特质可以神经层面上与脑功能相关，涉及到我们做决策的各种参数，例如新颖突显性（Novelty Salience），置信度阈值（Confidence Threshold），惩罚敏感性，这全都取决于神经信号，也就是神经调质发出的信号。人与人之间神经回路的不同就像其他回路的不同一样。这些参数的调谐人与人都不相同，这些不同又可以表现为冲动性之类的高层心理结构。实际上心理特质就是对于人们日常行为的统计描述。

我的书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生下来与彼此不同，基因影响很大但是并不直接具体，生长差异也是重要因素，在一生当中人的固有倾向与经验互动，从而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基因并不必然控制我们每一刻的行为，而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与习惯。经常有人这样问我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的大脑布局成这个样子，而我们又不能控制大脑布局，那这对自由意识有什么影响？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行为吗？我们真能自由决策吗？你能做出的选择是否被你的大脑限制住了？我刚刚告诉你决策的参数人与人各不相同，那么性格也可能受到大脑布局的影响。这是很严肃的哲学问题，也是我越发感兴趣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目前的流行趋势就是否认自由意志。这种说法很奇怪，因为自由意志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著名的自由意志怀疑主义者萨姆.哈里斯曾经说过：“你控制不了你的染色体或者大脑的生长。你的大脑做决策的依据则是毕生以来一锤一锤砸进这颗大脑里的偏好与理念——抡锤的力量包括你的基因，你的成长历程以及你与他人、事件以及理念之间的一切互动。自由在哪里？你现在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是你的欲望从哪里来？”叔本华曾经更简洁地表述过这段观点：“人可以为所欲为，但不能欲所欲欲。”

实际情况或许还更糟糕。如今有些神经学家认为实际上就连你在做决策这个理念也只是个幻觉，一切只是神经回路在点亮火花，处理信息，计算数据——一切都是机制。我们越是了解大脑的结构，就越能使用光遗传技术之类的科技控制大脑机能。如今我们不仅能控制动物的行为，使其陷入睡眠、四处跑动或者发起攻击，还能控制动物的思想。你可以改变这些参数来改变动物的认知。感觉上似乎一切真的就只是机制而已。这种神经还原主义目前十分盛行。Patrick Haggard说过：“作为神经科学家，你必须是一个决定论者。大脑当中发生的电子与化学事件必须要服从物理定律。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不可能做出任何其他行为。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我’来主张‘我本来可以不这么做。’”这里就连你的存在这个概念都受到了质疑，至于你是否作为一个能动主体而存在就更别提了。他这番话不仅基于神经科学，更是基于物理定律，体现了更深一层的决定主义。斯蒂芬.霍金也认为“生理过程受到物理定律和化学定律的主宰，就像行星轨道一样确定。”这是非常硬核的物理决定主义：因为原子只能遵循物理定律，所以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如果我们想感到自己确实有自由意志的话，就必须理解与克服两类问题。较低一层是物理学决定主义：我们不过是一口袋原子，既然它们遵循物理定律，我们又怎么能控制任何东西？这是还原论的主张。更高一层是生物决定主义：就算你的思考行为在大脑这个物理体系当中具有一定的因果力，你也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或者大脑的结构。我这里想讨论的是思想究竟有没有因果力。当我们想到神经科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今天的人们惯于将心智状态、目标信仰、选择决策之类现象都还原成左边的大脑条件，例如神经活动模式，计算与大脑状态。当然，具体的还原过程非常复杂，但是认为可以还原的理念就意味着心理只是大脑活动的附带现象。更进一步，大脑活动也可以还原成为遵循物理定律的原子运动。

那么意义究竟有没有因果力，还是说一切都由低层物理力量决定？这样一来物理模式对于有机体的意义就无关紧要。有机体接下来的状态要完全由物理力量导致的结果来决定。那样的话宇宙当中就没有可能性，没有选择，甚至没有原因。只有波函数的不断演化。有几种方式可以摆脱这一点。首先是二元论或者说自由意志主义。笛卡尔认为心智就只是魔法。心灵由不同于肉体的物质构成，不受物理条件的限制，但是却又能以某种方式影响构成大脑的物理物质。这种想法很久以前就被抛弃了。另一种常见的理论是丹尼尔.丹奈特的相容主义。根据我的理解他的观点如下：就算事物在原则上完全确定，但是在实际层面上却并非总能得到预测，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让我们得以营造自由意识存在的可信假象，这一假象足以保护我们指定道德责任的欲望，尽管我们确实从未有过选择。对我来说他的观点有下列几个问题。首先，他假设在一个决定论的宇宙当中能动性居然还能够进化出来，或者复杂有机体居然可以不借助任何非决定性进化出来。我不认为情况一定是这样，我认为他的假设太贪心了。另一方面，他试图找到某种“值得想要”的自由意志，而我更想知道我们确切具备的自由意志究竟什么样。或许的确是丹奈特设想的这一种，但是我想我们或许首先必须克服而不是接受决定论才能确定这一点。

但是我还认为，直接从人类入手来思考这些问题是最糟糕的切入点。为什么要从最复杂的体系来着手研究问题？我更想回到最初来提问：假如自由意志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原因来做事，那么“为了原因而做事”是怎么进化出来的？或者说做事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别忘了自从宇宙诞生以来的漫长时间里都没有能做事的存在——石头是不会做事的——直到生命进化出来之后才会出现了会做事的存在。可以说生命的决定性特质就是能做事。我想从这里着手理解生物体如何拥有了能动性。

我们不妨从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谈起。这本书是他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剑桥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演讲的总结。薛定谔认为生命就是一套不太可能出现的、足以抵制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物质模式。用叶芝的话来说，第二定律的内容就是“一切都会崩塌”，而且具有复杂秩序的物体不容易存在。所以具有复杂秩序的生命必然能够自我持续、自我复制以及自我组织。为了做到这一切，生命必须不断前进。生命不是状态，不是物质，不是性质，而是过程。就像风暴、龙卷风或者火焰，不是物质。而是一种动态，是其中包含的所有因素的不断互动。风暴随着推移时间终究会消散，不过生命体并不会这样。至少在地球上，生命通过化学过程出现。你们可以想象一系列化学物质催化了反应a，a导致b，b又造成a。这个体系——也就是a与b的关系——可以通过加入新的原料与来自宇宙的无代价能量来维持，这是一个自我维持的体系。尽管物质不断变化，体系本身却可以通过动态稳定来维持存在，不是通过什么都不做，而是通过不断维持自身存在。

最早的地球生命可能出现在海底热喷泉。这里有无代价的能量，有质子梯度，有稳定的微环境，可以让分子达到一定浓度来维持反应网，也有基于铁与硫的正确化学反应。最终这里的化学反应会产生某种膜或者屏障，区分开系统与外部环境，但是依然能够通过这层膜来摄入能量与物质。这层膜就是脂质膜。在一定层次上，这个体系一定会产生这种膜，到时候就会出现自主的自我维持体系，也就是最早可以被称为个体的存在。想必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些早期化学物质究竟是什么。显然通过早期有机化学可以产生核酸，可以产生复杂脂质，可以产生简单蛋白质。RNA也是一种很有趣的候选选项，既可以用作新陈代谢，也可以用作复制模板，而模板非常有用。通过复杂的相互催化反应网路也可以实现持续性，但是这样的持续性并不特别稳定，尤其是在受到外界干涉的时候。为了保证稳定，最好有一套不会与外界环境反应的，化学上呈惰性的模板，记录下这个体系的基本构成信息，可以在遭到扰动之后重新建立原有的模式，从而实现鲁棒性更强的稳态。到到这种程度之后这个系统就可以复制自身，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使用全新原材料将模板纪录的系统模式复现成为全新的有机体。这就是基因的机理。重要的是这种基因材料是进化的基底，是极其稳定的环境反馈存储器。基因存储了关于个体经验的信息，并且传递给这个个体的后代。

生命出现之初，可能经常出现水平的基因传播，宛如群交现场一般。各种基因在不同系统之间传播或许是常态。但有时一个系统足够复杂，以至于直接带入外部组成部分并不合用，于是又有了垂直传播，物种由此产生。物种是自然选择的载体。自然选择的标准，既生命的主要特质，就是持续性。倾向持续的系统会继续持续，没这个倾向的就不再持续。这句话听上去简单得有点白痴，但这正是生命的关键，也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一切事物的驱动力。更容易持续的体系会主导整个环境，这正是目的的起源，目的就是持续存在。当然，随着生命变得更加复杂，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次级目标来辅助这个主目标。

现在想象某个细菌，它有复杂的新陈代谢机制，可以吸取能量，摄入物质，从而维持自身。但是还有一项对于存续很有用的能力，就是接受信息，因为知道外界有什么非常重要。于是生命进化出了感应器，以选择性的方式模拟外界发生的事件，从而让生命认知世界。对于模拟信号做出反应的方式之一是重新调整新陈代谢。细菌会从有氧呼吸转变成厌氧呼吸，会根据周遭食物的成分分泌不同的酶。例如大肠杆菌在乳糖存在时会产生一种酶，乳糖不存在时会则不会产生这种酶，就好像体内有个小开关一样。调整自身新陈代谢固然是适应环境的方式之一，不过还有另一招，也就是移动。如果你耗尽了某地的食物，还可以移动到其他地点。移动是很有用的一招。许多微生物都有运动装置，为的是接近食物，远离危险。这两种基本本能——接近与逃避——正是意义的本质。这些因素对于这个有机体有意义，至于意义的体现则是有机体做出的反应以及自然选择对于这些反应做出的反馈。

这种对于意义来源的理解几乎被科学对话排斥了很久。人们很难思考这一理念，因为它扩展到了时间空间当中。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理解有机体如何运作以及自主性如何进化，这一理解方式正是关键。信号现在对于有机体有了意义，因为信号与环境当中的某些事物具有物理联系，从而对于“有机体的持续存在”这一目标有价值，自然选择的反馈将这一价值赋予了有机体。意义并不存在于信号当中，也不存在于有机体当中，甚至不存在于事件当中，而是只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当中。这里所谓的“意义”并不能从语义上来理解，因为此时的有机体还不具备理解能力。这里的意义指的是实际层面的后果，也就是接近/远离与幸存/死亡之间的相关性。

所以意义不存在于任何信号当中，也不存在于任何有机体当中，不存在于任何地点，甚至不存在于任何时刻。或许这因为如此，这个概念才如此难以理解，难以科学地表述，因为它脱离了我们通常所谓的因果观念，既某一有机体这一刻状态的信息会决定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这并不是完全的图景。相反，根据这种理解，意义的基础是经验——通过反馈与后果养成的个体经验与物种经验。类似这样的本能、优先级或者引入性偏向——无论你如何称呼此类经验——体现在单细胞生物的生物化学当中，并且编码在染色体内部，从而长久存续了下去。

现在我要沿着进化之路向前推进几千万年，来到多细胞生物刚刚出现的时代。多细胞生物意味着更高等级的自我，具有与外界分界的结构，这一结构又由个体细胞组成，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界限，依然不知道邻居在干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协调个体细胞，从而促进整体有机体的存在，我们需要控制系统，于是就出现了神经。神经是特化的细胞，最初的神经细胞或许同时具有感觉部分与运动部分。随着时间推移，这两部分逐渐分化。然后感觉部分与运动部分实现了分工，两者之间产生了中介，也就是神经元，这种细胞能够在处理信号的过程中进行有趣的计算。我们一般认为神经系统的功能是处理信息与逻辑计算——这两个术语其实是从早期人工智能领域继承来的——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则是依靠计算元素、环路模体与扩展体系。但是如果你要问神经系统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是为了进行逻辑计算与处理信息。这些只是神经系统的功能，为得是让有机体理解世界、获取意义以及指导行动。

早期神经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协调肌肉。例如一只锥形水母有一堆肌肉，如果想要恰当运动就必需协调一致，这就是早期神经网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神经网定义了一个行为库。锥形水母只有有限的动作选择，在任何时刻都必须在这些动作当中做出选择。选择动作的方法之一就是将神经与感官信息相连，并且将特定信息对应的正确应对动作预先录入神经回路。这套神经回路的结构一方面编码纪录在了染色体当中，但同时又是可塑的，允许个体通过学习来重新塑造其结构——自我重塑也是神经系统的拿手好戏。

一旦从简单的生态系统进化到多层体系，就要从实际耦合（pragmatic coupling）转向表征（representation）。实际耦合适用于激发单一反射来应对单一信号，但是不擅长整合多重信号。有机体的致动部分包含的神经依靠天生固有结构只能记录有限的信息。整合多重信号的更有效方法就是将信号与行动解耦合，直接将全部信号都传达到中央整合中枢。传输信号的过程就是表征，整合信号的过程就是认知。更复杂的神经系统进化出了这些功能，从而首先将感官信号与行为解耦合，产生内在表征，整合多重信号，随着信息处理层次的增加提取更复杂的特征，最终将行为选择循环内化。这样一来，有机体就不必仅仅依靠自然选择来得知什么好什么坏，而是可以通过内在信息循环来想象某个行为，评估其后果，并且选择相应行动。更多的信息处理层次意味着更高的自主性，更强的自我指向，更显著的因果能动性——我认为这些特质都是可以具体表述与衡量的。就这样，被动、简单、依赖反射的有机体变得主动且复杂，可以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做出有组织的计划。当然，以上只是简单的总结。决策与行为选择的这一方面涉及了太多的因素。其中许多都取决于我谈到的基底参数，

非常重要的是，上述所有机制全都以行动为核心。感官系统不仅表征了外部世界的物体，还表征了物体的可供性（affordance），也就是我们能够针对这些物体做什么。物体不仅只是存在，而且还是能让我做些事情的对象。运动系统系表征了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需要的行动；边缘系统表征了指导决策的有机体内在状态与情绪；认知系统表征了着人信念、意图与欲望；神经调节系统及时调节这一切，从而使得我们可以做出复杂的决策。我们知道这是神经系统的运作机理，但是这依然不能解决我刚刚粗略说过的决定论问题：如果宇宙当中的一切都遵循物理定律，而且有果就有因，那么原子当前的物理状态就可以用来完全预测它接下来的状态。宇宙目前的原子状态——包括我们体内的每一个原子——可以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就得到预测，并且还可以一直预测到无限远的未来。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很久，早在古希腊时期，德谟克拉西就主张物质是原子构成的——这确实是神奇的预见——而且原子的互动是决定性的。而伊壁鸠鲁与卢克莱修辩论时则认为原子的运动一定存在某种任意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会“拐弯”——否则不仅不可能存在自由意志，就连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存在。他还说过不这么出名但是更有见解的话：你需要某些任意性才能让宏观因果得以存在。如果原子层面上的决定论是真的，那么还原主义也是真的。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发生在最底层，没有空间让任何其他因素产生影响。

根据我的理解，并非所有物理学家都认同非决定性的本质。海森堡测不准定理确立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质。爱因斯坦不喜欢任意性这一理念，他认为在宇宙当中有某种“隐藏变量”，或者说粒子具有某种我们尚不知道的特质，可以用来确定其在任何时刻的活动。约翰.贝尔定理则认为并不存在此等隐藏变量。有人以他的名义进行了经验性极强的“大贝尔测试”，证明了并不存在本地的隐藏变量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电子会向左或者向右，以及其他看似奇特且随机的量子现象。还有另一种解释方法，就是多重世界理论，既所有这些可能性都会发生在分裂的时间线上。每当电子出现在这里或者那里的时候，或者发生任何量子互动现象的时候，时间线都会分裂。当然，我们必须将这一逻辑应用在经典理论尺度才能得到多重世界。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一条时间线上，你究竟身处在哪条时间线依然还是个随机事件。所以无论这一理论究竟如何诠释，我都不认为这意味着不存在真正的不确定性。你还可以直接根据数学基础来主张，并不是说任意性会发生，而是非确定性会得到解决。实数实际上无法得到无限精确的定义，因为世界上的全部物理信息也不足以在无限精确的层面上定义一切参数。恰恰相反，随着宇宙的演化，反而是物理信息本身得到了定义。所以未来是开放的。这样的话，甚至就连经典物理也会添加几分非确定性因素。

我姑且假设非确定性的确存在。这就意味着我们没必要倒向兼容主义。宇宙并不一定是完全决定性的，我们可以发现随机性与噪音的存在，尤其是在生物学领域，更尤其是在神经系统当中。例如离子通道的开闭就充满噪音，神经递质的传播也同样充满噪音，动作电位以及离子穿过细胞膜的过程还是充满了噪音。很久以前约翰.冯.诺依曼就注意到，如果将神经元当做计算器，那么神经元实在是非常差劲的计算器。单个神经元非常不可靠。于是神经系统就进化出了规避这一缺陷的方法。每一个神经元对于其他神经元来说都是黑箱，偶尔才传出一些递质。我们只能推测轴突当中传输的信息究竟是什么。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计算规则在《神经设计原则》这本书中有所阐述。这些原则追求的是能量效率与信息传递效率，内容包括在局部利用化学过程进行计算——绝大多数计算都发生在单独的突触或者单独的蛋白质分子内部；分散信息；只用可接受的最低速率以及最少的线路发送最必须的信息。神经元发送信号时，信号原本携带着每一个神经元内部分子的大量细节，但是这些细节信息会被主动地抛弃与压缩。所以低层次分子层面的细节不可能决定人的思想，因为绝大多数细节都被抹杀了。具体抹杀分子级细节的方式有很多，在单个神经细胞层面可以对传递信息的分子进行过滤整合，在神经元种群层面可以将信息纳入神经流形（manifolds），这样一来唯有信息的模式才有意义。如今我们可以观察信息流在某一片空间内的所有神经元之间流动的轨迹。这是沃尔特.弗里曼当年做过的工作，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伯克利大学注意到了他的研究。这项研究一度曾经遭到冷落，但是我们现在具有了纪录神经元计算活动的科技，从而得以理解这些模式图形的意义，并且看出来它们对应了什么。

重要的是，非决定论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物理状态a一定会引起物理状态b；如果决定论不正确，那么物理状态a可能会引起物理状态b，也可能引起物理状态b’、b’’或者b’’’，这样的系统有一定的松懈性。此外，在决定论不正确的前提下，许多低层物理状态的每一层都可能表征同样的信息，因为这些物理状态的信号经常遭到过滤压缩，而且就连单个神经元也能对这些信号进行主成分分析。于是大量细节被抛弃，更宏大的模式浮现出来。换句话说，许多不同的低层物理现象a，a’、a’’或者a’’’可以导致同一个高层物理现象b。这种因果松懈性——借用George Ellis的术语——意味着非决定性本身并不会确定结果，正如Helen Steward所说的那样。非确定性的作用是创造空隙，好让其他因素来决定结果。而我则主张所谓其他因素正是组件排列当中的固有信息与意义。

Jessica Flack，Erick Hoel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曾阐述过宏观因果性或者说自上而下因果性的概念——我更喜欢前一种说法。神经分层使你得以整合信号抛弃噪音，提取越来越复杂的、对于有机体有意义的特质。此外这样的神经结构也使得有机体能够做出新的行为。通过提取新的特质并且增加神经等级的层数，你就在更长的时间框架内获得了新的控制等级。无论是在进化过程中，还是在大脑组成部分当中，我们都能看到神经等级的存在。这一过程被Peter Ulric Tse称为作判别因果性（criterial causation）——他的《自由意志的神经基础》一书同样十分精彩。这个术语的含义如下：先前经验的历史——无论是进化历史还是个体历史——为应对新环境或者诠释新信号设定了标准。某一套神经流形当中的意义并不在整个神经体系当中，也不在信号的传播轨迹当中，而是在对于神经信号的诠释当中。这就好比一串字母作为符号，其意义不在于符号本身，而是在于大脑对于符号的演绎。因此意义必须基于情境才能存在，情境源自生物体的经验，其基础是该生物与环境互动的历史。因此并不能说目标决策选择之类的心理模式可以被还原成神经活动模式，而神经活动模式又可以被还原成决定论规律。我认为恰恰相反：某些神经活动模式之所以具有因果力，仅仅因为它们能够体现目标决策选择之类的心理模式，仅仅因为它们具有意义。这就是逆转的还原主义逻辑。

如果你接受这种说法，确实可以解决物理决定论。首先，上述说法认为物理决定论看上去就不正确；其次，上述说法为思考与意义的因果力留出了空间。但是这套说法依然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就算是你在思考，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思考，假如你的大脑提前被布线，那么我们依然没有自由意志。重新说说萨姆.哈里斯的“我的大脑逼着我这么做的”这一主张。用哈里斯的话来说，大脑不关心你究竟想要什么：“我是否有意识地选择了咖啡或者茶？不。我大脑里发生的事件替我做出了选择。而我”——请注意这里他区分开了“我”与“我的大脑——“而我作为我的思想与行动的有意识见证者，既不能审视，也不能影响这些事件。”对于我来说这番话说的很奇怪。首先，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毫无原因地做事情。如果做什么事都全凭一时兴起，那么你根本活不了多久，很容易就会沦为其他生物的口中餐。自由意志意味着为了你自己的原因而做事，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而做事。然后，“为了你自己的原因而做事”的大部分过程发生在产生意识之前，这部分过程已经固化在了我们的习惯与准则当中。这样很好，我们希望这样，我们不希望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费脑子思考。这套推荐系统是控制自身行为的适应性方法。你不必非得知道推荐系统的运行机制，因为推荐系统以及其他所有一切都是你，你的自我是一个连续体。除了一个穿越时间不断存在的模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因素构成你，无论这个模式究竟有没有意识。只有出于二元论的本能才会要求彻底摆脱前因的自由，才会要求我们的一切行为都由有意识的头脑来控制，与无意识无关。

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提出了系统一与系统二的概念。他将思考分成本能体系与理性体系，我将前者称作习惯性思考，后者称作目标导向性思考。后者的速度很慢也很耗费精力。你不希望经常进行后一种思考，否则将会犹豫不决，很可能会死。

另外，认为我们无法检视这些动机、目标或者欲望的说法我觉得也是错误的。我们不仅能够检视自己的动机与目标，而且还经常这么做。威廉.詹姆斯划分过做事情不同方式的等级。首先是本能选择，仅仅通过有机体遗传而来；其次是习得性选择，源自生物对于过去的记忆，从而指导未来的行为，就连非常简单的生物也能做到这一点；接下来是预测性选择，既想象行为造成的后果；最后还有反思性与规范性选择，只有人类具有这种选择能力，只有人类能够思考自己的想法本身，只有人类会觉得自己应该为了某些价值观而去做某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做某件事，我们未必总会这么做，但是我们能够这么做。

这就是所谓的元认知。随着生物在神经等级上逐渐攀升，时间框架变长，我们的认知对象也变得越来越抽象，最后终于不仅局限于感官感知，推论对象，环境，记忆，可能采取的行动，预测的后果等等，还包括了认知客体本身，既我们的目标，信仰，欲望，动机，信心与确定性。我们能够检视这一切，我们也确实这么做。我们的有意识头脑能能够触及并且改变所有这些认知客体。因此让我们再回到丹奈特的说法，我很喜欢他将意识比作用户界面，等级的最高层处理的是概念、意图与目标，这就是意义在最高层的体现形式。语言则使得我们得以向我们自己，但更重要的是向其他人表达这些意义。语言交流的通货就是我们的动机与目标。此外，语言还使得我们得以接触作为物理体系的大脑。通过语言，我们可以发出声音——就像我现在这样——发出感官信号，而你则通过等级处理从信号当中提取出意义，将这些意义与概念的符号性表征结合起来，此类表征存在于神经行为模式当中，最终这些模式通过意义来影响你的行为。

以上是一段高度压缩的简介。我想说的是，通过分析最简单的生命形态，从而将意义、目的与价值等等概念自然化。一旦我们将这些概念锚定在自然基础之上，就可以利用它们来影响我们自身的决策。我主张我们确实会做出出于自主的决策。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