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石窟堡 -- 商略

老阿哥

　　老阿哥年纪大了，一对细眼睛已看不清东西。有一天他走进水稻田出不来，一边摸索着东走西走，一边自言自语：“这里怎么会有刺蓬？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一片刺蓬？”

　　庆云看见他在稻田里瞎摸，就将他领了出来。庆云大声问他：“你每天路过这里，今天怎么乱走？”老阿哥说：“今天这里长出一片刺蓬，不知道怎么了。”

　　庆云说：“哪里有刺蓬蓬啊？这是稻田，是阿林家的稻田。”

　　老阿哥悲伤地说：“阿——唷，是稻田，阿——唷，是稻田。”

　　村边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就是老阿哥的家。他不是石窟堡本地人，没儿没女，也没有讨过老婆。他有时会到二十里外的南堡去走亲戚，于是就有人传说：“老阿哥去走亲戚了，我看见他从桥上走的。”

　　我这次回到石窟堡老家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听说了老阿哥误入水稻田的事，心想他也该老了，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很老了。他似乎从来就这么老，所有人都叫他老阿哥，我的长辈，我的同辈，以及我的小辈，都叫他老阿哥。

　　自从老阿哥把稻田当作刺蓬后，他的小屋就再也不关门了，白天不关，晚上也不关。李家浩笑嘻嘻地坐在竹园的矮墙上，对我说：“你还记得老阿哥吧？老阿哥门也不关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日子。”

　　“为什么？”站在边上的一个小孩子好奇地问。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他怕自己死掉了。”李家浩大声呵斥。

　　那小孩子吓得脸一下子发红了，慢慢退开去，不敢再问。我知道他心里在气鼓鼓地想：简直是屁话，要是不关门就不会死，谁家还关门？

　　“这孩子是谁家的？”我问李家浩。

　　“他是青头的儿子。”

　　原来青头的儿子也有这么大了，到了跟在老阿哥屁股后面听故事的年龄了。

　　那时候，夏天夜里，我们常常在桥上乘凉。老阿哥背着一把小椅子，拿着一把麦编扇子，一步一拐的，早早的过来坐在桥边，看来来往往的人，看女人洗衣服洗菜。

　　他的竹椅磨得很光滑，发着咖啡色的油光。椅背中间的那条竹片上，刻着两个字：中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想那也许是老阿哥的名字。我留意过，别人家只在碗上、笠帽上才有名字，椅子上一般歪歪斜斜地刻着“抓革命，促生产”，或者“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几个字。

　　我们围着他，坐在斗大的鹅卵石上，要他讲故事。

　　老阿哥说话慢吞吞的，口齿不清。他说，小孩子不可调皮，过去有几个孩子，看见村口有个老头子路过，就呀呀呀地朝他乱喊。老头子手一指，他们就在桥头定住了，一动都不能动。老头子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人，就递给他一条毛竹乌梢，叫他打那几个孩子，这样孩子们又能动了。谁知道那个人忘记了。

　　我们就问：“那些孩子呢，后来怎么能动的？”

　　他说：“到晚上被老虎吃掉了。”

　　这个故事，是警告我们不要对老年人无礼。

　　他还说，几十年前，他还很小，和村堡里的几个孩子一起，跟太婆到溪里玩水，那溪是很浅的，才过膝盖，可是太婆一眼没顾着，少了一个人——淹死了。

　　我们不相信，说这么浅的水，怎么会淹死人？

　　他说，河水鬼听说过没有？河水鬼就在水里伺候着你，一不小心，就被他讨了替了。庆云就遇到过河水鬼，这事情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传开去——庆云那天晚上去洗澡，刚下水，脖子就给河水鬼掐住了。幸亏旁边有个水鬼，掐住了河水鬼的脖子，大声叫：“小弟弟快逃！”庆云这才逃得性命。

　　青头说：“水鬼是好鬼？”

　　老阿哥说：“当然是好鬼。”

　　我问：“那水鬼怎么办呢？”

　　老阿哥说：“什么怎么办？”

　　我说：“那水鬼……水鬼掐了河水鬼的脖子，放跑了庆云，那个河水鬼不是要找水鬼算账去了吗？那水鬼怎么办呢？”

　　老阿哥脖子上绽出一根青筋，生气地说：“叫你们到溪滩去小心河水鬼，又不是叫你们小心水鬼！”

　　原来他讲这个故事，是让我们去溪滩玩水要小心。

　　他也不是总讲这些训诫故事，他最喜欢讲鬼故事，而且很多事发生在我们村堡的人身上。比如，李伯生长着一对狗眼，能看见路上来来往往的鬼；李法式经常遇到鬼打墙；老阿哥自己则遇到鬼剃头——说到这里，他会让我们摸摸他鬓边一块火柴盒大小的伤疤：光滑细腻，手感很好。

　　虽然我们常常在夏天的桥头，或者冬天的山墙脚根，听老阿哥讲故事，但我们几乎不进他的小屋，即使进去了，也屏声静气的，不敢大声说话。

　　老阿哥的小屋里黑黑的，柱子、屋檐全是黑色的，泥地也是黑的，连窗户都没有——窗户是有一个，可是窗外是一堵挺高的围墙，跟没有窗子差不多。屋里还堆叠着一人高的青砖，砖头上放着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这是他家中惟一白色的东西。屋里的光线来源，一是大门，二是一个小小的天窗。

　　我猜想，连老阿哥自己也不愿意在这个黑乎乎的屋里多呆，他总是背着一把竹椅走来走去，找地方坐下来。

　　在我们眼里，老阿哥是个奇怪的人。最奇怪的有两件事，一是他从来不向别人家借米，也不借米给别人家；二是他不养一只鸡鸭，也不养猪狗。这在我们石窟堡没有第二个，就是讨债阿狗家里也养着一条狗。

　　夏天的傍晚时分，老阿哥就坐在门口树阴下的小凳子上，面前放着那张小椅子。小凳子只有半尺来高，小椅子高一尺多，所以正好当作桌子。椅子上放着一小碗螺蛳、一个酒杯、一个锡壶，锡壶里装着半斤老酒。

　　那正是农忙时节，人们一身汗一身泥的，从他小屋的门前经过，看见他吱啦、吱啦地嗦着螺蛳，很羡慕地说：“老阿哥，真是好福气啊。”

　　老阿哥也不看他们，也不出声，喝一口酒，嗦几个螺蛳，拿着麦编扇子摇几下，很严肃的样子。

　　我们常常听说谁家穷，谁家富，比如李长生家很穷，一头猪养到一百二十斤，还是不及格，因为太瘦了不能卖掉；地主婆苏红梅家也很穷，餐餐吃粥，到五黄六月，还要到处借米；建山家就算是富的，他爸爸是公社干部，老六说，建山家里有一百块钱。

　　可是我们总是弄不明白，老阿哥应该算穷还是算富。说他富吧，他就住一间小屋，屋里也没有什么家具，还是挺穷的；说他穷吧，他不愁吃不愁穿的，平时还能喝两盅，这在石窟堡没有第二户人家做得到，所以他是最富了。

　　建山曾经问过阿七奶奶。阿七奶奶说：“他是五保户，你不知道吗。”

　　关于五保户，直到上了小学才知道。

　　有时候，学校里会请贫雇农来忆苦思甜，平时请的总是贫管组组长李长生。忆过苦后，还会发给我们糠头麦果吃。糠头麦果是用糠做的团子，又粗又干，我们都咽不下去。刘老师说，旧社会贫下中农吃的就是这些。

　　李长生忆苦思甜的时候总是说，旧社会，他才十多岁年纪，就要到丁宅去放牛——我们觉得这也不是很苦，因为我们不到十岁，就也要放牛放鹅割草抬肥料了，不过我们做的是自家的活，他是给地主家去放牛。我们觉得他苦的地方，是他接着要说的——我姐姐送我到村头，两个人“哦哦哦，哦哦哦”地哭。

　　我喜欢听他说“哦哦哦，哦哦哦”地哭，一会儿觉得很伤心，一会儿觉得很有趣。我从来没有见过李长生的姐姐，心想，李长生这么老，脸上皱纹打皱纹，脑袋又长得像螳螂头，说起话来有气没力的，怎么也会有个姐姐呢。

　　有一次，学堂里请老阿哥来给我们忆苦思甜。刘老师说：“老阿哥是五保户，这是新社会才有的，保吃保穿保住。在旧社会，老阿哥吃尽了地主的苦，他给地主放牛种田，吃不饱穿不暖，到头来家里什么都没有，到现在还是单身。”

　　刘老师说着眼睛就红了，挥挥手让老阿哥上讲台去忆苦思甜。我们精神一振，知道又有故事听了。老阿哥一摇一摆地走上去，不好意思地向我们招招手，一双细眼好像抬不起来的样子，嘴巴一动一动的，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弄得我们都大笑起来。

　　老阿哥看看刘老师，向他求助。刘老师两手向下压了压，我们慢慢安静下来。老阿哥“嗯嗯”了两声，鼓起勇气说：“我没有想到，在这个上面站着，开句口这么难。”

　　我们又哈哈大笑。

　　老阿哥像刘老师那样伸出两手，向下压了压，说：“忆苦思甜嘛，对，我们要忆苦思甜。”他又愣了半晌，说，“再苦再难，也没有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难。”

　　这句话，将刘老师吓出一身冷汗。

　　李家浩说：“他难道不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是新社会的事情？”那几天，很多人都在讲老阿哥在公社化时候做的一件蠢事：

　　公社化的时候，我们村堡也办了个大食堂，大家放开肚皮吃饭，可是他倒好，站在食堂门口骂娘，说坐吃山空立吃地陷，这么吃下去再不吃穷，就算老天没长眼，都是不要脸的败家子。越骂越生气，拖了一把铁锨来，将食堂的围墙铲倒了一大半。幸亏他雇农出身，否则就要吃生活了。

　　李家浩说：“天下哪里再去找这样的呆子？他的胆子比天还大。只有刘老师这个呆头鹅会叫另一个呆头鹅去忆苦思甜。”

　　五保户是那种不用做生活就有吃有喝的人。不过老阿哥也做生活，他在桐树山下有一块自留地，种一点点南瓜，一点点番薯，一点点青菜，甚至还种着一点点苋菜。他常常去那块地里削草、浇料。

　　老阿哥用来浇料的不是肥勺，他没有肥勺，只有泼料竹管。

　　在我们石窟堡，家家都有肥勺，除了老阿哥；但有泼料竹管的却只有几家，包括老阿哥，就连长脚阿光和明丘这样勤快的人，也没有做一个放在家里。

　　肥勺的做法很复杂，要有高超的技艺，需要请箍桶师傅来做。但是肥勺用得频繁，每一种菜都要用肥勺浇料。有时跟大人到自留地去，大人挑着两只肥桶，我们背着肥勺。于是我们边走边唱：

　　老师教我大大学，

　　我给老师背肥勺。

　　泼料竹管做法很简单，只要取一截大半尺长的毛竹，一端留着竹节，另一端削尖，左右各打一个洞，一高一低，用一根细溜溜的竹竿穿过。但泼料竹管不常用，只有时间不够，大片庄稼需要施肥或者浇水时，才用得着，但这样的情况，也许一年才会遇上一次。只有老阿哥，在该用肥勺的时候，他也用泼料竹管。

　　泼料竹管这样派不上用场，因此也没有人给它好好取一个名字。但它毕竟还是用得着的，需要用时，人们就会想起老阿哥。

　　长脚阿光就向老阿哥借过泼料竹管。老阿哥从小屋里找出泼料竹管，从头到尾给长脚阿光看过一遍，还指点了怎么凿洞，怎么用竹竿穿过去：“竹竿头上可以包一块布，水就不会漏出来了。”

　　“好的好的。”长脚阿光心里正着急去做生活呢，点点头说。

　　“知道怎么做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

　　“是啊，很容易的。”老阿哥说着，拿着泼料竹管回进小屋，藏了起来。

　　长脚阿光傻傻地等了一会儿，看到老阿哥又出来，关上门远远的去了，才明白过来，心里憋屈，却也忍不住笑出了声音。

　　向老阿哥借泼料竹管，是我们石窟堡著名的典故。听老年人说，老阿哥当年来到石窟堡，也与泼料竹管有关。

　　那还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老阿哥才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小阿哥。有一天他在地里独自给萝卜浇料，走来拖着一堆行李的烂兵头，也不知是从哪支部队溜出来的。

　　烂头兵要拉老阿哥做他的夫子，替他背行李。

　　老阿哥怎么肯去？那是什么时候啊，给当兵的拉夫子出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所以烂兵头出一块钱他不去，出两块钱他也不去。烂兵头气坏了，呼喝着用枪托砸他的肚子和腰，结果惹火了老阿哥。他拿起泼料竹管，朝烂兵头劈头打了下去。烂兵头“咕咚”一声跌倒在地。

　　一看闯了这么大的祸，老阿哥家也不回，一路逃出去，翻过好几座山，跑到了石窟堡，躲到阿七奶奶家里。阿七奶奶介绍他到苏仲甫家放牛种田，他就这样在石窟堡住了下来。

　　后来也没听说有什么人命官司，大概那个烂兵头被老阿哥打晕了，醒过来背着行李走了，没有再寻别人晦气。老阿哥老家那个村堡的人，只知道老阿哥忽然失踪，都不知道他打过烂兵头的事。

　　老阿哥平时不声不响的，可有时候脾气很坏，有一年我回老家，不明不白地被他臭骂了一顿。

　　那年初秋回家，遇到远房堂哥讨债阿狗，当时我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他只来得及说一声：“傍晚到我家来一趟，我有事情找你帮忙。”

　　去讨债阿狗家要经过老阿哥门前的小道地。我看到一群小孩围着老阿哥说话。有一个小孩子说他的一个亲戚要去美国，老阿哥马上愤怒地打断他的话：“去美国？美国怎么去得？美国四周都用兵舰围着，铁桶一样，你怎么去？”

　　那小孩子马上低下了头，觉得非常难为情，好像他在替亲戚撒谎吹牛。别的孩子也马上显出鄙夷的样子。

　　在老阿哥身边听故事的，大概都是十来岁的孩子。我这么大的时候，也对老阿哥的话深信不疑。当时我们村堡的一堵墙上，写着“打倒苏修”四个字，他给我们解释说，苏修就是苏联，因为是绣出来的，表面上好看，实际上是假的社会主义，所以叫苏绣。“苏绣你们不知道吧苏绣？”他说，“苏绣就是苏州的刺绣，在过去是很有名的。”

　　后来我读中学了，暑假的晚上再去听老阿哥的故事，我那时想听的故事其实与小时候不同了，是想搜集一些民间故事。可是长脚阿光批评我说：“这个老阿哥扯来绷去的，你不要听他瞎说。”从此我离开了老阿哥，没有再听过他讲的故事。

　　听到老阿哥说美国四周都围着兵舰，我才明白长脚阿光为什么说他扯来绷去。不过我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跟老阿哥打了个招呼。老阿哥也随口招呼说：“你去哪里？”我说：“讨债阿狗叫我去一下。”

　　讨债阿狗只有一个老母亲。他找我是因为他明天要出一趟远门，院子里那棵桃树上结了不少桃子，他来不及摘，又怕他妈妈舍不得桃子，这么大年纪上树去摘，跌下来不是玩的，叫我帮他摘一下。他说：“我本来想这两天摘的，可是临时有事情了。你帮我摘一下，挑两个软的给我妈妈就行了，多了她也吃不掉，烂掉了浪费，剩下的你帮我吃掉。”

　　我知道他叫我帮忙，顺便送给我几个桃子吃吃，算是招待我，因为我多年没回来了，在石窟堡算是客人。我在他家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家来。

　　路上又经过老阿哥的道地，看见他独自坐在黑暗中，扑嗒扑嗒地打扇子。我停下来跟他聊了几句，问他身体好不好什么的，他忽然明白过来，说：“刚才也是你吧，我都认不出来了。”

　　第二天，我叫了姐姐一起去摘桃子。我爬上树数了一下，十五六个桃子，十来个是红的，四五个是青的。我们委决不下，青桃子暂时不摘呢，还是全摘下算了。

　　老阿哥从弄堂里出来。他右手拿着麦编扇子遮阳，左手大幅度地前后摆动。走到院子外，他停了下来，眯着眼睛看我，一动不动地看了老半天。我在树上说：“老阿哥，吃个桃子吧。”

　　没想到老阿哥突然响亮地“呸”了一声，跳着脚，拍着巴掌开始骂人：“我以为是谁呢，啊？讨债阿狗前脚出门，啊？你们后脚就来偷桃子。小孩子偷两个桃子倒也罢了，你们这么大的人，读书读到屁眼里去了，啊？”

　　我说：“老阿哥，是我。”

　　老阿哥说：“知道是你，我知道是你，你不是读书读出山了吗？啊？出山个屁，回家来偷人家桃子，呸！”

　　我被他骂得脸上挂不住，说：“你这是什么话？”

　　老阿哥说：“什么话？抢人家孤儿寡母的东西，什么话，啊？我就是看不过眼，我就是要骂，孤老头的东西也抢，什么世道，啊？”

　　我姐姐被他骂哭了，叫我下来。讨债阿狗的妈妈从屋里出来，她耳朵聋，一个劲地问出了什么事。我们没心思理她，跟老阿哥也解释不清，只好灰溜溜地回家。老阿哥还不肯歇，在我们身后追着骂，弄得不少人来看热闹。

　　这是我长大后遇到的最尴尬的事情。

　　我恼羞成怒，又不好打他这么个老太公，坐在家里生闷气。我姐姐哭了一会儿，说：“别理他，这老小子越来越不成样子了，听说他的一件蓑衣刚刚被人拿走了，出气出到我们头上来了。”

　　我想，老阿哥自己是孤老头，所以触景生情了。

　　老阿哥与李法式吵过两次大架。第一次吵架时我还很小。那时老阿哥很喜欢李法式的两个孙子，常常带着他们去看李伯生钓鱼。李法式做梦梦见李伯生的钓钩扎瞎了他一个孙子的眼睛，第二天就找老阿哥吵了一架，不许老阿哥再接近他的孙子。

　　第二次吵架是在十多年以后了，起因更小：老阿哥的椅子摆在桥头，自己去撒尿了。李法式正好逛到桥头，大概是走累了，在椅子上坐了一坐。老阿哥回来，一声不响，抓住椅子提了起来，李法式差点摔倒，于是两个白发老头又吵了起来。

　　他们当然又提起了十多年前的那次吵架，都说对方没有道理。李法式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你一个走来狗，死了也没有人送葬。”人们赶来劝住他们，都说他们越活越小了。阿七奶奶说：“就算是小孩子，也不会这样丢脸！”

　　那以后，老阿哥常常背着一把锄头，到桐树山他的自留地边上去挖坑，今天挖一点，明天挖一点。坑挖在靠近一个石坎的地方，那里地又硬，石头又多，很不好挖。

　　李家浩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就是掘块地种种南瓜什么的。”李家浩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要吃南瓜到我家来拿好了，种什么种？”老阿哥嘿嘿笑了两声。李家浩说：“种南瓜用得着这么掘吗？你这哪里是种南瓜？倒像在掘坟塘。”

　　老阿哥跳了起来，扔下锄头说：“眼睛瞎了啊你，你他妈的才要掘坟塘了！”

　　他正要骂下去，李家浩已经讨饶了，一边说：“好了好了，你是给我掘坟塘，给我掘的给我掘的。”一边加快脚步逃走了。

　　过了些日子，老阿哥开始将屋里的砖头挑到桐树山去。他不是大白天挑的，而是到晚上九点钟光景天全黑了，才打着手电筒，挑上四块砖头出门。他那双破布鞋，在窄窄的田塍路上扑落扑落地响。路上遇到人跟他打招呼，他也不出声。过去他夜里回家，要高声唱着绍剧壮胆，可是挑砖头回家，他也一声不响。

　　他家里这么多砖头，每天挑四块，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挑完。有一天他摔倒在圳里，一瘸一拐地回家，连畚箕也丢在那里没带回来。从此他再没有挑砖头。别人得知后问起，他老脸发红，低着头说：“唉唷，老了老了，做不动了。”

　　长脚阿光和庆云几个壮年，帮他将砖头都挑了过去，还请了泥水匠给他做好了寿坟。于是老阿哥又开始背着椅子四处转悠。

　　有一天，阿七奶奶做了糯米汤圆，端了一碗给老阿哥送时，发现老阿哥躺在床上，已经死了。村里替他打了一口薄皮棺材，送他到桐树山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