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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就《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一文,与汗青兄商榷 -- nap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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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2、吴三桂此人的真面目1

【原创】2、吴三桂此人的真面目

汗青兄的大作中,对吴三桂评价颇高,不仅“不愧为一个具有相当军事、政治才能的统帅”,而且还“有忠孝之名,对夷夏大防这一点也是相当坚持的”,“在“分茅裂土之封”这样的荣华富贵面前,他也没有改变这一点”,都快成了富贵不能淫的圣人了。对于这几点,我是颇有些不同意见的。特此列出,与汗青兄商榷。

前一段时间,我就吴三桂在松锦之战中的表现,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汗青兄也有些答复。但我觉得这些答复尚不足以支持汗青兄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没有解答为何三法司议罪时称“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主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没有讲清楚我就突围的战术问题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我将当时写得一些东西再在这里发一下,虽然有些重复,但主要是为了让别的网友在阅读时方便起见。

“关于松山之战吴三桂的表现,我所看到的史料也与兄所举不同。我看到的是洪承畴决定次日突围,而王朴当夜就率军逃走,溃军冲动吴营,吴三桂也随之逃走。接着又冲动其他3镇。也就是说整个明军的突围行动是无组织的,实际上是溃逃。明军中洪承畴的标营以及曹白王(廷臣)3镇未动,其他5镇溃逃,可见并不是统一行动的。”

“关于松山之战,《明史》曹变蛟传记载到“朴先夜遁。通、科、三桂、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弛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由此可见,明军的突围行动是无组织的,是“夜遁”和“相继走”。洪承畴和曹王两镇对此并不知情,因而也没有参加“突围”行动。突围过程中确有填壕的情节,但这只是明军在溃逃中拼命想越过壕沟罢了。后来三法司议罪时称“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主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这“不战而逃”四字对吴三桂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松锦之战明军主力(5总兵)的突围是无组织的,本身就已经是某种意义的溃逃。不排除清军在明军退路上掘有战壕,因而造成突围明军的最终崩溃的可能,但在此之前,吴三桂违令出逃的这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不战而逃”了。所以三法司议罪时称“六镇罪同,皆宜死”。就是说只要参加了违令出逃,就应该是死罪。

从大家都承认的史实来看,兄所说的情况有几大疑点难以解释。

第一,所有材料都指“朴先夜遁”,其他几个总兵“相继走”。可见首先突围的是王朴无疑,那么何以又会有吴三桂做先锋填壕的说法?照理这种突围行动,应当是集中兵力火力于狭窄正面,力争一举突破对方防御。所以“相继走”的说法倒仿佛是有些道理,说明明军是以梯队前进的。(当然,这里假定突围是有组织的)既然是这样,那么位于后续梯队的吴三桂为何反而超越第一梯队的王朴成了先锋呢?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吴三桂部于夜间在行进间超越了王朴的行军纵队,然而这是背离基本军事原则,只会给自己部队带来混乱的做法,除非是无组织的溃逃,否则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二是明军根本不是以梯队前进,而是各部并肩前出到清军防御正面的,因此可以同时有几个“先锋”撞到了清军的战壕上。发生这种情况要么是明军本来就打算分散突围,而这只是部队在已经处于绝境,集中突围绝无可能,只能到处乱跑,走得一个算一个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当时明军主力尚未与清军主力发生会战,也没有受到多大损失,洪承畴断不会出此下策。所以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突围根本就是无组织的

第二,明军骁将曹变蛟和王廷臣以及统帅洪承畴根本没有参见突围行动。明史记载“变蛟、廷臣闻败,弛至松山,与承畴固守。”这两人,特别是曹变蛟是辽军中第一流的骁将,其名气不亚于吴三桂,从后来他死守松山和夜袭皇太极御营的表现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如果是有组织的突围,何以二镇竟不参与?而且连后续梯队都不是,因为明史根本就没有提到他们参与了“相继走”的行动,他们是“闻败,弛至松山”,而不是“败,弛至松山”。而且,就算是他们是作为突围的后续梯队,当发现先遣梯队受阻时也应当立刻前往驰援,而不是调头跑回松山啊?除非他们是懦弱的将领,但这与他们后来的英勇表现是不一致的。只有在夜间发生突变,情况不明的时候,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立刻向主帅靠拢,先稳住阵脚再说。更加离谱的时,统帅洪承畴竟然也没有参与突围。照理说,有组织的突围,统帅应该位于战斗队形的中央,四周都有部队保护。而从明史的记录来看,洪承畴当夜根本就没有离开松山。这合理吗?就算洪承畴自愿殿后,他也应该紧随先头部队行动,先头部队也不可能自顾自突围,而不管后面的主帅和直属队。由此可见,突围行动不可能是有组织的。

第三,从吴三桂后续表现来看,他也是毫无责任心的。明史说“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从这段记录来看,“三桂、朴”突破清军第一防御地带,“奔据杏山”的时候,部队还没有打光,还有相当力量。此时主帅和一大批部队还留在松山。一个有责任心的将领,或者应当回军接应被截断的主帅,或者应当就地稳住阵脚,争取与主帅取得联系,互相呼应。而吴三桂却继续一股劲的“欲走还宁远”,而且走得还相当狼狈,“遇伏,大败,仅以身免”,把剩下的一点家底也扔掉了。”

关于汗青兄所说的“当年袁崇焕回援北京,在被崇祯下狱的那次平台召对中,身边就只带了祖大寿和吴三桂这两员关外大将,还有一名是帮他背剑的贴身卫士,袁督师对吴三桂的器重,也由此可见一斑。”我当时也提出了疑问“吴三桂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出生,到崇祯2年(1629)不过17岁,本领再大,地位也有限,在当时不可能与祖大寿相提并论。”。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其中阎崇年的《袁崇焕传》中明确列出了参与该次召对的人的名单,里面并无吴三桂。又据《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9页,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时,吴三桂的职务只是游击。那么崇祯二年时的吴三桂官职自然不可能超过游击,又如何能够跟祖大寿平起平坐?据《清史稿 吴三桂传》,“父襄,明崇祯初官锦州总兵。三桂以武举承父廕,初授都督指挥。”由此看来,吴三桂由武举正式从军为都督指挥似乎还在吴襄当总兵(从而得以荫子)之后,那么崇祯二年吴三桂可能还只是个非正式的随军人员,就更谈不上什么地位了。

再谈汗青兄以为佳话的吴三桂救父事件,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中有如此考证“吴三桂闯围救父,明清官书均不见载。《庭闻录》记其事,而不记时间、地点;《吴三桂纪略》记事详,也不记时间,却记此事发生在大同。《平吴录》同样不记时间,又记事在宁远。考之史实,祖大寿并未守过大同,故不存在大寿与后金兵遇于大同城下之事。惟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3年),皇太极率大军袭大同、宣府,吴襄奉命应援,三桂可能在军中,大寿则远在锦州。如此次有三桂救父之举,与各书所记“少年救父”不合,至于在宁远城外,遇后金兵,亦无史实可证。”李治亭虽然后来猜测这件事有可能在“天聪四年(崇祯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绕道内蒙古入关,祖大寿应援,在建昌相遇”时发生。但这毕竟只是猜测,与所有记录这一事件的史料的说法都不同。这件事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即便存在这件事的原型,鉴于所有记录这一事件的史料都犯有重大错误,其具体细节自然也是十分靠不住的。

再看大凌河之战,张春和宋伟军与后金军激战正酣之际,“吴襄等未经接战,先自逃奔。后金兵趁势从后面追赶,疾追三四十里,才收兵,吴襄及其部属早已逃脱。由于吴襄先逃,招致张春以下诸将33人都被活捉。《清太宗实录》,卷9,42~43页;《明史·丘禾嘉传》,卷261。三桂是否参加了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史无明文,但据吴襄说:‘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明清史料》乙编第2本,136页。看来,三桂必在军中,并与父亲一起脱逃。”(李治亭,《吴三桂大传》)可见在此战中,吴襄、吴三桂父子两人都是不战先逃的主。吴三桂“相当军事才能”和“贲、育弗加”之勇都上哪里去了?由此战吴氏父子的表现看来,吴三桂在松锦之战中“不战而逃”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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