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就《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一文，与汗青兄商榷 -- napolen

发信人: mtvcool (李宝财), 信区: History

标 题: 我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Dec 29 23:57:12 2005), 站内

我觉得是因为碰巧赶上清兵强盛,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已经形成了根基.李自成发展时间太短.

我总觉得这就像玩帝国时代,各自升级发展.清那边是个高手.发展时间长,速度快.而发展得差不多的时候,李自成才刚握上鼠标玩.而且李自成水平也一般,所以最后被清推了.而明前几局都同菜鸟来操作,最后换一位稍高些的选手.但无奈速度已远远跟不上了.又老被清这样的高手骚扰(好容易有袁崇焕那样高手想替玩一下,还被撵出局了.).所以后方才被李自成钻了空子,分不出兵了.

而李自成侥幸赢了,但可以肯定,不是清的对手了.

当然只是戏说.但用我熟悉的事来比喻,总觉得易于接受.

有空去查查看历次农民起义各发展了多少年就成或者败.就可以看出谁是高手了,嘿.当然和对家也有不可分的关系.

发信人: mtvcool (李宝财),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我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Dec 30 00:02:56 2005), 站内

现在想想,一直难以接受的就是他打赢了明,却被清推了,总觉得清是菜鸟(推明推半天没推下来).而自成是高手(一路势如破竹).其实只是参照不同,自成参照的是腐明,主要是非满血的兵和兵营,而清对的是一排城墙加城堡的防御,所以攻城墙也费点时间.好像就给人一种错觉,顺强而清弱,其实可能不是这样.一量城墙城堡被破,顺清直接交手.强弱可叛了.那就好理解了.

发信人: kinghoo (金玉良言),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我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Dec 30 10:09:59 2005), 站内

从帝国的观点看，李自成在和明军打仗时带N多僧侣，明军步兵多，没冲到跟前就被招降了，但清兵以骑兵为主，冲过来就把僧侣砍光了，所以自成就败了：P

发信人: Iamoldman (rcheng),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我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Dec 30 11:47:01 2005), 站内

本版的n多牛人没出生在李自成的年代，是明朝、大顺失败的主要原因。

发信人: mtvcool (李宝财),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我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Dec 30 13:50:52 2005), 站内

总觉得李自成玩法一般。打明兵打得太过瘾了，一拥而上。也没怎么出农民继续搞建设。流寇应该说是没有根据地。根据地应该是有个大本营，一堆农民。然后不停升级不停出兵不停出资源，再在周围修城墙和碉堡。显然李自成没能分心搞这个，还是水平不够啊。真正的高手能一边玩一边搞建设。

至于吴三桂的“夷夏大防”就更是笑话了。他在开始向多尔衮乞援时所谓“相当鲜明的”立场不过是装装样子，自抬一下身价罢了。不过几天之后，他就乖乖的剃发进了多尔衮的大营，他的立场上哪里去了？如果说他是全军覆没在即，不得不如此的话，山海关之战后，他为什么还继续为虎作伥呢？壮烈一点，他可以自杀，怕死的，可以辞职隐居，最差也可以学祖大寿，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明清之际的人，走这几途的大有人在，为什么这位“对夷夏大防这一点也是相当坚持的”吴大将军却不肯走呢？很简单，放不下功名利禄啊！至于后来南明弘光朝廷给吴三桂封的官、史可法叫他“吴大将军”等等，正如顾诚先生所说，除了说明包括史可法在内的南明朝廷的愚蠢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史可法们“吴大将军”叫得再亲切，也没能让吴三桂在追杀永历帝的时候留半分情！

我认为，吴三桂这个人，在军事上也许不能说是一无是处，但也绝没有某些史料里面吹捧得那样神乎其神。个人品德方面，吴三桂应该说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从历史的评价来看，我认为他唯一的去处就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于吴三桂个人的话，写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关于山海关之战的意义，我觉得还是值得再讨论一下。汗青兄说“事实是，当时的大顺、南明、满清各自采用的政治方针和各方面的策略，对最后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山海关之战起了决定性作用。”我认为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说顺明清三方的政策确实有重要意义，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的确不只是山海关一战的结果。说它不对，是它又太低估了山海关一战的意义，低估了政策转变的可能，以至于有一种宿命论的味道。顾诚先生说“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大顺政权犯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是无视满清因素的存在，另一个错误就是顾诚先生所指出的没有及时改变政策，实现封建化。第一个错误是主要的，这使得大顺军在山海关之战中面临绝对劣势的地位。第二个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大顺军在山海关失败后，大片控制区内的地主官绅反叛，让大顺军无法站稳脚跟，卷土重来。但如果第一个错误不存在的话，第二个错误本身并不会构成重大危害，因为如果大顺军依然保持军事上的优势的话，地主官绅们是不敢起来反叛的。而且李自成在北京的后期也意识到了“追赃助饷”政策的问题，开始通令停止该政策。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山海关一战，吴三桂最终站到了大顺的一方，大顺军加上吴军，总兵力已经超过了清军，再凭借山海关坚城，不说大败清军，让清军碰个硬钉子，灰头土脸的回去还是有把握的。如果山海关战前吴三桂就彻底归顺大顺，那么清军也许不会转到山海关方向，而是寻求绕道蒙古入塞。只要吴三桂能够提醒李自成注意满清的危险，不论是大顺军和吴军合守北京城，还是让大顺军坚守北京，吴军袭扰清军后方，打赢北京保卫战的可能性都是颇大的。击退清军之后，大顺军威会更加振奋，各地官绅自然不敢顶风作乱，大顺能够改变一下政策固然好，就算不改变政策，大军也能弹压住那些胆敢异动的官绅。只要过上两三年时间，各地残明势力就会销蚀干净，而大顺的各种政权也可以慢慢建立巩固起来，一个新的朝代就将建立。

也就是说，虽然看起来可能有些可笑，但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选择确实对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正像汗青兄引用的那样“亚玛逊河边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最后密西西比河上掀起了一场龙卷风。”也许，吴三桂就是这只蝴蝶吧。

大顺军攻克北京之后，吴三桂随即归降。以当时情形而论，这也未可厚非，但至少说明了吴三桂不是誓死效忠明王朝的人。而他与大顺翻脸之后，居然还能恬不知耻的自称对明朝如何如何忠诚，要怎样怎样为崇祯皇帝报仇，就太可笑了。而他在前线见到自己父亲之后竟然还有脸说“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乎？”，他自己又算是哪门子的忠臣了？又做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是吴三桂一向的作风。他后来发动三藩之乱的时候，居然还想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还是清廷把他当年要求穷追永历帝的奏章翻了出来（在追杀永历帝这件事上，吴三桂竟然比清廷还积极），才彻底揭穿了这位吴大将军的真面目。

3月26日前后，吴三桂究竟听到了什么事情，让他跟大顺翻脸，至今无可查考了。顾诚先生列出了常见的三种说法，作为参考，并明确指出“真实情况已难考定”。这至多只能说顾诚先生没有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说法，而不是顾诚先生肯定了其中一种或是几种说法。可汗青兄却将此说成了“应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个因素的”，认为顾诚先生肯定了陈圆圆一说，甚至是同时肯定了三种说法，我认为这是对顾诚先生本意的曲解。此外，汗青兄在谈吴三桂“并不怕死，同时在名节和夷夏大防这些问题上的思想防线也很牢固”的这一观点时，说“这其中的一些问题，顾诚先生在他的名著《南明史》里也有所论及。”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顾诚先生也认为吴三桂不怕死，坚持名节。然而我在阅读《南明史》时却怎样也找不出顾诚先生在哪里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还请汗青兄明示。姚雪垠先生曾经考证陈圆圆当时并不在北京。这本来是个学术问题，有不同意见大可进行讨论，然而，在汗青兄所举的黄裳的驳论中（“姚（雪垠）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我没有看到任何学术观点，只看到了人身攻击，这样的治学态度显然不能说是端正的。当然，也许黄裳的文章在别的地方有真材实料的东西，但汗青兄不举那些为证，反而引用这些人身攻击的话，不能不说是欠考虑的。

但不论诱发吴三桂思想改变的是哪一种起因，吴三桂考虑的都只是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是对明王朝的忠，不是对父亲的孝，更不是为一些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对陈圆圆的爱（假设确有此事存在），这一点与汗青兄的基本观点也不矛盾。不是为忠的理由前面已经讲过了，吴三桂要真是忠于明王朝的话，为什么一开始还要投降大顺呢？不是为孝和不是为爱的理由也很简单，吴襄和陈圆圆都在大顺军手中，吴三桂如果真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要么就轻骑直入北京尝试营救，要么就在与大顺谈妥条件后归降，否则就是陷他们二人于死地，而吴三桂做出的恰恰就是这最后一种选择。事实上，李自成是愿意与吴三桂和好的，他出兵山海关的时候还带去了吴襄和崇祯的几个儿子，摆出了愿意既往不咎的姿态。当然，吴三桂可以怀疑李自成的诚意，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猜测，如果吴三桂真的对父亲和小妾爱得那么深的话，这些许疑虑是不足以阻挡他重新归顺大顺的。事实上，李自成对明朝降将一向是非常宽大的，曾经数次阻挠闯王大军攻打开封，并射伤李自成的陈永福都得到了宽恕，并委以重任。陈永福对此十分感激，在太原保卫战中也因此殚精竭虑为大顺守城。顾诚先生甚至指出，对降将的过于宽大是李自成的一个错误。这些事情吴三桂肯定都知道，他跟李自成的仇恨远远及不上陈永福，而且李自成也还有南明的诸多将领要招降，诱杀他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然而，他还是拒绝了，其原因还是他的个人私利。他可能觉得多尔衮那边更有油水，而且经过这些天，他大概弄清楚了大顺军的实力，了解到吴军与大顺联合，只能与满清取均势，胜负还有不确定的地方，而吴军与满清联合就对大顺构成了绝对优势，胜利是稳拿的，所以要选择比较保险的那一方。至于信是谁的手笔，本是无关痛痒的细节，在那种情况下，谁都知道吴襄的信肯定是经大顺政权同意，而且多半是大顺授意的。关键在于吴襄还活着，而且大顺答应给他们父子以好的待遇。拿这个做文章，不过是找个借口罢了。难道祖大寿给他的信就没有皇太极授意不成？

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他可以让父亲去死，让妻子去死，让千千万万中原百姓去死。在吴三桂的一生中，效忠过得主子有一个又一个，头发、顶子什么都可以变，唯一不变的是自己的贪婪和私欲。明末经过十几年战争，好不容易有建立新朝的希望，吴三桂放进了清兵，清初的十几年战乱之后，好不容易天下百姓得到了安宁，吴三桂又发动了三藩之乱。就三藩之乱来说，康熙不过是想削他的兵权，虽然没有做云南王那样的写意，但荣华富贵还是有保障的，可他就为了这一点差别，不惜扰动天下。他的个人私欲之膨胀，他对包括亲人在内的天下人民利益的无视，可见一斑。

吴三桂的“忠”与“孝”

根据汗青兄文章的描述，吴三桂是颇“有忠孝之名”的。但千古世人都将他当作大汉奸、大卖国贼。究竟那一种观点为是呢？我想还是先就汗青兄所举的几个体现吴三桂的“忠孝”的事例，做一下分析。

汗青兄说吴三桂“忠”的第一个论据是他没有立刻接受满清的劝降，“对夷夏大防这一点也是相当坚持的，很长时间以来，即使在“分茅裂土之封”这样的荣华富贵面前，他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在松锦之战后，皇太极曾给吴三桂写信劝降，内有“分茅裂土之封”的话。汗青兄说“可以肯定，他如果这时投降满清，位置肯定在汉军旗的三王之上，汉军旗第一人非他莫属，足以和八旗旗主平起平坐”。汗青兄的前半句还有几分道理，吴三桂如果当时就献出宁远和自己的几万军队，也许皇太极会给他给“X顺王”的头衔吧，不过位置跟前三个究竟怎么排，就很难说了。但汗青兄的后半句则是不符合史实的。汉军四王，虽然有个王字顶在脑袋上，但其实不过是满清贵族们的几个高级奴才而已，其地位跟主子们是有天壤之别的。不要说荣华富贵，就是保全首领，对这些奴才王爷们来说也不是件容易事。靖南王耿仲明，只是因为军中包藏了一些逃出来的满洲贵族的奴隶被发觉，竟被吓得自杀！当然，以多尔衮的本意，不一定就会因为这件事而杀了他。但耿仲明自杀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些“分茅裂土”的王爷们是生活在怎样的惶恐之中的，而他们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价未必及得上从主子们那里逃走的奴隶。这样的“荣华富贵”跟独霸辽东一方的平西伯比起来，孰优孰劣。吴三桂是很清楚的。既然事情还有回旋余地，明政权还存在，清兵也没有兵临城下，吴三桂又何苦主动放弃主子不做去做奴才呢？事情麻烦了再投降也一样不缺“分茅裂土之封”啊。而且，吴三桂对皇太极劝降的态度是很暧昧的，他甚至还回了信，首鼠两端之心昭然若揭。他若真是忠心不二的话，就该一刀把使者杀了，最起码也是打出城外。事实上，吴三桂是一直把投降满清看作是自己的一条后路的，所以在跟大顺翻脸之后他才会立刻拿起了这个选项。

再看宁远勤王事件，汗青兄说吴三桂走得慢是因为要安置百姓。如果吴三桂的任务只是进行一次战略撤退的话，这么说原是不错的，以老百姓的速度，吴三桂走的也不算慢了。然而，崇祯给他的命令并不仅仅是进行一次常规的撤退，而是让他火速进京勤王！在这种时刻，他那样的速度就是不可容忍的缓慢。崇祯下诏的时候，只知道大顺军到了大同，但是，从大顺军既往的历史来看，从大顺军由陕西到山西进军的速度来看，吴三桂应该知道大顺军进军是何等神速，他应该知道明朝在宣大居庸和京师留下的部队都是毫无战斗力的，加上消息来回需要的时间，他应该考虑到大顺军迅速进抵北京城下的可能性，就算没到北京，他也应该想到自己应该尽量往前赶，尽可能早的据险阻击大顺军。如果吴三桂真的是个纯臣，在朝中还在议论是否放弃宁远的时候，他就应该让部队和百姓开始做准备，圣旨一到，他当天，至迟第二天就该率领他的五千精锐骑兵火速驰向北京。对比崇祯2年后金军入塞之役，袁崇焕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让吴三桂撤回之议可已经讨论几个月了），还能在接到消息的当天就让赵率教率4000骑兵驰援遵化，几个时辰之后自己就率兵勤王，祖大寿督率的主力军也在第二天出发（袁崇焕接到的消息也是后金军刚刚破塞，还没到北京城下呢，甚至皇帝还没有下令，怎么他就来了？）。当然，崇祯给他下得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圣旨，死到临头还要面子，说什么不准弃民。而崇祯这种老板决不是个好老板，如果吴三桂弃民回师，等到风头过了之后，崇祯搞不好不领情还要治罪（不过崇祯敢动文臣不敢动武将、欺软怕硬也是有名的，应该不敢真的把吴三桂怎么样）。因此吴三桂给他来了个官僚主义的遵旨，真的搬起老百姓来，这多多少少也是崇祯咎由自取。但即便如此，吴三桂总还是可以让步兵掩护百姓，自己率骑兵勤王的，只要冒少许被清兵追杀受到一些损失的风险（其实清兵并没有追杀，可能根本来不及追），而他连这都没做，其“明哲保身”的程度也堪称一绝了。总的来说，宁远撤退一役，吴三桂是以官僚主义对官僚主义，典型的“明哲保身”的做法，皇帝和社稷的安危，在他眼中，远没有自己的官位来得重要。虽然还不能从这一点就推断吴三桂已有叛明之心，但他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是和“忠”字攀不上半点联系的。如果他这也叫“忠”，那管袁崇焕该叫什么呢？

【原创】2、吴三桂此人的真面目

汗青兄的大作中，对吴三桂评价颇高，不仅“不愧为一个具有相当军事、政治才能的统帅”，而且还“有忠孝之名，对夷夏大防这一点也是相当坚持的”，“在“分茅裂土之封”这样的荣华富贵面前，他也没有改变这一点”，都快成了富贵不能淫的圣人了。对于这几点，我是颇有些不同意见的。特此列出，与汗青兄商榷。

前一段时间，我就吴三桂在松锦之战中的表现，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汗青兄也有些答复。但我觉得这些答复尚不足以支持汗青兄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没有解答为何三法司议罪时称“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主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没有讲清楚我就突围的战术问题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我将当时写得一些东西再在这里发一下，虽然有些重复，但主要是为了让别的网友在阅读时方便起见。

“关于松山之战吴三桂的表现，我所看到的史料也与兄所举不同。我看到的是洪承畴决定次日突围，而王朴当夜就率军逃走，溃军冲动吴营，吴三桂也随之逃走。接着又冲动其他3镇。也就是说整个明军的突围行动是无组织的，实际上是溃逃。明军中洪承畴的标营以及曹白王（廷臣）3镇未动，其他5镇溃逃，可见并不是统一行动的。”

“关于松山之战，《明史》曹变蛟传记载到“朴先夜遁。通、科、三桂、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弛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由此可见，明军的突围行动是无组织的，是“夜遁”和“相继走”。洪承畴和曹王两镇对此并不知情，因而也没有参加“突围”行动。突围过程中确有填壕的情节，但这只是明军在溃逃中拼命想越过壕沟罢了。后来三法司议罪时称“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主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这“不战而逃”四字对吴三桂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松锦之战明军主力（5总兵）的突围是无组织的，本身就已经是某种意义的溃逃。不排除清军在明军退路上掘有战壕，因而造成突围明军的最终崩溃的可能，但在此之前，吴三桂违令出逃的这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不战而逃”了。所以三法司议罪时称“六镇罪同，皆宜死”。就是说只要参加了违令出逃，就应该是死罪。

从大家都承认的史实来看，兄所说的情况有几大疑点难以解释。

第一，所有材料都指“朴先夜遁”，其他几个总兵“相继走”。可见首先突围的是王朴无疑，那么何以又会有吴三桂做先锋填壕的说法？照理这种突围行动，应当是集中兵力火力于狭窄正面，力争一举突破对方防御。所以“相继走”的说法倒仿佛是有些道理，说明明军是以梯队前进的。（当然，这里假定突围是有组织的）既然是这样，那么位于后续梯队的吴三桂为何反而超越第一梯队的王朴成了先锋呢？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吴三桂部于夜间在行进间超越了王朴的行军纵队，然而这是背离基本军事原则，只会给自己部队带来混乱的做法，除非是无组织的溃逃，否则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二是明军根本不是以梯队前进，而是各部并肩前出到清军防御正面的，因此可以同时有几个“先锋”撞到了清军的战壕上。发生这种情况要么是明军本来就打算分散突围，而这只是部队在已经处于绝境，集中突围绝无可能，只能到处乱跑，走得一个算一个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当时明军主力尚未与清军主力发生会战，也没有受到多大损失，洪承畴断不会出此下策。所以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突围根本就是无组织的

第二，明军骁将曹变蛟和王廷臣以及统帅洪承畴根本没有参见突围行动。明史记载“变蛟、廷臣闻败，弛至松山，与承畴固守。”这两人，特别是曹变蛟是辽军中第一流的骁将，其名气不亚于吴三桂，从后来他死守松山和夜袭皇太极御营的表现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如果是有组织的突围，何以二镇竟不参与？而且连后续梯队都不是，因为明史根本就没有提到他们参与了“相继走”的行动，他们是“闻败，弛至松山”，而不是“败，弛至松山”。而且，就算是他们是作为突围的后续梯队，当发现先遣梯队受阻时也应当立刻前往驰援，而不是调头跑回松山啊？除非他们是懦弱的将领，但这与他们后来的英勇表现是不一致的。只有在夜间发生突变，情况不明的时候，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立刻向主帅靠拢，先稳住阵脚再说。更加离谱的时，统帅洪承畴竟然也没有参与突围。照理说，有组织的突围，统帅应该位于战斗队形的中央，四周都有部队保护。而从明史的记录来看，洪承畴当夜根本就没有离开松山。这合理吗？就算洪承畴自愿殿后，他也应该紧随先头部队行动，先头部队也不可能自顾自突围，而不管后面的主帅和直属队。由此可见，突围行动不可能是有组织的。

第三，从吴三桂后续表现来看，他也是毫无责任心的。明史说“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从这段记录来看，“三桂、朴”突破清军第一防御地带，“奔据杏山”的时候，部队还没有打光，还有相当力量。此时主帅和一大批部队还留在松山。一个有责任心的将领，或者应当回军接应被截断的主帅，或者应当就地稳住阵脚，争取与主帅取得联系，互相呼应。而吴三桂却继续一股劲的“欲走还宁远”，而且走得还相当狼狈，“遇伏，大败，仅以身免”，把剩下的一点家底也扔掉了。”

关于汗青兄所说的“当年袁崇焕回援北京，在被崇祯下狱的那次平台召对中，身边就只带了祖大寿和吴三桂这两员关外大将，还有一名是帮他背剑的贴身卫士，袁督师对吴三桂的器重，也由此可见一斑。”我当时也提出了疑问“吴三桂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出生，到崇祯2年（1629）不过17岁，本领再大，地位也有限，在当时不可能与祖大寿相提并论。”。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其中阎崇年的《袁崇焕传》中明确列出了参与该次召对的人的名单，里面并无吴三桂。又据《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9页，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时，吴三桂的职务只是游击。那么崇祯二年时的吴三桂官职自然不可能超过游击，又如何能够跟祖大寿平起平坐？据《清史稿 吴三桂传》，“父襄，明崇祯初官锦州总兵。三桂以武举承父廕，初授都督指挥。”由此看来，吴三桂由武举正式从军为都督指挥似乎还在吴襄当总兵（从而得以荫子）之后，那么崇祯二年吴三桂可能还只是个非正式的随军人员，就更谈不上什么地位了。

再谈汗青兄以为佳话的吴三桂救父事件，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中有如此考证“吴三桂闯围救父，明清官书均不见载。《庭闻录》记其事，而不记时间、地点；《吴三桂纪略》记事详，也不记时间，却记此事发生在大同。《平吴录》同样不记时间，又记事在宁远。考之史实，祖大寿并未守过大同，故不存在大寿与后金兵遇于大同城下之事。惟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3年），皇太极率大军袭大同、宣府，吴襄奉命应援，三桂可能在军中，大寿则远在锦州。如此次有三桂救父之举，与各书所记“少年救父”不合，至于在宁远城外，遇后金兵，亦无史实可证。”李治亭虽然后来猜测这件事有可能在“天聪四年（崇祯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绕道内蒙古入关，祖大寿应援，在建昌相遇”时发生。但这毕竟只是猜测，与所有记录这一事件的史料的说法都不同。这件事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即便存在这件事的原型，鉴于所有记录这一事件的史料都犯有重大错误，其具体细节自然也是十分靠不住的。

再看大凌河之战，张春和宋伟军与后金军激战正酣之际，“吴襄等未经接战，先自逃奔。后金兵趁势从后面追赶，疾追三四十里，才收兵，吴襄及其部属早已逃脱。由于吴襄先逃，招致张春以下诸将33人都被活捉。《清太宗实录》，卷9，42~43页；《明史·丘禾嘉传》，卷261。三桂是否参加了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史无明文，但据吴襄说：‘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明清史料》乙编第2本，136页。看来，三桂必在军中，并与父亲一起脱逃。”（李治亭，《吴三桂大传》）可见在此战中，吴襄、吴三桂父子两人都是不战先逃的主。吴三桂“相当军事才能”和“贲、育弗加”之勇都上哪里去了？由此战吴氏父子的表现看来，吴三桂在松锦之战中“不战而逃”并不奇怪。

偶最近在搬家，资料和其他东西都打包没整理好，所以无法很具体的说，见谅。

呵呵，实际上偶们有些地方是不矛盾的。另外有几个问题，恐怕兄会错俺的意了，偶大致说说。

1，宁武之战的问题。

首先宁武一战的时间长短，和激烈与否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历史上有很多战役时间很短，但战况激烈伤亡巨大，因此其时间长短并不能说明激烈程度，至多只和最终的伤亡比率有关系，有时战斗时间越长，伤亡越大。但时间短却也不等于不激烈和伤亡一定就小。

有相当多的资料对此有比较具体的战斗记载。譬如有记载说当时周遇吉在一天之内就打完了全部的火药储备，此可见战况激烈程度之一斑。另外也还有说他在火药用完之后曾开启瓮城门诱闯军入内，再落下外门，歼灭被关在城内的闯军，包括其夫人在破城后依然率领家仆军民与对方巷战等等，都可以说明其抵抗是相当强硬的。

周是关宁军出身，对火器运用应该是相当有心得的，且作风一贯强悍，以其所率领的四千兵力计，先打完了全部火药再进行肉搏，攻城一方哪怕只是按照1：2的伤亡比率，也要有近万的战斗减员了，所以不能说是轻微抵抗。

其次是偶举宁武之战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李闯在战略观念上的缺陷，以及攻打宁武这个不需要攻打的据点的含义和后果，所以其战斗的激烈程度和过程如何，和偶关于李闯东进是试探性的行动和为了扫荡边区的论点，关系不是太大。

换句话说，战斗就是不激烈，只要李闯折回头来打宁武了，就可以替俺的观点做佐证。这点上，恐怕兄真的是会错俺的意了。

2，称王称帝问题。

俺的重点在于李闯进京自居庸开始，就不断在和崇祯谈判，一直到兵临城下还在继续谈判，关于这个的记载极多，出自不同之手，有些撰写人互相之间，是不知道对方在写此类笔记和记载的，因此不可能转相抄袭，但是记载的内容，尤其是谈判的条件都基本一致，那就是招安封王，然后退兵。一直到城破的当天，城楼上尚有李闯的使者和内监在进行谈判，还摆了酒席在城楼上，以至巡城到来的内阁官员见状颇为惊讶，有很多记载是相当具体的。

顾诚先生的著作，俺是比较熟悉的。俺手上的这本农战史上，对这个问题还有顾先生在出版后，又补充手写在页眉上的一些眉批，在批注中他说李闯在进城后封明太子为王，说明应该是称帝的。

对此，俺是有不同意见的。进城后为安定人心，临时从权，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李闯自开始就对登基相当重视，可以预计在短期内他不能完成这一仪式，而局面又不可能等他，因此为安抚人心先封明太子为王，是完全可能也是现实的，不然的话，他首先就完全无法处理其他明皇室成员的待遇问题。而且此时在他看来明王朝已经彻底灭亡，已无须再考虑谁是皇帝的问题了，他已经觉得他坐定天下了，所以封太子并不能确实地证明这个问题。

至于永昌诏书，其态度和他在东进行动中的表现，以及后来他一再和崇祯的谈判是矛盾的，那实际是一道威胁性的檄文，并不能用来证实他的东进意图是什么。此类檄文，在当时比比皆是，譬如有指令几月几日到某地进行政权交接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这些，和他即使到北京还在不断地谋求明王朝封王的谈判行动，是完全矛盾的，因此这是在宣传，给对方压力，性质应该和红军的传单差不多。

3，姜瓖、王承胤降书问题

姜瓖、王承胤写降书，和李闯兵临城下不战而降不矛盾啊。

当时这两处城内，忠于明朝的官吏不是一个两个，官职也不比他们两小，也带有兵马，要他们在李闯到前就树大顺旗帜，恐怕不大可能。事实上李闯东进，基本上都是部队到了才降伏，鲜有未到就易帜的。而且有不少城都是有人先和李闯勾搭，到了之后开城的，兄不妨多注意。

至于姜瓖、王承胤写降书到李闯营中，李闯继续东进这个事情，在史学界还曾引起过一场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讨论，也算是一个事件了，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看，讨论还是很有价值的。

兄索要具体资料出处，我可以在整理完搬家的乱况，将书籍都归整好后，再提供给兄，以做参考。请兄有一点是要注意的，那就是俺不会无出处的捏造史料。

另外，姜瓖此人，当然不能低估，俺也在文章里说了，此人后来反正一役中的表现不可小觑。但是，也不能高估。他在之前的战绩，基本乏善可陈，更有有不少是未战先逃的。同时要注意抗清是民族战争，顾炎武所谓的亡天下，而抗顺则是换朝代，顾老所谓的亡国而已，百姓民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和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反正一役之所以打得那么顽强的很重要的原因，而不完全是姜瓖个人能力和部队战斗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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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关于李闯御下不正的问题，史料多如牛毛，我想不单是宁武一战问题。宁武屠城，记载是不少的，不单是北略，府志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就此完全其他方面的记载。即使不谈这个，之前的榆林城，也足够惨了，兄有兴趣可以查阅一下。

兄的很多想法，对俺颇有帮助，俺会在修正正稿的时候进一步严密和补充的，呵呵，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