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就《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一文，与汗青兄商榷 -- napolen

至于吴三桂的“夷夏大防”就更是笑话了。他在开始向多尔衮乞援时所谓“相当鲜明的”立场不过是装装样子，自抬一下身价罢了。不过几天之后，他就乖乖的剃发进了多尔衮的大营，他的立场上哪里去了？如果说他是全军覆没在即，不得不如此的话，山海关之战后，他为什么还继续为虎作伥呢？壮烈一点，他可以自杀，怕死的，可以辞职隐居，最差也可以学祖大寿，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明清之际的人，走这几途的大有人在，为什么这位“对夷夏大防这一点也是相当坚持的”吴大将军却不肯走呢？很简单，放不下功名利禄啊！至于后来南明弘光朝廷给吴三桂封的官、史可法叫他“吴大将军”等等，正如顾诚先生所说，除了说明包括史可法在内的南明朝廷的愚蠢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史可法们“吴大将军”叫得再亲切，也没能让吴三桂在追杀永历帝的时候留半分情！

我认为，吴三桂这个人，在军事上也许不能说是一无是处，但也绝没有某些史料里面吹捧得那样神乎其神。个人品德方面，吴三桂应该说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从历史的评价来看，我认为他唯一的去处就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于吴三桂个人的话，写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关于山海关之战的意义，我觉得还是值得再讨论一下。汗青兄说“事实是，当时的大顺、南明、满清各自采用的政治方针和各方面的策略，对最后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山海关之战起了决定性作用。”我认为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说顺明清三方的政策确实有重要意义，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的确不只是山海关一战的结果。说它不对，是它又太低估了山海关一战的意义，低估了政策转变的可能，以至于有一种宿命论的味道。顾诚先生说“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大顺政权犯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是无视满清因素的存在，另一个错误就是顾诚先生所指出的没有及时改变政策，实现封建化。第一个错误是主要的，这使得大顺军在山海关之战中面临绝对劣势的地位。第二个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大顺军在山海关失败后，大片控制区内的地主官绅反叛，让大顺军无法站稳脚跟，卷土重来。但如果第一个错误不存在的话，第二个错误本身并不会构成重大危害，因为如果大顺军依然保持军事上的优势的话，地主官绅们是不敢起来反叛的。而且李自成在北京的后期也意识到了“追赃助饷”政策的问题，开始通令停止该政策。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山海关一战，吴三桂最终站到了大顺的一方，大顺军加上吴军，总兵力已经超过了清军，再凭借山海关坚城，不说大败清军，让清军碰个硬钉子，灰头土脸的回去还是有把握的。如果山海关战前吴三桂就彻底归顺大顺，那么清军也许不会转到山海关方向，而是寻求绕道蒙古入塞。只要吴三桂能够提醒李自成注意满清的危险，不论是大顺军和吴军合守北京城，还是让大顺军坚守北京，吴军袭扰清军后方，打赢北京保卫战的可能性都是颇大的。击退清军之后，大顺军威会更加振奋，各地官绅自然不敢顶风作乱，大顺能够改变一下政策固然好，就算不改变政策，大军也能弹压住那些胆敢异动的官绅。只要过上两三年时间，各地残明势力就会销蚀干净，而大顺的各种政权也可以慢慢建立巩固起来，一个新的朝代就将建立。

也就是说，虽然看起来可能有些可笑，但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选择确实对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正像汗青兄引用的那样“亚玛逊河边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最后密西西比河上掀起了一场龙卷风。”也许，吴三桂就是这只蝴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