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石窟堡·14.工人阶级 -- 商略

工人阶级

　　1

　　荫溪江的河床，水急的地方是鹅卵石，水缓的地方是沙子，涨水时水流稍急，沙子冲走了，留下一片一片黑色的铁砂。我们常常将铁砂堆起来，说是要炼铁造大刀，可是我们内心并不相信这些黑沙子真的能炼成铁。

　　传说很早时，石窟堡有个见多识广的太公，打算淘铁砂炼铁，后来国民党的县政府派人来一调查，说是会破坏水源和环境的，不许他办炼铁厂。

　　老六说，要是那个太公的炼铁厂办成了，石窟堡的人都成了炼铁工人，那我们都是工人阶级了。我们一想，觉得全村堡人都差点成了工人阶级，变成居民户口，这样难得的机会，竟给国民党政府给弄掉了，害得我们都变回当农民的命，实在罪大恶极。

　　村堡边上，有许多不规则石头，黑黑的，有很多小孔，有的乱堆在地上、溪滩上，有的砌在围着菜地的石头矮墙上。这些石头叫做铁屙，是大炼钢铁那时候炼成的钢铁。

　　我们常常想，要是大炼钢铁炼出来的不是这些铁屙，而是真的能制造飞机大炮的钢铁，那么我们村堡的人，说不定也成了工人阶级，成为炼钢工人了。可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也没有成功。

　　老六说，我们错过这个机会，很可能是庆云那家伙害的。

　　庆云是我们村堡中惟一真正当过工人阶级的人，而且是炼钢工人。我不知道他是在绍兴钢铁厂还是杭州钢铁厂，也许是在更远的地方。

　　大炼钢铁时，庆云正好回老家探亲，看望他妈妈。见我们村堡炼钢铁的样子，他就很有把握地断定，那口大铁锅，根本炼不出钢铁。那几天，他到处找人说：“你毛想想好了，如果在一块冰上再加上一些碎冰，底下用火烧着，那些碎冰能不能烧成开水？”他还说：“我就是钢铁厂的，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们村堡的人听信了他，就改变了炼钢铁的方法，在砖窑里用泥巴烧了一个大大的高炉，再在高炉里炼钢铁。那些铁屙就是这样炼成的。

　　庆云搞了这样的破坏，村堡里的人却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革命最彻底的，他家又是贫雇农，所以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过了两三年，庆云也不再当工人阶级，挑着一担行李回家务农来了。

　　这些都是我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也是听说的。村堡里的人有时还会争论大炼钢铁的事，有的说庆云说得有道理，有的说其实庆云自己也不懂炼钢。我常常想，要是我们不改变方法，说不定就炼成了，那么石窟堡也就成了石窟钢铁厂，我们也都成了工人阶级。

　　2

　　庆云身材瘦高，两条腿细溜溜的，站在那里，好像没有屁股。他是个癞子，头上有好几处没有头发，露出粉红的嫩皮肤。他的额头还有一大块黑斑，我想那可能是炼钢时给火熏黑的。

　　回石窟堡后，他娶了里岙村的冬梅，一连生了三个女儿，最后才生了个儿子。

　　在石窟堡，一般人家都有个院子，但只有几户人家有台门，不过台门都是敞开的，就是晚上睡觉也不关，只关家里的大门。庆云家有台门，而且经常关着，从来不让我们进去，因为他家的院子里种着好几种花。那些花都不会结果子，他却还当宝贝一样，所以我们都觉得他的脑子有点儿毛病。女人或者孩子养一两盆花，那也很正常，可是他一个又粗又蛮的大男人，去养什么花？

　　庆云给他的孩子起的名字也都花里胡哨的，女儿叫美樱、美竹、美莉，连竹都当花了，儿子叫美仁，一听就是地主崽子的名字，哪像工人阶级起的名？

　　刘老师还当面嘲笑过他：“你这个工人阶级，怎么反而有资产阶级的毛病？”

　　庆云虽有这样古怪的毛病，平时却不大说话，在路上遇到人，倒也会打招呼，可是晚上他从不串门，不聊天不打牌。他甚至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说话最多的时候是骂人。一般的情况是，我们偷偷翻围墙进入他家院子，胡乱拔掉几株花，赶快溜走。他做完生活从畈里回来，一进台门就发现了，来不及放下农具，就走出台门朝着一条弄堂大骂。我们其实早已躲在他家围墙西面，听他骂人。

　　他骂人一点不好玩，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句话。一会儿说：“没爹娘教养的小猢狲，几株花惹着你们什么了？”一会儿说：“什么时候被我抓到，砍断你的手。”一会儿又说：“下次我做个老虎弶，勒断你们的狗腿。”可是正因为他骂得不好玩，我们才觉得特别好玩，躲在边上，猜他先骂哪一句，后骂哪一句，赌一颗玻璃弹子。

　　我们从来不觉得拔掉他的花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又不是生产队的庄稼，拔掉了可能会被罚钱。有一次我和建山拔了很多刚长了一两寸的田塍白豆，等大人见了骂起来，才知道那不是野生的，而是生产队种下去的，我们吓出一身冷汗，飞也似地逃走了，担了一夜的心，直到第二天我妈妈背着锄头去重新种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拔庆云的花就不同了。我对建山说：“庆云种花不过是一种怪僻，我们去拔掉，那是帮他治病，虽然治不好，也算出过力了。”建山听了哈哈大笑。我也明白，我说的这番道理，只是为了向自己掩盖一下爱好恶作剧的坏心眼。

　　庆云骂过以后，他的大女儿李美樱才会出场。李美樱骂人非常狠毒，每句话中，都要带上“爹娘死过了”、“风脚烂手了”、“短命鬼”、“五丧鬼”之类可怕的字眼，听得我们心惊肉跳，所以她一出场开骂，我们就一哄而散。

　　有一天，我和青头在钓鱼，青头站在桥下面，我站在溪对面的桥墩上。庆云挑了两只篮子从桥上过来，每只篮子上面都盖着一条白色的大手巾布，不知道篮子里有什么不能让人看的。

　　不一会儿，庆云就绷着脸急吼吼地从我身旁经过，好像有什么急事。我从篮子的缝隙里看到，原来里面装的就是花。我想，他挑一担花给谁去呢？还有谁会像他那样养花？镇上有人买番薯，有人买南瓜，难道还有人买花？他种花谁都知道，为什么要盖上大手巾布？是怕别人知道吗？

　　庆云从路上走远了。我想起以前看过的电影《卖花姑娘》，就过了桥对青头说：“我们石阔堡也有个卖花姑娘，你知道是谁吗？是美樱的爹爹庆云。”

　　青头说：“你想骗谁啊，卖花？谁会花钱买花？”

　　我说：“刚才他挑着两篮花去了。”

　　青头说：“他这人有毛病。”他对庆云和花都没有兴趣，挥挥手叫我走开。

　　庆云回来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也不知道他的花送掉了还是卖掉了。但我听人说，他回来后将院子里的花都铲掉了，第二天砍了一捆小竹回来，搭了一个棚，改种丝瓜。到初秋，他们家的饭桌上天天有丝瓜汤。后来我们村堡里，有好多人家也开始种丝瓜了。

　　3

　　庆云有一双车胎鞋，是割下独轮车的轮胎做成的。别人上山砍柴穿的是草鞋，他穿这双车胎鞋，在湿路上留下一个个轮胎印。不过他老婆冬梅，穿的是草鞋，与别人一样。

　　冬梅的个子与庆云差不多高，她比较喜欢说话，看见个子比她矮的人去砍柴，就常常嘲笑说：“长子坏布，矮子吃苦。”然后还自己解释这句话：“长子做衣服费的布料多，所以长子坏布；矮子挑柴担下山，山上的柴长得高，没法子脱身，就吃苦头了。”我不相信她的说法，我想，既然山脚下或者半山腰的柴长这么高，为什么要爬到高处去砍柴呢？

　　中午或者傍晚，生产队收工，他一从畈里回来，就换上车胎鞋，和冬梅一起，肩上背着草杠柴绳，腰后系着勾刀篓篰，上山砍柴去了。两个人的表情几乎一样，咬紧牙关，两只脚走得呼呼生风，好像去迟了，山上的柴要被人砍光似的。别人看见他们的样子，就笑着摇头说：“这么吼狮的两老婆。”

　　石窟堡勤快的人不少，可是没有人像他们那样，连表情、走路的姿势都弄得很勤快的样子。别人上山砍柴，或者去自留地做生活，有时走路也会很急，可是脸上都从从容容的，从来不会弄得像出兵打将。

　　开山的时候，不管是茶山还是竹山，都会开出很多树根。生产队一收工，大家都会去挑些树根回来当柴烧。大多数柴根都被大人们挑走了，他们挑过后，剩下的就归小孩子，我们挑着大篮子、大畚箕什么的，细心地将那些小柴根捡回来。

　　庆云和他老婆是惟一会来抢孩子生意的大人，他们要拿走最后一根柴根才肯罢休。他们的动作快，明明是我找到的柴根，我刚下手去捡，柴根却飞走了，它已经落在庆云手里。如果同时拿到一个柴根，别的大人笑一笑，就放手让给了孩子，庆云和他老婆却总是用力夺走，只留下一股汗臭味给我们。那天冬梅抢走了维立手中的柴根，维立当即大哭着骂道：

　　“婊子！畜生！强奸犯！枪毙鬼！”

　　冬梅好像没有听见似的，理也不理，这时候在她眼里只有柴根，别的都不存在了。庆云和冬梅在这点上很特别，他们每做一件事情，都全力以赴，好像迟上一秒钟，整个生活都会丢掉似的。所以，阿七奶奶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吼狮的人。”

　　在山上遇到他们，是我们运气不好。别的大人从来不忘了提醒我们，哪里有个坑，哪里有道沟，叫我们小心，有走不过的地方，他们会放下担子背我们过去。可庆云和他老婆总是一脸凶悍，在山路上横冲直撞，吓得我们避得远远的，怕被他们撞下山崖。建山对我说：“他们的眼睛长得跟人不一样，他们看不见小孩。”

　　4

　　冬梅养猪的方法与人不同。别人最多同时养三头猪，她却同时养了六头。出猪圈泥时，猪放出来，每头都精瘦精瘦的，走路都要拐倒。庆云经常想办法去买糠，连番薯藤也买。庆云的三个女儿，天天傍晚背着大菜篮，在田畈上、山脚下割猪草，到天色昏黑才回家。

　　她们一回到家，往往就会传出一阵尖利的嚎哭声，然后三个女儿中的一个，一边哭着一边跑出他们家的台门——有时是美莉，有时是美竹，很少时候是美樱——身后追着手拿毛竹乌梢的冬梅，那是因为那个被追打的女儿，在割猪草时衣服被柴刺勾破了。

　　这时候，冬梅的下巴和整排下牙都向前突出，一副咬牙切齿的凶恶神态。她下手从来不容情，每次一定要追上，用毛竹乌梢抽打女儿的小腿，直打得伤痕纵横，女儿只好在地上乱滚着躲避。

　　一次下过雨，庆云家的猪圈墙壁塌了半边，请了我爹爹、长脚阿光、李家浩几个人都帮忙修筑，我跟爹爹去了，看他们筑泥墙。吃点心时，李家浩说起胡村有一个老头，带了一笔钱到镇上逛了一圈，发现街上根本没东西可买，就回家来将那笔钱用刀斩碎了。

　　我想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果然，李家浩说，这老头后来被派出所抓走了。

　　庆云听着呆了一会儿，说：“我做得这么辛苦，可是一个钱都积不下来。”

　　李家浩说：“你知道你为什么积不下来吗？就是你做得太辛苦，太吼狮了。”

　　说一个人勤快是褒奖，说他“吼狮”却是贬低，因为“吼狮”包含着一种急切而且不顾别人的自私自利。所以庆云不承认，说：“向来只听说‘困着饿，做着吃’，哪有越做越穷的？”

　　李家浩说：“你不相信是吧，就拿这个猪圈来说，你说冬梅养这么多猪做什么？一户人家有多少泔水？分到手的谷，能轧多少糠，多少碎米？所以最多只能养三头猪，养多了就亏本，你连这笔账都算不明白？”

　　他就开始细细算账，买饲料要花多少钱，孩子割猪草磨损的衣服鞋子要花多少钱，煮猪食的柴要多少，人砍柴也要吃掉更多粮食，所有这些，自己能拿出多少钱，又需要借多少债，而卖猪得来的钱，还不够还债。

　　长脚阿光说：“家浩说得没错，不过这样算账，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庆云摇摇头说：“家浩说的我当然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可是如果我不养猪了，衣服还是要穿，饭还是要吃，债还是要借，是不是？养猪欠债更多，那是对的，可是不养猪，人人知道我还不起债了，谁还肯借债给我？”

　　李家浩呆了呆，说：“你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说得一点儿都没错。”

　　5

　　我在镇上读中学的时，庆云又开始养花了。那时候我们这批人都已长大，再也没有人翻墙进去拔他的花了，所以花养得很好，听说还真的卖了不少钱。

　　可是他又染上了一个毛病，总是往城里跑，每个月要跑上六七趟，不知道他去绍兴了还是去杭州了，每次去时都要带上礼物送人。他的礼物都很特别：冬笋、霉干菜、狗肉或者木炭，还有他院子里养的花。

　　我听说他是想当回炼钢工人。他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就算是一个农民，如果有一个当工人的爹退休了，也能够“顶职”当工人。他本来就是工人，重新回去当工人，那说也不用说了。

　　村堡里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很快就不用务农种田，要重新去当工人阶级了，庆云的四个孩子，也不必考大学，就可以成为居民，上班拿薪水。他们一家六口，也都精神饱满起来，一看都是有福气的人。

　　只有我知道他们的希望有多么渺茫。

　　也真是太巧了。那是个礼拜天，我没有回家，同学魏义成叫我到他家去玩。中午就在他家里吃饭。吃过了饭，等大人出门去上班，魏义成神秘兮兮地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听录音机里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之类的靡靡之音，他还很得意地跟着哼哼，脸上露出很刺激的样子。

　　我忽然看见了庆云。

　　他站在窗外的大杂院里，穿着皱皱巴巴的灰色衣服，还有几个黑色补丁，系裤子的松紧带也拖在外面，身边还放着一大麻袋东西。

　　其实他平时在村堡里也是这身打扮，虽然邋里邋遢的，但也不算太难看，村堡里人觉得他穿得不像样，也不大会说他，比他穿得差的人还有。可这时他站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大杂院里，就特别碍眼，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

　　我连忙躲在窗边偷看。我想，庆云隔三岔五的出门，没有上绍兴，也没有上杭州，怎么到镇上来了？还弄了一麻袋东西，送到这个乱七八糟的院子里，想做什么呢？

　　庆云站了一会儿，拎起麻袋走到一扇破旧的门前。他敲了几下门，门开了，探出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脑袋，说了一句什么话，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庆云犹豫着，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接着又敲，敲几下，停一会儿，又敲几下。

　　魏义成也往窗外看了一眼，说：“这个疯子又来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庆云在魏义成眼里是个疯子。我说：“他不是疯子。”

　　这时，那扇门开了，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已经梳好头穿好衣服。她一脚跨出门槛，就带上了门，上了锁，一边跟庆云说话，一边往院子外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了一句话，这次我听清了，她是说：“你回去吧，真的是没用的。”

　　魏义成说，这个疯子是里山人，每个月要来两三次，找对面的王老头，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说是要王老头证明他八百年前曾在哪个工厂里当过工人。这个王老头，过去在外地一个工厂当门卫，退休都已十五六年了，七老八十的，脑子也不大灵光，怎么可能还记得这个人？就是王老头替他证明了，王老头又不是中央干部，又有什么用？证明了做什么？算他说的是真的，那最多也不过是当过工人，又不是当过地下党，立过大功。可是这个人一直不死心，还不是脑子有问题？这几天王老头生病住院了，他也不知道，还是到这里来找。

　　我听见魏义成当笑话说庆云的事，只觉得耳根发烧，不敢说我认识他。庆云的女儿美竹也是我们同班同学，如果给魏义成知道，美竹怎么做人？

　　庆云走到院子边上，在几个花盆前站住，呆呆地看了半天，然后无聊地踱了几步，又退回去，坐在洗衣服的水泥板上。他也许在心里责怪王老头不讲义气，连一句话都不肯帮他说；也许他在想，王老头的一个证明，可以改变他一家的命运，当然不能轻易就得到，所以他要坚持下去，什么事都要一步一步来。

　　我们又听了一会儿歌，就想出去玩，没想到庆云还坐在洗衣板上，我心里猛地一跳。我不想与他在这里照面，免得尴尬，就匆匆走了，没跟他打招呼。

　　6

　　听说庆云的花死掉了一大片，在家里与冬梅吵了好几次架。冬梅在外面说，是因为花死掉了心疼，所以争了几句。可是他们的小女儿美莉说，是因为这些日子花了很多钱，却什么事都没办成。

　　我想到小时候好几次拔过庆云的花，害得他心疼骂人，也是一时意气，在镇上的书店买了一本种花的书，让美竹星期六回家时带给她爹，就说是她自己买的。

　　可是星期日回学校的路上，美竹将那本书还给了我，说她爹不要。我觉得奇怪，书已经买来了，看一看又不会少他一块肉，为什么不要呢？她禁不住我东问西问，说出了就是因为书是我买的，她爹才不肯要的。

　　美竹回到家里，怕她爹说她乱花钱，不敢说是自己买的书，如实招认是我买的。庆云一听就将书扔在地上，气愤愤地说：“这小猢狲打什么主意？那天在镇上碰到，他装作不认识，怕我给他丢脸。”

　　美竹说：“那说不定了没看见你呢。”

　　庆云说：“他小时候拔了我多少花，现在装什么好人来了？他有这么好心？看了这本书，花只会越种越死。”

　　原来那天在魏义成家，他也看见了我，还心里不舒服了。我说：“就算我没招呼他，那我买了书给他，算是道歉了吧。既然他不给我面子，我也懒得理他，可他也不能说我给他书，是想弄死他的花。”

　　美竹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爹这个人，他脑子有毛病了。”

　　庆云还是不断地出门，每个月要出去六七次，每次都急匆匆的，神态与过去上山砍柴一样，弄得像出兵打将，似乎在做着一件既紧急又很有把握的事。

　　有一次我妈妈跟我说，庆云和冬梅真是越活越小了，年轻时两个人过得挺好的，从来不争吵，到老来却天天争吵，不争吵日子难过。

　　庆云家是越过越穷了。美竹倒是考上了大学，成了真正的居民。

　　美竹上大学时，写信给我说，她在一边读书一边家教，挣钱换生活费，多出来的钱，给家里还债。她提到她的妹妹美莉和弟弟美仁，说他们读书用功，成绩也很好，都是考上了重点高中的，可是她家已经没有钱供他们上学了，只好回家务农。

　　她说：“我弟弟妹妹命不好。要是我出生晚两三年，家给我爹败光了，我说不定也读不了高中，不要说考大学了。”

　　美竹的话使我非常震惊，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她爹妈都是非常“吼狮”的人，败家两个字，怎么也安不到他们头上的。

　　我不知道庆云是怎么死心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谁都不提这个事了。后来美仁在镇上开了个店，给人做钢窗，听说手艺好，生意不错，准备在镇上买房子。

　　一年冬天，我回家看到了庆云，拱着双手坐在台门外的墙脚根，闭着眼睛晒太阳。他已经很老了，戴着一顶很时髦的线帽，脸还是很瘦，脸上的皱纹却堆得像沙皮狗，身子也小了一圈，穿着黑色的棉袄。

　　那时候，石窟堡几乎所有人家都早已起了新屋，庆云还是住在老地方，除了台门有些歪歪斜斜，门的底脚已烂得参差不齐，其他好像没什么变化。

　　我招呼他说：“庆云阿伯，你晒太阳啊？”

　　他听见动静，睁开眼睛，抬起头，手搭在额头上遮住阳光，眯着眼睛，尖脑袋慢慢地侧来侧去，看了我半天，很泄气地低下头，自言自语道：“这是哪里来的客人啊？如今的后生，没几个认识了。”

　　他已经不认识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