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石窟堡·14.工人阶级 -- 商略

工人阶级

　　1

　　荫溪江的河床，水急的地方是鹅卵石，水缓的地方是沙子，涨水时水流稍急，沙子冲走了，留下一片一片黑色的铁砂。我们常常将铁砂堆起来，说是要炼铁造大刀，可是我们内心并不相信这些黑沙子真的能炼成铁。

　　传说很早时，石窟堡有个见多识广的太公，打算淘铁砂炼铁，后来国民党的县政府派人来一调查，说是会破坏水源和环境的，不许他办炼铁厂。

　　老六说，要是那个太公的炼铁厂办成了，石窟堡的人都成了炼铁工人，那我们都是工人阶级了。我们一想，觉得全村堡人都差点成了工人阶级，变成居民户口，这样难得的机会，竟给国民党政府给弄掉了，害得我们都变回当农民的命，实在罪大恶极。

　　村堡边上，有许多不规则石头，黑黑的，有很多小孔，有的乱堆在地上、溪滩上，有的砌在围着菜地的石头矮墙上。这些石头叫做铁屙，是大炼钢铁那时候炼成的钢铁。

　　我们常常想，要是大炼钢铁炼出来的不是这些铁屙，而是真的能制造飞机大炮的钢铁，那么我们村堡的人，说不定也成了工人阶级，成为炼钢工人了。可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也没有成功。

　　老六说，我们错过这个机会，很可能是庆云那家伙害的。

　　庆云是我们村堡中惟一真正当过工人阶级的人，而且是炼钢工人。我不知道他是在绍兴钢铁厂还是杭州钢铁厂，也许是在更远的地方。

　　大炼钢铁时，庆云正好回老家探亲，看望他妈妈。见我们村堡炼钢铁的样子，他就很有把握地断定，那口大铁锅，根本炼不出钢铁。那几天，他到处找人说：“你毛想想好了，如果在一块冰上再加上一些碎冰，底下用火烧着，那些碎冰能不能烧成开水？”他还说：“我就是钢铁厂的，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们村堡的人听信了他，就改变了炼钢铁的方法，在砖窑里用泥巴烧了一个大大的高炉，再在高炉里炼钢铁。那些铁屙就是这样炼成的。

　　庆云搞了这样的破坏，村堡里的人却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革命最彻底的，他家又是贫雇农，所以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过了两三年，庆云也不再当工人阶级，挑着一担行李回家务农来了。

　　这些都是我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也是听说的。村堡里的人有时还会争论大炼钢铁的事，有的说庆云说得有道理，有的说其实庆云自己也不懂炼钢。我常常想，要是我们不改变方法，说不定就炼成了，那么石窟堡也就成了石窟钢铁厂，我们也都成了工人阶级。

　　2

　　庆云身材瘦高，两条腿细溜溜的，站在那里，好像没有屁股。他是个癞子，头上有好几处没有头发，露出粉红的嫩皮肤。他的额头还有一大块黑斑，我想那可能是炼钢时给火熏黑的。

　　回石窟堡后，他娶了里岙村的冬梅，一连生了三个女儿，最后才生了个儿子。

　　在石窟堡，一般人家都有个院子，但只有几户人家有台门，不过台门都是敞开的，就是晚上睡觉也不关，只关家里的大门。庆云家有台门，而且经常关着，从来不让我们进去，因为他家的院子里种着好几种花。那些花都不会结果子，他却还当宝贝一样，所以我们都觉得他的脑子有点儿毛病。女人或者孩子养一两盆花，那也很正常，可是他一个又粗又蛮的大男人，去养什么花？

　　庆云给他的孩子起的名字也都花里胡哨的，女儿叫美樱、美竹、美莉，连竹都当花了，儿子叫美仁，一听就是地主崽子的名字，哪像工人阶级起的名？

　　刘老师还当面嘲笑过他：“你这个工人阶级，怎么反而有资产阶级的毛病？”

　　庆云虽有这样古怪的毛病，平时却不大说话，在路上遇到人，倒也会打招呼，可是晚上他从不串门，不聊天不打牌。他甚至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说话最多的时候是骂人。一般的情况是，我们偷偷翻围墙进入他家院子，胡乱拔掉几株花，赶快溜走。他做完生活从畈里回来，一进台门就发现了，来不及放下农具，就走出台门朝着一条弄堂大骂。我们其实早已躲在他家围墙西面，听他骂人。

　　他骂人一点不好玩，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句话。一会儿说：“没爹娘教养的小猢狲，几株花惹着你们什么了？”一会儿说：“什么时候被我抓到，砍断你的手。”一会儿又说：“下次我做个老虎弶，勒断你们的狗腿。”可是正因为他骂得不好玩，我们才觉得特别好玩，躲在边上，猜他先骂哪一句，后骂哪一句，赌一颗玻璃弹子。

　　我们从来不觉得拔掉他的花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又不是生产队的庄稼，拔掉了可能会被罚钱。有一次我和建山拔了很多刚长了一两寸的田塍白豆，等大人见了骂起来，才知道那不是野生的，而是生产队种下去的，我们吓出一身冷汗，飞也似地逃走了，担了一夜的心，直到第二天我妈妈背着锄头去重新种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拔庆云的花就不同了。我对建山说：“庆云种花不过是一种怪僻，我们去拔掉，那是帮他治病，虽然治不好，也算出过力了。”建山听了哈哈大笑。我也明白，我说的这番道理，只是为了向自己掩盖一下爱好恶作剧的坏心眼。

　　庆云骂过以后，他的大女儿李美樱才会出场。李美樱骂人非常狠毒，每句话中，都要带上“爹娘死过了”、“风脚烂手了”、“短命鬼”、“五丧鬼”之类可怕的字眼，听得我们心惊肉跳，所以她一出场开骂，我们就一哄而散。

　　有一天，我和青头在钓鱼，青头站在桥下面，我站在溪对面的桥墩上。庆云挑了两只篮子从桥上过来，每只篮子上面都盖着一条白色的大手巾布，不知道篮子里有什么不能让人看的。

　　不一会儿，庆云就绷着脸急吼吼地从我身旁经过，好像有什么急事。我从篮子的缝隙里看到，原来里面装的就是花。我想，他挑一担花给谁去呢？还有谁会像他那样养花？镇上有人买番薯，有人买南瓜，难道还有人买花？他种花谁都知道，为什么要盖上大手巾布？是怕别人知道吗？

　　庆云从路上走远了。我想起以前看过的电影《卖花姑娘》，就过了桥对青头说：“我们石阔堡也有个卖花姑娘，你知道是谁吗？是美樱的爹爹庆云。”

　　青头说：“你想骗谁啊，卖花？谁会花钱买花？”

　　我说：“刚才他挑着两篮花去了。”

　　青头说：“他这人有毛病。”他对庆云和花都没有兴趣，挥挥手叫我走开。

　　庆云回来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也不知道他的花送掉了还是卖掉了。但我听人说，他回来后将院子里的花都铲掉了，第二天砍了一捆小竹回来，搭了一个棚，改种丝瓜。到初秋，他们家的饭桌上天天有丝瓜汤。后来我们村堡里，有好多人家也开始种丝瓜了。

　　3

　　庆云有一双车胎鞋，是割下独轮车的轮胎做成的。别人上山砍柴穿的是草鞋，他穿这双车胎鞋，在湿路上留下一个个轮胎印。不过他老婆冬梅，穿的是草鞋，与别人一样。

　　冬梅的个子与庆云差不多高，她比较喜欢说话，看见个子比她矮的人去砍柴，就常常嘲笑说：“长子坏布，矮子吃苦。”然后还自己解释这句话：“长子做衣服费的布料多，所以长子坏布；矮子挑柴担下山，山上的柴长得高，没法子脱身，就吃苦头了。”我不相信她的说法，我想，既然山脚下或者半山腰的柴长这么高，为什么要爬到高处去砍柴呢？

　　中午或者傍晚，生产队收工，他一从畈里回来，就换上车胎鞋，和冬梅一起，肩上背着草杠柴绳，腰后系着勾刀篓篰，上山砍柴去了。两个人的表情几乎一样，咬紧牙关，两只脚走得呼呼生风，好像去迟了，山上的柴要被人砍光似的。别人看见他们的样子，就笑着摇头说：“这么吼狮的两老婆。”

　　石窟堡勤快的人不少，可是没有人像他们那样，连表情、走路的姿势都弄得很勤快的样子。别人上山砍柴，或者去自留地做生活，有时走路也会很急，可是脸上都从从容容的，从来不会弄得像出兵打将。

　　开山的时候，不管是茶山还是竹山，都会开出很多树根。生产队一收工，大家都会去挑些树根回来当柴烧。大多数柴根都被大人们挑走了，他们挑过后，剩下的就归小孩子，我们挑着大篮子、大畚箕什么的，细心地将那些小柴根捡回来。

　　庆云和他老婆是惟一会来抢孩子生意的大人，他们要拿走最后一根柴根才肯罢休。他们的动作快，明明是我找到的柴根，我刚下手去捡，柴根却飞走了，它已经落在庆云手里。如果同时拿到一个柴根，别的大人笑一笑，就放手让给了孩子，庆云和他老婆却总是用力夺走，只留下一股汗臭味给我们。那天冬梅抢走了维立手中的柴根，维立当即大哭着骂道：

　　“婊子！畜生！强奸犯！枪毙鬼！”

　　冬梅好像没有听见似的，理也不理，这时候在她眼里只有柴根，别的都不存在了。庆云和冬梅在这点上很特别，他们每做一件事情，都全力以赴，好像迟上一秒钟，整个生活都会丢掉似的。所以，阿七奶奶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吼狮的人。”

　　在山上遇到他们，是我们运气不好。别的大人从来不忘了提醒我们，哪里有个坑，哪里有道沟，叫我们小心，有走不过的地方，他们会放下担子背我们过去。可庆云和他老婆总是一脸凶悍，在山路上横冲直撞，吓得我们避得远远的，怕被他们撞下山崖。建山对我说：“他们的眼睛长得跟人不一样，他们看不见小孩。”

　　4

　　冬梅养猪的方法与人不同。别人最多同时养三头猪，她却同时养了六头。出猪圈泥时，猪放出来，每头都精瘦精瘦的，走路都要拐倒。庆云经常想办法去买糠，连番薯藤也买。庆云的三个女儿，天天傍晚背着大菜篮，在田畈上、山脚下割猪草，到天色昏黑才回家。

　　她们一回到家，往往就会传出一阵尖利的嚎哭声，然后三个女儿中的一个，一边哭着一边跑出他们家的台门——有时是美莉，有时是美竹，很少时候是美樱——身后追着手拿毛竹乌梢的冬梅，那是因为那个被追打的女儿，在割猪草时衣服被柴刺勾破了。

　　这时候，冬梅的下巴和整排下牙都向前突出，一副咬牙切齿的凶恶神态。她下手从来不容情，每次一定要追上，用毛竹乌梢抽打女儿的小腿，直打得伤痕纵横，女儿只好在地上乱滚着躲避。

　　一次下过雨，庆云家的猪圈墙壁塌了半边，请了我爹爹、长脚阿光、李家浩几个人都帮忙修筑，我跟爹爹去了，看他们筑泥墙。吃点心时，李家浩说起胡村有一个老头，带了一笔钱到镇上逛了一圈，发现街上根本没东西可买，就回家来将那笔钱用刀斩碎了。

　　我想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果然，李家浩说，这老头后来被派出所抓走了。

　　庆云听着呆了一会儿，说：“我做得这么辛苦，可是一个钱都积不下来。”

　　李家浩说：“你知道你为什么积不下来吗？就是你做得太辛苦，太吼狮了。”

　　说一个人勤快是褒奖，说他“吼狮”却是贬低，因为“吼狮”包含着一种急切而且不顾别人的自私自利。所以庆云不承认，说：“向来只听说‘困着饿，做着吃’，哪有越做越穷的？”

　　李家浩说：“你不相信是吧，就拿这个猪圈来说，你说冬梅养这么多猪做什么？一户人家有多少泔水？分到手的谷，能轧多少糠，多少碎米？所以最多只能养三头猪，养多了就亏本，你连这笔账都算不明白？”

　　他就开始细细算账，买饲料要花多少钱，孩子割猪草磨损的衣服鞋子要花多少钱，煮猪食的柴要多少，人砍柴也要吃掉更多粮食，所有这些，自己能拿出多少钱，又需要借多少债，而卖猪得来的钱，还不够还债。

　　长脚阿光说：“家浩说得没错，不过这样算账，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庆云摇摇头说：“家浩说的我当然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可是如果我不养猪了，衣服还是要穿，饭还是要吃，债还是要借，是不是？养猪欠债更多，那是对的，可是不养猪，人人知道我还不起债了，谁还肯借债给我？”

　　李家浩呆了呆，说：“你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说得一点儿都没错。”

　　5

　　我在镇上读中学的时，庆云又开始养花了。那时候我们这批人都已长大，再也没有人翻墙进去拔他的花了，所以花养得很好，听说还真的卖了不少钱。

　　可是他又染上了一个毛病，总是往城里跑，每个月要跑上六七趟，不知道他去绍兴了还是去杭州了，每次去时都要带上礼物送人。他的礼物都很特别：冬笋、霉干菜、狗肉或者木炭，还有他院子里养的花。

　　我听说他是想当回炼钢工人。他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就算是一个农民，如果有一个当工人的爹退休了，也能够“顶职”当工人。他本来就是工人，重新回去当工人，那说也不用说了。

　　村堡里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很快就不用务农种田，要重新去当工人阶级了，庆云的四个孩子，也不必考大学，就可以成为居民，上班拿薪水。他们一家六口，也都精神饱满起来，一看都是有福气的人。

　　只有我知道他们的希望有多么渺茫。

　　也真是太巧了。那是个礼拜天，我没有回家，同学魏义成叫我到他家去玩。中午就在他家里吃饭。吃过了饭，等大人出门去上班，魏义成神秘兮兮地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听录音机里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之类的靡靡之音，他还很得意地跟着哼哼，脸上露出很刺激的样子。

　　我忽然看见了庆云。

　　他站在窗外的大杂院里，穿着皱皱巴巴的灰色衣服，还有几个黑色补丁，系裤子的松紧带也拖在外面，身边还放着一大麻袋东西。

　　其实他平时在村堡里也是这身打扮，虽然邋里邋遢的，但也不算太难看，村堡里人觉得他穿得不像样，也不大会说他，比他穿得差的人还有。可这时他站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大杂院里，就特别碍眼，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

　　我连忙躲在窗边偷看。我想，庆云隔三岔五的出门，没有上绍兴，也没有上杭州，怎么到镇上来了？还弄了一麻袋东西，送到这个乱七八糟的院子里，想做什么呢？

　　庆云站了一会儿，拎起麻袋走到一扇破旧的门前。他敲了几下门，门开了，探出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脑袋，说了一句什么话，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庆云犹豫着，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接着又敲，敲几下，停一会儿，又敲几下。

　　魏义成也往窗外看了一眼，说：“这个疯子又来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庆云在魏义成眼里是个疯子。我说：“他不是疯子。”

　　这时，那扇门开了，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已经梳好头穿好衣服。她一脚跨出门槛，就带上了门，上了锁，一边跟庆云说话，一边往院子外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了一句话，这次我听清了，她是说：“你回去吧，真的是没用的。”

　　魏义成说，这个疯子是里山人，每个月要来两三次，找对面的王老头，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说是要王老头证明他八百年前曾在哪个工厂里当过工人。这个王老头，过去在外地一个工厂当门卫，退休都已十五六年了，七老八十的，脑子也不大灵光，怎么可能还记得这个人？就是王老头替他证明了，王老头又不是中央干部，又有什么用？证明了做什么？算他说的是真的，那最多也不过是当过工人，又不是当过地下党，立过大功。可是这个人一直不死心，还不是脑子有问题？这几天王老头生病住院了，他也不知道，还是到这里来找。

　　我听见魏义成当笑话说庆云的事，只觉得耳根发烧，不敢说我认识他。庆云的女儿美竹也是我们同班同学，如果给魏义成知道，美竹怎么做人？

　　庆云走到院子边上，在几个花盆前站住，呆呆地看了半天，然后无聊地踱了几步，又退回去，坐在洗衣服的水泥板上。他也许在心里责怪王老头不讲义气，连一句话都不肯帮他说；也许他在想，王老头的一个证明，可以改变他一家的命运，当然不能轻易就得到，所以他要坚持下去，什么事都要一步一步来。

　　我们又听了一会儿歌，就想出去玩，没想到庆云还坐在洗衣板上，我心里猛地一跳。我不想与他在这里照面，免得尴尬，就匆匆走了，没跟他打招呼。

　　6

　　听说庆云的花死掉了一大片，在家里与冬梅吵了好几次架。冬梅在外面说，是因为花死掉了心疼，所以争了几句。可是他们的小女儿美莉说，是因为这些日子花了很多钱，却什么事都没办成。

　　我想到小时候好几次拔过庆云的花，害得他心疼骂人，也是一时意气，在镇上的书店买了一本种花的书，让美竹星期六回家时带给她爹，就说是她自己买的。

　　可是星期日回学校的路上，美竹将那本书还给了我，说她爹不要。我觉得奇怪，书已经买来了，看一看又不会少他一块肉，为什么不要呢？她禁不住我东问西问，说出了就是因为书是我买的，她爹才不肯要的。

　　美竹回到家里，怕她爹说她乱花钱，不敢说是自己买的书，如实招认是我买的。庆云一听就将书扔在地上，气愤愤地说：“这小猢狲打什么主意？那天在镇上碰到，他装作不认识，怕我给他丢脸。”

　　美竹说：“那说不定了没看见你呢。”

　　庆云说：“他小时候拔了我多少花，现在装什么好人来了？他有这么好心？看了这本书，花只会越种越死。”

　　原来那天在魏义成家，他也看见了我，还心里不舒服了。我说：“就算我没招呼他，那我买了书给他，算是道歉了吧。既然他不给我面子，我也懒得理他，可他也不能说我给他书，是想弄死他的花。”

　　美竹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爹这个人，他脑子有毛病了。”

　　庆云还是不断地出门，每个月要出去六七次，每次都急匆匆的，神态与过去上山砍柴一样，弄得像出兵打将，似乎在做着一件既紧急又很有把握的事。

　　有一次我妈妈跟我说，庆云和冬梅真是越活越小了，年轻时两个人过得挺好的，从来不争吵，到老来却天天争吵，不争吵日子难过。

　　庆云家是越过越穷了。美竹倒是考上了大学，成了真正的居民。

　　美竹上大学时，写信给我说，她在一边读书一边家教，挣钱换生活费，多出来的钱，给家里还债。她提到她的妹妹美莉和弟弟美仁，说他们读书用功，成绩也很好，都是考上了重点高中的，可是她家已经没有钱供他们上学了，只好回家务农。

　　她说：“我弟弟妹妹命不好。要是我出生晚两三年，家给我爹败光了，我说不定也读不了高中，不要说考大学了。”

　　美竹的话使我非常震惊，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她爹妈都是非常“吼狮”的人，败家两个字，怎么也安不到他们头上的。

　　我不知道庆云是怎么死心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谁都不提这个事了。后来美仁在镇上开了个店，给人做钢窗，听说手艺好，生意不错，准备在镇上买房子。

　　一年冬天，我回家看到了庆云，拱着双手坐在台门外的墙脚根，闭着眼睛晒太阳。他已经很老了，戴着一顶很时髦的线帽，脸还是很瘦，脸上的皱纹却堆得像沙皮狗，身子也小了一圈，穿着黑色的棉袄。

　　那时候，石窟堡几乎所有人家都早已起了新屋，庆云还是住在老地方，除了台门有些歪歪斜斜，门的底脚已烂得参差不齐，其他好像没什么变化。

　　我招呼他说：“庆云阿伯，你晒太阳啊？”

　　他听见动静，睁开眼睛，抬起头，手搭在额头上遮住阳光，眯着眼睛，尖脑袋慢慢地侧来侧去，看了我半天，很泄气地低下头，自言自语道：“这是哪里来的客人啊？如今的后生，没几个认识了。”

　　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风流的小婆

　　1

　　小婆是石窟堡的奇人。

　　她是个风流的女人。老年人常说，小婆长得非常漂亮，一派风流，脸瘦削削的，皮肤白白净净，两条眉毛细细弯弯；她的眼睛最风骚，又大又亮的，看你一眼，你两脚就会发麻，就算西施也不过如此。

　　小婆最风流的事情，是夏天天黑以后，经常端着个木脸盆去狗头井淴浴。

　　狗头井在石窟堡南边的尖角岩下。尖角岩是一座很高的山，山势笔陡，都是峭岩乱石，间杂着许多松树和小竹。这样一路滑下来，到山脚下，又高起一座小山，叫做黄泥墩。这是一座黄泥山，满山都是茶树。

　　黄泥墩的南面，有一个清凉的防空洞，我们小时候经常结伴进去探险，可是走不到二十来米，就会遇到一潭水。这个防空洞打好没多久，半个洞就涌满了水。站在水边，卷起双手放在嘴上，对着洞底大喊一声，回声混响，阴森森的。不过我想，小婆在狗头井淴浴的时候，黄泥墩的防空洞还没有打好。

　　防空洞对面就是尖角岩的山脚，有一块叫做七丈岩的巨石，下面就是狗头井，是一潭泉水，一丈见方，深到膝盖，清澈见底，潭底和周围都是青黑色的岩石，已经磨得光滑的溜，结着一些青苔蝴蝶。水从石缝里渗出来，又从一道缺口流出去。

　　炎热的夏天，在这样凉爽的泉水里淴浴，要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可是老人说，小婆最风流的事情，就是在这里淴浴。

　　那时我年纪小，虽然听说过风流这个词，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大人们有时看见一个小孩坐相不好，脚高高地搁起，就会斥责说：“别这么风流。”看见一只鸡飞到晾竿上站着，也会说：“这只鸡真风流。”

　　我想，淴浴不过是淴浴，与搁脚有什么关系呢，与站在晾竿上有什么关系呢，与风流又有什么关系呢。

　　狗头井那个地方，离村堡蛮远的，黑夜里一眼望过去，阴森森的荒山野地，魅影幢幢的，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坟墓，坟尖上、墓碑旁鬼火一闪一闪，就是到那里走上一遭也够吓人的了，别说去淴浴了。要是我，走不到黄泥墩就会飞快地往回逃。所以我猜想，小婆是石窟堡胆子最大的人。

　　有一次我问妈妈：“小婆黑夜去狗头井，不害怕吗？”

　　妈妈说：“就是这样说啰。”

　　我说：“她怎么不叫上一个人一起去呢？”

　　妈妈说：“谁还有那么大胆子？她叫谁去啊？”

　　我说：“小婆一定很有本事，不怕鬼。”

　　妈妈说：“她一双小脚，走路都走不快，有什么本事？”

　　小婆是个小脚老太太。小脚老太太不稀奇，我们石窟堡就有好几个，她们走路也走不稳，要扶着墙壁，所以不大走到路中间，看上去像做了什么错事，只能靠边走。她们脸上皱纹成堆，穿的是斜襟衣服，后脑勺还扎一个髻，别着像大牛蛭似的一根簪子。我到建山家去玩的时候，看见过阿七奶奶梳头，她的头发有糯米稻草那么长，从左肩一直垂下来，加上她那一张皱脸，怪怪的很吓人。

　　有一次我听见老阿哥对长脚阿光说：“过去这些小脚太太，一般不大出门，出门也不会走得太远，经常抛头露面的，只有小婆一个人。小婆走起路来像妖怪一样，腰肢一扭一扭，奶子一耸一耸，啧啧，不知道有多丑怪。”

　　长脚阿光说：“我没什么印象了。我只记得她女儿水凤，特别馋痨。”

　　老阿哥嘻嘻笑着说：“你那时还小，当然没印象。”

　　我见过小婆家的木脸盆，不过那时已经不当洗脸盆用了，成了洗脚桶。我曾看见长福阿公端闭着眼睛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两只脚放在那个木盆里面。木盆漆过红漆，但颜色已经很暗淡，看上去像个马桶，脏兮兮的。

　　2

　　其实石窟堡的女人，是经常在溪水中淴浴的。我不知道的是，为什么去狗头井淴浴就风流，去溪里淴浴就不风流。

　　当然女人淴浴与男人不同。男人一般到深潭里去洗，只穿着一条短裤，洗完了走到岸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脱下湿短裤换上干短裤，有的在水里就脱下了短裤，光着屁股慢慢走上岸，细细擦干身子再穿短裤。他们淴浴时，从来不怕赤身露体。

　　女人去溪里淴浴，顾忌就比较多，都穿着衣服和长裤，少数几个穿短裤的，裤腿也快掩到膝盖了。她们涉水到过膝深的水里坐下，大半个身子和衣浸在水中，慢慢地擦洗。洗完了还是穿着湿衣服，匆匆跑回家，躲到自己的房间里换衣服。

　　有一天下午，我坐在溪对面山脚下的一块岩石上，看管我们家的山羊。一个五十来岁的陌生人，慢慢地从山脚下的路上走过来。这是条大路，每天都有好多人经过，可是这个男人走到我坐着的岩石下面，忽然站住了。

　　我听见他痛苦地“哼哼”了两声，突然高声骂了起来。他骂人的姿势像个女人，一只手托在腰间，另一只手伸出来，手指头毒毒地指点着，脚底板还在地上跺着。

　　他在骂玉珠婶婶、杨晓芹和维娟。我听见他说她们不要脸，还说这个村堡的风气这么淫荡。陌生人骂过女人，又开始骂我们村堡的男人，说这些女人这么风骚，做男人的也不管管，成什么体统？

　　玉珠婶婶她们正浸在溪水里淴浴，有时候还互相泼水，嘻嘻哈哈地浪笑。有时候她们从水站起来，衣服紧贴着身体，两个大奶奶就凸了起来。

　　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从来不会去留意。这个陌生人少见多怪，还这么爱管闲事，连这种事也要跳脚大骂，真是好笑。

　　玉珠婶婶听到骂声，惊讶地扭过头来看。我以为她们一定不肯白白吃亏，会一起骂回去，将这个陌生人骂得狼狈逃走。可是她听了一会儿，脸上挂不住了，连忙站起来，缩着脖子佝着背，两手掩着前胸，贼头贼脑地逃回家去。

　　杨晓芹和维娟也跟在后面逃，维娟年纪还小，大概觉得好玩，我听见她嗤嗤的笑声，进了竹园，她的笑声一下子放肆起来。

　　从此，石窟堡的女人再也不去溪里淴浴了。

　　陌生人看着玉珠婶婶她们跑向竹园，得意洋洋地歪了歪脖子，继续走路。我感到非常失望，我一点看不出来，这个陌生人有什么本事。可是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一个天下至理。

　　我知道为什么人们喜欢不断地讲述小婆淴浴的故事了。

　　我也忽然知道了，为什么人们传讲的不是女人在溪中淴浴，而是小婆夜间去狗头井淴浴——因为隐秘，所以暧昧。

　　我想，一个女人，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跑到溪中淴浴，小婆肯定觉得不习惯，这才摸黑去狗头井的。

　　那时我已经十二岁，已经做过春梦。我懒洋洋地坐在岩石上，仰天看着流云，想像着小婆穿着薄薄的乔琪纱短袖衬衫，端着一个透明的木脸盆，在夕阳下慢慢走向狗头井，一直走到天黑才到达。

　　在想像中，小婆走路的姿势有点像玉珠婶婶逃跑，两手护胸，缩脖佝背，小脚一跳一跳的，跳到后来，有点像透明的狗尾巴草。

　　这也许是我当时能想到的最性感的姿势。

　　接着，我想像小婆在狗头井淴浴的时候，是不是赤身裸体，白亮亮透明的皮肉在黑暗中一晃一晃的。我想，当时有没有人躲在七丈岩上偷看呢——不过天已经黑了，想偷看也看不到什么。

　　3

　　小婆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逃难逃到石窟堡来的。小婆是她的两个哥哥送来的，听说他们刚出家门时，还带着七八口箱子，一路上东丢西丢的，到石窟堡只剩下三口箱子了。她哥哥回去后，再也没有消息，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阿七奶奶说，那是日本鬼子造反的时候，多少乱也不知道，小婆的娘家在大地方，到处是兵马枪炮，还是我们这种深山冷岙太平些。小婆是苏仲甫老婆娘家的远房亲戚，因为躲避打仗，才跑到苏家来的。

　　“她是个洋气的小脚姑娘。”阿七奶奶说。

　　小婆是坐着轿子来的，在溪对岸就下了轿，她哥哥将她背过了溪，然后才慢慢走进村堡。她抬着头，咬着下嘴唇，脸有些发红，微笑着从人群中穿过。

　　人们只看到她，几乎没有人看到她的两个哥哥——后来有人回忆说，好像是两个理西洋发的小伙子。

　　阿七奶奶说，她那时穿着浅蓝色的阴丹士林棉布旗袍，剪着短头发，胸前挂着一个小巧的银十字架项链。石窟堡的姑娘媳妇，很少看到打扮得这么洋气的人，我们像看西洋镜一样看她。

　　人群里忽然窜出一个黑皮猴似的大孩子，嘻皮笑脸地问小婆：“你是不是新娘子？”

　　一个妇女黑着脸，赶紧将小孩拉过一边。这孩子名叫家宏，本来是里岙人，小时候死了爹娘，一直寄住在石窟堡的妗母家里，他虽已十六七岁了，可是一直傻傻的。

　　家宏的话引起了一阵哄笑，小婆有些发窘，脸色通红，低下头加快了脚步。

　　我们乡下人的生活，无非是种田割稻、卖柴放牛，日复一日的，实在是平淡无奇，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姑娘，不免轰动。

　　石窟堡的历史只是一些口口相传的碎片，一边传说一边变样一边散失，一些流传下来的故事，一般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比如说到一个有名的偷鸡贼，只是说他本事很大，长袍里能藏七八只鸡，可是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却谁也说不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小婆有不少故事流传下来，连一些很普通的细节也讲得出来。也许是因为她的娘家太遥远，生活习惯与我们差别太大。

　　4

　　那时候石窟堡有两家店铺，一家是杨家的豆腐店，一家就是苏家开的杂货店。青娥才十六七岁，就开始掌管杂货店。杂货店生意很清淡，小婆就经常到小店里来，和青娥一起坐着，嗑瓜子，绣花。有时阿七奶奶、李法式的老婆几个人也会过去聊天，打麻将。小婆打麻将很精，打错一张牌，就会用生硬的绍兴话骂：“短命死则个！”

　　像小婆这样的远客，总会受到小媳妇取笑。上春头，有一次阿七奶奶考问小婆，知不知道黄花麦果。黄花麦果是一种吃食，采了黄花麦果草的嫩叶，洗净后略略一煮，剁烂去汁，和在米粉里搓揉，做成了黄花麦果糕，在锅里一蒸，就可以吃。

　　阿七奶奶常常笑着回忆说，小婆这个人，连黄花麦果也不知道，我问她在老家做不做黄花麦果，她还以为是什么好玩的东西，她说，我们春天做风筝。我问她风筝是什么，于是她花了几天时间，做了一只蜈蚣风筝。

　　那天下午，小婆拉着青娥和阿七奶奶她们，去溪边空地上放风筝。阿七奶奶后来说，小婆告诉她们放风筝有多好玩，其实她自己不会放。

　　小婆和阿七奶奶她们都是小脚，跑不快，只有青娥是天足，所以决定由她来放。

　　怎么放呢？小婆不好意思地说：“我过去只负责做风筝，我哥哥负责放。我也攥过风筝线，那是哥哥放上去才给我的，我从来没有放起来过。”

　　她说：“我记得我哥哥是这样放的，他牵着风筝飞跑，等风筝飞上天了，就慢慢地停下来，线慢慢放长，风筝就越飞越高了。”

　　青娥照小婆教的试了一个下午，最后居然真的将长长的蜈蚣风筝放上了天。

　　就这样，石窟堡的上空，第一次出现了风筝。

　　风筝在别的地方是很普通的玩物，在石窟堡就稀奇了。那天傍晚，溪边聚起了上百个人，看青娥放风筝，除了正月里看戏文，从来没有这么热闹的事，连溪对面过路人，也停下脚步，排了长长一队人。

　　不过风筝也只热闹了一次。黄昏时，青娥拿着风筝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被苏仲甫夺过风筝，当面扯破了扔在道地里。苏仲甫还将青娥臭骂一顿，说她疯疯颠颠、风骚放浪，总之不像个好姑娘。

　　他没有直接骂小婆，可是小婆也听得灰头土脸的，再也不敢做风筝了。

　　阿七奶奶总是在做黄花麦果糕的季节，说起小婆做风筝的故事，我在建山家就听说过两三次。那时我还没有见过风筝，阿七奶奶自己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她们曾经做过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后来我看到了风筝，却怎么也想像不出她们放风筝的样子。因为小婆既然因为缠过脚不会放风筝，那么她就是个与阿七奶奶一样的小脚老太婆，不是那个常去狗头井淴浴的年轻漂亮的女人，而我看到的青娥，是个粗手大脚妇女——我当然知道，她们也都曾经是小姑娘，曾经年轻活泼，可我就是想像不出来。

　　5

　　小婆在石窟堡住了一年多，由苏仲甫做主，嫁给了长福阿公。

　　长福阿公是个老实人，会做，肯吃苦。他家在石窟堡也是数得上的殷实人家，有十来亩上好的水稻田。他又是独生儿子，他爹死得早，但他妈妈也是蛮能干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小婆嫁给他也不算委屈了。

　　小婆的花轿从苏家出发，没有走直路，而是绕了大半个村堡才抬到长福家。该新郎倌出去迎花轿的时候，长福忽然找不到了。大家着急地四处寻找，一时间弄得鸡飞狗跳，长福的妈妈蓬头散发，都要哭出来了。最后，一个孩子在楼梯下的暗角落里找到了他。

　　李法式问长福：“你怎么躲到楼梯下？”

　　长福说：“我忽然有些害怕。”

　　第二年长福的妈妈生病过世，小婆就成了当家人。青娥对她说：“你真有福气，婆婆早早的就死了。”

　　青娥这句话在石窟堡是很出名的，大家说起来都评论说：“青娥这个人，真是天性凉薄，就算婆媳处不好，也不能说这种话。”

　　我见到的青娥四十多岁的样子，长得倒不怎么凶狠，但是身材很粗壮，还有些驼背，低声下气的，大概是因为开批斗会时，她常常挂着牌子陪斗。

　　青娥的儿子维民年纪与我差不多大。我们与维民吵嘴，吵到最后总是说他妈妈是地主的女儿，是个剥削分子，她小时候老是用皮鞋脚头踢贫下中农。

　　这是维民的痛脚，他听了就脸色青黄，哑口无言。

　　青娥究竟有没有踢过贫下中农？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却不知道去哪里打听。一次，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妈妈：“苏家是恶霸地主，对我们贫下中农一定很凶，他们有没有打过我们家的人？”

　　妈妈说：“地主倒是不凶，但地主家的狗腿子却很凶，很威风。”

　　我问：“狗腿子是哪里来的？”

　　妈妈说：“什么哪里来的？李法式就是苏家的狗腿子。”

　　我吃了一惊。原来李法式那个老头，就是狗腿子啊。他跟我们家还是亲戚呢——当然，我们石窟堡，大多数人家都是沾亲带故的。

　　妈妈还说，不过青娥那时小小年纪，就已经学得很靳了，别人要借一升米，去借的时候，她是手背凹、手心凸，捋掉高出升箩沿的米，可你去还的时候，她捋米的手法就不一样，手背是躬起来的。

　　妈妈说，这个手法，听说是小婆教会她的。

　　我又吃了一惊。像小婆这样一个古怪的人，黑夜里还会独自去狗头井淴浴，竟然会这样剥削贫下中农，而且小地主婆还得从她那儿学，这种事我可从来没想到过。

　　6

　　早先我们石窟堡有个风俗，插秧时女人不可到田头送茶，否则要遭逢旱灾。可是小婆不知道，因此犯了忌讳。

　　那次长福阿公带着两个帮工，在黄泥墩下的田里插秧。小婆觉得天气太热，也是心疼老公，就踮着小脚，拎着一壶茶送过去。她不识路，在田塍上绕来绕去的，问了好几次人，才到了自家的田头。

　　大家都觉得发笑：小婆可够糊涂的，连自己家的田在哪里都不知道——可是并没有人提醒她不可以给插秧的人送茶，或许是没有人注意到她是去送茶的，直到傍晚，小婆送茶的故事才传开来，成了流传至今的笑话。

　　长福阿公没有想到小婆会到田畈来，他偶尔直起身子歇一口气，远远看见有个女人在田塍上走，也不会认出是她，当然更不会在意。小婆走近自家的田，看到了正在插秧的三个人，就提着嗓子招呼他们喝茶，满脸都是劳苦功高的神气。

　　长福阿公听见小婆说的话，又看了看小婆拎着的茶壶，脸色大变，怒气冲冲地扔掉手中的秧，走到田塍边，一句话不说，给了小婆一个轻脆的巴掌。

　　小婆傻掉了，直着眼睛看着长福阿公。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实人长福会打她一个巴掌。

　　两个帮工看见小婆嫩红的脸上，长出一个张牙舞爪的泥手印，忍不住想笑。他们连忙走过来劝住长福阿公，说小婆是外地人，不懂得本地风俗，所以百无禁忌，一边又向小婆解释不能送茶的原因，说长福阿公是老实人，老实人发火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会儿气头过去了就会来赔罪，劝小婆不要放在心上。

　　小婆想朝帮工笑一下，刚咧开嘴就哭了出来。她拎着茶壶，一头哭一头往回走。

　　帮工又大声提醒她，拿到田畈的茶，照规矩也是不能拿回家里的，倒掉了茶才可以将茶壶拿回去。

　　小婆当然又走错了路。她只是往回走，没想到去找回家的路。她心里委屈，脑子也变得迷迷糊糊空空洞洞，哪有心思去想路怎么走。她只是毫无目的地东走西闯，结果闯到了狗头井。她走得累了，就坐在石头上哭。

　　那可能是小婆第一次到田畈，当然也是第一次到黄泥墩和狗头井。

　　听说，长福阿公种好田回到家里，没见到小婆，锅里也没烧好饭，就到处寻找，到天色漆黑，才在狗头井找到她。

　　在我的想像中，小婆坐在狗头井边哭了很长时间，她可能还想到了自己的身世，觉得就算被长福欺侮了，也没有娘家人替她出头。等她哭够了，才用山泉洗了洗脸，洗掉了长福阿公留下的泥手印和满脸的眼泪，也许她还解开裹脚布洗了洗她的小脚。

　　她不知道，她在石窟堡又留下了一个笑柄。

　　7

　　关于小婆的所有故事，我都是听说的。我没有见过这个传说中的女人，在我出生之前，她已经死了。

　　我听说我小叔叔读书时，曾经批斗过小婆。那次学校里搞忆苦思甜，批斗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苏青娥，老贫农李长生发言，他无非是讲他如何去放牛，他姐姐如何跟他抱头痛哭，他说，要是那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田地多好，我就不用去替地主家放牛了。

　　那天他说顺了嘴，说出了小婆的事情：小婆那时候跑到上海去做奶娘，赚了钱来买田地，想做地主婆。

　　李长生说，小婆一直想做地主婆，她老是说，她的娘家生活多好呀，她妈妈到了四十多岁，还养得白白嫩嫩的像个小姑娘——她是一门心思，想重新过上娘家那样的生活。

　　就这样，小婆也被揪到学校里挨批斗，像青娥一样，她胸前也挂了一块木牌子，低着头站在台下。我知道青娥的牌子上写的是“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苏青娥”，可是不知道小婆的木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字。

　　我向小叔叔打听过小婆挨批斗的事情，小叔叔说：“我猜李长生其实并不想与小婆过不去，他没有想到他的话会让小婆挨批斗。你知道他这个人，说话颠三倒四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发两个钟头的言，不用打草稿。”

　　所以我猜测，李长生本来想说的是，他和他姐姐其实也像小婆那样，想买一块田养家，只是没有钱买，也没有本事像小婆那样去上海。可是他突然想到过去有田地的人，都是地主富农这样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于是顺嘴说了下去，说小婆想做地主婆。

　　小婆去上海做奶娘，是苏青娥的妈妈瞒着苏仲甫托人介绍的。

　　那时小婆刚生了女儿水凤，心里就活动了。她对青娥的妈妈说，长福阿公这个人好是好，就是太老实，没有什么长远打算，守着这几亩地，眼下饭是够吃了，可就是免不了种田割稻，赤脚踏地吃苦头，她送一壶茶还要吃巴掌，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

　　她说：“婶婶，我也不求过得像你们这样，我只想辛苦几年，到年纪老了家里还有一口饭吃。”

　　过了些日子，果然有人带信来说，上海有一个大户人家，媳妇快要生孩子了，想找一个奶妈，也没有什么要求，只要干净细心就行。

　　小婆打扮得整整齐齐，怀里抱着女儿，坐在独轮车上，由长福阿公推着出门，到了溪边，长福背着小婆过去，又回过来推车过溪。

　　那时去镇上的路不像如今这么平坦，路上，小婆经常得抱着女儿跳下车，让长福阿公将车推过一道坎或者一道沟。

　　村堡里的人说，小婆这一出去，只怕不会再回来了。她长得那么漂亮，说不定能嫁个大官。

　　李法式问长福阿公：“你老婆这样走了，你后悔不后悔？”

　　长福阿公说：“命里是怎样，就是怎样吧。”

　　李法式嘿嘿冷笑着说：“你当然不会后悔了，你艳福也享过了，当然不会后悔了。你晓得不晓得，我们老爷有多少生气？人家可是托付给我们老爷的，现在叫我们老爷哪里去找人？我们太太被老爷又打又骂，你当然不会知道，你当然不会后悔。”

　　长福阿公连忙讨饶说：“我也不想她出去，可是她要走我怎么办？不给她去她就寻死觅活的，我有什么办法？”

　　过了两年，小婆回来了。

　　阿七奶奶说，小婆是坐轿子回来的，就像新娘子一样风光，就像她逃难到石窟堡时那样风光。

　　就这样，长福阿公向南堡的大地主林子坚买了十五亩水田，三亩旱地。

　　听说，林子坚这个人是个人精，比我们石窟堡的地主苏仲甫精多了。他原来有四五百亩田地，看看山色不对，悄悄地低价变卖掉了，只留下两三亩薄田。苏仲甫跟林子坚是多年的老朋友，就骂林子坚是个败家子，专门赶到南堡去劝，没想到林子坚反过来劝他赶快卖田卖地。

　　林子坚说：“我们赶上改朝换代了，田地也不保险，房屋不保险，钞票也不保险，只有金条保险。”

　　两个人不欢而散。苏仲甫回来后叹息着说：“一户人家宁可出败子，不可出呆子，也许过得几年，他会神智清醒。”

　　8

　　那时有很多部队进进出出的，比如勾刀篓篰部队、王阿保部队什么的。有一年，娘舅部队到了南堡驻扎。娘舅部队的人都挺奇怪的，特别喜欢小孩子，一看见就抱起来亲热，要孩子叫他娘舅。娘舅部队有一个绰号叫“坍眼”的小头目，听说长福阿公家买了林子坚的几亩田，就挎了一支驳壳枪，带了个勤务兵，来找长福阿公赌牌九。

　　长福阿公是个老实头，不会赌钱。那“坍眼”倒也耐心，慢慢地教会了再逼他赌。没想到真是应了“生手拿高牌”的俗话，长福阿公连赌连赢，“坍眼”带来的五块银洋钿全输光了。“坍眼”当然不肯歇，放起了无赖，拔出驳壳枪，“嘭”一声拍在桌上，说用这支枪赌长福阿公的十五亩水田、三亩旱地。

　　长福阿公当然不肯。“坍眼”说，如果不赌田地，就赌他老婆。原来他看见小婆长得漂亮，起了色心，又不能明抢，想在赌桌上赌回去，免得出了事情打官司。长福阿公又怎么肯让出老婆，连忙将赢来的五块银洋钿还他，情愿再加上两块。

　　“坍眼”将银洋钿推回去，说：“这是你赢的，我怎么会赖账？你当我是什么人？”他拿起驳壳枪在桌上敲了敲，瞪着眼睛说：“就赌这支枪，赌一百块银洋钿吧。我是好说话的人，我这支枪却不是吃素的。田，老婆，银洋钿，你自己挑吧。”

　　长福阿公拿不出这么多银洋钿，只好赌田，结果将刚买来的十五亩田、三亩旱地都输给了“坍眼”。“坍眼”一高兴，拍着桌子夸奖长福阿公说：“你真是个好朋友，赌品好，爽快，豪气，世上少有。”夸奖完了，又拿着田契、地契和驳壳枪，要跟长福阿公赌一百块银洋钿。最后，长福阿公没有办法，写了一张五十块银洋钿的借据，“坍眼”才走了。

　　小婆坐在家门口嚎啕大哭，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她只是干嚎，也没有骂长福阿公，也没有骂那个“坍眼”。

　　接下来的事情，我和老六只听老阿哥说过一次。老阿哥说，那天的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到了晚上，小婆又坐上了独轮车，长福阿公推着车子，趁黑去南堡找“坍眼”。

　　我们都知道，老阿哥是个孤老头，别人避忌的事情，他都敢说出来。可是他是喜欢吹牛的人，他的话总是要打点折扣的。老六根本不相信老阿哥的话，他说：“你骗人，小婆和长福阿公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去娘舅部队驻扎的地方告状。”

　　老阿哥说：“他们哪里是去告状的，他们想让小婆陪‘坍眼’睡一夜，拿回田契，或者拿回借据。”

　　我还是不相信，睡一夜又怎么了，“坍眼”怎么就肯交出田契或者借据？

　　老阿哥嘻嘻笑着说：“可是‘坍眼’在部队里也不敢乱来，怕给上司知道了吃罪不起，就用乱棒把他们打了出来。”

　　“坍眼”隔几天就差人拿着借据来讨债，差来的人每次上门，头颈一侧一侧的，要吃要喝，要小婆杀鸡杀鸭地招待。这样来了几次，长福阿公没有办法，只好让小婆带着他，到苏仲甫家去借债。

　　苏仲甫数落说：“我是看着你爹爹一点点买地置产的，他没享福就死了。你老婆到上海做奶娘，起早落夜，多少辛苦！你也该好好看着这几亩田。辛苦铜钿快活用，再快活也不能学游荡阿三，在赌桌上快活掉。我这几亩薄田，在石窟堡也算不错了，可是你看见我摸过麻将，还是摸过牌九？”

　　长福阿公说：“他带了枪呢，他有枪，还歪戴着帽子。”

　　苏仲甫说：“世上只有强奸没有逼赌，告到县里去，看他还怎么横七横八的。他有枪怎么了？你不会让人来叫我？我看他敢不敢动你。”

　　小婆说：“我们也是胆子太小，看见枪就吓都吓杀了。我们只想着日子往好里过，没想过被驳壳枪指到脑袋上。”

　　多年以后，我们学校里忆苦思甜，批斗地主的女儿苏青娥，老师知道长福阿公向苏家借过债，也请他上台控诉，长福阿公嗡声嗡气地讲了借债的过程，不过那时我们记得最牢的是苏仲甫的那句话：“世上只有强奸没有逼赌。”

　　9

　　背上了一身债，长福阿公一到农闲就去做兑糖佬，摇着拨浪鼓串街走巷。小婆又一次出了远门，她想去上海当保姆。

　　小婆第二次去上海，还是坐在长福阿公推的独轮车上出去的。

　　苏仲甫是小婆走后才知道的，他怒气冲冲地派了李法式把长福阿公找去，问他是怎么回事。

　　长福阿公老老实实地说，她想去赚点钱回来，一是要还债，二是向林子坚买的那几亩田，刚到手就丢掉了，她也不甘心。

　　苏仲甫一个耳光批过去，接着是一顿臭骂：“你这种人良心都给狗吃了还是怎么的？这样的乱世，你倒放心让一个女人满世界跑，有你这样的男人吗？上次你们瞒着我让她去上海，你婶婶被我打骂过几次，你不知道？这次索性连你婶婶也瞒过了，胆子贼大！外面打仗打得多凶！你还莫知莫觉的呢。她两个哥哥将她托付给我，我做主将她许配给你，她去上海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不跟我说？对得起我吗？”

　　李法式看见长福阿公从苏家出来，嘿嘿地笑着说：“长福啊，你真是好福气，娶了这样能干的一个老婆，想不发财都不行。”他转过头去对别人说：“做奶娘都能发财，这么好的事情哪里去找啊。”

　　不过别的人看见长福阿公，并没有说他糊涂，只是半开玩笑地恭喜他说，过得两年，小婆坐了轿子回来，他又可以进账好几亩田。有人还说，到时候租两亩田给他种种，就算田在南堡也不要紧。

　　各种部队在石窟堡进进出出，还经常有伤兵抬过来，让老百姓空出一些房子治疗。长福阿公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常常找人商量，说说自己的担心，想探探别人的口气，好像别人口气好他老婆就平安，别人的口气差他老婆就危险似的。他老是说想到镇上去看看，究竟外面什么样子了，可是又不敢出门——那段时间，他连兑糖都不敢去。

　　10

　　过了好几个月，有人带口信给长福阿公，长福阿公又推着独轮车出去了，回来时，小婆蓬头垢面地坐在车上。

　　小婆让长福阿公直接推着她去苏家。可是苏仲甫吩咐下人，不让小婆进门。

　　阿七奶奶说，小婆回来的那天晚上，很多人到长福阿公家去了，喝酒的喝酒，喝茶的喝茶，弄得像办喜事一样热闹。

　　起先，小婆筋疲力尽地坐在高脚椅子上，闭着眼睛休息，脸上倒微微有些笑容，好像睡着了，又好像在听大家聊天。后来她吃了点东西，像说书一样，讲了这次出门的经历。大家以前可不知道她的口才这么好。

　　她说，这次她没能进得了上海，因为上海正在打仗，机枪大炮到处乱响。她跟着二十多个逃难的人，逃到东逃到西，那时候谁都慌了神，没有半点主意，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开始走，大家就都跟着他走，也不管他往哪里去，有时谁去路边的树丛里小解，也会跟上一群人。幸亏有几个小孩子，大家都走得慢，一天才走二三十里路，她才勉强跟得上。路上还死了两个人，有一个是被人用枪打死的，身上一个血洞，真是可怕。

　　小婆说：“一枪就是一个血洞啊。”

　　到后来，也不知道转到了江西呢还是江苏，当地人都说着听不懂的话。再后来，她还是跟那批人失散了，坐在路边哭，幸亏遇到一个军官，是个老乡，正好要来绍兴，她就搭他的汽车回来了。军官还送给她一些盘缠，否则她就只好讨饭回家了。

　　小婆说，她顺便回了一次娘家，可是她娘家的房子已经没有了，成了一堆废墟，那地方她几乎认不出来。她找不到娘家的人，也找不到相识的邻居，只好又哭了一顿，托附近的人家，如果有人找到这堆废墟，转告一下她的消息。

　　老阿哥那天喝醉了酒，等他醒来，人已散了。他听见长福阿公在问小婆，那个军官有没有带家眷。

　　11

　　第二年来了土改工作组。评成份时，苏仲甫是地主，长福阿公也评上了富农。

　　长福阿公觉得冤枉，他很不服气地说：“我那些田，明明都是我自己的，为什么我评不了地主，只能评富农？苏家的两百亩田是田，我们家的十亩田就不是田了？为什么他是地主我不是地主？”

　　那天小婆在青娥家里聊天。青娥眼泪汪汪地说，他们家很快要搬出大屋，不知道住到哪里去。

　　青娥的妈妈说：“你随便找个人嫁了，总有一间茅草屋可以遮风挡雨，可是爹爹妈妈就只好到路廓里过夜了。”

　　青娥说：“还有谁敢娶我？我横直跟爹爹妈妈死在一起。”

　　小婆劝了一会儿，说：“反正我们家也是富农，你们就住到我家去好了。”

　　青娥冷笑着说：“你肯定你家的房子保得住？你自己住到哪里还不知道呢。”

　　小婆讪讪地笑了笑，伸出小脚看了看，说：“大不了再去逃难，我已经不怕逃难了。”

　　她们说着闲话，长福阿公却跑到胡村去了。他去胡村找工作组说理，死活要给他评地主。工作组的人将他这个富农分子臭骂一顿，又狠狠打了他两个耳光。可也没有打醒他，还是不服气。

　　小婆从青娥家出来，听说长福去胡村，吓得脸如土色，踮着一双小脚，颤巍巍的跑了五里路，一直追到胡村去了。当时有好几个人看到小婆奔胡村去，她走路东一拐西一拐，随时要摔倒的样子，动作却极快，像乱头风似的冲出了石窟堡。

　　也不知她走了多久才到胡村，七问八问的，好容易找到了工作组的房子，看见长福已经被绑了起来。她拉着工作组的人拼命求情，说长福一向脑子有毛病，他做的是什么事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工作组的人正拿长福没有办法，见小婆来认领，也就放掉了他。小婆拉着长福阿公，刚出了胡村，一口气松下来，再也走不动了，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哀哀地哭。

　　长福阿公说：“你哭什么？我才不怕他们呢，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小婆说：“他们有枪，你没看见？他们有枪啊，一枪就是一个血洞啊。”

　　长福阿公说：“有枪了不起？难不成他们打死我？”

　　小婆说：“你不知道的，他们有枪啊，那个黑脸的人，腰里别着枪啊。”

　　长福阿公说：“你真是糊涂了，怕成这样子，有枪就能够随便杀人？”

　　小婆一边低声絮絮叨叨，一边脱鞋子，可是她手脚都已软了，怎么也脱不下来。长福阿公替她脱下鞋子，解开裹脚布，只见她的双脚已肿得像个红彤彤的圆馒头，脚底板有好几个血泡已经磨破了。长福阿公只好将小婆背回家。一路上，小婆的眼泪水，把他背上的衣服浸湿透了。

　　说起这段故事，人们都会感叹：小婆一双小脚，亏她走得了这么远的路。阿七奶奶解释说：“她心一煎起来，哪里还顾得了小脚？当年她逃难的时候，不也靠着一双小脚吗，她是吃过苦的人。”

　　直到苏仲甫被枪毙，长福阿公才明白，小婆比他有见识。

　　12

　　恶霸地主苏仲甫是在南堡枪毙的。

　　听说在刑场上，苏仲甫看见林子坚站在人群里看热闹，大声向他喊道：“子坚啊，到了阴世间，我那些田还是我的，你那些田都没有了。”

　　我们读书时，经常批判他这句话，一是批判他妄想变天，二是批判他宣扬迷信。

　　那天上午，阿七奶奶几个人来约小婆，一起去刑场看热闹，小婆不肯去，说长福不在家，出去做兑糖佬了，女儿水凤没人照管，又不能带着女儿去看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她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怎么也不肯去。

　　阿七奶奶那时年轻好事，叫小婆将水凤寄在别人家里，她说：“都说你胆子大，孤身一人敢到上海滩闯，敢去胡村工作组那里找丈夫，也摸黑去狗头井淴浴，怎么这样的热闹倒不敢看了？”

　　最后，小婆拗不过阿七奶奶，只好答应一起去，她说：“叫不叫青娥一起去？”

　　阿七奶奶说：“你也不想想，青娥怎么会去？她怎么会去看枪毙她爹爹？”

　　她们走得慢，小婆又几次想回家，弄得阿七奶奶几个很扫兴。等走到南堡的溪边，几个恶霸地主已经枪毙，人也散得差不多了，只看见家宏那孩子拿着一根竹棒，在几具尸体之间笑嘻嘻地走来走去，用脚尖轻轻踢死尸的脑袋，有竹棒在死尸身上点来点去。

　　小婆看得害怕，骂道：“家宏家宏，你踢死人的头，我回去告诉你妗母。”

　　家宏听见小婆的骂声，嘻嘻笑着，伸伸舌头翻翻白眼，拿竹棒插入染血的沙地，猛地一撬，沙子就飞了过来，溅到她们的身上，她们一边骂着一边躲开。

　　阿七奶奶跺着脚骂道：“你捣什么蛋？这沙子还有死人的血呢！”

　　家宏哈哈笑着，飞也似地逃走，进了南堡。

　　小婆脸色变得煞白，身子摇摇晃晃的，她对阿七奶奶说了一句“头晕”，就匆匆回石窟堡了。

　　阿七奶奶后来回忆说：“长福嫂只说了头晕两个字就回家了，叫也叫她不住，追也追她不上。我们以为她身子只是不舒服，胆子这么大一个人，谁知道她见到了几个死尸，就会吓出病来？我们还不怕呢。”

　　小婆回到石窟堡，已经快到傍晚了。她一路上想来想去，觉得这样去看枪毙苏仲甫的热闹，很对不起苏青娥，她应该陪陪苏青娥，安慰安慰她。

　　那时苏青娥已经从苏家大院搬出来，住在一间破屋中。小婆看见苏青娥呆呆地坐在门槛上，跟她说话也不理睬。

　　小婆走进她家，看见横梁上挂着一个女人，吓得尖叫一声，逃回了家。

　　13

　　傍晚时分，长福阿公挑着兑糖的两个箩筐回来，刚走进院子，一把苕帚就飞了出来，差点砸中他的脑袋。接着小婆出现在门口，指着他又哭又骂：

　　“你还知道回来？你还没有枪毙？像你这种人，祸祟来了窝窝囊囊的，平白无故倒去闯祸，你这个地主命，你这个枪毙鬼，你去当地主啊，你去当地主啊！”

　　长福阿公听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响动一大，一会儿院子里就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

　　小婆见人多了，骂得更加理直气壮，声音更加响亮：“你这个闯祸精，枪毙鬼，人家好心送一壶茶给你，反而打人家一个巴掌——我嫁给你，就是看着你是老实头，会安安稳稳过日子，哪知道你是个不知好歹东西，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那天小婆骂了很久，将许多陈年旧事都挖了出来。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发脾气，一个老实贤惠的媳妇，忽然变成了一个泼妇，弄得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拆劝，只好泛泛地宽慰几句。可是小婆像疯了似的，谁劝她就骂谁，夹头夹脑的，一点情面都不讲，弄得别人不敢再去劝她。

　　阿七奶奶告诉长福阿公，上午她拉了小婆去看枪毙苏仲甫，看到了几具死尸，或许是受了惊吓，或许是中了邪。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小婆回复到原来的模样，低眉顺眼的。阿七奶奶说，说起来也奇怪，被她骂了一顿，我们反而觉得她更加亲近了。

　　小婆的女儿水凤后来回忆说：“阿婆——也就是青娥阿姨的妈妈死了后，派人到我家来报信，特地说明只叫我爹爹去送丧，我妈无论如何不要去。那天阿婆出殡，我妈还是带着我去送丧了。我们没有走在送丧的人群中，只是远远地跟着。”

　　水凤跟我妈妈差不多大，她对我妈妈说：“那天送丧的人不多，青娥阿姨都招呼得好好的，我爹爹也一样，可她就是不招呼我妈和我，看也不看一眼。我妈很尴尬地站在边上，我看见她好几次想说话，最后一句也没有说。直到青娥阿姨离开了很久，我妈妈才到坟头磕了头，慢慢走回家，她一边走一边哭。我那时太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据水凤说，后来青娥再也没有与小婆说过一句话。

　　14

　　小婆的女儿水凤长到十多岁，脸色苍白，头发枯黄，走路好像随时要软倒似的。她脾气也不好，动不动就哭，叫她去割草，她背着篮子在畈里东歇一会儿，西歇一会儿，逛了一整天，草还盖不住篮子底。

　　那时全村堡人知道水凤特别娇气，又做不动活，恐怕以后没有人肯娶她。人们说，水凤像煞了小婆，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其实他们并没有见过小婆十三四岁的模样。

　　水凤还特别挑食。家里没有米饭，只有乌糯饭，可她看见乌糯饭就哇哇哭，饿得半点力气都没有了，她还是不肯吃。小婆没有办法，到处给她找吃的。老阿哥说，有一次，小婆花了几天时间挖一个老鼠洞。不过老阿哥没有说她从老鼠洞里挖到了什么，也许这只是一个比方，是形容小婆找吃食有多少艰难。

　　我出生后，我们已经不必吃乌糯了。但那时候，石窟堡家家户户都吃乌糯饭，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白米饭，稀粥、麦稀饭也难得看见，平时能吃到番薯也算不错了。如果要我上山去掘乌糯，那也没有什么的：桐树山上面有一道背阴的陡坡，那里满是齐胸高的狼萁毛——乌糯就是狼萁毛的根——砍倒一片狼萁毛，用锄头掘不了多深，就能挖出根来。

　　小婆就不同了，她一双缠了几十年的小脚，穿着弓鞋，爬到那个陡坡上去，累且不说，一不小心就会要了她的命。偏偏她也跟着人们去那里掘乌糯，大家互相呼唤着出门，别人走出村堡，小婆才走出弄堂，别人到了山脚，小婆才走了一半路。我猜想，小婆自己掘到的乌糯，还不如别人送给她的多。

　　掘来乌糯，洗干净砸烂，加水过滤，然后晒干成粉，才能做乌糯饭。可是在水凤眼里，乌糯饭就像毒药一样。

　　有一天，水凤从外面进来，缠着小婆要吃白米饭。

　　小婆给了她一巴掌，说：“这世上哪还有白米饭？”

　　水凤哭着说：“阿光阿哥家里有。”

　　小婆说：“你看见了？”

　　水凤说：“他们吃了好几碗。”

　　这年头还有白米饭，可就太奇怪了。小婆将信将疑，领着水凤到长脚阿光家里，果然看见好几个干部坐在八仙桌边上吃白米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长脚阿光那时年纪还小，也捧着一碗饭在吃。

　　小婆说：“你们行行好，给孩子吃一口。”

　　长脚阿光的爹爹站起来，将他们碗底剩下的归拢在一起，还不到半碗，递给水凤。水凤三口两口吃完了，小婆千恩万谢，领着水凤出门。

　　她刚走到门口，听见长脚阿光的爹爹说：“过去借米，她是浅升出，满升进。想不到今天她到了讨饭的地步。”

　　小婆猛地转身进去，跪在地上说：“我浅升出、满升进的，吃得肚肠烂穿，落得讨饭的一场，遭到报应也是活该，谢谢你们放过了我，我下世做牛做马，做猪做狗，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说着就咚咚咚磕了几个头，血都磕出了。

　　大家哪里没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跳了起来，慌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水凤跟进来看见这样子，吓得抱住小婆的脖子，乱哭乱喊。

　　小婆一把抓过水凤的头发，将她的脑袋往地下按，一边说：“你吃了人家的白米饭，就这样走了？这辈子你怎么报答得了？生下你这个馋痨鬼，明天就饿死你算了！”

　　长脚阿光却不知道小婆是什么意思，走过来问：“喂，你在我们家拜什么？”

　　小婆一听，就合起掌，向长脚阿光拜了下去：“你这个小官人，头皮方方，说话和和气气，定能活到长命百岁。”

　　长脚阿光的爹变了脸色，说：“好了好了，闹什么闹？天底下没见过你这样的人！怎么还不走，等人家赶吗！”

　　小婆爬起来就往外走，嘀嘀哆哆地一路哭回去。当天晚上，小婆就死了。我不知道小婆是怎么死的，只是听说她死的时候，穿一身浅蓝色阴丹士林旗袍，这是她做姑娘时穿过的最漂亮衣服。

　　15

　　在我的印象中，自从看过枪毙苏仲甫以后，小婆才开始去狗头井淴浴，因为傻伯伯家宏将带血的沙子挑向她们这个细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是听老年人说，在长福阿公将田地输给“坍眼”以后，就去狗头井淴浴了。

　　小婆说，她似乎一辈子都在逃难，只有在狗头井淴浴的时候，才觉得安稳，好像回到娘家一样——她说的是，好像回到娘胎里一样。

　　关于小婆淴浴的故事，还有一个怕人的结局。

　　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很闷热，看样子就要下雷雨了。小婆想赶在下雨前去洗个澡，端上木脸盆，踮着小脚，穿过一大片水田，又穿过旱地，到了狗头井。

　　可是她听见井里有哗啦哗啦的声音，心里奇怪：难道石窟堡还有第二个人在这里淴浴？怎么从来没有遇见过？她悄悄走过去张了一眼，吓了个半死，连滚带爬地往回逃。

　　讲故事的人照例停顿一下，才揭开谜底：“她看见一条大蛇，有小水桶那么粗，盘在狗头井里淴浴，两只眼睛就像绿灯笼——天气太热，蛇也受不了。”

　　然后总结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去狗头井淴浴了。”

　　所以狗头井的水虽好，我们从来不喝。

　　我常常想，那条大蛇去哪里了呢？一条手臂粗的大蛇，在山里游走，那些柴草甚至小树都会哗哗乱响着向两边分开，声势浩大，一条小水桶那么粗的大蛇，在山上生活这么久，不可能没有发现。在晚上，我看着四周黑黑的山影，心里就发慌，猜想着那条大蛇埋伏在哪个角落。

　　有个传说道，尖角岩上有一个很深的洞，洞里面有一条五百年的大蛇，因为身子长得太大了，再也出不了洞。它仰天吸一口气，天上的云都会掉下来，飞机从上面经过也会飞不动。它就是靠吸气吸下鸟兽青蛙来填饱肚子的。

　　我有个奇怪的想法。我想，尖角岩洞中的大蛇，很可能就是小婆见过的那一条，它已经成了蛇精，会变化了——也许小婆黑夜里到狗头井，并不是去洗澡，而是跟那个蛇精变化的一个男子约会，只不过有一次那条大蛇不小心现出了原形，才吓走了小婆。

　　这种想法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生怕触犯了蛇精。

呆子阿灿

1

正月初三那天，我在村堡里散步，经过阿灿家的山墙。阿灿蹲在墙脚下，手里拿着一片瓦爿，正在地上写字。他突然抬起头来叫住了我，吓了我一跳。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地觉得他就要目露凶光，装出追打我的样子。

阿灿清了清嗓子，说：“我听人说，你是在绍兴工作。”

我回答：“是啊。”

他说：“你什么时候回绍兴？”

我说：“明天就要回去了。”

他又说：“我听说你不是在绍兴城里，而是在绍兴那边的一个镇上。”

“是，是的。”我有些不耐烦。

我想，我在哪里工作，石窟堡谁都知道，他问我这几句废话，是什么意思？就算是在一个小镇里，那也是在绍兴的，我又没有说谎，这也用得着笑话我？

这次回家，我已好几次经过这里，每次都看到阿灿独自拱着手，缩在他家的山墙脚跟晒太阳。他一看见我，老远就开始盯着，我慢慢地走到他面前，他眼珠慢慢地随我转着，身子却一动也不动。我冲他笑笑或者打个招呼，他还是盯着我，脸上却没有一点表情，也不回避我的目光，也不理我的招呼。我继续往前走，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我的背影，直到我转进另一条弄堂。

他总是这样，眼睛盯着每一个经过的路人，目不转睛。也许所有经过的人，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活动的东西，没有任何分别，因为活动着，所以他才盯着看。我以为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没想到他还是认得的。

阿灿站起身来，犹豫了一会儿，说：“绍兴那边有一座山，叫什么‘秦望山、秦望山’的，你晓不晓得？山下有个叫什么马什么的村子，你晓不晓得？”

我说：“我都不晓得。”

他说：“我当兵时在那里住过半年，房东待我极好极好。我一直想再去看看，可是都几十年了，也没得机会去。”

小时候我确实听说过，许多年前阿灿是当过兵的，只是不知道他在哪支部队里。据说有一次他的部队开到石窟堡附近扎营，阿灿就偷偷溜回家来探望父母，在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清早归队，却发现部队已经开走了。他追了几里路没追上，回来到桥头，拿着一把扫帚，练刀枪一样舞弄了一会儿，从此就发呆了。

青头曾经对我说，阿灿有一回去县城，闯进了人武部，发痴撒泼的，弄到与头头比赛谁的勋章多，两个人各自取出自己的勋章，排在一张大桌子上一数，头头比他少了三枚，结果他得到了一份津贴。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说：“我真不晓得秦望山在哪里。”

他说：“绍兴那是个大地方，多多少少的村庄嗬，不晓得也是有的。我记得房东待我真是极好极好，我一直记得他，想写一封信托你带去，只是没得工夫。等有了空闲，我就写一封信。”

我想，他也真想得出来，写一封信托我带去，我到哪里去找秦望山？又到哪里去找他几十年前的房东？他为什么不去邮局寄？我岔开话头说：“你在这里晒太阳，也不端一把椅子来坐坐，站着累不累。”

他说：“不累不累，椅子端进端出的多麻烦，站着蛮好的。我当兵的时候，在秦望山住了大半年呢。”

我实在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就递了一支烟给他。他将烟举得远远的，眯着眼睛看香烟牌子。等他看完了，我才用打火机给他点上。他用力地吸了几口烟，又跟我说秦望山的事情，我听得不耐烦，“嗯嗯哦哦”地敷衍了几句，就溜走了。

2

阿灿是青头的伯伯，是个老呆子。

呆子的意思，一是弱智，脑子笨，二是神经病，脑子出了问题，第三种与第二种有点像，但脑子里的毛病不算太严重，经常做些出格的事情，看见小孩子就咋咋呼呼，将小孩子吓得乱逃，然后咧着嘴露出缺牙，独自呵呵大笑。

第一种呆子，我们高兴起来会欺侮他一下，可决不会怕他；第二种呆子，我们就很害怕，常常像跟着讨饭头一样跟在他身后，他如果回头来看一眼，我们就连忙逃开几步——不敢和他说话，也不敢和他笑，因为和他笑一下，他的神经病就会传染过来。

阿灿是第三种呆子。

他中等个子，身材略微偏瘦，背上常常背着一顶女人戴的大草帽，草帽上写着“农业学大寨”五个红字，脖子里围着一块毛巾，身上披着一身黄军装，衣襟像土匪兵一样胡乱敞开着，手也不穿进袖子里，看上去好像穿了一身碎布片，东飘一片西飘一片的。可你仔细看看，他的衣服其实也没有撕破，只是有几个针线粗猛的补丁罢了，胸口还别着几枚毛主席像章和勋章。他的头发也很乱，朝天上的多个方向飞舞，头顶上还粘着一两片稻草叶子。

这差不多就是呆子的打扮了。如果有哪个小孩子看他一眼，他就咬牙切齿，脸上露出一股凶相，两脚飞快地原地猛跺几下，做出要追上来的场头，不由你不逃。他越是这样做，小孩子就越怕他，就越要偷偷看他，他就越是得意洋洋，越爱吓人。

这样的人，不是呆子是什么？

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他现在已经不披黄军装了，而是穿着藏青色羽绒服，袖口脏兮兮的。他的身子似乎缩小了一圈，已经没有多年前的凶悍的神态。

我记得有一次阿灿冲我暴喝一声，我吓得没头没脑地乱逃，一不小心滑进一个臭水塘里，他呵呵大笑着赶过来，站在水塘边用手指点着，脸上挤出各种怪相，直到我吓哭了，他才心满意足地走开。

大人们看见他这样，也只会笑笑，顶多骂他一声“假痴假呆”。可是有一次他欺侮到青头的头上——青头给他奶奶瞎眼婆婆送了几个柿子去，正好碰上阿灿在家，阿灿将他反背着绑了起来，吊在门口。青头呜呜哭着，阿灿歪着头呵呵地笑，还拿了一条绳子当鞭子，倒没有抽打，只是说：“我那时候偷了几个柿子，就是被人这样吊着打。可是我一次都没哭过，你真没骨气。”

青头的爹爹李伯生听说了，拿着钩刀要去砍阿灿，边走边骂：“我没有这种弟弟，我没有这种弟弟。”

那天我们都围在阿灿家的门口看热闹。阿灿躲在屋里不敢出来，由得李伯生在外面大骂。我想，青头的爹毕竟是哥哥，连阿灿也害怕。李伯生骂了半天，就要闯进去，瞎眼婆婆拦在门口哭着求：“他本来就疯疯傻傻的，他总是你弟弟，你娘已经无依无靠，还要靠他吃饭啊。”

李伯生一把推倒瞎眼婆婆，说：“呸！我没有这种弟弟。”

瞎眼婆婆跪在地下双手的的地拜，我们连忙让开了，要是让她拜着，那可是要拜死的。李伯生也不敢受拜，回头就走，嘴里骂骂咧咧的。

那时候我挺佩服跟阿灿说话的大人，我常会提心吊胆地看着他们聊天，怕阿灿忽然间暴怒，伸手打人。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打伤了什么人，可是我当时以为，呆子打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管他打的是小孩还是大人。我倒没觉得应该佩服李伯生，他去找弟弟拚命还拿着钩刀，结果还被他妈妈给跪着拜了，只怕要遭天打。不过我也知道了，原来这么凶恶的阿灿，也有害怕的时候。

3

如今阿灿老了，拱手站在墙根下晒太阳，迟钝的双眼只管盯着过往的行人看，那种落魄的模样，就像他养的那条黑狗。

其实那条狗并不能说是他养的。那是一条“走来狗”，来历不明，不知怎么的进了阿灿家，就赖着不肯走，怎么赶也赶不出去。

阿灿的妈妈瞎眼婆婆那时还在世，她听到阿灿跟狗斗了大半夜，就说：“赶不走就让它留下吧，走来狗都是很忠心的狗。”

于是，阿灿摘下挂在梁上的饭篮，舀了一勺米饭撒在地上。

这是阿灿第一次喂狗。阿灿第二天跟人说：“这条死狗，被我打了半夜，就不相信我了，吃饭的时候，眼睛眨巴眨巴地看我，好像我会抢他的饭吃。”

有一段时间，阿灿走到哪儿，狗就跟到哪儿；阿灿吓唬小孩子，它就冲小孩子猛扑过来，吓得小孩子哇哇哭，阿灿只好着急火忙地叫住它。过了些日子，它大概弄明白了，阿灿只是爱吓唬孩子，并不是真的要欺侮孩子，于是阿灿吓小孩子时，它就懒洋洋地叫几声应个景，马马虎虎地支持一下。

那还是一条很古板的狗，它从来不去料缸里吃粪，不去猪圈里吃猪食，也不偷吃家里的东西，更不会去别人家偷吃了。瞎眼婆婆说：“这条狗是好人家的狗，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落到我们家来。”

瞎眼婆婆活着的时候，这条狗还能吃个半饱。有一年春天，阿灿上山去拔了一些小竹笋回来，煮好后摊在竹匾里晒笋干。瞎眼婆婆摸摸索索地收拾灶台，摸到了一根又湿又冷的长笋，嘴里念叨着：“阿灿怎么做事情的，这么大一根笋，丢在灶沿上也没看见。”说着往嘴里送。

突然，那条狗呼一声扑上来，从她手里夺走了笋。

阿灿在门外听到他妈妈的尖叫声，跑进屋去一看，狗咬着的竟一条死蛇。吃晚饭时，阿灿盛了一大碗饭给狗吃。这是阿灿第二次喂狗。

瞎眼婆婆死后，那条狗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据说，后来阿灿只喂过一次狗，那次是狗从山上叼了一只野兔回来，阿灿将兔骨头和肉汁汤拌饭奖赏它。这可能是那条狗在阿灿家吃到的最好的一餐饭。

关于阿灿的狗，石窟堡有两句歇后语，一句是形容不可能的事情：“阿灿喂狗——你是在做夜梦。”另一句是感叹句：“像阿灿家的狗——罪过人！”

这条狗在阿灿家里，就像丫头皮似的不声不响。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它不再跟着阿灿到处走，也许是走不动了，总是卧在门口的石板上晒太阳，尖下巴搁在前爪上，耷拉着耳朵。后来它也不卧了，而是有气无力地平躺在那儿，肚子瘪得像一只破麻袋，一条条肋骨触目惊心地暴露在阳光下。

4

吃晚饭的时候，我跟妈妈说起白天遇到阿灿的事情，说他已经很老了，头发也差不多全白了，衣服倒穿得比以前整洁。我说：“我记得他有一条狗的，饿得真叫皮包骨头，看一眼都汗毛伶仃的。”

妈妈说：“罪过人，他养什么狗？他连老婆都养不住。”

我说：“他讨过老婆吗？我怎么没见过？”

妈妈说，阿灿三十多岁时，还是个光棍，后来有母女两个外地人来石窟堡讨饭。有人开玩笑说，阿灿讨那个女儿做老婆挺好的。瞎眼婆婆听进去了，真的挽了人去说媒，于是那对母女就在阿灿家住下来了。本来四个人过过日子蛮好，那母女两个也不是会不做生活，可是阿灿这个人不讲道理，从来不让她们上桌吃饭，一碗苋菜梗，一碗霉干菜，摆在水缸板上叫她们吃，还嫌她们吃得多。

那时候有客人来，小孩子照例不能上桌，就在水缸板上吃饭，免得在桌上弄得汤水淋漓不好看。可我想不到阿灿这样对待老婆。

我问：“他老婆就逃走了？”

妈妈说：“这还算好的，你没见过他呼来喝去的样子，兵老爷的作派就是这样，动不动就要骂人打人。他连丈母娘也打，有一次差点打死了。等养好伤，两个人又拎着讨饭篮做讨饭婆去了。”

吃过晚饭，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明天回绍兴。这时有人推开了门，竟然是阿灿。他手里捧着一杯茶，拘谨地站在门外，想进来又不好意思进来，笑着解释说：“是这样，听说你明天要走的，我有两句空话要跟你讲讲。”

有什么空话好讲的？我心里厌烦，又不好赶他走，只好装得很热情，说着“难得难得”，叫他进来坐，顺手拖过一把小竹椅。他的腿抬了抬又放下，抬了抬又放下，很为难似的。我盼着他改变主意回头走掉，可是他终于还是吃力地迈进了门槛。

我说：“坐吧。”

他却不肯坐，说：“站着好站着好，脚骨健，米粮全。”

妈妈听到声响，从里屋出来，看见是阿灿，也觉得很意外，勉强笑着招呼了一声，拿热水瓶给阿灿的杯子里倒水，又拿出瓜子花生给他吃，说：“坐一坐再去。”

阿灿说：“我牙齿没有了，这些东西都咬不动，只会含一颗糖甜甜舌头——我跟他有几句空话要讲。”

妈妈“哦”了一声，回里屋去了。

我找了几颗糖放在他面前的桌上，他剥了一颗塞进嘴里，一边发出响亮的啧啧声，一边赞叹：“真甜，真甜。”好像一辈子没吃过糖似的。我记得小时候吃东西时，妈妈是不许我发出这种啧啧声的，不知道阿灿的瞎眼妈妈怎么没教他这些礼数。

阿灿站着吃了一颗糖，又剥开第二颗。我再次请他坐，他很不好意思地斜着身子坐下，说：“你明天一早要走的吧？”

我说：“是啊。”

阿灿说：“绍兴，你是在绍兴吧？绍兴有座山，叫秦望山、秦望山的，你晓不晓得？”

我说：“我不晓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阿灿说：“那山下有个村子，我一时想不起来，叫马什么村，我当兵的时候，在那里住过大半年。”

我说：“我知道你住过大半年，房东待你极好极好。”

阿灿说：“是这样说啊，房东真是极好，什么都拿给我吃，这么大的梨头，还有这么大的香瓜，他们家杀鸡，也要留一只鸡腿给我吃。”

我说：“对你这么好。”

他说：“是这样说啊，房东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了，恐怕孙子也已经长大了。房东的子女也待我极好极好，进出都跟我打招呼。”

我说：“那是极好的了。”

他说：“我想给他们写一封信，可是没得工夫。我得了工夫就给他们写一封信，你候便给我送送过去。”

我说：“我不晓得在哪里。”

他说：“不晓得，是的喏，绍兴是个大地方，不晓得也是有的。我就是不得空，本来我想去看看他们。我一直记得他们的好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谁对我好，我就会一直记得他的好处。”

你记得人家的好处，那又怎么样？我想。我看见阿灿的神色变得很明朗，看上去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坚定。我隐隐感觉到，他似乎相信他的这一许诺，已经足以报答他的房东，甚至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对房东的恩赐了。

5

我年幼的时候，经常听人家在背后说阿灿天性凉薄，只有人家对他好，没有他对人家好的。那时我只是想，阿灿不是一个呆子吗？呆子怎么会对人好。不过我也同意，最可怜的还是那条狗。它不知流浪了多久，不想再流浪了，找一户人家住下来，这家不去那家不走，却偏生走到阿灿家里：可见一辈子在要紧关头，真是一点错不得。

狗最后是饿死的——至少我相信它是饿死的，它变得那么瘦，只剩下一个骨架子，看上去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连常常捡死鸡死鸭吃的大力士李宾宽看见它的尸体，也只是摇了摇头说：“这条狗命苦。”

狗没有死在阿灿家门口的石板上，而是死在阿灿家屋背后的墙脚下，是维立在捉迷藏时发现的。我们看见这条死狗，迷藏也不捉了，七手八脚地拖到路上，认出是阿灿家的狗。青头跑到阿灿家门口喊：“你家的狗死了，你家的狗死了。”

我们都很佩服青头的胆气，敢到阿灿家门口去喊。虽然阿灿是青头的伯伯，可胆子也够大的了。果然，阿灿出现在门口，脸上阴森森的，张开双手，大叫一声：“今天你总算被我捉到了！”

青头连忙逃回来，一边扭头对他说：“你家的狗死了。”

我看见青头两眼泪汪汪的，几乎要吓哭了。阿灿嘿嘿、嘿嘿地狞笑着，轻飘飘地走过来，目光闪烁，似乎想抓住哪一个人。我们等了一会儿，看看他走近了，心里害怕，连忙后退几步，逃出好几丈远。

青头偷偷擦了擦眼泪，强笑着说：“真是条好狗，从没见过这么聪明的狗。它觉得死期到了，找一个角落悄悄地死掉。”

阿灿并不领那条狗的情。他用脚拨了拨狗的脑袋和肚子，又回去了。我们正想走过去看看狗，只见阿灿拿了一只粪箕，抓着狗耳朵拎起狗，扔进粪箕里。他拎着粪箕向前走，我们保持一定距离，嘁嘁促促地跟在他后面，一直跟到溪边。

我们会成群结队地跟在讨饭头后面看热闹，也会跟在神经病后面，但从来不敢跟在阿灿呆子后面。这可是第一次，我们都想看看他要怎么处理那条狗，剥皮或者埋葬。他也不理睬我们，在溪边站住了，两手端住了粪箕两侧，用力向前一送，那条狗就飞向空中，落到溪水中，溅起许多水花。

阿灿露出一口缺牙，哈哈笑着，摘下手巾洗手洗脸，然后拖着粪箕往回走。我们看看他，又看看那条狗。我心里想：就这样算了？又想，还能怎么样。

狗在水里一沉一浮的，慢慢地浮到一块大石头上搁住了，成了一个黑疙瘩。我们拣起石头砰砰嘭嘭地砸过去，想让水浪将狗冲下去，可是砸了好久，都没有成功。

那条狗石头上搁了两天，后来青头将它拖到山脚下埋掉了。

6

“我当兵的时候，在绍兴住过大半年。那里有一座山叫做秦望山，你晓不晓得？”阿灿坐在小椅子上唠叨着。

我疑心他脑子里的毛病比过去更加严重了。过去他还有力气吓孩子，现在他老得路也快走不动了，吓孩子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只剩下唠唠叨叨的力气。我想到他晒太阳的样子，好像只能感到太阳的寒冷，太阳并没有给他热量，反而一丝丝抽空了他身上的热气。

笑容一直保持在我的脸上，已经像发干的泥巴，僵硬得都要开裂了。我听着他说房东待他极好极好，差点打瞌睡。

他这样说了一会儿，又开始称赞糖的味道甜。我忽然惊醒了。我是被他的语调变化惊醒的。我看见他已经吃完了桌上的糖，就又去抓了一把过来。他不好意思地站起来推让，我把糖塞进他的口袋。我这个动作几乎是个逐客令，意思是他拿了糖可以回家去了。可他轻轻拍了拍口袋，又坐下了，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

“要是有工夫，我想写一封信给他们。”他说。

我也只好坐下，递了一支烟给他，笑着说：“你这是骗骗自己罢了，你怎么会没有工夫？”

他接过烟看了看，夹在耳朵上。

“你说得也有道理。我这样一个闲人，怎么会没有工夫？我有的是工夫。可是我眼睛花了，拿不动笔了。”他咧开嘴笑起来，他嘴里只剩下一颗牙齿了，孤零零地兀立着，“这件事情我一直开不了口呢。”

我吓了一跳，连忙说：“那就算了吧。”

他说：“咳，不能算了。开不了口也要开的。你读书读得这么高，写个字一点不难，我想请你帮我给房东写一封信。”

我说：“你真是好省掉的，人家哪里还会记得你？”

他说：“他们不记得，可是我记得呀，我怎么能装作不记得？”

我说：“多少年的事了，你的房东还在不在都不知道，就算在，肯定也早就搬走了。”

他说：“搬走不搬走是他的事，我道理总要到的。”

我站起来，给他点上烟，提高了声音说：“阿灿阿伯，你这里先坐一会儿，剥两颗花生吃，我明天要起的，先去收拾一些东西。”

阿灿也急急站起来，伸出手来拉我，我避了一下，就没有拉住，脚下却拐了一下，膝盖撞在椅子上，整个身子倾了过去，好容易站稳了。我心里惊了一头，连忙扶住他，叫他小心。他手里的茶杯泼出了半杯水。

他睁大了眼睛说：“你到底写不写？”

我笑着说：“实在不用写的，就算你再感激他们，都过去这么多年，认都不认识了，还写什么信？”

他说：“写一封信有什么难的？真是奇怪了。你给我写一封信，我会永远记得你。”

我想笑是不成了，他会以为我是客气推让，于是沉下脸，说：“什么难不难的？我不会写的，你放心好了？”

阿灿端着杯子，倏地转过身，一阵风地往外走。

我心里暗暗高兴，不料，他刚走到门口就停住了，一个急转身回过来，脸色发黑，手指头朝我一点一点的，说：“我看着你从小长大的。”他“呼”地吐了一口气，又说：“看着你从小长大的，你就这样对待我。”他在门上胡乱摸索了一会儿，好像要开门，却又没有打开，又回过头来，凶巴巴地看着我。“只是一封信。”他提高了声音，气呼呼地喘息着，“求你写封信也这么难啦！”

我沉着脸，一句话不说，走过去打开大门，斜着眼睛看着阿灿，只等他跨过门槛，就立即关上门。

“你还算是读书人，我看你书都念到屁眼里去了，一封信都不肯给人写。”他嘴里胡乱骂着，身子扭过来朝着我，右脚已跨出了门槛。

我没有理睬他，看着他的左脚。他的左脚提了起来，正要从门槛的上方抽出去，忽然落下了地，“扑”的一声响，一脚板踏在了门槛内侧。他的身子也向里倾侧，从我身边挤进了屋，他身上带着一股冷浸浸的烟味。

“怎么了？”

是我妈妈。她大概听到阿灿骂人的声音，出来看看。

阿灿奔向我妈妈，一只手乱飞着，嘴里“喀喀”地响了几声，才说出话来：“弟妹你来看看，我只不过叫他写一封信，又不是问他借钱，他居然要赶我走。我活了这么大年纪，看着他从小长大，以为他知书识礼，这书不是念到屁眼里了吗？”

这么难听的话，他竟当着我妈妈的面也说，我火气也蹿上了来，说：“好了好了，都这么晚了，你不瞌睡我也瞌睡了，吵什么吵？”

“就这件事吗，我以为是什么事呢，弄得四邻不安的。”我妈妈说着，拎了一只粪箕走出门去倒垃圾，“这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阿灿跟出去，一边说：“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有他这么对待老人的吗？不是我要扳他的道理，他是个读书人，道理应该比我懂得多！”

妈妈倒掉垃圾回进了屋。阿灿又要跟进来，我老早就做好了准备，连忙关上大门，将他关出了门外，这才松了一口气，听到阿灿的脚步声渐渐远去，说：“好了好了，真是什么人都有。”就将阿灿要我给他几十年前的房东写信，还要我送信去一座什么山下的村庄这些事，告诉了妈妈。

妈妈说：“他是越老越糊涂了，你怎么也这么糊涂？他只是要还一个愿，也就安心了。你应承了他又怎么样？他又不知道信最后有没有送到。”

我有些后悔，觉得我做得确实过分了，可嘴里还是不肯服输，说：“我如果应承了他，最后信送不到，那就是我不对了。”

妈妈不高兴地说：“动动手让他高兴高兴，怎么就千难万难了。”

我的心“突”地惊了一下。我长大后，妈妈就再也没有用这么重的话说过我。

这时忽然响起了拍门的声音，嘭嘭嘭几下，我刚想出去开门，却听见阿灿在门外说：“明天再说？你说明天再说？这小子明天就要走了，还明天再说？我老实跟你说好了，我不是这么好骗的。”

“阿灿呆子已有好几年没有发痴了，怎么今天又转不过脑筋，只知道瞎吵瞎闹。”妈妈说着，看了我一眼，回进里屋去了。

连一个老呆子都应付不了，我很觉得脸上无光。我在椅子上坐下，懒得理阿灿，火气却也渐渐消了，心里想，我这也不能算是心肠硬吧，我只是还不够老练周到而已，或者我只是脱离这个生活环境太久了而已。

阿灿拍几下门，嚷嚷一阵，这样纠缠了好一会儿。我只顾收拾东西，没有理他。后来我听见了青头的声音。青头成家后起的新房子，就在我家院子南边，只隔一条路。他的声音从他家楼上的小窗口传下来：“再吵再吵！当心我送你到派出所去，呆子真是呆子。”

7

第二天上午，我背起包准备出门，正在与爹爹妈妈告别，阿灿忽然闯了进来。他两只手都团在羽绒服的衣袖里，大声说：“你就这样走了？你不是说明天、明天吗？”

我愣了一下，他怎么又来了，真是太难缠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向我递过来：“我纸笔都带来了，你给我写一封信，给我的房东写一封信，房东待我真是极好极好……”

我没有理睬他，避过他出了大门。我爹爹昨晚跟人打牌，回来得迟，不知道我跟阿灿怄气的事，就问阿灿有什么事情。阿灿也不回答，跟着我出来，嘴里说着：“你不是说今天给我写信吗？我知道你这种人，说过的话就像放屁。”

“再缠着我，我对你不客气。”我忍不住骂道。

阿灿脸上忽然露出狰狞的神色，冲上来要拉我的背包带子。

我转身让了一下，没让他拉着，脸上火烫火烫的，骂道：“发痴发呆的，哪有你这种人？”

阿灿说：“你写不写信？你给不给我写信？”

我说：“你还是叫别人写吧，我没工夫理你。”

阿灿瞪着眼睛说：“我偏生要你写，你究竟写不写！”

“你跟他罗嗦什么？他是个呆子，你又不是不晓得。还是快点走吧。”青头靠在自己家的后门框上，笑着对我说。

我勉强笑着点点头，加快了脚步，几乎跑起来。阿灿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突然俯身在地下捞来捞去地抓了几下子，气势汹汹地摆了一个掷石子的姿势，将一些泥沙石子朝我撒了过来，一边气急败坏地说：

“你倒是走走看，你倒是走走看，我会让你走吗？”

我又好气又好笑，脚步不停，快步走出村子，只想赶快摆脱他。可是他一直跟在我的身后，一边拍着手跺着脚骂我，还拣石头扔我，我过桥他也过桥，只是他走得慢多了，渐渐地越离越远。我走上马路，在路边焦急地等过路的客车。阿灿过了桥，一边走一边还在威胁着：“你倒是走走看，你倒是走走看，我会让你走吗？你写不写信？”

阿灿还没有走上马路，汽车就来了。我庆幸万分，赶快跳上车，从车窗看到阿灿举着手，叫汽车等他一下。我对司机说：“不要等他，他是个疯子。”

司机看了我一眼，没有理睬。售票员却说：“疯子就不乘车了？”

我说：“他又没有钱。”

这时，阿灿出现在车门口，一脸凶恶看着车里的人，说：“出来，给我出来，你倒是走走看！我会让你走吗？”

司机说：“究竟什么事情？”

我说：“让他下去，赶快开车。”

售票员叫阿灿下去，可是阿灿抓着扶手死活不肯下，脸色发红，嘴里唾沫乱溅，叫我下车。我看见村口已经聚了很多人，在看我的笑话了，车里的人也都看着我笑。

司机回过头来对我说：“你还是下去吧，我们要做生意的，算我求你了。你看这人都已经这么老了，万一出点什么事，我可承担不起。”

我想想这样下去也没个了结，只好拖着背包下车。我从阿灿身边挤过，跳下车，阿灿也跟着跳下车。汽车开走了，我瞪了阿灿一眼，别转头就走。

阿灿咧着嘴笑着，走过来抓住我的手臂，说：“你倒是走走看，不相信你能走得掉。”

我用力搪了一下胳膊，挣脱了他的手。他踉跄着拐出几步，差点摔倒，吓得我心怦怦乱跳，害怕他摔伤了。

他的脸立即涨红得像桔子皮，在地下一阵乱摸，摸到一块泥巴，朝我扔来，摸到一块石头，朝我扔来，摸到一块甘蔗皮，也朝我扔来。他也不摆扔石头的姿势了，一边不断地扔着，一边大声说：“你倒是走走看，你倒是走走看！”

“好了好了，你真是越活越小，我算是怕了你了。”我说着急急地向前走。

他一路跟着我。他走得很慢，离我越来越远，却一直阴魂不散地跟着。步行了半个多小时，走出了六七里路，回头还能看见他，一个小小的黑黑的影子缓慢地挪动着。这路上骑车的人倒有不少，步行的人，只有我和阿灿两个呆子了。我想阿灿可能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我走得额头见汗，又口渴，两腿也酸软了，几乎迈不开脚步，心里很窝火。我又担心他走得太远，没有力气再走回石窟堡，希望冒出个人来劝他回去。他再这样走下去，我是得担责任的。

我用手卷成喇叭的形状放在嘴上，高声喊道：“阿灿呆子。你回去吧。不要迷路。迷路了就回不去了。”

他当然听不见我的喊声。可是这样喊过几次，我心里就舒服了一些。

骷髅头不是谁都敢捧的

　　家宏捧饭碗的样子，就像捧骷髅头。

　　我看见他吃饭就要发笑。他总是两个手肘举成水平，左手捏着饭碗，手背向外，右手拿着筷子，手背也向外，一个小小的饭碗，就窝在他的脸和双手之中，好像故意遮护着，不让人看到他碗里的饭菜。我想，难道谁会夺他的饭碗？

　　有一个老故事，是说家宏吃饭的。那是在1956年修碟山水库的时候，吃饭时，别人总是先浅浅盛一碗，三下两下吃完，再满满盛一碗，一餐能吃到两碗。家宏总是先满满地盛一碗，拚命吃，等他吃完一碗，饭桶里已经没有饭了，所以他总是吃不饱饭，只好背着人出眼泪水。

　　家宏在阿新家里吃饭，从来不肯上桌，总是站在灶边，呼啦呼啦地扒几口饭，快步走到桌边，伸筷子迅速夹起一筷子菜，将菜捂在饭碗里，又回到灶边去吃。阿新的爸爸李家浩老是厉声地对别人说：“我们又不是不给他吃饭，这样贼头狗脑的做什么！”

　　“丫头皮一样的。”家宏很小的时候，他妗母，也就是李家浩的妈妈，就这样说他了。

　　他妗母一直看不惯他这种丫头皮的场头，做什么事都束手束脚，都怕挨骂，从来不会大大方方的。可事实上他比谁都爱闯祸。

　　来石窟堡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惹妗母生气了。

　　家宏到家后，妗母就在灶间做麦果，准备招待他。可是他将妗母家的一只老母鸡抓起来，用布蒙上眼睛，让它站在一根晾竿上。母鸡两眼看不见路，不敢走也不敢飞，脖子都不敢伸长，傻傻地站着，脑袋倏一下向东，倏一下向西，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

　　妗母做好麦果放在锅里蒸，出来找家宏吃点心——家宏却刚刚哄得住在隔壁的李法式愿意帮他的忙，两个人抬着晾竿，正准备抬出院子去村堡里游街，那只母鸡战战兢兢地站在晾竿上，翅膀哗地一展，又慢慢收起来，心情非常紧张。

　　妗母一看，来不及叫家宏吃点心，先操起毛竹乌梢，呼呼两下打在他的腿上，骂道：“讨债胚！鸡怎么惹你了，啊？”

　　家宏是独自来石窟堡的。他是里岙人，家里靠卖柴为生，穷得没有隔夜粮。十一岁那年，他父母双亡。听说，他爹爹死掉时，还有一口薄皮棺材，可他妈妈死掉时，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家宏只好拿了一领破席包着，请人抬出去葬掉。

　　他一个人在里岙到处浪荡，饱一顿饥一顿的，有时候别人送他点吃食，有时候他就偷一点吃吃，晚上或者回家睡，或者就睡在他父母的坟头，有人听到他在半夜叫起来，发出敲铜锣的声音：“当——当——当——”

　　当时家宏的妗母还没有生李家浩，她听说家宏变成了这样子，就托人捎了个口信去，叫他来石窟堡住几天。

　　家宏从里岙过来时，除了穿在身上的单衣单裤，手里只拿着一条手指头般粗的木棒。他的屁股上飘着一片撕开了一半的补丁，手里拿着木棒，敲敲石头，拨拨草丛，就这样一路走到石窟堡，从此就住了下来。

　　不知道他在里岙闯过多少次祸，我只知道他在石窟堡不停地闯祸。他满山乱窜，将别人放在山上捉野兔、黄鼠狼的弶都起了出来，挂在旁边的树上。他是个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从不耍赖。如果他知道是谁放的弶，就会找到那个人，说他的弶已经弶上了野兔。那人连忙奔上山，却看到他的弶竟然挂在了树上，脸上就出现又惊又怒的神色。这时，家宏开始“喀喀喀”地笑。

　　没多久，他的坏名声传遍了附近几个村堡，大家都叫他“讨债家宏”。“讨债”这个词用在小孩子的身上，意思是淘气、调皮。

　　他越是讨债，看到长辈就越害怕，时刻提防着有一个巴掌会打下来。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情，碰到可以讨债的时候，一定要讨一下债。他害怕挨打成了一辈子的习惯，所以他一生不会与人好好地交往，不管别人年纪多大，他都看成是大人，不管自己已经多老，他都以为自己要挨打。只有在办丧事的时候，他才像一个人物。

　　那时候打仗，部队一支进一支出的，也不知道是谁在打谁。有一段时间，一支部队的后方医院就设在石窟堡，村堡里满是背着枪的兵，用绷带包着头的兵，拄着拐棍的兵，还有两匹脾气很暴躁的马，由两个挺和善的兵老爷马夫看着。

　　所谓后方医院，其实也没有多少救护设备，轻伤的还包扎一下，重伤的就躺着等死了。阿七奶奶家的一间小屋间里，躺满了奄奄一息的伤兵，深更半夜还有很多人粗着喉咙喊痛啊痛啊，叫爹叫娘的。这些伤兵死掉后，就转移到李法式家的一间小屋间里。

　　小屋间是我们对柴房、贮藏间或者猪圈屋的称呼。阿七奶奶和李法式家担心这些伤兵死掉后，阴魂会留在小屋里。兵老爷安慰说：“不要紧的，我们一走，它们也跟着我们走了，部队的鬼都是跟着部队走的。”

　　村堡里的人遇到熟悉的兵老爷，会闲谈几句，开开玩笑，但一般是能避开就避开，在兵老爷忙碌的地方，更是不敢去碍手碍脚，只有家宏，像一条狗似的，兴奋地在兵老爷成堆的地方夹脚乱钻。那几乎是他最开心的日子，他最喜欢在两间小屋之间奔来奔去，他身上撕开的补丁，像翅膀一样扑打在他的身上。

　　有一次，他妗母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条血淋淋的手臂，得意洋洋地跟在担架后面，嘴里还唱着歌。妗母吓得脸都白了，拿着毛竹乌梢，踮着一双小脚，嘴里骂着“讨债胚”，满村堡地追打他。最后家宏躲进了李法式家的小屋里——妗母害怕停在小屋里面的死尸，也害怕在小屋里进进出出的兵老爷，所以没有追进去打。

　　家宏喜欢看一个人在痛苦中挣扎，然后死去。这是阿七奶奶说的。她说：“家宏这孩子脑子有毛病，人家一喊痛，他就跑过去看，然后躲在一边喀喀喀地笑。等到人死了，他就闷声不响地坐在死人旁边，一坐老半天。”

　　那些死掉的人，都被兵老爷抬到溪边埋掉，家宏跟在后面看热闹。那些兵老爷也不赶他，也不骂他，还塞给他东西吃，叫他哭上几声。兵老爷说：“有人哭过了，死掉的人也就闭眼了。”

　　他看过热闹回来说：“没有棺材，连草包也没有，只挖一个浅坑，就埋掉了。”他觉得非常遗憾，说：“一领破席都没有包。”

　　这支部队撤走前，李法式的妈妈还是害怕兵老爷的鬼魂会留下来作祟，在小屋间前面放声嚎哭。一个兵老爷又过来安慰她说：“你放心，我们一走，鬼魂就跟着我们走了，一个也不会留下来。”

　　家宏说：“留下一个就够了。”

　　妗母听说了，又拿着毛竹乌梢追着打他。

　　据说家宏这句话闯了大祸，果然有一个兵老爷的鬼魂留了下来，纠缠上了妗母，妗母当天晚上就发烧说胡话，要求回家，说家在萧山，家里有老娘妻子和两岁的儿子，没有人照顾，死得不甘心。

　　家宏的妗母说了几天胡说，吐了几天白沫，搅得石窟堡阴风凄凄的。后来家里请来了一个道士，才用桃木剑赶走了那个鬼。妗母病好后，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一个壮实的中年女人，变得精瘦精瘦，脸上皱纹打堆，两腿站久了就发抖。

　　“你害了你妗母了。”当时阿七奶奶对家宏说。

　　家宏嘿嘿傻笑着，答不上话。

　　妗母病好了后，家宏还是那么讨债，她还是拿着毛竹乌梢追打。不知道有多少次，家宏被妗母的毛竹乌梢追得好像走投无路了。

　　乌梢还没有举起来，家宏就已经嗷嗷乱叫了。他两手抱住脑袋，两只脚一边逃一边乱跳，好像踩到了火堆。可是妗母一双小脚，当然是怎么也追不上他。他表演着慌张害怕，逃到一个安全处，看不见妗母了，就伸伸舌头，坍坍眼睛，两只手张牙舞爪地挥几下，“喀喀喀”地偷笑。

　　夏秋之际，洪水过后，那些埋在溪边的尸体就露了出来，溪滩上散满了白骨，看牛佬都不敢到那一角溪滩去。

　　家宏看着妗母家的一头牛和苏仲甫家的三头牛。牛一般就放在溪边的草地上，几个看牛佬也在溪边玩。家宏胆子贼大，在白骨堆里走来走去，拣到一个骷髅头，就折了一根小木棍当鼓槌，把骷髅头当作斗鼓，笃笃笃敲着，追着别的看牛佬吓唬。他油腔滑调地嘻嘻笑，骷髅头阴森森地呼呼笑，看牛佬们吓得一边逃，一边用石子扔他。

　　女孩子经常被他的骷髅头吓哭，被他追急了，就骂道：“讨债家宏，死家宏，我告诉你妗母去！”

　　因为怕挨妗母的打，家宏不敢将骷髅头拿到村堡里来，在天黑赶牛回家前，将它藏在溪边的石头底下，第二天再拿出来敲斗鼓。可是他妗母还是听到了风声，又是一顿追打，不让他吃晚饭。

　　大家觉得家宏的手已经拿过了死人骨头，肯定会开裂烂掉。可是到冬天，他的两只手连冻疮都没有生。于是，大家更觉得他的手脏。

　　听说家宏在他妗母的丧事上变成了八先生。

　　他妗母死的那年，他才二十五六岁。他粗大的嗓门发出嚎哭声，哭倒在地上，身子软得站不起来，满脸挂着眼泪鼻涕，鼻子通红发亮。他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坐在灵堂里三天不睡觉，看着他妗母入殓。人们看了都摇头叹息。

　　阿七奶奶说：“他妗母虽然总是拿毛竹乌梢打他，可是他也知道妗母是这个世上最疼他的人，他其实不傻，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李法式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你看看家宏就知道了。”

　　李家浩说：“他当然知道，没有我妈妈，他说不定早就饿死了。”

　　他妗母出殡时，他大哭着拦住棺材，不让抬出村去。棺材停下来，都乱了套，很多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他也不理，冲上去推开一个抬棺材的八先生，一定要自己抬。这时候谁也不想惹出什么事来，就让他抬了。他抬着棺材，咧开嘴笑了。一路上他都笑呵呵的，直到封墓时，才又哭了一阵。

　　就这样，他成了八先生。

　　后来家宏老了，从一个抬棺材的“八先生”，变成了专门做入殓、钉棺材、送棺材进墓穴这些事的仵作，我们都叫他天王。

　　维立死掉后，也是他用长命钉钉的棺材，并送上山的。我看见老彩芹在路上一边大哭着，一边死死拽住了家宏的衣服不放。家宏头也不回，怒气冲冲地甩开老彩芹，这样甩了好几次，直到老六抱住老彩芹。

　　我那时年纪小，和小伙伴们跟着送葬的队伍看热闹，只当心着别跑到棺材前面去，免得遭到厄运，我一点也不明白老彩芹的伤心，还以为这是仪式的一部分。

　　在方圆数十里内，没有人比他更懂得丧事的仪式。往往是一个人快死时，他就已经赶到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他一到，就吩咐那户人家每人捧上三支香送行，然后他指挥人烧纸钱、烧草鞋、烧垫褥，送走无常，再移尸到厅堂，在尸体的脚后点明灯。入殓后，他又指挥着叫更、点天灯、做材头祭、摔材头碗，一套一套的，有条不紊。

　　李家浩问他：“这一套现在也只有你懂了，你死了谁来调配？”

　　家宏说：“呜里呜嘟。”

　　我看到的家宏是个五六十岁的人，脸长长方方，额头特别高，还长着一对长长的三角眉毛。他的头发有两寸多长，乱糟糟的往上冲。他是个驼背，一身衣服补丁打补丁，贴着好几种深颜色的方块，那时我们的衣服大多有补丁，可是他身上的补丁比谁都多。

　　最惹眼的是他惨红的下嘴唇。他的下嘴唇有些畸形，左边比右边略大些，向外翻出厚厚的一块红肉，湿淋淋的，好像会滴下血水。

　　他的两手在身前一摆一摆的，身子佝偻着在路上走，像随时会发出攻击。所以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危险的活物。

　　有一天我吃过中饭去找维民玩，正好维民的妈妈青娥叫了家宏在他们家吃中饭。那是第一次看见家宏坐在桌子边吃饭，他血出糊啦的厚嘴唇，几乎拖到米饭上。我想，要是我和家宏坐一张桌，看见他这样子，肯定吃不下饭。

　　维民倒不嫌他脏，给他夹了一条鱼，还用自己的筷子伸到他的碗里，帮他清理鱼刺。家宏就停下来，看着维民的筷子。

　　他吃了两碗饭，将碗放在桌上。青娥问他吃饱了没有，他点点头，嘴里发出“呜里呜嘟”的声音，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家宏从来不跟我们说话，我只知道他说话就是“呜里呜嘟”几声，有时能够分辨出他是在骂人。我们出现在他面前，他总是耷拉着厚嘴唇，凶恶地白我们一眼。他的眼角满是眼屎，眼珠上还蒙着一层白色的粘膜，我想他肯定看不清我是谁，最多只能看见一个黑咕隆咚的人影子。

　　他不跟我们说话，我们就想着怎么调排他。

　　他住在李家浩家的小屋间里。小屋分为三间，左边一间有一个猪圈，圈里关猪，圈外有几只山羊过夜，中间的是柴房，右边一间才是他的卧室。那时他已经太老了，不能在生产队里做生活，就替李家浩家放放羊。

　　我和建山、老六、青头几个人，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去参观过他的卧室。

　　房间里有一股混杂各种气味的恶臭，一张老式破木床，挂着一顶纻麻布蚊帐，已经发黑发霉，几乎看不见眼子。床板被蛀了很多洞，漏出一些灰黄的木粉。床头边放着一只臭气刺鼻的肥桶，也没有盖子，看得见半桶秽物。床后面堆着好几捆白豆秆，是预备着下雪天给那些山羊吃的。他的床铺也一塌糊涂，被窝堆得乱七八糟，上面散落着稻草柴叶，还有一粒粒的羊屎，几摊淡黄的水迹，好像是羊拉的尿。

　　我们参观过以后，就跳到床上，在他的被窝上跳舞似的乱踩一通，憋着一肚子笑。后来我们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骷髅头，吓了一大跳，才赶紧偷偷溜走。

　　那天我心里有些郁悒不乐。我想，他可是个八先生，跟许多鬼都有交情，我们这样调排他，万一他派一个鬼来对付我们，那可怎么办？我担心了好几天。

　　家宏病倒以后，谁都以为他再也爬不起来了，听人说，他脸上的皮都已经松松垮垮的了，像一个瘪瘪的氨水皮袋。

　　李家浩和妻子郑益芬花了好几天时间，替他收拾了房间，洗干净了衣服。他们还找出了家宏藏在床底下的骷髅头，吓得连忙送到山上埋了——那时不允许搞迷信活动，所以只是偷偷地烧了几张纸。

　　病了半年多，家宏忽然起床，走出了家门。在路上，他遇到人就笑着点头，遇到他认识的人，就叫上一声名字，声音也不再是“呜里呜嘟”的，至少能听出是一个人的名字。当然，他不认识我们这帮小孩子，所以看到我们，还是会白上一眼。我们那时已经当他是个讨饭头，或者疯子，常常成群结队地跟在他的后面，有时偷偷地扔一块石头过去，看看他的反应，不过他每次都不理睬，好像没看到似的。

　　他每天在村堡的弄堂里走着，有时忽然对哪一个院子感兴趣了，就站在院门外，一看老半天，别人叫他进去坐坐，他不进去，也不答应，只是笑着点点头。

　　有一天，他走出村堡，在田畈、山岙里游荡。李家浩听说他去了田畈，站在家门口大骂：“这么大年纪了这么大年纪了！跌一跤怎么办？究竟田畈里有什么宝等着他？去收眼光了是不是？”

　　据说一个人快要老死的时候，会到处走走，将一生的眼光收回来才放心。所以说人收眼光是诅咒。

　　长脚阿光从山上回来，说看见家宏在坟堆边上转来转去的，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长脚阿光说：“他不会在啃死人的骷髅头吧？”

　　太阳西斜的时候，家宏驼着背回来了。他脱了上衣，包着什么东西拎在手里。我猜他拎着的就是骷髅头，可是后来在他屋里找到了那件上衣，里面包着的只是一个柴根头，不知道家宏拿来做什么的。

　　他慢慢地走进自己的小屋，又拎了一张小凳出来，在门口坐下。

　　傍晚时分，阿新过来叫他吃饭。他对阿新说：“你给我盛一碗饭来就行了，我今天走得累了，不想动了。”阿新能听懂他的话，回去盛了饭送过来。他又对阿新说：“明天我要去里岙。我已经六十年没到里岙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果然走上了去里岙的路。

　　李家浩看着他越走越远的背影，大声骂道：“越老越变死了，没有脑子的啦没有脑子！你去的时候走得动，回来怎么还走得动？还不是要我们去抬回来！”他一直骂到看不到家宏的影子。

　　下午，李家浩和儿子阿新抬了一把躺椅去了里岙。他们很快就回来了，躺椅是空的，没有抬着家宏。李家浩说：“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里岙没有一个人见过他。”

　　他没有再回来，不知道去了哪里。

淴浴

牛公牛花开，淴浴买棺材；

牛公牛花谢，淴浴淴到夜。

牛公牛花学名叫什么，我不知道。这种花形似喇叭花，黄色，有紫红色的晕块，非常艳丽。但它是有毒的。

一天傍晚，天已经快黑了，我妈妈焦急无比地牵着我家的羊回来。那只羊口吐白沫，抬着头咩咩乱叫，声音很凄惨。我顿时觉得乌云团旋，天地变色，出了大事情了。

羊牵入堂前间后，妈妈来不及理睬我追问出了什么事，就去灶头烧绿豆汤，一边说，有人说绿豆汤能解毒，不知道行不行。灶下火很快旺旺地烧起来，一升绿豆倒入锅里，加上水，妈妈这才有空说明经过。她说，我看见羊在吃牛公牛花，还跟阿沉说，阿沉阿沉，羊怎么会吃牛公牛花？羊吃了牛公牛花会不会中毒？阿沉还说，羊既然自己吃了，可能不要紧吧。没想到一会儿就吐白沫了！

那天生产队的活是给山坡上的白术地削草，所以妈妈将一只母羊和两只小羊牵到那里，让它们吃柴草——我们经常放羊的山，柴草不够嫩肥，但白术地路比较远，平时不可能派一个人管着羊。所以，羊是去吃大餐的。

山上有些柴草有毒，比如牛公牛花，比如漆树，这我们都知道的，羊也知道，羊从来不会去吃。没想到这次这只母羊吃得口滑，连牛公牛花也吃进去了。公社里倒是有兽医的，但一般只阉小猪，平时找不到他。后来绿豆汤果然奏效，将羊救了过来。

牛公牛花有毒，所以我们都不敢碰，只是感到特别神秘。春天牛公牛花开时，天虽然热了，溪中的水还很冷，因此不能淴浴。

淴浴就是洗澡。但天冷时洗澡，叫擦身——那时农村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热水器，一般是烧热了水，舀在盆里洗，男的就在门口洗，女的将桶端到房间里关上门洗。

我们小孩子淴浴，实际上是嬉水，在一个深潭里游泳，扎猛子，或者爬上岩石，跳进水里。也许大人们怕春寒未消，孩子们不顾水冷就要去淴浴，于是编出了这四句歌谣，不惜用“买棺材”这种话来吓人。

其实我们平时念诵时，虽然觉得棺材两个字阴气森森，但对买棺材并不在意，甚至没有联想到死人的事。可是有一次牛公牛花还鲜艳地开着，阿德割了猪草回来，觉得太热，就跳下溪洗了个澡。结果给小正遇上，当即念给他听：“牛公牛花开，淴浴买棺材；牛公牛花谢，淴浴淴到夜！”小正二十多岁，是个大人，所以他的话还是很有威慑力的。阿德害怕了，忙问怎么办，小正说：“还能怎么办？快去买棺材吧。”

阿德吓得不轻，想来想去，结果爬进一个棺材，躺了一会儿，算是买过了棺材，解了咒——农村里有的老人，有早早备下了棺材的，叫做寿材。我们也觉得他做得很有道理，既然已经在棺材里躺过了，就算牛公牛花还开着，他也不用怕了。

这件事使我第一次将牛公牛花开时淴浴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牛公牛花谢了，虽然可以淴浴淴到夜，但满头大汗去淴浴还是被禁止的，大人们说，等收了汗再去淴，否则会生病的。我二哥还编了个故事来说明：

有一个人去开会（当时人平时除了开会，不大出村），那天大太阳，半路上走得热死了（当时交通基本靠走，自行车只有镇上人才有，小汽车，那只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才有，美国人不走路，胖得上不了楼梯，实在腐化堕落），就跳下河淴了个浴。他接着走，又热死了，又跳下河淴浴。他一路上淴了七个浴，结果当天晚上在旅馆里死掉了。为什么？

我傻傻地跟着问：“为什么？”二哥说：“因为他满身是汗去淴浴。”我不服气，说：“你又没说他满身是汗。”二哥说：“他走得热死了，当然出汗了。”

淴浴是这样的可怕，老年人经常会讲一些淹死人的故事，还会讲一些河水鬼的故事——河水鬼与吊死鬼，是最著名的两种鬼，他们最喜欢“讨替”（大概阴间河水鬼和吊死鬼的数量是有定额的，这样的鬼一定得拉个替身，才可以投胎转世）。这些故事要等淴完浴吃过饭，摇着麦编扇坐在道地里听，才冷飕飕寒浸浸的好玩。

可是我们还是喜欢淴浴，旁晚时分，活干完了，几个深潭就不断响起人跳入水中的嘭嘭声。最调皮的几个真正是淴浴淴到夜，在水里浸得手指皱皮嘴唇发紫还不肯上岸，一定要等奶奶在村口高声喊名字，才肯回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