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史杂记（一） -- shibaozhong

发现自己似乎写不了长帖，灵感来了的时候兴致勃勃，时间一长脑子里就只剩下干巴巴的几句话了。草草收场吧。

二、官僚/外廷

这里不可能像上一部分那样，将外廷官僚划分各种势力，再逐一加以分析。这一部分只会有选择地谈到其中的一些现象。

1、丞相

丞相的官名官位在历朝历代之间变来变去，丞相、仆射、尚书、中书、平章、大学士、中堂、军机大臣。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消长。从整个历史来看，皇权总的趋势是在膨胀，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单线条的事件，总有庸君遇权相，是一个反复进退的过程。

皇帝想要亲政，要提出和执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意志，不可避免地要和以丞相为首的外廷发生碰撞和冲突。皇帝会怎么做呢。一方面可以培植外戚、宦官等皇权势力和外廷对抗，一方面在外廷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和亲信，分化瓦解外廷，最后，在外廷削弱到一定程度以后，建立一个秘书班子，旨从中出，架空丞相，绕过外廷而直接发布政令。这个秘书班子，刚刚建立时没有多少实权和正式地位，更没有相名。但是一旦后来的皇帝放松了对权力的掌握和行使，就会接过相权而成为真正的丞相机构

汉武帝、魏文帝、明成祖、清雍正帝都干过这种事情

有不少改朝换代，是权相或权臣掌握了中外大权以后来篡代的。这些篡臣上了台，第一件事，当然是削弱、架空自己原来呆过的相位、官位，以防别人亦步亦趋。这也是皇权、相权反复斗争表现。

丞相再进一步，就摇身一变成了皇帝。相权对皇权的制约发展到极点，是变成皇权。这也是一种周期率。

2、酷吏

酷吏，是外廷中的皇权势力。酷吏的出身一般不会太好。出身好的那些贵族、士族、身份性地主，是不会当酷吏的，所谓“四世三公”，入仕就可居于庙堂之上。出身不好的，也不一定当酷吏，可以依附于那些三公九卿之类的权贵，慢慢熬自己的进身。酷吏有野心、有抱负、不甘心走这种依附权贵的路，于是他们选择了——依附皇帝，甘当皇帝的咬狗。酷吏就是皇帝用来打击其他政治势力（丞相、外戚、宦官）和在外廷执行自己的政治意志的代理人。

狭义的酷吏，往往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精通政事、吏事和法制，所谓老吏多谋。而如果缺乏这些专业技能，则只能靠逢迎上意了，这种人，往往被叫做“佞臣”。狭义的酷吏，往往多能建立一定的功业，如桑弘羊、张汤，甚至可以包括商鞅、吴起。而“佞臣”则多数只能留下政治斗争的记录，如费无极、江充。

3、清流

有没有连皇帝也不依附的人？有的，这些人仗得是一个“理”字，靠的是舆论的力量（或者说是道德高地）。这些人就是“清流”。

真正的清流，既不依附权贵，也不依附皇权，更不参与实际的政事。可以说既不属于相权，也不属于皇权，倒是可以说是属于神权。西方的教会主张“国王也在教会之内”，清流也主张“孔子为千秋万代帝师”。

问题在于清流们所依凭的儒教是善于立论而无方略，越到后面就越是标榜甚高而无补于事，读书万卷而窘于数行。没办法，有方略的儒家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变成法家了，后来再出现的，则沦为异端了。

所以清流们在对皇权的斗争中，只能是动动嘴皮子的看客。

4、官员录用制度与古代政治势力的变迁

与皇权的膨胀、相权的衰落相伴随的，是贵族、士族、身份性地主势力的下降和庶族、非身份性地主势力的上升。

在殷商时代，官职是由方国的君主来担当的。在先秦时代，中央朝廷的官职是由诸侯来担当的，诸侯国的官职则是由有自己采邑和家兵的大夫来担当的。到秦以后，虽然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但是在初期，贵族、士族仍然把持着政治，他们的衰落虽然是大势所趋，但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点从官员录用制度的演进。

早期的官员录用制度，是举荐制、征辟制。但是凭什么是张三李四被举荐，被征辟，而不是阿猫阿狗？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政治地位、势力、出身和名望。后来的九品中正制迅速地沦为士族门阀的玩物，也是同样的原因。

但是由贵族、士族专权，最终的结果总是会变为政治腐败和效率低下，前有六国，后有魏晋门阀，都是明白的例子。官僚机构要保持一定的活力和行政效率，必须要让有能力的寒门人士有一定的机会被任用。

在战国时代，已经为庶族开了一道门，那就是耕战、军功。只要能达到奖励的标准，就能获得进爵。不过军功有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太大，急于事功的极端，就是穷兵黩武、好战必亡。

科举则是封建社会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官员录用制度了。所以古代中国凭借科举制度，建立了世界古代历史上最有行政效率的文官政府。

有了科举制度以后，皇帝也越来越能够得心应手地削弱贵族势力和相权了。没有了张屠夫，只要一开春闱，还怕没有李屠夫、王屠夫？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太后、外戚越来越少专权的原因。

除了军功和科举之外，还有一种庶族进身的道路，就是捐官。这可以说是秦汉奖励耕战、奖励捐谷入官的一种余绪。然而，善于为自己揽财的人未必善于为国家揽财，更有可能是上任了以后变本加厉地盘剥以敛财。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捐官不能成为官员录用的主流，只能是某些商人家族“洗底”的工具。

三、神权与宗教

中国其实曾经是一个神权国家，在商朝的时候。那时候，商王的统治就是神权统治，绝天地通，将祭祀之权从方国那里集中到商王手中，以图在政治上羁绊地方势力。以至于姬氏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商纣还要喊“我生不有命在天”。殷人自以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自以为是上帝之后。

周人打破了这个幻想，也使得神权政治在中国越来越没有市场。西周首先发展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即单纯像殷人那样“帅民以事神”敬神而不保民，是没什么用的。比较一下周朝以十二牲为太牢，祭牲而不祭人，和商朝动辄以几百人来做牺牲。

周人在中国的宗教史上，还搞了另外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殷人崇拜的上帝实际上是太阳神。周人自己崇拜的天实际上是山岳神。而周人则将这两者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假如不是这样，在古老的东方，现在会不会有一群人，自称是上帝之子，上帝选民，而以安阳或者郑州为圣地，而以到那里去哭拜和亲吻旧城墙为习俗呢？

到了春秋时代，首先有孔子，他老人家的“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是一种不可知论。墨子虽然为他那套“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的学说，找来了一个“明鬼”做基础，但同时又否定掉了“天命论”。他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到战国之世的后期墨家、法家，则更只言人事而不言鬼神了。

所以，中国对鬼神观念和宗教的破除，实际上来源于政治社会生活的实践，而不是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也算是有中国特色了吧。

到汉代，董仲舒等人曾经企图将儒家神学化，企图将其凌驾于帝王之上。神化孔子、先王、灾异，宣扬天人感应，吸收了先秦的阴阳无行学说，将原本注重人事而对鬼神采取不可知论的儒家硬塞进了不少东西。其结果呢？

1、儒教到最后也只是一个半吊子的宗教。

2、皇权始终在政治上和事实上凌驾于神权之上。比如石渠阁奏议、白虎观奏议。

3、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谶纬”。

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实践、发展和斗争，阳儒阴法的官方学说，皇权的膨胀和中央集权，使得宗教永远只能扮演一个思想领域的配角，充当一个政治斗争中的调味料。

四、集权与统一

集权在古代中国，又很长的历史，其发展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自秦统一以后就突然跃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然后就一直呆在那里。

在秦以前，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集权的最初形式，神权集权。在周代早期，各诸侯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所谓“上卿”的任命，以及诸侯本身的即位，都是要由周天子认可的。到秦以后，诸侯实封、贵族、士族的专权也不是一下子就消失的，皇权的膨胀更是到了明清两代在制度上达到了以往只有秦皇汉武这样的强人才触及的高峰。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皇权的膨胀给皇帝带来了极度的重压，和不可克服的矛盾。当皇帝本人无法独自承担这个重担时，依附于皇权的各种势力，如太后、外戚、宦官就会尝试代行皇权，外廷以丞相为首的官僚也会企图伸张相权。如果皇权及其依附势力虚弱，而外廷的相权旺盛，则有可能发生权臣篡代。如果内外两种势力都虚弱，并且发生了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则有可能发生分裂和割据，即东汉末年的格局。如果没有发生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则可能是由外族入侵来完成政权的转移，如明末的情况。

说到底，还是如何实现权力为有能者掌之的问题。

最后举一个皇权膨胀的典型例子——汉武帝。他几乎把所有阻碍他行使皇权的政治势力都斗了一个遍。首先是利用母亲王太后这边的外戚势力和更上一代的窦（太皇）太后来斗争，然后又扶植自己的皇后卫子夫的卫氏——霍氏外戚家族来和王氏外戚以及外廷官僚势力斗。等到晚年，他又利用酷吏江充将可能影响到自己皇权的太子、卫氏外戚家族连根拔起。临到最后一刻，还用杀母立子怪招来彻底杜绝外戚。皇族方面，他铲掉了淮南王，并且搞《推恩令》，彻底削弱了刘氏诸侯王。对外廷的斗争，他任用卫氏——霍氏外戚和酷吏张汤、江充等，分相权，诛丞相，彻底驯服了外廷。在神权方面，董仲舒用天人感应来制约皇权的企图也归于无效，老先生甚至获罪下狱。